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盛極漸衰英君病逝(4)
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從二十五歲登基，到八十六歲仙逝，一共當了六十年零三個多月的皇帝和三年零三天的太上皇帝，足足執政六十三年，做了大量事情。總觀其所作所為，大致在乾隆五十年以前，他在以下六個方麵十分注意，努力在做。其一，勤政“愛民”。乾隆帝即位以後，六十三年如一日，“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專心治政。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他因雨澤愆期，令九卿科道陳舉政務不當之處，群臣僅引咎自責，回奏稱諸務皆妥。他遂降諭說：“朕自維即位四年以來，朝乾夕惕，無非以愛養民生為念，凡有利民之政，無不興舉，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勞，惟恐一夫不獲其所。”過了四個月，八月十七日，他又命尚書尹繼善傳諭諸臣“殫力抒忠”盡心職守說：“自古明良之世，四海雍熙，治臻上理，而君臣谘儆，猶曰克艱，曰無逸，誠以致治保邦之道，非易易也。朕承祖宗積德累仁之後，海宇安，人民樂業，幸共享太平之福矣，而謂太平有象，稍萌宴逸之心，即開怠荒之漸，是以禦極以來，旰食宵衣，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不得其中，惟恐一夫或失其所，日與內外臣工開誠布公，勵精圖治，不敢稍有怠忽，少圖燕安，此朕夙夜之中，所以自勉，而實可以自信者。”此後，他多次下諭重申此意。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雖已是壽高七十八歲的老翁，仍親自指授用兵廓爾喀方略，並下諭窮究其起釁緣由說：“朕所以必欲窮究底裏者，蓋以欺隱之習，不可不防其漸。朕臨禦五十餘年，無日不以勤政為念。今雖年近八旬，而惟日孜孜，罔或稍懈。”他在去世時所頒的遺詔裏，亦總述六十三年執政之勤說：“即位以來，日慎一日，……永維創業之艱，益切守成之懼，萬幾躬攬，宵旰忘疲，引對臣僚，批答奏章，從無虛日。”
乾隆帝的這些自述，並非虛辭，他之勤政，確屬罕有，曾於乾隆中期擔任內閣中書和軍機章京的探花趙翼，在《簷曝雜記》卷一中，專寫了《聖躬勤政》這一條，讚揚乾隆帝之勤理國政說：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詰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平時不知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餘輩在直舍，遙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聖駕已至乾清宮，計是時，尚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餘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軍報至，雖夜半亦必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餘時撰擬，自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上猶披衣待也。”
原禮親王昭？亦在《嘯亭雜錄》卷一寫了《聽報》一則說：
“上自甲戌(乾隆十九年)後，平定西域，收複回疆，以及緬甸、金川之役，每有軍報，上無不立時批示，洞徹利害，萬裏外如視燎火，無不輒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內監出外，問有無報否。嚐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機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其二，乾綱獨斷。乾隆帝政必躬親，事必自決，特別重視權柄下移之事，在任用將相，進退大臣，裁處軍國要事等方麵，皆係“乾綱獨斷”。他非常厭惡和忌諱大僚、近臣、內侍、外戚揣摩君意，結黨朋庇，專擅朝政，盜持權利。早在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他剛及而立之年，執政才五載，就下達長諭，指責大學士、軍機大臣鄂爾泰、張廷玉及其友朋結黨庇護之非，強調“用人之權，從不旁落”。