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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馬上得天下(1)
第一節定計用兵。
一、新皇登基。
崇德八年(1643)八月丁亥(二十五日)。
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極已經過世十七天了。經過一番劍拔弩張的皇位爭奪戰，皇帝的寶座將由太宗六歲的幼子福臨繼承，這一天是新皇登基的日子。
福臨是皇太極的第九位皇子，母親博爾濟錦氏，也就是永福宮莊妃。崇德三年(1638)正月三十日福臨誕生的時候，傳說紅光照耀宮闈，經久不散，香氣彌漫數日。福臨頭頂正中一縷頭發高聳，一副龍鳳之姿。據說他六歲就愛讀經史，不用老師教導，一目數行，觸類旁通，很得皇太極寵愛。不過，他的衝齡登基，確實是以多爾袞為首的白旗勢力和以豪格為首的黃旗勢力矛盾妥協的偶然結果。經過一番爭奪，八月十四日，禮親王代善率領諸王，貝勒、貝子、公及文武群臣宣誓擁立福臨登基。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共同輔理國政。兩天後，又處理了謀立多爾袞的阿達禮和碩托。二十五日，滿朝文武齋戒祭告上天，改第二年為順治元年。
二十六日丁亥，滿洲貴族以及蒙漢各族大臣齊集篤恭殿前，恭候新主登基。福臨乘輦升殿後，濟爾哈朗和多爾袞率群臣行三跪九叩頭的大禮，然後頒行登極大赦詔。頒詔完畢，文武百官再行三跪九叩禮，大典即告結束。由於還在為皇太極服喪，所以典禮上未設鹵簿，不作音樂，加之八旗貴族內部矛盾的陰雲未散，所以新皇繼位也是半喜半憂的。
二十幾天後，王公大臣們齊至崇政殿，將皇太極的梓宮哭送到陵官，馬駝前導，出了大清門。通往陵宮的道路兩旁，齊齊跪著大小貴族官吏以及外藩蒙古喪使，待大行皇帝梓宮安放完畢，王公大臣上前跪祭，最後把皇太極生前衣服及陳設用品一一焚化。這時，老皇帝的時代才算真正成為往事。
在新皇登基前後這一個月裏，多爾袞一直處在矛盾漩渦的中心。盡管他的努力使滿洲貴族內部的相互殘殺煙消雲散，但並沒有能最終解決矛盾。作為支持皇太極之子繼承皇位的交換條件，他成為輔政王，但輔政王又並非他一人，而且他還位居第二，淩駕其上的又是文治武功都遠遜於他的濟爾哈朗。這當然是兩黃等旗抑製他權勢的一著狠棋。此外，還要求輔政王對天地宣誓：“如不秉公輔理，妄自尊大，漠視兄弟，不從眾議，每事行私，以恩仇為輕重，天地譴之，令短折而死”。《清世祖實錄》卷1，崇德八年八月乙亥。這一切一切，對於雄才偉略的睿王多爾袞來說，都不順心，但是，在新皇繼位之初，也隻能暫收私心，顧全大局。這才造成阿達禮、碩托謀立多爾袞，反被他檢舉揭發，以叛逆論斬之事發生。
但是，盡管多爾袞名次居位均在濟爾哈朗之下，但由於他才識謀略均遠勝於濟爾哈朗，因此，福臨繼位之初的軍國大事仍然主要由多爾袞來處理。九月初九日，濟爾哈朗便與阿濟格率軍出征寧遠，至十月中才歸，這實際上說明多爾袞已處於支配地位，在國中處理軍政大事。按朝鮮人的說法就是，“刑政拜除，大小國事，九王(多爾袞)專掌之，出兵兵事皆屬右真王(濟爾哈朗)”。《沈館錄》卷6，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皇太極時期，八旗王公共議國政的局麵已有所改變，一方麵擴大了總管旗務大臣的權限來分散各旗旗主貝勒的權力，又設佐管旗務大臣，一方麵削弱王貝勒處理部院事務的權力，最後削弱三大貝勒的權力，提高皇權的絕對權威。但八旗旗主的勢力還頗大，對政策的製訂還頗有影響，特別是福臨登位乃是各旗貴族矛盾妥協的結果，聯合輔政的又是正藍旗的濟爾哈朗和白旗的多爾袞，各派勢力對執政者的一舉一動就更虎視眈眈。福臨登極大赦詔書中說：“朕年幼衝，尚賴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清世祖實錄》卷2，崇德八年八月丁亥。就是這種態度的體現，輔政誓言中“漠視兄弟，不從眾議”就要如何如何等語，也體現了這一態度。可是，這種情況既不符合皇權集中的發展趨勢，也與多爾袞運用能才睿智獨立處理政事的想法相悖，因此，勢必得到改變。
