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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馬上得天下(2)
於是，崇德八年九月壬寅，皇太極的梓宮還停在崇政殿未移入陵宮，多爾袞便迫不及待地讓鄭親王濟爾哈朗、英郡王阿濟格等王公大臣釋去喪服，換上戎裝，出征伐明。他們赴堂子吹螺掌號，對天行禮，鳴炮三響之後，就浩浩蕩蕩向西進發了。九月底，清軍動用紅衣大炮轟城，攻下明朝關外據點中後所，擒斬遊擊吳良弼等官二十餘員，馬步兵四千餘，俘獲四千餘。接著進發前屯衛，於十月初一攻克之，斬明總兵李賦明等官三十餘員，兵四千餘，俘獲二千餘，牲畜器物無數。中前所守官總兵黃色聽說前屯衛已失，嚇得棄城而逃，使清軍不戰而克其城。所謂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即廣寧中後所、廣寧前屯衛、廣寧中前所，它們是寧遠和山海關之間的三個重要據點，清軍自攻下錦州之後，此時又連克三鎮，割斷了寧遠與山海關之間的聯係，使寧遠孤懸關外，早晚必為清軍所奪。至此，關外大片土地均為清軍所得，入關爭雄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這樣，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李自成農民軍前鋒已抵三邊，主力亦齊集豫陝，而清軍列陣邊牆，時刻可以逾城而入，雙方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均不過數百裏之遙，甚至雙方自己也相距不遠，在這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究竟鹿死誰手？曆史將怎樣翻開新的一頁？
三、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
清順治元年(1644)春正月初一日庚寅這個萬象更新的日子，是在遍地烽火、炮聲隆隆中迎來的。這一天北京狂風驟起，濃雲密布，按卜卦者的說法，這主暴兵城破；也在這一天，作為明王朝發祥地及祖陵所在地的鳳陽發生地震，對於崇禎皇帝朱由檢來說，這都不是好兆頭。初三日，朱由檢召見左中允李明睿，問防禦起義軍的對策，李明睿請屏退左右後，對崇禎帝說。“如今起義軍勢大，已逼近畿甸，實在是危急存亡之秋，隻有南遷可以暫緩眼下之急。”崇禎帝四顧無人，才說：“朕早有此意，無人讚襄，故延遲至今，但怕諸臣不從，所以還要保密。”後來此議一出，馬上有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出來反對，認為這是邪說，而且不斬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朱由檢雖然生氣，但南遷之議卻也因此作罷。彭孫貽：《流寇誌》卷9，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是，朱由檢已經意識到京城旦夕不保，所以不得不考慮退路。
南遷不成，可令他寢食不安的消息還是一個個接踵而來。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日對朱明王朝來說雖然已幾無喜慶可言，但對李自成農民軍來說，卻是個“新桃換舊符”的吉利時刻。這一天，李自成正式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改西安為西京，封功臣，改官製，開科取士，一派熱氣騰騰的興旺景象。初八，李自成親自率大軍北上，經平陽、太原、寧武、大同、宣化，三月十五日進抵居庸關。一路上，除寧武守將周遇吉以死抵拒外，可以說是望風而降，各個重鎮要塞大多不戰而下。與此同時，磁侯劉芳亮亦率軍沿黃河北上，經固關、真定至保定，意在切斷運河，防止崇禎南逃，與李自成主力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在這種戰略包圍之下，京師周圍巳沒有什麽屏障來阻擋農民軍的鐵騎，朱由檢也已形同甕中之鱉。
