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林爽文起兵反清乾隆帝遣軍征剿(4)
此後，乾隆帝又幾下諭旨，指責福康安失誤。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諭：福康安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裏“賊巢”，遲至十二月初四日始由平林仔發兵前進，“使賊匪得以乘暇，收合羽黨，於集集埔預為布置，據險抵抗，已屬辦理遲緩”。迨官兵攻克集集埔後，於十二月十三日在水裏社拿獲“逆首家屬”，福康安若能及早帶兵直往小半天一帶搜捕，“則賊匪窮蹙奔逃，救死不暇”，豈能收集黨夥二千餘人，豎柵壘牆，投石放槍，抵死抗拒？此時林爽文必然尚在該處藏匿，若福康安於敵布置之先，即統兵抵達該處，“林爽文豈能據險抵禦，屢次使之乘間逃逸”？福康安應當親統官兵一二萬，直入埔裏社內山，追擒林爽文。
緊接著，乾隆帝又數降諭旨，斥責福康安，火氣越來越大。其實，這些諭旨都是無的放矢，都沒有下達的必要。因為，不僅由於皇上遠居萬裏之外，不了解台灣地形、氣候和民俗，不知行軍作戰之艱辛，所有指責皆不切合實際，而且還因為此類諭旨發出之時，福康安已早擒獲林爽文了。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福康安之捷奏到京。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奏：正月初一日，拿獲假扮林爽文的賴達，據供林藏匿於打鐵寮一帶山溝。當即派官兵由骨社、合歡社追捕，直至炭窯。恐其潛向海口逃逸，隨派各營官兵由後壟至中港，自竹塹至桃仔園，沿山密布，“臣等亦各分隘口，四麵圍截”，複遣巴圖魯、侍衛二十員及貴州、廣東、屯練兵數百名，扮做民人，同淡水“義民”、差役及社丁、通事，分頭緝捕，於初四日在老衢崎將林爽文及頭目陳傳、何有誌、林琴、吳萬宗、賴其壟等一同擒獲。
足足生了一個多月悶氣的乾隆皇帝，這時忽然解怒為笑、變貶為褒，立即下諭，嘉獎福康安等將林爽文“設法生擒，辦理周妥，實屬可嘉，特親解禦用佩囊二個，分賜福康安、海蘭察，用昭恩眷”，並大賞有功臣將。②。
福康安又於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分路進攻南路莊大田部義軍，連戰連勝，至二月初五日俘獲莊大田，徹底打壓了天地會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反清起義。
福康安隨即將林爽文、陳傳等押解北京，淩遲處死，梟首示眾，於府城斬殺莊大田，並著手處理台灣善後事宜，如修建城池，添設戍兵，賑濟災民等，又舉辦屯田，將從征的“熟番”挑選四千名作為屯丁，每名給四十餘畝，令其防守隘口，緝捕逃犯。福康安與福建巡撫徐嗣曾根據聖旨，多方查詢、思考，呈上《清查台灣積弊酌籌善後事宜》奏折，共包括善後章程十六條：稽查水陸各營官兵操演，水師將弁按期出洋巡哨，嚴總兵巡查之製，禁兵士離營窩娼包賭經商，革除旗牌、伴當、內丁、管班等項名色，水陸提督互相點驗換防戍兵，海口城垣安設炮位，嚴禁械鬥，清查戶口編民入籍，不準民間私造兵器旗幟，重懲賭徒，於淡水八裏岔開設口岸以便商民，大員輪查台灣官員出具考語，台灣道員專折奏事，申禁和稽查沿海港口私渡船隻，安設鋪遞傳送文報。
大學士、九卿議複，乾隆帝於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降旨，批準福康安、徐嗣曾之奏，諭令台灣文武官員“敬謹遵循，力除積習以飭營伍而靖海疆”。
四、禦製“平台”三文冤殺“名將”柴大紀。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諭軍機大臣：將《禦製剿滅台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禦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禦製平定台灣功臣像讚序》三文，用清漢字書寫，於台灣府城及廈門二處，建碑碣三座，慎選石工，妥為鐫刻，“俾岩疆海徼，鹹喻朕勤政愛民明慎用兵之意”。
三篇禦製文章，對平台之役作了概括性的敘述和深刻的分析，是了解乾隆帝之思想、方針、戰略、戰術及作風的極好材料，現將第一篇文章《禦製剿滅台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摘錄如下：
“……至於今之剿滅台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記顛末以示後人者。……若茲台灣逆賊之煽亂，乃猝然而起，兵出於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蓋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灣之後，曆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餘年間，卒鮮卅歲寧靜無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貴及茲林爽文。朱一貴已據府城，僭年號，林爽文雖末據府城，然亦僭年號矣。