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盛極漸衰英君病逝(3)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乾隆帝對這一劾疏的處理。五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他在承德避暑山莊就曹錫寶之疏下了一道諭旨，除了指令留京王大臣訪察劉全有無“借端撞騙情事”外，著重對曹予以訓斥。他一開始便援引和的回奏說：據和奏，劉禿子名全兒，本係世仆，因家人眾多，府內不敷居住，故令其在宅西附近的興化寺街居住，“一向派在崇文門稅務上照管一切，素昔尚為安分樸實。平時管束家人甚嚴，向來未聞其敢在外間招搖滋事”。如有不法行為，請旨飭派嚴查重處。緊接著他從幾個方麵指責曹錫寶徒憑空言入人以罪，責令王大臣傳訊曹錫寶，“令其逐條指實”，若真有其事，便嚴懲全兒。“若曹錫寶竟無指實，不過摭拾浮詞，博建白之名，豈有以無根之談遽入人罪之理？”他又諭令問曹與和之家人如何認識，從何處得知消息。
此諭本已帶有濃厚的偏袒和的色彩，很不正派，第二道諭旨就更不像話了。過了一天，六月十六日，他又下一諭說：“曹錫寶如果見全兒倚藉王勢，有招搖撞騙情事，何妨指出實據，列款嚴參，乃徒托諸空言。或其意本欲參劾和，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為由，隱約其詞，旁敲側擊，以為將來波及地步乎？或竟係紀昀因上年海升毆死伊妻吳雅氏一案，和前往驗出真傷，心懷仇恨，嗾令曹錫寶參奏，以為報複之計乎？若不出此，則曹錫寶之奏何由而來？”
過了兩天，六月十八日，他因曹錫寶回奏看見全兒“房屋甚是高大”，而再次諭責曹“意欲參劾和，而又不敢明言”，“自相矛盾”，並命王大臣帶曹至全兒家看視住房，“倘伊家有高樓廣廈，儼同府第之處，即其罪案”，若僅係齊民房舍，“亦難律以專條”。
留京王大臣查看全兒住處。劉全原來“交接士大夫，納賄巨萬，造屋逾製，僭如王侯氣度”，但和早已密令“劉全拆毀(其室)如製”，衣服、車馬有逾製之處，“皆匿無跡”。曹錫寶無法，隻有“自認冒昧”。吏部擬議對曹錫寶按參奏不實之過，降二級調用。乾隆帝於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下諭，斥責曹錫寶“以虛詞入奏”，“蓋今年為鄉試之年，伊不過欲因進折，或記其名而出差耳，所見甚鄙”。本應依部之議予以降調，但念其究係言官，姑免實降，加恩改為革職留任。
乾隆帝如此開脫和、袒護和，本已使人不敢參劾和之過，而他在上述諭中還講了這樣幾句話：“且我朝綱紀肅清，大臣中亦無攬權藉勢竊弄威福之人”。這更等於是給和打了包票，給和樹立了一道堅固的避風牆，今後不許臣僚再對和進行彈劾。
由此看來，乾隆五十一年皇上對曹錫寶參劾劉全一案的錯誤處理，既可以說明此時已進入了和專權亂政的階段，也非常有力地顯示了和之能專權完全是由於帝對其之錯誤委任。這給乾隆末年的政局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二)“政以賄成”貪汙盛行民不聊生五省起義
有了皇上的寵信和庇護，和便肆無忌憚地攬權索賄，亂政禍國。和是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吏部、刑部、戶部、理藩院、戶部三庫、太醫院、禦藥房等衙門，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屢充殿試讀卷官，擁有這樣一批顯赫頭銜，皇上又對其言聽計從百般庇護，因此和基本上掌握了用人、理財、施刑、“撫夷”等方麵的大權。
和聚斂財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員索取賄銀。兵部侍郎玉保係乾隆四十六年進士，頗有才華，為乾隆帝賞識，欲用為山西巡撫，但和因已受另一人之賄，遂薦“其資格較玉某為深，上從和言”，玉保因此氣憤憂慮成病，四十歲時即去世。內而九卿，外而督撫司道，不向和納銀獻賄，不是和親友，是很難當上官的，即使到任，也不能長留，甚或被和陰使詭計而革職罷官遣戍，直至處死，從而形成了“和相專權，補者皆以貲進”，“政以賄成”的嚴重混濁局麵。
這樣一來，吏治敗壞，貪風盛行。像昏庸無能的蘇淩阿，因與和之弟和琳聯姻，從吏部員外郎超擢兵部、工部、戶部侍郎，再遷戶部尚書，後晉大學士兼署刑部尚書。當其出任兩江總督時，“貪庸異常，每接見屬員曰：皇上厚恩，命餘覓棺材本來也。人皆笑之。”江西巡撫陳淮，“性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爭怨之。其民謠雲：江西地方苦，遇見陳老虎，大縣要三千，小縣一千五。過付是何人，首縣名徐午”。戶部銀庫郎中一職，本係肥缺，欲謀此職者，必向和獻銀，才能授職就任，因此此官“任意貪縱，侵盜官項，又勒索運餉，外吏經年累月不時兌納”。④。
和的攬權納賄，任用墨吏，“政以賄成”，嚴重危害了清王朝的統治，使乾隆帝苦心經營促成的“盛世”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以皇上數十年中最關心的兩件大事之一河工而言，便敗壞得不像個樣子。史稱：“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後，河防日見疏懈。其任河帥者，皆出其私門，先以巨萬納其帑庫，然後許之任視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蝕國帑。而朝中諸貴要，無不視河帥為外府，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諸決口，其患尤倍於昔，良可嗟歎。”
大學士王傑在懲治和後上疏總論各省虧空的嚴重及其原因時，作了這樣的評述：
