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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旗主貝勒(4)
一年半以後，多爾袞又參加了第二次大舉進攻明國的戰爭。天聰五年(1631)八月，皇太極率多爾袞等諸貝勒，攻明大淩河，初七日規定各旗圍城地點：正黃旗固山額真冷格裏率本旗兵圍北麵之西，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漢率本旗兵圍北麵之東，貝勒阿巴泰率護軍在後策應。正白旗固山額真喀克篤禮率本旗兵圍東麵之北，貝勒多鐸率護軍在後策應。鑲白旗固山額真伊爾登率本旗兵圍東麵之南，貝勒多爾袞領護軍在後策應。正紅、鑲紅。正藍、鑲藍四旗，分圍南麵西麵，固山額真在前，旗主貝勒在後策應。十二日，明兵出城誘戰，遊擊圖賴迎戰先進，八旗隨即各照信地殺入，兩藍旗兵攻至城下，多爾袞亦率護軍衝殺，明軍大放炮箭，後金兵“不能當，乃回”，副將孟坦等死於陣中。圍攻三月餘，城中食盡，十月二十八日明總兵祖大壽降。二十九日，祖大壽偽言回錦州，以城內應，多爾袞奉汗命，與阿巴泰、嶽托領兵四千隨行，欲乘夜計取錦州，因大霧迷路而回。
這一戰，攻下了堅城大淩河，逼迫明國第一勇將總兵官祖大壽獻城而降，消滅了來援明兵四萬，也算是一大勝利。多爾袞在此戰中，奮不顧身，冒險衝殺，其勇可嘉。
兩年半以後，多爾袞又參加了第三次攻明大戰。天聰八年(1638)七月至閏八月，皇太極統軍征明。兵分四路，他率阿巴泰、豪格貝勒，領正黃、鑲黃二旗和天兵、天助兵及蒙古貝勒，由尚方堡入，至宣府，攻朔州，德格類貝勒率正藍、鑲藍二旗進獨石口，會大軍於朔州；大貝勒代善統正紅、鑲紅二旗，入得勝堡，往略大同一帶，取其城堡，西略黃河，會兵於朔州，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領正白、鑲白二旗，入龍門口，會兵於宣府。四路兵俱定於七月初八日入明邊。此行屢敗敵軍，攻克城堡數十。多爾袞曾率多鐸、豪格貝勒，領左翼兵，“於朔州城東擄掠，至五台山而回”。《清太宗實錄》卷15，天聰八年八月初二日。天聰汗總結此戰成果說：“宣大地方，禾稼踐傷無餘，各處屋舍盡焚，取台堡殺人民更多，……俘獲牲畜無數。”《清太宗實錄》卷15，天聰八年閏八月初六日。多爾袞不僅率兵，勇猛廝殺，而且名列前茅，身任主帥，領左翼兵出征，為後金的擴展，又建功勳。
(二)降元主獲玉璽。
多爾袞在天聰年間(1627―1636)多次出征，軍功累累，固然可以一一列舉，喜述戰情，自我欣賞，但其中最使他得意的卻是，降服元太子，獲取傳國寶。此事發生在天聰九年(1635)蒙古察哈爾部，是元之嫡裔大宗。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大元帥徐達取北平，元順帝北歸應昌，連易五主，始去國號帝號，改稱韃靼可汗。傳到萬曆末年，察哈爾部林丹汗兵馬強盛，橫行漠南，歲取明朝賞銀數十萬至百餘萬兩，助明抗金，屢侵科爾沁等部。後金天聰六年四月，皇太極偕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嶽托、多爾袞等貝勒，統軍往征，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一千三百裏，至其境，林丹汗欲抵抗，而“所部解體”，遂諭部眾棄本土西奔，領人畜十餘萬由歸化城渡黃河，逃往西方，沿途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於青海大草灘。多爾袞與嶽托等貝勒，領右翼，率兵二萬，掠取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全軍先後收取察哈爾部民數萬戶，勝利而歸。
林丹汗雖死，部眾亦離散，但蒙古族悍善戰，雖衰易起，尤其是察哈爾部是元帝嫡支，在蒙古各部中影響大，號召力大，不乘其勢衰之時徹底征服，則將遺下大患。因此，天聰汗與諸貝勒議定，於天聰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以和碩貝勒多爾袞、嶽托、薩哈廉、豪格為統兵元帥，以固山額真那木太為右翼，以吏部承政圖爾格為左翼，率精兵一萬，往收林丹汗之子額哲，汗與諸貝勒親至演武場送行。
多爾袞等四貝勒行至西喇朱爾格，遇見察哈爾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後及瑣諾木台吉，率部民一千五百戶來降，遂設宴款待安撫，遣將引至沈陽。隨又帶兵前進，四月二十八日，抵達額哲及其部屬所駐的托裏圖。時天大霧昏黑，蒙古未發覺，恐其驚動逃散，遂按兵不動，遣葉赫金台石貝勒之孫南褚，往見其姐蘇泰太後及其子額哲，勸誘歸降。蘇泰太後聞聽弟至，慟哭麵出，與弟抱見，令其子額哲率眾蒙古貝勒、台吉、大臣出迎。雙方相見，蘇泰太後設宴招待多爾袞四貝勒。多爾袞怕額哲及其大臣生疑，三心二意，不願真正歸順，乘機逃跑，便對額哲發誓，誓告天地說：“我等待額兒克空戈落(即額哲)若有不良之心，天必厭之。爾若不諒我，而存不良之心，天亦厭之。”《清太宗實錄》卷19，天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二十九日，蘇泰太後、額哲再宴多爾袞四貝勒，贈駝四頭、玲瓏鞍馬四匹、金四十兩及蟒緞、閃緞等八十一疋。多爾袞四貝勒亦設宴答禮，回贈禮物。額哲遂率蒙古貝勒、台吉、大臣領屬民一千戶歸順。
