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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為大清王朝奠基(12)
多爾袞入關之時，質世子李亦在軍中。入京之後，先曾居於武英殿東側一室，後又移居一侯姓外戚的故宅。不久，世子又回沈陽去接家眷，多爾袞即表示：“元孫本非久留之人，即令還送本國。”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1頁。李一家到北京不久，福臨的登基大典便隆重舉行了。十一月十一日早朝時，多爾袞把李等召去，對他們說，“未得北京之前，兩國不無疑阻，今則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誠信相孚。且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於此，今宜永還本國。三公六卿的質子和陪臣等，也和世子一道回國，隻留其他兩個王子鳳林大君和麟坪大君交替在此就可以了。”不久還答應在統一全國之後，“大君亦許東歸”。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8、3739、3748頁。本月二十六日，又正式向國王李通報此事，並將年貢中布、蘇木、茶全部蠲免，其他如綿油、細布、布、粗布等各減一半到五分之一左右不等，元旦、萬壽節，冬至等不同朝賀禮物因路程遙遠並於元旦時一次貢進。《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元年十一月庚戌。李聽了這些好消息，又將信將疑，對大臣們說：“清國此舉果出於好意嗎？不會有別的意思？”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39頁。
實際上，當年皇太極對朝鮮十分苛刻，目的是防止他們和明朝內外夾攻。如今明朝已為清朝所取代，朝鮮便不成為威脅，多爾袞何必不趁此機會顯示自己的大恩大德呢？順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福臨親自到武英殿上為朝鮮鳳林大君送行，親自為大君勸酒，送他貂裘、鞍馬等。多爾袞也送他錦緞、黃金鞍具，和會寧開市的谘文，命令禮部尚書等親自在門外為他們餞行。有個清朝官員悄悄對朝鮮官員說：“世子、大君之東還，皆九王之力。”讓他們送點禮品以表謝意。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48頁。不久，李死去，多爾袞還以福臨和他自己的名義分別派使節送信，以示慰問，退掉貢品，賜銀五百兩、緞三十匹。《清世祖實錄》卷16，順治二年五月乙巳；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3751―3752.以後還一再減少歲貢的數額。在冊封朝鮮王世子李、祭祀李薨逝和李登極即位之時，多爾袞都遣使齎表，前去祝賀或吊唁。這樣，朝鮮與清朝之間的關係已幾同於明王朝統治時期，逐漸恢複正常。
但是，清政府以大壓小、以強淩弱的事並不是沒有。剛剛入關之初，“南方路絕，漕運不通，燕京米價極貴，鬥米直銀三錢”，加上戰爭需要，多爾袞便讓李把朝鮮“今秋量所得米粟，可運送燕京，以助國用”。《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月庚申。清使到朝鮮去，對他們要求，“北京運米二十萬石，不可不準數入送”，朝鮮官員以困難相告，但清使“聲色俱厲，略不動聽”。朝鮮實在無法，隻得答應給十萬石。“時北京運米之令，急於星火。一月之內，整備米船調發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慮其逃散，拘囚獄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見。及其發船，守令躬自押領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攔道而饋之，相攜痛哭，慘不忍見。”發運了五萬石之後，實在很難拿出，多爾袞見狀無奈，隻得下令：“爾國凶荒，人將相食雲。再運之米，盡數蠲免。”一員清官還悄悄對朝鮮使臣說：“這次減米全是九王之力，希望能獻些他喜歡的南草、良鷹，以表謝意。”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42、3746―3747、3755、3761、3804―3805，3770頁。
