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鼠咬天開

一、魯迅、周作人談鼠嫁女藝術

目前所見，我國古代（指“五四”以前）以鼠婚為題材的作品和文字記載，主要有三大類。一是見諸地方誌和民俗誌的鼠婚俗信（見本書第九章）；二是流傳於南北各地的鼠婚年畫；三是作家文人以鼠婚為題材創作的小說、詩文等文藝作品。第二、三類作品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內容。近人有關鼠婚的談論，最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和周作人，他們所談論的主要是“五四”前後紹興一帶的鼠婚俗信和民間年畫，他們的見解對我們理解鼠婚這種古老的文化現象很有啟發，因此本章從他們的話題開始我們的討論。

魯迅在《朝花夕拾?狗貓鼠》一文中，對紹興正月十四鼠嫁女的習俗和鼠成親年畫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有精彩的描述：

幾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燈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飄忽地走著，吱吱地叫著……我的床前就貼著兩張花紙，一是“八戒招贅”，滿紙長嘴大耳，我以為不甚雅觀；別的一張“老鼠成親”卻可愛，自新郎、新婦以至儐相、賓客、執事，沒有一個不是尖腮細腿，像煞讀書人的，但穿的都是紅衫綠褲。我想，能舉辦這樣大儀式的，一定隻有我所喜歡的那些隱鼠……那時的想看“老鼠成親”的儀式，卻極其神往……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輕易便睡，等候它們的儀仗從床下出來的夜。然而仍然隻看見幾個光著身子的隱鼠在地麵遊行，不像正在辦著喜事。直到我熬不住了，怏怏睡去，一睜眼卻已經天明，到了燈節了。也許鼠族的婚儀，不但不分請帖，來收羅賀禮，雖是真的“觀禮”，也絕對不歡迎的吧，我想，這是它們向來的習慣，無法抗議的。

魯迅自幼喜愛圖畫，童年時代長媽媽買給他的那本畫著“人麵的獸；九頭的蛇；一腳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沒有頭而‘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還要‘執幹戚而舞’的刑天”的《山海經》圖，使他終生難忘；他把這本書稱為“我最為心愛的寶書”。同樣，鼠嫁女花紙對他的影響也是畢生的。

紹興的花紙就是我們所說的年畫。老鼠嫁女的花紙不僅在魯迅的童年生活中留下於美好的回憶，而且成為他關注民間藝術、畢生致力於非有閑者藝術研究的開端和先導。王樹村在《魯迅與年畫的收集和研究》一文中，提供了一份《魯迅收藏年畫目》，充分說明了魯迅對民間年畫的喜愛。這些年畫是：《老鼠嫁女》（湖南邵陽木版印年畫），《老鼠嫁女》（四川綿竹木版著色年畫），《拜昆侖》、《高老莊》、《流沙河》、《盜芭蕉扇》（以上為四川綿竹木版著色年畫），《天河配》、《四平山》、《木陽城》、《趙虎城》、《羅章跪樓》、《祭塔》、《飛虎山》、《鐵弓緣》、《天台山》（以上為河南開封木版套色年畫），《燃燈道人趙公明》、《秦瓊、尉遲恭》、《馬上鞭鐧》、《天官賜福》（以上為河南開封套色門神），《三星在戶》、《五子登科》、《麒麟送子》（以上為河南開封套色門畫），《車馬大吉》（河南開封套色門神），《連年及第》、《馬上得利》、《九子祝壽》、《今年必發財》、《千秋樂》（以上為上海石印年畫）。

這些年畫，從內容看，不出歲時俗信和戲曲故事兩大類，而這兩類年畫正是清末民初民間最為流行、也最受百姓歡迎的。從中也可以看出，有關老鼠嫁女各種不同版本的年畫，當時已經在全國特別是南方各地廣為流傳，成為歲時俗信年畫的一個重要內容。