在後金軍未至以前，鄂爾多斯部濟農已至額哲處，招令歸其約束，並已議定，對天盟誓。濟農剛走，後金軍即到，追回濟農。多爾袞四貝勒勒令濟農將鄂爾多斯部收留察哈爾部人丁牲畜等物盡數歸回，鄂爾多斯部遵令，送還額哲之妻及其部民一千餘戶。《清太宗實錄》卷19，天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這件大事，多爾袞辦得非常巧妙、成功。如果他們不急馳前進，抵達之時又未能秘密掩蔽，則將被額哲發覺，提前逃走。茫茫草原，一望無際，兼之人生路不熟，哪去追逐。隻要沒有抓住額哲，他出圍以後，因是元主嫡裔，應為蒙古各部之主，就可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拉攏各部，集聚流散部眾，蓄積力量，待機而動，東山再起，這將嚴重影響和破壞皇太極統一漠南蒙古的計劃。同樣重要的是，抵達以後，假若多爾袞不采取攻心計策，不是好言相勸立誓為盟，保證優待額哲母子及其屬下人員，而是威逼強攻，額哲就可能猶豫不決，不願真降，或在途中，或在戰亂之時，乘機突圍，問題也就麻煩了。多爾袞的巧妙，還在於他及時抓住了鄂爾多斯部濟農，察明其有異誌，逼令他歸還額哲之妻及貝勒、台吉、官員與部民一千五百戶(超過額哲身邊的一千戶)，斷了額哲的後路，否則，額哲母子也很難下定歸順後金的決心。
這是多爾袞第一次作為主帥而進行的戰爭，建立了這樣大的功勳，有了這樣大的收獲，他當然萬分高興。並且出乎他的意外，更使他欣喜若狂的是，他竟得到了舉世聞名的無價珍寶元帝的傳國玉璽。
這一玉璽，用美玉為質，“交龍為紐，光氣煥爛”，其文為用漢篆字刻寫的“製誥之寶”，是元朝曆代傳國玉璽，原藏宮中，順帝棄都城北逃時帶在身邊，逃至沙漠，後死於應昌，其璽就遺失不見了。過了二百餘年，有人牧羊於山崗下，見一山羊，接連三日不吃草，而以蹄刨地，牧羊人挖掘其地，發現玉璽，不久，歸元裔博碩克圖汗。林丹汗滅博碩克圖汗後，得此玉璽。多爾袞降服額哲後，探悉此璽在蘇泰太後處，向她索要，遂得獲這一珍物。
元帝傳國玉璽的得獲，既從政治上、從“天命”上，斷絕了蒙古各部貝勒，特別是額哲複國為帝的幻想，促使他們進一步向後金靠攏，稱臣納貢，為統一漠南蒙古，鞏固與擴大滿蒙聯盟，切斷明國的右臂，解除後顧之憂，增強後金軍力(每次攻明，蒙古軍隊約占清軍總數三分之一)，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又為皇太極改國號為清，登上“寬溫仁聖皇帝的玉座，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利條件。一句話，多爾袞的這次遠征，收獲極大，建樹了奇功殊勳，這對他以後的進一步高升起了重大作用。
對降服額哲、獲取傳國玉璽的意義和影響，皇太極與八旗貝勒給予了很高評價。多爾袞四貝勒遣禮部啟心郎祁充格等歸報捷音，他們抵達都城的前一天，皇太極便對文館諸臣說：
“予自來左耳鳴，必有喜音，右耳鳴，必無佳兆。今左耳鳴，出兵貝勒必有捷音至矣。”《清太宗實錄》卷19，天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日，祁充格即至，向汗奏報說：
“蒙天庇及上洪福，指授之處，彼竟不知，已被吾兵全收矣。插漢兒汗之妻淑泰太後、子額兒克空戈落，及國民俱巳降附。”
皇太極非常高興，“以出兵貝勒，遠勞日久，又兼得玉璽，不可不遠迎”，遂率大貝勒代善及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多鐸等貝勒，以及眾福金、大臣，於八月二十八日即出沈陽迎接，九月初五日在養式木河與多爾袞、額哲等相會。會見儀式非常隆重。皇太極親詣黃案前上香，“大張鼓樂，率眾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同時，“禦前設香案，上親受玉璽，率眾複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皇太極告訴左右臣將說：“此乃曆代帝王相傳之寶。”天聰汗對多爾袞四貝勒再三慰問，並熱情款待額哲母子，以次女瑪哈塔公主許與額哲為妻。《清太宗實錄》卷19，天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五日。這時，多爾袞一定會為他建立的功勳，為受到汗、貝勒的讚揚，而興高采烈，喜氣洋洋。
二、“統攝”吏部。
