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神錢的民俗事狀和文化名象征

二、錢幣形製的象征意義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流通於中原諸國的是鏟狀銅幣。鏟狀工具曾是民間交易的媒介，所以最早出現的鑄幣鑄成鏟狀。鏟狀銅幣的製作，說明作為當時先進生產工具的鏟的形狀，曾經被看作財富增值的一種象征。

以早期的空首布為例，柄上保留有銎，仿真性極強。其實是作為農耕工具的鏟的縮微形式，也可以看作鏟的袖珍的模型。

李學勤先生曾經指出，“商代和西周的一些青銅鏟，早有學者主張是貨幣，甚至收入錢譜，但沒有確實證據。”實用青銅鏟和鏟狀銅幣之間甚至難以界定，可見兩者是何等相似。

布本為麻布之意，麻布也是交易媒介之一。有的學者認為，當銅幣出現後，人們因為受長期習慣的影響，仍然稱銅錢為布。

也有的學者認為，布，實際上是錢“之”的同音字。

《周禮·考工記·□人》寫道：“段氏為‘器。”漢代學者鄭玄解釋說：器，田器，錢“之屬。’”，在《釋名·釋用器》中寫作“鑮”：“鑮，亦鋤類也。鑮，迫也。”明人宋應星在《天工開物·鋤“》中寫道：‘凡治地生物，用鋤、’之屬。”潘吉星注，鋤草用的寬口鋤。

刀幣也是中國古代曾經通行的錢幣。

刀幣形製模仿的原型是很明確的，通常以為仿照環首小刀形狀鑄成。《管子·國蓄》說：“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鹽鐵論·錯幣》也寫道：“夏後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奸貞並行。”

所謂“夏後以玄貝”，指出了貝幣流行的曆史事實。早期曾經通行以貝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經濟製度。後來出現銅貝，是作為貝的仿製品進入流通市場的。銅貝一般為橢圓形，通高約1.8厘米，重約3克，正麵有陰文的“君”、“折”等字，人們稱之為“蟻鼻錢”。蟻鼻錢是楚國特有的一種銅幣，狀似海貝，絕大多數都有陰文字，連同穿孔看起來好像詭異的麵容，因此俗稱“鬼臉錢”。目前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山東、陝西、江蘇和浙江等地區都有發現，且除極少數無文字外，絕大部分都有文字。最早著錄楚國蟻鼻錢的是南宋洪遵的《泉誌》。其中寫道：“此錢上狹下廣，背平麵凸，長七分，下闊三分，上銳處可闊一分，重十二銖，文如刻鏤，不類字，世謂之蟻鼻錢。”“蟻鼻錢”應是實用天然貝的代用品。有學者指出，在早期貨幣形態中，“用貝的數量是很大的。由於天然貝的來源有限，不敷應用，所以後來便以銅仿造，這種銅貝《錢譜》上叫做‘蟻鼻錢’，成為後世銅錢的濫觴。”

楚國等地不僅出土銅貝，同時還發現有天然貝。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晚期墓，出土了四千餘枚海貝。一些楚墓中，還發現了仿海貝的骨貝，如1966年春湖北江陵望山2號戰國中期墓出土2件，1984年湖北當陽曹家崗5號春秋晚期墓發現1179枚。這批骨貝凸麵的凹槽兩頭各有一穿孔，而且大多數在槽口兩側還刻有並列或錯列的記號，在這些骨貝的平麵上，有20%還殘留少許綠色結晶物，應是製幣時的貼附之物。

天然貝很可能是中國古代使用年代最早，流通範圍最廣的幣種。宋人陸遊《書巢五詠·砑蠡》所謂“古者貝為貨，庶物賴以通”，體現了一種文化史的常識。據分析，先秦時期用作貨幣的貝大多是海貝，而中國內地以至西北、西南遠離海域的地區多有海貝出土，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與交通的關係。

圓孔圜錢是戰國時通行於三晉和周的一種中有圓孔的圓形銅幣。

方孔圜錢是戰國時期齊、燕、秦三國的通行貨幣。齊行圜錢可能在戰國晚期，鑄造量較小，因此傳世品或出土品都比齊刀少得多。齊國圜錢方孔有郭，有“賹化”、“賹四化”、“賹六化”三種。清代陳介祺的藏品中有齊圜錢的石範和銅質範母。近年在青島又發現有鑄圜錢的銅範。燕的圜錢也分大、中、小三種。其文字為“明四”、“明刀”、“一刀”。可知與刀幣有淵源關係。秦的圜錢有“兩甾”和“文信”。有的學者以為“文信”錢是呂不韋所造，因為呂不韋曾經封為文信侯。《史記》也記載呂不韋的封地在洛陽，而1955年，洛陽東周王城遺址曾經出土石質“文信”錢範一方。從這些情況看，“文信”有可能是呂不韋所鑄。秦圜錢還有一種為“長安”，比較特殊的地方是錢文的“長”在穿之右，“安”在穿下。有的學者指出，“也應為長安君成蟜所鑄。”

作為貨幣的物質形式及其稱謂，是各有其象征意義的。如《漢書·食貨誌下》所說：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雲。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對於所謂“利於刀”，顏師古注引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所謂“流於泉”，如淳說：“流行如泉也。”至於所謂“布於布”，如淳有“布於民間”的解釋。而所謂“束於帛”，顏師古注引李奇曰：“束，聚也。”這裏所說的寶、利、流、布、聚，體現了人們對財富的多層次、多方位的熱切向往，反映了社會文化意識的一個重要層麵。