魯迅有關花紙（年畫）的論述並不多，但卻很有分量，對我們理解包括鼠婚藝術在內的民間藝術有重要的意義。魯迅認為，老鼠嫁女一類木版畫對研究當時的風俗習尚有益。百姓過年時選購這類花紙，首先是因為花紙好看，他們喜歡。“先前售賣的舊法花紙，其實鄉下人是並不全懂的，他們之買去貼起來，好像了然於心者，一半是因為習慣；這是花紙，好看的。”又說：“中國現在的工農們，其實是像孩子一樣，喜新好異的……當他們在過年時所選取的花紙種類，是很可以供參考的。各種新鮮花樣，如飛機潛艇，奇花異草，也是被歡迎的東西。”據許廣平1938年發表的《關於漢唐石刻畫像》一文的介紹，魯迅對石刻畫像的喜愛與關心，得益於他童年時代對圖畫的愛好。許廣平說：“一般研究碑石的，向多傾注於文字；對於畫像，大抵很少留意。魯迅先生本其自幼愛好圖畫的心情，發展為兩方麵：一為提倡西洋木刻……又其一為中國古代石刻畫像探研，曾下過很多年的苦心……（魯迅）曾向研究木刻者談到，希望他們能留心中國古代的石刻畫像，以求溝通。甚至舊式新年五彩木版連環畫如《老鼠嫁女》；或曆史故事的圖，雖則粗陋，但對於當時風俗習尚的研究，也很有益處。”

魯迅經常教導青年畫家，鼓勵他們向民族民間優秀的藝術傳統學習，針對當時青年畫家好高騖遠的惡習，“不肯作正正經經的畫，刻苦用功……譬之孩子，就是隻能翻筋鬥而不能跨正步”，勸勉他們向民間學習紮實的工夫。在《“連環圖畫”辯護》中說：“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於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於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我敢相信：對於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他在1935年致李樺的信中又說，“所以我的意思，是以為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畫，並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也許能夠創造出更好的版畫。”

對於花紙一類的大眾藝術，魯迅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指出，世界上版畫出現最早的是中國，包括花紙在內的木刻藝術有它自己的發生、發展和消亡的曆史。他說：“世界上版畫出現得最早的是中國，或者刻在石頭上，給人模拓，或者刻在木版上，分布人間。後來就推廣而為書籍的繡像，單張的花紙，給愛好圖畫的人更容易看見，一直到新的印刷術傳進了中國，這才漸漸的歸於消亡。”又說：“及近年，則印繪花紙，且並為西法與俗工所奪；老鼠嫁女與靜拈花之圖，皆渺不複見。”魯迅認為，新年花紙和連環畫不是高等有閑者的藝術。他在《論“舊形式的采用”》中說：“一麵有消費者的藝術，一麵也有生產者的藝術。古代的東西，因為無人保護，除小說的插畫以外，我們幾乎什麽也看不見。至於現在，卻還有市上新年的花紙，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連環圖畫。這些雖未必是真正的生產者的藝術，但和高等有閑者的藝術對立，是無疑的。”

說到周作人與老鼠娶親這個話題，首先要提到一本由周作人作詩、豐子愷作畫、鍾叔河箋釋的圖文並茂、內容豐富有趣、讓人愛不釋手的書：《兒童雜事詩圖箋釋》。《兒童雜事詩》共72首，是周作人1947-1948年在南京老虎橋監獄中所寫。1950年春，周氏出獄後，寄居上海，偶得當時一張四開小報《亦報》的編者唐大郎照顧，將這72首專寫紹興兒童生活和兒童故事的風俗詩在報上連載，署名“東郭生”。豐子愷當時已是上海文化界著名畫家，出於對藝術、對兒童的摯愛以及和周氏的友誼，仍以濃厚的興趣為這些詩畫了69幅插圖。據鍾叔河考證，周作人於1966年8月13、14兩日曾重錄《兒童雜事詩》，周氏日記有記載，而日記止於8月23日，“距重錄此編僅九日，蓋即其絕筆矣。”（《箋釋後記》）周氏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日，仍念念不忘兒時的美好回憶，讀後叫人感慨。這本堪稱雙絕、畫與詩均同臻不朽的“詩畫配”（鍾叔河語），加上鍾叔河那既有資料性、又具學術性、文筆優美的箋釋，使這部圖文雙絕的佳作更是錦上添花。鍾叔河箋釋此書，“首先從周氏本人一生‘用散文寫下來’的數百萬言著作中找材料，並旁及其他，地方文獻、野記雜書、故老言談、友朋通信，都在采輯之列。”（《箋釋後記》）鍾氏的箋釋顯示了他對周作人筆下紹興風土人情、歲時風俗以及對周氏本人的深刻理解，可以說，箋釋本身便是一篇優秀的民俗研究論文。