在大順軍為建國改元興高采烈、明朝統治者為行將滅亡亂作一團的同時，就官方材料來看，關外的清權利相對來說卻相當安靜。正月初一，除了受諸王大臣、外藩使節的朝賀之外，停了筵宴，連上表祝賀和年例進獻都免了。然後在軍製和官製上做了幾項組織和人事變動。幾天後，又派人到錦州去換防，派使節去迎接達賴喇嘛，然後製定諸王以下官民祭葬禮節，一切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仿佛未受什麽連天烽火的影響。隻是有一件事比較重要，就是濟爾哈朗召集內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堂上官傳諭：“以後凡各衙門辦事有應該報告我們兩個王的，或是應該記檔的，都先報睿親王多爾袞，檔子上寫名字也應先寫睿王的大名，坐立班次以及行禮儀注也都按此辦理。"這說明多爾袞不僅有了掌握國柄之實，而且有其名，說明他已獨攬大權，而濟爾哈朗則甘拜下風了。對多爾袞本人來說，這當然是極重要的一個事件，但畢竟是順其自然的必然結果，顯然也看不出與我們此刻密切關心的問題――對農民軍或明廷的對策有什麽關係，而此時關內卻一陣陣緊鑼密鼓，一場名垂史冊的正劇就要開始了。
正月二十六日，終於有消息傳來了。居住在蒙古鄂爾多斯草原上的鄂爾多斯部落的濟農下屬達席和晉、善達下屬陶禮向多爾袞報告了農民軍攻取陝西全境，派兵收取三邊的消息。實際上，清統治者對於農民軍的情況是早有耳聞的。天聰、崇德年間大批漢人官紳降清後，曾多次把中原農民軍的情況匯報給皇太極，特別是打壓過農民軍，對其底細頗為知曉的洪承疇被俘投降後；清統治集團對於農民軍的情況不可能不略知一二。崇德七年(1642)十月中旬，皇太極派饒餘貝勒阿巴泰與內大臣圖爾格統領大軍入關征明，臨出發時曾特別囑咐，“若遇劉(流)賊兵，亦對他說：爾等見明國無道送(逆)行，故興師征討，我國與爾同意，其舉事一是一般。以善言喻之。倘誤殺他一二人，即明對他說，出於無心誤殺。不可與他相左”，並把農民軍派來的一個使者交給阿巴泰，說如遇農民軍，可讓他回去。遼大曆史係《清太宗錄稿本》（清初史料叢刊第三種）1978年10月，第67-68頁。可見，農民軍與清權利雙方都已意識到對方的存在，但由於缺乏進一步的材料證明，我們無法得悉雙方交往的詳情。
無論如何，此時多爾袞顯然也對農民軍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這番蒙古人的報告也沒有引起他的足夠重視，即沒有注意到農民軍攻取三邊、威脅京畿，已成為他入主中原的最大威脅，仍然試圖與農民軍建立聯係，協同攻明。因此多爾袞與謀臣商議之後，給農民軍寫了如下一封信：
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
朕與公等山河遠隔，但聞戰勝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稱號，故書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
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年月日後鈐上皇帝之寶，信封上大書“諸帥”二字，封口並鈐皇帝之寶二顆，次日便派正白旗石廷柱手下的遲起龍、鑲藍旗李國翰手下的繆尚義以及蒙旗二人前去下書。三月初三日到達榆林，遲起龍等將書信交給農民軍榆林守將王良智，王良智閱信之後，亦寫了一封回信，並將原信退給他們說；“信上有‘眾帥’二字，又有給主上的意思，信拆了就不好再向上呈了，所以把信退還，隻把上麵的話奏知主上。”《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89頁，“順治元年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可惜的是，我們既不知王良智的回信是何內容，也沒有見到來自農民軍最高統帥李自成對此事的答複，使我們摸不清大順軍對關外這一股強大的勢力是何態度。根據後來的情況分析，很可能是李自成對關外的清權利不太了解，因而采取了漠視不顧的態度，也可能是王良智的報告上達李自成時，北京已被農民軍攻破，根本用不著聯合其他力量來“並取中原”了！