若說一時缺糧運米尚可算個“理由”，那麽，其他的物質要求就不免是額外需索了。順治三年，清向朝鮮要梨二萬六千六百個，柿子六千八百個，分攤到京畿、洪清、黃海、平安、鹹鏡道諸地征收。又到義州去索取梨數萬個、樺皮數萬張、獵狗十頭。“督納甚急，貿遷輸，州縣不勝其擾”。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61頁。
順治六年，多爾袞要與朝鮮結親，後嫌侍女不漂亮，大為震怒，又派專使赴朝選美色女子。朝鮮便分遣京官，選侍女年少貌美者各三四人，京城中也派捕盜偷偷到民間去訪美女。“被選者或有自剪其發者，父母兄弟，呼泣道路；齠齔之兒，嫁娶殆盡”。一些大臣向朝鮮國王抱怨說，“選拔侍女，從京城到四方，有女之家，奔走逃竄藏匿，如避兵火，甚至有斷發自縊者，路上人人都怨氣衝天。”有的大臣甚至建議送娼妓去。李無可奈何，自稱“念之氣塞，言之哽咽，國事到此，予甚慚愧”。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804―3805頁。以千百家人之痛苦，滿足多爾袞一人的私欲，這在當時社會中早已是司空見慣，又豈是朝鮮人民獨罹此難！
在抵禦日本侵略的戰爭中，中朝人民一直是並肩戰鬥的。順治六年，朝鮮國王李在接見清使時說：“倭情日漸可疑，至於今年而尤甚，脫有不測，敝邦將無以抵擋，日夜唯望上國之來援耳。”使者滿口答應，認為“來救之舉，豈敢少緩？”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70頁。順治七年正月，其國書送達清廷，認為日本人“鞭撻使臣，出言不遜”，必須造作兵器，修繕城郭，早做防備，請求清政府同意。《清世祖實錄》卷47，順治七年正月乙醜。但多爾袞卻認為他們是“假記倭情，欲為試探之地”，派巴哈納、祁充格去朝鮮質問他們：“借倭為言，而欲修城池、繕甲兵者，將欲何為？”並調查“所謂倭情叵測之說出於何處”。調查結果，國書中雖略有失真之處，但日本“惹生另樣事端，歲增年滋”的情況卻是真實的。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88―3791、3806―0807頁。但多爾袞卻聽信一麵之詞，認為“其修城集兵，整頓器械之事，原與倭國無涉，專欲與朕為難也”。《清世祖實錄》卷49，順治七年七月辛未。朝鮮國王李忙派王弟李為陳奏使，親赴北京解釋此事，惶恐不安之情，溢於奏疏文字之外。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806―3807頁。究此事原因，可能是清廷風聞朝鮮國中頗有些人主張反清，因此心懷疑慮，一有風吹草動，便驚慌失措起來。但從此事可以看出，多爾袞仍對朝鮮不甚信任。
(二)“漂倭事件”及其他。
中國的東鄰還有一個日本。兩國交往的曆史雖長，唐朝時還經曆了雙方關係史上最美好的時刻，但到明清之時，日本給中國留下的記憶卻並不怎樣美好。嘉靖間東南沿海的倭亂給百姓帶來巨大損失，萬曆間中朝軍民又並肩戰鬥，給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的侵略軍以重創。明末清初之際，中國是大變動、大混亂的時期，日本各島卻逐漸從爭戰不休的戰國時期進入相對穩定的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德川家族以江戶為中心，統治全國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長崎、京都、大阪等重要城市都在其治下。多爾袞入關後，日本與清朝並未建立聯係，相反，其文書上卻“猶書崇禎年號”，稱清人為“韃靼”，南明唐王隆武權利還請求日本出援兵抗清，其他消息也從與朝鮮的交往中得到。
