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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馬上得天下(3)
李自成招降吳三桂並得到成功，使局勢對農民權利極為有利，但是，李自成並沒有給予山海關以足夠的重視。這首先表現在他派守山海關的唐通隻是明朝降將，對農民軍不一定忠心耿耿，且唐通所部僅兵八千，萬一有所變動，這點兵力是根本彈壓不住的。其次表現在他沒有意識到山海關是防禦清兵的重要屏障，即是沒有充分意識到清兵入襲的危險性。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並沒有以足夠的軍力防守畿輔。這些都是日後農民軍迅速潰敗的潛在因素。另外，農民軍進北京後，對於大批官僚采取了較為嚴厲的措施，特別是對一些關鍵人物如吳三桂的家屬也未加關照，雖則體現了大順權利的自身立場，但卻造成許多官紳降而複叛，對大順權利造成了極大破壞。因此，僅僅是戰略戰術上的偶一失錯，便可使形勢逆轉。
唐通接管了山海關以後，吳三桂便率部五萬，號稱十五萬進京朝見李自成。三月二十四日，吳三桂兵至永平府附郭縣盧龍，民國《臨榆縣誌》卷8，“輿地編？紀事”，乾隆《永平府誌》卷8，“封域誌？紀事”。一二日後抵玉田，民國《臨榆縣誌》卷21，“事料編？鄉型”，“輿地編？紀事”；康熙《山海關誌》卷5，“政事誌？兵警”。就在此時，他得到了農民軍在北京“將吳總兵父吳襄夾打要銀”趙士錦：《甲申紀事》“附錄”收“遼東海州衛生員張世珩塘報。中華書局出版，1959年。”以及劉宗敏奪其愛妾陳圓圓(沅)的消息。此說後世傳聞多，不一定準確，此處隻作吳氏利益被侵犯的佐證。由於觸犯了他的切身利益，吳三桂大怒，“翻然複走山海關”，大敗唐通守軍，奪取了山海關，結果“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民國《臨榆縣誌》卷21，“輿地編？紀事”，餘一元述舊事詩五首。不知為什麽已經投降了大順權利的吳三桂突然叛歸，在民眾中造成極大恐慌。這時正是三月底、四月初。按時間推思，三月二十九、三十日左右吳三桂便可返關，至遲不過四月初一、二日，如《臨榆縣誌》卷19記“四月平西伯還駐山海”，彭孫貽記載，很混亂，如《流寇誌》記三月二十七日，“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兵入山海關，賊將不能禦”，又記四月初四，“吳三桂兵破山海關，唐通兵盡潰降於三桂，”但均在三月底四月初之間（卷11）吳三桂的降而複叛，重新以殘明勢力入據山海，使曆史的天平開始向清方偏倒了。
對於這樣一個天賜良機，清統治者是不會放棄的。也許出於對遲起龍回書及農民軍將領王某回書的分析，也許進一步得到了關內的消息，四月初四日，內院大學士範文程上書多爾袞，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促進了清軍的入關：
乃者有明，流寇距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麵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顧雖天數使然，良由我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祗承先帝成業，夾輔衝主，忠孝格於蒼穹，上帝潛為啟佑，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自為身家計，非為為君效死也。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蓋明之勁敵，唯在我國，而流寇複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複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儻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而徑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誌，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而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複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裨各朝夕獻納，以賢輔翼。