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詩、書、文、語兼長文武雙全(3)
經過乾隆帝的多方督促、鞭策和嘉獎，在全國收集了大量珍貴典籍，加上內府所藏，僅提供四庫館供編修之用需繕寫之書，就多達一萬餘種十六萬八千冊，確係“卷帙浩繁”，數量巨大。這為編纂巨型叢書《四庫全書》，奠定了雄厚的堅實的基礎。
其二，委任編書人員。乾隆帝精心挑選，組成了一個精幹的高水平的編纂《全書》的班子。乾隆三十八年初開四庫館時，他委任兼管禮部、兵部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劉統勳為總裁，設纂修三十員及提調等職。同月劉統勳奏：纂輯四庫全書，卷帙浩繁，必須斟酌綜核，方免掛漏參差，請用纂修紀昀、提調陸錫熊為總辦(後名總纂)，原派纂修三十員以外，“應添纂修翰林十員”。另外，郎中姚鼐，主事程晉、任大椿，學正汪如藻，降調學士翁方綱，“留心典籍”，應派為纂修。進士餘集、邵晉涵、周永年，舉人戴震、楊昌霖，“於古書原委，俱能考訂”，應請旨調取來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即擔任分校)，“更資集思廣益之用”。帝皆從其所請。他又以繕寫之書太多，諸總裁校勘者少，特派皇八子儀郡王永璿、皇十一子成親王永及侍郎周煌等校書。這些總纂、纂修、分校，多係海內名流學者，尤其是紀昀、戴震等人更係學識淵博的大儒，他們專在四庫館中潛心選纂，對這部巨型叢書的較快完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乾隆帝還委任大學士劉統勳、於敏中、舒赫德等軍國重臣為四庫全書總裁，而且又命畫有《長江帆影圖卷》的大畫家並“兼通天算”的皇六子質郡王永為總裁，乾隆帝還不時予以指授機宜，這樣一來，使編纂四庫全書所需的人員、經費，以及較好的工作條件，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證，在政治上、經濟上為完成四庫全書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其三，確定編纂方針、體例。乾隆帝多次下達諭旨，講述編書的方針、體例及應該注意的問題。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他降諭說：“朕幾餘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搜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策府，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訪，匯上於朝”，又命詞臣編校翰林署舊藏明代永樂大典，“芟蕪取腴，每多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名山秘籍，亦頗囊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計不下萬餘種，自昔圖書之富，於斯為盛。特詔詞臣詳為勘核，厘其應刊應鈔應存者，係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為四庫全書，簡皇子大臣為總裁以董之，間取各書翻閱，有可發揮者，親為評詠，題識簡端”。
其四，優遇能臣懲斥劣員。乾隆帝對編修《四庫全書》的文臣，頗為厚待，尤其對學識高超及勤於任事之人更是格外優遇。像編修紀昀，被大學士劉統勳舉為總纂後，從《永樂大典》中搜輯散佚，盡讀各省進獻之書，編寫《四庫總目提要》，初擢侍讀，再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在文淵閣直閣事，進兵部侍郎，《四庫全書》修成後，更曆任左都禦史、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要職。總纂陸錫熊，由刑部郎中授侍讀，後遷至左副都禦史。編修陸費墀因任四庫全書館總校，授侍讀，累遷至禮部侍郎。大學者戴震，僅係舉人，久試未中，被總裁劉統勳推薦任纂修，乾隆帝從其請，並於乾隆四十年特命其與會試中試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於四十二年去世，乾隆帝讀其所校水經注後，問其下落，才知已故，“惋惜久之”。
乾隆帝以《四庫全書》是“以彰天下同文之盛”、“嘉惠天下萬世”之巨著，特別重視書的質量問題，多次親閱、檢查錯訛之處，下諭訓誡。他諭令都察院、吏部製定議處校書錯誤之官員的規定。都察院、吏部進呈擬議之法，規定對四庫全書的總裁罰俸半年，總校、分校、複校罰俸一年。他閱過此折後，認為此法欠妥，特降諭減輕總校等員處分說：校勘載籍與部院衙門辦事不同。部院事務由各司主稿，堂官總其成，遇有錯誤，司官處分自應重於堂官。至於校書之事，則總裁與分校、複校各官，“責成相等，其疏忽致誤，過失亦同”，且分校、複校、總校等官，偶或訛舛，尚有總裁為之勘核，若總裁複掉以輕心，其誤便無由改正了。“朕於進呈乙覽時，信手抽閱，魯魚亥豕之訛，不一而足，然皆朕披覽所及，其未經閱及者，訛誤尚不識凡幾”。“朕搜訪遺編，嘉惠天下萬世，總裁等理宜悉心校理，以襄右文之治，此而忽不經意，其過較分校等為重”。著令總裁罰俸半年，總校、複校、分校等官罰俸三月。