十二月，濟爾哈朗和多爾袞始稱攝政王。乙亥，兩位攝政王召集諸王、貝勒、貝子、王公大臣，向他們說：“前些時眾議公誓，凡屬國家大政，必由大家商議認同之後決定。現在考慮眾說紛紜，不易決斷，反誤國家政務。我們兩人在皇帝年幼時身任國政，做得好與壞，都由我們兩人承擔責任，因此責任重大，不得不說。先帝讓我們管理六部時，曾說國家開創之初，故讓子弟輩暫理部務，等大功告成，即行停止。現在我們已擔任攝政，不再適宜兼理部事，而我們不管部事，諸王仍舊管事，也不合適，所以諸王管理六部事從今一概停止，讓貝子、公來代理，你們看怎麽樣？”眾人都表示讚同，並定議除貝子博洛、公滿達海之外，一切王、貝勒、貝子不再兼管部務，部務悉由尚書處理。其後，又先後諭各部尚書、侍郎及都察院官，讓他們“克矢公忠，有見即行，勤勞罔懈”，都察院嚴加稽查，三年考核。接著，又以考滿稱職，給戶部尚書英俄爾岱等六部尚書、侍郎、啟心郎、理事官等官員二十餘名加官晉級，給予獎勵。這樣，一方麵減少了諸王對政事進行幹涉的機會，又通過硬軟兩手使部官勤勞任事，使攝政王的名稱更加符實。
這一舉措對諸王勢力顯然是個限製，諸王也覺不快，豪格、多鐸等人的回複雖屬同意，但言語之中仍然看得出情緒：“承蒙二王下問，如果馬上表示同意，恐怕會讓人以為我們害怕擔任部務，喜歡聽這種話，如果不理會，又恐怕會讓人覺得我們心中不快。皇上年幼，剛登基不久，我們正應該各勤部務，為國家效力，眼下二王的話這樣，當然是經過全麵周密地考慮的，大家都同意了，我們沒有不遵從的。”《清世祖實錄》卷2，崇德八年十二月。他們心中雖然不滿，但又找不出正當的理由來反對，因此多爾袞攝政之初就取得了一大勝利。
新皇帝登上了寶座，多爾袞作為攝政王也開始站穩了腳跟，這時他的頭腦裏隻醞釀著一件重要的事情：進攻明朝。
二、鹿死誰手。
公元1643年的下半年，就是明崇禎十六年的秋冬，在關外大清權利新老交替之際，明王朝“氣數”已盡，即將壽終正寢。
起於天啟末年的農民大起義此時已進入最後階段。這年正月，李自成起義軍先後攻克承天、漢陽，並在黃安發布了著名的“剿兵安民檄”，指斥“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清］彭孫貽：《平寇誌》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126頁。
隨後又攻破襄陽，建立了農民軍的襄陽權利，改襄陽為襄京，李自成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與其聯合的羅汝才亦稱“代天扶民威德大將軍”，以牛金星為丞相，下設六政府，地方設防禦史、府、州、縣正佐官，並開科取士，一派興盛氣象。其後，李自成起義軍建立了較完善的軍事製度，把部隊分為攻城野戰的中、左、右、前、後五營和地方守軍，大元帥下有二權將軍、製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等，並有由一二十騎、步兵組成的“精兵隊”。在經濟上，農民軍不僅廣泛宣傳“三年免征”，並且為貧苦農民提供牛種，自己也親自參加荒田的屯種。經過這一番整頓，這一年的上半年，農民軍已初步做好了滅亡明王朝的準備。正如明朝巡視陝西茶馬禦史徐一掄題本中所述：“……闖、曹等孽百萬餘眾，所向莫敢攖鋒，去歲陸沉中州，今春墜陌楚省，六府州縣，望風披靡，俱留偽官防守，結我民心，以成燎原之勢。且發賊兵四股，狼奔三秦，漢兵缺餉年餘，兵心洶洶，莫必其勢，城阜隍淺，殊可寒生。”《明清史料》甲編第1本，第33頁，崇禎十六年四月，中華書局1987年。