王於眾論中，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當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屯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清世祖實錄》卷4，順治元年四月辛酉。
在三月中旬吳三桂盡撤寧遠兵民入關的情況下，多爾袞早已決定於四月初“乘虛直搗”，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5頁。範文程於出師前的上書，從其內容來看，具有極重要的意義。首先，明朝此時內憂外患，“受病種種，已不可治”，必須抓住這個大好時機，進兵中原，否則天下將為他人所得。其次，清權利的最主要敵人並非明朝，而是農民軍，所以不要等農民軍奪得天下後，再與其爭奪。這個認識是要高於農民軍領導人的，盡管時間略遲，但仍為日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第三，改變過去殺人掠財，攻城不守的抄掠作風，要“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安撫百姓，爭取漢官的支持。這些建議，實際上成為清軍此次大舉入關的戰略指導思想。
從範文程的上書內容來看，清統治者此時還沒有得到農民軍已攻克北京的消息，但也就在這一二日內，多爾袞接到情報，“明朝本坐空虛”――北京已被農民軍攻下，崇禎皇帝自縊。多爾袞連忙召集王公大臣會議，並把正在蓋州湯泉驛養病的範文程召到沈陽征求意見。錢儀吉：《碑傳集》卷4，李蔚“內秘書院大學士範文肅公墓誌銘”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三輯，文海出版社，1973年。範文程則一再給多爾袞等人打氣壯膽，認為農民軍“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⑤可參見《碑傳集》卷4，《清史稿》列傳19等書。但因為“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士忿矣”，由於追贓比餉，漢族地主階級肯定對他們恨之入骨，農民軍又一直戰勝，“行之以驕”，因此“可一戰破也”。範文程還針對農民軍打擊官僚地主的政策措施，提出“恤其士夫，拯其黎庶”的方針，並再次告誡清統治者，“倘思統一區夏，非義安百姓不可”。⑤聽了這番分析，促使多爾袞決心出師，“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抱著成敗在此一舉的信念，四月初九日，多爾袞親率大軍，浩浩蕩蕩地去與大順農民軍爭奪統治權了！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6頁。關於清方究竟何時得知農民軍攻克北京的，沒有明確記載。但估計在四月初七日左右，因朝鮮人記載“頃日九王聞中國本坐空虛，數甲之內，急聚兵馬而行”，多爾袞初九日出師，當前推數日，而初七日祭告太祖、太宗，文中亦未提北京被克之事，隻提關外明軍棄地可證。
第二節山海關之戰。
一、天下第一關。
“兩京鎖鑰無雙地，萬裏長城第一關”。
山海關，古稱榆關，據說秦時蒙恬北防匈奴，“植榆為塞”，所以邊塞多榆木，榆關之名便得於此。明代曹代蕭有詩：
榆關十月馬毛僵，手挽雕弓射白狼。
一陣雪花飄玉屑，西風猶趁馬蹄忙。
描述了山海關秋末冬初的景象。但古榆關並不完全就是後來的山海關。古榆關在今撫寧附近，四周土地空曠，無險可據，明初徐達北伐殘元勢力，率軍來到此處，見其東八十裏處“枕山襟海，實遼薊咽喉”，非常險要，便把關城移到那裏，成為萬裏長城東段的一個重要關口，由於它倚山臨海，所以人們新稱它為山海關。