他說：已故總督李衛之子李星垣奏稱恐怕有人欲圖報複其父。朕知其係指鄂爾泰，即命訥親“嚴行申飭雲：汝不過一武職小臣，即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報複者，朕乾綱獨攬，洞察無遺，誰能施其報複之私心！”“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朕臨禦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試問數年中，因二臣之薦而用者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為何人？……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權，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曾漏泄消息)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
此後，他不下數十次反複講述此意。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又下專諭，舉大學士於敏中之例，再次強調生殺予奪之權絕不旁落於人。他說：
“朕因幾餘詠物，有嘉靖年間器皿，念及彼時嚴嵩專權煬蔽，以致國是日非，朝多稗政。複取閱嚴嵩原傳，見其勢焰熏灼，賄賂公行，甚至生殺予奪，皆可潛竊威柄，顛倒是非，實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紀綱整肅，太阿從不下移，本無大臣擅權之事，即原任大學士於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優，外間無識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於敏中亦遂暗為招引，潛受苞苴。……(然而)於敏中亦止於侍直樞廷，承旨書諭，……即寵眷聲勢亦尚不及鄂爾泰、張廷玉，安能於朕前窮弄威福淆亂是非耶！……而於敏中於朕前，力言甘肅捐監應開，……竟至釀成大案。設非於敏中為之主持，勒爾謹豈敢遽行奏請，即王？望亦豈敢肆行無忌若之。是於敏中擁有厚貲，亦必係王？望等賄求賂謝，種種弊混，難逃朕之洞鑒。若此案發覺時，設於敏中尚在，朕必嚴加懲治。……於敏中著撤出賢良祠，以昭儆戒。”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就降革人員之捐複須由吏部準駁皇上欽定之製，重申親理朝政大權獨攬的方針。他說：降革人員準其捐複，係因人才難得，其中有情節較輕者，不忍概令廢棄，特予以自新之路，“複恐行之既久，部臣不免從中高下其手，是以仍令該部分別準駁，開單具奉，候朕親定”。今吏部奏駁，不準原任知州陳玨成等捐複，“所定均屬公當，然此亦由朕辦理庶務，無不躬親察核之故”。即如捐複一事，部臣每月匯奏一次，準捐與否，“權衡悉出自朕裁，準者不致感激部臣，不準者亦不致埋怨部臣”，如部臣有意“顛倒錯置，經朕看出，必將部臣等嚴飭，如此留心綜核，部臣等自不敢不秉公定議”。明朝末年，皇帝並不親閱章奏，準駁之權為部掌握，遂至國事日非，“而揆厥由來，總緣人君耽於安逸，不親朝政所致”。“此朕臨禦五十餘年，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稍懈，亦深有見乎為君之難，而太阿之不可下移也”。
乾隆帝以上諭旨所述，基本上符合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情形。哪怕是被他極其寵愛的“第一宣力大臣”傅恒，也不敢侵占帝權。昭？對此講了一件事，並予以評述說：
“上既誅訥親，知大權之不可旁落。然國無重臣，勢無所倚，以傅文忠恒為淑房懿親，人實勤謹，故特命晚間獨對，複賞給黃帶、四團龍補服、寶石頂、雙眼花翎以示尊寵。每遇事必獨攬大權，文忠承誌行旨，毫不敢有所專擅，上尚時加訓迪。一日禦門，文忠後至，踉蹌而入。侍衛某笑曰：相公身肥，故爾喘籲。上曰：豈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氣不寧者數日。故當時政治寬厚，無侵擅之弊焉。”