正是由於乾隆帝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許多工作，才使《四庫全書》這一巨著得以編成，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當然，乾隆帝在這一偉業中也犯了不少的錯誤，做了一些蠢事和壞事，那就是他囿於統治者的成見，在收集典籍和編纂《全書》的過程中，對全國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檢查，禁止、銷毀和刪改了大量所謂“悖逆”和“違礙”的書籍。據估計，乾隆時被銷毀之書多達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他還在編書過程中製造了幾十起文字獄。
二、文字冤獄的製造者。
清君由於是僻處邊遠的少數民族首領入主中原，又繼承了前朝的封建專製統治傳統，因此用以恐嚇、威懾、打壓持有異見或不夠溫順的官員與知識分子的文字冤獄，較諸以往王朝，就更為頻繁、更加殘酷、更無道理。康熙時的兩大文字冤案，都是針對作品中懷念明朝的民族意識而發生的。莊廷瓏署名編的《明史》，有指斥清朝的詞句，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曆的正朔；戴名世著的《南山集》，用南明諸帝的年號，議論南明史事，皆被朝廷定成悖逆大罪，數百名有關人員被誅戮充軍籍沒。雍正朝雖隻有十三年，文字獄比康熙時還多，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其人依附帝之政敵，而掀起大獄，嚴予誅戮。最大的案子是曾靜、張熙案。曾靜崇信清初著名學者呂留良，深受其著作反清思想的影響，指使弟子張熙投書川陝總督嶽鍾琪，勸其毋忘是嶽飛的後裔，應當起兵反清，書中還指斥雍正帝有弑父、篡位、逼母、殺兄、屠弟等罪行。事發之後，已故之呂留良被開棺戮屍，一大批呂留良的弟子、族人、親友被株連。
乾隆帝更擴大了文字獄的範圍，反清者懲，諷上者誅，連歌頌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詩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義捕風捉影而被定成逆書叛案，少數歹徒更借此訛詐誣告良民。像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後人詩集》一案，作者係明末清初人，因其詩內有“長明寧易得”、“短發支長恨”、“且去從人卜太平”等句，遂被安徽巡撫閔鶚元定為“悖逆遺書”，上奏朝廷，乾隆帝諭令嚴查。閔鶚元會同兩江總督薩載上奏，擬將戴移孝之曾孫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縱隱藏者斬律上處以斬立決”，其餘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德等子孫曾孫照“逆犯子孫緣坐律”斬立決，家屬發給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乾隆帝於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降旨：戴世道著即處斬。其緣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浙江仁和縣人監生卓長齡，生於順治十五年，卒於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閣詩集》十卷，其子捐納州同卓征，生員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長齡等人詩內有：“可知草莽偷垂淚，盡是詩書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頭輕卸一層氈。”“發短何堪簪，厭此頭上幘”，等等字句，被閩浙總督陳輝祖定為逆書，並奏請按“大逆律”將已故之卓長齡等“碎其屍，梟首示眾”，其孫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孫年十六以上皆斬律”斬立決，家眷依法嚴處。
乾隆帝還親自指定查辦一些案件，比較重要的案子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進士，十三年二月至廣西任學政，十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堅摩生詩鈔》。乾隆帝讀過其詩集後，認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於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於乾隆二十年二月諭令廣西巡撫衛哲治將胡在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並一切惡跡，嚴行查出速奏”，若稍姑容，則與衛之身家性命有關。隨即又諭令有關省府追查有關人員。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見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對胡中藻之事下達專諭，嚴厲指責其“喪心病狂”，“悖逆譏訕”，“種種悖逆，不可悉數”。