對於《漢書·食貨誌下》說到的“九府圜法”，李奇以“圜”即圜錢為解說：“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顏師古則反駁這種意見：“此說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雲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顏師古“‘圜’謂均而通也”的說法，如果借以說明圜錢的象征意義，或許也是適宜的。

圓孔圜錢，又稱環錢、環金，其形製的發生，其實，也很有可能是基於對具有某種神秘主義含義的玉器“璧”的仿作。璧，是上古貴族與朝禮、祭禮、喪禮所應用的禮器。也是佩飾之一。《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邢昺疏：“璧亦玉器，子男所執者也。”“璧之製，肉，邊也；好，孔也。邊大倍於孔者，名‘璧’。”圓孔圜錢的形製，確實一如微型的“璧”。

有的學者曾經指出，“璧”的形製，有原始生殖崇拜的意義。這種意見，我們在討論“錢”的文化象征涵義時也可以參考。南朝梁時曾經將一種除去肉郭的異型錢稱作“女錢”，也是考察“錢”的象征意義時值得重視的現象。

推想圓孔圜錢製作之另一種仿製原型，有可能是原始時代出現的裝飾物“骨珠”。當然，這種仿製，已經是形製上的放大。在新石器時代墓葬中，經常出土墓主隨身裝飾品“骨珠”。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骨珠是腰飾，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骨珠則是女性的頸飾。“骨珠是用禽類骨骼磨製成的，甚精致，形狀不很規則，基本呈圓形。一般外徑為3-5、孔徑1-2、厚1-2毫米。”骨珠發現的數量有時相當多，如元君廟M420，竟然多達1147顆。從筆者參與華縣梓裏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經驗可知，這種骨珠通常是用動物脛骨割鋸製成。青海柳灣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墓葬中的同類出土物，發掘者稱為“串珠”，共2252顆，多為“扁圓形，中央一孔”。串珠的質地，有骨質的，也有石質的。

這種裝飾品使用時“串”的形式，也與圜錢集中收藏和攜帶的方式一致。

至於方孔圜錢，《漢書·食貨誌下》有“錢圜函方”的說法，顏師古注引孟康的解釋：“外圜而內孔方也。”在這裏，“函”，一如“涵”，有人解釋為刀幣的舌，恐怕是不正確的。

方孔圜錢的平麵圖案構成是外圓內方，就此有不同的解說。“據說，秦始皇統一用外圓內方的錢幣，是因為他相信當時極為流傳的‘天圓地方’的宇宙觀；還有說是秦始皇特別崇拜可使自己‘長生不老’的方士，因此鑄錢時用了方孔；也有說是表示‘市井方圓’，真是眾說紛紜。”所謂“市井方圓”之說不足取，而以為秦始皇最初製作方孔圜錢的說法也不符合曆史事實，因為戰國時期這種錢幣已經在齊國、燕國和秦國廣泛通行。不過，以為這種錢幣的鑄作與使用與“天圓地方”觀念存在某種聯係的分析，有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的學者如此總結秦國方孔半兩錢的出現：“經商鞅變法，國勢巨增，貨幣也漸趨統一，到惠文王時，各方麵條件都已具備，方孔半兩也就自然出台。隨著之後一個多世紀兼並戰爭的進程，越來越看重方孔圜錢的政治神權意義，如《呂氏春秋》中就有‘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的句子，到秦始皇時，半兩錢就完全成為神權的象征物了。”其實，秦使用方孔圜錢的準確時代還可以繼續討論。而這種錢幣形製的發生與文化信仰必然有關，但是否可以歸納為“神權”或“政治神權”的象征，似乎也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論證。

論者又以為，方孔圜錢的出現，與陰陽五行、天圓地方的哲學思潮有密切的關係。這種錢幣形式，“是先秦幾千年尤其是春秋戰國幾百年間中國經濟政治文化諸多方麵的因素撞擊融合的最後結晶，是一種綜合趨勢”。而且，“從此，中國貨幣與西方貨幣，不但在形製上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界線，具有獨特的東方式的文化特征，並影響到日本、朝鮮、越南諸地區，形成一個東方貨幣文化圈；而且在內質上同時決定了中國貨幣曆史發展與西方不同的命運。”這種錢幣形式，“不僅成為中國貨幣的特有形製，同樣是幾千年中華文明史的形象投影和印記。”這一文化比較的視角，也可以給我們以一定的啟示。

方與圓，是對立的形態，又概括了自然與人文的一切。《周髀算經》卷上說：“萬物周事而圓方用焉，大匠造製而規矩設焉，或毀方而為圓，或破圓而為方。”《尹文子·大道上》寫道：“生於不稱，則群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眾名得其所稱也。”又《周禮·考工記·輿人》：“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管子·形勢解》也說：“以規矩為方圓則成。”方與圓，既象征著“萬物周事”的自然，又象征著“規矩”的權威，製度的權威，法的權威。

前引沈周詩所謂“圓方為象小乾坤”，又以“圓方”作為“乾坤”的象征。

當然，圜錢所以能夠通行於世，最主要的原因，是“從鑄造、流通、貯藏等各方麵考察，圜錢都是最便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