在遲起龍等人的回報到達之前，多爾袞無法安排統一的戰略，隻繼續在朝中加強自己的地位。二月間，他曾以失朝罪輕罰了阿濟格和多鐸；以未經奉旨、擅自帶領部員挑選八旗女子罪罰多鐸等人銀兩不等；以征錦州、鬆山、山東，以及攻克中後所、前屯衛等功勞，提拔了一大批將領，增設內三院學士。三月，又定攝政王及諸王儀仗，凡出獵行軍，攝政王儀仗前導，奏樂而行，儀仗中再增紅傘、大纛、紅仗、撒袋、大刀、槍等，異於諸王，而且遇事攝政王正坐，而諸王兩旁敘坐，其代攝國政之權已通過禮儀得到確認。當然，同時也做好了攻明的準備。甲辰，防守錦州鎮國公艾度禮解回的逃人聲稱：清軍攻下前屯衛等城後，寧遠一帶人心恐慌，聞風而逃，因此多爾袞下令修整軍器，儲糧秣馬，等四月初大舉進討。又過了十幾天，二十九日，遲起龍的回書終於到了。雖然多爾袞從中並未得到什麽重大情報，但得知大同也已被農民軍攻下，京師的陷落已指日可待了。但他哪裏料得到，這時候，北京換了主人已經十天了！
盡管朱由檢以“代朕親征”的名義令李建泰督師迎敵，並在三月初調吳三桂、唐通、劉澤清火急入援京師，但對明王朝的苟延殘喘都絲毫無補。李建泰兵至邯鄲，就嚇得調頭逃跑，劉澤清接到勤王詔令，不由山東北來，反而南逃，吳三桂路遠，鞭長不及馬腹；隻有唐通奉調前來，但因不買監軍宦官杜之秩的帳，把隊伍拉到居庸關，幾天後也降了李自成。三月十六日，大順軍克昌平，當夜進抵平則門(即阜成門)。三月十七日，農民軍列隊攻城。十八日，李自成親臨彰儀門，為減少攻城傷亡，他派在宣府投降的太監杜勳縋城入見明帝，勸其退位，並表示願意赴關外打擊清軍。崇禎猶豫不決，和議最終未成。至十九日淩晨，由於守城太監曹化淳開門獻城，農民軍已下外城。朱由檢夜見城外火光衝天，企圖乘亂出逃，到朝陽門，見農民軍勢大，轉至安定門，但門又緊閉不開，回到宮中，知內城將破，無奈竟奔煤山(今景山)，登上壽皇亭，寫下遺詔，藏於胸前，自縊而死。死時光著左腳，去掉冠冕，披頭散發，十分狼狽，跟隨他的內官王承恩也同時死在一處。到此時，延續了二百七十餘年的明王朝在農民軍的打擊下終於完結了！
在這裏，我們不再詳細敘述李自成是如何頭戴白氈笠，身著藍箭衣，胯下烏駁馬，浩浩蕩蕩開進北京城的，也不想描寫大順軍如何分兵四出，趨江北，入四川，更不打算談論大順權利如何完善中央和地方各級機構以及對明代官戚實行“追贓比餉”(這些多屬明末農民戰爭史研究的範圍)，而需要密切注意的則是，在明朝滅亡之後，關內外的李自成和多爾袞是否認識到對方是自己統一天下的主要敵人？從而根據這種認識采取某種正確的對策？在這曆史的關鍵時刻，誰能搶先一步意識到這一點，誰就能掌握曆史的主動權。
曆史的天平本來是倒向農民軍這一方的，因為曆史把搶先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機會給了李自成及其決策集團。當李自成已確有把握滅掉明朝的時候，多爾袞還根本不了解關內形勢變化，還想聯合農民軍一起攻明呢。無論如何，李自成至少是意識到了在關外清軍和自己之間還有一支明朝軍隊――遼東總兵吳三桂的軍隊，以及駐紮山海關的明關門總兵高第，因此在攻下居庸關之後，即派降將唐通攜犒勞關寧明軍的財物前去招降吳三桂和高第。
吳三桂祖籍江南高郵，後世居遼東，其父吳襄為明總兵，舅氏祖大壽是遼東祖氏軍事係統的主要人物。鬆山之戰後，吳三桂獨以四萬兵駐守寧遠，多次打退清軍進攻。崇德八年九月，多爾袞派濟爾哈朗，阿濟格出兵攻取了靠近山海關的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但卻沒能得勝於離錦州最近的寧遠，可見吳三桂的兵力和他本人的用兵才能都還是不弱的。清方也很重視吳三桂的這支軍隊，曾多次派人致書招降。曾與吳襄共事、此時已降清軍的陳邦選曾勸他，“何不隨機應變，保全富貴身家？自古良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棲。棄暗投明，逃滿身之罪案，通權達變，免瓜葛之嫌疑。況我皇上仁聖天縱，有功者受大封於永遠，抗守者必罰處不姑容。總爺少年懸印，聰明自然超群，宜勿持兩可，拜下風速，則功賞出眾，而寧城生靈頂恩於世世矣。豈有鬆、錦、杏、塔四城不存，而寧遠尚得樂太平、仍圖長久者！”《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85頁，“陳邦選致明寧遠總兵書。”其舊同僚薑新也寫信曆數“大軍已喪矣，鬆錦已失矣，文官洪軍門歸順矣，武官祖鎮台等投降矣。……寧前數城皆籠中鳥，釜底魚，不過遲延旦夕耳”。《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86頁，“薑新致明寧遠總兵書。”威脅利誘，無所不及。這裏應該說句公道話，盡管吳三桂後來投降了清軍，為其前驅，剿殺農民軍，但在這時，在親友，部屬、同僚大都投降了清軍，而且受到較好禮遇的情況下，在山海關外明朝據點盡失，隻剩寧遠孤城，處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在關內農民軍進逼京畿的情況下，吳三桂竟能堅守危城，不投降清軍，亦是難能可貴的。