就在順治元年，發生了一件非常偶然、但最後又驚動了清日雙方最高首腦的事情。本年四月，日本越前地方(今福井縣)的商人竹內藤右衛門等五十八人乘船往北海道經商，在海上被暴風吹到日本海西岸今蘇聯波謝特灣南側、圖們江口北麵的海邊上。住在這裏的屬清朝統治的瓦爾喀人誤以為他們是盜挖人參的海賊，殺掉四十三人，剩下十五人被先送到盛京，又送到北京。
他們到北京之後，受到了清人的很好招待。派給他們三名搬運夫，每人每天發白米二三升，豬肉一斤，還有麵粉、蕎麵、茶、酒、兩隻鵝。另外木柴、魚、蔬菜、醬、鹽、米都是每天發給，並發給他們綢緞被褥、棉帽、貼身衣褲和鞋襪。身體稍有不適，就派醫生來診。日本人好清潔，便特為其準備水。多爾袞還親自召見他們數次，“懇切地問話”，使這些人覺得，這個“上上下下都怕”的人，對日本人倒很和藹。另外，對於瓦爾喀殺日本人的事，清政府是做了審理的，日本人也看出，“當局對他們的行徑是很氣憤的”。
這些日本人後來記述道：“我們商量，盡管招待這般好，還是要回日本。"所以他們在順治二年五月端午節這天向清政府提出回國的請求。這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政府將他們交給派往朝鮮的使者祁充格，護送回國。他們由一百人高舉儀仗送到朝鮮後，又由朝鮮經對馬到大阪。德川家光聽說後，又把這些人叫到江戶嚴加訊問，了解清朝的情況。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編：《清史研究集》第1輯，《韃靼漂流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參見文後薛虹之校注。南京等地被清朝攻下的消息，也從這些人嘴裏傳到德川家光的耳中。
相形之下，日本對清王朝的態度則並不友好。德川家光的親信家人有很多主張“宜假道朝鮮，出送援兵”支持南明的，有的聽說“朝鮮與韃靼合，莫不駭憤，將欲興兵而來”。有的對朝鮮把去日本做生意的中國遇難船隻交還中國表示不滿，因為他們懷疑反抗自己的耶穌教徒常常混雜在中國商船之中，因此對與此舉有關的朝中兩國心懷怨憤。多爾袞對那十五個日本難民百般照顧，送其回國，日本人也毫無感激之意，認為“韃靼……送此漂人，正欲誇大”，朝鮮人受而送之，正是清朝的同謀。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61―3763、3791頁。所以，在多爾袞攝政時期，多爾袞雖把彩球拋向日本，但對方卻未以誠相待，加上幕府時期實行“鎖國”，明治維新後奉行侵略政策，使直到三百年後的今天之前，雙方關係都不甚親密，甚至是相當緊張的。
除此之外，阿拉伯半島的回回國、天方國，東南亞的安南、呂宋，東邊的琉球等分別遣使入貢。多爾袞亦曾對安南、琉球、呂宋分別頒布諭旨，讓他們把明朝所給封誥印敕交回，由清廷“照舊封賜”。《清世祖實錄》卷32，順治四年六月丁醜。
(三)善待西人。
這個時候，多爾袞不僅要處理與這些老鄰居的關係問題，還要和麵貌、服裝、宗教、語言都大大相異於己的西方人打交道。他當然不知道，在他生活的這個時代，正是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原始積累時期，一些西方殖民者紛紛沿新航路向東方而來，尋找發財致富的機會。與此同時，還有大量西方傳教士與他們同船而至，借宣揚宗教之機，對被統治者施加新的思想滲透。在這些人的想象中道路鋪滿黃金的中國，自然是他們“開發”的重要對象，因此在多爾袞之前，明朝的朱姓皇帝們就已嚐到了與這些人打交道的滋味。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商人借口船遇風浪，要求上岸曝曬貨物，乘機入居澳門。在賄賂當地官員以後，他們擅自在澳門居住下來，將其變為西方殖民者在中國的第一塊殖民地，通過對日、中、印及東南亞國家的轉口貿易，使明末的澳門空前繁榮，因而刺激了西方人進一步“開拓”的野心。另一方麵，意大利人利瑪竇、龐迪我以及稍後的日耳曼人湯若望、鄧玉函等天主教耶穌會士也乘機進入中國傳教。他們認為在中國傳教靠武力是無法奏效的，因此主張學習中國文化，結合不同信仰，介紹先進科學技術，與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加強來往，企圖以此達到他們傳教的目的。就明後期而言，一些著名官僚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等都與他們過從甚密，南明永曆權利的皇族中也有很多人洗禮入教。而傳教士中的佼佼者利瑪竇還被特準進京朝見明神宗，在欽天監中供職，死後還特賜葬於北京，待遇可謂不薄。這一切，使得西方勢力擴大了在中國的影響，多爾袞入關後所麵臨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形勢。
