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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為大清王朝奠基(3)
到順治二年，浙江道監察禦史吳達又大膽上書，說現在使用的一切官員都取材於明末，其中有好的，也有許多逆黨羽翼、貪官汙吏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在剛立國時還可以邪正兼收，但現在江南平定，人才濟濟，就不能再涇渭不分、好壞不辨了。他舉出象阮大铖，袁弘勳、徐複陽這些人，怎能一概錄用呢？他還把矛頭直指大學士馮銓，說他狐媚成奸，豺狼任性，蠹國殃民，因此如不整頓吏治，就不利於國計民生。但多爾袞隻是以“已經錄用後無罪而黜，會引起官員的疑心”為理由，對其未加理睬。《清世祖實錄》卷19，順治二年七月戊寅，《皇清奏議》卷2，“浙江道監察禦史吳達題為特參奸貪大臣以肅本政事”。後來科道官許作梅、莊憲祖、杜立德、王守履、桑芸、李森先、羅國士、鄧孕槐、龔鼎孳等人交章彈劾馮銓、李若琳、孫之獬等閹黨餘孽，被多爾袞斥為重蹈故明陋習，結黨陷害忠良，嚴厲地斥責了他們一頓。《清世祖實錄》卷20，順治二年八月丙申。
但是，並不是說多爾袞對任官用人就非常馬虎，在可能的情況下，他還是嚴格要求的。保定巡撫丘茂華認為畿南地區缺官料理，就從鄉紳，孝廉等舊明紳衿中選擇數人推用，多爾袞並沒有一批了事，而是批示：“這署事官紳、孝廉果否盡當，作速會議具啟。”順治元年七月初七日保定巡撫丘茂華啟為特舉賢才署事，仰祈敕允，以安地方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宣大巡按張鳴駿薦舉舊官李定榮在蔚州任官，被多爾袞批道：“宣大久經歸順，地方已定，應用官員宜聽該部推選。以後薦舉，但許開具履曆、籍貫及才品所宜，不得指定何官坐名何地。著通行傳諭。”順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宜大巡按張鳴駿為特舉異才以備要地道員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順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大學士們去向多爾袞匯報政事。多爾袞說：
“茶馬一差要緊，必須擇人。”
都察院劉漢儒推薦廖攀龍，多爾袞便說：“這用的滿洲人，我一一皆知，若是漢人，是好是壞，我都不知道。”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各地方官推薦的人多，參劾的人少，天生的好人一個地方不過一，兩個，哪得有如許之多？”
大學士們解釋說：“對外官除了參處的以外，都該獎薦，這是明朝舊例。薦舉的人中有很多相同的，但參劾的人絕不雷同，一個是一個。而且上任有參，複命有參，鹽臣有參，三年考察時也有參，所去的官並不少。”
“應選的官未必都好，好像矮子裏拔將軍，就是不好的，少不得也要做官。”多爾袞頗不以為然。
大學士們又答：“初選的官，怎麽能馬上就知他怎麽樣呢？等到了地方上，如不好自然就要參處。”
這時剛林讀了楊方興的奏本。多爾袞即問道，“此官作得何如？”
大學士們說：“極好。”
多爾袞很得意。“他是從內院出去的，我也知道他。”《多爾袞攝政日記》
對於明朝的吏治，他也是清楚的。順治元年六月，他對全國官民發布詔諭；
“明國之所以滅亡，都是由於內外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錢者雖不好也可進身，無錢者即賢才也不被任用。所以賢者都抱恨隱居，不賢者多，夤緣幸進。賢不能進則國政不理，不賢用賄得官，怎麽肯實心為國？甚至無功的以行賄而冒功，有功的以不行賄而被淹沒，亂政壞國都始於此，罪也莫大於此。如今內外官吏改變以前的貪婪，效忠國家，則可永葆富貴，若是不改前非，仍舊行賄營私，國法不容，必定砍頭示眾。”《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丙子。
