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盛極漸衰英君病逝(1)
第一節自詡千古明君佞臣乘虛而入。
一、《禦製古稀說》。
乾隆末年奸相和專權亂政，朝事大壞，促進了“康乾盛世”由盛轉衰。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個頗為有趣且更能深刻揭示當時社會進程的重大問題，則尚未得到解答。這個問題就是乾隆帝為什麽要重用和？有的野史作者回答說，和酷肖帝之已死的某位寵妃，是該寵妃的轉世，此說當然難以成立。有的文人說，和因在一次偶然的場合中善於對答，從而博得了皇上的歡心。此說有其道理，但一次回答合旨，並不能使其終生享用，更不能像和這樣位極人臣，勢傾朝野。要知道，乾隆帝不是樂不思蜀的亡國之君阿鬥，也不是諭令以野菜度日的饑民食肉糜的蠢君晉惠帝，而是執政六十三年文治武功兼備的英君，他為什麽會犯此大錯？看來還得從乾隆帝本人找出其奧秘所在，最主要的是分析其晚年的性格、方針及其對待時局的看法與對策。下述的兩篇禦製文章和一道上諭，是解此難題的極好材料。第一篇文章是《禦製古稀說》。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滿七十高壽的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澹泊敬誠殿，接受扈從王、公、大臣、官員和蒙古王、公、貝勒、額駙、台吉，以及杜爾伯特汗瑪克蘇爾紮布、土爾扈特汗策淩納木紮勒、烏梁海散秩大臣伊素特、回部郡王霍集斯、金川木坪宣慰司、朝鮮使臣等的慶賀。江蘇學政彭元瑞因恭遇皇上七旬萬壽、禦製古稀天子之寶，撰進頌冊，乾隆帝十分歡喜，對其予以獎賚，並作《禦製古稀說》：
“餘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寶。……古人有言，頌不忘規。茲元瑞之九頌，徒見其頌，而未見其規，在元瑞為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觀其頌，洋洋自滿，遂以為誠若此，則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滿，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為敬天之本，必益凜旦明，毋敢或逾也。以是為法祖之規，必思繼前烈，而慎聰聽也。以是勤民，庶無始終之變耳。以是典學為實學，以是奮武非黷武，以是籌邊非鑿空，以是製作非虛飾。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為慎修思永之樞機乎。如是而觀元瑞之九頌，方且益深予臨淵履薄之戒，則其頌也，即規也。
更思之，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至乎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即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其餘四帝，予所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賜乎。天賜古稀於予，而予設弗以敬承之，弗勵慎終如始之誌，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古雲適百裏者半九十，栗栗危懼，誠恐慌而有所隕越，將辜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則元瑞九頌，有裨於予者大焉，故為之說如右。”
乾隆帝在此文中，將自己的性格、誌向、態度講得非常清楚，姑且略述一二。其一，千古一君。三代以下，年過古稀之天子僅有七人，四君是不足為法的庸碌之輩，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亡金國，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掃平群雄，驅逐元順帝，統一全國，二君皆有建樹，但“禮樂政刑有未遑焉”，言下之意，當然我乾隆帝弘曆是千古之中惟一的年登古稀之英君明主。
其二，“小康之世”。三代以下數千年，先後出現過許多國家，多次改朝換代，其中雖不無有為之主和強盛之國，但若論“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還算今朝。
其三，朝政清明。強藩欺主，外患頻仍，權臣當道，外戚擅權，後妃誤國，太監亂政，奸宦竊威，佞臣騙君，等等禍害，曾使多少君主蒙塵，宮闕換色，如今這些皆不存在，烏煙瘴氣一掃而空。