為了更好地使用後金全國的人才、財力、物力，為了加強統一指揮，也為了擴大君權，降金漢宮寧完我等，特上“公疏”，請仿明製，設立六部。皇太極與諸貝勒集議，決定改革一下官製，於天聰五年七月初八日，“建立六部衙門”，每部由一貝勒“統攝，下設若幹承政、參政和啟心郎。吏部是多爾袞統攝，以圖爾格、滿朱習禮、李延庚分為滿、蒙、漢承政，其下設參政八員，以索尼為啟心郎。戶部以德格類貝勒“為統攝”，以英俄爾岱、覺羅薩壁輝及蒙古巴思翰、漢官吳守進為承政，設參政八員，布丹為啟心郎。禮部由薩哈廉貝勒“統攝”，以巴篤禮、吉孫和蒙古布彥代、漢官金玉和為承政，祁充格任啟心郎，設參政八員。嶽托貝勒“統攝”兵部，以那木太、葉克書及蒙古蘇納、漢官金礪為承政，設參政八員，穆成格為啟心郎。濟爾哈朗“統攝”刑部，以車爾格、索海及蒙古多爾濟、漢官高鴻中、孟喬芳為承政，設參政八員，額爾格圖為啟心郎。阿巴泰貝勒統攝工部，以孟阿圖、康喀賴和蒙古囊努克、漢官祝世蔭為承政，其下設滿參政八員、蒙古參政二員、漢參政二員，設啟心郎三員。《清太宗實錄》卷7，天聰五年七月初八日。
天聰六年八月初八日，六部衙門俱已完工，多爾袞等六貝勒第一次進入新署，率本部大臣，赴闕，各領銀印一顆，回到本部，闔部官員向本部貝勒行禮。“各部頒行事宜，皆用印以行。其職掌條約，備錄之，懸於門外。凡各衙門通行文書，亦用印而行”。《清太宗實錄》卷10，天聰六年八月初八日。
六部之中，吏部為首，任免官將，晉升職銜，舉用忠賢，懲辦劣臣，事務繁忙，關係不小。多爾袞膺此重任，細心料理，充分發揮其聰睿敏捷的長處，做了大量工作。天聰八年正月二十八日，遊擊祝邦成之妻，因其夫攻薊州時陣亡，家無子嗣，到吏部稟告情況，要求免除丁差，多爾袞同意，向汗奏報。汗念其夫之功，命免八丁，而且規定：“以後凡有功之人，已故而無嗣者，準免丁之半，待其妻故後，仍令出差。”《清太宗實錄》卷13，天聰八年正月二十八日。這對安撫將心，激勵士氣，穩定軍情，是有好處的。
由於多爾袞勤理部務，統攝有方，吏部的工作做得比較好，受到了國汗的稱讚。皇太極曾專門召集文館儒臣及六部滿漢啟心郎入宮，評論六部衙門工作好壞，讚揚了吏部、戶部和兵部，批評了禮部、刑部、工部。他說：“自立六部以來，惟見吏、戶、兵三部盡心辦事，不煩予慮。禮、刑、工三部，辦事多未周到。”《清太宗實錄》卷12，天聰七年十月初十日。
多爾袞在統攝吏部的日子裏，既盡職細心，作出了成績，為鞏固後金作出了貢獻，也對提高他的威望，增強他的實力，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三、“尊汗抑王”。
多爾袞是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子，是貝勒，而且是和碩貝勒，為鑲白旗旗主，後來以此資格封為和碩親王。他本身是王，是王爺，怎麽又主張“尊汗抑王”？這豈不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通觀全局，便可知曉，多爾袞在天聰年間(1627―1635)軍政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尊汗抑王”傾向，是有條件的，有範圍的，是應該加上引號的。他的“尊汗抑王”，尊的是天聰汗皇太極，抑的是三大貝勒，而不是壓抑他自己。而且講得更透徹一些，他是借“尊汗”來博取國主的歡心，爭取皇太極支持，蒙受汗的特寵，以擺脫父母雙亡以後那段時間的被動艱難處境，在政治上飛黃騰達，成為國中僅次於汗的掌權之人。他的“抑王”，就是打擊、壓抑三大貝勒，取消他們高居諸貝勒之上的特權地位，拉下來，排擠在後，讓自己走在前麵，位列首座。這是他利用汗與三大貝勒的矛盾而采取的策略，做起來非常有效，不到十年，就徹底改變了政治局麵，實現了他的願望。而且，還應該看到的就是，多爾袞在政局中的行動，是很小心的，很策略的，做得相當巧妙，基本上是順水推舟，很少是一馬當先，充當禍首。下述幾例，很能說明問題。
天聰三年(1629)十月攻明時，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堅主中途回師，以免受挫難回遼東，皇太極雖知此議謬誤，又有損君威，不能讚成，但迫於兩大貝勒的勢力，不得不同意，可是內心十分生氣。在這關係到後金盛衰和新汗威望的重要時刻，嶽托、濟爾哈朗、薩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濟格、豪格等貝勒，從大局出發，主張進攻，尤其是嶽托、濟爾哈朗更為堅決，終於說服了代善和莽古爾泰，一致決定繼續前進。在這場爭論過程中，多爾袞沒有出麵，也許是因其太小，沒有經驗，無法參議。也許是害怕兩大貝勒，又看不準進取之議是否能占上風，故未表態。可是，一旦決定之後，他就率兵奮勇衝殺，擊敗敵兵，立下了軍功。《清太宗實錄》卷4，天聰三年十月二十日。這樣，當然會贏得天聰汗的好感。
天聰四年六月，以二貝勒阿敏放棄永平、灤州、遷安、遵化四府州縣，撤回沈陽，皇太極與諸貝勒譴責其過，從重懲辦，革其二大貝勒與旗主貝勒，幽禁終身，盡奪其所屬人口、奴仆、財物和牲畜，給與其弟濟爾哈朗貝勒，讓他繼為鑲藍旗旗主。這樣處罰太重了。一則阿敏的退回，雖不對，但情有可原。他隻統有兩萬士卒，又分守四城，孤懸境外，四麵遭受明兵包圍，而明朝政府下了最大的決心，一定要把這個釘子拔掉。當時各路援軍，眾達二十萬，由明總兵官馬世龍統領。五月十日，明軍先攻灤州，“人斫一柳，立平其壕"，發大炮，摧毀城堞，後金兵不能抵擋，突圍而走，阿敏遂收兵回遼。雙方兵力對比如此懸殊，阿敏不撤兵，恐會全軍覆沒。考慮到這一點，不能將其退軍，定為大罪。
