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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和碩睿親王(2)
崇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吏部承政、參政、理事官等官員向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報告後，經皇太極批準，任免和升遷貶降了一大批官將。比如，鑲白旗達什、佛奈裏及鑲藍旗寨赫三人獲罪，鑲藍旗佟阿泰被紮傷身亡，塞冷布都馬爾及鑲紅旗紮木蘇二人病故，吏部承政阿拜，參政塞勒、薩壁翰、滿珠錫禮、祖澤洪及理事官塔木拜，“告於和碩睿親王，啟心郎索尼奏聞”，乃以多爾濟襲其父塞冷布都馬爾的三等大章京，博爾和兌襲其叔紮木蘇的三等甲喇章京，碩爾格襲其兄佟阿泰的牛錄章京，胡什巴襲其叔塞赫的牛錄章京，薩木哈襲其侄佛奈裏的半個牛錄章京，馬什襲其兄達升的牛錄章京。《滿文崇德三年檔》卷8，崇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又如，“由和碩睿親王奏聞”，帝命授正黃旗博奉、席納木庫為三等梅勒章京，正白旗阿拜垡巴圖魯為三等甲喇章京，鑲藍旗巴特瑪為三等甲喇章京，以霍尼齊、齋桑為三等梅勒章京，以色楞、托克托惠、杜思喀爾、納木四人為三等甲喇章京，以白爾格襲其兄碩哈的牛錄章京。《滿文崇德三年檔》卷8，崇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這隻是列舉的兩個例子，還有上百名官員的襲承升降，亦是這樣進行的。可是《清太宗實錄》把“吏部和碩睿親王”或“和碩睿親王”，或“吏部睿親王”等字樣，全部抹掉了。《實錄》撰修者固然可以隨意刪改，但多爾袞作過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卻是抹不掉的。
不僅是八旗官將由多爾袞上奏任免，甚至連管理各部的王、貝勒，有時也經他之手任命。比如，《清太宗實錄》卷三十一載：“初九日，吏部和碩睿親王奏(準)：以多羅和格貝勒任戶部事，多羅安平貝勒任禮部事，以厄裏克出呼裏貝勒任兵部事。“和格即豪格，原封肅親王，因過降貝勒。安平貝勒為杜度。厄克裏出乎裏是多鐸，原封和碩豫親王，因過降貝勒。管理各部的王、貝勒，職責重要，權力很大，連他們都經過多爾袞奏請任命，可見，多爾袞實際上掌握了用人大權，掌握了升遷貶降官員的大權。
三、排擠禮王。
(一)懲治嶽托。
崇德改元以來，皇太極與八旗王公的矛盾繼續存在，主要是他為繼續提高君威，而壓抑各旗旗主的權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皇太極打擊的目標，是針對代善係統的。首先是懲治嶽托，然後是處罰代善，將其排出政界之外。在這個過程中，多爾袞是站在皇太極一邊的，隨時都在推波助瀾。
嶽托是大貝勒代善的長子，很早就統軍出征，輔佐汗祖父努爾哈赤治理國政。天命六年(1621)就名列誓詞，成為“十固山執政貝勒”之一。嶽托與皇太極的交情很深，努爾哈赤去世以後，是嶽托與其弟薩哈廉貝勒倡議，勸動其父，議立皇太極繼位為汗，對皇太極是立下了大功的。兼之，天聰末年(1632―1636)，嶽托已是鑲紅旗旗主。因此，論資格，論地位，論勢力，論功勞，嶽托都應得到很高的封爵。崇德元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極即帝位，二十三日論功封授弟兄子侄爵位時，嶽托被封為“和碩成親王”，成為六個和碩親王之一。而且在這六個親王中，嶽托與其父代善占了兩位，就此而言，這時代善，嶽托與皇太極的關係，還是比較正常、融洽的。但是，政治鬥爭中，個人的恩怨感情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決定性的因素是利害關係。皇太極必然要不斷提高帝威抑製王權，代善、嶽托自然不會放棄自己利益屈服於君，何況本家人多勢眾又有大功於帝，料想君主不會忘懷，過分苛求，因而傲慢不馴。這樣一來，雙方矛盾必然不斷激化，終於公之於眾。