其四，不驕不停，乘勝前進。雖蒙皇天眷佑，賜予小康之政，且年登古稀之壽，但不能因此而自滿而停滯，現在僅係“小康”，還需不斷努力，一定要“勵慎終如始之誌，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否則，行百裏半九十，因荒而隕越，就要辜負天恩了。因此要以彭元瑞之九頌為規為勵，必將大有裨益。
簡而言之，此時的古稀之君弘曆，還是頗為明智的，壯誌未泯，雄心未已，還在繼續勵精圖治，欲建更大功勳。當然，他已相當自負了，而且，這一毛病更逐漸惡性膨脹，致成大害。
二、《禦製十全記》。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八十二歲的乾隆皇帝因允準廓爾喀國王拉特納巴都爾修貢停兵議和，親撰《十全記》，記述執政以來的“十全武功”，諭令軍機大臣將此文繕寫滿、漢、蒙古、藏四種文字，建蓋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遠”。其文如下：
“《禦製十全記》曰：昨準廓爾喀歸降，命凱旋歸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撲而未發，茲特敘而記之。夫記者誌也，虞書朕誌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誌乃在事。……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誌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幺麽，弗屑數也。前己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複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眾番，全蜀無寧歲矣。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勵眾軍，籌糧餉。福康安等感激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複藏邊，攻克賊疆，履線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膽。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裏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昔唐太宗之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唐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準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時，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乃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誌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然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為歸政全人，夫複何言。”
這篇禦文充分體現了乾隆帝此時誌得意滿、文過飾非、諱敗揚勝的真實形象。從前述曆次“武功”看，總的來說，他是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至少有五個問題他不應該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其一，“十全”不全。這十次用兵並非每次皆勝，所謂“十全武功”，實際是功不滿十，一征金川，見難收兵。緬甸之役，將軍、一等公明瑞敗死小猛育，經略大學士傅恒受挫老官屯，被迫允和，匆忙後撤。出征安南，統帥孫士毅狼狽逃歸，提督戰死，全軍潰敗。初征廓爾喀，雙方既未正式交鋒，欽差大臣巴忠還附和西藏噶布倫之議，喪權納幣贖地，當然也談不上凱旋回朝。僅此而論，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就有四次失敗，怎能冒稱是十戰十勝之“十全武功”？
其二，勝中有敗。以取勝之六大武功而言，也不是所向無敵勢如破竹，而且還曾遭受重大挫折。征準部，定北將軍班第喪命於烏蘭庫圖勒；定回疆，定邊將軍兆惠被困黑水營；二“掃金川”，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中槍而死，清軍潰敗於木果木；“靖台灣”，參讚大臣、一等義勇伯被圍於諸羅，險至身亡城毀，將軍常青龜縮於郡城；二征廓爾喀，七戰七捷之後，大將軍、大學士、一等公福康安差點死於敵軍刀下，清軍“死傷甚眾”。照此說來，這種“武功”也有其不甚光彩之處。