七月，多爾袞又對全國官民發布詔諭，認為近來廷臣舉薦的人大多是明末舊官和革職廢員，沒有埋名隱姓、躲藏山林的賢人。這樣，如果推薦者心不公，就會導致結黨營私，誤國誤民。所以，以後要嚴加考察，實行連坐之罰，無論是薦舉有私還是知而不舉都要治罪。《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甲寅。吏部曾在一本中薦舉人才，多爾袞在本後批道：“這薦舉諸臣履曆充軍革黜太多，朝廷用舍雖不據此，亦欲知其梗概，還將被斥事等情寫來看。”無名無題殘本(約為順治元年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他一方麵要大量利用明臣，不可能十分挑剔，但他卻並不就此聽之任之，還時時告誡、叮嚀，盡量用人得當。江南攻下後，陳名夏自稱熟悉當地情況，請求派他去招撫，但多爾袞派了洪承疇，不過是對陳不夠信任和了解，而洪承疇是文武全才罷了。一次聽到剛林讀山西巡撫馬國柱的本章，立刻說：“李鑒、馬國柱不可並在一處，當更調一人。大略滿洲人心實，說過便了，漢人似不如此，恐不擠之死地不止。”《多爾袞攝政日記》。時李鑒任宣府巡撫。
多爾袞對官員注意了解，這樣才好因人設事。順治六年巡視長蘆鹽課的禦史一年任期已滿，按舊例應該更替，都察院以廣東道禦史王世功和江南道禦史杜果資曆合適，請旨選擇一人。多爾袞當即批示：
“巡視長蘆鹽課，著王世功去。”順治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都察院左都禦史徐起元為請差巡鹽官員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多爾袞能作出這樣的決斷，顯然對這些官員已有好惡區分。
多爾袞用人也頗有些手段。他送洪承疇南下總督軍務時曾對他說：
“凡我心愛之人，雖萬金不惜。昨日賜你衣帽，物輕意在，望卿此行，用心做事。”
洪承疇不禁感激涕零，連忙拜謝：“臣感王上厚恩。敢不竭盡心力？”
山東巡按朱朗回京述職，臨返任時，多爾袞又派內院大臣對他麵諭：
“今王上差你巡按山東連日，知道你原是一個好官，再無別言戒諭，隻是要你實心做事，毋循前朝情麵弊政。”順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山東巡按朱朗啟為潛言日至，隱射可虞，懇祈聖明；憐臣孤蹤，俯賜罷斥，以謝人言以全臣節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朱朗聽到誇讚，心中也頗感動。
王鼇永受命招撫山東，將成績上報。多爾袞批示：
“據報收撫地方，具見真誠任事，深可嘉悅。”順治元年七月十二日山東巡撫王鼇永啟為恭報收撫地方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片言隻字，足以使這些臣子為其效盡犬馬之勞。此外，多爾袞還時時略施恩賞，表明對一些臣子的信任和慰問。從《清實錄》中看：
順治元年八月庚申，多爾袞賞馮銓、沈惟炳、金之俊、駱養性、王鼇永、吳惟華、曹化淳、車應奎、王德化、王之俊等貂褂各一襲。
壬戌，賞明朝外戚周奎、晉王朱審煊及妃範氏緞、銀等物。
癸酉，賞明妃任氏等貂裘、衣物。
丙子，賞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誌祥衣靴器皿等物。
甲申，賞謝升貂裘、靴、帽，白金等。
九月丙戌，賞吳三桂及三順王、續順公補緞衣。
癸巳，賞洪承疇衣、緞、銀、莊園、牛馬、奴婢等。戊戌，賞朱審煊衣袍等物。
辛醜，賜明宗室朱允及其子房屋。
十二月甲子，賜馮銓、謝升、洪承疇各黃金二十兩、白金一千兩、嵌寶金鍾盤二副、螺鈿盒二架、玉壺一執；賜沈惟炳，謝啟光、王公弼、孫之獬等二十一人鞍馬各一匹。
