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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馬上得天下(8)
五月十二日，阿濟格、吳三桂等追擊農民軍的部隊回到燕京，多爾袞派範文程等“迎勞之”。據朝鮮人記述：“清兵之追擊流賊者，至保定府，人馬疲困，不能追及，隻得所棄宮女百餘人，彩緞數萬匹而還。”吳晗輯：《朝鮮李朝宰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頁。但除了人馬勞頓之外，農民軍進入山西後加緊防守，也使清軍不宜繼續深入。李自成主力雖退入山陝，但旋即考慮恢複失地。據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報告說，六月間“賊尚盤踞河朔，殘虐地方，無所不至。始而驅迫百姓運糧，擔負之苦，既已難堪，又每地一畝派銀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畝征解闊布，花缺布貴，敲撲就斃，人相枕藉；又科派雕羽以充箭翎，臣鄉此鳥最少，乃至死鴟一隻，費銀十兩有餘，又派打造盔甲，種種誅求，總欲置民死地。而大小鄉紳舉貢，則盡並其家屬押解陝西，號哭之聲盈耳酸心。……”順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國子監司業臣薛所蘊謹啟為泣陳臣鄉苦情，仰乞睿鑒，速發救兵以出斯民於湯火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由此可以看出李自成已從六月份開始進行物質上的準備，以反攻清軍。
果然，六月中旬，李自成便赴晉南的平陽(今臨汾)，重新部署兵力。他以陳永福、韓文銓鎮守太原，李過守府穀、保德，馬科直逼漢中，並在平陽商討軍機，作為反攻的大本營。七月初，農民軍就開始分兵反攻。據大順權利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發出的行牌上稱：“今報長安二府田，綏德、漢中高、趙從西河驛過河，統領夷漢番回馬步兵丁三十萬，權將軍劉統兵十萬過河，從平陽北上；又報皇上統領大兵三百五十萬，七月初二日從長安起馬，三路行兵，指日前來。先恢剿寧武、代州、大同、宣府等處，後赴北京、山海剿除遼左，至叛逆官兵，盡行平洗，順我百姓，無得驚遁等語。”《明清史料》甲編第1本，第73頁，“征西前將軍大同總兵薑塘報”。雖然兵數有所誇張，但卻大體表明了反攻的規劃。於是，從七月初始，河北、河南各地飛章告急，或說“傳來西賊偽牌一麵，上雲權將軍劉親自領兵十萬，由彰德、磁州一帶，指日攻取大名”；或說農民軍哨馬二百餘騎，已到武安縣駐紮，或說又到臨關，涉縣也有二千人駐紮，離順德府已非常迫近。加上農民軍到臨關的前鋒放出話來：“二十日發兵八十萬，一路上固關，三十萬，一路上宣大，三十萬，一路上順德，二十萬。”嚇得地方官趕緊上報清廷，“急發兵堵剿，如救湯火”。《明清史料》丙編第5本，第410頁，“真順廣大總兵王燎塘報”。而赴固關一路七月底也抵達平定州，“偽官姓喬，賊撥不時往來，總兵馬賊在榆次，有稱王流賊姓劉在壽陽”。《明清史料》丙編第5本，第418頁，“保定巡撫丘茂華啟本”。而河南襄縣、南陽，襄陽、河南府(即洛陽)以西，“流寇牛頭目領兵一支在各處鎮守，以西俱流寇官”。《明清史料》丙編第5本，第442頁，“山東分巡東昌道李棲風呈內院文。”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軍數日之內便可抵達北京城下，圍攻清軍，因而成為清朝統治者的心腹大患，成為多爾袞最為重視的一支敵對力量。