其三，敵弱我強，機遇良好。“十全武功”之戰敗者，多係弱於清朝。大、小金川人戶不過三萬，準噶爾汗噶爾丹等雖曾威震西北數十年，但到了乾隆十幾年時，紛爭內亂，新汗達瓦齊昏庸貪杯，阿睦爾撒納又德不服眾，一盤散沙，回部大、小和卓更是無能，林爽文、莊大田士卒僅隻三四萬，哪係擁有億萬臣民之“天皇帝”的對手。緬甸、安南、廓爾喀之王雖係創業之主，但僻處邊遠，又不願與清朝長期對立，積極爭取朝貢通商停戰修好，為乾隆帝敗而後“勝”提供了條件，否則，這些“武功”也是難以取得的。
其四，軍威不壯。八旗勁旅曾經名揚天下，以少勝多，攻無不克，建立了幅員遼闊的強大的大清國。然而先祖們的赫赫戰功，已成曆史陳跡，入主中原一百年以來，坐享厚祿，養尊處優，當年“萬人敵”“巴圖魯”的兒子、孫子、曾孫和玄孫們，絕大多數都變成了不文不武、貪生怕死、畏敵怯戰的紈絝子弟，像開國元勳弘毅公額亦都之曾孫經略大學士一等公訥親、定邊右副將軍二等公達爾黨阿，開國元勳直義公費英東之玄孫定邊左副將軍二等公哈達哈，勇將總兵任舉之子任承恩，一等海澄公黃梧之玄孫黃仕簡，皆因在“十全武功”中貽誤了軍機而被誅戮或削爵。乾隆六十年中惟一算是略有帥才的僅是定西將軍、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能算得上勇將且屢立功勳的，也隻有一等超勇公海蘭察一人，另外，一等武毅謀勇公兆惠、一等誠嘉毅勇公明瑞、一等襄勇伯明亮、忠銳嘉勇貝子福康安，也還算是頗能征戰之將，其餘多達數千名的將軍、副將軍、參讚大臣、提督、總兵、副將，就很難說有過什麽重大貢獻了。六十年之久稍能算做是帥才、將才之人，就隻有上述屈指可數的幾位，麵且都是新湧現出來的。八旗士卒也是積久疲弱，不敢言戰，十大征戰中，清軍主要由綠營、士兵組成，滿兵僅占少數，而且還多係東北滿兵和索倫兵。這樣的將帥和士卒，其戰鬥力之弱自然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二征金川，以十萬之兵對付區區二三萬“番人”，還打了五年，用銀七千萬兩，這種武功的確是來之不易。
其五，廟謨常誤。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揮，應當說還是卓有成效的，在大多數戰役戰鬥中，他的決策和部署還是明智的、正確的，這是主流，不能抹煞，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也常出差錯，調度欠妥，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選錯了對象、時間、將帥的條件下進行的，隻能以不勝而結束。征準部的前一階段，“以準攻準”的謬誤，任帥不當，定回疆初期的小看對手，錯攻緬甸輕敵冒進，等等，都曾導致軍事上的重大挫折，損兵折將，一敗再敗。
這些重大問題本來應在總結十次用兵的《十全記》中反映出來，可是乾隆帝卻對此隻字不提，這隻能說明他的自滿驕傲諱過喜功已經到了萬分嚴重的程度了。
三、學士尹壯圖直言時弊皇上錯估政局文過拒諫。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乾隆帝下達了一道極為錯誤的上諭，斥責內閣學士尹壯圖所上奏折之非。此後直到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將尹降職為止，在近三個月裏，他多次下諭，曆數尹之奏述係“希榮卑鄙，飾詞謊奏”，不厭其煩地重複盛世恩典，一時成為震動京師的大事。尹壯圖所奏為何？特別是皇上如何批駁，值得一究。縱觀此事原末，才知乾隆帝此舉，既係非常荒謬，又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其之內心境界實為低下。原來，尹壯圖奏稱：近來規定，總督、巡撫有過，可以“罰銀數萬，以充公用”，而貸其罪。此製不妥，因為督撫如能自請認罰銀兩而獲寬免，則“在桀驁之督撫，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屬員資助，“日後遇有(屬員)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因此，“是罰項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請永停罰銀之例，將罰項改記大過若幹次。如才具平凡，或即罷斥，或量予京職，毋許再膺外任”。
尹壯圖此奏，本不算是錯誤，奏中所講督撫派令屬員交銀，以及屬員借此挾持上司之事，早已層出不窮，若從製度上加以預防，未必非計，即使所見欠妥，盡可置之不理，幾十年來臣工進呈幾千幾萬道奏章，真知灼見者有幾？還不是“報聞”了結，不值得大驚小怪，此章亦可照此辦理嘛。不料，乾隆帝閱過此疏後，甚為不滿，於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下諭，指責尹壯圖所言對“貪黷營私自蹈重罪”之官，處以罷斥或改用京員，是“名為嚴之，實以寬之”，“各督撫必感尹壯圖此奏矣”。他也講到，尹壯圖這樣上奏，可能已知實有其弊，命其指明違法之督撫、屬員的姓名，如果查實，必重治其罪。
