錢神錢的民俗事狀和文化名象征

二、古器的錢文

長沙阿彌嶺西漢墓出土的硬陶罐，器身有錢形印紋，以簡略的勾畫象征錢文的形式也大略相同。陶器印紋出現錢紋，這是值得珍視的一例。曾經出土於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的“釉陶錢紋罐”，體現出前者進一步演進的形式。浙江安吉天子崗三國時期墓葬出土的印有錢紋的青瓷器，也可以看作同例。

西漢時代的銅器遺存中，有見於金石學著錄的所謂“良金一朱銅器”、“良金四朱銅器”，均采用以錢紋為中心，兩側以雲紋相烘托的構圖形式。

據《漢金文錄》卷四，傳世著錄漢代銅器以“錢文”為飾者，還有：

新貨泉熨鬥貨泉（錢文五）

新宜子孫熨鬥宜子孫（四旁有貨泉錢文）

新宜子孫熨鬥宜子孫（四旁有貨泉錢文）

新宜子孫熨鬥宜子孫（四旁有貨泉錢文）

長宜子孫熨鬥長宜子孫（四旁有貨泉錢文）

大吉利熨鬥大吉利長宜子孫（有貨泉錢文二）

漢代銅鏡也有以錢紋作為裝飾形式者。被判定為後漢器的所謂“傳形五銖鍾鏡”，銘文為“五銖五”三字，畫麵為五銖錢兩枚相交。又有所謂“貨泉範鏡”，以貨泉錢二枚作為裝飾。我們在一麵四神博局鏡上，也可以看到兩枚“大泉五十”錢紋。有銅鼓研究者在討論銅鼓紋飾時，引錄了所謂“‘富貴宜昌’五銖錢紋銅鏡”，畫麵中為銘文，兩側為魚、鷺，上下分布四枚錢紋。其圖案形式與銘文為“延熹元年造作工”的銅洗以及銘文為“富貴昌宜侯王”的銅洗完全雷同。令人疑心“銅鏡”之說或不確。

漢代銅器紋飾采用錢紋的，以銅洗數量最多。《曆代著錄吉金目》記載見於著錄的，有：

樂洗銘文二

長樂

《貞鬆堂集古遺文》一四·一〇至一一據拓本入錄四角五銖錢文四。

《漢金文錄》五·二一《貞鬆堂集古遺文》一四·一〇著錄。

《小校經閣金文》一五·七漢器。名作“五銖長樂洗”。

富貴昌洗銘文三

富貴昌

《漢金文錄》七補遺一四器二，《從古堂》著錄一器，有五銖錢文四。

《小校經閣金文》一二·五一，又一三·九漢器二，一器有五銖錢文四，名作“五銖富貴昌洗”。

富貴昌宜洗銘文四

富貴昌宜洗

《從古堂款識學》九·一九漢器。錢唐瞿氏清吟閣藏。銘之右魚形一，左鷺形一，又四角五銖錢形各一。

《漢金文錄》五·四一，《從古堂款識學》九·一九，《敬吾心室器款識》上·二二著錄。

《敬吾心室器款識》上·二二錢唐瞿氏藏。

《小校經閣金文》一三·一二漢器。有五銖錢文四，名作“五銖富貴昌宜洗”。

富貴昌洗銘文六

富貴昌宜侯王

《金索》金三·一七七漢器二。名作“宜侯王洗”。其一器為葉東卿藏。銘文左右有雙魚、五銖錢二。

《奇觚室吉金文述》一一·一二，又一四至一五漢器。銘文旁作雙魚形，名作“雙魚洗”。又一器，濮瓜農藏，銘旁作四泉魚鷺形。

《小校經閣金文》一二·八六至九三，又一三·七，又一六至一七漢器十三，名“富貴昌宜侯王洗”。又漢器四，一有五銖錢文二，名作“五銖富貴昌宜侯王洗”；二有五銖錢文四，名同；一有五銖、貨泉錢文各二，名作“五銖貨泉富貴昌洗”。