與此同時，另一支農民起義軍由張獻忠率領也進入湖廣，破漢陽，克武昌，沉明楚王朱華奎於江，發楚府金銀賑濟災民。張獻忠又在武昌建立權利，改武昌為天授府，作為京城；鑄造“西王之寶”；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機構，後來又南下湘贛，殺富濟貧，開科取士，建立了許多地方權利。
李自成、張獻忠相繼建立權利，極大地震動了明朝統治者，崇禎帝朱由檢屢頒嚴旨，命將出征，但都無濟於事。關外清人都看出來，“彼文武大小官員，俱是錢買的。文的無謀，武的無勇，管軍馬者克軍錢，造器械者減官錢，軍馬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實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時，反稱勤王，一味搶劫，俗語常雲，‘達子流賊是梳子，自家兵馬勝如篦子’。”《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32頁，天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中華書局1987年。這樣的軍隊又怎能獲勝？當時明王朝較有實力的軍隊有三支，一是寧遠總兵吳三桂的軍隊，即所謂“關寧鐵騎”，一是長江中遊左良玉的軍隊，人數雖多，但戰鬥力極差；一是孫傳庭的秦軍。左良玉桀驁不馴，又需要在江南遏製張獻忠；吳三桂雖說兵力較強，但需要抵擋關外的清軍，因此都無法調動，所以崇禎皇帝連發羽檄，催促孫傳庭出潼關與李自成決戰。但李自成采取誘敵深入的戰術，一退再退，在這年九月間，也就是關外的福臨繼承帝位後不久，李自成在河南郟縣包圍了孫傳庭軍。農民軍騎兵“淩空而過"，奮勇追敵，步兵則手持大棒，攔路猛擊，一戰殲敵四萬餘，直追到孟津。經過這次關鍵性之戰，明軍精銳已喪失殆盡，明王朝的覆亡便指日可待了。
果然，不久李自成就攻破了潼關，殺孫傳庭，十一月攻下西安。然後田見秀南下漢中，李過北克榆林，賀錦西征甘肅，年底，農民軍在西安建國之前，西北全境，河南中、西部，湖廣的數十府縣都已為李自成所據，聲威浩大，震動四方。
但是，並不能說李自成農民軍就一定能成為一代新主、坐穩這滿目瘡痍的江山，因為起於關外的滿洲勢力已變得相當強大，不僅一直對中原的統治權虎視眈眈，而且多次毀邊牆而入，對畿輔地區大肆掠搶。還在後金時期，努爾哈赤就經常宣稱，“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愛，況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漢人輪流居住之地”，《滿文老檔？太祖》卷41，天命七年四月。萌發了進取中原的念頭。皇太極時期，還曾經以進攻明朝、朝鮮和察哈爾的先後緩急，征求各貝勒大臣的意見，而各貝勒大臣紛紛讚成以攻明為先。嶽托、多鐸等人還建議攻打北京等關內地區，為今後進一步攻取打下一定基礎，以“合皇上久長之計”。阿桂：《皇清開國方略》，清乾隆51年（1786）刻本，《皇清開國方略》卷17，天聰七年正月。漢人謀士寧完我、範文程等人也談到，“但觀我軍情形，無大無小皆誌在取明，有必欲深入之意”。《清實錄》卷12，天聰六年六月辛未。就是皇太極在國力較弱、多次提出向明議和以爭取時間之時，他還兩次進攻朝鮮，迫使李氏國王與其簽訂了“江都之盟”，親征察哈爾，使林丹汗“棄本土而逃”，“察哈爾舉國內附”，又收服了蒙古科爾沁等五部，除掉後顧之憂，“唯明國僅存"。於是天聰九年，皇太極又向滿漢臣僚征求意見：“朕反複考慮，國內已經穩定，大兵若發，明朝皇帝要是放棄北京逃跑，應該追，還是不追而攻北京？還是死死圍困？明朝皇帝要是求和，允不允許？還是應該拒絕？……如果攻克北京，人民應該如何安撫？”《清實錄》卷22，天聰九年二月戊子。開始考慮攻明事宜。
