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詩、書、文、語兼長文武雙全(2)
“上聖學高深，才思敏贍，為古今所未有。禦製詩文如神龍行空，瞬息萬裏。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學碑文，屬章不過五刻，成數千言，讀者想見神動天隨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尋常碑記之內，亦有命汪文端(汪由敦)具草者，文端以屬餘。餘悉意結構，既成，文端又斟酌盡善，及進呈，禦筆刪改，往往有十數語隻用一二語易之，轉覺爽勁者，非親見斧削之跡，不知聖學之真不可及也。”
“……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為常課，日必數首，皆用殊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折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禦筆令注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翻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上亦弗怪也。……餘直軍機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劉統勳)所書，其後劉文定(劉綸)繼之。由詩片抄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迨於文襄(於敏中)供奉，並詩本亦手自繕寫矣。禦製詩每歲成一本，高寸許。”
原禮親王昭？亦於《嘯亭雜錄》(卷一)中頌揚乾隆帝寫詩之多學識之博說：純廟天縱聰慧，覽讀淵博。……每一詩出，令儒臣注釋，不得原委者，許歸家涉獵，然多有翻擷萬卷莫能解者，然後上舉其出處，以搏一笑，諸臣莫不佩服。”他還極力稱讚帝之賞鑒之精及重視珍笈說：“純廟賞鑒書畫最精，嚐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注》，心甚愛惜，命畫苑寫禦容於其上。《嶽氏五經》，特建五經萃室以貯之。又覓馬和之《國風圖》，曆數十年始全獲，藏於學詩樓。”
第二節集書編書又毀書誅戮無辜文人。
一、《四庫全書》的主持人 。
乾隆皇帝學識淵博，詩文兼長，著作等身，因而深知學術、文化的重要，親自主持、推動編纂了許多大型書籍，其中尤以聞名中外的《四庫全書》巨型叢書，更為珍貴。
《四庫全書》是我國曆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它將古代的重要典籍全文抄錄，按經、史、子、集四部四十四類編排，共收圖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多達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計三萬六千冊。此書從乾隆三十八年正式開設四庫館起，到四十七年正月，曆時九年餘，才編纂完畢，後又檢查書籍內容，校錯補漏和繕寫複本，直到乾隆五十八年才算最後結束，足足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七年正月繕寫完第一部，後又繕寫六部及副本一部，正本七部分藏於北京皇宮中之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副本存北京翰林院。後來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的兩部正本毀於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圓明園文源閣正本和翰林院副本毀於八國聯軍之役。原藏於避暑山莊文津閣者最為完整，現藏北京圖書館。
乾隆帝對四庫全書的編纂，做了大量事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此書的總主持人。此書是他親自倡議並諭令編纂的。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他專門下達了“命中外搜輯古今群書”之諭：
“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緗，載籍極博，其钜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為遊藝養心之一助，是以禦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書，並命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遍布黌宮，嘉惠後學，複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鑒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弦者，既已薈萃略備。第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往)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障、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唱詩文，瑣碎無當者，均無庸采取外，其曆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範、任啟運、沈德等，亦各著成編，並非剿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刻隻係抄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借端滋擾。但各省搜輯之書，卷秩必多，若不加以鑒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折奏聞。候匯齊後，令廷臣檢核，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略，益昭美備，稱朕意焉。”
乾隆帝的這道諭旨，講明了“搜輯古今群書”的原因、標準、範圍，並就如何辦理等問題作了原則性的指示，不需多說，現僅著重對其編書的真實目的和客觀條件，作些評述。乾隆帝所要編的這部叢書，可不是一般的幾十卷、幾百卷甚至幾千卷的大中型叢書，而是“中外搜輯古今群書”，是要“搜羅益廣”，為“研討愈精”提供條件，不僅要動用藏書極富的內府存書，而且要收集天下逸書。具體來說，首先是要超過《圖書集成》，因為此書雖然“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卻係“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來處”。《圖書集成》為康熙帝玄燁命尚書蔣廷錫等編成，分六匯編三十二典，共收書六千一百零九部，編成一萬卷。這樣多達萬卷的大型叢書，尚不能滿足乾隆帝的要求，可見欲編之書是何等的規格。
諭中“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的八個字，充分表述了乾隆帝對想編之書的高標準要求及其欲圖達到的目的。他所說的“天下同文之盛”，指的是此時大清的“全盛之勢”或“全盛之時”。這是他最近幾年頗喜引述的常用之詞。因為，經過他三十餘年的勵精圖治，中國已經進入人們稱之為“盛世”或“康乾盛世”的階段，百業興旺，府庫充盈，平準定回之勝拓疆二萬裏。就在宣布搜輯天下群書之後的第十一天，即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他諭告軍機大臣用兵金川說：“此時部庫所積，多至八千餘萬，朕每以存積太多為嫌。……朕實不欲其多聚，若撥發外省公事動用，稍減盈積之數，亦屬調劑之一端。”②國庫存銀八千餘萬兩，相當於兩年全國總收入，在有清二百七十八年裏，是空前絕後的最高數字，也是體現“堂堂大清勢當全盛”的有力證據。這既使乾隆帝產生了編纂有史以來錄書最多的巨型叢書的想法，“以彰天下同文之盛”，也為此書的編纂創造了雄厚的物質條件。國強才能“文盛”，國富也需有“文盛”來加以襯托，並為進一步富國強國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條件。