其三，勇於進取。六十三年裏，乾隆帝曾經遇到不少棘手之事，經曆過多次狂風暴雨，但他基本上是胸懷大誌，勇創偉業，臨危不懼，受挫不慌，再接再厲，知難而進，最後駛過了險礁，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他剛即位，就碰上了古州苗變的“第一緊急之事”，苗民的反抗浪潮，衝垮了庸弁劣員阻擋的堤壩，黔省大震，在這“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的關鍵時刻，乾隆帝痛斥棄置苗疆停止改流的謬論，撤掉因循苟且挾詐懷私的尚書張照欽差大臣之職，另委湖廣總督張廣泗為七省經略，指授用兵方略，調兵遣將，不到一年就平定了苗變，貴州省民、苗皆寧，改土歸流得以堅持實行。
當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征準平回時，除傅恒外，滿洲王大臣“盡畏怯退縮，恐生事端”，反對征準。乾隆帝非常氣憤，專降斥責“滿洲臣仆昔年勇敢，邇來怯懦之故”的諭旨，訓飭臣工，指責滿洲王公大臣“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讓”。他明確宣布必征準部的決心，強調指出，“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眾所阻撓。……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後來定北將軍班第死節於烏蘭固圖勒，厄魯特大亂，定邊將軍兆惠被困黑水營，險些全軍覆沒，“浮議”又起，目光短淺之庸臣和自命“英才”的詭辯者，又一次一次地掀起反對用兵的浪潮，乾隆帝毫不驚慌，堅持用兵，並多次下諭，將其謬論駁斥得體無完膚，最後親撰《禦製開惑論》，總結用兵之利，再次譏笑、批駁“庸庸無識之徒”的“浮議”。在他命名的“十全武功”中，很少是一帆風順的，常是兵敗將折之後，再接再厲，才轉敗為勝或變被動為主動。他曾不止一次地舉準、回之役及金川之戰為例，論證不畏失敗堅持進軍的必要和正確。他總結性地說：“從來行軍之際，原不能一往順利，即如新疆西路，及兩金川等處，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對他的大展宏圖，起了很大作用。
其四，知人善任，賞罰嚴明。乾隆帝在執政的六十三年裏，尤其是七十四五歲以前，雖然也看錯了一些人，誤用了一些人，獎懲方麵有的不夠妥當，但總的來說，他很注意用人之道，很重視褒抑之法，力求做到知人善任賞罰分明。他發現和重用了一批勇於任事、精明練達、為官清廉、政績卓著的能臣，如劉統勳直言三朝元老張廷玉家族官多勢大，需予抑製；尚書、二等公訥親蒙帝特寵驕橫專斷，應加訓示，使其省改。劉統勳體恤民疾，督修河工，屢辦欽案，痛懲貪婪大臣，蒙君賞識，從詹事屢遷尚書、都禦史，任至大學士，兼管禮部、兵部。乾隆帝盛讚其“神敏剛勁，終身不失其正”。當其去世時，帝親臨其喪，“見其儉素，為之慟”，“流涕謂諸臣曰：朕失一股肱”，“如統勳乃不愧真宰相”。黃廷桂、尹繼善、陳宏謀、張允隨、那蘇圖、胡寶、楊起曾、蘇昌，王恕，徐士林、劉於義等為帝擢用的總督、巡撫，皆在任職期間作出了重大貢獻，不少人還以“清節推海內”。乾隆帝特別注意擢用勇將名帥，對那些奮戰疆場、衝鋒陷陣、屢敗敵軍的將士，不吝重賞，破格晉升。像索倫馬甲海蘭察，因從征準噶爾、緬甸、金川、甘肅、台灣和廓爾喀，三十八年裏，大小數百戰，勇猛衝殺，奪堅城，取險碉，以少勝多，軍功超群，被帝晉封至一等超勇公、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褂，三次圖形紫光閣，任都統、護軍統領、領侍衛內大臣，卒後入祠昭忠祠。
乾隆帝十分注意秉公執政，獎罰分明。他雖對有功人員不惜重賞，格外擢升，但對其過誤亦不姑息，該罰者罰，甚至革職論斬絞監候，有的還立予處死，不過他對正法、自盡是非常慎重的，不輕易要人性命，常是監而不斬，候而不絞，並給其以立功之路和贖罪之機，因此，乾隆年間的尚書、侍郎、總督、巡撫等部院大臣和大學士，很多人都有幾起幾落的經曆，今天是高坐堂上，下環群屬，明天就因咎而革職籍沒，充發邊疆，或押於大牢“斬監候”，過些時候又東山再起，重列朝班，甚至還晉爵加官。比如，滿洲正白旗人舒赫德，雍正六年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十年遷侍讀，十三年遷監察禦史，在軍機處司員行走。乾隆帝即位以後，舒赫德以能於任事，迅速擢升，四年十二月遷至刑部待郎，隨後曆任都統、軍機大臣，十三年授兵部尚書，尋調戶部尚書，再轉兵部尚書。二十年七月舒赫德奏請將來歸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人留在北路軍營候旨，將其眷屬移往蘇尼特，以防其心懷不軌。