前麵已經提到，三月初六日，朱由檢急令太監謝文舉星馳赴鎮，召吳三桂、唐通、劉澤清入援。三桂奉召後，立即決定放棄寧遠入關，但寧遠附近兵民因長期抗擊清兵，怕其報複屠城，因此吳三桂決定將兵民數十萬人盡徙入關，後安插於關內昌黎、灤州、樂亭、開平等地。由於大規模遷徙，挈婦將雛，輜重滿載，耽誤時日，直到本月中旬才搬遷入關，一二日後，北京便被農民軍攻克了。彭孫貽：《流寇誌》卷9.這就是朝鮮人後來從清人那裏聽說的：“沙河、寧遠自潰，皇城又為流賊所圍，諸鎮皆入援。”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4頁，甲申四月丁卯。
但是，吳三桂徙兵民入關後，是否馬上出師勤王了呢？以前諸多史家都認為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吳三桂立即進兵，行至河北玉田或豐潤時，忽聞北京已被農民軍所下，於是止步不前，或說吳三桂即在此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旋即叛歸山海關，或說他即此撤軍返回山海關，受招降後再度赴京師，行至永平叛歸雲雲。參見《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2輯，陳生璽：“清兵入關與吳三桂降清問題”；柳義南：《李自成紀年附考》，中華書局1983年第1版。第243―244頁。當然許多清初史料甚至都隱瞞了吳三桂投降過農民軍的曆史事實。實際上，吳三桂入山海關後，並沒有立即提兵入衛。一則居庸關十五日被克後，總兵馬岱“疾走山海關”，最後投奔了吳三桂，彭孫貽：《流寇誌》卷9.吳三桂自然了解農民軍的進展情況；從而判斷他入關勤王至此時已毫無裨益，因而不太可能迅即出師；二則唐通招降吳三桂的人馬按時間計算也到了山海關。關於唐通是在李自成入北京前還是入北京後前去山海關勸降的，一般都說是進北京後，但按乾隆《永平府誌》卷8記載，吳三桂投降農民軍前往京師，二十四日已抵盧龍，從時間上考慮是不會這麽快的。李自成十九日進北京，京師距山海關約六百裏，唐通又押解軍才物，最快也要二十二、三日才能抵關，不用說還要與吳三桂談判了。參見《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8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顧誠：“山海關戰役前夕的吳三桂。”唐通到山海關後究竟是怎樣勸說吳三桂的，因無材料，無法得知，但吳三桂最後決定投降李自成，也絕非僅僅因為唐通“盛誇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王鍾翰：《清史列傳》卷79，“唐通傳”，中華書局，1987年，第6606頁。時人彭孫貽曾間接聽到當時吳三桂手下幕僚談論當時情況，說北京被農民軍攻下後，吳三桂仍屯於山海。李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召集全體將士說：“闖王勢大，唐通、薑皆降，我孤軍不能自立。今闖王使至，其斬之乎，抑迎之乎？”眾將領同聲答道：“今日死生唯將軍命。”於是吳三桂決定投降李自成。彭孫貽：《流寇誌》卷11.又匿名《吳三桂紀略》記述了此後吳三桂手下官金大印對當時之事的追憶，說吳三桂接到崇禎勤王詔書後“大建勤王旗號，前行入關。關吏延入，追兵(指清兵――引者)亦屯紮懊惱嶺下，不攻關，亦不去。未幾，關上探知京城已破，駕崩於煤山，李賊僭位。王進退無措，以清兵仇殺多次，不欲返顏，乃修表謀歸李賊”。趙治琛、王大隆輯：《辛巳叢編》，“吳三桂紀略”民國30年（1941）年本。在農民軍的包圍下勢單力孤，但並不想降清，也許是吳三桂投降農民軍的原因之一，況且在兵將缺餉的情況下，李自成以銀兩糧餉勞軍，解除極大困難，更何況包括他愛妾陳圓圓在內的全家老小都在李自成的掌握之中，其父吳襄已投降了李自成。無論如何，吳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唐通也協同接管了山海關。亦參見《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3輯，顧誠文中所引山海關總兵高第“題為恭報挑過兵馬實數仰祈睿鑒事”揭帖及其分析。在三月二十日前後，大順軍與清軍之間已別無第三勢力，山海關兩側僅僅對峙著李自成和多爾袞。