《兒童雜事詩》72首共分三編，甲丙編為“兒童生活詩”，乙編為“兒童故事詩”，以紹興的民間風俗（歲時、名物、兒童遊戲）為內容，說的又都是清末距今百年以前的事。《老鼠做親》收在丙編“兒童生活詩補”裏。其詩曰：

老鼠今朝也做親，

燈籠火把鬧盈門。

新娘照例紅衣?，

翹起胡須十許根。

（周注：老鼠成親花紙，儀仗輿從悉如人間世。有長柄宮燈一對，題字曰無底洞。）

《老鼠嫁女》的童話和花紙給童年時代的周作人留下的印象是難忘的，周氏在《苦茶隨筆??閩廊集?序》中，記下了這段美好的回憶：“《古板畫圖錄》的姑蘇畫裏卻就有好些寓意畫，如五子登科、得勝封侯等，這與店號喜歡用吉利字樣一樣，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一種脾氣……在我們鄉間，這種年畫隻叫做‘花紙’，製作最好的是立幅的《大廚美女》，普通都貼在衣櫥的門上，故有此稱，有時畫的頗有姿媚，雖然那菱角似的小腳看了討厭……但是那些故事畫更有生氣，如《八大錘》、《黃鶴樓》等戲文，《老鼠嫁女》等童話，幼時看了很有趣，這些印象還是留著。用的紙大約是上過礬的連史，顏色很是單純，特別是那紅色不知道是什麽東西，塗在紙上稍微發亮，又有點臭氣，我們都稱它作豬血，實在恐不盡然。現在的花紙怎麽樣了呢？我不知道，恐怕紙改用了洋紙，印也改用石印了吧，這是改善還是改惡，我也不很明白，但是我個人是喜歡那舊式的花紙的。花紙之中我又頂喜歡老鼠嫁女，其次才是八大錘，至於寓意全然不懂，譬如鬆樹枝上蹲著一隻老活猻，枝下掛著一個大黃蜂窩，我也隻當做活猻和黃蜂窩看罷了，看看也並不覺得有什麽好玩。自然，標榜風雅的藝術畫在現今當為誌士們所斥棄了，這個本來我也不懂得，然而民間畫裏那畫以載道的畫實在也難以佩服，畫固不足觀，其所表示者亦都是士大夫的陳腐思想也……我們即使能為婦孺畫老鼠嫁女以至八大錘，若掛印封侯、時來福湊這種厭勝畫，如何畫得好乎？”