二則，給阿敏定的大罪共十六條，而其中十一條皆是斥責阿敏輕視皇太極、欲奪汗位及以國主自居的罪過。比如，大罪之三，為阿敏欲圖納取獻給皇太極的美女，遭拒絕後，怒形於色，大發怨言。大罪之七，為阿敏以夢告叔父貝和齊說：“吾夢被父王楚，有黃蛇護身，想是神佑。”顯係以龍自命，將為真命天子。大罪之九，是阿敏“自視如君”，當他留守沈陽時，隨同皇太極征明的嶽托、豪格貝勒先還，阿敏“令守城大臣坐於兩側”，他“如國君正麵而坐，命二貝勒遠拜一次，近前複拜”。《清太宗實錄》卷5，天聰四年六月初七日。這才是皇太極不滿阿敏的真正原因。
三是阿敏身為太祖親侄，貴為大貝勒、旗主貝勒，從二十四歲就率軍出征，滅烏拉、葉赫，大敗明兵於薩爾滸，取遼陽、沈陽，攻朝鮮，屢立軍功，即使有過，論親，論功，論貴，都可寬免，不能僅僅因為撤兵回遼，而將前功一筆勾銷。
總之，皇太極對阿敏如此重懲，如此無情，主要是想除掉威脅汗位的一個可怕政敵，是想提高君威，抑製王權，特別是削弱三大貝勒的勢力，以逐步破壞和取消八貝勒共治國政製。
皇太極這樣做，多爾袞完全讚成，在他看來，三大貝勒就是該下台，不下，他上不去。他這一態度，在第二年懲治三貝勒莽古爾泰時，同樣表現得很清楚。
天聰五年八月十二日，後金軍攻大淩河城未下，傷亡甚多。第二日，莽古爾泰因昨日藍旗兵士死傷多，要求將隨鑲黃旗作戰和出哨的正藍旗護軍撤回來，並對“凡有差遣”，正藍旗皆倍於他旗，而有所埋怨，身為國汗又兼鑲黃旗旗主的皇太極，偏袒本旗，以勢壓人，堅持己見。雙方爭吵，莽古爾泰氣憤地說：“人君宜從中主持，上奈何獨指臣為言耶？臣諸事不能迎合上意，故欲殺臣耳。”說完：“攬所佩刀向前，以手頻摩其柄”。《清太宗實錄》卷7，天聰五年八月十三日。皇太極大怒。十月二十三日，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議定，革去莽古爾泰大貝勒，降居諸貝勒之列，奪五牛隸屬人，罰銀一萬兩。《清太宗實錄》卷8，天聰五年十月二十三日。這下又取消了一個大貝勒，多爾袞當然讚同，當然是屬於議定莽古爾泰罪的諸貝勒之一。
天聰六年十二月，莽古爾泰病死，其弟德格類繼為正藍旗和碩貝勒，多爾袞少了一個競爭者。兩年半以後，使他高興的事又發生了。天聰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太極召集諸貝勒、大臣，曆數大貝勒代善對君不敬之過，宣稱將閉門不出，讓諸貝勒另舉強者為君。這顯然是示意要八旗貝勒、大臣議處代善。此時皇太極勢力已十分強大，正黃、鑲黃二旗兵強馬壯戰將如雲，多爾袞、濟爾哈朗緊緊跟隨，鑲白、鑲藍二旗為汗所用，二貝勒阿敏終身幽禁，三貝勒莽古爾泰已故，皇太極事實上已成為主宰後金的專製君汗，因此，八旗貝勒大臣集議，一致譴責代善欺君妄行，擬議革去大貝勒名號，奪十牛錄，罰銀萬兩。皇太極為示寬厚，免革其名號，發還十牛錄。《清太宗實錄》卷20，天聰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雖然實錄未寫明集議此案的各貝勒名字，但顯然有多爾袞在內，而且說不定是他為主。不管怎樣，代善第一次受到了譴責，多爾袞一定非常高興。
兩個半月後，出現了一件大案。天聰九年十月初二日，正藍旗旗主和碩貝勒德格類病故，享年四十歲。皇太極聞知痛哭，一連三日，“飲食皆未入口，哀甚”。十二月初七日，德格類屬下冷生機向刑部濟爾哈朗首告其主說：莽古爾泰貝勒、德格類貝勒、莽古濟格格(莽古爾泰之妹)及其夫瑣諾木與冷生機等，曾對佛發誓，要助莽古爾泰“不利於汗”。天聰汗以此言遍告諸貝勒，薩哈廉、阿布泰、阿濟格、多鐸等貝勒皆怒，惟嶽托懷疑此事，“無忿意”。諸貝勒、大臣議定，斬莽古濟與莽古爾泰之子額必倫，另六子光泰等廢為庶人，黜宗室，將正藍旗沒歸汗有。《清太宗實錄》卷20，天聰九年十月初二日；卷21，天聰九年十二月初七日。此事顯然可疑，僅憑一、二人的口供，就斷定必有其事，這在法律上來說，是不行的，根據非常少。而且，這個首告人，品質太惡劣，平時對主阿諛奉承，畢恭畢敬，一旦風雲變幻，就賣主求榮，捏造罪狀，陷害無辜，並專以“告訐”(即告密)為事，多次誣告他人。皇太極之所以如此處理，並不是他相信冷生機的首告，而是借此機會，兼並一旗，擴大實力，有了三個旗，加上鑲白、鑲藍二旗的依附，在八旗中居於絕對優勢，就可以放心地主宰後金了。多爾袞在這一問題上，也順從了汗意，據此和諸貝勒議處正藍旗。
正因為多爾袞聰睿機警，看準了皇太極必主後金，看透了三大貝勒必敗於天聰汗之手，所以，他埋下仇恨，改怒為笑，對八哥皇太極這個最大的仇人，竭力效勞，奉承惟謹，一以汗意為準，充當汗削弱三大貝勒的得力助手，因而博取了汗的絕對信任，蒙受汗的殊恩特寵。天聰五年七月，多爾袞統攝吏部，位列六部貝勒之首，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太極因降金副將張洪謨“是一位好人，當與好貝勒養育”，而“默裏根歹青(即多爾袞)善於養人，動作甚符我心”，“即與之”。這條材料十分重要，它表明多爾袞至遲在此時已與天聰汗完全連在一起了，皇太極既讚多爾袞之賢，又誇獎其“動作甚符我心”，對他完全相信，特別寵愛。當然，從多爾袞的“動作”，皆符合汗心之言，也表明了多爾袞對皇太極是何等的奉承恭順。