另一支農民軍隊伍――張獻忠的大西軍於這年正月大舉入川，六月克重慶，八月下成都，先後殺掉明瑞王和蜀王。十月，張獻忠以成都為西京，建立大西政府，改元大順。中央、地方各級權利都有農民軍派任的官員，並且鑄幣造曆，開科取士。其間，張獻忠又派艾能奇、李定國，孫可望等率兵四處攻略州縣，使全川皆隸於大西權利統轄之下，使張獻忠成為多爾袞統一中國的潛在威脅。但是，多爾袞還無暇顧及割據一隅的大西農民軍，對其也不甚了解，直到次年閏六月，他還問：
“張獻忠今安在？”
大學士們連忙奏報：“聽說張獻忠占據四川，地方險要而富庶，他在那裏抗拒不降。”
多爾袞聽說以後表示憂慮，認為“草野之間特起豪傑，則難為收拾。”《多爾袞攝政日記》，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民國22年（1933年）鉛印本。順治二年閏六月十二日。所以在順治元年五月以後大約一年多的時間裏，多爾袞及其主要謀臣均未在戰略決策中安排對大西權利的對策。
甚至多爾袞對近京“土賊”都要更為重視得多。他曾提到，“自義兵至京以來，霸州一帶土寇紛紛，未見斷絕，今三十日。早間又聞彼處土賊甚多，正在發兵征剿。"《明清史料》丙編第6本，第413頁。“吏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啟本”。後又批示：“天津務關之間，土寇公行，地方官料理何事？宜速殲渠魁，勿令滋蔓。著杜應登暫駐務關，宋權暫駐通州，督率各道將從實下手，以安畿甸。候剿撫完日，啟明奉旨，方許回鎮。”《明清史料》丙編第6本，第416頁。“兵部侍郎金之俊啟本”。七，八月間，近京各省羽檄飛章，報告各地形勢，或說“鄒、滕一帶多盜，路斷行人”，或說“濰縣又告急矣”，“沂州、沂水又告急矣”；《明清史料》丙編第5本，第426頁，“原任陝西三邊總督李化熙啟本”。或說“土寇”馬應試“搶掠鄆、钜、範、觀、開、清、曹、定一帶，為害甚慘”；《明清史料》丙編第5本，第428頁，“山東巡撫方大猷揭帖”。或說“嘉祥地方滿家洞土寇聚集數萬，攻破馮家等堡二十餘處”；《明清史料》丙編第6本，第426頁，“山東巡撫方大猷揭帖”。或說“青州府迤東昌樂、壽光等縣土寇猖獗，結聚數萬，延蔓東海，僭稱重光元年。有稱威振山東，提調總鎮者，有稱協鎮等營者……”。《明清史料》丙編第6本，第447頁，“山東臨清總兵王國棟揭帖”。如此等等，數不勝數，使多爾袞寢食不安。這些農民起事隊伍，少者人馬數千，多者數萬，來去飄忽，他們活動於京畿，離統治中心近者一、二百裏，遠者也不過千裏之遙，因此更為多爾袞所注意，如不及時剿滅，不僅京畿難以穩定，全國統一無從談起，就是自己的地位也岌岌乎殆哉。
(二)腐朽的南明弘光權利。
另外引起多爾袞重視的是盤踞長江以南及江北部分地區的明朝勢力。朱由檢的死訊傳到南方以後，四月初一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宏圖、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翰林院掌院詹事薑曰廣等官員數十人發布檄文，號召天下勤王。這時潞王、周王、魯王、福王、惠王、桂王等也自各地紛紛逃來，諸臣懷著各自的目的，紛紛迎立推戴。經過一番矛盾衝突和讓步，馬士英、劉孔昭、劉澤清、徐弘基等文臣武將迎立小福王朱由崧為帝。據說四月底群臣到船上去朝見福王，隻見他“角巾葛衣坐寢榻上，舊枕敝衾，孑影空囊”，一副失魂落魄的慘相。計六奇：《明季南略》卷1，“南京諸臣議立福藩”第6―8頁。