山海關確實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塞，用明朝人的話說：“山海關外控遼陽，內護畿輔，防扼海泊倭番，驗放高麗、女直進貢諸夷，蓋東北重鎮。譬人之身，京師則腹心也，薊鎮則有背也，遼陽則臂指也，山海關則節竅卻之最緊要者也。”蔣一葵：《長安客話》卷7，“關鎮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因此，明朗統治者對其防務十分重視，關城東北，墩台守望，鱗次櫛比，柳柵沙溝，縱橫路旁。特別是關城修得十分堅固，呈四方形，周圍八裏多，牆高數丈。且四門之上皆有城樓，透過箭窗，北望長城，蜿蜒曲折，十分雄偉，東觀大海，可見巨浪“搖落千層花噴雪，怒號萬裏勢奔雷”，極為壯觀。明朝後期努爾哈赤起兵反明，遼東吃緊，幾次大軍出征皆由此通過，“兵役繁興，商賈輻輳，五方雜處”，仿佛成為一個都會。《山海關誌》卷2，“地理誌？風俗錄”。對於這樣一個重要衝塞的地理意義，清統治者是不會不清楚的。
早在天聰年間，皇太極降朝鮮，撫蒙古，免除了後顧之憂，又打下大淩河，準備進一步圍困鬆錦。特別是天聰三年皇太極親率大軍破邊牆進圍北京，大舉攻明便已在日程之上。這時，便有許多漢官建議攻打山海，取得進一步向關內攻打的通道。天聰六年張弘謨就曾建議“直抵關門，再遣精騎由口外乘虛闖入，內外夾攻山海。山海下，則關外各城可傳檄定，東西道通”。《天聰朝臣工奏議》，“請乘時進取奏”。寧完我更請“急圖山海”，認為“寧錦八城，攻取為難，山海一區，圖謀較易”，取得山海，可內外夾攻錦州等關外城池，又可進窺畿輔、北京，實在是一舉兩得之策。《天聰朝臣工奏議》，“請急圖山海奏”。更有馬光遠諄諄告誡：“……越山海而不攻……是明損聲勢，暗失機會”。《天聰朝臣工奏議》，“請水陸並進奏”。在這種情況下，決策人皇太極卻偏偏不采納這些建議。有人精辟地分析說，這一是因為皇太極當時迫切希望議和，影響了他對進取策略的認真思考；二是因為諸王貝勒劫掠財物的故習不改，並不重視攻城戰守；三是皇太極對漢官仍心存疑忌，如此之多的漢官倡議攻取山海關，是否別有用心，也促使皇太極心理上的提防和疑慮；四是因為攻堅不易；代價太大；五，也是最根本的一條，是皇太極害怕在滿洲社會發展不夠充分之時入據山海，會即刻被漢人同化。《社會科學輯刊》1983年第6期，閻步克文：“進取山海之議考析”。但筆者對其中“山海非牢不可破之情勢”的觀點不敢完全苟同。
實際上，皇太極未敢在天聰年間攻取山海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明軍十分重視山海關這個京師的門戶，因此在關前關上層層設防，並不十分易攻。明朝統帥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之所以反對王在晉、高第等人放棄遼西，退守山海的意見，就是企圖在山海關外層層布防――大淩河、小淩河、寧遠、錦州、鬆山、杏山，乃至中前所、中後所、前屯衛，即所謂“守關當於關外守之”，張岱《石匱書後集》卷1，“袁崇煥列傳”。使皇太極攻取山海等於攻取十數個堅城，所耗代價並非可與僅攻一山海關城可比。因此，天聰三年、八年，崇德元年、三年、七年等幾次入關，都繞道西行，或從蒙古科爾沁草原進入喜峰口，或入山西趨宣大，或由延慶入居庸關，或由牆子嶺毀邊牆而入，全不考慮山海關。而天聰三年袁崇煥回援京師，正是自山海關調集各部扼守，自己搶居薊州，崇德元年阿濟格出邊攻明，皇太極又另派多爾袞、多鐸等人率勁旅往山海關進發，牽製彼處的明軍，說明山海關的防守力量還是較強的。正如後來皇太極所認為的那樣，“大軍屢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麵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委遠源：《聖武記》卷1，“開國龍興記三”。此處“四城”指錦州，鬆山，杏山，塔山，中華書局，1984年，第29頁。結果崇德六年到七年，清軍連克錦州、鬆山、杏山、塔山，開始打開通往山海關的通路。於是，崇德七年(1642)九月，李國翰、佟圖賴、祖澤潤、祖可法、張存仁等一齊請求皇太極“直取北京，控斷山海”，以成大業，而皇太極仍堅持認為“北京如大樹，不先削其兩旁，何能傾仆。朕今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克山海關？”《清太宗實錄》卷39，崇德七年九月初五日。此處“四城”指寧遠；中前所，中後所，前屯衛。他這種充分認識自己的實力，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消滅敵人有生力量，而決不急躁冒進的戰略思想是極其難得的，從實踐上看，也是非常正確的。