有了皇太極作後台，有了汗的大力支持和提拔，有了自己的軍功政績，多爾袞的勢力迅速增長，威望不斷提高，不到十年，他就由一個倒數第二第三權小勢弱的幼小台吉，一躍而為名列第三的大貴族，成為天聰汗之左右臂，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權力
這一戰，攻下了堅城大淩河，逼迫明國第一勇將總兵官祖大壽獻城而降，消滅了來援明兵四萬，也算是一大勝利。多爾袞在此戰中，奮不顧身，冒險衝殺，其勇可嘉。
兩年半以後，多爾袞又參加了第三次攻明大戰。天聰八年(1638)七月至閏八月，皇太極統軍征明。兵分四路，他率阿巴泰、豪格貝勒，領正黃、鑲黃二旗和天兵、天助兵及蒙古貝勒，由尚方堡入，至宣府，攻朔州，德格類貝勒率正藍、鑲藍二旗進獨石口，會大軍於朔州；大貝勒代善統正紅、鑲紅二旗，入得勝堡，往略大同一帶，取其城堡，西略黃河，會兵於朔州，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領正白、鑲白二旗，入龍門口，會兵於宣府。四路兵俱定於七月初八日入明邊。此行屢敗敵軍，攻克城堡數十。多爾袞曾率多鐸、豪格貝勒，領左翼兵，“於朔州城東擄掠，至五台山而回”。《清太宗實錄》卷15，天聰八年八月初二日。天聰汗總結此戰成果說：“宣大地方，禾稼踐傷無餘，各處屋舍盡焚，取台堡殺人民更多，……俘獲牲畜無數。”《清太宗實錄》卷15，天聰八年閏八月初六日。多爾袞不僅率兵，勇猛廝殺，而且名列前茅，身任主帥，領左翼兵出征，為後金的擴展，又建功勳。
(二)降元主獲玉璽。
多爾袞在天聰年間(1627―1636)多次出征，軍功累累，固然可以一一列舉，喜述戰情，自我欣賞，但其中最使他得意的卻是，降服元太子，獲取傳國寶。此事發生在天聰九年(1635)蒙古察哈爾部，是元之嫡裔大宗。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大元帥徐達取北平，元順帝北歸應昌，連易五主，始去國號帝號，改稱韃靼可汗。傳到萬曆末年，察哈爾部林丹汗兵馬強盛，橫行漠南，歲取明朝賞銀數十萬至百餘萬兩，助明抗金，屢侵科爾沁等部。後金天聰六年四月，皇太極偕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嶽托、多爾袞等貝勒，統軍往征，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一千三百裏，至其境，林丹汗欲抵抗，而“所部解體”，遂諭部眾棄本土西奔，領人畜十餘萬由歸化城渡黃河，逃往西方，沿途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於青海大草灘。多爾袞與嶽托等貝勒，領右翼，率兵二萬，掠取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全軍先後收取察哈爾部民數萬戶，勝利而歸。
林丹汗雖死，部眾亦離散，但蒙古族悍善戰，雖衰易起，尤其是察哈爾部是元帝嫡支，在蒙古各部中影響大，號召力大，不乘其勢衰之時徹底征服，則將遺下大患。因此，天聰汗與諸貝勒議定，於天聰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以和碩貝勒多爾袞、嶽托、薩哈廉、豪格為統兵元帥，以固山額真那木太為右翼，以吏部承政圖爾格為左翼，率精兵一萬，往收林丹汗之子額哲，汗與諸貝勒親至演武場送行。
多爾袞等四貝勒行至西喇朱爾格，遇見察哈爾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後及瑣諾木台吉，率部民一千五百戶來降，遂設宴款待安撫，遣將引至沈陽。隨又帶兵前進，四月二十八日，抵達額哲及其部屬所駐的托裏圖。時天大霧昏黑，蒙古未發覺，恐其驚動逃散，遂按兵不動，遣葉赫金台石貝勒之孫南褚，往見其姐蘇泰太後及其子額哲，勸誘歸降。蘇泰太後聞聽弟至，慟哭麵出，與弟抱見，令其子額哲率眾蒙古貝勒、台吉、大臣出迎。雙方相見，蘇泰太後設宴招待多爾袞四貝勒。多爾袞怕額哲及其大臣生疑，三心二意，不願真正歸順，乘機逃跑，便對額哲發誓，誓告天地說：“我等待額兒克空戈落(即額哲)若有不良之心，天必厭之。爾若不諒我，而存不良之心，天亦厭之。”《清太宗實錄》卷19，天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二十九日，蘇泰太後、額哲再宴多爾袞四貝勒，贈駝四頭、玲瓏鞍馬四匹、金四十兩及蟒緞、閃緞等八十一疋。多爾袞四貝勒亦設宴答禮，回贈禮物。額哲遂率蒙古貝勒、台吉、大臣領屬民一千戶歸順。
