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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1)
第一節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一、明末“三大案”以及黨爭。
黨爭，是明王朝留給多爾袞的一項遺產。
明朝萬曆後期，就是太祖努爾哈赤起兵的那個時節，在明朝宮廷裏出了“三大案”，這三案又都是圍繞著立儲發生的。本來這些都是朱家的私事，與旁人無幹的，但卻偏偏引起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們無休止的紛爭。
第一個案子叫做“梃擊案”。一個莫名其妙的男子揮舞著一根棗木棍，直奔東宮太子所居的慈慶宮而來，簡直如入無人之境。是不是一直對太子常洛懷恨在心、希望己子常洵繼承皇位的鄭貴妃主使的呢？以王之為首的一派與以劉廷元為首的一派爭執不休，最後隻好馬虎了事。第二個案子叫做“紅丸案”，是因為朱常洛一直沉湎於酒色，淘虛了身子，繼位不久便臥床不起，內醫下了瀉藥，又一天三四十次地瀉肚。這時大學士方從哲推薦李可灼獻上紅丸，不想光宗服後卻一命嗚呼，東林黨人孫慎行以及楊漣、左光鬥等紛紛指責方從哲等，又引起一場爭鬥。第三個案子叫做“移宮案”，是說光宗的選侍李氏企圖在光宗死後掌握大權，因此拒不搬出乾清宮，楊漣、左光鬥以乾清宮為皇後所居，李氏居住不合儀製，疏請移宮，而對立的官員以光宗屍骨未寒就逼迫遺孀，未免過分。最後還是新皇帝朱由校出麵支持前者，迫李選侍移居噦鸞宮，才算了事。
其實，雙方為這些事大動肝火，實在是為著自己一派的利益、地位，並非真正為了國家。但以在“爭國本”中被黜的顧憲成為代表的東林黨人――包括中央和地方、在朝和在野的許多官紳――卻相對清正一些，個人品行節操也要好一些，而浙、齊、楚、昆、宣諸黨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就要低得多，後來的閹黨則更是人民的對立麵了。
熹宗登位後，東林黨一時得勢，但卻遭到以司禮太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嫉恨。這股惡勢力的危害遍及全國，引起各階層人民的不滿，東林黨人也紛紛上書彈劾。魏忠賢惱羞成怒，令手下人首先逮捕東林黨魁楊漣，左光鬥、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在獄中折磨至死。後又捕殺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把一切反對閹黨的人都扣上東林黨的帽子，輕則流放，重則砍頭。以前的“三大案”又全部翻了過來，還編了《三朝要典》，昭示東林的“罪惡”。這部書有三位閹黨總裁，其中之一便是後來在清初頗得重用的涿州人馮銓。
朱由檢上台之後，頗想有所作為。於是他順應大家的意思，懲辦了閹黨，為東林恢複了名譽。但是，黨爭卻在崇禎朝依然如故。在入閣人選的問題上，禮部尚書溫體仁和侍郎周延儒合謀，用不正當的手段把東林領袖之一錢謙益踩了下去，引起了東林黨人的不滿，後來又搞了袁崇煥、錢龍錫的冤獄，起用被黜的閹黨，打擊東林的姚希孟、文震孟，雙方仇鬥，不減天啟間。後來溫體仁下台，周延儒複相，把閹黨有牽連的馬士英放了鳳陽督師，為後來迎福王、翻逆案埋下了引線。
到清兵占據了華北，南明弘光權利雖然僻居一隅，黨爭卻仍然不斷。在立福王還是立潞王的問題上，東林黨及其東林後人的複社支持史可法立潞王，阮大铖等逆案中人支持馬士英立福王，結果是後者得勝。在民族危難之際，馬阮之流翻逆案，立順案(專門處罰投降過李自成大順權利的東林、複社中人)，把黃道周、陳子龍等排擠出朝，又圍繞僧大悲之獄、偽太子，偽皇妃這“南渡三大案”，雙方爭鬥激烈，使弘光朝的政治烏煙瘴氣、一塌糊塗。如此權利，怎能不迅速敗亡？至於南明的其他幾個權利，特別是永曆小朝廷，也是黨爭不斷，在大敵當前，自己的生存都很成問題的情況下，居然還有精力互相傾軋，而不能求同存異。了解了這些，對南明權利接二連三地出現，又接二連三地覆亡，沒有一個能支撐殘局，完成反清複明大業的原因，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了。二、“南北黨爭”
(一)重用舊人：黨爭原因之一。
我們如此追述故明的黨爭曆史，不僅是想說明多爾袞入關乃至統一中國成功的一個因素就是利用了漢人官紳內部的矛盾衝突，而且是使人們了解清初黨爭的曆史淵源，因為清初漢官之間的鬥爭，基本上是明末黨爭在新形勢下的繼續。
多爾袞進入北京之後，對故明官員廣為招徠，多以原官重用，這些降清官員中既有閹黨餘孽，又有清流後人。如閹黨“名人”之一馮銓，在接到多爾袞招他的書信後，立刻動身前來朝見，多爾袞賜他衣帽、鞍馬、銀幣等，以示信任，《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辛醜。使其成為清初黨爭中的主要角色。其他如搶先發變衣冠的孫之獬、李若琳，都同屬閹黨。南京被清軍攻克之後，馮銓薦舉阮大铖、蔡奕琛、張捷、楊維垣、鄒之麟，“皆東林異己也”，在阮大铖名下，還特別注上“江南第一才子”六個字。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下”，“弘光”，中華書局，1982年，第24頁。另外他還沿襲明末以地分黨的傳統，大力舉薦山東、北直、山西、河南等省的舊官，基本上都為多爾袞量才錄用。後來與馮銓聯手打擊南方官員的劉正宗，山東安丘人，也是南京失守後降清，任以原官的。