乾隆帝正欲倚用阿睦爾撒納進征準部，覽奏後大怒，“謂其分散骨肉，有傷遠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斬之”。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吏、禮、兵、刑部事務來保聞悉，“排扉而入”，“力言人才難得，舒某雖一時過慮，然平日辦事勤慎，請援議能之典”。帝亦後悔，但言“命已下逾日，恐難追轉”。來保說：“即上有恩命，臣子成麟善騎，遣追前使還”。帝允其請。來保即告其子命其必追及使者說：“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日夜飛馳三百餘裏，“先前使三日到”，舒赫德得以幸免於死。但死罪雖免，活罪難逃，帝仍降諭對其痛斥，將其革職貶為兵丁，其子舒常亦革去侍衛，充發黑龍江。然而不久，乾隆帝便知舒赫德確係忠心耿耿且有遠見，阿睦爾撒納果然起兵叛亂，因而重新起用，擢其為尚書、都統、參讚大臣，還以其平準定回有功，圖形紫光閣，並禦製讚詞說：“屢授重寄，亦屢左遷。厲厥意懦，策厥材賢。白衣白水，聞黑水信。安眾進援，爵秩重晉。”可是，不久波濤又起，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受帝之命，前往雲南辦理征緬軍務，舒赫德根據實際情況，上疏諫阻再次用兵。不料，這一正確建議，又遭帝嚴斥，再次罷官，降調烏什辦事。三十六年舒赫德果斷決定，力主接納士爾扈特來歸人員，並妥善處理，才又開始被帝重用，於三十八年晉大學士，兼管刑部、吏部及戶部三庫，充國吏館、西庫全書、清字經館總裁。後因病去世，帝下諭列舉其功說：“舒赫德老成端重，練達有為。朕禦極之初，即膺任使，宣猷中外，四十餘年。前此平定回城，懋著勞績，嗣於西陲，撫輯歸順遠藩，東省剿捕悖逆匪眾，悉心籌劃，動合機宜，實為國家得力大臣。”著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其五，經常反省，知錯能改。乾隆帝日理萬機，時加思索，尤其是遇逢大災、大禍、用兵或重大事件時，更仔細考慮施政得失和言行妥否，發現有重大差錯，即予改正。以“十全武功”而言一征金川之及時收兵，用兵準部之放棄“以準攻準”法，緬甸受挫後不再遠征，等等，都顯示了他從大局出發，順應形勢，不再魯莽從事的氣魄。在用人這一至關重要問題上，他發現自己判斷有錯，即予更正，像對舒赫德、阿桂等大臣的一再起用，對兵部尚書鄂善受賄的嚴厲處治，對已經革職罷官披枷戴鎖押京待罪的學政竇光鼐，降以溫諭，複其原官，自認有錯。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其六，痛懲貪官，力遏貪風。他特別注意嚴辦那些官階一、二、三品的文武大臣，哪怕是總督、巡撫封疆大吏，或是曾經為帝賞識擢用的能臣，或者是大學士、將軍、尚書以及皇親國戚或勳舊之後，隻要犯了貪婪之罪，一律予以懲治，或革職籍沒處死，或充發邊疆，或論斬問絞押獄監候。
正是由於乾隆帝能夠這樣勤於理政善於治國，因此，在其皇祖、皇父奠定的基礎上，他把“康乾盛世”推到了新的高峰，促進形成了“大清國全盛之勢”的“盛世”。他在文治武功兩個方麵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超越了皇祖康熙帝取得的成就。經過長期的努力，清政府統一了準部、回部，拓疆二萬餘裏，使西北、北方徹底安定，西藏嚴格隸屬中央，四川、青海寧謐，貴州改土歸流得以堅持，雲南南部民族地區牢固內附，從而最後奠定了近代中國的版圖，強大的中國屹立於東方。在社會經濟與文化方麵康熙帝一次普免天下錢糧和一次普免漕糧，乾隆帝則五免天下錢糧三免漕糧。康熙朝最盛時庫存帑銀有五千餘萬兩，但由於用兵準部，末年隻剩銀八百萬兩；乾隆朝的庫存帑銀長期保持在七千萬兩上下，最多時為八千餘萬兩。而且在乾隆四十六年因庫存銀七千餘萬兩，每年歲入銀較支出數約多九百餘萬兩，故高宗決定裁除虛糧給予武官養廉挑補兵丁實額，每年增支出三百萬兩，可是到乾隆五十六年，“各省實征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兩”，支出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這一年的結餘存銀為一千零八十餘萬兩。康熙平三藩時，開捐三年才收銀二百萬兩，乾隆朝一年的捐銀即多達五百餘萬兩。康熙帝諭令編輯的《古今圖書集成》，有一萬卷，不為不多；而乾隆帝主持編輯的空前巨型叢書――《四庫全書》，卻有七萬九千餘卷，超過前者七倍。這些事實有力地表明了，與康熙朝相比，乾隆時國家更為強大，政局更為穩定，國庫愈加充盈，農業發展，百業興旺，城市繁榮，文化發達，確係“盛世”。這固然與基礎較好、一批文武大臣的努力和全國軍民的辛勤勞動有關，但不能否認，乾隆帝的勵精圖治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當然，乾隆帝在軍政要務上也有不少失誤，尤其是晚年寵信奸相和，使其得以攬權納賄，加速了吏治的腐敗，貪汙盛行，國力大損，盛極而衰，他對此是應負重大責任的。