在後金軍未至以前，鄂爾多斯部濟農已至額哲處，招令歸其約束，並已議定，對天盟誓。濟農剛走，後金軍即到，追回濟農。多爾袞四貝勒勒令濟農將鄂爾多斯部收留察哈爾部人丁牲畜等物盡數歸回，鄂爾多斯部遵令，送還額哲之妻及其部民一千餘戶。《清太宗實錄》卷19，天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這件大事，多爾袞辦得非常巧妙、成功。如果他們不急馳前進，抵達之時又未能秘密掩蔽，則將被額哲發覺，提前逃走。茫茫草原，一望無際，兼之人生路不熟，哪去追逐。隻要沒有抓住額哲，他出圍以後，因是元主嫡裔，應為蒙古各部之主，就可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拉攏各部，集聚流散部眾，蓄積力量，待機而動，東山再起，這將嚴重影響和破壞皇太極統一漠南蒙古的計劃。同樣重要的是，抵達以後，假若多爾袞不采取攻心計策，不是好言相勸立誓為盟，保證優待額哲母子及其屬下人員，而是威逼強攻，額哲就可能猶豫不決，不願真降，或在途中，或在戰亂之時，乘機突圍，問題也就麻煩了。多爾袞的巧妙，還在於他及時抓住了鄂爾多斯部濟農，察明其有異誌，逼令他歸還額哲之妻及貝勒、台吉、官員與部民一千五百戶(超過額哲身邊的一千戶)，斷了額哲的後路，否則，額哲母子也很難下定歸順後金的決心。
這是多爾袞第一次作為主帥而進行的戰爭，建立了這樣大的功勳，有了這樣大的收獲，他當然萬分高興。並且出乎他的意外，更使他欣喜若狂的是，他竟得到了舉世聞名的無價珍寶元帝的傳國玉璽。
這一玉璽，用美玉為質，“交龍為紐，光氣煥爛”，其文為用漢篆字刻寫的“製誥之寶”，是元朝曆代傳國玉璽，原藏宮中，順帝棄都城北逃時帶在身邊，逃至沙漠，後死於應昌，其璽就遺失不見了。過了二百餘年，有人牧羊於山崗下，見一山羊，接連三日不吃草，而以蹄刨地，牧羊人挖掘其地，發現玉璽，不久，歸元裔博碩克圖汗。林丹汗滅博碩克圖汗後，得此玉璽。多爾袞降服額哲後，探悉此璽在蘇泰太後處，向她索要，遂得獲這一珍物。
元帝傳國玉璽的得獲，既從政治上、從“天命”上，斷絕了蒙古各部貝勒，特別是額哲複國為帝的幻想，促使他們進一步向後金靠攏，稱臣納貢，為統一漠南蒙古，鞏固與擴大滿蒙聯盟，切斷明國的右臂，解除後顧之憂，增強後金軍力(每次攻明，蒙古軍隊約占清軍總數三分之一)，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又為皇太極改國號為清，登上“寬溫仁聖皇帝的玉座，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利條件。一句話，多爾袞的這次遠征，收獲極大，建樹了奇功殊勳，這對他以後的進一步高升起了重大作用。
對降服額哲、獲取傳國玉璽的意義和影響，皇太極與八旗貝勒給予了很高評價。多爾袞四貝勒遣禮部啟心郎祁充格等歸報捷音，他們抵達都城的前一天，皇太極便對文館諸臣說：
“予自來左耳鳴，必有喜音，右耳鳴，必無佳兆。今左耳鳴，出兵貝勒必有捷音至矣。”《清太宗實錄》卷19，天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日，祁充格即至，向汗奏報說：
“蒙天庇及上洪福，指授之處，彼竟不知，已被吾兵全收矣。插漢兒汗之妻淑泰太後、子額兒克空戈落，及國民俱巳降附。”
皇太極非常高興，“以出兵貝勒，遠勞日久，又兼得玉璽，不可不遠迎”，遂率大貝勒代善及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多鐸等貝勒，以及眾福金、大臣，於八月二十八日即出沈陽迎接，九月初五日在養式木河與多爾袞、額哲等相會。會見儀式非常隆重。皇太極親詣黃案前上香，“大張鼓樂，率眾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同時，“禦前設香案，上親受玉璽，率眾複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皇太極告訴左右臣將說：“此乃曆代帝王相傳之寶。”天聰汗對多爾袞四貝勒再三慰問，並熱情款待額哲母子，以次女瑪哈塔公主許與額哲為妻。《清太宗實錄》卷19，天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五日。這時，多爾袞一定會為他建立的功勳，為受到汗、貝勒的讚揚，而興高采烈，喜氣洋洋。
二、“統攝”吏部。
為了更好地使用後金全國的人才、財力、物力，為了加強統一指揮，也為了擴大君權，降金漢宮寧完我等，特上“公疏”，請仿明製，設立六部。皇太極與諸貝勒集議，決定改革一下官製，於天聰五年七月初八日，“建立六部衙門”，每部由一貝勒“統攝，下設若幹承政、參政和啟心郎。吏部是多爾袞統攝，以圖爾格、滿朱習禮、李延庚分為滿、蒙、漢承政，其下設參政八員，以索尼為啟心郎。戶部以德格類貝勒“為統攝”，以英俄爾岱、覺羅薩壁輝及蒙古巴思翰、漢官吳守進為承政，設參政八員，布丹為啟心郎。禮部由薩哈廉貝勒“統攝”，以巴篤禮、吉孫和蒙古布彥代、漢官金玉和為承政，祁充格任啟心郎，設參政八員。嶽托貝勒“統攝”兵部，以那木太、葉克書及蒙古蘇納、漢官金礪為承政，設參政八員，穆成格為啟心郎。濟爾哈朗“統攝”刑部，以車爾格、索海及蒙古多爾濟、漢官高鴻中、孟喬芳為承政，設參政八員，額爾格圖為啟心郎。阿巴泰貝勒統攝工部，以孟阿圖、康喀賴和蒙古囊努克、漢官祝世蔭為承政，其下設滿參政八員、蒙古參政二員、漢參政二員，設啟心郎三員。《清太宗實錄》卷7，天聰五年七月初八日。