花紙之中，周氏最喜歡的是老鼠嫁女，其次是八大錘。《八大錘》為舊劇名，演嶽雲、狄雷、嚴成芳、何元慶四小將大戰陸文龍事，四人使雙錘，故名。

《兒童雜事詩》中有一首名為《花紙》的詩，說的就是周氏兒時所見的花紙：“兒女英雄滿壁排，灘頭花紙費衡裁。大廚美女多嬌媚，不及橫張八大錘。”（周注：直幅美女圖用以貼衣櫥門扇上者，名大櫥美女。八大錘畫戲裝武士，數人持錘，大小式樣不一，多係橫幅。男孩每喜購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詩中所說的“灘頭花紙”，指的便是湖南隆回縣灘頭鎮所製作的年畫，也就是上文所說魯迅收藏的鼠嫁女年畫的第一幅《楚南灘鎮新刻老鼠娶親全本》。由此可見周氏兄弟二人所見的是同一幅湖南邵陽市隆回灘頭年畫。年畫上由14隻鼠組成的送親隊伍，浩浩蕩蕩，有送禮的、吹喇叭的、打鑼的、扛燈的、抬轎的、打傘蓋的；鼠新郎騎在馬上，嬌滴滴的鼠新娘坐在轎子裏，一如周氏所說“儀仗輿從悉如人間世”。周作人在老鼠做親一詩中加注說，“有長柄宮燈一對，題字曰無底洞。”又據鍾氏箋釋（第222頁），1950年7月5日《亦報》載周氏作《妙峰山與無底洞》一文，不知道這兩處無底洞和我們下一節所要談的《西遊記》無底洞鼠女求陽故事，以及蘇州桃花塢年畫無底洞老鼠嫁女有些什麽關係呢？這對題著無底洞宮燈的年畫是見於上述湖南的灘頭年畫呢，還是出自紹興民間的嫁鼠習俗？這些有趣的問題隻好留待以後搜集更多的資料，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花紙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那隻體態魁梧的巨貓了，它正在收受鼠輩親屬的賀禮。鼠婚年畫中的巨貓扮演的是什麽角色，這畫外之意自然是一目了然的，周氏也沒有說明。那麽，舊時紹興百姓年節張貼鼠嫁女花紙，除了兒童喜愛和增添喜慶氣氛外，是否還有其他的諸如驅鼠、鎮鼠、滅鼠的民俗目的呢？在筆者所搜集的20多則浙江流傳的鼠婚俗信中，也沒有見到紹興的資料；而鍾叔河在給周氏《上元》詩作箋釋時所提供的一則資料，對我們了解上述問題，可能有些幫助。鍾叔河在箋釋紹興的上元花燈節時引用了勞祖德的話：“紹興小兒所嬉花燈，用篾紮成，外糊紅綠紙，中點小燭，有荷花燈、兔燈、雞燈諸名目，名肖形狀。紹俗，正月十四夜照蛇蟲，兩小兒一提花燈，一執被笏（晾棉絮時拍打用，藤條製），歌雲：‘十四夜，照蛇蟲；蛇蟲有，把打殺；蛇蟲沒，把踏殺；嗬斥嗬斥，趕到茅山吃草去。’照蛇蟲特於屋角暗陬，十五夜堂屋光明，花燈遂無用矣。”紹俗正月十四照蛇蟲，正好又是嫁鼠日，把鼠嫁走趕走，與照蛇蟲的目的是一樣的。鼠嫁女年畫中的巨貓正是為突出鼠嫁女的滅鼠功能，是民間所采用的一種藝術手法。

20世紀40年代周作人寫的有關老鼠嫁女的一篇專文《記嫁鼠詞》，對我們了解周氏的見解有重要的意義。由於資料不易查找，現全文引錄如下：

徐時棟《煙嶼樓讀書誌》卷十六《清白居士集》第五條雲：“杭俗謂除夕鼠嫁女，竊履為轎。《蛻稿》中有《嫁鼠詞》，中有警句雲：‘好合定知時在子，以履為車鼠子迓，鼠婦新來拜鼠姑，鼠姑卻立拱而謝。’運用自然。”蕭山寅半生編《天花亂墜》二集卷五有王衍梅《鼠嫁詞》，小引雲：“《虞城誌》，正月十七夜民間禁燈，以便鼠嫁。”詩凡二十五韻，有雲：“顛當守門防客走，拱鼠前揖將進酒。小姑豔過鼠姑花，廚下先嚐儂洗手。”與梁作近似。但我又喜其他四句雲：“啾啾唧唧數聘錢，香車飛駕雕梁邊。嬌羞鸞鏡一相照，不許燈花窺並肩。”此與以履為車純是童話意境，在詩文中殊不易見到。鼠嫁女也是有趣的民間俗信，小時候曾見有花紙畫此情景，很受小兒女的歡迎，不知現今還有否也。王衍梅著有《綠雪堂集》二十卷，查閱兩過，卻找不著那篇《鼠嫁詞》，寅半生或別有所據歟。七月廿三日。