原屬東林黨的官員在社會上名望較大，自然屬於多爾袞重點征求的對象，這部分人原籍多在江南，因此江南落入清軍之手後，他們當中降清的也不在少數。如陳名夏為馬、阮立順案所逼，徘徊於浙、閩，豫、皖之後，於順治二年為王文奎舉薦入朝，頗得多爾袞賞識，到順治五年擔任了吏部的第一任漢人尚書，成為南方官員的領袖。龔鼎孳是江南名士，他投降過李自成，又是李自成退出北京後第一批降清的官員之一，用他的話來說，“爾時草昧初辟，六垣皆虛無人……臣早暮拮據，罔辭瘁”，龔鼎孽《定山堂文集》卷3，“再乞歸養疏”。為多爾袞穩定國內局麵立下了汗馬功勞，後來他屢為南方人說話，與馮銓等爭鬥。被清內院諸臣稱為“江南人望”的錢謙益曾歎道：“長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幾死”，說的就是他努力為傅山、陶汝鼐、閻爾梅開脫的事。吳偉業也說他“傾囊橐以恤窮交，出氣力以援知己”，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5，“龔鼎孳”，第553頁。實際上他這個人朝秦暮楚，品行實在不敢恭維。錢謙益、吳偉業，李雯等江南名士、東林或複社的黨魁也都紛紛降清，實際上就把明末的結黨營私問題帶到清初來。後來重開了科考，大批江南士子湧入政府，如順治四年會試，中試者三百人，江南士子將近一半，鼎甲皆江南人。這本是明朝就有的趨勢，但卻成為黨爭中南方官員的雄厚後備力量。這樣，明朝遺留下來的閹黨與東林之間黨爭的餘波，表麵上卻表現為南北兩地官員的派係之爭。
多爾袞不是不知道這些情況。順治元年六月，他就發布令旨，說明朝之所以滅亡，都是由於內外官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不賢者多夤緣幸進”。《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丙子。七月十四日，他在批複向玉軒的上疏時曾說，“至於前朝弊習，每以門戶為職掌，以恩仇為功罪”。順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吏科給事中向玉軒等啟為官職既行裁省。才品愈宜精核，謹陳甄別之法以清吏治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同月，他又諭官民人等說：“薦舉者公道，則所薦必賢，社稷蒼生，並受其福；舉者不公，則結連黨羽，引進親朋，或受囑托，混淆名實，標榜虛名，誤國妨賢，以此為最”，因此下令嚴格薦舉。《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甲寅。順治二年閏六月，多爾袞曾問幾位大學士：
“明朝都說分黨，要是同心為朝廷，這等的黨也是好的。”
大學士李建泰連忙發表自己的見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從國家百姓起見，這是和，從身家私欲起見，這是同。和與同原有分別。”
馮銓絕不會忘記奉迎拍馬：“諸臣所言所為，俱難逃王上洞察。”
多爾袞一高興，就說自己有知人的聰明。《多爾袞攝政日記》
多爾袞雖然知道明末黨爭的危害，但除了一再申飭之外，又沒有什麽更多的好方法，因為清初缺官甚多，不依賴明朝舊官就辦不成事。因此不管前朝有劣績的廢紳還是有聲望的官員，不管是“逆案”中人，還是“順案”之人，一律既往不咎，原官任用，頗有讓他們重新做人之意。
(二)彈劾馮銓案：黨爭的中心。
但是，這種陋習之根深蒂固，絕非二三道行政命令所能除掉的，況且黨爭不像貪官汙吏可以用法律解決，它說有就有，說無即無，潛移默化，卻盤根錯節。因此多爾袞雖然三令五申，可還是免不了一場爭執。順治二年六月，禮部左侍郎孫之獬見原來社局中人仍舊往來密切，便上疏請求禁止私交，表麵上是為避免結黨，實際上是對黨社殘餘勢力的繼續打擊。疏上之後，當即得到多爾袞的批複：“各衙門官員拜往宴會，曠職營私，明季弊習，深可痛恨，著都察院嚴行禁飭。有故違者，該城禦史呈報糾參，隱徇者並治，其同官往來及親戚禮節宴會不在禁例。”《清世祖實錄》卷17，順治二年六月己亥。
孫之獬何許人也？明崇禎初年打擊閹黨，毀《三朝要典》，他卻跑到朝廷上“痛哭力爭”，很不得人心。後來多爾袞進了北京之後，頭發、服製等暫遵明朝之舊。傳說孫之獬卻領頭發換裝，討好滿洲貴族。入朝時他想加入滿臣行列，但滿臣以其為漢人而不受，他再回到漢班，漢人以其滿洲裝飾也不容他，孫之獬十分氣惱，便上疏請下令。結果搞得天下大亂，“東南士庶，無不椎心飲泣”。《清朝野史大觀》卷3，“孫之獬請改滿裝”上海，上海書店1981年，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複印，第7頁。此時此刻，他又拉大旗作虎皮，借多爾袞的威勢禁止官員私交，其意不言自明。對於那些南方官員、東林後人來說，更是新仇舊恨，一齊湧上心頭，骨鯁在喉，必欲一吐為快。
這些人清楚得很，孫之獬不過隻是個黨羽，真正的敵人是大學士馮銓。於是，一年來雙方的明爭暗鬥，終於以浙江道監察禦史吳達疏劾馮銓為標誌，攤在了桌麵上。前朝黨爭、清初的南北互鬥都由此而始。
順治二年七月，浙江道禦史吳達上疏說，如今所用官員，都取自明末，有明末黜革的人，還被錄用，如逆黨權翼、貪墨敗類等都有，不可不黜。他還舉出阮大铖、袁弘勳、徐複陽等人，矛頭直指他們的後台，直指閹黨餘孽。他又提出“江南底定，人才畢集”，言外之意是希望多爾袞重視南方人才的選用。這樣，就開始了對孫之獬――馮銓的回擊。多爾袞的批複是模棱兩可的，他一方麵說“用賢誠係國家要務”，必須重視；一方麵又說“若先既錄用，後無罪而黜”，會引起人家疑心；最後告誡說，彈劾人必須“求其實據”，不得“揣摩影響之言以失真”，言下之意就是希望言官不要再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清世祖實錄》卷19，順治二年七月戊寅。也許多爾袞已經聞出了雙方奏疏中的火藥味，為了避免爭鬥影響清初政局的穩定，他力圖避免這場爭鬥的白熱化。
但是，吳達卻沒有理會多爾袞的暗示。他見多爾袞說他沒有真憑實據，便趕作了一篇題為“特參奸貪大臣以肅本政”的奏疏，上呈多爾袞，大書馮銓罪狀，使鬥爭更為激烈。他在奏疏中說，“從來沒有見過對其恩隆特簡、猶然狐媚成奸，豺狼成性、禍國殃民有像如今馮銓這樣的”。他指出馮銓的五大罪狀：一是他“攬權自負，票擬在手，使人畏懼逢迎”；二是薑降清時，他曾向薑索要賄銀三萬兩，“許其封拜”；三是他包庇壞官；四是引薦阮大铖，“屢囑南行者，令其早入長安”；五是他讓他兒子馮源淮擅入內院，大張宴席，與學士、講讀、史館及中書等官“交歡竟日”，企圖結黨營私。最後吳達還說，這些都是我所熟知的，外麵傳馮銓“貪婪萬狀”，我還不敢隨便說。因此請求對他嚴加處置。《皇清奏議》卷2.