崇德建清以後，皇太極便開始逐步實行他的攻明策略。他一方麵大造言論，常說，“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運循環，帝王代嬗，有未成而中廢者，有即成而複敗者”，《皇清開國方略》卷27.“不知皇天無親，有德者受命，無德者廢棄，從來帝王有一姓相傳，不易位者乎？”《皇清開國方略》卷30.另一方麵多次發兵攻明。崇德三年下半年，多爾袞率軍入關，不僅“長驅南下，勢如破竹，諸路援兵，望風遠避，絕未聞有抄救堵擊之功者”，鄭天挺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297―299頁，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54年。“兵部為匯敘鞏固營前後戰功等事”。從而大肆燒殺搶掠，仿佛在進行一次全麵進攻的演習。正如明山東巡撫顏繼祖所說。“臣看得逆奴此番進犯，攻陷多城，所得子女金帛無數，欲不為不飽矣。飽則宜急踉蹌歸巢，猶敢盤踞內地，適去適來，乍遠乍近，自從德州拔營而循，徘徊於威曲、雞平等縣，其意蓋未嚐到一刻忘臨也。”《明清史料》甲編第10本，第926頁，“山東巡撫顏繼祖題本。”這使多爾袞很清楚地認識到明軍的軟弱無力，增強了滅明的信心。
這時的明軍，實在也沒有什麽戰鬥力，一方麵，這些年來“不征流賊，即征夷虜；不戰於邊，即戰於腹，馳驅數千裏，經曆彌歲月，炎風朔雪，饑寒凍餒，備嚐之矣”；鄭王挺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294頁，“兵部為匯敘鞏固營前後戰功等事。”一方麵成為軍閥手中的工具，軍紀極差，常被百姓譴責：“殺的達子在哪裏？斬的首級在何處？空費錢糧，致害民家！”根本得不到群眾的支持。《明清史料》丁編第6本，第576，“兵部題兵料抄出宣府巡撫陳新甲題稿。”而廟堂之上，統治者不僅貪汙腐化，吏治敗壞，還長期陷於先打壓農民軍還是先對付清軍的爭論中。有人認為“寇罪等於奴，寇禍更速於奴，為今之計，必專心翦寇，而後養全力以製奴”《明清史料》甲編第9本，第851頁，“兵部為恭陳六要等事。”；有人則認為“禦虜更切王事，……當以退虜，隨援各路援師，直走中州，土賊不意，為扼吭拊背之謀”，《明清史料》甲編第1本，第37頁，“援剿總兵左良玉奏本。”結果明廷采取了對清軍采取守勢，爭取和議，對農民軍全力圍剿的對策(即所謂“攘外必先安內”)，但不僅沒能撲滅農民戰爭的烈火，反使關外清軍日益強大起來。就在皇太極過世這一年，明朝的遼東巡撫黎玉田深有感觸地說：“以清人的實力，在過去不如我中國的一個大縣，每上陣對戰還力量相當。如今他們鑄炮造藥已十倍於我，搶奪來的馬匹器械已百倍於我，擄掠來的丁壯兵民不下十幾萬，搶奪的輜重金帛又不止百千萬財寶……”。《明清史料》乙編第5本，第494頁，“兵部題禦前發下遼東巡撫黎明玉田題殘稿。”所以盡管有人發現皇太極死後清軍“昨寇關外，尋即遁歸，非部下內亂，即群酋爭雄”，建議“乘其喪亂，小酋初立，密行間諜，遷出奇兵，聯絡朝鮮，跨海牽扯，使其自相疑忌，誅滅有期”，《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415頁，“兵部為酋長已伏天誅等事”。崇禎帝也下旨表示“賢卿所奏，殊合機宜”，但畢竟明廷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有所舉措了。在這種力量對比之下，關外的清權利無疑也是農民軍奪取天下的有力競爭者。