“……惟是積弊相治，有積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一、各省虧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州縣有所營求，即有所饋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此等贓私初非州縣家財，直以國帑為夤緣之具，上司既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挾製，無可如何。間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轉為之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之虛出通關而後已。一縣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餘萬者，一遇奏銷，橫征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
一、各省驛遞(裁歸州縣後)……於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十倍者，任意隨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役乘間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騾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酒筵，種種靡費，並有夤緣饋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鈔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名目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焰之大小，以為應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鄰省之大員，往來頓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欲，不饜不止，而辦差長隨浮開冒領，本官亦無可稽核。凡此費用，州縣之廉俸不能支，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之風又以成矣。”
嘉慶帝琰在幾次諭旨中，對和定了二十二條大罪，很能反映和貪婪專權及其禍國殃民之情。摘錄如下：一、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冊立皇太子之前一天，和向琰“先遞如意，泄漏機密，居然以擁戴為功”。二、見帝時，騎馬直進圓明園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為甚”。三、借稱腿疾，乘坐椅轎抬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四、娶出宮女子為次妻。五、延擱軍報，有心欺蔽，致征剿白蓮教之軍務日久未竣。六、乾隆帝病重時，其“談笑如常，喪心病狂”。七、帝帶病批諭字畫，間有未真之處，其竟膽敢口稱不如撕去，另行擬旨。八、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九、隱匿不辦搶奪達賴之商人的“番人”。十、不許蒙古王公來京祭悼皇父。十一、大學士蘇淩阿老邁難堪，因係其姻親，竟隱匿不奏，侍郎吳省、李潢，太仆寺卿李光雲皆曾在其家教讀，“並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十二、軍機處記名人員，其竟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十三、其家所蓋木房屋，“僭侈逾製。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製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十四、其薊州墳塋，竟設立享殿，開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十五、家內所藏珍寶甚多，其中珍珠手串竟有二百餘串，較大內多數倍，大珠較禦用冠頂還大。十六、其本不應戴寶石頂，卻藏有真寶石頂數十個，整塊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十七、家內銀兩及衣服，數逾千萬。十八、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內埋銀百餘萬兩。十九、以首輔大臣與小民爭利，附近通州、薊州地方均有當鋪錢店。二十、其家人劉全家產多達二十餘萬，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和)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饒”。二十一、和私藏皇上才能服用的正珠朝珠一掛，“往往於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掛，臨鏡徘徊，對影談笑”。二十二、京師步軍統領衙門及巡捕五營所管步甲兵丁，“在和宅內供私役者，竟有千餘名之多”。
在這樣勒索壓榨下，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川、楚、陝、甘、豫五省白蓮教領導的曆時十年的大起義終於爆發了，嚴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
第三節蓋棺並未定論高宗功過待人。
評說。
一、《遺詔》自述一生諱過揚功。
乾隆皇帝於二十五歲繼位為帝時，曾默禱皇天，若能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於嗣子，不敢逾越皇祖執政六十一年之數。他於乾隆三十八年密定以皇十五子琰為嗣位皇子，在六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式向諸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宣布立琰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嘉慶元年。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舉行傳位歸政大禮，授皇帝之寶於皇太子，使其即位為皇帝，尊己為太上皇帝，“凡軍國重務，用人行政大端”，仍歸己主持。