尹壯圖遵旨複奏說：“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弘”，經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廣、江、浙、廣西、貴州等省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歎，各省風氣，大抵皆然”。“疆臣中惟李世傑、書麟獨善其身”。尹壯圖確實是個書呆子。這個在乾隆三十一年就已考中進士之人，經過二十四個春夏秋冬，卻始終在禮部主事、郎中、禦史、學士中轉來轉去，外而撫台、藩、臬之位，內而九卿之缺，皆未謀上，可見其從政乏術。他也不想一想，這樣的複奏，會帶來什麽後果？他之奏疏不是僅隻指責某省某位總督或二三省、三幾省的製台大人、撫台大人，這已經蘊藏著很大危機，他還將全國各省的總督、巡撫通通囊括在內，一網打盡，斥責他們是“聲名狼藉”，所轄省區是“吏治廢弛”，商民對官員之貪婪橫行是痛心疾首，“蹙額興歎”，並且是“各省風氣，大抵皆然”。這樣一來，尹壯圖譴責的範圍就太廣泛了，涉及之人太多了。不管尹壯圖是出於何種考慮，是有意還是無意，但事實上他的矛頭是直接對準了整個官僚集團。總督、巡撫固然是其命中之的，藩、臬二司，道、府、州、縣官員也不能幸免，全國的地方官都是貪官劣員，各省吏治俱皆廢弛。而且，進一步看，這幾千名“父母官”是怎樣上任的，還不是由大學士、軍機大臣、吏部戶部尚書等九卿，亦即中央機構高級官員推薦、奏準而委派的，他們這樣聲名狼藉卻能安然無恙穩坐大堂，自然是朝廷沒有覺察，如其罪過屬實，京師部院大臣和閣輔皆有失察之過，俱有徇情容隱之責，並且還可能有納賄交結通同作弊之嫌。這樣一來，從朝中一二品大臣到省、府、州、縣官員，不是贓銀上萬兩的貪官墨吏，就是隱惡、徇情、黨庇的庸相劣臣，由這上萬名官員組成的官僚集團豈不是腐朽透頂，豈不應予清除，重建新的執政集團？尹壯圖更沒有想到，照此追究下去，必然要涉及當今皇上。京師、地方官員如此貪婪、無能，自詡明察秋毫任人唯賢的乾隆皇帝又當何罪？如果民皆怨歎，愛民如子自封“盛世”的萬歲爺又該有何想法？英明天子豈不成了重用劣員、殘害百姓的暴主昏君，皇上能不生氣？將生何種後果？
一、《禦製古稀說》。
乾隆末年奸相和專權亂政，朝事大壞，促進了“康乾盛世”由盛轉衰。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個頗為有趣且更能深刻揭示當時社會進程的重大問題，則尚未得到解答。這個問題就是乾隆帝為什麽要重用和？有的野史作者回答說，和酷肖帝之已死的某位寵妃，是該寵妃的轉世，此說當然難以成立。有的文人說，和因在一次偶然的場合中善於對答，從而博得了皇上的歡心。此說有其道理，但一次回答合旨，並不能使其終生享用，更不能像和這樣位極人臣，勢傾朝野。要知道，乾隆帝不是樂不思蜀的亡國之君阿鬥，也不是諭令以野菜度日的饑民食肉糜的蠢君晉惠帝，而是執政六十三年文治武功兼備的英君，他為什麽會犯此大錯？看來還得從乾隆帝本人找出其奧秘所在，最主要的是分析其晚年的性格、方針及其對待時局的看法與對策。下述的兩篇禦製文章和一道上諭，是解此難題的極好材料。第一篇文章是《禦製古稀說》。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滿七十高壽的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澹泊敬誠殿，接受扈從王、公、大臣、官員和蒙古王、公、貝勒、額駙、台吉，以及杜爾伯特汗瑪克蘇爾紮布、土爾扈特汗策淩納木紮勒、烏梁海散秩大臣伊素特、回部郡王霍集斯、金川木坪宣慰司、朝鮮使臣等的慶賀。江蘇學政彭元瑞因恭遇皇上七旬萬壽、禦製古稀天子之寶，撰進頌冊，乾隆帝十分歡喜，對其予以獎賚，並作《禦製古稀說》：
“餘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寶。……古人有言，頌不忘規。茲元瑞之九頌，徒見其頌，而未見其規，在元瑞為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觀其頌，洋洋自滿，遂以為誠若此，則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滿，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為敬天之本，必益凜旦明，毋敢或逾也。以是為法祖之規，必思繼前烈，而慎聰聽也。以是勤民，庶無始終之變耳。以是典學為實學，以是奮武非黷武，以是籌邊非鑿空，以是製作非虛飾。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為慎修思永之樞機乎。如是而觀元瑞之九頌，方且益深予臨淵履薄之戒，則其頌也，即規也。