緊接著，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杜立德，禦史王守履、桑芸、李森先、羅國士、鄧孕槐等，紛紛上疏彈劾馮銓，並說禮部左侍郎孫之獬受了馮源淮的賄賂，因此收他作為標下中軍，而禮部侍郎李若琳也是馮銓黨羽，其人“庸懦無行”，都應該罷黜究治，請求將馮銓父子斬首。《清世祖實錄》卷20，順治二年八月丙申。其中言辭最激烈的是李森先，他說各臣揭發馮銓父子納賄等幾事與其罪惡相比，差之甚遠。馮銓憑借大學士的“震國之權”和“通神之財”，勾結刑部各官，使人們對馮的揭發彈劾往往無效。因此他請求多爾袞親自出麵審訊此事，如有不實之處，可治他欺罔之罪；如果舉劾不錯，就應立斬馮銓父子於市，以服天下。參見《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一卷，“李森先”第133頁。
這時，多爾袞處在兩麵為難的境地。一方麵，馮銓等人的罪行看來不假，不處不足以服人心，而且朝中漢官反對馮銓的占大多數，高層官員中洪承疇、金之俊等本身就是南方人，雖然不公開表態，也不會支持馮銓，甚至關外老臣範文程都暗中同情反馮的科道官員。如果保馮，便有可能失去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麵，馮銓等人是死心塌地為滿洲貴族效勞的，孫之獬在眾人未發之前即行剃頭，全家男女老少都著滿裝。李若琳也是先發者之一，這些人“忠心耿耿”，處之便大大打擊了他們的積極性。往更深一步想，如果處理了馮銓，南方人就會得勢，朝局就會為他們左右，就不會有與其抗衡的力量。在此江南半壁尚烽火連天之際，如果南黨得勢，將會對形勢產生什麽樣的嚴重後果？會不會出現裏應外合、危及清廷生存的局麵？……多爾袞前思後想，真有些不寒而栗。
這樣，十天過去了，多爾袞還沒有表態。戶科給事中杜立德憋不住了，於八月十一日上疏，認為此事很久“未蒙鑒裁，內外大小，群情洶洶”，以後有天下大事，誰敢再出一言？因此希望滿漢大臣朝堂共議，請多爾袞裁定奸邪。《清世祖實錄》卷20，順治二年八月庚寅。
這時候，多爾袞已經決定明確態度支持馮銓了。他想，去掉科道等官，不過是除掉幾個人罷了，何況並不一定非要革他們的職不可；但去掉馮銓，卻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有可能產生重大後果。這樣，在窺得多爾袞意圖的基礎上，刑部“以鞫問無實，擬科道各官俱反坐”，報告多爾袞。多爾袞則把內院大學士、刑部、科道等官都召集到重華殿麵審，認為科道官是“結黨同謀陷害”，認為明末正是諸臣結黨，陷害忠良，以致明亡，如今科道官仍蹈故明陋習，陷害無辜。龔鼎孳聽了，心裏頗不服氣，向上頂撞道。
“馮銓依附魏忠賢，是個作惡之人。”
馮銓仗著多爾袞支持，便強辨說：“忠賢作惡，所以正法，我以前也曾上疏請退。如我果係魏黨，為什麽不殺我？為什麽沒治罪？”
接著反咬龔鼎孳一口：“李自成將我故主崇禎陷害，龔鼎孳為什麽反倒投降了陷害君父的李賊，竟為他作北城禦史？”
多爾袞明知故問：“這是真的麽？”
龔鼎孳被馮銓咬住了短處，無可奈何，隻得硬著頭皮回答：“是真的。但又豈止我一人如此！魏徵也曾歸順唐太宗呢。”
多爾袞聽了，反倒笑了。“如果能自立忠貞，才可要求別人，己身不正，何以貴人？”接著臉色一變：“龔鼎孳自比魏徵，把李賊比作唐太宗，真是可恥！這種人還多嘴說別人，最好閉上嘴一邊兒呆著去！”
過了一會兒，他又對眾官說：“這次從寬，免了你們的罪，以後再不改悔，一定嚴懲不貸。”
幾天後，以李森先奏疏言詞過激，其中說把馮銓父子斬首的話太過分，下令將他革職。而賜馮銓一品頂帽、帶各一，貂皮朝衣一件，藍蟒朝衣一件，貂褂一件，以示慰問。《清世祖實錄》卷20，順治二年八月丙申、丁未。
兩派交鋒的第一個回合，以多爾袞支持北方的朝中重臣而告結束。但是，這並不說明多爾袞是個任用奸邪的糊塗人。他知道，這些言官並沒有什麽過錯，但權衡利弊，又不能不對他們進行壓抑，所以最後的處罰並不很重。龔鼎孳雖然當眾挨了一頓臭罵，但不久後卻被“升”為太常寺少卿。《清世祖實錄》卷20，順治二年九月庚午。而馮銓死黨孫之獬卻因為招撫無功，擅加總兵職銜，任意市恩等故，被多爾袞革職，永不敘用。《清世祖實錄》卷28，順治三年十月壬辰。馮銓雖然仍在台上，但經過這一次教訓，便不敢再像明朝時那樣專橫跋扈，為所欲為。實際上，在他十幾年的任職期間，除了大力打擊南黨之外，並沒有什麽危害社會之舉。所以，多爾袞就利用他行政經驗豐富的一麵，一直把他置於羽翼之下保護起來。
(三)誰是南北黨爭的受益者。
終順治一朝的南北黨爭，此時你占上風，彼時我居上遊，或者一損俱損，兩敗俱傷，在攝政時期真正嚐到甜頭的是多爾袞自己。他通過兩派的鬥爭對他們都更為了解，把他們都更牢固地控製在手中，借此達到他以漢治漢的目的。在他掌握權利的日子裏，馮銓一直很得寵信，但陳名夏也頗得重用，順治五年作了首任吏部尚書，後來還當了大學士。與他同時任尚書的還有江蘇人金之俊，但還有對頭李若琳，以及北方籍的謝啟光、劉餘、黨崇雅。由此可以看出，多爾袞總是在一定的權力機構中安排適當的力量對比，使雙方相互製約，並不讓一方徹底壓倒另一方。另外內院重臣洪承疇也與陳名夏關係密切，“洪、陳有密議，必出禁省，決於他所”。談遷《北遊錄》，“紀聞下”，“張？”，第362頁。可見多爾袞並沒有因為順治二年為馮銓撐了腰，就貶斥南人，而仍然是利用他們為自己服務。在多爾袞攝政時期，雖然黨爭存在，但並沒有對整個社會造成嚴重的危害，也沒有出現過明朝萬曆以後那種某一黨大起，某一派大落，使政局反複無常的動蕩局麵。