這樣，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李自成農民軍前鋒已抵三邊，主力亦齊集豫陝，而清軍列陣邊牆，時刻可以逾城而入，雙方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均不過數百裏之遙，甚至雙方自己也相距不遠，在這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究竟鹿死誰手？曆史將怎樣翻開新的一頁？
三、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
清順治元年(1644)春正月初一日庚寅這個萬象更新的日子，是在遍地烽火、炮聲隆隆中迎來的。這一天北京狂風驟起，濃雲密布，按卜卦者的說法，這主暴兵城破；也在這一天，作為明王朝發祥地及祖陵所在地的鳳陽發生地震，對於崇禎皇帝朱由檢來說，這都不是好兆頭。初三日，朱由檢召見左中允李明睿，問防禦起義軍的對策，李明睿請屏退左右後，對崇禎帝說。“如今起義軍勢大，已逼近畿甸，實在是危急存亡之秋，隻有南遷可以暫緩眼下之急。”崇禎帝四顧無人，才說：“朕早有此意，無人讚襄，故延遲至今，但怕諸臣不從，所以還要保密。”後來此議一出，馬上有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出來反對，認為這是邪說，而且不斬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朱由檢雖然生氣，但南遷之議卻也因此作罷。彭孫貽：《流寇誌》卷9，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是，朱由檢已經意識到京城旦夕不保，所以不得不考慮退路。
南遷不成，可令他寢食不安的消息還是一個個接踵而來。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日對朱明王朝來說雖然已幾無喜慶可言，但對李自成農民軍來說，卻是個“新桃換舊符”的吉利時刻。這一天，李自成正式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改西安為西京，封功臣，改官製，開科取士，一派熱氣騰騰的興旺景象。初八，李自成親自率大軍北上，經平陽、太原、寧武、大同、宣化，三月十五日進抵居庸關。一路上，除寧武守將周遇吉以死抵拒外，可以說是望風而降，各個重鎮要塞大多不戰而下。與此同時，磁侯劉芳亮亦率軍沿黃河北上，經固關、真定至保定，意在切斷運河，防止崇禎南逃，與李自成主力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在這種戰略包圍之下，京師周圍巳沒有什麽屏障來阻擋農民軍的鐵騎，朱由檢也已形同甕中之鱉。
在大順軍為建國改元興高采烈、明朝統治者為行將滅亡亂作一團的同時，就官方材料來看，關外的清權利相對來說卻相當安靜。正月初一，除了受諸王大臣、外藩使節的朝賀之外，停了筵宴，連上表祝賀和年例進獻都免了。然後在軍製和官製上做了幾項組織和人事變動。幾天後，又派人到錦州去換防，派使節去迎接達賴喇嘛，然後製定諸王以下官民祭葬禮節，一切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仿佛未受什麽連天烽火的影響。隻是有一件事比較重要，就是濟爾哈朗召集內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堂上官傳諭：“以後凡各衙門辦事有應該報告我們兩個王的，或是應該記檔的，都先報睿親王多爾袞，檔子上寫名字也應先寫睿王的大名，坐立班次以及行禮儀注也都按此辦理。"這說明多爾袞不僅有了掌握國柄之實，而且有其名，說明他已獨攬大權，而濟爾哈朗則甘拜下風了。對多爾袞本人來說，這當然是極重要的一個事件，但畢竟是順其自然的必然結果，顯然也看不出與我們此刻密切關心的問題――對農民軍或明廷的對策有什麽關係，而此時關內卻一陣陣緊鑼密鼓，一場名垂史冊的正劇就要開始了。