多爾袞也沒有以極其狹隘的民族偏見看待西人。順治元年五月，他曾下令將北京北、南，中城百姓遷出，以屯將士，在南城居住的明朝曆局顧問湯若望因為藏書、資料等太多，一時難於搬遷；又以教堂之旁不能沒有神父居住為理由，五月十一日向多爾袞上疏，請求免除搬遷。多爾袞當即表示同意，並發給他滿文諭旨一道，上寫：“恩準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闌入滋擾”。他回到家中後，把諭旨向已進駐其室的清兵宣示，後者便紛紛退去。清史委員會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1卷，“湯若望”，中華書局，1984年6月第1版，第295頁。後來又有人在廟旁開設騾馬市，一些市棍“借言王府並工部名色，希圖侵占”其地，因此湯若望又上疏請求“賜給清、漢字告示，張掛廟旁，庶人知畏法，遠臣獲寧”。不久內院便發給告示，禁止“立市商民、滿洲兵丁及衙門員役”再行滋擾，違者重懲。《明清史料》丙編第3本，第251頁，“內院示稿”。湯若望見清廷對自己頗為有禮，便決定繼續為新朝服務。
本年六月，湯若望上疏多爾袞，說他在崇禎年間曾用西洋新法修改舊曆，並製造了測量日月星晷等儀器，屢次推算都很正確。聽說這些儀器都被起義軍燒毀，所以準備另製進呈。另外他準備在八月初一按西洋新法推算京師和各省看見日食的具體時間、大小、方位等數字，事先交上來，讓多爾袞派人考察是否準確。多爾袞認為“舊曆歲久差訛，西洋新法屢屢密合”，讓他提前兩天把數字交上來等候檢驗。《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壬午。湯若望此舉主要是為了在新統治者麵前顯示一下西法的科學性，以便站穩腳跟，多爾袞則顯示出他不拘成法、勇於改新的政治家氣度。七月，新曆修成，多爾袞賜名《時憲曆》，命於明年開始頒行天下。《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丁亥。當月，湯若望又以新曆的“新處”上告多爾袞，多爾袞認為新曆的節氣、太陽出入、晝夜時刻都按地區不同推算，“果為精確”，不厭其煩地給予批複。《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甲辰。到八月初一，多爾袞令馮銓等赴觀象台用望遠鏡觀察日食，發現其初虧、食甚、複圓的時刻分秒和位置等都以西洋曆法為最準，“一一吻合。大統、回回兩法俱差時刻”。《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月丙辰。湯若望因而更得清廷信任。這年十一月，多爾袞向禮部發布命令，“欽天監印信著湯若望掌管。所屬該監官員，嗣後一切進曆、占候、選擇等項，悉聽掌印官舉行”，《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元年十一月己酉。湯若望從此成為清朝的正式官員，欽天監監正。順治二年十一月，他獻上補訂的《新曆全書》，《清世祖實錄》卷21，順治二年十一月丁卯。得到多爾袞賞識，被加太常寺少卿銜。
至於多爾袞身後，湯若望則更受優寵：福臨稱他“老祖”，玄燁的繼統也是根據他的建議。
另有耶穌會士意大利人利類思與葡萄牙人安文思，明末時入四川傳教，為張獻忠所獲。在清軍進攻張獻忠時，他們險些被兩個清兵所殺，忽有一兵迅速趕來，大聲製止，說這二人係湯若望之友。那兩個清兵聽說，連忙收刀入鞘。原來“是時湯若望在北京治理曆法，聲名顯著，阿瑪王及各王公大臣均與若望相善，人皆器重之”。後來二人被解到率兵的豪格處，“因該親王之吩咐，皆受優等之款待”，豪格“知此二人是教士，遂另眼看待”。古洛東：《聖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52―53頁。豪格的態度乃至八旗士兵的態度說明了攝政時期清廷對西方傳教士的寬容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天主教勢力在中國的發展並未因王朝的更替而停滯不前。