到順治元年三月中旬，由於吳三桂奉詔盡撤遼民入關，關外寧遠諸城便為清軍不戰而得，清軍且乘勝追至關下，“屯紮懊惱嶺下，不攻關，亦不去”，等待多爾袞的命令。按照皇太極生前的想法，這時攻打山海關可謂時機成熟，但他無法料及的是，形勢有了突然變化，農民軍已攻占了北京，甚至山海關也已為農民軍所有。那麽，多爾袞這次全力攻明是否可以攻取這個軍事重鎮，然後進逼畿輔，抑或仍舊走老路，繞道向西，“毀邊牆而入”？
二、吳三桂降清。
吳三桂降而複叛於農民軍，重據山海關後，自己已處於腹背受敵的窘境。既然與農民軍不共戴天，就勢必求助於夾外清軍。且不說吳三桂與清朝統治者有著階級性質上的一致，其親屬部下同僚大都在為清朝服務這一點，也對他降清極為有利。特別是吳三桂打出為恢複明朝而戰、替先帝複仇的旗號邀請清軍入援，不僅對於降清的他心理上是個安慰，在號召漢人官紳方麵也會順利得多。於是，吳三桂立即派人召集山海關的士紳大戶，緊急商議如何對付非常可能出現的農民軍大軍平叛的情況。正像這些士紳之一的佘一元詩中所記述的：“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閱兵。飛騎喚吾儕，偕來共參評”。但是，由於山海關城小人多，很多居民商賈又因戰亂而遷移，因此吳軍的供給已成問題。“倉庫淨如洗，室家奔匿多。關遼五萬眾，庚癸呼如何！”但事情緊急，隻有強向百姓紳商征餉，所謂“捐輸兼斂科”，然後把全體軍民全部武裝起來，準備對付農民軍的討伐。民國《臨榆縣誌》卷8，“輿地編？紀事”，餘一元“述舊事詩”五首。隨即他們又一同定計，一方麵派人出關向清軍求援，一方麵又派人西去，向農民軍詐降，以爭取時間，等待清軍來助。
三月二十六、七日吳三桂自玉田叛歸山海關，四月初消息便傳入京師，但未得確證。至唐通被擊潰，吳三桂正式扯大旗宣布反對大順權利確已為李自成所知，已是四月初十左右，這一日，“平西伯吳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盡傳”。彭孫貽：《流寇誌》卷12，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5頁。李自成聞訊，便於十二日召集部下商議東征，並定於次日啟程，親征山海關。行期一定，李自成便將明大學士陳演、定國公徐允貞、新建伯王光通等官員貴戚六十餘員斬於西華門外，留牛金星、李牟等人守京師，以安後方。十三日，李自成率劉宗敏、李過等數萬人馬，《流寇誌》說是五萬，《孤臣紀哭》，《四王合傳》，以及《明史紀事本末》，《罪惟錄》等均作六萬，當為此數。加上已赴山海關的唐通，白廣恩所部三萬，當有十萬上下，所以《流寇誌》後又說“自成合兵十餘萬攻之”出東長安門赴通州，十五日抵密雲，十七日至永平，十八日便派先頭部隊前去攻打山海關。
唐通接管了山海關以後，吳三桂便率部五萬，號稱十五萬進京朝見李自成。三月二十四日，吳三桂兵至永平府附郭縣盧龍，民國《臨榆縣誌》卷8，“輿地編？紀事”，乾隆《永平府誌》卷8，“封域誌？紀事”。一二日後抵玉田，民國《臨榆縣誌》卷21，“事料編？鄉型”，“輿地編？紀事”；康熙《山海關誌》卷5，“政事誌？兵警”。就在此時，他得到了農民軍在北京“將吳總兵父吳襄夾打要銀”趙士錦：《甲申紀事》“附錄”收“遼東海州衛生員張世珩塘報。中華書局出版，1959年。”以及劉宗敏奪其愛妾陳圓圓(沅)的消息。此說後世傳聞多，不一定準確，此處隻作吳氏利益被侵犯的佐證。由於觸犯了他的切身利益，吳三桂大怒，“翻然複走山海關”，大敗唐通守軍，奪取了山海關，結果“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民國《臨榆縣誌》卷21，“輿地編？紀事”，餘一元述舊事詩五首。不知為什麽已經投降了大順權利的吳三桂突然叛歸，在民眾中造成極大恐慌。這時正是三月底、四月初。按時間推思，三月二十九、三十日左右吳三桂便可返關，至遲不過四月初一、二日，如《臨榆縣誌》卷19記“四月平西伯還駐山海”，彭孫貽記載，很混亂，如《流寇誌》記三月二十七日，“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兵入山海關，賊將不能禦”，又記四月初四，“吳三桂兵破山海關，唐通兵盡潰降於三桂，”但均在三月底四月初之間（卷11）吳三桂的降而複叛，重新以殘明勢力入據山海，使曆史的天平開始向清方偏倒了。