他在諭中舉了一些例子。其一，“集內所雲‘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來”，承平熙寧，遠逾漢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其二， “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其三，“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為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其四，“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五，“其頌蠲免，則曰‘那似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歉，立加賑恤，何乃謂如佛燈之難覯耶？”等等，等等。
他在這道諭旨中還著重指出，胡中藻如此目無王法，欺君悖理，是因為其係大學士鄂爾泰之黨羽，故其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甘肅巡撫鄂昌係鄂爾泰之侄，“身為滿洲世仆”，“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為同調，其罪實不容誅”。胡中藻、鄂昌令拿解，待其至京，著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嚴審定擬具奏。
不久，查審完竣，乾隆帝下諭：胡中藻即行處斬。鄂爾泰生前讚賞胡中藻，其侄鄂昌與胡“援引世誼，親加標榜”，形成朋黨，“使鄂爾泰此時尚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為大官植黨者戒”。鄂爾泰著撤出賢良祠。“鄂昌負恩黨逆”，勒令自盡。
其實，胡中藻之詩文很難說是諷刺清朝帝君的，乾隆帝興辦此案的目的，顯然不是就詩論事，而是襲用其父雍正帝之故伎，興詩文之案來懲治自己想處罰的大臣，通過誅戮胡中藻來懲罰鄂爾泰，抬高自己的君威，達到“乾綱獨斷”的目的。
據《清代文字獄檔》記載，乾隆年間所興文字冤案數倍於其父祖，竟達六十餘案，確是冤獄橫興，濫殺無辜。乾隆帝實行的這種文化專製政策，帶來了嚴重惡果，窒息了人們的思想，破壞了文化學術思想界自由探討勇於創新的傳統，使許多文人提心吊膽，不敢議論時政，不敢撰寫富有教育性質能為前車之鑒的政治曆史書籍，而逃避現實，埋首於故紙堆，煩瑣的學風惡性膨脹，以致後來龔自珍發出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萬馬齊喑亦可哀”的歎息。
其二，委任編書人員。乾隆帝精心挑選，組成了一個精幹的高水平的編纂《全書》的班子。乾隆三十八年初開四庫館時，他委任兼管禮部、兵部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劉統勳為總裁，設纂修三十員及提調等職。同月劉統勳奏：纂輯四庫全書，卷帙浩繁，必須斟酌綜核，方免掛漏參差，請用纂修紀昀、提調陸錫熊為總辦(後名總纂)，原派纂修三十員以外，“應添纂修翰林十員”。另外，郎中姚鼐，主事程晉、任大椿，學正汪如藻，降調學士翁方綱，“留心典籍”，應派為纂修。進士餘集、邵晉涵、周永年，舉人戴震、楊昌霖，“於古書原委，俱能考訂”，應請旨調取來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即擔任分校)，“更資集思廣益之用”。帝皆從其所請。他又以繕寫之書太多，諸總裁校勘者少，特派皇八子儀郡王永璿、皇十一子成親王永及侍郎周煌等校書。這些總纂、纂修、分校，多係海內名流學者，尤其是紀昀、戴震等人更係學識淵博的大儒，他們專在四庫館中潛心選纂，對這部巨型叢書的較快完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乾隆帝還委任大學士劉統勳、於敏中、舒赫德等軍國重臣為四庫全書總裁，而且又命畫有《長江帆影圖卷》的大畫家並“兼通天算”的皇六子質郡王永為總裁，乾隆帝還不時予以指授機宜，這樣一來，使編纂四庫全書所需的人員、經費，以及較好的工作條件，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證，在政治上、經濟上為完成四庫全書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其三，確定編纂方針、體例。乾隆帝多次下達諭旨，講述編書的方針、體例及應該注意的問題。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他降諭說：“朕幾餘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搜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策府，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訪，匯上於朝”，又命詞臣編校翰林署舊藏明代永樂大典，“芟蕪取腴，每多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名山秘籍，亦頗囊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計不下萬餘種，自昔圖書之富，於斯為盛。特詔詞臣詳為勘核，厘其應刊應鈔應存者，係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為四庫全書，簡皇子大臣為總裁以董之，間取各書翻閱，有可發揮者，親為評詠，題識簡端”。