五月十五日辰時，朱由崧在南京諸臣的擁戴之下，即帝位於武英殿，以次年為弘光元年，發布詔書，詳列二十五條施政內容。又經過一番明爭暗鬥，以史可法、高宏圖、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又安插好六部尚書、侍郎、通政使，新的明朝權利就算誕生了。由於它隻僻處一隅，割據半壁，所以隻是個偏安權利，曆史上往往稱為“南明”。
南明弘光權利一建立，就立刻露出滅亡的跡象。迷信的人說，弘光帝一入南都，天上就有兩顆黃星夾著太陽走，這兩黃星一是金星，一是辰星。而在新主登基時，太白晝見，難道是吉祥之兆麽？用今人的眼光看，朱由崧無德無才不說，而且昏庸透頂。他“深居禁中，惟以演雜劇、飲火酒、淫女為樂”，民間將他戲稱為“老神仙”。他幾番選淑女、造宮殿、行大婚禮，花費極大，引起民間恐慌。過節時，朱由崧坐在興寧宮中悶悶不樂，太監以為他是在思念故去的老福王，請他節哀，不料他卻說：“唉，戲班子裏麵的好角兒太少啦。”吳偉業：《鹿樵紀聞》卷上，“福王上”。
皇帝昏庸，大權就落到馬士英手中。馬士英，字瑤草，人稱他“人長智短，耳軟眼瞎”。計六奇《明季南略》卷1“諸臣開遷推用”，第17頁。他把史可法擠出南京，赴江北督師，罷免了呂大器、張慎言、薑曰廣等，結交閹黨阮大铖，引起清流的不滿。由此，各派相互攻訐，鬧得朝中烏煙瘴氣。而武將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左良玉等各自擁兵，不聽調遣。隻是爭奪地盤，割據自保，毫無進取之心。這樣，雖然南明權利擁有富庶的財賦之地，數十萬人馬，但實際上隻是個徒有其表的空架子，一擊即潰。特別是當吳三桂勾結清兵入關的消息傳到南京之後，絕大多數漢官仍意識不到自己將成為清軍的主要打擊對象，還希望“兩家一家，同心殺滅逆賊，共享太平”。《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4頁，“馬紹愉致吳三桂書”。甚至滿朝文武都知道吳三桂已投降清朝，無意南明，一些勳貴還主張對他“益加殊禮”。談遷：《國榷》卷102，崇禎十七年七月乙卯，中華書局，1958年。這種對大順軍刻骨的仇恨，對清軍退兵的幻想，使清統治者在製訂戰略之時大占便宜，多爾袞便可暫時騰出手來，主要對付大順軍。
(三)向大順軍進攻。
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雙管齊下，分別向大順軍和南明權利發動攻勢。
但對大順權利的攻勢是名副其實的武裝打壓。五月癸巳，多爾袞派固山額真巴顏、石廷柱率兵打壓昌平人民起義，戊戌，多爾袞向官民發出警告：“近聞土寇蜂起，烏合倡亂。念爾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倘有故違，即行誅剿。”《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戊戌。辛醜，又令孔希貴打壓三河人民起義。五月乙巳和六月庚申，保定副將王應登與河南道禦史曹溶先後上書，提出“靖遺寇”和“散土寇”的建議。六月甲戌，順天巡按柳寅東向多爾袞建議，說已經臨近秋天，朝廷應早做決斷。如今之事最急的莫過於大順農民軍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調蒙古人入三邊，我們則舉大兵攻打山西、河南，使大順軍腹背受敵。同時扼守住通往四川、湖北的道路，然後再順序解決東南問題。多爾袞對此意見表示首肯。《清實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六月甲戌。六月庚午，多爾袞就已派固山額真葉臣率軍進攻山西。到壬午，葉臣奏報說，“饒陽一路土賊悉已平定。”《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壬午。而六月丙寅派出平定山東的巴哈納和石廷柱此時也回報說，霸州、滄州、德州、臨清已被先後攻下。《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六月乙酉。