但這並不是說，清朝在多爾袞時期一反前朝政策、采取對外開放的方針。順治四年，兩廣總督佟養甲以通商裕國為理由，請求同意葡萄牙人入廣東與粵商貿易，但戶部鑒於崇禎年間葡人入廣州後曾引起事端，認為應仍舊禁其入省，隻許粵商到澳門去貿易，多爾袞對此也表示同意。《順世祖實錄》卷33，順治四年八月丁醜。可見多爾袞對少數為自己服務的外國人十分優寵，表現得非常開明，但對有可能威脅自己安全的大規模雙邊交往則持保守態度，這對在素稱開明的玄燁也不過如此。
曆史的發展賦予了多爾袞這樣的重任：他一方麵要解決明朝以至以前各代都解決不好的民族關係問題，一方麵要對付那些“長身高鼻，貓睛鷹嘴”的西方人。盡管攝政隻有七年，但整個清王朝比較成功的民族政策和瑕瑜互見的外交方針卻是由此發端的。
實際上，當年皇太極對朝鮮十分苛刻，目的是防止他們和明朝內外夾攻。如今明朝已為清朝所取代，朝鮮便不成為威脅，多爾袞何必不趁此機會顯示自己的大恩大德呢？順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福臨親自到武英殿上為朝鮮鳳林大君送行，親自為大君勸酒，送他貂裘、鞍馬等。多爾袞也送他錦緞、黃金鞍具，和會寧開市的谘文，命令禮部尚書等親自在門外為他們餞行。有個清朝官員悄悄對朝鮮官員說：“世子、大君之東還，皆九王之力。”讓他們送點禮品以表謝意。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48頁。不久，李死去，多爾袞還以福臨和他自己的名義分別派使節送信，以示慰問，退掉貢品，賜銀五百兩、緞三十匹。《清世祖實錄》卷16，順治二年五月乙巳；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3751―3752.以後還一再減少歲貢的數額。在冊封朝鮮王世子李、祭祀李薨逝和李登極即位之時，多爾袞都遣使齎表，前去祝賀或吊唁。這樣，朝鮮與清朝之間的關係已幾同於明王朝統治時期，逐漸恢複正常。
但是，清政府以大壓小、以強淩弱的事並不是沒有。剛剛入關之初，“南方路絕，漕運不通，燕京米價極貴，鬥米直銀三錢”，加上戰爭需要，多爾袞便讓李把朝鮮“今秋量所得米粟，可運送燕京，以助國用”。《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月庚申。清使到朝鮮去，對他們要求，“北京運米二十萬石，不可不準數入送”，朝鮮官員以困難相告，但清使“聲色俱厲，略不動聽”。朝鮮實在無法，隻得答應給十萬石。“時北京運米之令，急於星火。一月之內，整備米船調發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慮其逃散，拘囚獄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見。及其發船，守令躬自押領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攔道而饋之，相攜痛哭，慘不忍見。”發運了五萬石之後，實在很難拿出，多爾袞見狀無奈，隻得下令：“爾國凶荒，人將相食雲。再運之米，盡數蠲免。”一員清官還悄悄對朝鮮使臣說：“這次減米全是九王之力，希望能獻些他喜歡的南草、良鷹，以表謝意。”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42、3746―3747、3755、3761、3804―3805，3770頁。
若說一時缺糧運米尚可算個“理由”，那麽，其他的物質要求就不免是額外需索了。順治三年，清向朝鮮要梨二萬六千六百個，柿子六千八百個，分攤到京畿、洪清、黃海、平安、鹹鏡道諸地征收。又到義州去索取梨數萬個、樺皮數萬張、獵狗十頭。“督納甚急，貿遷輸，州縣不勝其擾”。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61頁。