總的看來，乾隆帝對增強國家的統一，促進中華民族的發展，最後奠定中國的版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建樹了宏偉業績。他雖犯有嚴重錯誤，但瑕不掩瑜，功大於過，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執政最久、年壽最高、影響巨大、文治武功兼備的傑出的封建君主。
乾隆帝的這些自述，並非虛辭，他之勤政，確屬罕有，曾於乾隆中期擔任內閣中書和軍機章京的探花趙翼，在《簷曝雜記》卷一中，專寫了《聖躬勤政》這一條，讚揚乾隆帝之勤理國政說：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詰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平時不知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餘輩在直舍，遙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聖駕已至乾清宮，計是時，尚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餘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軍報至，雖夜半亦必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餘時撰擬，自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上猶披衣待也。”
原禮親王昭？亦在《嘯亭雜錄》卷一寫了《聽報》一則說：
“上自甲戌(乾隆十九年)後，平定西域，收複回疆，以及緬甸、金川之役，每有軍報，上無不立時批示，洞徹利害，萬裏外如視燎火，無不輒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內監出外，問有無報否。嚐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機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其二，乾綱獨斷。乾隆帝政必躬親，事必自決，特別重視權柄下移之事，在任用將相，進退大臣，裁處軍國要事等方麵，皆係“乾綱獨斷”。他非常厭惡和忌諱大僚、近臣、內侍、外戚揣摩君意，結黨朋庇，專擅朝政，盜持權利。早在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他剛及而立之年，執政才五載，就下達長諭，指責大學士、軍機大臣鄂爾泰、張廷玉及其友朋結黨庇護之非，強調“用人之權，從不旁落”。他說：已故總督李衛之子李星垣奏稱恐怕有人欲圖報複其父。朕知其係指鄂爾泰，即命訥親“嚴行申飭雲：汝不過一武職小臣，即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報複者，朕乾綱獨攬，洞察無遺，誰能施其報複之私心！”“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朕臨禦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試問數年中，因二臣之薦而用者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為何人？……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權，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曾漏泄消息)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