多爾袞雖然年輕，卻是個頗有手腕的政治家，他不僅在朝廷內部安排好滿漢實力對比的格局，使矛盾緩和，還可以互相補充、互相製約，而且在漢族高級官員中安排好了不同派係對比的格局。通過一派的揭發，發現另一派的罪行，再通過另一派的反擊，發現這一派的劣跡，時而教訓這些人，時而斥責那些人，最終使不同黨派誰都不敢輕舉妄動。順治二年彈劾馮銓案及其餘波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從此一直到福臨親政，雙方雖有小打小鬧，但始終沒有再次釀成大的衝突。這一點，他是比侄兒福臨要高明得多的。後者在親政之後，忽而把馮銓、李若琳等貶斥出朝，忽而又絞殺陳名夏、戍死陳之遴，又屢興大案，打擊南人，使朝野怨聲載道。相形之下，多爾袞的手段不溫不火，的確老練。
當然，這並不是說多爾袞對此一點兒傾向也沒有。盡管馮銓等人在前朝的名聲不甚好，但他們可信任的程度卻比南人高得多。因為反清最激烈的都是些南方人，北方官紳要順從得多，像後來馮銓說的：“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可嘉，，這類意思，《清世祖實錄》卷54.多爾袞實際上是同意的。
(四)滿洲貴族的介入。
為了在競爭中取勝，各派漢人官紳便紛紛尋求滿洲靠山。傳說，陳名夏一向與正黃旗索尼相好，他後來被處死的時候，正好索尼不在。也有人說，正是乘索尼外出之機將其絞殺的。談遷《北遊錄》，“紀聞下”，“陳名夏”，第390―391頁。此說不一定確實，但陳名夏與滿洲黃旗勢力的關係卻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順治九年他投旗即投入了正黃旗。另外陳名夏與正黃旗固山額真譚泰的關係也不錯，雖說譚泰投靠了多爾袞，但卻正可以幫助陳名夏說話。後來陳名夏被禦史張煊彈劾，譚泰就跳出來為陳辯護，甚至“於廷議時咆哮起爭”。《清史列傳》卷4，“譚泰”，第221頁。鑲黃旗漢軍的範文程深得清統治者信任，地位幾同滿臣。由於他一進北京就下令護送故明大學士倪元璐的靈柩和家屬歸南，從而深得南方地主階級的讚賞。順治二年科道官們彈劾馮銓之時，他暗中同情，後來又親自提議，把被黜的許作梅、李森先、桑芸、向玉軒、莊憲祖等一一起複。範文程的女婿盧震亦為北方漢軍旗人，但卻自稱竟陵(湖北天門)人，到江南去時，常與一批文人逸士往來。此外範文程的親戚中還有江南名門海寧陳家的人，參見鄧之城《清詩紀事初編》，卷6，“盧震”，第642頁；卷7，“陳奕禧”，第782頁。當然會有傾向性。
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漢官中的南北黨爭由於滿洲貴族的介入而變得複雜化了；反過來說，原有的滿洲貴族的權力之爭，也由於漢官鬥爭的滲入而增添了新的內容。但是，就多爾袞來說，滿洲貴族間的矛盾衝突要更值得重視些。因為漢官們的狗咬狗不會危及自己的統治，而滿洲貴族的反抗，就可能使他從攝政王的寶座上滾下來，而滿洲貴族這一統治核心如不團結一致，整個新建的統治就可能毀於一旦。
的確，圍繞著崇德八年皇位繼承問題而爆發的八旗貴族間的衝突，並沒有因為多爾袞擁立福臨形成的妥協而徹底結束。在多爾袞攝政短短的七年裏，盡管戎馬倥傯，政務繁重，還是頻起風波，數興大獄。
第二節建立在鐵與血之上的獨裁。
一、剪除政敵。
（一）皇位之爭的後遺症。
盛京皇宮之外，兩黃旗護軍箭搭弓彎；崇政殿內，兩黃旗大臣刀劍出鞘。這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情景，仿佛仍在多爾袞眼前晃動。
雖說多爾袞當時提出的折中辦法――擁立福臨登基，自己和濟爾哈朗輔政――使矛盾暫時緩和，但並不是說人人對這個結局都滿意。就說多爾袞自己吧，自幼就勤學苦練，八歲時便能騎射，到皇太極掌權時期，在追擊蒙古林丹汗，征服朝鮮，進攻明朝的過程中，屢建奇功。偏偏在當時的兄弟子侄中，唯他最有政治頭腦，“於諸昆季中最稱勤學”古稀老人：《多爾袞軼事》。此書非為信史，所引隻能作為佐證。，使他的威望和地位遠遠超過他人，就是皇太極也曾對他說，“朕愛爾過於諸子弟《清史列傳》卷2，“多爾袞傳”第25頁。。憑這樣的資曆，為何不能繼承皇位？再說，八哥皇太極，原來隻是和三個兄長平起平坐，共治國政的，後來還不是耍手段把幾個人踩下去，這才獨攬了大權，南麵稱孤的！這樣說來，八哥的皇位和搶奪來的又有什麽兩樣？蔣良騏：《東華錄》卷4.何況還有多鐸和阿濟格率領兩白旗將士在後麵撐腰，自己的對頭兩黃旗中還有都統拜尹圖、與阿山、阿布泰有關係的譚泰等人支持！盡管多爾袞沒有能當上名副其實的皇帝，但他代天攝政，已經算是取得了些優勢，更何況他若是不做如此妥協，攻明大業必將毀於內部爭鬥之中。說是如此說，沒有做上皇帝，畢竟要抱憾終身。因此，如果有人不安於自己的統治，妨礙他向真正的皇帝過渡，他就會毫不客氣地使用鐵腕。
另一個滿肚子牢騷的人，自然是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因為他在雙方妥協之後，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東西，這個爭奪皇位的主角怎能不憤懣不平呢？早年他隨太祖征蒙古各部有功，被封為貝勒，後來在攻明戰爭中又屢建功勳，勞績絕不在幾位叔父之下。更重要的一點，他是皇太極的長子，這也是繼承皇位的一個頗為有利的因素，換句話說，如果在諸皇子中挑選一個人繼位的話，此位便非豪格莫屬。
一、明末“三大案”以及黨爭。
黨爭，是明王朝留給多爾袞的一項遺產。
明朝萬曆後期，就是太祖努爾哈赤起兵的那個時節，在明朝宮廷裏出了“三大案”，這三案又都是圍繞著立儲發生的。本來這些都是朱家的私事，與旁人無幹的，但卻偏偏引起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們無休止的紛爭。