天聰六年八月初八日，六部衙門俱已完工，多爾袞等六貝勒第一次進入新署，率本部大臣，赴闕，各領銀印一顆，回到本部，闔部官員向本部貝勒行禮。“各部頒行事宜，皆用印以行。其職掌條約，備錄之，懸於門外。凡各衙門通行文書，亦用印而行”。《清太宗實錄》卷10，天聰六年八月初八日。
六部之中，吏部為首，任免官將，晉升職銜，舉用忠賢，懲辦劣臣，事務繁忙，關係不小。多爾袞膺此重任，細心料理，充分發揮其聰睿敏捷的長處，做了大量工作。天聰八年正月二十八日，遊擊祝邦成之妻，因其夫攻薊州時陣亡，家無子嗣，到吏部稟告情況，要求免除丁差，多爾袞同意，向汗奏報。汗念其夫之功，命免八丁，而且規定：“以後凡有功之人，已故而無嗣者，準免丁之半，待其妻故後，仍令出差。”《清太宗實錄》卷13，天聰八年正月二十八日。這對安撫將心，激勵士氣，穩定軍情，是有好處的。
由於多爾袞勤理部務，統攝有方，吏部的工作做得比較好，受到了國汗的稱讚。皇太極曾專門召集文館儒臣及六部滿漢啟心郎入宮，評論六部衙門工作好壞，讚揚了吏部、戶部和兵部，批評了禮部、刑部、工部。他說：“自立六部以來，惟見吏、戶、兵三部盡心辦事，不煩予慮。禮、刑、工三部，辦事多未周到。”《清太宗實錄》卷12，天聰七年十月初十日。
多爾袞在統攝吏部的日子裏，既盡職細心，作出了成績，為鞏固後金作出了貢獻，也對提高他的威望，增強他的實力，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三、“尊汗抑王”。
多爾袞是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子，是貝勒，而且是和碩貝勒，為鑲白旗旗主，後來以此資格封為和碩親王。他本身是王，是王爺，怎麽又主張“尊汗抑王”？這豈不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通觀全局，便可知曉，多爾袞在天聰年間(1627―1635)軍政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尊汗抑王”傾向，是有條件的，有範圍的，是應該加上引號的。他的“尊汗抑王”，尊的是天聰汗皇太極，抑的是三大貝勒，而不是壓抑他自己。而且講得更透徹一些，他是借“尊汗”來博取國主的歡心，爭取皇太極支持，蒙受汗的特寵，以擺脫父母雙亡以後那段時間的被動艱難處境，在政治上飛黃騰達，成為國中僅次於汗的掌權之人。他的“抑王”，就是打擊、壓抑三大貝勒，取消他們高居諸貝勒之上的特權地位，拉下來，排擠在後，讓自己走在前麵，位列首座。這是他利用汗與三大貝勒的矛盾而采取的策略，做起來非常有效，不到十年，就徹底改變了政治局麵，實現了他的願望。而且，還應該看到的就是，多爾袞在政局中的行動，是很小心的，很策略的，做得相當巧妙，基本上是順水推舟，很少是一馬當先，充當禍首。下述幾例，很能說明問題。
天聰三年(1629)十月攻明時，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堅主中途回師，以免受挫難回遼東，皇太極雖知此議謬誤，又有損君威，不能讚成，但迫於兩大貝勒的勢力，不得不同意，可是內心十分生氣。在這關係到後金盛衰和新汗威望的重要時刻，嶽托、濟爾哈朗、薩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濟格、豪格等貝勒，從大局出發，主張進攻，尤其是嶽托、濟爾哈朗更為堅決，終於說服了代善和莽古爾泰，一致決定繼續前進。在這場爭論過程中，多爾袞沒有出麵，也許是因其太小，沒有經驗，無法參議。也許是害怕兩大貝勒，又看不準進取之議是否能占上風，故未表態。可是，一旦決定之後，他就率兵奮勇衝殺，擊敗敵兵，立下了軍功。《清太宗實錄》卷4，天聰三年十月二十日。這樣，當然會贏得天聰汗的好感。
天聰四年六月，以二貝勒阿敏放棄永平、灤州、遷安、遵化四府州縣，撤回沈陽，皇太極與諸貝勒譴責其過，從重懲辦，革其二大貝勒與旗主貝勒，幽禁終身，盡奪其所屬人口、奴仆、財物和牲畜，給與其弟濟爾哈朗貝勒，讓他繼為鑲藍旗旗主。這樣處罰太重了。一則阿敏的退回，雖不對，但情有可原。他隻統有兩萬士卒，又分守四城，孤懸境外，四麵遭受明兵包圍，而明朝政府下了最大的決心，一定要把這個釘子拔掉。當時各路援軍，眾達二十萬，由明總兵官馬世龍統領。五月十日，明軍先攻灤州，“人斫一柳，立平其壕"，發大炮，摧毀城堞，後金兵不能抵擋，突圍而走，阿敏遂收兵回遼。雙方兵力對比如此懸殊，阿敏不撤兵，恐會全軍覆沒。考慮到這一點，不能將其退軍，定為大罪。
二則，給阿敏定的大罪共十六條，而其中十一條皆是斥責阿敏輕視皇太極、欲奪汗位及以國主自居的罪過。比如，大罪之三，為阿敏欲圖納取獻給皇太極的美女，遭拒絕後，怒形於色，大發怨言。大罪之七，為阿敏以夢告叔父貝和齊說：“吾夢被父王楚，有黃蛇護身，想是神佑。”顯係以龍自命，將為真命天子。大罪之九，是阿敏“自視如君”，當他留守沈陽時，隨同皇太極征明的嶽托、豪格貝勒先還，阿敏“令守城大臣坐於兩側”，他“如國君正麵而坐，命二貝勒遠拜一次，近前複拜”。《清太宗實錄》卷5，天聰四年六月初七日。這才是皇太極不滿阿敏的真正原因。
