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間長期以來形成的神秘主義觀念中,“錢”,具有某種超自然的神力。於是曾經被作為巫術的道具。
厭勝,或壓勝,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巫術形式,用以詛咒致勝,壓服對方,包括敵人敵物。李商隱《送從翁東川弘農尚書幕》詩所謂“茲行殊厭勝,故老遂分新”,吳融《和韓致光侍郎無題三首十四韻》詩所謂“厭勝還隨俗,無疑不避人”等,都體現了厭勝術的盛行。
杜甫《石犀行》詩寫道:“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終藉堤防出眾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參人謀。”所說“石犀”,據說就是李冰針對洪水而製作的厭勝之物。
《史記·高祖本紀》說:“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唐人顏真卿《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詩:“吳子多藏日,秦王厭勝辰。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就說到了秦始皇的厭勝行為。據說蕭何營建漢長安城,未央宮有東闕、北闕,不建西闕和南闕,其設計思想就有基於厭勝之法的考慮。漢武帝因柏梁台火災,聽取了越巫勇“越國有火災即複大起宮室以厭勝之”的說法,決意營造建章宮。漢元帝元壽二年(前1),匈奴單於來朝,漢元帝根據“太歲厭勝所在”,特意安排單於居住在上林苑蒲陶宮。王莽專政時,曾經用五色藥石與銅鑄作“威鬥”,形式如北鬥,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王莽出行時,以專職官員背負前行,回到宮中,則置於身邊。據史書記載,他“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為厭勝”。《三國誌·魏書·李傕傳》李賢注引《獻帝起居注》說,漢末軍閥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曆史上又多有“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甲仗皆畫為雷公星文以為厭勝”,“婦人裸體揚箕,擲牛羊犬首為厭勝”等記載。又如《清史稿·諸王列傳六·聖祖諸子·理密親王允礽》:“上令侍衛發允礽所居室,得厭勝物十餘事。”都是使用“厭勝物”的實例。《宋史·藝文誌六》“兵書類”中已經有“《六十甲子厭勝法》一卷”。《明史·馬文升傳》又寫道:
憲宗朝,嶽鎮海瀆諸廟,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貯金書道經、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為厭勝具。
作為以“金銀錢”為“為厭勝具”的記載,這可能是正史中所僅見的一例,因此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討論“錢”與巫術的聯係,“錢”與神秘主義文化的聯係,厭勝錢是重要的物證之一。
厭勝錢,或壓勝錢,是中國古代錢幣中具有特殊意義的一類,其文化涵義,則又遠遠超過了普通的流通領域中的錢幣。
漢代的“辟兵莫當”錢,“日入千金”錢等,應當看作年代較早的一些壓勝錢。從唐宋到明清,此類錢種類數量相當多。常見者有“天下太平”錢、“千秋萬歲”錢等。有的正麵仿古錢形製而鑄成“大泉五十”、“五行大布”、“大觀通寶”等,而背麵則鑄出星象、寶劍、龜蛇一類圖像,以寄托某種神秘主義思想。厭勝錢的用途多種多樣,建築、抗災、殯葬等場合均有使用。
元、明時還有一種供養錢,一般都是寺廟所造,有的背麵還有寺名或“護聖”等字樣,其實也具有厭勝錢的作用。
厭勝錢在考古發掘中常有發現。
厭勝錢的錢文、圖樣豐富多彩,其具體含義也紛雜不一,但是基本的意義,主要在於趨吉辟邪。
有的學者提出,傳統“厭勝錢”的說法不盡準確,應當改稱為“禮俗錢”,或者“民俗錢幣”。將相關現象歸於“民俗”或者民間“禮俗”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這兩種稱謂依然未能準確體現其文化內涵。我們在這裏暫且依然使用“厭勝錢”的傳統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