嘉慶四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因自上年十一月後籌辦征剿白蓮教起義之軍務，“心體焦勞，以勤致疾，少間，猶訓政無倦，召見臣工如常”。當日早晨，他還切盼獲勝喜訊，特寫《望捷詩》。這也是他最後的一首詩，其文為：
“三年師旅開，實數不應猜。
邪教輕由誤，官軍剿複該。
領兵數觀望，殘赤不勝。
執訊速獲醜，都同逆首來。”
當天晚上，乾隆帝病危，於第二日即正月初三日辰時去世，享年八十九歲，旋即尊諡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廟號高宗。
正月初三日，乾隆帝之遺詔下達。他在這道遺詔裏，對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評價：
“……即位以來，日慎一日，當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豐亨之見。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而此數者，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數十年來嚴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壇大祀，躬親展恪，備極精？，不以年齒日高稍自暇豫。中間四詣盛京恭謁祖陵，永維創業之艱，益切守成之懼。萬幾躬攬，宵旰忘疲，引對臣僚，批答奏章，從無虛日。各省雨？豐歉，刻係懷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軫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間遇水旱偏災，蠲賑兼施，不下億萬萬，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賴天祖眷貽，海宇升平，版圖式擴，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緬甸來賓，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爾喀，梯航所至，稽首輸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軫滅，凡此朕功之疊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經事日多，祗懼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謂已治已安稍涉滿假也。……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將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駢連就獲，其奔竄夥黨亦可計日成擒，蕆功在即，比歲環宇屢豐，祥和協吉，衷懷若可稍舒，而思艱圖易之心，實未嚐一刻弛也。……”
乾隆帝之遺詔，若僅就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國內局勢，以及二征廓爾喀而論，應當說還是比較恰當的。乾隆初期中期，確是民富國強的“全盛之勢”，但到了乾隆晚年，則形勢便大有變化了，奸相和專權亂政，吏治敗壞，貪汙盛行，民多“蹙額興歎”。特別是乾隆帝之最後一首詩《望捷詩》及遺詔中關於白蓮教起義的評述，更與實情出入太多，此時不是已擒“起事首逆緊要各犯”大功即將告成之時，而是征剿三年，用銀已達七千萬兩，尚難見到告成之期，起義正在迅速擴展。由此可見，乾隆帝之遺詔有符合實際的一麵，也有嚴重諱過揚功之處，無法據此對其一生功過作出正確的評論。
二、瑕不掩瑜業績輝煌。
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逝世以後，其子嘉慶帝琰在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下諭，敬上其廟號時。對其文治武功作了這樣的讚頌：
“……綜攬萬幾，朝乾夕惕，愛民勤政，愷澤覃敷，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谘詢？雨，宵旰殷懷。偶遇水旱偏災，蠲貸兼施，以及築塘捍海，底績河防，從不稍惜經費，為保衛生民之計，所發帑金不下億萬萬。至於獨運乾綱，整飭吏治，披覽章奏，引對臣工，董戒激揚，共知廉法，禮勳舊而敦宗族，廣登進而育人才。征討不庭，則平定準部、回部，辟地二萬餘裏，土爾扈特舉部內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獻馘，地列職方。餘若緬甸、安南、廓爾喀，僻在荒服，戈所指，獻贐投誠。其台灣等處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殲除，此十全紀績，武功之極於無外也。而且聖哲多能，聰明天縱，文闡六經之奧旨，詩開百代之正宗，巨製鴻篇，以及幾餘遊覽，莫不原本經訓，係念民生，聖製 詩文全集之富，尤為度越百家。又開四庫以網羅載籍，刊石經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遺文，複辟雍之古製，精研六律，纂輯群編，此聖學淵深，文德之昭於千古也。”
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和史學家，對乾隆帝的某些方麵也有所評述，當然，是以讚頌為主。原禮親王昭？在《純皇愛民》這一條目下寫道：“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每歲分命大吏報其水旱，無不見於翰墨。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啟倉廩，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甘肅大吏以冒賑致罪，後甘省複災，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寧可冒賑，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後諸詞臣有以禦製詩錄為簡冊進者，今朱相國錄上記詠水旱豐歉之作，名《孚惠全書》以進。上大喜，賜以詩扇，告近臣曰：儒者之為，固不同於眾也。”