《清實錄》未記和此處未錄的此類賞賜還有許多。僅僅進入北京後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多爾袞就如此不吝升賞，自然是對這些人表示恩寵和籠絡的意思，自然是希望這些人對他投桃報李，益加忠誠。
但是，多爾袞的努力絕不僅僅限於籠絡和使用前朝舊官，他也非常渴望招攬一批新人，從而達到既可接班，又可減少前朝官場弊政的目的。
三、重開科舉。
清代的開科取士也是上承明製的一個重要方麵。
明代，是開科取士的極盛時期。明初時是“幾途並用”：進士、舉貢、薦舉等等都可做官，後來則主要是由學校逐級考試，通過科舉入仕。大致經科考而參加省一級的鄉試後中試者為舉人，舉人再到京師去參加禮部主持的會試，中試者為進士；之後參加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最後將進士分為三甲。最後從這些人中選出庶吉士，再學三年，然後分別授官。從明朝來看，全部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出來的占絕大多數。因而後人總結說，明代“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張廷玉：《明史？選舉誌》，卷70，卷46，第1703頁，中華書局，1974年4月版。
清朝的開科取士始自皇太極天聰時期。天聰三年，他不顧損害滿洲貴族的利益，下令境內所有知識分子出來考試，那些淪為奴隸者也要允許他們出試，家主不得阻撓。結果逃避了努爾哈赤屠戮的三百漢族生員中，有二百人中式。天聰八年再從漢生員中考選人才，又選中二百二十八人。崇德六年皇太極接受範文程的建議，在滿、蒙、漢士人中選考舉人、秀才，也頗有收獲。這些中試者在清入關前後都曾被委以重任。
多爾袞入關之初，主要是委用舊官，未曾顧及開科舉。但隨著形勢的變化，重開科舉就不僅是新王朝開國新政的一個方麵，而且日益為吏治的整刷所需要。因此，在順治元年十月登極詔書中專門列有如下數款：
1.會試定於辰戌醜未年，各省直鄉試定於子午卯酉年。凡舉人不係行止黜革者，仍準會試，各處府州縣儒學食廩生員，仍準給廩，增附生員，仍準在學肄業，俱照例優免。
2.武舉會試定於辰戌醜未年，各省直鄉試定於子午卯酉年，俱照舊例。
3．京衛武學官生遇子午卯酉鄉試年，仍準開科，一體會試。
4．京府並省直各府州縣學廩生貢額年分不等，今正貢準改恩貢，次貢準改正貢，每處貢二名。止行一年，後不為例。有才華出眾、孝悌著聞者，不拘廩增附學，俱許提學官特薦試用。
5.前朝文武進士、文武舉人仍聽該部核用。《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7頁，“清世祖登極詔稿”。
次月，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請仿明初之製，使大臣子弟在學者可蔭入國子監，民間廩增附生員中好的也可考選入監。此外滿洲勳臣子弟願意讀書的也可送監。多爾袞當即批示，無論滿、漢官子弟，有願讀清書(滿文)或漢書的，俱送入國子監。監中亦設滿洲司業一人，助教二人，以教習清書。《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元年十一月乙酉朔。幾天後，多爾袞又廷試前朝貢生，分四等分別授以地方官職。《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元年十一月辛卯。順治二年三月，禮部又奏說貢士廷試按例應在四月中進行，上年因銓選乏人臨時隨便考試，這次也請提前。《清世祖實錄》卷15，順治二年三月庚寅。四月，禮部議覆龔鼎孳的上疏，製訂舉人考取的具體事宜，得多爾袞批示：“考試仍照例行”。《清世祖實錄》卷15，順治二年四月辛酉。
