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林爽文起兵反清乾隆帝遣軍征剿(3)
而且更可能使福康安擔心的是軍隊的素質問題。加上新增之兵，官兵總數約為六萬名。此數不為不多。義軍雖號稱一二十萬人，實際上編成隊伍的士卒隻有三四萬人，其餘皆是會員及“附和之人”，僅在村莊活動。因此，僅就正規士卒的數量而言，官兵還超過了義軍。但是，這六萬名官兵，絕大多數是閩、粵、楚、浙、湘、桂等省的綠營兵，駐防滿兵不過三四千人，戰鬥力本來就不強，兼之，經過大半年的用兵，連吃敗仗，士氣更為低下。與兩年多以前征剿甘肅回民起義時的軍隊相比較，顯然平回之役的官兵更為精幹驍勇。當時，福康安、海蘭察用兵不及一月，即將回民起義打壓下去了。能夠這樣快取勝的原因固然較多，如決策正確、任帥得當，等等，而其中重要的一條卻是官兵的戰鬥力相當強。福康安統領之兵並不多，隻有一萬名，但素質較好，計有北京火器、健銳二營精兵二千，阿拉善蒙古兵一千，寧夏滿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老教回兵一千及甘陝延綏之兵三千。他們打起仗來，奮勇爭先，奔馳射殺，猛不可當。
正就是由於征台之役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所以，剛建功勳的福康安將軍才感到信心不足難勝重任，而向皇上呈交了如此“畏難”的奏折。
乾隆帝一看福康安之奏，十分驚訝，非常憂慮，大帥如此“畏怯”，焉能克敵製勝！此病不除，前途難卜。因此，他於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連下三諭，詳述進剿必勝的原因，勉勵福康安勇擔重任。他於二十四日諭軍機大臣：前因常青等辦理剿捕之事，“怯懦因循，茫無成見”，故特派福康安前往更換，督辦軍務。“今閱奏到之折，看來福康安竟不免為常青所惑，略有畏難之意”。現“添調之兵，不為不多。況福康安帶領巴圖魯侍衛等百餘人，皆屬屢經行陣矯健可用，以如許兵力，而又得奮勇帶兵之人，更何必於此時先為鰓鰓過計乎”？福康安擔心義軍“滋擾府城”，實為過慮，現福康安與海蘭察等同往，“各路增調之兵萬餘，又已到齊，且有巴圖魯侍衛等百餘人”，豈有“慮其乘虛滋擾之理”？“福康安又何所顧慮而先存畏怯之意，甚不滿朕所望矣。福康安身為統帥，軍中俱視其意向，若先有示怯之意，則以下將弁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氣豈能振奮耶？”“福康安務須堅持定見，胸有成算，相機妥辦，不可稍涉遊移。總之此事全在得其要，決機製勝，以期鼓勇直前”。“朕廑念軍務，早已通盤籌劃，今不妨為福康安明白宣示，使之安心”。若常青等仍前株守，“諸羅勢竟不支，甚或至台灣全部搖動，則其事必須大辦，且將調用京兵及各省兵”，那時自應令福康安駐廈門，俟大兵齊集，“再圖進取，必不令福康安止帶屯練兵二千冒昧前進，何必於此時先存疑難畏怯之見乎”。“福康安接奉此旨，更當安心鎮定，勉圖克捷，毋負朕委任之意”。
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他又降諭軍機大臣，除了論證進剿必能獲勝以外，著重談了對福康安的寵信和關懷。他說：“朕臨禦五十餘年，於一切重大事務，經曆不知凡幾，無不通盤籌劃，熟慮機先。今委福康安以剿捕之任，豈有令其冒險前進之理。無論福康安久經簡任，寄以股肱心膂，事無巨細，無不休戚相關，斷不肯置伊於險地，……豈有福康安為朕所親信倚任之人，轉不為之計出萬全耶！……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實倍尋常，福康安亦當以伊父傅恒事朕之心為心，竭力奮勉，……一力擔當，若遇事輒先涉張皇，不特朕將何所倚恃，而伊亦將置身何等耶？”②。