更思之，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至乎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即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其餘四帝，予所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賜乎。天賜古稀於予，而予設弗以敬承之，弗勵慎終如始之誌，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古雲適百裏者半九十，栗栗危懼，誠恐慌而有所隕越，將辜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則元瑞九頌，有裨於予者大焉，故為之說如右。”
乾隆帝在此文中，將自己的性格、誌向、態度講得非常清楚，姑且略述一二。其一，千古一君。三代以下，年過古稀之天子僅有七人，四君是不足為法的庸碌之輩，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亡金國，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掃平群雄，驅逐元順帝，統一全國，二君皆有建樹，但“禮樂政刑有未遑焉”，言下之意，當然我乾隆帝弘曆是千古之中惟一的年登古稀之英君明主。
其二，“小康之世”。三代以下數千年，先後出現過許多國家，多次改朝換代，其中雖不無有為之主和強盛之國，但若論“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還算今朝。
其三，朝政清明。強藩欺主，外患頻仍，權臣當道，外戚擅權，後妃誤國，太監亂政，奸宦竊威，佞臣騙君，等等禍害，曾使多少君主蒙塵，宮闕換色，如今這些皆不存在，烏煙瘴氣一掃而空。
其四，不驕不停，乘勝前進。雖蒙皇天眷佑，賜予小康之政，且年登古稀之壽，但不能因此而自滿而停滯，現在僅係“小康”，還需不斷努力，一定要“勵慎終如始之誌，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否則，行百裏半九十，因荒而隕越，就要辜負天恩了。因此要以彭元瑞之九頌為規為勵，必將大有裨益。
簡而言之，此時的古稀之君弘曆，還是頗為明智的，壯誌未泯，雄心未已，還在繼續勵精圖治，欲建更大功勳。當然，他已相當自負了，而且，這一毛病更逐漸惡性膨脹，致成大害。
二、《禦製十全記》。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八十二歲的乾隆皇帝因允準廓爾喀國王拉特納巴都爾修貢停兵議和，親撰《十全記》，記述執政以來的“十全武功”，諭令軍機大臣將此文繕寫滿、漢、蒙古、藏四種文字，建蓋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遠”。其文如下：
“《禦製十全記》曰：昨準廓爾喀歸降，命凱旋歸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撲而未發，茲特敘而記之。夫記者誌也，虞書朕誌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誌乃在事。……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誌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幺麽，弗屑數也。前己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複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眾番，全蜀無寧歲矣。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勵眾軍，籌糧餉。福康安等感激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複藏邊，攻克賊疆，履線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膽。