順治二年五月底，多鐸攻克南京的捷報剛剛傳入朝廷，龔鼎孳就建議迅速派遣學臣去南方料理科場諸務。《清世祖實錄》卷16，順治二年五月辛亥。六月多爾袞頒詔江南，其中亦談到各地鄉、會試及儒學廩附生員、貢生等事宜，都按登極恩詔辦理。這之後，朝臣紛紛上書談及科舉，如範文程認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清史稿？範文程傳》。如張存仁認為“不勞兵之法”就是“速派提學，開科取士，讀書人有了出仕的希望，從逆之心自然不存”。《清世祖實錄》卷19，順治二年七月丙辰。雲貴招撫丁之龍在條陳滇黔事宜時，也把開科取士當作一項重要內容。《清世祖實錄》卷18，順治二年閏六月己酉。在一陣陣緊鑼密鼓之下，順治二年八月，在已安定的各地方首開鄉試(一些初定之地如陝西、江西等六省則於十月舉行鄉試福格：《聽雨叢談》卷9，“鄉會試掌故一”，中華書局，1984年，第186頁。)。
這樣一來，果然頗見成效，大批漢人士子紛紛而至，順天府試的進場秀才有三千，多爾袞不禁驚歎：“可謂多人！”大學士們連忙解釋說：“進場秀才向來有四千五百餘人，皆由提學官選擇起送，其中試者不過一百四五十名而已。”《多爾袞攝政日記》但清初戰亂之後，入試人數達到承平時的三分之二，也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就全國而言，十五省中式舉人達到一千四五百名。此外還有副榜，如複社名士侯方域就在幾年後考中了副榜。
但是，由於戰亂的緣故，道路梗塞，許多士子沒能按期趕到省城參加鄉試、次年二月也就無法參加會試，當然非常遺憾。範文程了解到這一情況，就在順治二年十月向多爾袞建議“廣其途以搜之”，請於順治三年會試後的當年八月再補鄉試二次(按正常情況需到順治五年才有第二次鄉試，六年第二次會試)，順治四年補增會試一次，得到多爾袞的批準。《清史列傳》卷5，“範文程”。明代會試，一般取中三百人左右，順治三年正月，首次會試的前夕，禮部認為“龍飛首科，正是士人彈冠之日”，建議增加進士名額，多爾袞批示說：“開科之始，人文宜廣，中式額數擴增到四百名。”《清世祖實錄》卷23，順治三年正月甲戌。
因為道路難行，各省舉人名冊沒有完全送到京城，會試隻得從例行的二月初九日推遲到二月十九日。到這一天，曆時九天的會試終於開場了。會試的總裁官是大學士範文程、剛林、馮銓和寧完我，所出題目倒是頗結合實際，曰“王道之始也”，會試中試者四百人提前於三月十五日進行殿試，多爾袞第一次代行皇帝的職責，到重華殿出題。其製策題長達五百字左右，主要針對清入主中華之後應遵什麽原則才能長治久安，在明末吏治腐敗的情況下如何整頓吏治使民風返樸，如何使滿漢同心同德，怎樣才能網羅賢才等四個問題提出要求。一日後評卷，再一日傳臚，分出三甲進士。《清世祖實錄》卷25，順治三年三月壬戌，上海古籍書店刻印，1983年12月，第5頁。
這次考試後被稱作“得人之科”，順康名臣傅以漸、魏裔介、魏象樞、李爵、馮溥等等，都是本科的進士。據統計，這一科的進士裏，出了四位大學士、八位尚書、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撫，此外還有都察院副都禦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內院學士等六位大官。徐錫麟、錢泳同輯：《熙朝新語》卷1，清同治6年（1867）刻本。
按範文程等人的建議，一年後再舉會試，多爾袞命取中三百名，總裁仍以範文程為首，其餘剛林、祁充格、馮銓、寧完我和宋權參與其事。當年三月殿試，多爾袞又以怎樣才能知人得真才，怎樣才能避免官員子弟及地方紳衿殺害百姓，使“貴者日富，貧者日苦”，怎樣才能在戰爭頻仍的情況下既足兵餉，又不給百姓增加負擔等三個內容為題，令貢士們回答。這次補行的殿試有兩處不同於上年的特點，一是多爾袞強調答題方式“勿用四六，不限長短，毋得預誦套詞，拘泥舊式”，《清世祖實錄》卷31，順治四年三月丙辰。