此後，他不下數十次反複講述此意。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又下專諭，舉大學士於敏中之例，再次強調生殺予奪之權絕不旁落於人。他說：
“朕因幾餘詠物，有嘉靖年間器皿，念及彼時嚴嵩專權煬蔽，以致國是日非，朝多稗政。複取閱嚴嵩原傳，見其勢焰熏灼，賄賂公行，甚至生殺予奪，皆可潛竊威柄，顛倒是非，實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紀綱整肅，太阿從不下移，本無大臣擅權之事，即原任大學士於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優，外間無識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於敏中亦遂暗為招引，潛受苞苴。……(然而)於敏中亦止於侍直樞廷，承旨書諭，……即寵眷聲勢亦尚不及鄂爾泰、張廷玉，安能於朕前窮弄威福淆亂是非耶！……而於敏中於朕前，力言甘肅捐監應開，……竟至釀成大案。設非於敏中為之主持，勒爾謹豈敢遽行奏請，即王？望亦豈敢肆行無忌若之。是於敏中擁有厚貲，亦必係王？望等賄求賂謝，種種弊混，難逃朕之洞鑒。若此案發覺時，設於敏中尚在，朕必嚴加懲治。……於敏中著撤出賢良祠，以昭儆戒。”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就降革人員之捐複須由吏部準駁皇上欽定之製，重申親理朝政大權獨攬的方針。他說：降革人員準其捐複，係因人才難得，其中有情節較輕者，不忍概令廢棄，特予以自新之路，“複恐行之既久，部臣不免從中高下其手，是以仍令該部分別準駁，開單具奉，候朕親定”。今吏部奏駁，不準原任知州陳玨成等捐複，“所定均屬公當，然此亦由朕辦理庶務，無不躬親察核之故”。即如捐複一事，部臣每月匯奏一次，準捐與否，“權衡悉出自朕裁，準者不致感激部臣，不準者亦不致埋怨部臣”，如部臣有意“顛倒錯置，經朕看出，必將部臣等嚴飭，如此留心綜核，部臣等自不敢不秉公定議”。明朝末年，皇帝並不親閱章奏，準駁之權為部掌握，遂至國事日非，“而揆厥由來，總緣人君耽於安逸，不親朝政所致”。“此朕臨禦五十餘年，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稍懈，亦深有見乎為君之難，而太阿之不可下移也”。
乾隆帝以上諭旨所述，基本上符合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情形。哪怕是被他極其寵愛的“第一宣力大臣”傅恒，也不敢侵占帝權。昭？對此講了一件事，並予以評述說：
“上既誅訥親，知大權之不可旁落。然國無重臣，勢無所倚，以傅文忠恒為淑房懿親，人實勤謹，故特命晚間獨對，複賞給黃帶、四團龍補服、寶石頂、雙眼花翎以示尊寵。每遇事必獨攬大權，文忠承誌行旨，毫不敢有所專擅，上尚時加訓迪。一日禦門，文忠後至，踉蹌而入。侍衛某笑曰：相公身肥，故爾喘籲。上曰：豈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氣不寧者數日。故當時政治寬厚，無侵擅之弊焉。”
其三，勇於進取。六十三年裏，乾隆帝曾經遇到不少棘手之事，經曆過多次狂風暴雨，但他基本上是胸懷大誌，勇創偉業，臨危不懼，受挫不慌，再接再厲，知難而進，最後駛過了險礁，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他剛即位，就碰上了古州苗變的“第一緊急之事”，苗民的反抗浪潮，衝垮了庸弁劣員阻擋的堤壩，黔省大震，在這“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的關鍵時刻，乾隆帝痛斥棄置苗疆停止改流的謬論，撤掉因循苟且挾詐懷私的尚書張照欽差大臣之職，另委湖廣總督張廣泗為七省經略，指授用兵方略，調兵遣將，不到一年就平定了苗變，貴州省民、苗皆寧，改土歸流得以堅持實行。