朱一貴雖據府城，藍廷珍率兵七日複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雖未據府城，亦將一年，始獲首渠，平定全郡，則以領兵之人有賢否之殊，故曰事在人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際，一總兵率千餘兵滅之而有餘，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騷動，不得不發勁兵命重臣，則予遲速論所雲未能速而失於遲，予之過也。然而果遲乎，則何以成功？蓋遲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策之予心，故始雖遲而終能成以速，非誇言也，蓋紀其實而已。若黃仕筒、任承恩初遲矣，而予於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堯速往，代常青為總督，辦軍儲，常青往代黃仕簡，藍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賊之事，而郡城與仕簡弗致失於賊手，是幸也，是未遲也。既而常青隻能守郡城，藍元枚忽以病亡，是又遲矣，而天啟於予，於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來熱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往救諸羅，是又未遲也。……夫遲之在人，而天地神明護佑，每以遲而成速，視若危而獲安。……夫用兵豈易言哉，必也凜天命，屏己私，見先幾，懷永圖，方寸之間，日日如在三軍前，而又戒掣肘，念眾勞，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圖逸以遺難於子孫臣庶，借以屢成大勳，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豈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鑒乎”。
乾隆帝此文，意在說明自己用兵台灣，調度有方，指揮得當，故能很快平台擒渠。不可否認，乾隆帝在戰爭後期任用將帥、籌撥軍需、指授用兵方略等方麵，基本上是正確的，故僅隻增兵五千，即很快扭轉戰局，三個月之內便結束了戰爭。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低估了他在事變初起時的錯誤判斷、任人不當、派兵過少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更不應以此來掩蓋他在事後對柴大紀、常青二案處理的錯誤。
柴大紀是浙江江山縣人，乾隆二十八年由武進士揀選守備，分發福建試用，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六月，曆任水師守備、遊擊、參將，四十三年七月擢湖南洞庭協水師副將，四十六年九月升福建海壇鎮總兵，四十八年十一月調任台灣鎮總兵。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率眾起義後，柴大紀初守郡城，立下功勞，旋領兵收複諸羅。五十二年二月至四月內，義軍先後十次猛攻縣城，皆被柴大紀擊敗。林爽文又統軍萬餘及大批會黨，“自六月中攻圍，連日夕不止”，誌在必克諸羅。此時，將軍常青株守郡城，十裏外村在皆為莊大田部義軍占據，水師提督藍元枚困於鹿仔港，“四麵受敵”，諸羅亦僅一孤城。如果林爽文打下諸羅縣城，則可揮師南進，與莊大田會合，圍攻郡城，並定能奪取清軍庸帥常青所據之地，再轉攻鹿仔港，消滅藍元枚部，君臨全台。因此諸羅縣城之得失，關係甚大。
柴大紀深知此舉之利害，想方設法，鼓勵將弁紳民，死守諸羅。史載：“大紀指揮諸將雲：語曰：有城守責者，生死以之。大紀雖武夫，敢棄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與此賊始終可也。因置酒召諸將飲，席間親酌之酒，揮淚拜諸將曰：君等如能堅守固佳，否則斫大紀以降賊，無使蒼生遭鋒鏑也。諸將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嚴，時出軍擾賊營。賊用呂公車，以數百人曳之，擊城北堞，城上用飛炮碎之。賊複用火箭射雉樓，諸將預蓄水桶，隨手撲滅。賊日夜喧噪以亂軍心，城中鼓角應之，使不得聞，如是者凡百日。諸義民鼓於忠節，各皆出餉勞軍，城賴以濟。”
乾隆帝原來對柴大紀並不賞識，曾因其將一次奏折差弁分日呈進，而予嚴行申飭，並旋即將其調任汀州鎮總兵。柴以二社“生番滋事”隨提督剿捕，未赴新任，尋因平“番”有功，皇上獎其進山搜剿，頗為出力，令其仍任台灣總兵。林爽文起義後，柴大紀守禦郡城，並收複諸羅，乾隆帝以其“甚屬出力”，“奮勇可嘉”，恕其“致賊滋事，失陷城池”之過，“令其效力，帶兵贖罪”。從柴大紀固守諸羅以後，乾隆帝便對柴大加褒揚。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他因柴大紀奏報於二月至四月多次打敗林爽文進攻，殺死義軍數千名，而降諭嘉其保衛郡城、固守諸羅，“始終奮勉出力”，命交部議敘，並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六月十六日，他又下諭：“柴大紀自駐守諸羅以來，屢次將賊擊退，實屬奮勉可嘉。柴大紀著即補授福建陸路提督”，兼管台灣總兵事務。七月十二日、十三日，他又兩次下諭嘉獎柴大紀“自剿捕賊匪以來，督率官兵義民，奮勇殺賊，一切調度，深合機宜”，授柴為參讚大臣及壯健巴圖魯名號。不久他又因諸羅“城內義民幫同官兵，奮力守禦，保護無虞”，諭將諸羅縣改為嘉義縣，“俾闔縣良民倍加奮勵，以昭獎勸”。