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裏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昔唐太宗之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唐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準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時，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乃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誌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然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為歸政全人，夫複何言。”
這篇禦文充分體現了乾隆帝此時誌得意滿、文過飾非、諱敗揚勝的真實形象。從前述曆次“武功”看，總的來說，他是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至少有五個問題他不應該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其一，“十全”不全。這十次用兵並非每次皆勝，所謂“十全武功”，實際是功不滿十，一征金川，見難收兵。緬甸之役，將軍、一等公明瑞敗死小猛育，經略大學士傅恒受挫老官屯，被迫允和，匆忙後撤。出征安南，統帥孫士毅狼狽逃歸，提督戰死，全軍潰敗。初征廓爾喀，雙方既未正式交鋒，欽差大臣巴忠還附和西藏噶布倫之議，喪權納幣贖地，當然也談不上凱旋回朝。僅此而論，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就有四次失敗，怎能冒稱是十戰十勝之“十全武功”？
其二，勝中有敗。以取勝之六大武功而言，也不是所向無敵勢如破竹，而且還曾遭受重大挫折。征準部，定北將軍班第喪命於烏蘭庫圖勒；定回疆，定邊將軍兆惠被困黑水營；二“掃金川”，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中槍而死，清軍潰敗於木果木；“靖台灣”，參讚大臣、一等義勇伯被圍於諸羅，險至身亡城毀，將軍常青龜縮於郡城；二征廓爾喀，七戰七捷之後，大將軍、大學士、一等公福康安差點死於敵軍刀下，清軍“死傷甚眾”。照此說來，這種“武功”也有其不甚光彩之處。
其三，敵弱我強，機遇良好。“十全武功”之戰敗者，多係弱於清朝。大、小金川人戶不過三萬，準噶爾汗噶爾丹等雖曾威震西北數十年，但到了乾隆十幾年時，紛爭內亂，新汗達瓦齊昏庸貪杯，阿睦爾撒納又德不服眾，一盤散沙，回部大、小和卓更是無能，林爽文、莊大田士卒僅隻三四萬，哪係擁有億萬臣民之“天皇帝”的對手。緬甸、安南、廓爾喀之王雖係創業之主，但僻處邊遠，又不願與清朝長期對立，積極爭取朝貢通商停戰修好，為乾隆帝敗而後“勝”提供了條件，否則，這些“武功”也是難以取得的。
其四，軍威不壯。八旗勁旅曾經名揚天下，以少勝多，攻無不克，建立了幅員遼闊的強大的大清國。然而先祖們的赫赫戰功，已成曆史陳跡，入主中原一百年以來，坐享厚祿，養尊處優，當年“萬人敵”“巴圖魯”的兒子、孫子、曾孫和玄孫們，絕大多數都變成了不文不武、貪生怕死、畏敵怯戰的紈絝子弟，像開國元勳弘毅公額亦都之曾孫經略大學士一等公訥親、定邊右副將軍二等公達爾黨阿，開國元勳直義公費英東之玄孫定邊左副將軍二等公哈達哈，勇將總兵任舉之子任承恩，一等海澄公黃梧之玄孫黃仕簡，皆因在“十全武功”中貽誤了軍機而被誅戮或削爵。乾隆六十年中惟一算是略有帥才的僅是定西將軍、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能算得上勇將且屢立功勳的，也隻有一等超勇公海蘭察一人，另外，一等武毅謀勇公兆惠、一等誠嘉毅勇公明瑞、一等襄勇伯明亮、忠銳嘉勇貝子福康安，也還算是頗能征戰之將，其餘多達數千名的將軍、副將軍、參讚大臣、提督、總兵、副將，就很難說有過什麽重大貢獻了。六十年之久稍能算做是帥才、將才之人，就隻有上述屈指可數的幾位，麵且都是新湧現出來的。八旗士卒也是積久疲弱，不敢言戰，十大征戰中，清軍主要由綠營、士兵組成，滿兵僅占少數，而且還多係東北滿兵和索倫兵。這樣的將帥和士卒，其戰鬥力之弱自然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二征金川，以十萬之兵對付區區二三萬“番人”，還打了五年，用銀七千萬兩，這種武功的確是來之不易。
其五，廟謨常誤。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揮，應當說還是卓有成效的，在大多數戰役戰鬥中，他的決策和部署還是明智的、正確的，這是主流，不能抹煞，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也常出差錯，調度欠妥，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選錯了對象、時間、將帥的條件下進行的，隻能以不勝而結束。征準部的前一階段，“以準攻準”的謬誤，任帥不當，定回疆初期的小看對手，錯攻緬甸輕敵冒進，等等，都曾導致軍事上的重大挫折，損兵折將，一敗再敗。