表明他務求考試結合實際並能有用於實際，反對形式主義的態度；二是這回取士三百人中，江南士子占一百二十四人，占40%以上，且鼎甲又都是江南人，對比丙戌會試，當時中式四百人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數來自山東一省，福格、錢泳同輯：《聽雨叢談》卷9，“鄉會試掌故一”，中華書局，1984年，第186頁。這說明隨著江南的平定，明代開始的文魁中南方人占絕對優勢的趨勢參見陳正祥、錢泳同輯：《中國文化地理》第22頁，表2，“明代文魁的籍貫分布”，三聯書店，1983年。又重新卷土重來，而這趨勢又成為清初官場中造成南北黨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並不是說多爾袞對任官用人就非常馬虎，在可能的情況下，他還是嚴格要求的。保定巡撫丘茂華認為畿南地區缺官料理，就從鄉紳，孝廉等舊明紳衿中選擇數人推用，多爾袞並沒有一批了事，而是批示：“這署事官紳、孝廉果否盡當，作速會議具啟。”順治元年七月初七日保定巡撫丘茂華啟為特舉賢才署事，仰祈敕允，以安地方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宣大巡按張鳴駿薦舉舊官李定榮在蔚州任官，被多爾袞批道：“宣大久經歸順，地方已定，應用官員宜聽該部推選。以後薦舉，但許開具履曆、籍貫及才品所宜，不得指定何官坐名何地。著通行傳諭。”順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宜大巡按張鳴駿為特舉異才以備要地道員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順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大學士們去向多爾袞匯報政事。多爾袞說：
“茶馬一差要緊，必須擇人。”
都察院劉漢儒推薦廖攀龍，多爾袞便說：“這用的滿洲人，我一一皆知，若是漢人，是好是壞，我都不知道。”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各地方官推薦的人多，參劾的人少，天生的好人一個地方不過一，兩個，哪得有如許之多？”
大學士們解釋說：“對外官除了參處的以外，都該獎薦，這是明朝舊例。薦舉的人中有很多相同的，但參劾的人絕不雷同，一個是一個。而且上任有參，複命有參，鹽臣有參，三年考察時也有參，所去的官並不少。”
“應選的官未必都好，好像矮子裏拔將軍，就是不好的，少不得也要做官。”多爾袞頗不以為然。
大學士們又答：“初選的官，怎麽能馬上就知他怎麽樣呢？等到了地方上，如不好自然就要參處。”
這時剛林讀了楊方興的奏本。多爾袞即問道，“此官作得何如？”
大學士們說：“極好。”
多爾袞很得意。“他是從內院出去的，我也知道他。”《多爾袞攝政日記》
對於明朝的吏治，他也是清楚的。順治元年六月，他對全國官民發布詔諭；
“明國之所以滅亡，都是由於內外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錢者雖不好也可進身，無錢者即賢才也不被任用。所以賢者都抱恨隱居，不賢者多，夤緣幸進。賢不能進則國政不理，不賢用賄得官，怎麽肯實心為國？甚至無功的以行賄而冒功，有功的以不行賄而被淹沒，亂政壞國都始於此，罪也莫大於此。如今內外官吏改變以前的貪婪，效忠國家，則可永葆富貴，若是不改前非，仍舊行賄營私，國法不容，必定砍頭示眾。”《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丙子。