當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征準平回時，除傅恒外，滿洲王大臣“盡畏怯退縮，恐生事端”，反對征準。乾隆帝非常氣憤，專降斥責“滿洲臣仆昔年勇敢，邇來怯懦之故”的諭旨，訓飭臣工，指責滿洲王公大臣“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讓”。他明確宣布必征準部的決心，強調指出，“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眾所阻撓。……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後來定北將軍班第死節於烏蘭固圖勒，厄魯特大亂，定邊將軍兆惠被困黑水營，險些全軍覆沒，“浮議”又起，目光短淺之庸臣和自命“英才”的詭辯者，又一次一次地掀起反對用兵的浪潮，乾隆帝毫不驚慌，堅持用兵，並多次下諭，將其謬論駁斥得體無完膚，最後親撰《禦製開惑論》，總結用兵之利，再次譏笑、批駁“庸庸無識之徒”的“浮議”。在他命名的“十全武功”中，很少是一帆風順的，常是兵敗將折之後，再接再厲，才轉敗為勝或變被動為主動。他曾不止一次地舉準、回之役及金川之戰為例，論證不畏失敗堅持進軍的必要和正確。他總結性地說：“從來行軍之際，原不能一往順利，即如新疆西路，及兩金川等處，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對他的大展宏圖，起了很大作用。
其四，知人善任，賞罰嚴明。乾隆帝在執政的六十三年裏，尤其是七十四五歲以前，雖然也看錯了一些人，誤用了一些人，獎懲方麵有的不夠妥當，但總的來說，他很注意用人之道，很重視褒抑之法，力求做到知人善任賞罰分明。他發現和重用了一批勇於任事、精明練達、為官清廉、政績卓著的能臣，如劉統勳直言三朝元老張廷玉家族官多勢大，需予抑製；尚書、二等公訥親蒙帝特寵驕橫專斷，應加訓示，使其省改。劉統勳體恤民疾，督修河工，屢辦欽案，痛懲貪婪大臣，蒙君賞識，從詹事屢遷尚書、都禦史，任至大學士，兼管禮部、兵部。乾隆帝盛讚其“神敏剛勁，終身不失其正”。當其去世時，帝親臨其喪，“見其儉素，為之慟”，“流涕謂諸臣曰：朕失一股肱”，“如統勳乃不愧真宰相”。黃廷桂、尹繼善、陳宏謀、張允隨、那蘇圖、胡寶、楊起曾、蘇昌，王恕，徐士林、劉於義等為帝擢用的總督、巡撫，皆在任職期間作出了重大貢獻，不少人還以“清節推海內”。乾隆帝特別注意擢用勇將名帥，對那些奮戰疆場、衝鋒陷陣、屢敗敵軍的將士，不吝重賞，破格晉升。像索倫馬甲海蘭察，因從征準噶爾、緬甸、金川、甘肅、台灣和廓爾喀，三十八年裏，大小數百戰，勇猛衝殺，奪堅城，取險碉，以少勝多，軍功超群，被帝晉封至一等超勇公、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褂，三次圖形紫光閣，任都統、護軍統領、領侍衛內大臣，卒後入祠昭忠祠。
乾隆帝十分注意秉公執政，獎罰分明。他雖對有功人員不惜重賞，格外擢升，但對其過誤亦不姑息，該罰者罰，甚至革職論斬絞監候，有的還立予處死，不過他對正法、自盡是非常慎重的，不輕易要人性命，常是監而不斬，候而不絞，並給其以立功之路和贖罪之機，因此，乾隆年間的尚書、侍郎、總督、巡撫等部院大臣和大學士，很多人都有幾起幾落的經曆，今天是高坐堂上，下環群屬，明天就因咎而革職籍沒，充發邊疆，或押於大牢“斬監候”，過些時候又東山再起，重列朝班，甚至還晉爵加官。比如，滿洲正白旗人舒赫德，雍正六年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十年遷侍讀，十三年遷監察禦史，在軍機處司員行走。乾隆帝即位以後，舒赫德以能於任事，迅速擢升，四年十二月遷至刑部待郎，隨後曆任都統、軍機大臣，十三年授兵部尚書，尋調戶部尚書，再轉兵部尚書。二十年七月舒赫德奏請將來歸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人留在北路軍營候旨，將其眷屬移往蘇尼特，以防其心懷不軌。乾隆帝正欲倚用阿睦爾撒納進征準部，覽奏後大怒，“謂其分散骨肉，有傷遠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斬之”。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吏、禮、兵、刑部事務來保聞悉，“排扉而入”，“力言人才難得，舒某雖一時過慮，然平日辦事勤慎，請援議能之典”。帝亦後悔，但言“命已下逾日，恐難追轉”。來保說：“即上有恩命，臣子成麟善騎，遣追前使還”。帝允其請。來保即告其子命其必追及使者說：“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日夜飛馳三百餘裏，“先前使三日到”，舒赫德得以幸免於死。但死罪雖免，活罪難逃，帝仍降諭對其痛斥，將其革職貶為兵丁，其子舒常亦革去侍衛，充發黑龍江。然而不久，乾隆帝便知舒赫德確係忠心耿耿且有遠見，阿睦爾撒納果然起兵叛亂，因而重新起用，擢其為尚書、都統、參讚大臣，還以其平準定回有功，圖形紫光閣，並禦製讚詞說：“屢授重寄，亦屢左遷。