特別使乾隆帝感動不已的是柴大紀拒離諸羅。由於義軍長期圍困、猛烈攻擊和將軍常青等怯戰畏敵不敢進援，諸羅縣城糧盡援絕旦夕不保，乾隆帝思考再三，決定讓官兵退出諸羅。八月二十七日，他諭軍機大臣：“諸羅被賊攻圍緊急，柴大紀督率兵民，竭力捍禦，甚屬奮勉。萬一賊匪猖獗”，援應之兵未能會合，諸羅糧食匱乏，火藥不給，實有難支之勢，則柴大紀當酌量情形，竟率領兵民，出城力戰，“將賊匪乘勢剿殺，突圍而出”，不可拘泥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見，固守弗去，“致有意外之虞，既於體統有傷，且轉足以長賊人之氣，於事無益。柴大紀務須審度機宜，完師整旅，方為兩全”。
按常情而論，當諸羅處於這樣一發千鈞的危急關頭時，皇上沒有漠視將士黎民之安危，不責令守臣盲目死守聽其滅亡，而是下達完師突圍之旨，這對於圍城之中官民來說，尤其是對負有守城之責的參讚大臣、提督、總兵官柴大紀來說，簡直是絕路逢生，如同得到了救命符一樣，定會急急忙忙設法突圍，擺脫城破人亡死於敵兵刀下之禍。但是，出乎皇上和京中文武大臣的意料，柴大紀卻拒絕離城出走，呈上奏疏，寧願與城民共守危城。
柴大紀的奏折於十一月初九日送到皇上麵前。柴大紀奏：
“接到常青劄稱：昨已有旨交柴大紀，不必拘泥守城存亡之見，設遇緊急，即帶兵殺出縣城，再圖進取，等因。惟思諸羅地處台灣南北之中，其縣城四麵堆土，種竹作圍，本難為守。前此克複後，環營開溝，並堆短牆，安設炮位營盤，甚屬堅固，若一旦棄之而去，則城池營盤大炮均為賊匪所據，恐賊勢益張，鹽水港、笨港兩路之兵，均難駐守。且城廂內外住居百姓，及各莊避難入城者，共有四萬餘人，至今協力守禦，並捐助軍糧，急公向義，實不忍將此數萬生靈，盡付逆賊毒手。現在恒瑞駐鹽水港，普吉保駐元長莊，距諸羅俱不過三四十裏，三方鼎峙，聲勢壯盛，惟有竭力保守縣城，以待援兵齊集，並力進剿。”
乾隆皇帝讀過此折，萬分感動，立即下達長諭，對柴百般褒獎，厚加封賞。他說：
“所奏忠肝義膽，披覽之下，為之墜淚，前因新改嘉義之諸羅，屢次被賊滋擾，……惟恐柴大紀激於忠憤，堅守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義，固守弗去，是以降旨令柴大紀酌量情形，如力有難支，不妨率領官兵整隊而出，並因該處義民幫同柴大紀守城殺賊，甚為出力，……(令柴)務將城內義民及其家屬妥為捍衛，先行送出。……而柴大紀以縣城一切守禦事宜，久經布置周密，且因縣城內外居民甚多，不忍將數萬生靈委之於賊，立意堅守，以待援應。是其保護闔縣民人，與朕軫念義民多方愛護之意，適相吻合，所謂我君臣各盡其義也。柴大紀力捍圍城，且能乘間殺賊，已屬奮勇可嘉，今接奉前旨，若即全師而出，亦係遵旨而行，未為不可。而柴大紀被圍日久，心誌益堅，勉勵兵民，忍饑固守，惟知以國事民生為重，古之名將，何以加之。柴大紀在台灣剿捕賊匪，勞績最著，即守城一節，其功甚大，本欲俟大功告竣後優加封賞，今伊如此係念民生，忠良激發，為國家出力，尤堪嘉獎，柴大紀著即封為一等義勇伯，世襲罔替，並著浙江巡撫琅賞給伊家屬銀一萬兩，用示朕軫念勳勞錫爵酬庸之至意。”
此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認為柴大紀力守危城忠肝義膽，是功勳卓著之忠臣名將，故予格外重賞，擢封一等伯。這是罕有的優遇。照說柴大紀從此會步步高升榮任大帥了。誰知，事出意外，此諭下達之後，不過兩個月，柴大紀便被皇上降旨革職拿問，過了半年，更被斬首於法場。為什麽皇上對柴大紀的態度會發生這樣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把由他欽封的忠臣名將貶低為奸佞小人？是乾隆帝洞察秋毫識破柴之偽裝麵目，還是聽信讒言誤殺棟梁之臣？從曆史事實看，從乾隆帝有關柴大紀的數十道諭旨看，柴大紀確實不是有罪當戮，而係含冤去世。
柴大紀之被害，根源在於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嘉義縣城解圍時，他未曾巴結將軍福康安。《嘯亭雜錄》卷六《台灣之役》載稱：城中官民出迎福康安，“惟大紀以功高，與福康安抗行賓主禮，康安銜之，遂密奏其人奸詐難信。會侍郎德成自海上監修城垣歸，複媒孽大紀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貪縱事，逮大紀及永福入，先後正法”。《聖武記》卷八《乾隆三定台灣記》載：“初福康安之解諸羅圍也，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讚、伯爵，不執之儀，福康安即劾其前後奏報不實。”
福康安第一次彈劾柴大紀的奏折，於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送到北京，推算其發折之日，大概是十一月初十日左右。此折由將軍福康安，參讚海蘭察、恒瑞、鄂輝四人聯名發出，一共講了四個問題。其一，大軍即將進攻鬥六門。其二，恒瑞並非“有心畏葸”，故意遲延觀望，不援諸羅，而係“過於持重”，且招集“義民”五十餘莊，以清後路。其三，蔡攀龍在諸羅西門外紮營，並無出城殺敵之事。其四，諸羅被圍數月未失之原因是“眾民一心奮勇”，“柴大紀人本詭詐，甚染綠營習氣，不可倚任，是以仍使伊屯駐諸羅，將來事竣入都，自難逃聖明洞鑒”，請將普吉保調任台灣鎮總兵。