七月，多爾袞又對全國官民發布詔諭，認為近來廷臣舉薦的人大多是明末舊官和革職廢員，沒有埋名隱姓、躲藏山林的賢人。這樣，如果推薦者心不公，就會導致結黨營私，誤國誤民。所以，以後要嚴加考察，實行連坐之罰，無論是薦舉有私還是知而不舉都要治罪。《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甲寅。吏部曾在一本中薦舉人才，多爾袞在本後批道：“這薦舉諸臣履曆充軍革黜太多，朝廷用舍雖不據此，亦欲知其梗概，還將被斥事等情寫來看。”無名無題殘本(約為順治元年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他一方麵要大量利用明臣，不可能十分挑剔，但他卻並不就此聽之任之，還時時告誡、叮嚀，盡量用人得當。江南攻下後，陳名夏自稱熟悉當地情況，請求派他去招撫，但多爾袞派了洪承疇，不過是對陳不夠信任和了解，而洪承疇是文武全才罷了。一次聽到剛林讀山西巡撫馬國柱的本章，立刻說：“李鑒、馬國柱不可並在一處，當更調一人。大略滿洲人心實，說過便了，漢人似不如此，恐不擠之死地不止。”《多爾袞攝政日記》。時李鑒任宣府巡撫。
多爾袞對官員注意了解，這樣才好因人設事。順治六年巡視長蘆鹽課的禦史一年任期已滿，按舊例應該更替，都察院以廣東道禦史王世功和江南道禦史杜果資曆合適，請旨選擇一人。多爾袞當即批示：
“巡視長蘆鹽課，著王世功去。”順治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都察院左都禦史徐起元為請差巡鹽官員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多爾袞能作出這樣的決斷，顯然對這些官員已有好惡區分。
多爾袞用人也頗有些手段。他送洪承疇南下總督軍務時曾對他說：
“凡我心愛之人，雖萬金不惜。昨日賜你衣帽，物輕意在，望卿此行，用心做事。”
洪承疇不禁感激涕零，連忙拜謝：“臣感王上厚恩。敢不竭盡心力？”
山東巡按朱朗回京述職，臨返任時，多爾袞又派內院大臣對他麵諭：
“今王上差你巡按山東連日，知道你原是一個好官，再無別言戒諭，隻是要你實心做事，毋循前朝情麵弊政。”順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山東巡按朱朗啟為潛言日至，隱射可虞，懇祈聖明；憐臣孤蹤，俯賜罷斥，以謝人言以全臣節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朱朗聽到誇讚，心中也頗感動。
王鼇永受命招撫山東，將成績上報。多爾袞批示：
“據報收撫地方，具見真誠任事，深可嘉悅。”順治元年七月十二日山東巡撫王鼇永啟為恭報收撫地方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片言隻字，足以使這些臣子為其效盡犬馬之勞。此外，多爾袞還時時略施恩賞，表明對一些臣子的信任和慰問。從《清實錄》中看：
順治元年八月庚申，多爾袞賞馮銓、沈惟炳、金之俊、駱養性、王鼇永、吳惟華、曹化淳、車應奎、王德化、王之俊等貂褂各一襲。
壬戌，賞明朝外戚周奎、晉王朱審煊及妃範氏緞、銀等物。
癸酉，賞明妃任氏等貂裘、衣物。
丙子，賞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誌祥衣靴器皿等物。
甲申，賞謝升貂裘、靴、帽，白金等。
九月丙戌，賞吳三桂及三順王、續順公補緞衣。
癸巳，賞洪承疇衣、緞、銀、莊園、牛馬、奴婢等。戊戌，賞朱審煊衣袍等物。
辛醜，賜明宗室朱允及其子房屋。
十二月甲子，賜馮銓、謝升、洪承疇各黃金二十兩、白金一千兩、嵌寶金鍾盤二副、螺鈿盒二架、玉壺一執；賜沈惟炳，謝啟光、王公弼、孫之獬等二十一人鞍馬各一匹。
《清實錄》未記和此處未錄的此類賞賜還有許多。僅僅進入北京後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多爾袞就如此不吝升賞，自然是對這些人表示恩寵和籠絡的意思，自然是希望這些人對他投桃報李，益加忠誠。
但是，多爾袞的努力絕不僅僅限於籠絡和使用前朝舊官，他也非常渴望招攬一批新人，從而達到既可接班，又可減少前朝官場弊政的目的。
三、重開科舉。
清代的開科取士也是上承明製的一個重要方麵。