乾隆帝這些推心置腹情深意厚的曉諭，使福康安消除了疑慮，增強了勇氣和責任心，迅速趕赴廈門，候風渡台，決心痛剿會黨，再為皇上建樹功勳。
二、調兵運糧傳授計策。
乾隆皇帝對征台之役，還做了如下幾個方麵的工作。其一，申斥恒瑞的增兵之請。參讚大臣、福州將軍恒瑞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上奏：“現在賊勢甚大，各處占據。臣所領兵五千，僅能防守鹽水港等處，若欲暫守已經恢複各地方與接續後路，即需兵二三萬，欲搗大裏等處賊巢，亦需兵二三萬，方能集事。”乾隆帝閱過此折後十分生氣，於十一月初五日降旨，斥責恒瑞“少不更事，怯懦無能，是以遇事張皇，茫無定見”，著福康安即令恒瑞來京候旨。④。
其二，強調此戰必能獲勝之因。他以金川之役加以比較，詳述征台之役定能取勝。他說：從前平定金川，前後調兵十萬，“此次剿捕台灣賊匪”，福建前後調派滿漢官兵二萬餘名，廣東一萬三四千名，浙江、四川、貴州、廣西、湖南、湖北之兵一萬四五千名，加上台灣原設額兵萬餘，“統計已五萬餘名，兵力實為厚集”。況且金川係土司地方，“番眾久經生聚”，地勢險隘，碉卡林立，而官兵深入攻剿，直搗“巢穴”，展拓疆宇，隸我版圖，不過需兵十萬，即克奏朕功。今台灣本屬內地，林爽文等不過編戶細民，“糾眾倡亂，一時蟻聚”，且泉州、廣東義民，皆屬急公效義，“較之平定金川，難易奚啻倍蓰”。“剿賊製勝之道，全在主將之一心，如能立誌堅定，胸有成算，則運籌決勝，自當所向無前，將士等亦俱勇氣百倍”。若將兵之人，先就心存猶豫，中無把握，“即使增益多兵，亦難望其勇往得力。福康安當堅持定見”。
其三，籌集大量銀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諭：台灣正在用兵，“所有軍需等項，動用較多”，著該部於鄰近福建各省撥銀三百萬兩，迅速解往閩省備用。不久，廣東省洋商潘文嚴、鹽商李念德等奏捐餉銀五十萬兩，山東、長蘆鹽商捐銀五十萬兩，兩浙鹽商何永和等捐銀七十萬兩，兩淮鹽商江廣達等捐銀二百萬兩，以供軍需及犒賞之用，乾隆帝皆降諭收納獎勉各商。他還降旨，於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廣等省派辦米一百餘萬石，運往福建，供應軍糧，救濟台灣災民貧民。
其四，嘉獎“義民”，招撫良民，勸散脅從。由於曆史的原因，移住台灣的粵民和福建泉州的移民，與彰州移民之間，隔閡較深，常起械鬥，林爽文起義後，粵民尤其是住居山毛一百餘村莊的數萬粵民，堅決支持官兵反對義軍。泉民起初也很少加入天地會，很少參加義軍，史稱“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從亂”。義軍攻下彰化後，遣官來鹿仔港收稅，“泉民林湊等起義，一鼓擒之，故彰化海口未失，賊所畏惟泉人也”。黃仕簡、任承恩提兵至台，“泉人爭思助官兵殺賊，兩提督不知驅策，觀望逡巡，坐失事機”，故義軍乘勢“蠶食各村，脅其不從者輒焚掠，於是泉人亦弭耳附於賊。泉人附，而賊勢遂不可支，旬日十餘萬”。