第一個案子叫做“梃擊案”。一個莫名其妙的男子揮舞著一根棗木棍，直奔東宮太子所居的慈慶宮而來，簡直如入無人之境。是不是一直對太子常洛懷恨在心、希望己子常洵繼承皇位的鄭貴妃主使的呢？以王之為首的一派與以劉廷元為首的一派爭執不休，最後隻好馬虎了事。第二個案子叫做“紅丸案”，是因為朱常洛一直沉湎於酒色，淘虛了身子，繼位不久便臥床不起，內醫下了瀉藥，又一天三四十次地瀉肚。這時大學士方從哲推薦李可灼獻上紅丸，不想光宗服後卻一命嗚呼，東林黨人孫慎行以及楊漣、左光鬥等紛紛指責方從哲等，又引起一場爭鬥。第三個案子叫做“移宮案”，是說光宗的選侍李氏企圖在光宗死後掌握大權，因此拒不搬出乾清宮，楊漣、左光鬥以乾清宮為皇後所居，李氏居住不合儀製，疏請移宮，而對立的官員以光宗屍骨未寒就逼迫遺孀，未免過分。最後還是新皇帝朱由校出麵支持前者，迫李選侍移居噦鸞宮，才算了事。
其實，雙方為這些事大動肝火，實在是為著自己一派的利益、地位，並非真正為了國家。但以在“爭國本”中被黜的顧憲成為代表的東林黨人――包括中央和地方、在朝和在野的許多官紳――卻相對清正一些，個人品行節操也要好一些，而浙、齊、楚、昆、宣諸黨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就要低得多，後來的閹黨則更是人民的對立麵了。
熹宗登位後，東林黨一時得勢，但卻遭到以司禮太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嫉恨。這股惡勢力的危害遍及全國，引起各階層人民的不滿，東林黨人也紛紛上書彈劾。魏忠賢惱羞成怒，令手下人首先逮捕東林黨魁楊漣，左光鬥、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在獄中折磨至死。後又捕殺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把一切反對閹黨的人都扣上東林黨的帽子，輕則流放，重則砍頭。以前的“三大案”又全部翻了過來，還編了《三朝要典》，昭示東林的“罪惡”。這部書有三位閹黨總裁，其中之一便是後來在清初頗得重用的涿州人馮銓。
朱由檢上台之後，頗想有所作為。於是他順應大家的意思，懲辦了閹黨，為東林恢複了名譽。但是，黨爭卻在崇禎朝依然如故。在入閣人選的問題上，禮部尚書溫體仁和侍郎周延儒合謀，用不正當的手段把東林領袖之一錢謙益踩了下去，引起了東林黨人的不滿，後來又搞了袁崇煥、錢龍錫的冤獄，起用被黜的閹黨，打擊東林的姚希孟、文震孟，雙方仇鬥，不減天啟間。後來溫體仁下台，周延儒複相，把閹黨有牽連的馬士英放了鳳陽督師，為後來迎福王、翻逆案埋下了引線。
到清兵占據了華北，南明弘光權利雖然僻居一隅，黨爭卻仍然不斷。在立福王還是立潞王的問題上，東林黨及其東林後人的複社支持史可法立潞王，阮大铖等逆案中人支持馬士英立福王，結果是後者得勝。在民族危難之際，馬阮之流翻逆案，立順案(專門處罰投降過李自成大順權利的東林、複社中人)，把黃道周、陳子龍等排擠出朝，又圍繞僧大悲之獄、偽太子，偽皇妃這“南渡三大案”，雙方爭鬥激烈，使弘光朝的政治烏煙瘴氣、一塌糊塗。如此權利，怎能不迅速敗亡？至於南明的其他幾個權利，特別是永曆小朝廷，也是黨爭不斷，在大敵當前，自己的生存都很成問題的情況下，居然還有精力互相傾軋，而不能求同存異。了解了這些，對南明權利接二連三地出現，又接二連三地覆亡，沒有一個能支撐殘局，完成反清複明大業的原因，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了。二、“南北黨爭”
(一)重用舊人：黨爭原因之一。
我們如此追述故明的黨爭曆史，不僅是想說明多爾袞入關乃至統一中國成功的一個因素就是利用了漢人官紳內部的矛盾衝突，而且是使人們了解清初黨爭的曆史淵源，因為清初漢官之間的鬥爭，基本上是明末黨爭在新形勢下的繼續。
多爾袞進入北京之後，對故明官員廣為招徠，多以原官重用，這些降清官員中既有閹黨餘孽，又有清流後人。如閹黨“名人”之一馮銓，在接到多爾袞招他的書信後，立刻動身前來朝見，多爾袞賜他衣帽、鞍馬、銀幣等，以示信任，《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辛醜。使其成為清初黨爭中的主要角色。其他如搶先發變衣冠的孫之獬、李若琳，都同屬閹黨。南京被清軍攻克之後，馮銓薦舉阮大铖、蔡奕琛、張捷、楊維垣、鄒之麟，“皆東林異己也”，在阮大铖名下，還特別注上“江南第一才子”六個字。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下”，“弘光”，中華書局，1982年，第24頁。另外他還沿襲明末以地分黨的傳統，大力舉薦山東、北直、山西、河南等省的舊官，基本上都為多爾袞量才錄用。後來與馮銓聯手打擊南方官員的劉正宗，山東安丘人，也是南京失守後降清，任以原官的。
原屬東林黨的官員在社會上名望較大，自然屬於多爾袞重點征求的對象，這部分人原籍多在江南，因此江南落入清軍之手後，他們當中降清的也不在少數。如陳名夏為馬、阮立順案所逼，徘徊於浙、閩，豫、皖之後，於順治二年為王文奎舉薦入朝，頗得多爾袞賞識，到順治五年擔任了吏部的第一任漢人尚書，成為南方官員的領袖。龔鼎孳是江南名士，他投降過李自成，又是李自成退出北京後第一批降清的官員之一，用他的話來說，“爾時草昧初辟，六垣皆虛無人……臣早暮拮據，罔辭瘁”，龔鼎孽《定山堂文集》卷3，“再乞歸養疏”。為多爾袞穩定國內局麵立下了汗馬功勞，後來他屢為南方人說話，與馮銓等爭鬥。被清內院諸臣稱為“江南人望”的錢謙益曾歎道：“長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幾死”，說的就是他努力為傅山、陶汝鼐、閻爾梅開脫的事。吳偉業也說他“傾囊橐以恤窮交，出氣力以援知己”，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5，“龔鼎孳”，第553頁。實際上他這個人朝秦暮楚，品行實在不敢恭維。錢謙益、吳偉業，李雯等江南名士、東林或複社的黨魁也都紛紛降清，實際上就把明末的結黨營私問題帶到清初來。後來重開了科考，大批江南士子湧入政府，如順治四年會試，中試者三百人，江南士子將近一半，鼎甲皆江南人。這本是明朝就有的趨勢，但卻成為黨爭中南方官員的雄厚後備力量。這樣，明朝遺留下來的閹黨與東林之間黨爭的餘波，表麵上卻表現為南北兩地官員的派係之爭。