對於這樣一個天賜良機，清統治者是不會放棄的。也許出於對遲起龍回書及農民軍將領王某回書的分析，也許進一步得到了關內的消息，四月初四日，內院大學士範文程上書多爾袞，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促進了清軍的入關：
乃者有明，流寇距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麵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顧雖天數使然，良由我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祗承先帝成業，夾輔衝主，忠孝格於蒼穹，上帝潛為啟佑，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自為身家計，非為為君效死也。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蓋明之勁敵，唯在我國，而流寇複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複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儻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而徑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誌，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而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複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裨各朝夕獻納，以賢輔翼。王於眾論中，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當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屯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清世祖實錄》卷4，順治元年四月辛酉。
在三月中旬吳三桂盡撤寧遠兵民入關的情況下，多爾袞早已決定於四月初“乘虛直搗”，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5頁。範文程於出師前的上書，從其內容來看，具有極重要的意義。首先，明朝此時內憂外患，“受病種種，已不可治”，必須抓住這個大好時機，進兵中原，否則天下將為他人所得。其次，清權利的最主要敵人並非明朝，而是農民軍，所以不要等農民軍奪得天下後，再與其爭奪。這個認識是要高於農民軍領導人的，盡管時間略遲，但仍為日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第三，改變過去殺人掠財，攻城不守的抄掠作風，要“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安撫百姓，爭取漢官的支持。這些建議，實際上成為清軍此次大舉入關的戰略指導思想。
從範文程的上書內容來看，清統治者此時還沒有得到農民軍已攻克北京的消息，但也就在這一二日內，多爾袞接到情報，“明朝本坐空虛”――北京已被農民軍攻下，崇禎皇帝自縊。多爾袞連忙召集王公大臣會議，並把正在蓋州湯泉驛養病的範文程召到沈陽征求意見。錢儀吉：《碑傳集》卷4，李蔚“內秘書院大學士範文肅公墓誌銘”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三輯，文海出版社，1973年。範文程則一再給多爾袞等人打氣壯膽，認為農民軍“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⑤可參見《碑傳集》卷4，《清史稿》列傳19等書。但因為“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士忿矣”，由於追贓比餉，漢族地主階級肯定對他們恨之入骨，農民軍又一直戰勝，“行之以驕”，因此“可一戰破也”。範文程還針對農民軍打擊官僚地主的政策措施，提出“恤其士夫，拯其黎庶”的方針，並再次告誡清統治者，“倘思統一區夏，非義安百姓不可”。⑤聽了這番分析，促使多爾袞決心出師，“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抱著成敗在此一舉的信念，四月初九日，多爾袞親率大軍，浩浩蕩蕩地去與大順農民軍爭奪統治權了！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6頁。關於清方究竟何時得知農民軍攻克北京的，沒有明確記載。但估計在四月初七日左右，因朝鮮人記載“頃日九王聞中國本坐空虛，數甲之內，急聚兵馬而行”，多爾袞初九日出師，當前推數日，而初七日祭告太祖、太宗，文中亦未提北京被克之事，隻提關外明軍棄地可證。