但是，各地民變風起雲湧，統治者防不勝防，特別是小股義軍流動作戰，使打壓者疲於奔命。於是，多爾袞在對民變基本采取武力打壓態度的前提下，又把“流寇”――主要指大順農民軍與“土賊”――主要指地方小股義軍加以區分，對“流寇”的態度大致未加改變，對“土賊”則剿撫並用。這年七月初一，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啟奏：“凡土寇率眾歸順的，應該赦免其罪，分別對捉其首領的加以獎賞，然後把這些投降者安插到各州縣，設牌甲管起來，沒有產業要想辦法安排。”多爾袞對此表示同意，說“土寇本來也是我的百姓，首領能率眾來降的，自然應當赦罪，同黨能捉首領來獻的，自然應當論功”。但他又說，“投降者必須把馬匹、兵器全部交官，才見真心。”對其表示防範和警惕。最後命令將各地土寇歸降的情況作為考察地方官的條件之一。《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丙戌。隨後，令石廷柱等從山東移軍山西，配合葉臣圍剿山西起義民眾，派王鼇永為山東巡撫，繼續平定山東的動亂。
與此同時，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又向多爾袞建議，招撫河南地主武裝劉洪起、韓甲第、李際遇、李好、劉鉉等部，說他們“分轄各數百裏，擁眾各十餘萬，禁暴體民，人頗德之”，請求分別授他們總兵職銜，“將見千裏中原，可坐而定，從此俯瞰江漢，聯合吳會，順風揚帆，瞬息可達，矧西控潼關，狡寇縮首，釜魚阱獸，又安所逃命哉！”多爾袞看後非常滿意，認為薛所蘊報告忠誠，手啟謹密，忠心可嘉。所報之事關係重大，應予同意，不僅各授劉洪起等職銜，而且“若果扼賊有功，朝廷破格優酬，不吝世爵之賞”。順治元年七月國於監司業薛所蘊謹啟為中原天下腹心，底定不勞兵力，謹陳招撫要著，以收混一速效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後到九月間，李際遇就投降了葉臣的軍隊，將所轄一府，二州，十二縣、大小山寨千餘及兵二十七萬齎書來降。《清世祖實錄》卷8，順治元年九月乙巳。
在戰略上，多爾袞是把小股義軍和地方豪強武裝看作大順農民軍的外圍力量而首先加以剿滅的。大順軍主力退入山陝，多爾袞並不急於全力進攻，而是首先打垮和收撫這些外圍力量，使大順軍得不到戰略上的呼應和支持。而且，一旦清軍攻打大順軍，自己的後方也會相對穩定，盡量減少後顧之憂。這樣，在山東、河北、河南的大部分地區基本穩定(當然，小規模的反清鬥爭在這些地區從未完全停止過)的情況下，多爾袞開始集中一部分兵力攻打大順軍占領區的外圍山西。
多爾袞六月中派葉臣攻打山西，進展比較緩慢，先在河北的饒陽、束鹿一帶平定地方，沒有馬上進入山西。七月初石廷柱、巴哈納奉命增援，多爾袞又以馬國柱為山西巡撫，與恭順侯吳惟華一起對山西加以招撫，這才略有進展。前些時薑以大同、寧武、代州等地降清後，晉北已在清軍手中，後清軍又沿彰德而下，從晉南攻打澤潞一帶，估計是想避開從井陘到晉中一帶的農民軍守軍主力，由南而北，與晉北清軍形成南北夾擊之勢。還在七月二十日，駐紮大同一帶的吳惟華就向多爾袞建議，一方麵招撫原來是明官的大順官員韓文銓、李若星、陳永福，一方麵速派大軍前來，與自己屬下三千七百名士兵一起“同剿”。