一、新皇登基。
崇德八年(1643)八月丁亥(二十五日)。
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極已經過世十七天了。經過一番劍拔弩張的皇位爭奪戰，皇帝的寶座將由太宗六歲的幼子福臨繼承，這一天是新皇登基的日子。
福臨是皇太極的第九位皇子，母親博爾濟錦氏，也就是永福宮莊妃。崇德三年(1638)正月三十日福臨誕生的時候，傳說紅光照耀宮闈，經久不散，香氣彌漫數日。福臨頭頂正中一縷頭發高聳，一副龍鳳之姿。據說他六歲就愛讀經史，不用老師教導，一目數行，觸類旁通，很得皇太極寵愛。不過，他的衝齡登基，確實是以多爾袞為首的白旗勢力和以豪格為首的黃旗勢力矛盾妥協的偶然結果。經過一番爭奪，八月十四日，禮親王代善率領諸王，貝勒、貝子、公及文武群臣宣誓擁立福臨登基。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共同輔理國政。兩天後，又處理了謀立多爾袞的阿達禮和碩托。二十五日，滿朝文武齋戒祭告上天，改第二年為順治元年。
二十六日丁亥，滿洲貴族以及蒙漢各族大臣齊集篤恭殿前，恭候新主登基。福臨乘輦升殿後，濟爾哈朗和多爾袞率群臣行三跪九叩頭的大禮，然後頒行登極大赦詔。頒詔完畢，文武百官再行三跪九叩禮，大典即告結束。由於還在為皇太極服喪，所以典禮上未設鹵簿，不作音樂，加之八旗貴族內部矛盾的陰雲未散，所以新皇繼位也是半喜半憂的。
二十幾天後，王公大臣們齊至崇政殿，將皇太極的梓宮哭送到陵官，馬駝前導，出了大清門。通往陵宮的道路兩旁，齊齊跪著大小貴族官吏以及外藩蒙古喪使，待大行皇帝梓宮安放完畢，王公大臣上前跪祭，最後把皇太極生前衣服及陳設用品一一焚化。這時，老皇帝的時代才算真正成為往事。
在新皇登基前後這一個月裏，多爾袞一直處在矛盾漩渦的中心。盡管他的努力使滿洲貴族內部的相互殘殺煙消雲散，但並沒有能最終解決矛盾。作為支持皇太極之子繼承皇位的交換條件，他成為輔政王，但輔政王又並非他一人，而且他還位居第二，淩駕其上的又是文治武功都遠遜於他的濟爾哈朗。這當然是兩黃等旗抑製他權勢的一著狠棋。此外，還要求輔政王對天地宣誓：“如不秉公輔理，妄自尊大，漠視兄弟，不從眾議，每事行私，以恩仇為輕重，天地譴之，令短折而死”。《清世祖實錄》卷1，崇德八年八月乙亥。這一切一切，對於雄才偉略的睿王多爾袞來說，都不順心，但是，在新皇繼位之初，也隻能暫收私心，顧全大局。這才造成阿達禮、碩托謀立多爾袞，反被他檢舉揭發，以叛逆論斬之事發生。
但是，盡管多爾袞名次居位均在濟爾哈朗之下，但由於他才識謀略均遠勝於濟爾哈朗，因此，福臨繼位之初的軍國大事仍然主要由多爾袞來處理。九月初九日，濟爾哈朗便與阿濟格率軍出征寧遠，至十月中才歸，這實際上說明多爾袞已處於支配地位，在國中處理軍政大事。按朝鮮人的說法就是，“刑政拜除，大小國事，九王(多爾袞)專掌之，出兵兵事皆屬右真王(濟爾哈朗)”。《沈館錄》卷6，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皇太極時期，八旗王公共議國政的局麵已有所改變，一方麵擴大了總管旗務大臣的權限來分散各旗旗主貝勒的權力，又設佐管旗務大臣，一方麵削弱王貝勒處理部院事務的權力，最後削弱三大貝勒的權力，提高皇權的絕對權威。但八旗旗主的勢力還頗大，對政策的製訂還頗有影響，特別是福臨登位乃是各旗貴族矛盾妥協的結果，聯合輔政的又是正藍旗的濟爾哈朗和白旗的多爾袞，各派勢力對執政者的一舉一動就更虎視眈眈。福臨登極大赦詔書中說：“朕年幼衝，尚賴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清世祖實錄》卷2，崇德八年八月丁亥。就是這種態度的體現，輔政誓言中“漠視兄弟，不從眾議”就要如何如何等語，也體現了這一態度。可是，這種情況既不符合皇權集中的發展趨勢，也與多爾袞運用能才睿智獨立處理政事的想法相悖，因此，勢必得到改變。