第二節山海關之戰。
一、天下第一關。
“兩京鎖鑰無雙地，萬裏長城第一關”。
山海關，古稱榆關，據說秦時蒙恬北防匈奴，“植榆為塞”，所以邊塞多榆木，榆關之名便得於此。明代曹代蕭有詩：
榆關十月馬毛僵，手挽雕弓射白狼。
一陣雪花飄玉屑，西風猶趁馬蹄忙。
描述了山海關秋末冬初的景象。但古榆關並不完全就是後來的山海關。古榆關在今撫寧附近，四周土地空曠，無險可據，明初徐達北伐殘元勢力，率軍來到此處，見其東八十裏處“枕山襟海，實遼薊咽喉”，非常險要，便把關城移到那裏，成為萬裏長城東段的一個重要關口，由於它倚山臨海，所以人們新稱它為山海關。
山海關確實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塞，用明朝人的話說：“山海關外控遼陽，內護畿輔，防扼海泊倭番，驗放高麗、女直進貢諸夷，蓋東北重鎮。譬人之身，京師則腹心也，薊鎮則有背也，遼陽則臂指也，山海關則節竅卻之最緊要者也。”蔣一葵：《長安客話》卷7，“關鎮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因此，明朗統治者對其防務十分重視，關城東北，墩台守望，鱗次櫛比，柳柵沙溝，縱橫路旁。特別是關城修得十分堅固，呈四方形，周圍八裏多，牆高數丈。且四門之上皆有城樓，透過箭窗，北望長城，蜿蜒曲折，十分雄偉，東觀大海，可見巨浪“搖落千層花噴雪，怒號萬裏勢奔雷”，極為壯觀。明朝後期努爾哈赤起兵反明，遼東吃緊，幾次大軍出征皆由此通過，“兵役繁興，商賈輻輳，五方雜處”，仿佛成為一個都會。《山海關誌》卷2，“地理誌？風俗錄”。對於這樣一個重要衝塞的地理意義，清統治者是不會不清楚的。
早在天聰年間，皇太極降朝鮮，撫蒙古，免除了後顧之憂，又打下大淩河，準備進一步圍困鬆錦。特別是天聰三年皇太極親率大軍破邊牆進圍北京，大舉攻明便已在日程之上。這時，便有許多漢官建議攻打山海，取得進一步向關內攻打的通道。天聰六年張弘謨就曾建議“直抵關門，再遣精騎由口外乘虛闖入，內外夾攻山海。山海下，則關外各城可傳檄定，東西道通”。《天聰朝臣工奏議》，“請乘時進取奏”。寧完我更請“急圖山海”，認為“寧錦八城，攻取為難，山海一區，圖謀較易”，取得山海，可內外夾攻錦州等關外城池，又可進窺畿輔、北京，實在是一舉兩得之策。《天聰朝臣工奏議》，“請急圖山海奏”。更有馬光遠諄諄告誡：“……越山海而不攻……是明損聲勢，暗失機會”。《天聰朝臣工奏議》，“請水陸並進奏”。在這種情況下，決策人皇太極卻偏偏不采納這些建議。有人精辟地分析說，這一是因為皇太極當時迫切希望議和，影響了他對進取策略的認真思考；二是因為諸王貝勒劫掠財物的故習不改，並不重視攻城戰守；三是皇太極對漢官仍心存疑忌，如此之多的漢官倡議攻取山海關，是否別有用心，也促使皇太極心理上的提防和疑慮；四是因為攻堅不易；代價太大；五，也是最根本的一條，是皇太極害怕在滿洲社會發展不夠充分之時入據山海，會即刻被漢人同化。《社會科學輯刊》1983年第6期，閻步克文：“進取山海之議考析”。但筆者對其中“山海非牢不可破之情勢”的觀點不敢完全苟同。
實際上，皇太極未敢在天聰年間攻取山海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明軍十分重視山海關這個京師的門戶，因此在關前關上層層設防，並不十分易攻。明朝統帥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之所以反對王在晉、高第等人放棄遼西，退守山海的意見，就是企圖在山海關外層層布防――大淩河、小淩河、寧遠、錦州、鬆山、杏山，乃至中前所、中後所、前屯衛，即所謂“守關當於關外守之”，張岱《石匱書後集》卷1，“袁崇煥列傳”。使皇太極攻取山海等於攻取十數個堅城，所耗代價並非可與僅攻一山海關城可比。