周氏的《記嫁鼠詞》收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書房一角》中，周氏所引第一首嫁鼠詞為清代學者梁玉繩的作品，梁氏著有《清白士集》，《記嫁鼠詞》便收在該書嘉慶版卷二十六《蛻稿二》中。徐氏寫作《清白居士集》或別有所本，或為傳抄之誤也未可知。

周作人在《記嫁鼠詞》這篇短文中，介紹了清代兩位學者梁玉繩和王衍梅根據民間的鼠婚俗信創作的嫁鼠詞，足見周氏對嫁鼠作品的喜愛和重視。以鞋作轎嫁鼠的俗信在我國河北、山東、浙江等地都有，而且還非要“竊履”不可，認為用“偷”來的鞋嫁鼠才吉祥，才有福氣，婚姻才和諧美滿。這其中的民俗內涵不僅有意思，而且有悠久的曆史淵源。關於梁玉繩和王衍梅的嫁鼠詩以及竊履嫁鼠的民俗風采，我們將在下一章專門論述，此處不贅。

周氏的《記嫁鼠詞》對我們理解嫁鼠這種民俗現象，以及文人學者以鼠婚為題材創作的作品都有啟發，短短幾句話，把鼠婚這種文化現象所具有的三重意義：民俗意義、藝術鑒賞意義和學術研究意義，說得非常透徹。

周氏指出，鼠嫁女是一種有趣的民間俗信，小時候曾見的花紙就是這種俗信的反映，很受民眾歡迎。鼠婚這種民間俗信的一個突出特點，便是以歲時與地方作背景，既體現了百姓的歲時觀念，又具有地方色彩。周氏寫兒童雜事詩，正是“有歲時及地方作背景”，並“就平生最熟悉的民俗中取材，自多偏於越地”。（甲編附記，第104頁）他在《過去的工作?關於竹枝詞》中說：“以七言四句，歌詠風土人情……我所更喜歡的乃是詩中所載的‘土風’。”（第307頁）寫兒童雜事詩，“本意實在是想引誘讀者進到民俗研究方麵去”（卷首6）。以民俗的眼光和方法去觀察和分析各種民間俗信和民間作品，是周氏學術研究的一大特色，在他20世紀二三十年代寫作的《兒童文學小論?兒歌之研究》中，便反複強調，“唯本於古代禮俗，流傳及今者，則可以民俗學疏理，得其本意耳。”（第235頁）

周氏兄弟一再指出，老鼠嫁女的花紙、歌謠和童話很為小兒女喜愛，自然是由於這類作品所具有的其他作品所無法比擬的藝術鑒賞價值。周作人所言“純是童話意境”，一語道出鼠嫁女作品為兒童喜愛的原因。1950年7月5日周氏在《亦報》《妙峰山與無底洞》中說：“小孩都喜歡聽講故事，有地方叫‘說古今’，或雲‘大頭天話’，裏邊不但貓狗說話，而且妖精現形，老虎化為外婆，田螺變成新婦，現在的成年人大概還多少記得。後來從外國傳進知識來，知道這些都是童話，有的又怕聽了真會相信貓狗說話，養成迷信，主張廢除，我個人是不這樣主張的。”（第222頁）置身於“童話意境”，兒童“幼稚的心能夠建築起空想的世界來”（《自己的園地?兒童劇》，第231頁）。

周作人在《兒童雜事詩序》中說：“我本不會做詩，但有時候也借用這個形式，覺得這樣說法，別有一種味道。其本意則與用散文無殊，無非隻是想表現出一點意思吧了……我這一卷所謂詩，實在乃隻是一篇關於兒童的論文的變相。”（第2-3頁）說鼠婚民俗，探討其藝術鑒賞價值，都是學術研究的一種。周氏在《十堂筆談?風土誌》中強調指出了這種學術研究的意義：“假如另外有人，對於中國人的過去與將來頗為關心，便想請他把史學的興趣放到低的廣的方麵來，從讀雜書的時候起離開了廊廟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漸與田夫野老相接觸，從事於國民生活之史的研究，此雖是寂寞的學問，卻於中國有重大的意義。”（第3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