乾隆帝讀過此折後，不相信福康安領銜之折，於十二月十六日特下長諭，予以駁斥。他諭軍機大臣：昨據福康安奏柴大紀、蔡攀龍守城打仗情形多不確實一節，“朕因此事反複思之，竟致徹夜不能成寐”。向來綠營將弁冒功謊報，積習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務在在需人任使，遇有軍務，勢不能仗滿洲官兵，竟置綠營於不用。此次柴大紀、蔡攀龍二人“尚能奮勇出力”。柴大紀能“督率兵民，力為捍衛”，保危城達半年之久，雖其奏報斬獲首級奪取器械等事有所虛報，但其“困守圍城，不辭勞瘁，亦當略其短而取其長”。“柴大紀設果如福康安所雲詭譎取巧，則當縣城被圍緊急之時，朕曾降旨，諭令柴大紀如力不能支，不妨帶兵出城，另圖進取，柴大紀何難委城而出，以為脫身之計，即縣為賊所據，百姓為賊所得，亦得借口遵旨而行，朕亦難治以棄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紀於奉到前旨後，堅持定見，竭力固守，不忍將城內數萬生靈委之於賊，是柴大紀尚知以國事為重，朕閱其奏折，為之墜淚，豈福康安目擊情形，尚不心存憫惻，轉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為心乎？”柴大紀前奏會黨用大板木車中藏槍炮進攻，現福康安奏稱奪敵大車二輛，敵之“大炮鳥槍遍地遺棄”，可見柴之所言，確有其實。即言台灣之亂，是由於地方文武官員貪索擾累所致，然百姓有冤，可以據實上控，焉能叛逆。“況官吏騷擾地方，剝削百姓，自係文職為多，至武職所轄，不過營伍兵丁，並不經管地方事務，縱使從中婪索，較之地方文職所得，不過十之一二，豈得以此歸咎柴大紀、蔡攀龍二人！”“看來柴大紀、蔡攀龍未免因俱係提督大員，且累經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滿，在福康安前禮節或有不謹，致為福康安所憎，遂爾直揭其短乎？”“朕於柴大紀、蔡攀龍二人，並非先有成見，不過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軫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尤需仰體朕心，略短取長，方得公忠體國之道。況柴大紀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龍業經超升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形，並無確據，豈可轉沒其功，遽加以無名之罪耶？”
乾隆帝此諭，講得有根有據，理由充足，闡述清晰，對柴大紀之忠和功予以極高的評價，而且對柴是一片深情厚意，還批評了福康安，言其不應因柴禮貌不周而心懷不滿，呈上這樣頗不公正的彈劾奏折。
照說，皇上下了這樣明確表彰柴大紀功勳的聖諭，此事就應如此了結了，不會再發生類似情形，其他大臣不會再次劾柴，柴大紀可以高枕無憂了。可是，形勢的發展卻是另外一種結局，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乾隆帝的態度有了重大的變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諭軍機大臣：德成(工部侍郎)自浙江辦完差務返京，遂向其問及柴大紀平日為官聲名如何。德成奏：風聞柴大紀自任台灣總兵以後，“縱恣自大，且居官貪黷，較之地方文職尤甚，並將台灣所轄守兵，私令渡回內地，貿易牟利，駐守之兵，所存無幾”，林爽文起事初，會黨人數不多，因存營之兵士太少，不能及時搜捕，故越益發展。福康安未指出柴如何侵貪激變之處，著傳旨嚴行申飭，令據實上奏。閩浙總督李侍堯對柴大紀“有心瞻顧徇隱，實屬辜恩負良”，著即將柴之劣跡“嚴查密訪，據實參奏”。
過了兩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諭給軍機大臣，完全相信並重複了德成所劾柴之三大罪狀，並強調指出：“賊匪日漸猖獗，蔓延滋擾，竟由柴大紀釀成，則雖有守城之功，而其激變之罪，斷難輕貸，將伊按例正法，亦所應得”，著福康安、李侍堯查明其罪後，拿問治罪。②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他正式下諭，列舉柴大紀貪婪納賄、賣放兵丁、畏敵不出等罪，將柴革職拿問。七月二十日，又因其“翻供抵賴”，經帝親訊時，仍呈訴冤屈，激怒了皇上，原本議定監候免斬，乾隆帝改為“即行處斬，以為辜恩昧良、狡詐退縮者戒”。
與此同時，曾經擁兵四萬餘名、株守郡城半年多，幾乎使全台盡失的原閩浙總督、大帥常青，卻因權相和庇護，巧言欺騙皇上，乾隆帝便下諭，將這位真正懼敵畏戰、嚴重貽誤軍機的庸帥，譽之為“伊已年老，尚能臨陣殺賊，將郡城保護無虞”，“調度尚屬有方”，將其調任福州將軍，辦理台灣善後事宜。後雖因常青對“柴大紀貪黷不法一案，徇隱不奏”，帝曾降旨其革職，令其來京交部治罪，但隨即以其任總督之職不久即有征剿無暇查訪柴之劣跡，且“帶兵駐守郡城，保護無虞”，“功過尚可相抵”，而免交刑部治罪，授為禮部尚書、都統，卒後還 賜諡恭簡。為朝廷死守危城立下大功的參讚、水師提督、一等嘉義伯柴大紀，被橫加欺君狡詐大罪斬首示眾，而庸帥常青卻安然無事榮任尚書，甚至連被帝多次斥為膽小怕死、要求增兵六萬、貽誤軍機的參讚、福州將軍宗室恒瑞，雖曾一度議斬，但隨即免死戍伊犁，並很快就複予副都統銜，充伊犁參讚大臣，曆任定邊左副將軍、綏遠將軍、西安將軍等大官要職。