十二月，濟爾哈朗和多爾袞始稱攝政王。乙亥，兩位攝政王召集諸王、貝勒、貝子、王公大臣，向他們說：“前些時眾議公誓，凡屬國家大政，必由大家商議認同之後決定。現在考慮眾說紛紜，不易決斷，反誤國家政務。我們兩人在皇帝年幼時身任國政，做得好與壞，都由我們兩人承擔責任，因此責任重大，不得不說。先帝讓我們管理六部時，曾說國家開創之初，故讓子弟輩暫理部務，等大功告成，即行停止。現在我們已擔任攝政，不再適宜兼理部事，而我們不管部事，諸王仍舊管事，也不合適，所以諸王管理六部事從今一概停止，讓貝子、公來代理，你們看怎麽樣？”眾人都表示讚同，並定議除貝子博洛、公滿達海之外，一切王、貝勒、貝子不再兼管部務，部務悉由尚書處理。其後，又先後諭各部尚書、侍郎及都察院官，讓他們“克矢公忠，有見即行，勤勞罔懈”，都察院嚴加稽查，三年考核。接著，又以考滿稱職，給戶部尚書英俄爾岱等六部尚書、侍郎、啟心郎、理事官等官員二十餘名加官晉級，給予獎勵。這樣，一方麵減少了諸王對政事進行幹涉的機會，又通過硬軟兩手使部官勤勞任事，使攝政王的名稱更加符實。
這一舉措對諸王勢力顯然是個限製，諸王也覺不快，豪格、多鐸等人的回複雖屬同意，但言語之中仍然看得出情緒：“承蒙二王下問，如果馬上表示同意，恐怕會讓人以為我們害怕擔任部務，喜歡聽這種話，如果不理會，又恐怕會讓人覺得我們心中不快。皇上年幼，剛登基不久，我們正應該各勤部務，為國家效力，眼下二王的話這樣，當然是經過全麵周密地考慮的，大家都同意了，我們沒有不遵從的。”《清世祖實錄》卷2，崇德八年十二月。他們心中雖然不滿，但又找不出正當的理由來反對，因此多爾袞攝政之初就取得了一大勝利。
新皇帝登上了寶座，多爾袞作為攝政王也開始站穩了腳跟，這時他的頭腦裏隻醞釀著一件重要的事情：進攻明朝。
二、鹿死誰手。
公元1643年的下半年，就是明崇禎十六年的秋冬，在關外大清權利新老交替之際，明王朝“氣數”已盡，即將壽終正寢。
起於天啟末年的農民大起義此時已進入最後階段。這年正月，李自成起義軍先後攻克承天、漢陽，並在黃安發布了著名的“剿兵安民檄”，指斥“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清］彭孫貽：《平寇誌》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126頁。
隨後又攻破襄陽，建立了農民軍的襄陽權利，改襄陽為襄京，李自成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與其聯合的羅汝才亦稱“代天扶民威德大將軍”，以牛金星為丞相，下設六政府，地方設防禦史、府、州、縣正佐官，並開科取士，一派興盛氣象。其後，李自成起義軍建立了較完善的軍事製度，把部隊分為攻城野戰的中、左、右、前、後五營和地方守軍，大元帥下有二權將軍、製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等，並有由一二十騎、步兵組成的“精兵隊”。在經濟上，農民軍不僅廣泛宣傳“三年免征”，並且為貧苦農民提供牛種，自己也親自參加荒田的屯種。經過這一番整頓，這一年的上半年，農民軍已初步做好了滅亡明王朝的準備。正如明朝巡視陝西茶馬禦史徐一掄題本中所述：“……闖、曹等孽百萬餘眾，所向莫敢攖鋒，去歲陸沉中州，今春墜陌楚省，六府州縣，望風披靡，俱留偽官防守，結我民心，以成燎原之勢。且發賊兵四股，狼奔三秦，漢兵缺餉年餘，兵心洶洶，莫必其勢，城阜隍淺，殊可寒生。”《明清史料》甲編第1本，第33頁，崇禎十六年四月，中華書局1987年。