乾隆帝一定下編書的目標後，便極力促其實現。他主要做了以下四個方麵的工作。其一，征集群書。他先後下達了數十道諭旨，督促各省總督、巡撫、學政想方設法收集典籍，有功者獎，延宕者斥。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即頒旨之後的第十個月，他因各省督撫未曾進獻書籍而頗為惱怒，予以訓誡，責令他們立即抓緊征集文獻。他諭軍機大臣：
“前以曆代流傳舊書及國朝儒林撰述向來未登大內收藏書目者，已降旨直省督撫會同各學政通行購訪，匯列書名奏聞，再令廷臣檢核，行知取進，迄今幾及匝歲，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飭辦，殊為延緩。我國家重熙累洽一百二十餘年，於今文治光昭，遠暨山陬海，所在經(籠)書庫，藏甚多，采掇本非難事。其間即屬家傳善本珍秘有加，然一聞稽古右文之詔，且令有司傳抄副本善為經理，當無不踴躍爭先，為大吏者果能及時率屬加意搜羅，自當有求必應，何至閱時既久，寂集無聞。……甚非所以體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各督撫等其即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抄本，一一匯收備采，俟卷秩所積稍充，即開具目錄，附折奏明，聽候甄擇移取，仍將現在作何辦理章程，及有無購得若幹部之處，先行據實奏覆。”
乾隆帝不止一次下諭，鼓勵藏書家進獻典籍。他聞聽揚州商人馬姓家內“藏書頗富”，便傳諭兩淮鹽政李質穎，“令其就近妥協訪問借鈔”，商人馬裕因“心存畏懼”，開始隻呈報有書一百九十五種。乾隆帝得知此情後，諭軍機大臣：“馬裕家夙稱善於收藏，何所存僅止於此”，必係地方官辦理欠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懼，又憚將善本遠借”，故所開書目“不精不備”。著該鹽政“善為詢覓”，“務祈多多益善”。後來馬裕感激帝恩，呈報並進獻書五六百種。不少藏書家遵奉帝旨，踴躍獻書，“願以家藏舊書，上充秘府”。乾隆帝十分高興，予以嘉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他特降專諭說：
“國家當文治修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搜羅大備，以充策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采訪，匯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送，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者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評詠，題識簡端，複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麵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並令書館先行錄副，即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和兩淮之馬裕四家，為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棄藏，子孫恪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為書城巨觀，人間罕覯，此等世守陳編之書，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貽。鮑世恭、範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為好古之勸。又進書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蔣曾，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舊家，並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為世寶，以示嘉獎。”
“……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為常課，日必數首，皆用殊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折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禦筆令注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翻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上亦弗怪也。……餘直軍機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劉統勳)所書，其後劉文定(劉綸)繼之。由詩片抄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迨於文襄(於敏中)供奉，並詩本亦手自繕寫矣。禦製詩每歲成一本，高寸許。”
原禮親王昭？亦於《嘯亭雜錄》(卷一)中頌揚乾隆帝寫詩之多學識之博說：純廟天縱聰慧，覽讀淵博。……每一詩出，令儒臣注釋，不得原委者，許歸家涉獵，然多有翻擷萬卷莫能解者，然後上舉其出處，以搏一笑，諸臣莫不佩服。”他還極力稱讚帝之賞鑒之精及重視珍笈說：“純廟賞鑒書畫最精，嚐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注》，心甚愛惜，命畫苑寫禦容於其上。《嶽氏五經》，特建五經萃室以貯之。又覓馬和之《國風圖》，曆數十年始全獲，藏於學詩樓。”
第二節集書編書又毀書誅戮無辜文人。
一、《四庫全書》的主持人 。
乾隆皇帝學識淵博，詩文兼長，著作等身，因而深知學術、文化的重要，親自主持、推動編纂了許多大型書籍，其中尤以聞名中外的《四庫全書》巨型叢書，更為珍貴。
《四庫全書》是我國曆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它將古代的重要典籍全文抄錄，按經、史、子、集四部四十四類編排，共收圖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多達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計三萬六千冊。此書從乾隆三十八年正式開設四庫館起，到四十七年正月，曆時九年餘，才編纂完畢，後又檢查書籍內容，校錯補漏和繕寫複本，直到乾隆五十八年才算最後結束，足足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七年正月繕寫完第一部，後又繕寫六部及副本一部，正本七部分藏於北京皇宮中之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副本存北京翰林院。後來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的兩部正本毀於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圓明園文源閣正本和翰林院副本毀於八國聯軍之役。原藏於避暑山莊文津閣者最為完整，現藏北京圖書館。
乾隆帝對四庫全書的編纂，做了大量事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此書的總主持人。此書是他親自倡議並諭令編纂的。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他專門下達了“命中外搜輯古今群書”之諭：