兩相比較，乾隆帝確是犯了錯誤，顛倒了是非，混淆了忠奸，做了一件有損朝廷威嚴的蠢事。
緊接著，乾隆帝又數降諭旨，斥責福康安，火氣越來越大。其實，這些諭旨都是無的放矢，都沒有下達的必要。因為，不僅由於皇上遠居萬裏之外，不了解台灣地形、氣候和民俗，不知行軍作戰之艱辛，所有指責皆不切合實際，而且還因為此類諭旨發出之時，福康安已早擒獲林爽文了。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福康安之捷奏到京。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奏：正月初一日，拿獲假扮林爽文的賴達，據供林藏匿於打鐵寮一帶山溝。當即派官兵由骨社、合歡社追捕，直至炭窯。恐其潛向海口逃逸，隨派各營官兵由後壟至中港，自竹塹至桃仔園，沿山密布，“臣等亦各分隘口，四麵圍截”，複遣巴圖魯、侍衛二十員及貴州、廣東、屯練兵數百名，扮做民人，同淡水“義民”、差役及社丁、通事，分頭緝捕，於初四日在老衢崎將林爽文及頭目陳傳、何有誌、林琴、吳萬宗、賴其壟等一同擒獲。
足足生了一個多月悶氣的乾隆皇帝，這時忽然解怒為笑、變貶為褒，立即下諭，嘉獎福康安等將林爽文“設法生擒，辦理周妥，實屬可嘉，特親解禦用佩囊二個，分賜福康安、海蘭察，用昭恩眷”，並大賞有功臣將。②。
福康安又於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分路進攻南路莊大田部義軍，連戰連勝，至二月初五日俘獲莊大田，徹底打壓了天地會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反清起義。
福康安隨即將林爽文、陳傳等押解北京，淩遲處死，梟首示眾，於府城斬殺莊大田，並著手處理台灣善後事宜，如修建城池，添設戍兵，賑濟災民等，又舉辦屯田，將從征的“熟番”挑選四千名作為屯丁，每名給四十餘畝，令其防守隘口，緝捕逃犯。福康安與福建巡撫徐嗣曾根據聖旨，多方查詢、思考，呈上《清查台灣積弊酌籌善後事宜》奏折，共包括善後章程十六條：稽查水陸各營官兵操演，水師將弁按期出洋巡哨，嚴總兵巡查之製，禁兵士離營窩娼包賭經商，革除旗牌、伴當、內丁、管班等項名色，水陸提督互相點驗換防戍兵，海口城垣安設炮位，嚴禁械鬥，清查戶口編民入籍，不準民間私造兵器旗幟，重懲賭徒，於淡水八裏岔開設口岸以便商民，大員輪查台灣官員出具考語，台灣道員專折奏事，申禁和稽查沿海港口私渡船隻，安設鋪遞傳送文報。
大學士、九卿議複，乾隆帝於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降旨，批準福康安、徐嗣曾之奏，諭令台灣文武官員“敬謹遵循，力除積習以飭營伍而靖海疆”。
四、禦製“平台”三文冤殺“名將”柴大紀。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諭軍機大臣：將《禦製剿滅台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禦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禦製平定台灣功臣像讚序》三文，用清漢字書寫，於台灣府城及廈門二處，建碑碣三座，慎選石工，妥為鐫刻，“俾岩疆海徼，鹹喻朕勤政愛民明慎用兵之意”。
三篇禦製文章，對平台之役作了概括性的敘述和深刻的分析，是了解乾隆帝之思想、方針、戰略、戰術及作風的極好材料，現將第一篇文章《禦製剿滅台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摘錄如下：
“……至於今之剿滅台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記顛末以示後人者。……若茲台灣逆賊之煽亂，乃猝然而起，兵出於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蓋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灣之後，曆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餘年間，卒鮮卅歲寧靜無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貴及茲林爽文。朱一貴已據府城，僭年號，林爽文雖末據府城，然亦僭年號矣。朱一貴雖據府城，藍廷珍率兵七日複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雖未據府城，亦將一年，始獲首渠，平定全郡，則以領兵之人有賢否之殊，故曰事在人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際，一總兵率千餘兵滅之而有餘，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騷動，不得不發勁兵命重臣，則予遲速論所雲未能速而失於遲，予之過也。