與此同時，另一支農民起義軍由張獻忠率領也進入湖廣，破漢陽，克武昌，沉明楚王朱華奎於江，發楚府金銀賑濟災民。張獻忠又在武昌建立權利，改武昌為天授府，作為京城；鑄造“西王之寶”；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機構，後來又南下湘贛，殺富濟貧，開科取士，建立了許多地方權利。
李自成、張獻忠相繼建立權利，極大地震動了明朝統治者，崇禎帝朱由檢屢頒嚴旨，命將出征，但都無濟於事。關外清人都看出來，“彼文武大小官員，俱是錢買的。文的無謀，武的無勇，管軍馬者克軍錢，造器械者減官錢，軍馬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實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時，反稱勤王，一味搶劫，俗語常雲，‘達子流賊是梳子，自家兵馬勝如篦子’。”《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32頁，天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中華書局1987年。這樣的軍隊又怎能獲勝？當時明王朝較有實力的軍隊有三支，一是寧遠總兵吳三桂的軍隊，即所謂“關寧鐵騎”，一是長江中遊左良玉的軍隊，人數雖多，但戰鬥力極差；一是孫傳庭的秦軍。左良玉桀驁不馴，又需要在江南遏製張獻忠；吳三桂雖說兵力較強，但需要抵擋關外的清軍，因此都無法調動，所以崇禎皇帝連發羽檄，催促孫傳庭出潼關與李自成決戰。但李自成采取誘敵深入的戰術，一退再退，在這年九月間，也就是關外的福臨繼承帝位後不久，李自成在河南郟縣包圍了孫傳庭軍。農民軍騎兵“淩空而過"，奮勇追敵，步兵則手持大棒，攔路猛擊，一戰殲敵四萬餘，直追到孟津。經過這次關鍵性之戰，明軍精銳已喪失殆盡，明王朝的覆亡便指日可待了。
果然，不久李自成就攻破了潼關，殺孫傳庭，十一月攻下西安。然後田見秀南下漢中，李過北克榆林，賀錦西征甘肅，年底，農民軍在西安建國之前，西北全境，河南中、西部，湖廣的數十府縣都已為李自成所據，聲威浩大，震動四方。
但是，並不能說李自成農民軍就一定能成為一代新主、坐穩這滿目瘡痍的江山，因為起於關外的滿洲勢力已變得相當強大，不僅一直對中原的統治權虎視眈眈，而且多次毀邊牆而入，對畿輔地區大肆掠搶。還在後金時期，努爾哈赤就經常宣稱，“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愛，況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漢人輪流居住之地”，《滿文老檔？太祖》卷41，天命七年四月。萌發了進取中原的念頭。皇太極時期，還曾經以進攻明朝、朝鮮和察哈爾的先後緩急，征求各貝勒大臣的意見，而各貝勒大臣紛紛讚成以攻明為先。嶽托、多鐸等人還建議攻打北京等關內地區，為今後進一步攻取打下一定基礎，以“合皇上久長之計”。阿桂：《皇清開國方略》，清乾隆51年（1786）刻本，《皇清開國方略》卷17，天聰七年正月。漢人謀士寧完我、範文程等人也談到，“但觀我軍情形，無大無小皆誌在取明，有必欲深入之意”。《清實錄》卷12，天聰六年六月辛未。就是皇太極在國力較弱、多次提出向明議和以爭取時間之時，他還兩次進攻朝鮮，迫使李氏國王與其簽訂了“江都之盟”，親征察哈爾，使林丹汗“棄本土而逃”，“察哈爾舉國內附”，又收服了蒙古科爾沁等五部，除掉後顧之憂，“唯明國僅存"。於是天聰九年，皇太極又向滿漢臣僚征求意見：“朕反複考慮，國內已經穩定，大兵若發，明朝皇帝要是放棄北京逃跑，應該追，還是不追而攻北京？還是死死圍困？明朝皇帝要是求和，允不允許？還是應該拒絕？……如果攻克北京，人民應該如何安撫？”《清實錄》卷22，天聰九年二月戊子。開始考慮攻明事宜。