這些評述，有其可取之處，但因受尊君敬父思想的約束，難免不以頌讚為主。現根據前麵十幾章的敘述，對乾隆帝之一生功過，試為評論，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係看其如何治國理政，二是觀其執政之實效。先敘前一部分。
此諭本已帶有濃厚的偏袒和的色彩，很不正派，第二道諭旨就更不像話了。過了一天，六月十六日，他又下一諭說：“曹錫寶如果見全兒倚藉王勢，有招搖撞騙情事，何妨指出實據，列款嚴參，乃徒托諸空言。或其意本欲參劾和，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為由，隱約其詞，旁敲側擊，以為將來波及地步乎？或竟係紀昀因上年海升毆死伊妻吳雅氏一案，和前往驗出真傷，心懷仇恨，嗾令曹錫寶參奏，以為報複之計乎？若不出此，則曹錫寶之奏何由而來？”
過了兩天，六月十八日，他因曹錫寶回奏看見全兒“房屋甚是高大”，而再次諭責曹“意欲參劾和，而又不敢明言”，“自相矛盾”，並命王大臣帶曹至全兒家看視住房，“倘伊家有高樓廣廈，儼同府第之處，即其罪案”，若僅係齊民房舍，“亦難律以專條”。
留京王大臣查看全兒住處。劉全原來“交接士大夫，納賄巨萬，造屋逾製，僭如王侯氣度”，但和早已密令“劉全拆毀(其室)如製”，衣服、車馬有逾製之處，“皆匿無跡”。曹錫寶無法，隻有“自認冒昧”。吏部擬議對曹錫寶按參奏不實之過，降二級調用。乾隆帝於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下諭，斥責曹錫寶“以虛詞入奏”，“蓋今年為鄉試之年，伊不過欲因進折，或記其名而出差耳，所見甚鄙”。本應依部之議予以降調，但念其究係言官，姑免實降，加恩改為革職留任。
乾隆帝如此開脫和、袒護和，本已使人不敢參劾和之過，而他在上述諭中還講了這樣幾句話：“且我朝綱紀肅清，大臣中亦無攬權藉勢竊弄威福之人”。這更等於是給和打了包票，給和樹立了一道堅固的避風牆，今後不許臣僚再對和進行彈劾。
由此看來，乾隆五十一年皇上對曹錫寶參劾劉全一案的錯誤處理，既可以說明此時已進入了和專權亂政的階段，也非常有力地顯示了和之能專權完全是由於帝對其之錯誤委任。這給乾隆末年的政局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二)“政以賄成”貪汙盛行民不聊生五省起義
有了皇上的寵信和庇護，和便肆無忌憚地攬權索賄，亂政禍國。和是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吏部、刑部、戶部、理藩院、戶部三庫、太醫院、禦藥房等衙門，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屢充殿試讀卷官，擁有這樣一批顯赫頭銜，皇上又對其言聽計從百般庇護，因此和基本上掌握了用人、理財、施刑、“撫夷”等方麵的大權。
和聚斂財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員索取賄銀。兵部侍郎玉保係乾隆四十六年進士，頗有才華，為乾隆帝賞識，欲用為山西巡撫，但和因已受另一人之賄，遂薦“其資格較玉某為深，上從和言”，玉保因此氣憤憂慮成病，四十歲時即去世。內而九卿，外而督撫司道，不向和納銀獻賄，不是和親友，是很難當上官的，即使到任，也不能長留，甚或被和陰使詭計而革職罷官遣戍，直至處死，從而形成了“和相專權，補者皆以貲進”，“政以賄成”的嚴重混濁局麵。
這樣一來，吏治敗壞，貪風盛行。像昏庸無能的蘇淩阿，因與和之弟和琳聯姻，從吏部員外郎超擢兵部、工部、戶部侍郎，再遷戶部尚書，後晉大學士兼署刑部尚書。當其出任兩江總督時，“貪庸異常，每接見屬員曰：皇上厚恩，命餘覓棺材本來也。人皆笑之。”江西巡撫陳淮，“性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爭怨之。其民謠雲：江西地方苦，遇見陳老虎，大縣要三千，小縣一千五。過付是何人，首縣名徐午”。戶部銀庫郎中一職，本係肥缺，欲謀此職者，必向和獻銀，才能授職就任，因此此官“任意貪縱，侵盜官項，又勒索運餉，外吏經年累月不時兌納”。④。
和的攬權納賄，任用墨吏，“政以賄成”，嚴重危害了清王朝的統治，使乾隆帝苦心經營促成的“盛世”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以皇上數十年中最關心的兩件大事之一河工而言，便敗壞得不像個樣子。史稱：“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後，河防日見疏懈。其任河帥者，皆出其私門，先以巨萬納其帑庫，然後許之任視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蝕國帑。而朝中諸貴要，無不視河帥為外府，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諸決口，其患尤倍於昔，良可嗟歎。”
大學士王傑在懲治和後上疏總論各省虧空的嚴重及其原因時，作了這樣的評述：
“……惟是積弊相治，有積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一、各省虧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州縣有所營求，即有所饋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此等贓私初非州縣家財，直以國帑為夤緣之具，上司既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挾製，無可如何。間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轉為之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之虛出通關而後已。一縣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餘萬者，一遇奏銷，橫征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