順治六年，多爾袞要與朝鮮結親，後嫌侍女不漂亮，大為震怒，又派專使赴朝選美色女子。朝鮮便分遣京官，選侍女年少貌美者各三四人，京城中也派捕盜偷偷到民間去訪美女。“被選者或有自剪其發者，父母兄弟，呼泣道路；齠齔之兒，嫁娶殆盡”。一些大臣向朝鮮國王抱怨說，“選拔侍女，從京城到四方，有女之家，奔走逃竄藏匿，如避兵火，甚至有斷發自縊者，路上人人都怨氣衝天。”有的大臣甚至建議送娼妓去。李無可奈何，自稱“念之氣塞，言之哽咽，國事到此，予甚慚愧”。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804―3805頁。以千百家人之痛苦，滿足多爾袞一人的私欲，這在當時社會中早已是司空見慣，又豈是朝鮮人民獨罹此難！
在抵禦日本侵略的戰爭中，中朝人民一直是並肩戰鬥的。順治六年，朝鮮國王李在接見清使時說：“倭情日漸可疑，至於今年而尤甚，脫有不測，敝邦將無以抵擋，日夜唯望上國之來援耳。”使者滿口答應，認為“來救之舉，豈敢少緩？”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70頁。順治七年正月，其國書送達清廷，認為日本人“鞭撻使臣，出言不遜”，必須造作兵器，修繕城郭，早做防備，請求清政府同意。《清世祖實錄》卷47，順治七年正月乙醜。但多爾袞卻認為他們是“假記倭情，欲為試探之地”，派巴哈納、祁充格去朝鮮質問他們：“借倭為言，而欲修城池、繕甲兵者，將欲何為？”並調查“所謂倭情叵測之說出於何處”。調查結果，國書中雖略有失真之處，但日本“惹生另樣事端，歲增年滋”的情況卻是真實的。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88―3791、3806―0807頁。但多爾袞卻聽信一麵之詞，認為“其修城集兵，整頓器械之事，原與倭國無涉，專欲與朕為難也”。《清世祖實錄》卷49，順治七年七月辛未。朝鮮國王李忙派王弟李為陳奏使，親赴北京解釋此事，惶恐不安之情，溢於奏疏文字之外。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806―3807頁。究此事原因，可能是清廷風聞朝鮮國中頗有些人主張反清，因此心懷疑慮，一有風吹草動，便驚慌失措起來。但從此事可以看出，多爾袞仍對朝鮮不甚信任。
(二)“漂倭事件”及其他。
中國的東鄰還有一個日本。兩國交往的曆史雖長，唐朝時還經曆了雙方關係史上最美好的時刻，但到明清之時，日本給中國留下的記憶卻並不怎樣美好。嘉靖間東南沿海的倭亂給百姓帶來巨大損失，萬曆間中朝軍民又並肩戰鬥，給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的侵略軍以重創。明末清初之際，中國是大變動、大混亂的時期，日本各島卻逐漸從爭戰不休的戰國時期進入相對穩定的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德川家族以江戶為中心，統治全國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長崎、京都、大阪等重要城市都在其治下。多爾袞入關後，日本與清朝並未建立聯係，相反，其文書上卻“猶書崇禎年號”，稱清人為“韃靼”，南明唐王隆武權利還請求日本出援兵抗清，其他消息也從與朝鮮的交往中得到。
就在順治元年，發生了一件非常偶然、但最後又驚動了清日雙方最高首腦的事情。本年四月，日本越前地方(今福井縣)的商人竹內藤右衛門等五十八人乘船往北海道經商，在海上被暴風吹到日本海西岸今蘇聯波謝特灣南側、圖們江口北麵的海邊上。住在這裏的屬清朝統治的瓦爾喀人誤以為他們是盜挖人參的海賊，殺掉四十三人，剩下十五人被先送到盛京，又送到北京。
他們到北京之後，受到了清人的很好招待。派給他們三名搬運夫，每人每天發白米二三升，豬肉一斤，還有麵粉、蕎麵、茶、酒、兩隻鵝。另外木柴、魚、蔬菜、醬、鹽、米都是每天發給，並發給他們綢緞被褥、棉帽、貼身衣褲和鞋襪。身體稍有不適，就派醫生來診。日本人好清潔，便特為其準備水。多爾袞還親自召見他們數次，“懇切地問話”，使這些人覺得，這個“上上下下都怕”的人，對日本人倒很和藹。另外，對於瓦爾喀殺日本人的事，清政府是做了審理的，日本人也看出，“當局對他們的行徑是很氣憤的”。