然而果遲乎，則何以成功？蓋遲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策之予心，故始雖遲而終能成以速，非誇言也，蓋紀其實而已。若黃仕筒、任承恩初遲矣，而予於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堯速往，代常青為總督，辦軍儲，常青往代黃仕簡，藍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賊之事，而郡城與仕簡弗致失於賊手，是幸也，是未遲也。既而常青隻能守郡城，藍元枚忽以病亡，是又遲矣，而天啟於予，於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來熱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往救諸羅，是又未遲也。……夫遲之在人，而天地神明護佑，每以遲而成速，視若危而獲安。……夫用兵豈易言哉，必也凜天命，屏己私，見先幾，懷永圖，方寸之間，日日如在三軍前，而又戒掣肘，念眾勞，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圖逸以遺難於子孫臣庶，借以屢成大勳，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豈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鑒乎”。
乾隆帝此文，意在說明自己用兵台灣，調度有方，指揮得當，故能很快平台擒渠。不可否認，乾隆帝在戰爭後期任用將帥、籌撥軍需、指授用兵方略等方麵，基本上是正確的，故僅隻增兵五千，即很快扭轉戰局，三個月之內便結束了戰爭。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低估了他在事變初起時的錯誤判斷、任人不當、派兵過少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更不應以此來掩蓋他在事後對柴大紀、常青二案處理的錯誤。
柴大紀是浙江江山縣人，乾隆二十八年由武進士揀選守備，分發福建試用，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六月，曆任水師守備、遊擊、參將，四十三年七月擢湖南洞庭協水師副將，四十六年九月升福建海壇鎮總兵，四十八年十一月調任台灣鎮總兵。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率眾起義後，柴大紀初守郡城，立下功勞，旋領兵收複諸羅。五十二年二月至四月內，義軍先後十次猛攻縣城，皆被柴大紀擊敗。林爽文又統軍萬餘及大批會黨，“自六月中攻圍，連日夕不止”，誌在必克諸羅。此時，將軍常青株守郡城，十裏外村在皆為莊大田部義軍占據，水師提督藍元枚困於鹿仔港，“四麵受敵”，諸羅亦僅一孤城。如果林爽文打下諸羅縣城，則可揮師南進，與莊大田會合，圍攻郡城，並定能奪取清軍庸帥常青所據之地，再轉攻鹿仔港，消滅藍元枚部，君臨全台。因此諸羅縣城之得失，關係甚大。
柴大紀深知此舉之利害，想方設法，鼓勵將弁紳民，死守諸羅。史載：“大紀指揮諸將雲：語曰：有城守責者，生死以之。大紀雖武夫，敢棄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與此賊始終可也。因置酒召諸將飲，席間親酌之酒，揮淚拜諸將曰：君等如能堅守固佳，否則斫大紀以降賊，無使蒼生遭鋒鏑也。諸將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嚴，時出軍擾賊營。賊用呂公車，以數百人曳之，擊城北堞，城上用飛炮碎之。賊複用火箭射雉樓，諸將預蓄水桶，隨手撲滅。賊日夜喧噪以亂軍心，城中鼓角應之，使不得聞，如是者凡百日。諸義民鼓於忠節，各皆出餉勞軍，城賴以濟。”
乾隆帝原來對柴大紀並不賞識，曾因其將一次奏折差弁分日呈進，而予嚴行申飭，並旋即將其調任汀州鎮總兵。柴以二社“生番滋事”隨提督剿捕，未赴新任，尋因平“番”有功，皇上獎其進山搜剿，頗為出力，令其仍任台灣總兵。林爽文起義後，柴大紀守禦郡城，並收複諸羅，乾隆帝以其“甚屬出力”，“奮勇可嘉”，恕其“致賊滋事，失陷城池”之過，“令其效力，帶兵贖罪”。從柴大紀固守諸羅以後，乾隆帝便對柴大加褒揚。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他因柴大紀奏報於二月至四月多次打敗林爽文進攻，殺死義軍數千名，而降諭嘉其保衛郡城、固守諸羅，“始終奮勉出力”，命交部議敘，並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六月十六日，他又下諭：“柴大紀自駐守諸羅以來，屢次將賊擊退，實屬奮勉可嘉。柴大紀著即補授福建陸路提督”，兼管台灣總兵事務。七月十二日、十三日，他又兩次下諭嘉獎柴大紀“自剿捕賊匪以來，督率官兵義民，奮勇殺賊，一切調度，深合機宜”，授柴為參讚大臣及壯健巴圖魯名號。不久他又因諸羅“城內義民幫同官兵，奮力守禦，保護無虞”，諭將諸羅縣改為嘉義縣，“俾闔縣良民倍加奮勵，以昭獎勸”。