《明清史料》丙編第6本，第409頁，“招安山西大同等處吳惟華揭帖”。八月初一，他又獻上“征西五策”，其中有關戰略戰術的具體建議有兩條：一是以“賊聞我兵西征，必集眾據守河口，我師爭渡，非萬全之道”。建議派一支軍隊直奔蒲津(秦，晉交界處，華陰附近)與大順軍相持，另派軍隊從保德(亦秦，晉交界處，府穀附近)渡過黃河，從延安、澄城、陽等處直搗西安。如大順軍內撤，清軍便可飛渡蒲津，長驅直入。一是還可令蒙古部落發兵從邊外渡河套，入口後由長安西路截擊，斷絕大順軍西逃之路。這些建議頗為險惡，多爾袞則十分高興，讓吳惟華盡心盡力，以建奇勳。《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月丙辰。從後來的情況看，多爾袞確是按照吳惟華的建議布置了對大順軍的圍剿。
果然，六月中旬，李自成便赴晉南的平陽(今臨汾)，重新部署兵力。他以陳永福、韓文銓鎮守太原，李過守府穀、保德，馬科直逼漢中，並在平陽商討軍機，作為反攻的大本營。七月初，農民軍就開始分兵反攻。據大順權利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發出的行牌上稱：“今報長安二府田，綏德、漢中高、趙從西河驛過河，統領夷漢番回馬步兵丁三十萬，權將軍劉統兵十萬過河，從平陽北上；又報皇上統領大兵三百五十萬，七月初二日從長安起馬，三路行兵，指日前來。先恢剿寧武、代州、大同、宣府等處，後赴北京、山海剿除遼左，至叛逆官兵，盡行平洗，順我百姓，無得驚遁等語。”《明清史料》甲編第1本，第73頁，“征西前將軍大同總兵薑塘報”。雖然兵數有所誇張，但卻大體表明了反攻的規劃。於是，從七月初始，河北、河南各地飛章告急，或說“傳來西賊偽牌一麵，上雲權將軍劉親自領兵十萬，由彰德、磁州一帶，指日攻取大名”；或說農民軍哨馬二百餘騎，已到武安縣駐紮，或說又到臨關，涉縣也有二千人駐紮，離順德府已非常迫近。加上農民軍到臨關的前鋒放出話來：“二十日發兵八十萬，一路上固關，三十萬，一路上宣大，三十萬，一路上順德，二十萬。”嚇得地方官趕緊上報清廷，“急發兵堵剿，如救湯火”。《明清史料》丙編第5本，第410頁，“真順廣大總兵王燎塘報”。而赴固關一路七月底也抵達平定州，“偽官姓喬，賊撥不時往來，總兵馬賊在榆次，有稱王流賊姓劉在壽陽”。《明清史料》丙編第5本，第418頁，“保定巡撫丘茂華啟本”。而河南襄縣、南陽，襄陽、河南府(即洛陽)以西，“流寇牛頭目領兵一支在各處鎮守，以西俱流寇官”。《明清史料》丙編第5本，第442頁，“山東分巡東昌道李棲風呈內院文。”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軍數日之內便可抵達北京城下，圍攻清軍，因而成為清朝統治者的心腹大患，成為多爾袞最為重視的一支敵對力量。
另一支農民軍隊伍――張獻忠的大西軍於這年正月大舉入川，六月克重慶，八月下成都，先後殺掉明瑞王和蜀王。十月，張獻忠以成都為西京，建立大西政府，改元大順。中央、地方各級權利都有農民軍派任的官員，並且鑄幣造曆，開科取士。其間，張獻忠又派艾能奇、李定國，孫可望等率兵四處攻略州縣，使全川皆隸於大西權利統轄之下，使張獻忠成為多爾袞統一中國的潛在威脅。但是，多爾袞還無暇顧及割據一隅的大西農民軍，對其也不甚了解，直到次年閏六月，他還問：
“張獻忠今安在？”
大學士們連忙奏報：“聽說張獻忠占據四川，地方險要而富庶，他在那裏抗拒不降。”
多爾袞聽說以後表示憂慮，認為“草野之間特起豪傑，則難為收拾。”《多爾袞攝政日記》，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民國22年（1933年）鉛印本。順治二年閏六月十二日。所以在順治元年五月以後大約一年多的時間裏，多爾袞及其主要謀臣均未在戰略決策中安排對大西權利的對策。