明代，是開科取士的極盛時期。明初時是“幾途並用”：進士、舉貢、薦舉等等都可做官，後來則主要是由學校逐級考試，通過科舉入仕。大致經科考而參加省一級的鄉試後中試者為舉人，舉人再到京師去參加禮部主持的會試，中試者為進士；之後參加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最後將進士分為三甲。最後從這些人中選出庶吉士，再學三年，然後分別授官。從明朝來看，全部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出來的占絕大多數。因而後人總結說，明代“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張廷玉：《明史？選舉誌》，卷70，卷46，第1703頁，中華書局，1974年4月版。
清朝的開科取士始自皇太極天聰時期。天聰三年，他不顧損害滿洲貴族的利益，下令境內所有知識分子出來考試，那些淪為奴隸者也要允許他們出試，家主不得阻撓。結果逃避了努爾哈赤屠戮的三百漢族生員中，有二百人中式。天聰八年再從漢生員中考選人才，又選中二百二十八人。崇德六年皇太極接受範文程的建議，在滿、蒙、漢士人中選考舉人、秀才，也頗有收獲。這些中試者在清入關前後都曾被委以重任。
多爾袞入關之初，主要是委用舊官，未曾顧及開科舉。但隨著形勢的變化，重開科舉就不僅是新王朝開國新政的一個方麵，而且日益為吏治的整刷所需要。因此，在順治元年十月登極詔書中專門列有如下數款：
1.會試定於辰戌醜未年，各省直鄉試定於子午卯酉年。凡舉人不係行止黜革者，仍準會試，各處府州縣儒學食廩生員，仍準給廩，增附生員，仍準在學肄業，俱照例優免。
2.武舉會試定於辰戌醜未年，各省直鄉試定於子午卯酉年，俱照舊例。
3．京衛武學官生遇子午卯酉鄉試年，仍準開科，一體會試。
4．京府並省直各府州縣學廩生貢額年分不等，今正貢準改恩貢，次貢準改正貢，每處貢二名。止行一年，後不為例。有才華出眾、孝悌著聞者，不拘廩增附學，俱許提學官特薦試用。
5.前朝文武進士、文武舉人仍聽該部核用。《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7頁，“清世祖登極詔稿”。
次月，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請仿明初之製，使大臣子弟在學者可蔭入國子監，民間廩增附生員中好的也可考選入監。此外滿洲勳臣子弟願意讀書的也可送監。多爾袞當即批示，無論滿、漢官子弟，有願讀清書(滿文)或漢書的，俱送入國子監。監中亦設滿洲司業一人，助教二人，以教習清書。《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元年十一月乙酉朔。幾天後，多爾袞又廷試前朝貢生，分四等分別授以地方官職。《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元年十一月辛卯。順治二年三月，禮部又奏說貢士廷試按例應在四月中進行，上年因銓選乏人臨時隨便考試，這次也請提前。《清世祖實錄》卷15，順治二年三月庚寅。四月，禮部議覆龔鼎孳的上疏，製訂舉人考取的具體事宜，得多爾袞批示：“考試仍照例行”。《清世祖實錄》卷15，順治二年四月辛酉。
順治二年五月底，多鐸攻克南京的捷報剛剛傳入朝廷，龔鼎孳就建議迅速派遣學臣去南方料理科場諸務。《清世祖實錄》卷16，順治二年五月辛亥。六月多爾袞頒詔江南，其中亦談到各地鄉、會試及儒學廩附生員、貢生等事宜，都按登極恩詔辦理。這之後，朝臣紛紛上書談及科舉，如範文程認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清史稿？範文程傳》。如張存仁認為“不勞兵之法”就是“速派提學，開科取士，讀書人有了出仕的希望，從逆之心自然不存”。《清世祖實錄》卷19，順治二年七月丙辰。雲貴招撫丁之龍在條陳滇黔事宜時，也把開科取士當作一項重要內容。《清世祖實錄》卷18，順治二年閏六月己酉。在一陣陣緊鑼密鼓之下，順治二年八月，在已安定的各地方首開鄉試(一些初定之地如陝西、江西等六省則於十月舉行鄉試福格：《聽雨叢談》卷9，“鄉會試掌故一”，中華書局，1984年，第186頁。)。