乾隆帝雖遠在萬裏之外，且從未到過福建、台灣，但憑其多年執政的經驗和能力，很早就看出了爭取粵民、泉民的重要，把它當做摧垮義軍的必具條件之一。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他就指令閩浙總督李侍堯撥運大量銀米至台，賑濟貧民饑民，發給予林爽文部作戰的鄉勇義民，以免他們“去而從賊”或“窮極攘奪”。七月二十九日，他又諭軍機大臣：“白石湖山內賊匪，經徐鼎士等帶兵搜捕，並令兵役義民人等開誠撫慰，即有扶腋歸順者三千餘人，鹿、金包裏等處，又招出難民千餘人，俱經該副將送各莊安業，可見賊黨雖眾，如果能設法招徠，剿撫互用，無難即行解散。”
第三天，八月初一日，他再諭軍機大臣：“彰化等處賊匪屯聚，雖據稱有一二十萬人，但係被賊用威迫脅，勉強聽從，不過烏合之眾，今經藍元枚傳旨曉諭，即有民人從賊巢投出，自訴並非賊黨。該參讚詳加開導，諭以擒殺賊匪，立功自效，皆知歡欣鼓舞，共慶更生，是賊匪雖眾，易聚亦易散，若能設法招徠，自當紛紛投出，賊黨日就解散。”
當將軍福康安渡台時，乾隆帝於十一月初一日又降一諭：“廣東莊民同心向義，視賊如仇”。南路村莊民人，見大兵雲齊，“賊黨解體”，紛紛赴常青處呈請賞給腰牌，以為良民之證，北路福康安於所過地方，對各村莊安分之人，亦當照常青所辦，賞給腰牌，“俾令各有識別，安莊服業，自為守禦，既可以安輯眾心，且於官兵進剿後路，更資協助，無慮賊人潛出滋擾，尤為妥善”。“台灣義民甚多，而廣東、泉州二處民人，尤為急公，隨同官兵打仗殺賊，屢經出力”。康熙年間，廣東莊義民“剿賊有功”，總督滿保賞給懷忠、效忠等匾額，“是以民人等鹹知向義，踴躍自效”。今對廣東莊、泉州莊義民，“朕皆特賜匾額，用旌義勇，伊等自必倍加鼓舞，奮力抒忠”。各處“義民”隨同官兵堵禦防守，“頗為出力”，即日大兵進剿，正當鼓勵義勇“協力助剿”，若減其口糧，恐其貲糧不給，“或致漸行散去，轉阻其急公效用之心”，著照常支給，不可輕議裁減。
乾隆帝的這一措施，對瓦解義軍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脅從”之民紛紛投向官軍，莊大田便因“其黨羽漸次解散”，不得不“將家眷搬移，潛伏石仔瀨地方”，其勢日益“窮蹙”，“義民”愈來愈多，支持官兵進攻，踴躍衝殺。這對改變敵我雙方力量對比，使官兵擺脫被動局麵，產生了強大的影響。
在將帥配備、兵力調撥、糧餉彈藥供應、招撫台民等方麵，積極安排的同時，乾隆帝反複思考用兵之法。為了穩妥起見，他專門下諭，詢問久經征戰、屢將大軍、功勳卓著的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命其建言獻策。阿桂於七月上奏：“賊眾居高臨下”，官兵進剿，必須仰攻，不能察其虛實。義軍又可“伺官兵之隙，前邀後截，四出滋擾”，若徒撥兵堵禦，則官兵不敷分派，惟有將緊要地方，如郡城、諸羅、鹿仔港等處，先為駐兵防守，再選可戰之兵二三萬，“搗其巢穴”。
乾隆帝又根據軍情的變化，陸續降諭，指授用兵方略，基本精神是集中精銳士卒，直攻林爽文大營。在八月二十五日勉勵將軍福康安勇肩重任的諭旨中，他提出，福康安不必前往府城，而直接進攻林爽文家鄉大裏，“俾賊人聞之，自必回顧巢穴眷屬”，則諸羅之圍，可不攻而自解，而南路莊大田部，亦必聞風驚潰，紛紛解散，“此為聲東擊西之計”，可擒其渠。九月二十七日，他又再申前計，諭軍機大臣：福康安應同海蘭察等統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督率大兵，以全力進剿“賊巢”。若敵由諸羅返救，則福康安等迎頭截殺，柴大紀從後跟蹤追剿，使其首尾受困，自可全部就擒。如敵不返救，則福康安掃平敵營後揮兵回救諸羅，敵見“巢穴已傾，自可不戰而潰，最為善策”。