甚至多爾袞對近京“土賊”都要更為重視得多。他曾提到，“自義兵至京以來，霸州一帶土寇紛紛，未見斷絕，今三十日。早間又聞彼處土賊甚多，正在發兵征剿。"《明清史料》丙編第6本，第413頁。“吏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啟本”。後又批示：“天津務關之間，土寇公行，地方官料理何事？宜速殲渠魁，勿令滋蔓。著杜應登暫駐務關，宋權暫駐通州，督率各道將從實下手，以安畿甸。候剿撫完日，啟明奉旨，方許回鎮。”《明清史料》丙編第6本，第416頁。“兵部侍郎金之俊啟本”。七，八月間，近京各省羽檄飛章，報告各地形勢，或說“鄒、滕一帶多盜，路斷行人”，或說“濰縣又告急矣”，“沂州、沂水又告急矣”；《明清史料》丙編第5本，第426頁，“原任陝西三邊總督李化熙啟本”。或說“土寇”馬應試“搶掠鄆、钜、範、觀、開、清、曹、定一帶，為害甚慘”；《明清史料》丙編第5本，第428頁，“山東巡撫方大猷揭帖”。或說“嘉祥地方滿家洞土寇聚集數萬，攻破馮家等堡二十餘處”；《明清史料》丙編第6本，第426頁，“山東巡撫方大猷揭帖”。或說“青州府迤東昌樂、壽光等縣土寇猖獗，結聚數萬，延蔓東海，僭稱重光元年。有稱威振山東，提調總鎮者，有稱協鎮等營者……”。《明清史料》丙編第6本，第447頁，“山東臨清總兵王國棟揭帖”。如此等等，數不勝數，使多爾袞寢食不安。這些農民起事隊伍，少者人馬數千，多者數萬，來去飄忽，他們活動於京畿，離統治中心近者一、二百裏，遠者也不過千裏之遙，因此更為多爾袞所注意，如不及時剿滅，不僅京畿難以穩定，全國統一無從談起，就是自己的地位也岌岌乎殆哉。
(二)腐朽的南明弘光權利。
另外引起多爾袞重視的是盤踞長江以南及江北部分地區的明朝勢力。朱由檢的死訊傳到南方以後，四月初一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宏圖、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翰林院掌院詹事薑曰廣等官員數十人發布檄文，號召天下勤王。這時潞王、周王、魯王、福王、惠王、桂王等也自各地紛紛逃來，諸臣懷著各自的目的，紛紛迎立推戴。經過一番矛盾衝突和讓步，馬士英、劉孔昭、劉澤清、徐弘基等文臣武將迎立小福王朱由崧為帝。據說四月底群臣到船上去朝見福王，隻見他“角巾葛衣坐寢榻上，舊枕敝衾，孑影空囊”，一副失魂落魄的慘相。計六奇：《明季南略》卷1，“南京諸臣議立福藩”第6―8頁。
五月十五日辰時，朱由崧在南京諸臣的擁戴之下，即帝位於武英殿，以次年為弘光元年，發布詔書，詳列二十五條施政內容。又經過一番明爭暗鬥，以史可法、高宏圖、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又安插好六部尚書、侍郎、通政使，新的明朝權利就算誕生了。由於它隻僻處一隅，割據半壁，所以隻是個偏安權利，曆史上往往稱為“南明”。
南明弘光權利一建立，就立刻露出滅亡的跡象。迷信的人說，弘光帝一入南都，天上就有兩顆黃星夾著太陽走，這兩黃星一是金星，一是辰星。而在新主登基時，太白晝見，難道是吉祥之兆麽？用今人的眼光看，朱由崧無德無才不說，而且昏庸透頂。他“深居禁中，惟以演雜劇、飲火酒、淫女為樂”，民間將他戲稱為“老神仙”。他幾番選淑女、造宮殿、行大婚禮，花費極大，引起民間恐慌。過節時，朱由崧坐在興寧宮中悶悶不樂，太監以為他是在思念故去的老福王，請他節哀，不料他卻說：“唉，戲班子裏麵的好角兒太少啦。”吳偉業：《鹿樵紀聞》卷上，“福王上”。