其四，優遇能臣懲斥劣員。乾隆帝對編修《四庫全書》的文臣，頗為厚待，尤其對學識高超及勤於任事之人更是格外優遇。像編修紀昀，被大學士劉統勳舉為總纂後，從《永樂大典》中搜輯散佚，盡讀各省進獻之書，編寫《四庫總目提要》，初擢侍讀，再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在文淵閣直閣事，進兵部侍郎，《四庫全書》修成後，更曆任左都禦史、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要職。總纂陸錫熊，由刑部郎中授侍讀，後遷至左副都禦史。編修陸費墀因任四庫全書館總校，授侍讀，累遷至禮部侍郎。大學者戴震，僅係舉人，久試未中，被總裁劉統勳推薦任纂修，乾隆帝從其請，並於乾隆四十年特命其與會試中試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於四十二年去世，乾隆帝讀其所校水經注後，問其下落，才知已故，“惋惜久之”。
乾隆帝以《四庫全書》是“以彰天下同文之盛”、“嘉惠天下萬世”之巨著，特別重視書的質量問題，多次親閱、檢查錯訛之處，下諭訓誡。他諭令都察院、吏部製定議處校書錯誤之官員的規定。都察院、吏部進呈擬議之法，規定對四庫全書的總裁罰俸半年，總校、分校、複校罰俸一年。他閱過此折後，認為此法欠妥，特降諭減輕總校等員處分說：校勘載籍與部院衙門辦事不同。部院事務由各司主稿，堂官總其成，遇有錯誤，司官處分自應重於堂官。至於校書之事，則總裁與分校、複校各官，“責成相等，其疏忽致誤，過失亦同”，且分校、複校、總校等官，偶或訛舛，尚有總裁為之勘核，若總裁複掉以輕心，其誤便無由改正了。“朕於進呈乙覽時，信手抽閱，魯魚亥豕之訛，不一而足，然皆朕披覽所及，其未經閱及者，訛誤尚不識凡幾”。“朕搜訪遺編，嘉惠天下萬世，總裁等理宜悉心校理，以襄右文之治，此而忽不經意，其過較分校等為重”。著令總裁罰俸半年，總校、複校、分校等官罰俸三月。
正是由於乾隆帝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許多工作，才使《四庫全書》這一巨著得以編成，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當然，乾隆帝在這一偉業中也犯了不少的錯誤，做了一些蠢事和壞事，那就是他囿於統治者的成見，在收集典籍和編纂《全書》的過程中，對全國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檢查，禁止、銷毀和刪改了大量所謂“悖逆”和“違礙”的書籍。據估計，乾隆時被銷毀之書多達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他還在編書過程中製造了幾十起文字獄。
二、文字冤獄的製造者。
清君由於是僻處邊遠的少數民族首領入主中原，又繼承了前朝的封建專製統治傳統，因此用以恐嚇、威懾、打壓持有異見或不夠溫順的官員與知識分子的文字冤獄，較諸以往王朝，就更為頻繁、更加殘酷、更無道理。康熙時的兩大文字冤案，都是針對作品中懷念明朝的民族意識而發生的。莊廷瓏署名編的《明史》，有指斥清朝的詞句，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曆的正朔；戴名世著的《南山集》，用南明諸帝的年號，議論南明史事，皆被朝廷定成悖逆大罪，數百名有關人員被誅戮充軍籍沒。雍正朝雖隻有十三年，文字獄比康熙時還多，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其人依附帝之政敵，而掀起大獄，嚴予誅戮。最大的案子是曾靜、張熙案。曾靜崇信清初著名學者呂留良，深受其著作反清思想的影響，指使弟子張熙投書川陝總督嶽鍾琪，勸其毋忘是嶽飛的後裔，應當起兵反清，書中還指斥雍正帝有弑父、篡位、逼母、殺兄、屠弟等罪行。事發之後，已故之呂留良被開棺戮屍，一大批呂留良的弟子、族人、親友被株連。
乾隆帝更擴大了文字獄的範圍，反清者懲，諷上者誅，連歌頌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詩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義捕風捉影而被定成逆書叛案，少數歹徒更借此訛詐誣告良民。像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後人詩集》一案，作者係明末清初人，因其詩內有“長明寧易得”、“短發支長恨”、“且去從人卜太平”等句，遂被安徽巡撫閔鶚元定為“悖逆遺書”，上奏朝廷，乾隆帝諭令嚴查。閔鶚元會同兩江總督薩載上奏，擬將戴移孝之曾孫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縱隱藏者斬律上處以斬立決”，其餘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德等子孫曾孫照“逆犯子孫緣坐律”斬立決，家屬發給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乾隆帝於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降旨：戴世道著即處斬。