將軍福康安於九月中在廈門上折奏稱：敵軍“近更猖獗，自鳳山至彰化，要隘處所半被賊據，南北兩路，聲氣相通，每於官軍經過之地，從中突出邀截，以致郡城、諸羅兩處，受困日久。臣一到鹿仔港，即整兵前進，務將賊匪屯聚相連之處，痛加剿殺，使其首尾不能相顧。”乾隆帝就此批示：“是。以彼巧計攻彼，此語得之。”③九月下旬，福康安又送出一折，奏稱：此次由鹿仔港進剿，必須南北兩路並力合攻，“使賊匪分散”。現谘常青、恒瑞、柴大紀、蔡攀龍等臨期合攻，一麵撫諭附近被脅民人，令其各保村莊，“殺賊自效”，道路自無慮梗塞，然後進逼大裏“賊巢”，約會淡水官兵，由烏日莊夾攻，不難一鼓殲擒。
福康安此奏，固然是遵照諭旨而製定的，集中兵力，南北夾攻，直搗大裏林爽文家鄉，但是，揆諸戰陣實情，此舉未免欠妥。因為，柴大紀、蔡攀龍久困諸羅，糧盡彈絕，疲憊不堪，區區三千左右弱卒，怎能衝鋒陷陣。參讚恒瑞雖擁兵五千，卻怯懦畏敵，長期坐紮鹽水港，不攻不戰，以增兵六七萬相請。原將軍常青，擁兵株守，根本不敢言戰。假如福康安真按上述方案行動，屆時必然是名為諸路合攻，實則僅隻福康安孤軍作戰，柴大紀、蔡攀龍不能突圍會合，恒瑞、常青不願也不敢領軍參戰，而對方林爽文、莊大田兩部人馬倒很有可能如期會合兩麵夾攻，局勢就將難以收拾了。
“為軍旅要務，曉夜思維”，“無微不到”的乾隆皇帝，可能已察覺此計欠妥，故一當看到福康安之折後，即於當日(十月十六日)決定改變進攻目標。他諭軍機大臣：“就此時情形而論，自先以援救諸羅為要。福康安到鹿仔港後，等候川、黔、廣西兵到齊，即直抵諸羅”。至於台灣府城，現有常青，雖未能進攻，自守尚屬有餘，即使府城守禦難支，竟至失陷，亦不難收複。“福康安不必因身當重寄，不能為郡城保全，即為有負任使，心懷疑慮，以致顧此瞻彼”。
乾隆帝此諭關係緊要，影響巨大。它徹底改變了進軍重點，既不直搗“敵巢”，又不往救不甚危急的郡城，而是猛攻圍困諸羅的林爽文，從而為解除諸羅之圍和殲滅義軍主帥奠定了基礎。此諭還有一處相當高明，即乾隆帝明確指出，福康安不必為郡城可能失陷而擔心。這樣講，很策略，也很深刻。肩負平台重任的大帥福康安，如果在進軍過程中，因救一縣城而丟了府城，不僅是有損尊顏，而且可能要遭受重懲，他不能不“心懷疑慮”，這將嚴重影響統帥的精力和思緒，“以致顧此瞻彼”。現在皇上講明了，不須有此顧慮，府城丟失也不要緊，可以再行收複，顯然這也意味著不會因此而怪罪將軍。
乾隆帝以上種種重要措施，堅定了大帥的信心和決心，激發了將士的鬥誌，兼之武器精良，糧草充足，“義民”支持，“脅從”來歸，使平台之役進入到新的階段。
三、將士遵旨奮戰“大功”告成。
欽差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將軍、嘉勇侯福康安，參讚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護軍統領、綽爾和羅科巴圖魯、一等超勇侯海蘭察，參讚、成都將軍鄂輝，統領廣西綠營及四川“屯番”兵五千，乘船一百餘號，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崇武澳放洋，一晝夜行數百裏，第二日抵達鹿仔港。十一月初四日，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二十餘人，前往去大裏必經之地八卦山一帶，見林爽文軍於山梁設卡樹旗，海蘭察等即奮勇仰攻，擒拿敵兵，奪占了八卦山。十一月二十四日，乾隆帝看到了福康安、海蘭察、鄂輝關於此事的奏折，很高興，立即諭軍機大臣：“此次海蘭察所帶巴圖魯、侍衛止二十餘人，即能直抵賊人設卡處所，殺死賊匪，擒拿活口，士氣人心，為之一振，洵為事機順利，極好吉兆”。柴大紀力捍諸羅孤城，糧食久已缺乏，現今花生、地瓜等物又俱食盡，望援急迫。“福康安自應即由元長慶、笨港一帶統兵速進，剿殺沿途賊匪，徑達縣城”。