崇德建清以後，皇太極便開始逐步實行他的攻明策略。他一方麵大造言論，常說，“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運循環，帝王代嬗，有未成而中廢者，有即成而複敗者”，《皇清開國方略》卷27.“不知皇天無親，有德者受命，無德者廢棄，從來帝王有一姓相傳，不易位者乎？”《皇清開國方略》卷30.另一方麵多次發兵攻明。崇德三年下半年，多爾袞率軍入關，不僅“長驅南下，勢如破竹，諸路援兵，望風遠避，絕未聞有抄救堵擊之功者”，鄭天挺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297―299頁，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54年。“兵部為匯敘鞏固營前後戰功等事”。從而大肆燒殺搶掠，仿佛在進行一次全麵進攻的演習。正如明山東巡撫顏繼祖所說。“臣看得逆奴此番進犯，攻陷多城，所得子女金帛無數，欲不為不飽矣。飽則宜急踉蹌歸巢，猶敢盤踞內地，適去適來，乍遠乍近，自從德州拔營而循，徘徊於威曲、雞平等縣，其意蓋未嚐到一刻忘臨也。”《明清史料》甲編第10本，第926頁，“山東巡撫顏繼祖題本。”這使多爾袞很清楚地認識到明軍的軟弱無力，增強了滅明的信心。
這時的明軍，實在也沒有什麽戰鬥力，一方麵，這些年來“不征流賊，即征夷虜；不戰於邊，即戰於腹，馳驅數千裏，經曆彌歲月，炎風朔雪，饑寒凍餒，備嚐之矣”；鄭王挺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294頁，“兵部為匯敘鞏固營前後戰功等事。”一方麵成為軍閥手中的工具，軍紀極差，常被百姓譴責：“殺的達子在哪裏？斬的首級在何處？空費錢糧，致害民家！”根本得不到群眾的支持。《明清史料》丁編第6本，第576，“兵部題兵料抄出宣府巡撫陳新甲題稿。”而廟堂之上，統治者不僅貪汙腐化，吏治敗壞，還長期陷於先打壓農民軍還是先對付清軍的爭論中。有人認為“寇罪等於奴，寇禍更速於奴，為今之計，必專心翦寇，而後養全力以製奴”《明清史料》甲編第9本，第851頁，“兵部為恭陳六要等事。”；有人則認為“禦虜更切王事，……當以退虜，隨援各路援師，直走中州，土賊不意，為扼吭拊背之謀”，《明清史料》甲編第1本，第37頁，“援剿總兵左良玉奏本。”結果明廷采取了對清軍采取守勢，爭取和議，對農民軍全力圍剿的對策(即所謂“攘外必先安內”)，但不僅沒能撲滅農民戰爭的烈火，反使關外清軍日益強大起來。就在皇太極過世這一年，明朝的遼東巡撫黎玉田深有感觸地說：“以清人的實力，在過去不如我中國的一個大縣，每上陣對戰還力量相當。如今他們鑄炮造藥已十倍於我，搶奪來的馬匹器械已百倍於我，擄掠來的丁壯兵民不下十幾萬，搶奪的輜重金帛又不止百千萬財寶……”。《明清史料》乙編第5本，第494頁，“兵部題禦前發下遼東巡撫黎明玉田題殘稿。”所以盡管有人發現皇太極死後清軍“昨寇關外，尋即遁歸，非部下內亂，即群酋爭雄”，建議“乘其喪亂，小酋初立，密行間諜，遷出奇兵，聯絡朝鮮，跨海牽扯，使其自相疑忌，誅滅有期”，《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415頁，“兵部為酋長已伏天誅等事”。崇禎帝也下旨表示“賢卿所奏，殊合機宜”，但畢竟明廷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有所舉措了。在這種力量對比之下，關外的清權利無疑也是農民軍奪取天下的有力競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