這樣一來，果然頗見成效，大批漢人士子紛紛而至，順天府試的進場秀才有三千，多爾袞不禁驚歎：“可謂多人！”大學士們連忙解釋說：“進場秀才向來有四千五百餘人，皆由提學官選擇起送，其中試者不過一百四五十名而已。”《多爾袞攝政日記》但清初戰亂之後，入試人數達到承平時的三分之二，也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就全國而言，十五省中式舉人達到一千四五百名。此外還有副榜，如複社名士侯方域就在幾年後考中了副榜。
但是，由於戰亂的緣故，道路梗塞，許多士子沒能按期趕到省城參加鄉試、次年二月也就無法參加會試，當然非常遺憾。範文程了解到這一情況，就在順治二年十月向多爾袞建議“廣其途以搜之”，請於順治三年會試後的當年八月再補鄉試二次(按正常情況需到順治五年才有第二次鄉試，六年第二次會試)，順治四年補增會試一次，得到多爾袞的批準。《清史列傳》卷5，“範文程”。明代會試，一般取中三百人左右，順治三年正月，首次會試的前夕，禮部認為“龍飛首科，正是士人彈冠之日”，建議增加進士名額，多爾袞批示說：“開科之始，人文宜廣，中式額數擴增到四百名。”《清世祖實錄》卷23，順治三年正月甲戌。
因為道路難行，各省舉人名冊沒有完全送到京城，會試隻得從例行的二月初九日推遲到二月十九日。到這一天，曆時九天的會試終於開場了。會試的總裁官是大學士範文程、剛林、馮銓和寧完我，所出題目倒是頗結合實際，曰“王道之始也”，會試中試者四百人提前於三月十五日進行殿試，多爾袞第一次代行皇帝的職責，到重華殿出題。其製策題長達五百字左右，主要針對清入主中華之後應遵什麽原則才能長治久安，在明末吏治腐敗的情況下如何整頓吏治使民風返樸，如何使滿漢同心同德，怎樣才能網羅賢才等四個問題提出要求。一日後評卷，再一日傳臚，分出三甲進士。《清世祖實錄》卷25，順治三年三月壬戌，上海古籍書店刻印，1983年12月，第5頁。
這次考試後被稱作“得人之科”，順康名臣傅以漸、魏裔介、魏象樞、李爵、馮溥等等，都是本科的進士。據統計，這一科的進士裏，出了四位大學士、八位尚書、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撫，此外還有都察院副都禦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內院學士等六位大官。徐錫麟、錢泳同輯：《熙朝新語》卷1，清同治6年（1867）刻本。
按範文程等人的建議，一年後再舉會試，多爾袞命取中三百名，總裁仍以範文程為首，其餘剛林、祁充格、馮銓、寧完我和宋權參與其事。當年三月殿試，多爾袞又以怎樣才能知人得真才，怎樣才能避免官員子弟及地方紳衿殺害百姓，使“貴者日富，貧者日苦”，怎樣才能在戰爭頻仍的情況下既足兵餉，又不給百姓增加負擔等三個內容為題，令貢士們回答。這次補行的殿試有兩處不同於上年的特點，一是多爾袞強調答題方式“勿用四六，不限長短，毋得預誦套詞，拘泥舊式”，《清世祖實錄》卷31，順治四年三月丙辰。表明他務求考試結合實際並能有用於實際，反對形式主義的態度；二是這回取士三百人中，江南士子占一百二十四人，占40%以上，且鼎甲又都是江南人，對比丙戌會試，當時中式四百人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數來自山東一省，福格、錢泳同輯：《聽雨叢談》卷9，“鄉會試掌故一”，中華書局，1984年，第186頁。這說明隨著江南的平定，明代開始的文魁中南方人占絕對優勢的趨勢參見陳正祥、錢泳同輯：《中國文化地理》第22頁，表2，“明代文魁的籍貫分布”，三聯書店，1983年。又重新卷土重來，而這趨勢又成為清初官場中造成南北黨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