因此，天聰三年、八年，崇德元年、三年、七年等幾次入關，都繞道西行，或從蒙古科爾沁草原進入喜峰口，或入山西趨宣大，或由延慶入居庸關，或由牆子嶺毀邊牆而入，全不考慮山海關。而天聰三年袁崇煥回援京師，正是自山海關調集各部扼守，自己搶居薊州，崇德元年阿濟格出邊攻明，皇太極又另派多爾袞、多鐸等人率勁旅往山海關進發，牽製彼處的明軍，說明山海關的防守力量還是較強的。正如後來皇太極所認為的那樣，“大軍屢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麵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委遠源：《聖武記》卷1，“開國龍興記三”。此處“四城”指錦州，鬆山，杏山，塔山，中華書局，1984年，第29頁。結果崇德六年到七年，清軍連克錦州、鬆山、杏山、塔山，開始打開通往山海關的通路。於是，崇德七年(1642)九月，李國翰、佟圖賴、祖澤潤、祖可法、張存仁等一齊請求皇太極“直取北京，控斷山海”，以成大業，而皇太極仍堅持認為“北京如大樹，不先削其兩旁，何能傾仆。朕今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克山海關？”《清太宗實錄》卷39，崇德七年九月初五日。此處“四城”指寧遠；中前所，中後所，前屯衛。他這種充分認識自己的實力，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消滅敵人有生力量，而決不急躁冒進的戰略思想是極其難得的，從實踐上看，也是非常正確的。
到順治元年三月中旬，由於吳三桂奉詔盡撤遼民入關，關外寧遠諸城便為清軍不戰而得，清軍且乘勝追至關下，“屯紮懊惱嶺下，不攻關，亦不去”，等待多爾袞的命令。按照皇太極生前的想法，這時攻打山海關可謂時機成熟，但他無法料及的是，形勢有了突然變化，農民軍已攻占了北京，甚至山海關也已為農民軍所有。那麽，多爾袞這次全力攻明是否可以攻取這個軍事重鎮，然後進逼畿輔，抑或仍舊走老路，繞道向西，“毀邊牆而入”？
二、吳三桂降清。
吳三桂降而複叛於農民軍，重據山海關後，自己已處於腹背受敵的窘境。既然與農民軍不共戴天，就勢必求助於夾外清軍。且不說吳三桂與清朝統治者有著階級性質上的一致，其親屬部下同僚大都在為清朝服務這一點，也對他降清極為有利。特別是吳三桂打出為恢複明朝而戰、替先帝複仇的旗號邀請清軍入援，不僅對於降清的他心理上是個安慰，在號召漢人官紳方麵也會順利得多。於是，吳三桂立即派人召集山海關的士紳大戶，緊急商議如何對付非常可能出現的農民軍大軍平叛的情況。正像這些士紳之一的佘一元詩中所記述的：“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閱兵。飛騎喚吾儕，偕來共參評”。但是，由於山海關城小人多，很多居民商賈又因戰亂而遷移，因此吳軍的供給已成問題。“倉庫淨如洗，室家奔匿多。關遼五萬眾，庚癸呼如何！”但事情緊急，隻有強向百姓紳商征餉，所謂“捐輸兼斂科”，然後把全體軍民全部武裝起來，準備對付農民軍的討伐。民國《臨榆縣誌》卷8，“輿地編？紀事”，餘一元“述舊事詩”五首。隨即他們又一同定計，一方麵派人出關向清軍求援，一方麵又派人西去，向農民軍詐降，以爭取時間，等待清軍來助。
三月二十六、七日吳三桂自玉田叛歸山海關，四月初消息便傳入京師，但未得確證。至唐通被擊潰，吳三桂正式扯大旗宣布反對大順權利確已為李自成所知，已是四月初十左右，這一日，“平西伯吳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盡傳”。彭孫貽：《流寇誌》卷12，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5頁。李自成聞訊，便於十二日召集部下商議東征，並定於次日啟程，親征山海關。行期一定，李自成便將明大學士陳演、定國公徐允貞、新建伯王光通等官員貴戚六十餘員斬於西華門外，留牛金星、李牟等人守京師，以安後方。十三日，李自成率劉宗敏、李過等數萬人馬，《流寇誌》說是五萬，《孤臣紀哭》，《四王合傳》，以及《明史紀事本末》，《罪惟錄》等均作六萬，當為此數。加上已赴山海關的唐通，白廣恩所部三萬，當有十萬上下，所以《流寇誌》後又說“自成合兵十餘萬攻之”出東長安門赴通州，十五日抵密雲，十七日至永平，十八日便派先頭部隊前去攻打山海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