多爾袞不是不知道這些情況。順治元年六月，他就發布令旨，說明朝之所以滅亡，都是由於內外官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不賢者多夤緣幸進”。《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丙子。七月十四日，他在批複向玉軒的上疏時曾說，“至於前朝弊習，每以門戶為職掌，以恩仇為功罪”。順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吏科給事中向玉軒等啟為官職既行裁省。才品愈宜精核，謹陳甄別之法以清吏治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同月，他又諭官民人等說：“薦舉者公道，則所薦必賢，社稷蒼生，並受其福；舉者不公，則結連黨羽，引進親朋，或受囑托，混淆名實，標榜虛名，誤國妨賢，以此為最”，因此下令嚴格薦舉。《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甲寅。順治二年閏六月，多爾袞曾問幾位大學士：
“明朝都說分黨，要是同心為朝廷，這等的黨也是好的。”
大學士李建泰連忙發表自己的見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從國家百姓起見，這是和，從身家私欲起見，這是同。和與同原有分別。”
馮銓絕不會忘記奉迎拍馬：“諸臣所言所為，俱難逃王上洞察。”
多爾袞一高興，就說自己有知人的聰明。《多爾袞攝政日記》
多爾袞雖然知道明末黨爭的危害，但除了一再申飭之外，又沒有什麽更多的好方法，因為清初缺官甚多，不依賴明朝舊官就辦不成事。因此不管前朝有劣績的廢紳還是有聲望的官員，不管是“逆案”中人，還是“順案”之人，一律既往不咎，原官任用，頗有讓他們重新做人之意。
(二)彈劾馮銓案：黨爭的中心。
但是，這種陋習之根深蒂固，絕非二三道行政命令所能除掉的，況且黨爭不像貪官汙吏可以用法律解決，它說有就有，說無即無，潛移默化，卻盤根錯節。因此多爾袞雖然三令五申，可還是免不了一場爭執。順治二年六月，禮部左侍郎孫之獬見原來社局中人仍舊往來密切，便上疏請求禁止私交，表麵上是為避免結黨，實際上是對黨社殘餘勢力的繼續打擊。疏上之後，當即得到多爾袞的批複：“各衙門官員拜往宴會，曠職營私，明季弊習，深可痛恨，著都察院嚴行禁飭。有故違者，該城禦史呈報糾參，隱徇者並治，其同官往來及親戚禮節宴會不在禁例。”《清世祖實錄》卷17，順治二年六月己亥。
孫之獬何許人也？明崇禎初年打擊閹黨，毀《三朝要典》，他卻跑到朝廷上“痛哭力爭”，很不得人心。後來多爾袞進了北京之後，頭發、服製等暫遵明朝之舊。傳說孫之獬卻領頭發換裝，討好滿洲貴族。入朝時他想加入滿臣行列，但滿臣以其為漢人而不受，他再回到漢班，漢人以其滿洲裝飾也不容他，孫之獬十分氣惱，便上疏請下令。結果搞得天下大亂，“東南士庶，無不椎心飲泣”。《清朝野史大觀》卷3，“孫之獬請改滿裝”上海，上海書店1981年，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複印，第7頁。此時此刻，他又拉大旗作虎皮，借多爾袞的威勢禁止官員私交，其意不言自明。對於那些南方官員、東林後人來說，更是新仇舊恨，一齊湧上心頭，骨鯁在喉，必欲一吐為快。
這些人清楚得很，孫之獬不過隻是個黨羽，真正的敵人是大學士馮銓。於是，一年來雙方的明爭暗鬥，終於以浙江道監察禦史吳達疏劾馮銓為標誌，攤在了桌麵上。前朝黨爭、清初的南北互鬥都由此而始。
順治二年七月，浙江道禦史吳達上疏說，如今所用官員，都取自明末，有明末黜革的人，還被錄用，如逆黨權翼、貪墨敗類等都有，不可不黜。他還舉出阮大铖、袁弘勳、徐複陽等人，矛頭直指他們的後台，直指閹黨餘孽。他又提出“江南底定，人才畢集”，言外之意是希望多爾袞重視南方人才的選用。這樣，就開始了對孫之獬――馮銓的回擊。多爾袞的批複是模棱兩可的，他一方麵說“用賢誠係國家要務”，必須重視；一方麵又說“若先既錄用，後無罪而黜”，會引起人家疑心；最後告誡說，彈劾人必須“求其實據”，不得“揣摩影響之言以失真”，言下之意就是希望言官不要再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清世祖實錄》卷19，順治二年七月戊寅。也許多爾袞已經聞出了雙方奏疏中的火藥味，為了避免爭鬥影響清初政局的穩定，他力圖避免這場爭鬥的白熱化。
但是，吳達卻沒有理會多爾袞的暗示。他見多爾袞說他沒有真憑實據，便趕作了一篇題為“特參奸貪大臣以肅本政”的奏疏，上呈多爾袞，大書馮銓罪狀，使鬥爭更為激烈。他在奏疏中說，“從來沒有見過對其恩隆特簡、猶然狐媚成奸，豺狼成性、禍國殃民有像如今馮銓這樣的”。他指出馮銓的五大罪狀：一是他“攬權自負，票擬在手，使人畏懼逢迎”；二是薑降清時，他曾向薑索要賄銀三萬兩，“許其封拜”；三是他包庇壞官；四是引薦阮大铖，“屢囑南行者，令其早入長安”；五是他讓他兒子馮源淮擅入內院，大張宴席，與學士、講讀、史館及中書等官“交歡竟日”，企圖結黨營私。最後吳達還說，這些都是我所熟知的，外麵傳馮銓“貪婪萬狀”，我還不敢隨便說。因此請求對他嚴加處置。《皇清奏議》卷2.