一、各省驛遞(裁歸州縣後)……於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十倍者，任意隨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役乘間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騾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酒筵，種種靡費，並有夤緣饋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鈔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名目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焰之大小，以為應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鄰省之大員，往來頓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欲，不饜不止，而辦差長隨浮開冒領，本官亦無可稽核。凡此費用，州縣之廉俸不能支，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之風又以成矣。”
嘉慶帝琰在幾次諭旨中，對和定了二十二條大罪，很能反映和貪婪專權及其禍國殃民之情。摘錄如下：一、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冊立皇太子之前一天，和向琰“先遞如意，泄漏機密，居然以擁戴為功”。二、見帝時，騎馬直進圓明園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為甚”。三、借稱腿疾，乘坐椅轎抬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四、娶出宮女子為次妻。五、延擱軍報，有心欺蔽，致征剿白蓮教之軍務日久未竣。六、乾隆帝病重時，其“談笑如常，喪心病狂”。七、帝帶病批諭字畫，間有未真之處，其竟膽敢口稱不如撕去，另行擬旨。八、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九、隱匿不辦搶奪達賴之商人的“番人”。十、不許蒙古王公來京祭悼皇父。十一、大學士蘇淩阿老邁難堪，因係其姻親，竟隱匿不奏，侍郎吳省、李潢，太仆寺卿李光雲皆曾在其家教讀，“並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十二、軍機處記名人員，其竟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十三、其家所蓋木房屋，“僭侈逾製。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製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十四、其薊州墳塋，竟設立享殿，開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十五、家內所藏珍寶甚多，其中珍珠手串竟有二百餘串，較大內多數倍，大珠較禦用冠頂還大。十六、其本不應戴寶石頂，卻藏有真寶石頂數十個，整塊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十七、家內銀兩及衣服，數逾千萬。十八、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內埋銀百餘萬兩。十九、以首輔大臣與小民爭利，附近通州、薊州地方均有當鋪錢店。二十、其家人劉全家產多達二十餘萬，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和)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饒”。二十一、和私藏皇上才能服用的正珠朝珠一掛，“往往於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掛，臨鏡徘徊，對影談笑”。二十二、京師步軍統領衙門及巡捕五營所管步甲兵丁，“在和宅內供私役者，竟有千餘名之多”。
在這樣勒索壓榨下，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川、楚、陝、甘、豫五省白蓮教領導的曆時十年的大起義終於爆發了，嚴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
第三節蓋棺並未定論高宗功過待人。
評說。
一、《遺詔》自述一生諱過揚功。
乾隆皇帝於二十五歲繼位為帝時，曾默禱皇天，若能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於嗣子，不敢逾越皇祖執政六十一年之數。他於乾隆三十八年密定以皇十五子琰為嗣位皇子，在六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式向諸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宣布立琰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嘉慶元年。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舉行傳位歸政大禮，授皇帝之寶於皇太子，使其即位為皇帝，尊己為太上皇帝，“凡軍國重務，用人行政大端”，仍歸己主持。
嘉慶四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因自上年十一月後籌辦征剿白蓮教起義之軍務，“心體焦勞，以勤致疾，少間，猶訓政無倦，召見臣工如常”。當日早晨，他還切盼獲勝喜訊，特寫《望捷詩》。這也是他最後的一首詩，其文為：
“三年師旅開，實數不應猜。
邪教輕由誤，官軍剿複該。
領兵數觀望，殘赤不勝。
執訊速獲醜，都同逆首來。”
當天晚上，乾隆帝病危，於第二日即正月初三日辰時去世，享年八十九歲，旋即尊諡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廟號高宗。