正月二十六日，終於有消息傳來了。居住在蒙古鄂爾多斯草原上的鄂爾多斯部落的濟農下屬達席和晉、善達下屬陶禮向多爾袞報告了農民軍攻取陝西全境，派兵收取三邊的消息。實際上，清統治者對於農民軍的情況是早有耳聞的。天聰、崇德年間大批漢人官紳降清後，曾多次把中原農民軍的情況匯報給皇太極，特別是打壓過農民軍，對其底細頗為知曉的洪承疇被俘投降後；清統治集團對於農民軍的情況不可能不略知一二。崇德七年(1642)十月中旬，皇太極派饒餘貝勒阿巴泰與內大臣圖爾格統領大軍入關征明，臨出發時曾特別囑咐，“若遇劉(流)賊兵，亦對他說：爾等見明國無道送(逆)行，故興師征討，我國與爾同意，其舉事一是一般。以善言喻之。倘誤殺他一二人，即明對他說，出於無心誤殺。不可與他相左”，並把農民軍派來的一個使者交給阿巴泰，說如遇農民軍，可讓他回去。遼大曆史係《清太宗錄稿本》（清初史料叢刊第三種）1978年10月，第67-68頁。可見，農民軍與清權利雙方都已意識到對方的存在，但由於缺乏進一步的材料證明，我們無法得悉雙方交往的詳情。
無論如何，此時多爾袞顯然也對農民軍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這番蒙古人的報告也沒有引起他的足夠重視，即沒有注意到農民軍攻取三邊、威脅京畿，已成為他入主中原的最大威脅，仍然試圖與農民軍建立聯係，協同攻明。因此多爾袞與謀臣商議之後，給農民軍寫了如下一封信：
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
朕與公等山河遠隔，但聞戰勝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稱號，故書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
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年月日後鈐上皇帝之寶，信封上大書“諸帥”二字，封口並鈐皇帝之寶二顆，次日便派正白旗石廷柱手下的遲起龍、鑲藍旗李國翰手下的繆尚義以及蒙旗二人前去下書。三月初三日到達榆林，遲起龍等將書信交給農民軍榆林守將王良智，王良智閱信之後，亦寫了一封回信，並將原信退給他們說；“信上有‘眾帥’二字，又有給主上的意思，信拆了就不好再向上呈了，所以把信退還，隻把上麵的話奏知主上。”《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89頁，“順治元年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可惜的是，我們既不知王良智的回信是何內容，也沒有見到來自農民軍最高統帥李自成對此事的答複，使我們摸不清大順軍對關外這一股強大的勢力是何態度。根據後來的情況分析，很可能是李自成對關外的清權利不太了解，因而采取了漠視不顧的態度，也可能是王良智的報告上達李自成時，北京已被農民軍攻破，根本用不著聯合其他力量來“並取中原”了！
在遲起龍等人的回報到達之前，多爾袞無法安排統一的戰略，隻繼續在朝中加強自己的地位。二月間，他曾以失朝罪輕罰了阿濟格和多鐸；以未經奉旨、擅自帶領部員挑選八旗女子罪罰多鐸等人銀兩不等；以征錦州、鬆山、山東，以及攻克中後所、前屯衛等功勞，提拔了一大批將領，增設內三院學士。三月，又定攝政王及諸王儀仗，凡出獵行軍，攝政王儀仗前導，奏樂而行，儀仗中再增紅傘、大纛、紅仗、撒袋、大刀、槍等，異於諸王，而且遇事攝政王正坐，而諸王兩旁敘坐，其代攝國政之權已通過禮儀得到確認。當然，同時也做好了攻明的準備。甲辰，防守錦州鎮國公艾度禮解回的逃人聲稱：清軍攻下前屯衛等城後，寧遠一帶人心恐慌，聞風而逃，因此多爾袞下令修整軍器，儲糧秣馬，等四月初大舉進討。又過了十幾天，二十九日，遲起龍的回書終於到了。雖然多爾袞從中並未得到什麽重大情報，但得知大同也已被農民軍攻下，京師的陷落已指日可待了。但他哪裏料得到，這時候，北京換了主人已經十天了！