“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緗，載籍極博，其钜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為遊藝養心之一助，是以禦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書，並命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遍布黌宮，嘉惠後學，複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鑒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弦者，既已薈萃略備。第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往)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障、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唱詩文，瑣碎無當者，均無庸采取外，其曆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範、任啟運、沈德等，亦各著成編，並非剿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刻隻係抄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借端滋擾。但各省搜輯之書，卷秩必多，若不加以鑒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折奏聞。候匯齊後，令廷臣檢核，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略，益昭美備，稱朕意焉。”
乾隆帝的這道諭旨，講明了“搜輯古今群書”的原因、標準、範圍，並就如何辦理等問題作了原則性的指示，不需多說，現僅著重對其編書的真實目的和客觀條件，作些評述。乾隆帝所要編的這部叢書，可不是一般的幾十卷、幾百卷甚至幾千卷的大中型叢書，而是“中外搜輯古今群書”，是要“搜羅益廣”，為“研討愈精”提供條件，不僅要動用藏書極富的內府存書，而且要收集天下逸書。具體來說，首先是要超過《圖書集成》，因為此書雖然“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卻係“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來處”。《圖書集成》為康熙帝玄燁命尚書蔣廷錫等編成，分六匯編三十二典，共收書六千一百零九部，編成一萬卷。這樣多達萬卷的大型叢書，尚不能滿足乾隆帝的要求，可見欲編之書是何等的規格。
諭中“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的八個字，充分表述了乾隆帝對想編之書的高標準要求及其欲圖達到的目的。他所說的“天下同文之盛”，指的是此時大清的“全盛之勢”或“全盛之時”。這是他最近幾年頗喜引述的常用之詞。因為，經過他三十餘年的勵精圖治，中國已經進入人們稱之為“盛世”或“康乾盛世”的階段，百業興旺，府庫充盈，平準定回之勝拓疆二萬裏。就在宣布搜輯天下群書之後的第十一天，即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他諭告軍機大臣用兵金川說：“此時部庫所積，多至八千餘萬，朕每以存積太多為嫌。……朕實不欲其多聚，若撥發外省公事動用，稍減盈積之數，亦屬調劑之一端。”②國庫存銀八千餘萬兩，相當於兩年全國總收入，在有清二百七十八年裏，是空前絕後的最高數字，也是體現“堂堂大清勢當全盛”的有力證據。這既使乾隆帝產生了編纂有史以來錄書最多的巨型叢書的想法，“以彰天下同文之盛”，也為此書的編纂創造了雄厚的物質條件。國強才能“文盛”，國富也需有“文盛”來加以襯托，並為進一步富國強國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條件。
乾隆帝一定下編書的目標後，便極力促其實現。他主要做了以下四個方麵的工作。其一，征集群書。他先後下達了數十道諭旨，督促各省總督、巡撫、學政想方設法收集典籍，有功者獎，延宕者斥。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即頒旨之後的第十個月，他因各省督撫未曾進獻書籍而頗為惱怒，予以訓誡，責令他們立即抓緊征集文獻。他諭軍機大臣：
“前以曆代流傳舊書及國朝儒林撰述向來未登大內收藏書目者，已降旨直省督撫會同各學政通行購訪，匯列書名奏聞，再令廷臣檢核，行知取進，迄今幾及匝歲，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飭辦，殊為延緩。我國家重熙累洽一百二十餘年，於今文治光昭，遠暨山陬海，所在經(籠)書庫，藏甚多，采掇本非難事。其間即屬家傳善本珍秘有加，然一聞稽古右文之詔，且令有司傳抄副本善為經理，當無不踴躍爭先，為大吏者果能及時率屬加意搜羅，自當有求必應，何至閱時既久，寂集無聞。……甚非所以體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各督撫等其即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抄本，一一匯收備采，俟卷秩所積稍充，即開具目錄，附折奏明，聽候甄擇移取，仍將現在作何辦理章程，及有無購得若幹部之處，先行據實奏覆。”
乾隆帝不止一次下諭，鼓勵藏書家進獻典籍。他聞聽揚州商人馬姓家內“藏書頗富”，便傳諭兩淮鹽政李質穎，“令其就近妥協訪問借鈔”，商人馬裕因“心存畏懼”，開始隻呈報有書一百九十五種。乾隆帝得知此情後，諭軍機大臣：“馬裕家夙稱善於收藏，何所存僅止於此”，必係地方官辦理欠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懼，又憚將善本遠借”，故所開書目“不精不備”。著該鹽政“善為詢覓”，“務祈多多益善”。後來馬裕感激帝恩，呈報並進獻書五六百種。不少藏書家遵奉帝旨，踴躍獻書，“願以家藏舊書，上充秘府”。乾隆帝十分高興，予以嘉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他特降專諭說：
“國家當文治修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搜羅大備，以充策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采訪，匯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送，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者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評詠，題識簡端，複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麵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並令書館先行錄副，即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和兩淮之馬裕四家，為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棄藏，子孫恪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為書城巨觀，人間罕覯，此等世守陳編之書，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貽。鮑世恭、範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為好古之勸。又進書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蔣曾，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舊家，並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為世寶，以示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