緊接著，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杜立德，禦史王守履、桑芸、李森先、羅國士、鄧孕槐等，紛紛上疏彈劾馮銓，並說禮部左侍郎孫之獬受了馮源淮的賄賂，因此收他作為標下中軍，而禮部侍郎李若琳也是馮銓黨羽，其人“庸懦無行”，都應該罷黜究治，請求將馮銓父子斬首。《清世祖實錄》卷20，順治二年八月丙申。其中言辭最激烈的是李森先，他說各臣揭發馮銓父子納賄等幾事與其罪惡相比，差之甚遠。馮銓憑借大學士的“震國之權”和“通神之財”，勾結刑部各官，使人們對馮的揭發彈劾往往無效。因此他請求多爾袞親自出麵審訊此事，如有不實之處，可治他欺罔之罪；如果舉劾不錯，就應立斬馮銓父子於市，以服天下。參見《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一卷，“李森先”第133頁。
這時，多爾袞處在兩麵為難的境地。一方麵，馮銓等人的罪行看來不假，不處不足以服人心，而且朝中漢官反對馮銓的占大多數，高層官員中洪承疇、金之俊等本身就是南方人，雖然不公開表態，也不會支持馮銓，甚至關外老臣範文程都暗中同情反馮的科道官員。如果保馮，便有可能失去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麵，馮銓等人是死心塌地為滿洲貴族效勞的，孫之獬在眾人未發之前即行剃頭，全家男女老少都著滿裝。李若琳也是先發者之一，這些人“忠心耿耿”，處之便大大打擊了他們的積極性。往更深一步想，如果處理了馮銓，南方人就會得勢，朝局就會為他們左右，就不會有與其抗衡的力量。在此江南半壁尚烽火連天之際，如果南黨得勢，將會對形勢產生什麽樣的嚴重後果？會不會出現裏應外合、危及清廷生存的局麵？……多爾袞前思後想，真有些不寒而栗。
這樣，十天過去了，多爾袞還沒有表態。戶科給事中杜立德憋不住了，於八月十一日上疏，認為此事很久“未蒙鑒裁，內外大小，群情洶洶”，以後有天下大事，誰敢再出一言？因此希望滿漢大臣朝堂共議，請多爾袞裁定奸邪。《清世祖實錄》卷20，順治二年八月庚寅。
這時候，多爾袞已經決定明確態度支持馮銓了。他想，去掉科道等官，不過是除掉幾個人罷了，何況並不一定非要革他們的職不可；但去掉馮銓，卻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有可能產生重大後果。這樣，在窺得多爾袞意圖的基礎上，刑部“以鞫問無實，擬科道各官俱反坐”，報告多爾袞。多爾袞則把內院大學士、刑部、科道等官都召集到重華殿麵審，認為科道官是“結黨同謀陷害”，認為明末正是諸臣結黨，陷害忠良，以致明亡，如今科道官仍蹈故明陋習，陷害無辜。龔鼎孳聽了，心裏頗不服氣，向上頂撞道。
“馮銓依附魏忠賢，是個作惡之人。”
馮銓仗著多爾袞支持，便強辨說：“忠賢作惡，所以正法，我以前也曾上疏請退。如我果係魏黨，為什麽不殺我？為什麽沒治罪？”
接著反咬龔鼎孳一口：“李自成將我故主崇禎陷害，龔鼎孳為什麽反倒投降了陷害君父的李賊，竟為他作北城禦史？”
多爾袞明知故問：“這是真的麽？”
龔鼎孳被馮銓咬住了短處，無可奈何，隻得硬著頭皮回答：“是真的。但又豈止我一人如此！魏徵也曾歸順唐太宗呢。”
多爾袞聽了，反倒笑了。“如果能自立忠貞，才可要求別人，己身不正，何以貴人？”接著臉色一變：“龔鼎孳自比魏徵，把李賊比作唐太宗，真是可恥！這種人還多嘴說別人，最好閉上嘴一邊兒呆著去！”
過了一會兒，他又對眾官說：“這次從寬，免了你們的罪，以後再不改悔，一定嚴懲不貸。”
幾天後，以李森先奏疏言詞過激，其中說把馮銓父子斬首的話太過分，下令將他革職。而賜馮銓一品頂帽、帶各一，貂皮朝衣一件，藍蟒朝衣一件，貂褂一件，以示慰問。《清世祖實錄》卷20，順治二年八月丙申、丁未。
兩派交鋒的第一個回合，以多爾袞支持北方的朝中重臣而告結束。但是，這並不說明多爾袞是個任用奸邪的糊塗人。他知道，這些言官並沒有什麽過錯，但權衡利弊，又不能不對他們進行壓抑，所以最後的處罰並不很重。龔鼎孳雖然當眾挨了一頓臭罵，但不久後卻被“升”為太常寺少卿。《清世祖實錄》卷20，順治二年九月庚午。而馮銓死黨孫之獬卻因為招撫無功，擅加總兵職銜，任意市恩等故，被多爾袞革職，永不敘用。《清世祖實錄》卷28，順治三年十月壬辰。馮銓雖然仍在台上，但經過這一次教訓，便不敢再像明朝時那樣專橫跋扈，為所欲為。實際上，在他十幾年的任職期間，除了大力打擊南黨之外，並沒有什麽危害社會之舉。所以，多爾袞就利用他行政經驗豐富的一麵，一直把他置於羽翼之下保護起來。
(三)誰是南北黨爭的受益者。
終順治一朝的南北黨爭，此時你占上風，彼時我居上遊，或者一損俱損，兩敗俱傷，在攝政時期真正嚐到甜頭的是多爾袞自己。他通過兩派的鬥爭對他們都更為了解，把他們都更牢固地控製在手中，借此達到他以漢治漢的目的。在他掌握權利的日子裏，馮銓一直很得寵信，但陳名夏也頗得重用，順治五年作了首任吏部尚書，後來還當了大學士。與他同時任尚書的還有江蘇人金之俊，但還有對頭李若琳，以及北方籍的謝啟光、劉餘、黨崇雅。由此可以看出，多爾袞總是在一定的權力機構中安排適當的力量對比，使雙方相互製約，並不讓一方徹底壓倒另一方。另外內院重臣洪承疇也與陳名夏關係密切，“洪、陳有密議，必出禁省，決於他所”。談遷《北遊錄》，“紀聞下”，“張？”，第362頁。可見多爾袞並沒有因為順治二年為馮銓撐了腰，就貶斥南人，而仍然是利用他們為自己服務。在多爾袞攝政時期，雖然黨爭存在，但並沒有對整個社會造成嚴重的危害，也沒有出現過明朝萬曆以後那種某一黨大起，某一派大落，使政局反複無常的動蕩局麵。