厲厥意懦，策厥材賢。白衣白水，聞黑水信。安眾進援，爵秩重晉。”可是，不久波濤又起，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受帝之命，前往雲南辦理征緬軍務，舒赫德根據實際情況，上疏諫阻再次用兵。不料，這一正確建議，又遭帝嚴斥，再次罷官，降調烏什辦事。三十六年舒赫德果斷決定，力主接納士爾扈特來歸人員，並妥善處理，才又開始被帝重用，於三十八年晉大學士，兼管刑部、吏部及戶部三庫，充國吏館、西庫全書、清字經館總裁。後因病去世，帝下諭列舉其功說：“舒赫德老成端重，練達有為。朕禦極之初，即膺任使，宣猷中外，四十餘年。前此平定回城，懋著勞績，嗣於西陲，撫輯歸順遠藩，東省剿捕悖逆匪眾，悉心籌劃，動合機宜，實為國家得力大臣。”著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其五，經常反省，知錯能改。乾隆帝日理萬機，時加思索，尤其是遇逢大災、大禍、用兵或重大事件時，更仔細考慮施政得失和言行妥否，發現有重大差錯，即予改正。以“十全武功”而言一征金川之及時收兵，用兵準部之放棄“以準攻準”法，緬甸受挫後不再遠征，等等，都顯示了他從大局出發，順應形勢，不再魯莽從事的氣魄。在用人這一至關重要問題上，他發現自己判斷有錯，即予更正，像對舒赫德、阿桂等大臣的一再起用，對兵部尚書鄂善受賄的嚴厲處治，對已經革職罷官披枷戴鎖押京待罪的學政竇光鼐，降以溫諭，複其原官，自認有錯。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其六，痛懲貪官，力遏貪風。他特別注意嚴辦那些官階一、二、三品的文武大臣，哪怕是總督、巡撫封疆大吏，或是曾經為帝賞識擢用的能臣，或者是大學士、將軍、尚書以及皇親國戚或勳舊之後，隻要犯了貪婪之罪，一律予以懲治，或革職籍沒處死，或充發邊疆，或論斬問絞押獄監候。
正是由於乾隆帝能夠這樣勤於理政善於治國，因此，在其皇祖、皇父奠定的基礎上，他把“康乾盛世”推到了新的高峰，促進形成了“大清國全盛之勢”的“盛世”。他在文治武功兩個方麵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超越了皇祖康熙帝取得的成就。經過長期的努力，清政府統一了準部、回部，拓疆二萬餘裏，使西北、北方徹底安定，西藏嚴格隸屬中央，四川、青海寧謐，貴州改土歸流得以堅持，雲南南部民族地區牢固內附，從而最後奠定了近代中國的版圖，強大的中國屹立於東方。在社會經濟與文化方麵康熙帝一次普免天下錢糧和一次普免漕糧，乾隆帝則五免天下錢糧三免漕糧。康熙朝最盛時庫存帑銀有五千餘萬兩，但由於用兵準部，末年隻剩銀八百萬兩；乾隆朝的庫存帑銀長期保持在七千萬兩上下，最多時為八千餘萬兩。而且在乾隆四十六年因庫存銀七千餘萬兩，每年歲入銀較支出數約多九百餘萬兩，故高宗決定裁除虛糧給予武官養廉挑補兵丁實額，每年增支出三百萬兩，可是到乾隆五十六年，“各省實征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兩”，支出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這一年的結餘存銀為一千零八十餘萬兩。康熙平三藩時，開捐三年才收銀二百萬兩，乾隆朝一年的捐銀即多達五百餘萬兩。康熙帝諭令編輯的《古今圖書集成》，有一萬卷，不為不多；而乾隆帝主持編輯的空前巨型叢書――《四庫全書》，卻有七萬九千餘卷，超過前者七倍。這些事實有力地表明了，與康熙朝相比，乾隆時國家更為強大，政局更為穩定，國庫愈加充盈，農業發展，百業興旺，城市繁榮，文化發達，確係“盛世”。這固然與基礎較好、一批文武大臣的努力和全國軍民的辛勤勞動有關，但不能否認，乾隆帝的勵精圖治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當然，乾隆帝在軍政要務上也有不少失誤，尤其是晚年寵信奸相和，使其得以攬權納賄，加速了吏治的腐敗，貪汙盛行，國力大損，盛極而衰，他對此是應負重大責任的。
總的看來，乾隆帝對增強國家的統一，促進中華民族的發展，最後奠定中國的版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建樹了宏偉業績。他雖犯有嚴重錯誤，但瑕不掩瑜，功大於過，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執政最久、年壽最高、影響巨大、文治武功兼備的傑出的封建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