雙魚四錢大洗銘文七

大富貴昌宜長樂

《考古圖》九·一九漢器。內藏。

《蘇氏鍾鼎款識》一九·五漢器。永和洗銘文八

永和元年朱提造作

《奇觚室吉金文述》一一·一一至一二漢器。葉東卿藏。銘兩旁作五銖錢文及魚鷺形。

《漢金文錄》五·一三名作“永和元年洗”，文作九字。《奇觚室吉金文述》一一·一一著錄。

《小校經閣金文》一三·一一漢器。有五銖錢文二，名作“永和元年洗”。

漢代錢紋銅洗，典型的形式以魚、鷺作為裝飾畫麵的主體，配以錢紋。《小校經閣金文》一二·九四著錄的一件“漢器”，稱“大吉昌金錢中洗”，銘文為“大吉昌金錢中”，可知“金錢”在這裏絕不僅僅是單純為充實和美化畫麵的無主題無意義的圖案，而是有特定的文化含義和具體的象征作用的。有的銅洗紋飾已經以“金錢”為主，省略了魚、鷺形象。如所謂“長樂洗”就是如此，其形式雖略顯單調，“金錢”的地位卻得以提升，可知在器主與製作者的觀念中，“長樂”的實質保證正在於此。有的畫麵中，五銖錢紋竟然多至六枚。山東蒼山柞城出土的東漢銅洗，雙魚在兩側，而錢紋居中，也表現出對“金錢”的刻意突出。

湖北恩施出土的東漢銅洗，有“貨泉”錢紋四枚，中間銘文寫作“富貴金造作吉”，特別強調“金”字，也值得注意。

恩施板橋1982年出土的東漢銅鍾，“底內外有一‘五銖’錢紋”，這樣的形式，也是不多見的。

被定名為“新宜子孫熨鬥”的一件漢代銅器，飾有四枚“貨泉”錢紋，四條魚在其間穿遊，構圖顯得較為活潑。

最直接地體現錢形裝飾意義的漢代文物，當然是所謂“錢樹”或“搖錢樹”。“錢”與西王母等神仙形象的特殊關係，說明它也被賦予了某種神性，這是社會學者和文化學者都應當重視的現象。

漢代錢紋所寓含的文化影響，又向少數民族地區擴展。銅鼓紋飾出現五銖錢紋和“四出”錢紋，就是實證。有學者分析說，“錢紋是中國古代傳統藝術裝飾紋樣之一，常見於古代各類銅器以至墓磚上。古代銅鼓的錢紋與這種傳統裝飾有關。古代銅鼓上的五銖錢紋、‘四出’錢紋往往都環列於主體紋飾雲雷紋兩旁。”“漢代的銅鏡、銅洗及其他銅器也往往飾五銖錢紋。兩廣地區古代銅鼓以五銖錢紋作重要裝飾，顯然受到內地這種裝飾藝術的影響。先秦時期，南方還沒有金屬貨幣。漢至隋唐，銅鼓出現各種與內地一致的錢紋，不僅反映了南方民族創造性地吸收了我國內地的傳統裝飾藝術，也充分反映了秦漢統一南方後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南北兩地經濟聯係的發展。”這樣的意見值得參考。注意到錢紋與“商品經濟的繁榮”和“經濟聯係的發展”的關係，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應當指出，即使把錢紋看作“常見”的“中國古代傳統藝術裝飾紋樣之一”（這一見解還可以討論），也應當指出，其出現和普及，是在漢代發生的曆史文化現象。

西漢文景時代以後，一時國力強盛，民間殷富，於是社會上下浮侈之風盛起。當時人稱之為“俗奢侈”，“世俗奢泰文巧”，“多通侈靡”，“競為奢靡”，“時俗奢侈”。開明之士於是多有“時天下侈靡趨末”，“奢言淫樂而顯侈靡”，“欲以奢侈相勝”，“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奢侈逸豫”，“吏民仿效，寖以成俗”的感歎。漢代錢形圖案的出現與風行，顯示出當時社會以崇尚富有為基本特征的心理傾向，形成了一代世風。漢代錢紋未見體現漢初錢製的實例，而以五銖錢與新莽錢居多，也說明了這是漢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以後方普遍出現的曆史文化現象。

不過，從墓磚使用這種圖案的情形看，地位高貴的王侯大族以及境況貧困的一般平民似乎都並不以這種以錢幣為主題的畫麵表現人生願望，大概時興這一習慣的，主要是當時所謂“中家”，即經濟水準處於中等的民戶。

作為器物紋飾來說，從器物類型的分布看，莊重的禮器大約一般是不裝飾錢紋的，使用錢紋的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實用器。

漢代畫像中錢形圖案的發現，又有地域的差異。最集中的地區，是中原地區和西南地區。這些地區商業較為發達，是公認的曆史事實。西漢政治中心長安附近以及儒學基地魯地罕見有關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看來，京畿地區上層政治群體密集，魯地作為儒學發祥地又有繼承傳統價值原則的儒生們堅持重義輕利的社會文化導向，他們對於財富的誘惑，表麵上保持著一種矜持與冷漠的態度。而湖北恩施板橋出土東漢銅鍾底部飾五銖錢紋的情形，作為一種特例，可能又反映了有心追逐世風，卻又未能破除舊的傳統意識，不免躲躲閃閃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