正月初三日，乾隆帝之遺詔下達。他在這道遺詔裏，對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評價：
“……即位以來，日慎一日，當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豐亨之見。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而此數者，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數十年來嚴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壇大祀，躬親展恪，備極精？，不以年齒日高稍自暇豫。中間四詣盛京恭謁祖陵，永維創業之艱，益切守成之懼。萬幾躬攬，宵旰忘疲，引對臣僚，批答奏章，從無虛日。各省雨？豐歉，刻係懷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軫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間遇水旱偏災，蠲賑兼施，不下億萬萬，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賴天祖眷貽，海宇升平，版圖式擴，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緬甸來賓，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爾喀，梯航所至，稽首輸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軫滅，凡此朕功之疊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經事日多，祗懼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謂已治已安稍涉滿假也。……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將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駢連就獲，其奔竄夥黨亦可計日成擒，蕆功在即，比歲環宇屢豐，祥和協吉，衷懷若可稍舒，而思艱圖易之心，實未嚐一刻弛也。……”
乾隆帝之遺詔，若僅就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國內局勢，以及二征廓爾喀而論，應當說還是比較恰當的。乾隆初期中期，確是民富國強的“全盛之勢”，但到了乾隆晚年，則形勢便大有變化了，奸相和專權亂政，吏治敗壞，貪汙盛行，民多“蹙額興歎”。特別是乾隆帝之最後一首詩《望捷詩》及遺詔中關於白蓮教起義的評述，更與實情出入太多，此時不是已擒“起事首逆緊要各犯”大功即將告成之時，而是征剿三年，用銀已達七千萬兩，尚難見到告成之期，起義正在迅速擴展。由此可見，乾隆帝之遺詔有符合實際的一麵，也有嚴重諱過揚功之處，無法據此對其一生功過作出正確的評論。
二、瑕不掩瑜業績輝煌。
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逝世以後，其子嘉慶帝琰在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下諭，敬上其廟號時。對其文治武功作了這樣的讚頌：
“……綜攬萬幾，朝乾夕惕，愛民勤政，愷澤覃敷，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谘詢？雨，宵旰殷懷。偶遇水旱偏災，蠲貸兼施，以及築塘捍海，底績河防，從不稍惜經費，為保衛生民之計，所發帑金不下億萬萬。至於獨運乾綱，整飭吏治，披覽章奏，引對臣工，董戒激揚，共知廉法，禮勳舊而敦宗族，廣登進而育人才。征討不庭，則平定準部、回部，辟地二萬餘裏，土爾扈特舉部內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獻馘，地列職方。餘若緬甸、安南、廓爾喀，僻在荒服，戈所指，獻贐投誠。其台灣等處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殲除，此十全紀績，武功之極於無外也。而且聖哲多能，聰明天縱，文闡六經之奧旨，詩開百代之正宗，巨製鴻篇，以及幾餘遊覽，莫不原本經訓，係念民生，聖製 詩文全集之富，尤為度越百家。又開四庫以網羅載籍，刊石經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遺文，複辟雍之古製，精研六律，纂輯群編，此聖學淵深，文德之昭於千古也。”
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和史學家，對乾隆帝的某些方麵也有所評述，當然，是以讚頌為主。原禮親王昭？在《純皇愛民》這一條目下寫道：“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每歲分命大吏報其水旱，無不見於翰墨。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啟倉廩，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甘肅大吏以冒賑致罪，後甘省複災，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寧可冒賑，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後諸詞臣有以禦製詩錄為簡冊進者，今朱相國錄上記詠水旱豐歉之作，名《孚惠全書》以進。上大喜，賜以詩扇，告近臣曰：儒者之為，固不同於眾也。”
這些評述，有其可取之處，但因受尊君敬父思想的約束，難免不以頌讚為主。現根據前麵十幾章的敘述，對乾隆帝之一生功過，試為評論，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係看其如何治國理政，二是觀其執政之實效。先敘前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