盡管朱由檢以“代朕親征”的名義令李建泰督師迎敵，並在三月初調吳三桂、唐通、劉澤清火急入援京師，但對明王朝的苟延殘喘都絲毫無補。李建泰兵至邯鄲，就嚇得調頭逃跑，劉澤清接到勤王詔令，不由山東北來，反而南逃，吳三桂路遠，鞭長不及馬腹；隻有唐通奉調前來，但因不買監軍宦官杜之秩的帳，把隊伍拉到居庸關，幾天後也降了李自成。三月十六日，大順軍克昌平，當夜進抵平則門(即阜成門)。三月十七日，農民軍列隊攻城。十八日，李自成親臨彰儀門，為減少攻城傷亡，他派在宣府投降的太監杜勳縋城入見明帝，勸其退位，並表示願意赴關外打擊清軍。崇禎猶豫不決，和議最終未成。至十九日淩晨，由於守城太監曹化淳開門獻城，農民軍已下外城。朱由檢夜見城外火光衝天，企圖乘亂出逃，到朝陽門，見農民軍勢大，轉至安定門，但門又緊閉不開，回到宮中，知內城將破，無奈竟奔煤山(今景山)，登上壽皇亭，寫下遺詔，藏於胸前，自縊而死。死時光著左腳，去掉冠冕，披頭散發，十分狼狽，跟隨他的內官王承恩也同時死在一處。到此時，延續了二百七十餘年的明王朝在農民軍的打擊下終於完結了！
在這裏，我們不再詳細敘述李自成是如何頭戴白氈笠，身著藍箭衣，胯下烏駁馬，浩浩蕩蕩開進北京城的，也不想描寫大順軍如何分兵四出，趨江北，入四川，更不打算談論大順權利如何完善中央和地方各級機構以及對明代官戚實行“追贓比餉”(這些多屬明末農民戰爭史研究的範圍)，而需要密切注意的則是，在明朝滅亡之後，關內外的李自成和多爾袞是否認識到對方是自己統一天下的主要敵人？從而根據這種認識采取某種正確的對策？在這曆史的關鍵時刻，誰能搶先一步意識到這一點，誰就能掌握曆史的主動權。
曆史的天平本來是倒向農民軍這一方的，因為曆史把搶先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機會給了李自成及其決策集團。當李自成已確有把握滅掉明朝的時候，多爾袞還根本不了解關內形勢變化，還想聯合農民軍一起攻明呢。無論如何，李自成至少是意識到了在關外清軍和自己之間還有一支明朝軍隊――遼東總兵吳三桂的軍隊，以及駐紮山海關的明關門總兵高第，因此在攻下居庸關之後，即派降將唐通攜犒勞關寧明軍的財物前去招降吳三桂和高第。
吳三桂祖籍江南高郵，後世居遼東，其父吳襄為明總兵，舅氏祖大壽是遼東祖氏軍事係統的主要人物。鬆山之戰後，吳三桂獨以四萬兵駐守寧遠，多次打退清軍進攻。崇德八年九月，多爾袞派濟爾哈朗，阿濟格出兵攻取了靠近山海關的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但卻沒能得勝於離錦州最近的寧遠，可見吳三桂的兵力和他本人的用兵才能都還是不弱的。清方也很重視吳三桂的這支軍隊，曾多次派人致書招降。曾與吳襄共事、此時已降清軍的陳邦選曾勸他，“何不隨機應變，保全富貴身家？自古良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棲。棄暗投明，逃滿身之罪案，通權達變，免瓜葛之嫌疑。況我皇上仁聖天縱，有功者受大封於永遠，抗守者必罰處不姑容。總爺少年懸印，聰明自然超群，宜勿持兩可，拜下風速，則功賞出眾，而寧城生靈頂恩於世世矣。豈有鬆、錦、杏、塔四城不存，而寧遠尚得樂太平、仍圖長久者！”《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85頁，“陳邦選致明寧遠總兵書。”其舊同僚薑新也寫信曆數“大軍已喪矣，鬆錦已失矣，文官洪軍門歸順矣，武官祖鎮台等投降矣。……寧前數城皆籠中鳥，釜底魚，不過遲延旦夕耳”。《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86頁，“薑新致明寧遠總兵書。”威脅利誘，無所不及。這裏應該說句公道話，盡管吳三桂後來投降了清軍，為其前驅，剿殺農民軍，但在這時，在親友，部屬、同僚大都投降了清軍，而且受到較好禮遇的情況下，在山海關外明朝據點盡失，隻剩寧遠孤城，處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在關內農民軍進逼京畿的情況下，吳三桂竟能堅守危城，不投降清軍，亦是難能可貴的。
