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青銅器的曆史源遠流長,目前在屬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師二裏頭文化遺址上、商代前期的鄭州二裏崗文化遺址上均發現有青銅器。而在二裏崗青銅器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殷墟青銅器不僅品類較全、形式多樣,且造型設計和鑄造工藝都較前有很大的突破和創新。殷墟出土的青銅器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和獨特的藝術風格,代表著我國青銅器發展的高峰,在中國古代文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殷墟出土的青銅器主要有禮器、武器、工具、用具及其他一些雜器。其中禮器的數量僅次於武器。禮器是研究商代社會現實情況特別是禮製的重要依據,也是研究殷商青銅技術、工藝美術、文字、雕塑等的實物資料。禮器根據用途之不同分為酒器、食器、水器、炊器等。各種禮器上大多刻有各種各樣的動物紋飾,有神話性的動物如饕稈、龍、鳳、夔等,也有寫實性動物如牛、虎、羊、魚、鳥等。這些精美的紋飾使青銅器顯得非常華貴,同時充滿了神秘的色彩。有些食器、酒器上鑄有突起的羊頭、象頭、牛頭、龍頭等。四羊方尊、雙羊尊、羊尊、三羊壘、四羊首壘等就是鑄有突起羊頭的青銅禮器。這些禮器對我們了解並研究中國羊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38年,湖南寧鄉出土了一件商後期青銅器——四羊方尊。方尊高58.3厘米,喇叭狀勁張的方形口部,每邊長52.4厘米,重約34.5公斤。器頸飾蕉葉夔紋、獸麵紋和雲雷紋,肩為四龍相纏繞之浮雕。而最有特色的是尊肩四麵以圓雕形式各鑄一突起的卷角羊前驅,兩側各以浮雕鑄出前肢,下及於圈足。羊身有細密精美的鱗紋。整個方尊由羊頭、羊腹構成器腹四角,羊頭卷角誇張,羊口微張,形象寧靜而不失威嚴。全器圓雕、浮雕、線刻並用,平麵的圖像和立體的雕塑結合完美,器形與動物形象渾然一體,造型雄奇,鑄造精良,是目前商代方尊中最大的一件,也是商代金屬工藝技術成就的傑出代表作品之一。現存中國曆史博物館。
雙羊尊也是商代青銅器中之精品,在湖南長沙發現。其造型為兩隻相背而立的同體山羊形象,羊背上載負一隻筒形紋器。羊腹部肥碩圓鼓,四蹄粗壯。羊首圓塑,布滿鱗紋,雙角盤曲,雙目前視,神態安詳、莊重、自然。
現存日本藤田美術館的羊尊,是商代後期的青銅器。尊體為一綿羊形,故名,有蓋,蓋麵飾饕稈紋。尊體側麵刻有鳳首龍身的長形花紋。集羊、龍、鳳三種吉祥的動物於一身,隱含“龍鳳呈羊(祥)”之意。
此外,三羊壘、四羊首壘和四羊首青銅瓿也是商代鑄有突起之羊形的青銅器。
三羊壘現存故宮博物院,為傳世青銅器中壘之巨製,商代祭祀宗廟之重器。壘之主體為三個稜角大羊頭,羊首為高浮雕,巨目,器身飾獸麵紋、雲雷紋及羽狀紋。四羊首壘的主體造型為四隻羊頭,現存上海博物館。四羊首青銅瓿是公元前1400多年商代的青銅器,四隻羊頭栩栩如生雕刻於瓿之鼓腹上,甚是精美。
除禮器外,也有一些用具雕飾羊紋或刻成羊形。羊首勺是商代晚期青銅器,長17.5厘米,勺徑7.5厘米,柄端為羊頭形,圓目大角,似在鳴叫。柄體正中有一正方形鏤孔,孔前、後立一犬一虎,虎張口而犬豎耳,作捕攫狀,設計非常奇特。
對於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及動物形象,郭沫若先生曾說:“我國自來器物款識之性質,凡圖形之作鳥獸蟲魚之形者,必係原始民族之圖騰或其孑遺。其非鳥獸蟲魚之形者,乃圖騰之轉變。蓋已有相當進展文化,而已脫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此說甚是。因為圖騰民族有用圖騰裝飾各種器具、房屋甚至身體的習俗。他們認為圖騰是神聖的、具有庇護並保佑他們的巨大力量。“羌”字來源於以羊為圖騰的羌人在頭上裝飾羊角的習俗,“美”字以及美之觀念的產生也與人們頭上裝飾羊角的圖騰習俗有關。因此,我們可以說,四羊尊等殷周青銅器之所以雕鑄羊形或飾以羊紋,也是先民羊圖騰習俗之反映。或有人說,商人圖騰乃“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商頌·玄鳥》),的確如此。然而從大量的史料可知,以羊為圖騰的羌族和商有著密切的關係。據於省吾先生考證,商在很長時期內“與羌族既有婚媾血緣的聯係,又有戰爭上的頻繁接觸,比任何其他外族的關係都較為密切。”《詩經》、《竹書紀年》等都有羌與商相互往來的記載:《詩·商頌·殷武》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竹書紀年·武湯》載:“十九年,氐羌來貢。”《竹書紀年·武丁》載:“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可以說,商與羌是風氣互染、習俗相近的兩族。因而,在殷商也才會有如四羊方尊等羊形禮器,並且,這些禮器在殷商人心目中同樣是吉祥、美好的象征。
殷墟出土的大量玉器、骨器中發現有許多寫實性羊頭或羊頭形器。著名的婦好墓挖掘出一件羊頭形玉器,長6.2厘米,重55克,形似菱角,三角有孔相通,用嘴噓吹上端之孔,可吹出三個不同的音,估計為口哨之類的樂器,在一角的側麵還有一小孔可佩帶。由於雕琢細致,堪稱一件精美的藝術品。骨笄的形式多種多樣,有齊頭形、鳥體形、蠍子形、千字形、羊字形等,其中齊頭形、鳥體形、羊字形在殷商早、中、晚期遺址上均有發現,說明延用時間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