這些重大問題本來應在總結十次用兵的《十全記》中反映出來，可是乾隆帝卻對此隻字不提，這隻能說明他的自滿驕傲諱過喜功已經到了萬分嚴重的程度了。
三、學士尹壯圖直言時弊皇上錯估政局文過拒諫。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乾隆帝下達了一道極為錯誤的上諭，斥責內閣學士尹壯圖所上奏折之非。此後直到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將尹降職為止，在近三個月裏，他多次下諭，曆數尹之奏述係“希榮卑鄙，飾詞謊奏”，不厭其煩地重複盛世恩典，一時成為震動京師的大事。尹壯圖所奏為何？特別是皇上如何批駁，值得一究。縱觀此事原末，才知乾隆帝此舉，既係非常荒謬，又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其之內心境界實為低下。原來，尹壯圖奏稱：近來規定，總督、巡撫有過，可以“罰銀數萬，以充公用”，而貸其罪。此製不妥，因為督撫如能自請認罰銀兩而獲寬免，則“在桀驁之督撫，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屬員資助，“日後遇有(屬員)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因此，“是罰項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請永停罰銀之例，將罰項改記大過若幹次。如才具平凡，或即罷斥，或量予京職，毋許再膺外任”。
尹壯圖此奏，本不算是錯誤，奏中所講督撫派令屬員交銀，以及屬員借此挾持上司之事，早已層出不窮，若從製度上加以預防，未必非計，即使所見欠妥，盡可置之不理，幾十年來臣工進呈幾千幾萬道奏章，真知灼見者有幾？還不是“報聞”了結，不值得大驚小怪，此章亦可照此辦理嘛。不料，乾隆帝閱過此疏後，甚為不滿，於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下諭，指責尹壯圖所言對“貪黷營私自蹈重罪”之官，處以罷斥或改用京員，是“名為嚴之，實以寬之”，“各督撫必感尹壯圖此奏矣”。他也講到，尹壯圖這樣上奏，可能已知實有其弊，命其指明違法之督撫、屬員的姓名，如果查實，必重治其罪。
尹壯圖遵旨複奏說：“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弘”，經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廣、江、浙、廣西、貴州等省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歎，各省風氣，大抵皆然”。“疆臣中惟李世傑、書麟獨善其身”。尹壯圖確實是個書呆子。這個在乾隆三十一年就已考中進士之人，經過二十四個春夏秋冬，卻始終在禮部主事、郎中、禦史、學士中轉來轉去，外而撫台、藩、臬之位，內而九卿之缺，皆未謀上，可見其從政乏術。他也不想一想，這樣的複奏，會帶來什麽後果？他之奏疏不是僅隻指責某省某位總督或二三省、三幾省的製台大人、撫台大人，這已經蘊藏著很大危機，他還將全國各省的總督、巡撫通通囊括在內，一網打盡，斥責他們是“聲名狼藉”，所轄省區是“吏治廢弛”，商民對官員之貪婪橫行是痛心疾首，“蹙額興歎”，並且是“各省風氣，大抵皆然”。這樣一來，尹壯圖譴責的範圍就太廣泛了，涉及之人太多了。不管尹壯圖是出於何種考慮，是有意還是無意，但事實上他的矛頭是直接對準了整個官僚集團。總督、巡撫固然是其命中之的，藩、臬二司，道、府、州、縣官員也不能幸免，全國的地方官都是貪官劣員，各省吏治俱皆廢弛。而且，進一步看，這幾千名“父母官”是怎樣上任的，還不是由大學士、軍機大臣、吏部戶部尚書等九卿，亦即中央機構高級官員推薦、奏準而委派的，他們這樣聲名狼藉卻能安然無恙穩坐大堂，自然是朝廷沒有覺察，如其罪過屬實，京師部院大臣和閣輔皆有失察之過，俱有徇情容隱之責，並且還可能有納賄交結通同作弊之嫌。這樣一來，從朝中一二品大臣到省、府、州、縣官員，不是贓銀上萬兩的貪官墨吏，就是隱惡、徇情、黨庇的庸相劣臣，由這上萬名官員組成的官僚集團豈不是腐朽透頂，豈不應予清除，重建新的執政集團？尹壯圖更沒有想到，照此追究下去，必然要涉及當今皇上。京師、地方官員如此貪婪、無能，自詡明察秋毫任人唯賢的乾隆皇帝又當何罪？如果民皆怨歎，愛民如子自封“盛世”的萬歲爺又該有何想法？英明天子豈不成了重用劣員、殘害百姓的暴主昏君，皇上能不生氣？將生何種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