這些日本人後來記述道：“我們商量，盡管招待這般好，還是要回日本。"所以他們在順治二年五月端午節這天向清政府提出回國的請求。這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政府將他們交給派往朝鮮的使者祁充格，護送回國。他們由一百人高舉儀仗送到朝鮮後，又由朝鮮經對馬到大阪。德川家光聽說後，又把這些人叫到江戶嚴加訊問，了解清朝的情況。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編：《清史研究集》第1輯，《韃靼漂流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參見文後薛虹之校注。南京等地被清朝攻下的消息，也從這些人嘴裏傳到德川家光的耳中。
相形之下，日本對清王朝的態度則並不友好。德川家光的親信家人有很多主張“宜假道朝鮮，出送援兵”支持南明的，有的聽說“朝鮮與韃靼合，莫不駭憤，將欲興兵而來”。有的對朝鮮把去日本做生意的中國遇難船隻交還中國表示不滿，因為他們懷疑反抗自己的耶穌教徒常常混雜在中國商船之中，因此對與此舉有關的朝中兩國心懷怨憤。多爾袞對那十五個日本難民百般照顧，送其回國，日本人也毫無感激之意，認為“韃靼……送此漂人，正欲誇大”，朝鮮人受而送之，正是清朝的同謀。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61―3763、3791頁。所以，在多爾袞攝政時期，多爾袞雖把彩球拋向日本，但對方卻未以誠相待，加上幕府時期實行“鎖國”，明治維新後奉行侵略政策，使直到三百年後的今天之前，雙方關係都不甚親密，甚至是相當緊張的。
除此之外，阿拉伯半島的回回國、天方國，東南亞的安南、呂宋，東邊的琉球等分別遣使入貢。多爾袞亦曾對安南、琉球、呂宋分別頒布諭旨，讓他們把明朝所給封誥印敕交回，由清廷“照舊封賜”。《清世祖實錄》卷32，順治四年六月丁醜。
(三)善待西人。
這個時候，多爾袞不僅要處理與這些老鄰居的關係問題，還要和麵貌、服裝、宗教、語言都大大相異於己的西方人打交道。他當然不知道，在他生活的這個時代，正是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原始積累時期，一些西方殖民者紛紛沿新航路向東方而來，尋找發財致富的機會。與此同時，還有大量西方傳教士與他們同船而至，借宣揚宗教之機，對被統治者施加新的思想滲透。在這些人的想象中道路鋪滿黃金的中國，自然是他們“開發”的重要對象，因此在多爾袞之前，明朝的朱姓皇帝們就已嚐到了與這些人打交道的滋味。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商人借口船遇風浪，要求上岸曝曬貨物，乘機入居澳門。在賄賂當地官員以後，他們擅自在澳門居住下來，將其變為西方殖民者在中國的第一塊殖民地，通過對日、中、印及東南亞國家的轉口貿易，使明末的澳門空前繁榮，因而刺激了西方人進一步“開拓”的野心。另一方麵，意大利人利瑪竇、龐迪我以及稍後的日耳曼人湯若望、鄧玉函等天主教耶穌會士也乘機進入中國傳教。他們認為在中國傳教靠武力是無法奏效的，因此主張學習中國文化，結合不同信仰，介紹先進科學技術，與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加強來往，企圖以此達到他們傳教的目的。就明後期而言，一些著名官僚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等都與他們過從甚密，南明永曆權利的皇族中也有很多人洗禮入教。而傳教士中的佼佼者利瑪竇還被特準進京朝見明神宗，在欽天監中供職，死後還特賜葬於北京，待遇可謂不薄。這一切，使得西方勢力擴大了在中國的影響，多爾袞入關後所麵臨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形勢。
多爾袞也沒有以極其狹隘的民族偏見看待西人。順治元年五月，他曾下令將北京北、南，中城百姓遷出，以屯將士，在南城居住的明朝曆局顧問湯若望因為藏書、資料等太多，一時難於搬遷；又以教堂之旁不能沒有神父居住為理由，五月十一日向多爾袞上疏，請求免除搬遷。多爾袞當即表示同意，並發給他滿文諭旨一道，上寫：“恩準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闌入滋擾”。他回到家中後，把諭旨向已進駐其室的清兵宣示，後者便紛紛退去。清史委員會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1卷，“湯若望”，中華書局，1984年6月第1版，第295頁。後來又有人在廟旁開設騾馬市，一些市棍“借言王府並工部名色，希圖侵占”其地，因此湯若望又上疏請求“賜給清、漢字告示，張掛廟旁，庶人知畏法，遠臣獲寧”。不久內院便發給告示，禁止“立市商民、滿洲兵丁及衙門員役”再行滋擾，違者重懲。《明清史料》丙編第3本，第251頁，“內院示稿”。湯若望見清廷對自己頗為有禮，便決定繼續為新朝服務。