就在登極大典和封授王爵以後的第四個月，皇太極就對嶽托下手了。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皇太極諭令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豫親王多鐸、和碩肅親王豪格及多羅安平貝勒杜度，集議嶽托之過。主要是以下五罪：一是嶽托遣人奏帝說：“我父不悅，可將黃馬給我，複還我父。”二是嶽托不滿皇太極對莽古爾泰的壓抑，支持天聰五年八月三貝勒對天聰汗的指責，竟直接對皇太極說：“正藍旗貝勒獨坐而哭，甚是可憫，皇上與彼有何怨恨？”三是鄭親王濟爾哈朗屬下綽通從馬上跌死，嶽托問鄭王說：“料是中傷而死，鄭王答應是。嶽托據此上奏，欲使帝懷疑鄭王袒護部下。四是庇護二弟碩托。五是離間鄭王與肅王。
以上所謂罪狀，皆難成立。可是，多爾袞等四親王及杜度貝勒，竟然定此為大罪，“有議殺者，有議監禁籍家者”，領頭審案的多爾袞，之所以這樣表態，這樣斷案，原因可能有三，一為遵從帝渝，二為兼報私仇(報代善、嶽托當年立汗之仇)，三為壓抑政敵。但不管是什麽原因，這樣作是不公正的，是不符國法不合情理的。果然，皇太極並不想處死嶽托，那樣辦，太過分了，他決定：“免死釋放，革王爵為多羅貝勒，罰銀一千兩。《清太宗實錄》卷23，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
過了一年，嶽托又出事了。崇德二年八月十八日，帝觀兩翼王、貝勒、貝子比賽射箭，命嶽托放矢，嶽托奏稱：“我執弓不得，不能射箭”。帝不從，連諭三次，嶽托起射，“弓落五次，將弓向外藩蒙古哈賴蒙古頂上棄擲”。諸王貝勒議定其罪說：“姚托貝勒誌大驕傲”，“不可複留”，“議斬”。此時，睿親王多爾袞為左側領頭之王，右側為豫親王多鐸，這兩位王爺自然是參與審案的諸王之二，而且很可能是為主之王。諸王對嶽托的如此裁處，顯然也是太重了，完全是希圖討帝之寵而加重懲處。皇太極對嶽托的這種表現，固然很不滿意，但也不好因此而斬殺一旗之主，下令降貝勒為貝子，革去統攝兵部之職，罰銀五千兩，“不許出門”。《清太宗實錄》卷26，崇德二年八月初十八日。
(二)壓抑代善。
對於代善，皇太極更要壓抑打擊，多爾袞自然也讚同此意。崇德二年(1637)六月二十七日，追論攻朝鮮時違犯軍紀之過，對代善定了六條罪狀：違令多收十二名蝦(即侍衛)；誣稱係吏部部臣車爾格令其多收；明知多收蝦而說不知；以戴翎之蝦充當使令下役；違製在朝鮮王京養馬；遣本旗之人於造船處。議定“革親王”，罰銀一千兩，撥出多收之人。皇太極表示寬厚，集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和群臣於篤恭殿，“將兄禮親王罪，宣諭眾知”，如此羞辱之後，雖免其罰，卻斬庇護其主的大臣恩克。《清太宗實錄》卷25，崇德二年八月初二十七日。
盡管這次代善保住了王爵，未被懲處，但對作為長期統軍治政的太子、大貝勒與和碩兄禮親王來說，確實也算丟盡了臉。回想當年以國事為重，從大局出發，主動讓位，推立皇太極，立了那樣大的功，到今日卻翻臉不認人，忘了前恩，一再壓抑逼辱，怎不令人傷心和生氣。皇太極要壓壓代善，代善很不滿意，這已成為八旗王公大臣周知的公開“秘密”了。因此，不到一年，風暴又向代善襲來。
崇德三年五月十三日，追論三月征喀爾喀時，禮親王屬下覺善之罪。那時，軍隊行至宜紮兒，因草場無馬，眾議軍馬疲乏，禦馬二匹亦困，欲停一二日再行。覺善說：“若如是，何不將禦馬，以轎抬去。”領隊大臣向刑部報告，本來這是覺善之過，與遠在千裏之外留駐沈陽的禮親王代善沒有什麽關係。可是，統攝刑部的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卻要借此株連代善，竟裁斷說：先征朝鮮時，宜希達來獻馬，竟將已睡之帝托人請起；恩克被斬前，為己和代善辯解多收侍衛之過時說：“不獨我固山多收，兩黃旗亦有之。”查看冊籍，黃旗並未增人；今覺善“又出此言”。“一固山中，有此三大事，我部難審，必待公議。”②③《清太宗實錄》卷28，崇德三年五月十三日。