三是阿敏身為太祖親侄，貴為大貝勒、旗主貝勒，從二十四歲就率軍出征，滅烏拉、葉赫，大敗明兵於薩爾滸，取遼陽、沈陽，攻朝鮮，屢立軍功，即使有過，論親，論功，論貴，都可寬免，不能僅僅因為撤兵回遼，而將前功一筆勾銷。
總之，皇太極對阿敏如此重懲，如此無情，主要是想除掉威脅汗位的一個可怕政敵，是想提高君威，抑製王權，特別是削弱三大貝勒的勢力，以逐步破壞和取消八貝勒共治國政製。
皇太極這樣做，多爾袞完全讚成，在他看來，三大貝勒就是該下台，不下，他上不去。他這一態度，在第二年懲治三貝勒莽古爾泰時，同樣表現得很清楚。
天聰五年八月十二日，後金軍攻大淩河城未下，傷亡甚多。第二日，莽古爾泰因昨日藍旗兵士死傷多，要求將隨鑲黃旗作戰和出哨的正藍旗護軍撤回來，並對“凡有差遣”，正藍旗皆倍於他旗，而有所埋怨，身為國汗又兼鑲黃旗旗主的皇太極，偏袒本旗，以勢壓人，堅持己見。雙方爭吵，莽古爾泰氣憤地說：“人君宜從中主持，上奈何獨指臣為言耶？臣諸事不能迎合上意，故欲殺臣耳。”說完：“攬所佩刀向前，以手頻摩其柄”。《清太宗實錄》卷7，天聰五年八月十三日。皇太極大怒。十月二十三日，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議定，革去莽古爾泰大貝勒，降居諸貝勒之列，奪五牛隸屬人，罰銀一萬兩。《清太宗實錄》卷8，天聰五年十月二十三日。這下又取消了一個大貝勒，多爾袞當然讚同，當然是屬於議定莽古爾泰罪的諸貝勒之一。
天聰六年十二月，莽古爾泰病死，其弟德格類繼為正藍旗和碩貝勒，多爾袞少了一個競爭者。兩年半以後，使他高興的事又發生了。天聰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太極召集諸貝勒、大臣，曆數大貝勒代善對君不敬之過，宣稱將閉門不出，讓諸貝勒另舉強者為君。這顯然是示意要八旗貝勒、大臣議處代善。此時皇太極勢力已十分強大，正黃、鑲黃二旗兵強馬壯戰將如雲，多爾袞、濟爾哈朗緊緊跟隨，鑲白、鑲藍二旗為汗所用，二貝勒阿敏終身幽禁，三貝勒莽古爾泰已故，皇太極事實上已成為主宰後金的專製君汗，因此，八旗貝勒大臣集議，一致譴責代善欺君妄行，擬議革去大貝勒名號，奪十牛錄，罰銀萬兩。皇太極為示寬厚，免革其名號，發還十牛錄。《清太宗實錄》卷20，天聰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雖然實錄未寫明集議此案的各貝勒名字，但顯然有多爾袞在內，而且說不定是他為主。不管怎樣，代善第一次受到了譴責，多爾袞一定非常高興。
兩個半月後，出現了一件大案。天聰九年十月初二日，正藍旗旗主和碩貝勒德格類病故，享年四十歲。皇太極聞知痛哭，一連三日，“飲食皆未入口，哀甚”。十二月初七日，德格類屬下冷生機向刑部濟爾哈朗首告其主說：莽古爾泰貝勒、德格類貝勒、莽古濟格格(莽古爾泰之妹)及其夫瑣諾木與冷生機等，曾對佛發誓，要助莽古爾泰“不利於汗”。天聰汗以此言遍告諸貝勒，薩哈廉、阿布泰、阿濟格、多鐸等貝勒皆怒，惟嶽托懷疑此事，“無忿意”。諸貝勒、大臣議定，斬莽古濟與莽古爾泰之子額必倫，另六子光泰等廢為庶人，黜宗室，將正藍旗沒歸汗有。《清太宗實錄》卷20，天聰九年十月初二日；卷21，天聰九年十二月初七日。此事顯然可疑，僅憑一、二人的口供，就斷定必有其事，這在法律上來說，是不行的，根據非常少。而且，這個首告人，品質太惡劣，平時對主阿諛奉承，畢恭畢敬，一旦風雲變幻，就賣主求榮，捏造罪狀，陷害無辜，並專以“告訐”(即告密)為事，多次誣告他人。皇太極之所以如此處理，並不是他相信冷生機的首告，而是借此機會，兼並一旗，擴大實力，有了三個旗，加上鑲白、鑲藍二旗的依附，在八旗中居於絕對優勢，就可以放心地主宰後金了。多爾袞在這一問題上，也順從了汗意，據此和諸貝勒議處正藍旗。
正因為多爾袞聰睿機警，看準了皇太極必主後金，看透了三大貝勒必敗於天聰汗之手，所以，他埋下仇恨，改怒為笑，對八哥皇太極這個最大的仇人，竭力效勞，奉承惟謹，一以汗意為準，充當汗削弱三大貝勒的得力助手，因而博取了汗的絕對信任，蒙受汗的殊恩特寵。天聰五年七月，多爾袞統攝吏部，位列六部貝勒之首，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太極因降金副將張洪謨“是一位好人，當與好貝勒養育”，而“默裏根歹青(即多爾袞)善於養人，動作甚符我心”，“即與之”。這條材料十分重要，它表明多爾袞至遲在此時已與天聰汗完全連在一起了，皇太極既讚多爾袞之賢，又誇獎其“動作甚符我心”，對他完全相信，特別寵愛。當然，從多爾袞的“動作”，皆符合汗心之言，也表明了多爾袞對皇太極是何等的奉承恭順。
有了皇太極作後台，有了汗的大力支持和提拔，有了自己的軍功政績，多爾袞的勢力迅速增長，威望不斷提高，不到十年，他就由一個倒數第二第三權小勢弱的幼小台吉，一躍而為名列第三的大貴族，成為天聰汗之左右臂，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