皇帝昏庸，大權就落到馬士英手中。馬士英，字瑤草，人稱他“人長智短，耳軟眼瞎”。計六奇《明季南略》卷1“諸臣開遷推用”，第17頁。他把史可法擠出南京，赴江北督師，罷免了呂大器、張慎言、薑曰廣等，結交閹黨阮大铖，引起清流的不滿。由此，各派相互攻訐，鬧得朝中烏煙瘴氣。而武將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左良玉等各自擁兵，不聽調遣。隻是爭奪地盤，割據自保，毫無進取之心。這樣，雖然南明權利擁有富庶的財賦之地，數十萬人馬，但實際上隻是個徒有其表的空架子，一擊即潰。特別是當吳三桂勾結清兵入關的消息傳到南京之後，絕大多數漢官仍意識不到自己將成為清軍的主要打擊對象，還希望“兩家一家，同心殺滅逆賊，共享太平”。《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4頁，“馬紹愉致吳三桂書”。甚至滿朝文武都知道吳三桂已投降清朝，無意南明，一些勳貴還主張對他“益加殊禮”。談遷：《國榷》卷102，崇禎十七年七月乙卯，中華書局，1958年。這種對大順軍刻骨的仇恨，對清軍退兵的幻想，使清統治者在製訂戰略之時大占便宜，多爾袞便可暫時騰出手來，主要對付大順軍。
(三)向大順軍進攻。
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雙管齊下，分別向大順軍和南明權利發動攻勢。
但對大順權利的攻勢是名副其實的武裝打壓。五月癸巳，多爾袞派固山額真巴顏、石廷柱率兵打壓昌平人民起義，戊戌，多爾袞向官民發出警告：“近聞土寇蜂起，烏合倡亂。念爾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倘有故違，即行誅剿。”《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戊戌。辛醜，又令孔希貴打壓三河人民起義。五月乙巳和六月庚申，保定副將王應登與河南道禦史曹溶先後上書，提出“靖遺寇”和“散土寇”的建議。六月甲戌，順天巡按柳寅東向多爾袞建議，說已經臨近秋天，朝廷應早做決斷。如今之事最急的莫過於大順農民軍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調蒙古人入三邊，我們則舉大兵攻打山西、河南，使大順軍腹背受敵。同時扼守住通往四川、湖北的道路，然後再順序解決東南問題。多爾袞對此意見表示首肯。《清實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六月甲戌。六月庚午，多爾袞就已派固山額真葉臣率軍進攻山西。到壬午，葉臣奏報說，“饒陽一路土賊悉已平定。”《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壬午。而六月丙寅派出平定山東的巴哈納和石廷柱此時也回報說，霸州、滄州、德州、臨清已被先後攻下。《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六月乙酉。
但是，各地民變風起雲湧，統治者防不勝防，特別是小股義軍流動作戰，使打壓者疲於奔命。於是，多爾袞在對民變基本采取武力打壓態度的前提下，又把“流寇”――主要指大順農民軍與“土賊”――主要指地方小股義軍加以區分，對“流寇”的態度大致未加改變，對“土賊”則剿撫並用。這年七月初一，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啟奏：“凡土寇率眾歸順的，應該赦免其罪，分別對捉其首領的加以獎賞，然後把這些投降者安插到各州縣，設牌甲管起來，沒有產業要想辦法安排。”