其緣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浙江仁和縣人監生卓長齡，生於順治十五年，卒於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閣詩集》十卷，其子捐納州同卓征，生員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長齡等人詩內有：“可知草莽偷垂淚，盡是詩書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頭輕卸一層氈。”“發短何堪簪，厭此頭上幘”，等等字句，被閩浙總督陳輝祖定為逆書，並奏請按“大逆律”將已故之卓長齡等“碎其屍，梟首示眾”，其孫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孫年十六以上皆斬律”斬立決，家眷依法嚴處。
乾隆帝還親自指定查辦一些案件，比較重要的案子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進士，十三年二月至廣西任學政，十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堅摩生詩鈔》。乾隆帝讀過其詩集後，認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於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於乾隆二十年二月諭令廣西巡撫衛哲治將胡在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並一切惡跡，嚴行查出速奏”，若稍姑容，則與衛之身家性命有關。隨即又諭令有關省府追查有關人員。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見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對胡中藻之事下達專諭，嚴厲指責其“喪心病狂”，“悖逆譏訕”，“種種悖逆，不可悉數”。他在諭中舉了一些例子。其一，“集內所雲‘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來”，承平熙寧，遠逾漢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其二， “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其三，“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為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其四，“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五，“其頌蠲免，則曰‘那似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歉，立加賑恤，何乃謂如佛燈之難覯耶？”等等，等等。
他在這道諭旨中還著重指出，胡中藻如此目無王法，欺君悖理，是因為其係大學士鄂爾泰之黨羽，故其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甘肅巡撫鄂昌係鄂爾泰之侄，“身為滿洲世仆”，“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為同調，其罪實不容誅”。胡中藻、鄂昌令拿解，待其至京，著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嚴審定擬具奏。
不久，查審完竣，乾隆帝下諭：胡中藻即行處斬。鄂爾泰生前讚賞胡中藻，其侄鄂昌與胡“援引世誼，親加標榜”，形成朋黨，“使鄂爾泰此時尚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為大官植黨者戒”。鄂爾泰著撤出賢良祠。“鄂昌負恩黨逆”，勒令自盡。
其實，胡中藻之詩文很難說是諷刺清朝帝君的，乾隆帝興辦此案的目的，顯然不是就詩論事，而是襲用其父雍正帝之故伎，興詩文之案來懲治自己想處罰的大臣，通過誅戮胡中藻來懲罰鄂爾泰，抬高自己的君威，達到“乾綱獨斷”的目的。
據《清代文字獄檔》記載，乾隆年間所興文字冤案數倍於其父祖，竟達六十餘案，確是冤獄橫興，濫殺無辜。乾隆帝實行的這種文化專製政策，帶來了嚴重惡果，窒息了人們的思想，破壞了文化學術思想界自由探討勇於創新的傳統，使許多文人提心吊膽，不敢議論時政，不敢撰寫富有教育性質能為前車之鑒的政治曆史書籍，而逃避現實，埋首於故紙堆，煩瑣的學風惡性膨脹，以致後來龔自珍發出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萬馬齊喑亦可哀”的歎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