本年六月，湯若望上疏多爾袞，說他在崇禎年間曾用西洋新法修改舊曆，並製造了測量日月星晷等儀器，屢次推算都很正確。聽說這些儀器都被起義軍燒毀，所以準備另製進呈。另外他準備在八月初一按西洋新法推算京師和各省看見日食的具體時間、大小、方位等數字，事先交上來，讓多爾袞派人考察是否準確。多爾袞認為“舊曆歲久差訛，西洋新法屢屢密合”，讓他提前兩天把數字交上來等候檢驗。《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壬午。湯若望此舉主要是為了在新統治者麵前顯示一下西法的科學性，以便站穩腳跟，多爾袞則顯示出他不拘成法、勇於改新的政治家氣度。七月，新曆修成，多爾袞賜名《時憲曆》，命於明年開始頒行天下。《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丁亥。當月，湯若望又以新曆的“新處”上告多爾袞，多爾袞認為新曆的節氣、太陽出入、晝夜時刻都按地區不同推算，“果為精確”，不厭其煩地給予批複。《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甲辰。到八月初一，多爾袞令馮銓等赴觀象台用望遠鏡觀察日食，發現其初虧、食甚、複圓的時刻分秒和位置等都以西洋曆法為最準，“一一吻合。大統、回回兩法俱差時刻”。《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月丙辰。湯若望因而更得清廷信任。這年十一月，多爾袞向禮部發布命令，“欽天監印信著湯若望掌管。所屬該監官員，嗣後一切進曆、占候、選擇等項，悉聽掌印官舉行”，《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元年十一月己酉。湯若望從此成為清朝的正式官員，欽天監監正。順治二年十一月，他獻上補訂的《新曆全書》，《清世祖實錄》卷21，順治二年十一月丁卯。得到多爾袞賞識，被加太常寺少卿銜。
至於多爾袞身後，湯若望則更受優寵：福臨稱他“老祖”，玄燁的繼統也是根據他的建議。
另有耶穌會士意大利人利類思與葡萄牙人安文思，明末時入四川傳教，為張獻忠所獲。在清軍進攻張獻忠時，他們險些被兩個清兵所殺，忽有一兵迅速趕來，大聲製止，說這二人係湯若望之友。那兩個清兵聽說，連忙收刀入鞘。原來“是時湯若望在北京治理曆法，聲名顯著，阿瑪王及各王公大臣均與若望相善，人皆器重之”。後來二人被解到率兵的豪格處，“因該親王之吩咐，皆受優等之款待”，豪格“知此二人是教士，遂另眼看待”。古洛東：《聖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52―53頁。豪格的態度乃至八旗士兵的態度說明了攝政時期清廷對西方傳教士的寬容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天主教勢力在中國的發展並未因王朝的更替而停滯不前。
但這並不是說，清朝在多爾袞時期一反前朝政策、采取對外開放的方針。順治四年，兩廣總督佟養甲以通商裕國為理由，請求同意葡萄牙人入廣東與粵商貿易，但戶部鑒於崇禎年間葡人入廣州後曾引起事端，認為應仍舊禁其入省，隻許粵商到澳門去貿易，多爾袞對此也表示同意。《順世祖實錄》卷33，順治四年八月丁醜。可見多爾袞對少數為自己服務的外國人十分優寵，表現得非常開明，但對有可能威脅自己安全的大規模雙邊交往則持保守態度，這對在素稱開明的玄燁也不過如此。
曆史的發展賦予了多爾袞這樣的重任：他一方麵要解決明朝以至以前各代都解決不好的民族關係問題，一方麵要對付那些“長身高鼻，貓睛鷹嘴”的西方人。盡管攝政隻有七年，但整個清王朝比較成功的民族政策和瑕瑜互見的外交方針卻是由此發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