前麵已經提到，三月初六日，朱由檢急令太監謝文舉星馳赴鎮，召吳三桂、唐通、劉澤清入援。三桂奉召後，立即決定放棄寧遠入關，但寧遠附近兵民因長期抗擊清兵，怕其報複屠城，因此吳三桂決定將兵民數十萬人盡徙入關，後安插於關內昌黎、灤州、樂亭、開平等地。由於大規模遷徙，挈婦將雛，輜重滿載，耽誤時日，直到本月中旬才搬遷入關，一二日後，北京便被農民軍攻克了。彭孫貽：《流寇誌》卷9.這就是朝鮮人後來從清人那裏聽說的：“沙河、寧遠自潰，皇城又為流賊所圍，諸鎮皆入援。”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24頁，甲申四月丁卯。
但是，吳三桂徙兵民入關後，是否馬上出師勤王了呢？以前諸多史家都認為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吳三桂立即進兵，行至河北玉田或豐潤時，忽聞北京已被農民軍所下，於是止步不前，或說吳三桂即在此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旋即叛歸山海關，或說他即此撤軍返回山海關，受招降後再度赴京師，行至永平叛歸雲雲。參見《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2輯，陳生璽：“清兵入關與吳三桂降清問題”；柳義南：《李自成紀年附考》，中華書局1983年第1版。第243―244頁。當然許多清初史料甚至都隱瞞了吳三桂投降過農民軍的曆史事實。實際上，吳三桂入山海關後，並沒有立即提兵入衛。一則居庸關十五日被克後，總兵馬岱“疾走山海關”，最後投奔了吳三桂，彭孫貽：《流寇誌》卷9.吳三桂自然了解農民軍的進展情況；從而判斷他入關勤王至此時已毫無裨益，因而不太可能迅即出師；二則唐通招降吳三桂的人馬按時間計算也到了山海關。關於唐通是在李自成入北京前還是入北京後前去山海關勸降的，一般都說是進北京後，但按乾隆《永平府誌》卷8記載，吳三桂投降農民軍前往京師，二十四日已抵盧龍，從時間上考慮是不會這麽快的。李自成十九日進北京，京師距山海關約六百裏，唐通又押解軍才物，最快也要二十二、三日才能抵關，不用說還要與吳三桂談判了。參見《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8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顧誠：“山海關戰役前夕的吳三桂。”唐通到山海關後究竟是怎樣勸說吳三桂的，因無材料，無法得知，但吳三桂最後決定投降李自成，也絕非僅僅因為唐通“盛誇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王鍾翰：《清史列傳》卷79，“唐通傳”，中華書局，1987年，第6606頁。時人彭孫貽曾間接聽到當時吳三桂手下幕僚談論當時情況，說北京被農民軍攻下後，吳三桂仍屯於山海。李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召集全體將士說：“闖王勢大，唐通、薑皆降，我孤軍不能自立。今闖王使至，其斬之乎，抑迎之乎？”眾將領同聲答道：“今日死生唯將軍命。”於是吳三桂決定投降李自成。彭孫貽：《流寇誌》卷11.又匿名《吳三桂紀略》記述了此後吳三桂手下官金大印對當時之事的追憶，說吳三桂接到崇禎勤王詔書後“大建勤王旗號，前行入關。關吏延入，追兵(指清兵――引者)亦屯紮懊惱嶺下，不攻關，亦不去。未幾，關上探知京城已破，駕崩於煤山，李賊僭位。王進退無措，以清兵仇殺多次，不欲返顏，乃修表謀歸李賊”。趙治琛、王大隆輯：《辛巳叢編》，“吳三桂紀略”民國30年（1941）年本。在農民軍的包圍下勢單力孤，但並不想降清，也許是吳三桂投降農民軍的原因之一，況且在兵將缺餉的情況下，李自成以銀兩糧餉勞軍，解除極大困難，更何況包括他愛妾陳圓圓在內的全家老小都在李自成的掌握之中，其父吳襄已投降了李自成。無論如何，吳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唐通也協同接管了山海關。亦參見《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3輯，顧誠文中所引山海關總兵高第“題為恭報挑過兵馬實數仰祈睿鑒事”揭帖及其分析。在三月二十日前後，大順軍與清軍之間已別無第三勢力，山海關兩側僅僅對峙著李自成和多爾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