多爾袞對此表示同意，說“土寇本來也是我的百姓，首領能率眾來降的，自然應當赦罪，同黨能捉首領來獻的，自然應當論功”。但他又說，“投降者必須把馬匹、兵器全部交官，才見真心。”對其表示防範和警惕。最後命令將各地土寇歸降的情況作為考察地方官的條件之一。《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丙戌。隨後，令石廷柱等從山東移軍山西，配合葉臣圍剿山西起義民眾，派王鼇永為山東巡撫，繼續平定山東的動亂。
與此同時，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又向多爾袞建議，招撫河南地主武裝劉洪起、韓甲第、李際遇、李好、劉鉉等部，說他們“分轄各數百裏，擁眾各十餘萬，禁暴體民，人頗德之”，請求分別授他們總兵職銜，“將見千裏中原，可坐而定，從此俯瞰江漢，聯合吳會，順風揚帆，瞬息可達，矧西控潼關，狡寇縮首，釜魚阱獸，又安所逃命哉！”多爾袞看後非常滿意，認為薛所蘊報告忠誠，手啟謹密，忠心可嘉。所報之事關係重大，應予同意，不僅各授劉洪起等職銜，而且“若果扼賊有功，朝廷破格優酬，不吝世爵之賞”。順治元年七月國於監司業薛所蘊謹啟為中原天下腹心，底定不勞兵力，謹陳招撫要著，以收混一速效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後到九月間，李際遇就投降了葉臣的軍隊，將所轄一府，二州，十二縣、大小山寨千餘及兵二十七萬齎書來降。《清世祖實錄》卷8，順治元年九月乙巳。
在戰略上，多爾袞是把小股義軍和地方豪強武裝看作大順農民軍的外圍力量而首先加以剿滅的。大順軍主力退入山陝，多爾袞並不急於全力進攻，而是首先打垮和收撫這些外圍力量，使大順軍得不到戰略上的呼應和支持。而且，一旦清軍攻打大順軍，自己的後方也會相對穩定，盡量減少後顧之憂。這樣，在山東、河北、河南的大部分地區基本穩定(當然，小規模的反清鬥爭在這些地區從未完全停止過)的情況下，多爾袞開始集中一部分兵力攻打大順軍占領區的外圍山西。
多爾袞六月中派葉臣攻打山西，進展比較緩慢，先在河北的饒陽、束鹿一帶平定地方，沒有馬上進入山西。七月初石廷柱、巴哈納奉命增援，多爾袞又以馬國柱為山西巡撫，與恭順侯吳惟華一起對山西加以招撫，這才略有進展。前些時薑以大同、寧武、代州等地降清後，晉北已在清軍手中，後清軍又沿彰德而下，從晉南攻打澤潞一帶，估計是想避開從井陘到晉中一帶的農民軍守軍主力，由南而北，與晉北清軍形成南北夾擊之勢。還在七月二十日，駐紮大同一帶的吳惟華就向多爾袞建議，一方麵招撫原來是明官的大順官員韓文銓、李若星、陳永福，一方麵速派大軍前來，與自己屬下三千七百名士兵一起“同剿”。《明清史料》丙編第6本，第409頁，“招安山西大同等處吳惟華揭帖”。八月初一，他又獻上“征西五策”，其中有關戰略戰術的具體建議有兩條：一是以“賊聞我兵西征，必集眾據守河口，我師爭渡，非萬全之道”。建議派一支軍隊直奔蒲津(秦，晉交界處，華陰附近)與大順軍相持，另派軍隊從保德(亦秦，晉交界處，府穀附近)渡過黃河，從延安、澄城、陽等處直搗西安。如大順軍內撤，清軍便可飛渡蒲津，長驅直入。一是還可令蒙古部落發兵從邊外渡河套，入口後由長安西路截擊，斷絕大順軍西逃之路。這些建議頗為險惡，多爾袞則十分高興，讓吳惟華盡心盡力，以建奇勳。《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月丙辰。從後來的情況看，多爾袞確是按照吳惟華的建議布置了對大順軍的圍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