特別使乾隆帝感動不已的是柴大紀拒離諸羅。由於義軍長期圍困、猛烈攻擊和將軍常青等怯戰畏敵不敢進援，諸羅縣城糧盡援絕旦夕不保，乾隆帝思考再三，決定讓官兵退出諸羅。八月二十七日，他諭軍機大臣：“諸羅被賊攻圍緊急，柴大紀督率兵民，竭力捍禦，甚屬奮勉。萬一賊匪猖獗”，援應之兵未能會合，諸羅糧食匱乏，火藥不給，實有難支之勢，則柴大紀當酌量情形，竟率領兵民，出城力戰，“將賊匪乘勢剿殺，突圍而出”，不可拘泥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見，固守弗去，“致有意外之虞，既於體統有傷，且轉足以長賊人之氣，於事無益。柴大紀務須審度機宜，完師整旅，方為兩全”。
按常情而論，當諸羅處於這樣一發千鈞的危急關頭時，皇上沒有漠視將士黎民之安危，不責令守臣盲目死守聽其滅亡，而是下達完師突圍之旨，這對於圍城之中官民來說，尤其是對負有守城之責的參讚大臣、提督、總兵官柴大紀來說，簡直是絕路逢生，如同得到了救命符一樣，定會急急忙忙設法突圍，擺脫城破人亡死於敵兵刀下之禍。但是，出乎皇上和京中文武大臣的意料，柴大紀卻拒絕離城出走，呈上奏疏，寧願與城民共守危城。
柴大紀的奏折於十一月初九日送到皇上麵前。柴大紀奏：
“接到常青劄稱：昨已有旨交柴大紀，不必拘泥守城存亡之見，設遇緊急，即帶兵殺出縣城，再圖進取，等因。惟思諸羅地處台灣南北之中，其縣城四麵堆土，種竹作圍，本難為守。前此克複後，環營開溝，並堆短牆，安設炮位營盤，甚屬堅固，若一旦棄之而去，則城池營盤大炮均為賊匪所據，恐賊勢益張，鹽水港、笨港兩路之兵，均難駐守。且城廂內外住居百姓，及各莊避難入城者，共有四萬餘人，至今協力守禦，並捐助軍糧，急公向義，實不忍將此數萬生靈，盡付逆賊毒手。現在恒瑞駐鹽水港，普吉保駐元長莊，距諸羅俱不過三四十裏，三方鼎峙，聲勢壯盛，惟有竭力保守縣城，以待援兵齊集，並力進剿。”
乾隆皇帝讀過此折，萬分感動，立即下達長諭，對柴百般褒獎，厚加封賞。他說：
“所奏忠肝義膽，披覽之下，為之墜淚，前因新改嘉義之諸羅，屢次被賊滋擾，……惟恐柴大紀激於忠憤，堅守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義，固守弗去，是以降旨令柴大紀酌量情形，如力有難支，不妨率領官兵整隊而出，並因該處義民幫同柴大紀守城殺賊，甚為出力，……(令柴)務將城內義民及其家屬妥為捍衛，先行送出。……而柴大紀以縣城一切守禦事宜，久經布置周密，且因縣城內外居民甚多，不忍將數萬生靈委之於賊，立意堅守，以待援應。是其保護闔縣民人，與朕軫念義民多方愛護之意，適相吻合，所謂我君臣各盡其義也。柴大紀力捍圍城，且能乘間殺賊，已屬奮勇可嘉，今接奉前旨，若即全師而出，亦係遵旨而行，未為不可。而柴大紀被圍日久，心誌益堅，勉勵兵民，忍饑固守，惟知以國事民生為重，古之名將，何以加之。柴大紀在台灣剿捕賊匪，勞績最著，即守城一節，其功甚大，本欲俟大功告竣後優加封賞，今伊如此係念民生，忠良激發，為國家出力，尤堪嘉獎，柴大紀著即封為一等義勇伯，世襲罔替，並著浙江巡撫琅賞給伊家屬銀一萬兩，用示朕軫念勳勞錫爵酬庸之至意。”
此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認為柴大紀力守危城忠肝義膽，是功勳卓著之忠臣名將，故予格外重賞，擢封一等伯。這是罕有的優遇。照說柴大紀從此會步步高升榮任大帥了。誰知，事出意外，此諭下達之後，不過兩個月，柴大紀便被皇上降旨革職拿問，過了半年，更被斬首於法場。為什麽皇上對柴大紀的態度會發生這樣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把由他欽封的忠臣名將貶低為奸佞小人？是乾隆帝洞察秋毫識破柴之偽裝麵目，還是聽信讒言誤殺棟梁之臣？從曆史事實看，從乾隆帝有關柴大紀的數十道諭旨看，柴大紀確實不是有罪當戮，而係含冤去世。
柴大紀之被害，根源在於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嘉義縣城解圍時，他未曾巴結將軍福康安。《嘯亭雜錄》卷六《台灣之役》載稱：城中官民出迎福康安，“惟大紀以功高，與福康安抗行賓主禮，康安銜之，遂密奏其人奸詐難信。會侍郎德成自海上監修城垣歸，複媒孽大紀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貪縱事，逮大紀及永福入，先後正法”。《聖武記》卷八《乾隆三定台灣記》載：“初福康安之解諸羅圍也，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讚、伯爵，不執之儀，福康安即劾其前後奏報不實。”
福康安第一次彈劾柴大紀的奏折，於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送到北京，推算其發折之日，大概是十一月初十日左右。此折由將軍福康安，參讚海蘭察、恒瑞、鄂輝四人聯名發出，一共講了四個問題。其一，大軍即將進攻鬥六門。其二，恒瑞並非“有心畏葸”，故意遲延觀望，不援諸羅，而係“過於持重”，且招集“義民”五十餘莊，以清後路。其三，蔡攀龍在諸羅西門外紮營，並無出城殺敵之事。其四，諸羅被圍數月未失之原因是“眾民一心奮勇”，“柴大紀人本詭詐，甚染綠營習氣，不可倚任，是以仍使伊屯駐諸羅，將來事竣入都，自難逃聖明洞鑒”，請將普吉保調任台灣鎮總兵。