濟爾哈朗遂聚八旗王貝勒、眾固山額真、議事大臣及梅勒章京，將此事告於眾，實即暗示代善對上不敬，欲圖重懲代善。王、貝勒、大臣對濟爾哈朗的意圖非常明白，彼此心心相印，遂眾口同聲地說；“一固山中有此三大事，王必無尊上之心，故大人出言如此，別固山曾有此事否？”一致議定：“革本固山王爵，撥出牛錄。覺善議斬。”②。
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屬下官員在行軍途中出言不遜，就事論事，該罰就罰，該斬就斬，為什麽要株連及千裏之外一無所知的旗主禮親王代善？為什麽要將前已處理完畢之案重新提及，並誇大其詞，加在一起，構成“罪狀”？顯然，這些“根據“太貧乏無力了，不過是濟爾哈朗揣摩君心，希功求寵，欲圖陷害代善的托辭而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包括多爾袞在內參與會議的王、貝勒、大臣，不會不知道此事的是非，更不會不知道革王爵，沒牛錄，是極為嚴重的處罰。對於一個南征北戰幾十年軍功累累的老親王來說，如此處理，太無情了，太過分了。須知，沒有代善，大清國有無今天，也是很難說的。他們這樣議罰議革，不過是附合為帝寵信執掌刑法大權的鄭親王，迎合君意而已，哪裏是什麽秉公審斷。
這樣的問案和定罪，太離奇了，太缺乏說服力了，連皇太極也覺得難以接受。他宣布說：
“此與□□兄禮親王何幹。爾等所議，無乃謂王不樂國政，故固山中常有此大事乎？雖然，覺善在新安得罪，豈可累及在家親王。覺善常出無知之言，似此小人，何足論罪。”③。
這次暴風雨雖然過去了，代善平安無事，但這並不是一場虛驚，這次發生的事件，使他感到坐臥不安，使他清楚地認識到環境的艱險。濟爾哈朗如此媚君邀寵，仗勢橫行，謀加陷害。王、貝勒、大臣唯知保身保爵，聽從帝命，曲法加罪，自己勢孤力弱，怎能應付這多變之秋，看來隻有閉門韜晦虛度時光了。可是，心有不滿，總難完全掩蓋，不知道什麽時候，牢騷就會泄露出來。三個月以後的一場官司，就是一例。
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吏部遣派官將，往追阿哈亮牛錄下潛行逃走的新滿洲。這時是該鑲黃、鑲藍二旗班次，遂遣鑲藍旗海色，鑲黃旗無官，便令鑲白旗滿都護代替前往。隨後，吏部考慮到海色、滿都護沒有才能，就“遣次班，命正紅旗宜希達、鑲白旗宜喇尼同往。筆帖式摩羅洪(正紅旗人)私將此情告訴宜希達，宜希達向本主禮親王報告。代善很不高興，遣人對吏部承政(相當於後來的吏部尚書)阿拜說：“該他人班次”，為何遣宜希達？並且在孫子阿達禮郡王府中赴宴時，當麵質問統攝吏部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說：“他人班次，遣我固山人，不亦誤乎？”
又如，“由和碩睿親王奏聞”，帝命授正黃旗博奉、席納木庫為三等梅勒章京，正白旗阿拜垡巴圖魯為三等甲喇章京，鑲藍旗巴特瑪為三等甲喇章京，以霍尼齊、齋桑為三等梅勒章京，以色楞、托克托惠、杜思喀爾、納木四人為三等甲喇章京，以白爾格襲其兄碩哈的牛錄章京。《滿文崇德三年檔》卷8，崇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這隻是列舉的兩個例子，還有上百名官員的襲承升降，亦是這樣進行的。可是《清太宗實錄》把“吏部和碩睿親王”或“和碩睿親王”，或“吏部睿親王”等字樣，全部抹掉了。《實錄》撰修者固然可以隨意刪改，但多爾袞作過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卻是抹不掉的。
不僅是八旗官將由多爾袞上奏任免，甚至連管理各部的王、貝勒，有時也經他之手任命。比如，《清太宗實錄》卷三十一載：“初九日，吏部和碩睿親王奏(準)：以多羅和格貝勒任戶部事，多羅安平貝勒任禮部事，以厄裏克出呼裏貝勒任兵部事。“和格即豪格，原封肅親王，因過降貝勒。安平貝勒為杜度。厄克裏出乎裏是多鐸，原封和碩豫親王，因過降貝勒。管理各部的王、貝勒，職責重要，權力很大，連他們都經過多爾袞奏請任命，可見，多爾袞實際上掌握了用人大權，掌握了升遷貶降官員的大權。
三、排擠禮王。
(一)懲治嶽托。