多爾袞雖然年輕，卻是個頗有手腕的政治家，他不僅在朝廷內部安排好滿漢實力對比的格局，使矛盾緩和，還可以互相補充、互相製約，而且在漢族高級官員中安排好了不同派係對比的格局。通過一派的揭發，發現另一派的罪行，再通過另一派的反擊，發現這一派的劣跡，時而教訓這些人，時而斥責那些人，最終使不同黨派誰都不敢輕舉妄動。順治二年彈劾馮銓案及其餘波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從此一直到福臨親政，雙方雖有小打小鬧，但始終沒有再次釀成大的衝突。這一點，他是比侄兒福臨要高明得多的。後者在親政之後，忽而把馮銓、李若琳等貶斥出朝，忽而又絞殺陳名夏、戍死陳之遴，又屢興大案，打擊南人，使朝野怨聲載道。相形之下，多爾袞的手段不溫不火，的確老練。
當然，這並不是說多爾袞對此一點兒傾向也沒有。盡管馮銓等人在前朝的名聲不甚好，但他們可信任的程度卻比南人高得多。因為反清最激烈的都是些南方人，北方官紳要順從得多，像後來馮銓說的：“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可嘉，，這類意思，《清世祖實錄》卷54.多爾袞實際上是同意的。
(四)滿洲貴族的介入。
為了在競爭中取勝，各派漢人官紳便紛紛尋求滿洲靠山。傳說，陳名夏一向與正黃旗索尼相好，他後來被處死的時候，正好索尼不在。也有人說，正是乘索尼外出之機將其絞殺的。談遷《北遊錄》，“紀聞下”，“陳名夏”，第390―391頁。此說不一定確實，但陳名夏與滿洲黃旗勢力的關係卻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順治九年他投旗即投入了正黃旗。另外陳名夏與正黃旗固山額真譚泰的關係也不錯，雖說譚泰投靠了多爾袞，但卻正可以幫助陳名夏說話。後來陳名夏被禦史張煊彈劾，譚泰就跳出來為陳辯護，甚至“於廷議時咆哮起爭”。《清史列傳》卷4，“譚泰”，第221頁。鑲黃旗漢軍的範文程深得清統治者信任，地位幾同滿臣。由於他一進北京就下令護送故明大學士倪元璐的靈柩和家屬歸南，從而深得南方地主階級的讚賞。順治二年科道官們彈劾馮銓之時，他暗中同情，後來又親自提議，把被黜的許作梅、李森先、桑芸、向玉軒、莊憲祖等一一起複。範文程的女婿盧震亦為北方漢軍旗人，但卻自稱竟陵(湖北天門)人，到江南去時，常與一批文人逸士往來。此外範文程的親戚中還有江南名門海寧陳家的人，參見鄧之城《清詩紀事初編》，卷6，“盧震”，第642頁；卷7，“陳奕禧”，第782頁。當然會有傾向性。
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漢官中的南北黨爭由於滿洲貴族的介入而變得複雜化了；反過來說，原有的滿洲貴族的權力之爭，也由於漢官鬥爭的滲入而增添了新的內容。但是，就多爾袞來說，滿洲貴族間的矛盾衝突要更值得重視些。因為漢官們的狗咬狗不會危及自己的統治，而滿洲貴族的反抗，就可能使他從攝政王的寶座上滾下來，而滿洲貴族這一統治核心如不團結一致，整個新建的統治就可能毀於一旦。
的確，圍繞著崇德八年皇位繼承問題而爆發的八旗貴族間的衝突，並沒有因為多爾袞擁立福臨形成的妥協而徹底結束。在多爾袞攝政短短的七年裏，盡管戎馬倥傯，政務繁重，還是頻起風波，數興大獄。
第二節建立在鐵與血之上的獨裁。
一、剪除政敵。
（一）皇位之爭的後遺症。
盛京皇宮之外，兩黃旗護軍箭搭弓彎；崇政殿內，兩黃旗大臣刀劍出鞘。這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情景，仿佛仍在多爾袞眼前晃動。
雖說多爾袞當時提出的折中辦法――擁立福臨登基，自己和濟爾哈朗輔政――使矛盾暫時緩和，但並不是說人人對這個結局都滿意。就說多爾袞自己吧，自幼就勤學苦練，八歲時便能騎射，到皇太極掌權時期，在追擊蒙古林丹汗，征服朝鮮，進攻明朝的過程中，屢建奇功。偏偏在當時的兄弟子侄中，唯他最有政治頭腦，“於諸昆季中最稱勤學”古稀老人：《多爾袞軼事》。此書非為信史，所引隻能作為佐證。，使他的威望和地位遠遠超過他人，就是皇太極也曾對他說，“朕愛爾過於諸子弟《清史列傳》卷2，“多爾袞傳”第25頁。。憑這樣的資曆，為何不能繼承皇位？再說，八哥皇太極，原來隻是和三個兄長平起平坐，共治國政的，後來還不是耍手段把幾個人踩下去，這才獨攬了大權，南麵稱孤的！這樣說來，八哥的皇位和搶奪來的又有什麽兩樣？蔣良騏：《東華錄》卷4.何況還有多鐸和阿濟格率領兩白旗將士在後麵撐腰，自己的對頭兩黃旗中還有都統拜尹圖、與阿山、阿布泰有關係的譚泰等人支持！盡管多爾袞沒有能當上名副其實的皇帝，但他代天攝政，已經算是取得了些優勢，更何況他若是不做如此妥協，攻明大業必將毀於內部爭鬥之中。說是如此說，沒有做上皇帝，畢竟要抱憾終身。因此，如果有人不安於自己的統治，妨礙他向真正的皇帝過渡，他就會毫不客氣地使用鐵腕。
另一個滿肚子牢騷的人，自然是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因為他在雙方妥協之後，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東西，這個爭奪皇位的主角怎能不憤懣不平呢？早年他隨太祖征蒙古各部有功，被封為貝勒，後來在攻明戰爭中又屢建功勳，勞績絕不在幾位叔父之下。更重要的一點，他是皇太極的長子，這也是繼承皇位的一個頗為有利的因素，換句話說，如果在諸皇子中挑選一個人繼位的話，此位便非豪格莫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