乾隆帝讀過此折後，不相信福康安領銜之折，於十二月十六日特下長諭，予以駁斥。他諭軍機大臣：昨據福康安奏柴大紀、蔡攀龍守城打仗情形多不確實一節，“朕因此事反複思之，竟致徹夜不能成寐”。向來綠營將弁冒功謊報，積習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務在在需人任使，遇有軍務，勢不能仗滿洲官兵，竟置綠營於不用。此次柴大紀、蔡攀龍二人“尚能奮勇出力”。柴大紀能“督率兵民，力為捍衛”，保危城達半年之久，雖其奏報斬獲首級奪取器械等事有所虛報，但其“困守圍城，不辭勞瘁，亦當略其短而取其長”。“柴大紀設果如福康安所雲詭譎取巧，則當縣城被圍緊急之時，朕曾降旨，諭令柴大紀如力不能支，不妨帶兵出城，另圖進取，柴大紀何難委城而出，以為脫身之計，即縣為賊所據，百姓為賊所得，亦得借口遵旨而行，朕亦難治以棄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紀於奉到前旨後，堅持定見，竭力固守，不忍將城內數萬生靈委之於賊，是柴大紀尚知以國事為重，朕閱其奏折，為之墜淚，豈福康安目擊情形，尚不心存憫惻，轉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為心乎？”柴大紀前奏會黨用大板木車中藏槍炮進攻，現福康安奏稱奪敵大車二輛，敵之“大炮鳥槍遍地遺棄”，可見柴之所言，確有其實。即言台灣之亂，是由於地方文武官員貪索擾累所致，然百姓有冤，可以據實上控，焉能叛逆。“況官吏騷擾地方，剝削百姓，自係文職為多，至武職所轄，不過營伍兵丁，並不經管地方事務，縱使從中婪索，較之地方文職所得，不過十之一二，豈得以此歸咎柴大紀、蔡攀龍二人！”“看來柴大紀、蔡攀龍未免因俱係提督大員，且累經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滿，在福康安前禮節或有不謹，致為福康安所憎，遂爾直揭其短乎？”“朕於柴大紀、蔡攀龍二人，並非先有成見，不過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軫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尤需仰體朕心，略短取長，方得公忠體國之道。況柴大紀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龍業經超升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形，並無確據，豈可轉沒其功，遽加以無名之罪耶？”
乾隆帝此諭，講得有根有據，理由充足，闡述清晰，對柴大紀之忠和功予以極高的評價，而且對柴是一片深情厚意，還批評了福康安，言其不應因柴禮貌不周而心懷不滿，呈上這樣頗不公正的彈劾奏折。
照說，皇上下了這樣明確表彰柴大紀功勳的聖諭，此事就應如此了結了，不會再發生類似情形，其他大臣不會再次劾柴，柴大紀可以高枕無憂了。可是，形勢的發展卻是另外一種結局，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乾隆帝的態度有了重大的變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諭軍機大臣：德成(工部侍郎)自浙江辦完差務返京，遂向其問及柴大紀平日為官聲名如何。德成奏：風聞柴大紀自任台灣總兵以後，“縱恣自大，且居官貪黷，較之地方文職尤甚，並將台灣所轄守兵，私令渡回內地，貿易牟利，駐守之兵，所存無幾”，林爽文起事初，會黨人數不多，因存營之兵士太少，不能及時搜捕，故越益發展。福康安未指出柴如何侵貪激變之處，著傳旨嚴行申飭，令據實上奏。閩浙總督李侍堯對柴大紀“有心瞻顧徇隱，實屬辜恩負良”，著即將柴之劣跡“嚴查密訪，據實參奏”。
過了兩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諭給軍機大臣，完全相信並重複了德成所劾柴之三大罪狀，並強調指出：“賊匪日漸猖獗，蔓延滋擾，竟由柴大紀釀成，則雖有守城之功，而其激變之罪，斷難輕貸，將伊按例正法，亦所應得”，著福康安、李侍堯查明其罪後，拿問治罪。②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他正式下諭，列舉柴大紀貪婪納賄、賣放兵丁、畏敵不出等罪，將柴革職拿問。七月二十日，又因其“翻供抵賴”，經帝親訊時，仍呈訴冤屈，激怒了皇上，原本議定監候免斬，乾隆帝改為“即行處斬，以為辜恩昧良、狡詐退縮者戒”。
與此同時，曾經擁兵四萬餘名、株守郡城半年多，幾乎使全台盡失的原閩浙總督、大帥常青，卻因權相和庇護，巧言欺騙皇上，乾隆帝便下諭，將這位真正懼敵畏戰、嚴重貽誤軍機的庸帥，譽之為“伊已年老，尚能臨陣殺賊，將郡城保護無虞”，“調度尚屬有方”，將其調任福州將軍，辦理台灣善後事宜。後雖因常青對“柴大紀貪黷不法一案，徇隱不奏”，帝曾降旨其革職，令其來京交部治罪，但隨即以其任總督之職不久即有征剿無暇查訪柴之劣跡，且“帶兵駐守郡城，保護無虞”，“功過尚可相抵”，而免交刑部治罪，授為禮部尚書、都統，卒後還 賜諡恭簡。為朝廷死守危城立下大功的參讚、水師提督、一等嘉義伯柴大紀，被橫加欺君狡詐大罪斬首示眾，而庸帥常青卻安然無事榮任尚書，甚至連被帝多次斥為膽小怕死、要求增兵六萬、貽誤軍機的參讚、福州將軍宗室恒瑞，雖曾一度議斬，但隨即免死戍伊犁，並很快就複予副都統銜，充伊犁參讚大臣，曆任定邊左副將軍、綏遠將軍、西安將軍等大官要職。
兩相比較，乾隆帝確是犯了錯誤，顛倒了是非，混淆了忠奸，做了一件有損朝廷威嚴的蠢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