崇德改元以來，皇太極與八旗王公的矛盾繼續存在，主要是他為繼續提高君威，而壓抑各旗旗主的權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皇太極打擊的目標，是針對代善係統的。首先是懲治嶽托，然後是處罰代善，將其排出政界之外。在這個過程中，多爾袞是站在皇太極一邊的，隨時都在推波助瀾。
嶽托是大貝勒代善的長子，很早就統軍出征，輔佐汗祖父努爾哈赤治理國政。天命六年(1621)就名列誓詞，成為“十固山執政貝勒”之一。嶽托與皇太極的交情很深，努爾哈赤去世以後，是嶽托與其弟薩哈廉貝勒倡議，勸動其父，議立皇太極繼位為汗，對皇太極是立下了大功的。兼之，天聰末年(1632―1636)，嶽托已是鑲紅旗旗主。因此，論資格，論地位，論勢力，論功勞，嶽托都應得到很高的封爵。崇德元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極即帝位，二十三日論功封授弟兄子侄爵位時，嶽托被封為“和碩成親王”，成為六個和碩親王之一。而且在這六個親王中，嶽托與其父代善占了兩位，就此而言，這時代善，嶽托與皇太極的關係，還是比較正常、融洽的。但是，政治鬥爭中，個人的恩怨感情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決定性的因素是利害關係。皇太極必然要不斷提高帝威抑製王權，代善、嶽托自然不會放棄自己利益屈服於君，何況本家人多勢眾又有大功於帝，料想君主不會忘懷，過分苛求，因而傲慢不馴。這樣一來，雙方矛盾必然不斷激化，終於公之於眾。
就在登極大典和封授王爵以後的第四個月，皇太極就對嶽托下手了。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皇太極諭令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豫親王多鐸、和碩肅親王豪格及多羅安平貝勒杜度，集議嶽托之過。主要是以下五罪：一是嶽托遣人奏帝說：“我父不悅，可將黃馬給我，複還我父。”二是嶽托不滿皇太極對莽古爾泰的壓抑，支持天聰五年八月三貝勒對天聰汗的指責，竟直接對皇太極說：“正藍旗貝勒獨坐而哭，甚是可憫，皇上與彼有何怨恨？”三是鄭親王濟爾哈朗屬下綽通從馬上跌死，嶽托問鄭王說：“料是中傷而死，鄭王答應是。嶽托據此上奏，欲使帝懷疑鄭王袒護部下。四是庇護二弟碩托。五是離間鄭王與肅王。
以上所謂罪狀，皆難成立。可是，多爾袞等四親王及杜度貝勒，竟然定此為大罪，“有議殺者，有議監禁籍家者”，領頭審案的多爾袞，之所以這樣表態，這樣斷案，原因可能有三，一為遵從帝渝，二為兼報私仇(報代善、嶽托當年立汗之仇)，三為壓抑政敵。但不管是什麽原因，這樣作是不公正的，是不符國法不合情理的。果然，皇太極並不想處死嶽托，那樣辦，太過分了，他決定：“免死釋放，革王爵為多羅貝勒，罰銀一千兩。《清太宗實錄》卷23，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
過了一年，嶽托又出事了。崇德二年八月十八日，帝觀兩翼王、貝勒、貝子比賽射箭，命嶽托放矢，嶽托奏稱：“我執弓不得，不能射箭”。帝不從，連諭三次，嶽托起射，“弓落五次，將弓向外藩蒙古哈賴蒙古頂上棄擲”。諸王貝勒議定其罪說：“姚托貝勒誌大驕傲”，“不可複留”，“議斬”。此時，睿親王多爾袞為左側領頭之王，右側為豫親王多鐸，這兩位王爺自然是參與審案的諸王之二，而且很可能是為主之王。諸王對嶽托的如此裁處，顯然也是太重了，完全是希圖討帝之寵而加重懲處。皇太極對嶽托的這種表現，固然很不滿意，但也不好因此而斬殺一旗之主，下令降貝勒為貝子，革去統攝兵部之職，罰銀五千兩，“不許出門”。《清太宗實錄》卷26，崇德二年八月初十八日。
(二)壓抑代善。
對於代善，皇太極更要壓抑打擊，多爾袞自然也讚同此意。崇德二年(1637)六月二十七日，追論攻朝鮮時違犯軍紀之過，對代善定了六條罪狀：違令多收十二名蝦(即侍衛)；誣稱係吏部部臣車爾格令其多收；明知多收蝦而說不知；以戴翎之蝦充當使令下役；違製在朝鮮王京養馬；遣本旗之人於造船處。議定“革親王”，罰銀一千兩，撥出多收之人。皇太極表示寬厚，集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和群臣於篤恭殿，“將兄禮親王罪，宣諭眾知”，如此羞辱之後，雖免其罰，卻斬庇護其主的大臣恩克。《清太宗實錄》卷25，崇德二年八月初二十七日。
盡管這次代善保住了王爵，未被懲處，但對作為長期統軍治政的太子、大貝勒與和碩兄禮親王來說，確實也算丟盡了臉。回想當年以國事為重，從大局出發，主動讓位，推立皇太極，立了那樣大的功，到今日卻翻臉不認人，忘了前恩，一再壓抑逼辱，怎不令人傷心和生氣。皇太極要壓壓代善，代善很不滿意，這已成為八旗王公大臣周知的公開“秘密”了。因此，不到一年，風暴又向代善襲來。
崇德三年五月十三日，追論三月征喀爾喀時，禮親王屬下覺善之罪。那時，軍隊行至宜紮兒，因草場無馬，眾議軍馬疲乏，禦馬二匹亦困，欲停一二日再行。覺善說：“若如是，何不將禦馬，以轎抬去。”領隊大臣向刑部報告，本來這是覺善之過，與遠在千裏之外留駐沈陽的禮親王代善沒有什麽關係。可是，統攝刑部的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卻要借此株連代善，竟裁斷說：先征朝鮮時，宜希達來獻馬，竟將已睡之帝托人請起；恩克被斬前，為己和代善辯解多收侍衛之過時說：“不獨我固山多收，兩黃旗亦有之。”查看冊籍，黃旗並未增人；今覺善“又出此言”。“一固山中，有此三大事，我部難審，必待公議。”②③《清太宗實錄》卷28，崇德三年五月十三日。
濟爾哈朗遂聚八旗王貝勒、眾固山額真、議事大臣及梅勒章京，將此事告於眾，實即暗示代善對上不敬，欲圖重懲代善。王、貝勒、大臣對濟爾哈朗的意圖非常明白，彼此心心相印，遂眾口同聲地說；“一固山中有此三大事，王必無尊上之心，故大人出言如此，別固山曾有此事否？”一致議定：“革本固山王爵，撥出牛錄。覺善議斬。”②。
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屬下官員在行軍途中出言不遜，就事論事，該罰就罰，該斬就斬，為什麽要株連及千裏之外一無所知的旗主禮親王代善？為什麽要將前已處理完畢之案重新提及，並誇大其詞，加在一起，構成“罪狀”？顯然，這些“根據“太貧乏無力了，不過是濟爾哈朗揣摩君心，希功求寵，欲圖陷害代善的托辭而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包括多爾袞在內參與會議的王、貝勒、大臣，不會不知道此事的是非，更不會不知道革王爵，沒牛錄，是極為嚴重的處罰。對於一個南征北戰幾十年軍功累累的老親王來說，如此處理，太無情了，太過分了。須知，沒有代善，大清國有無今天，也是很難說的。他們這樣議罰議革，不過是附合為帝寵信執掌刑法大權的鄭親王，迎合君意而已，哪裏是什麽秉公審斷。
這樣的問案和定罪，太離奇了，太缺乏說服力了，連皇太極也覺得難以接受。他宣布說：
“此與□□兄禮親王何幹。爾等所議，無乃謂王不樂國政，故固山中常有此大事乎？雖然，覺善在新安得罪，豈可累及在家親王。覺善常出無知之言，似此小人，何足論罪。”③。
這次暴風雨雖然過去了，代善平安無事，但這並不是一場虛驚，這次發生的事件，使他感到坐臥不安，使他清楚地認識到環境的艱險。濟爾哈朗如此媚君邀寵，仗勢橫行，謀加陷害。王、貝勒、大臣唯知保身保爵，聽從帝命，曲法加罪，自己勢孤力弱，怎能應付這多變之秋，看來隻有閉門韜晦虛度時光了。可是，心有不滿，總難完全掩蓋，不知道什麽時候，牢騷就會泄露出來。三個月以後的一場官司，就是一例。
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吏部遣派官將，往追阿哈亮牛錄下潛行逃走的新滿洲。這時是該鑲黃、鑲藍二旗班次，遂遣鑲藍旗海色，鑲黃旗無官，便令鑲白旗滿都護代替前往。隨後，吏部考慮到海色、滿都護沒有才能，就“遣次班，命正紅旗宜希達、鑲白旗宜喇尼同往。筆帖式摩羅洪(正紅旗人)私將此情告訴宜希達，宜希達向本主禮親王報告。代善很不高興，遣人對吏部承政(相當於後來的吏部尚書)阿拜說：“該他人班次”，為何遣宜希達？並且在孫子阿達禮郡王府中赴宴時，當麵質問統攝吏部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說：“他人班次，遣我固山人，不亦誤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