此諭尚未到達軍前，福康安已進入諸羅縣城了。原來，福康安統兵五千抵達鹿仔港後，“帆檣列數裏”，聲勢浩大，“各村莊被賊脅者望風解散”，“賊聞之，不測多寡，謂真有十萬兵至，始懼”。十一月初六日，福康安聲稱直搗大裏，“而陰趨縣治”，除渡台之兵五千外，又於初七日在元長莊總兵普吉保所帶官兵內挑新舊得力士卒六千餘名及“義民”一千餘人從征。大軍分為五隊，由福康安、海蘭察、鄂輝、護軍統領普爾普、總兵穆克登阿、總兵普吉保、侍衛額勒登阿分別帶領，“凡遇賊莊，即行剿洗，互為援應”。十一月初八日黎明，行至仔頂，敵軍“多人，潛於竹園內施放槍炮，一齊擁出”，官兵“屹立不動，槍箭齊發”。“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數十賊，賊大驚曰：是何老騎兵，強壯乃爾。遂即披靡”。福康安、海蘭察等帶領巴圖魯侍衛，“衝入賊中，賊匪抵敵不住，進入竹林。兩旁竹圍蔗田內，及仔尾等處，各莊賊匪，或數百人，或數千人，前來抗拒”。福康安預為布置，調令鄂輝、穆克登阿帶領四川“屯練降番”，扼住右首東莊溪橋，普爾普、侍衛春寧、參將吳宗茂帶兵堵剿左首各莊敵兵，並遣“義民”分頭焚砍竹圍蔗田及各處草房，打通了仔頂莊，仔尾莊。海蘭察帶巴圖魯、侍衛及“奮勇官兵”，長驅直入，“福康安將各處賊莊盡力攻剿，無不克捷”。進至牛稠山，林爽文領軍“阻溪自固，在山梁屯紮，見官兵將至，四麵圍裹，不下萬餘”。海蘭察率兵直越溪河，衝進敵隊，“無不以一當百，搶上山梁”，會黨抵擋不住，“紛紛逃竄”。福康安等於當日酉刻進入諸羅城，“城中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福至，無不欷啜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被困五月餘的諸羅縣城，終於解圍了。清軍征台之役發生了根本轉變，從此，義軍日衰，官兵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乾隆帝於十二月十四日收到了諸羅解圍的捷報，非常高興，立下諭旨褒獎說：“若援兵再遲十日，縣城即難固守”。福康安、海蘭察能督率將弁官兵，鼓勇前進，不等候貴州、湖南續調官兵，即不避險阻，“將各莊屯聚之賊匪痛加殲殺，直抵縣城，數月之圍應手而解，城內數萬生靈均獲更生之慶”，此皆福康安等調度有方，振作士氣，故能克敵製勝，迅奏捷音，自應優加寵錫。福康安、海蘭察俱係侯爵，著晉封公爵，各賞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以示優異。鄂輝等一並從優議敘。
福康安等在接到晉封公爵之旨以前，已經統軍進剿會黨。林爽文於撤圍後，退據諸羅城北之小半天山，此山四麵陡絕，難攻易守。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率將士“百道仰攻”，苦戰後攻克。義軍萬餘退守鬥六門，與官兵激烈交戰，不利，再退守大裏，憑借早已築成的土城，架設大批槍炮，竭力抵禦。十一月二十四日，清軍進攻，林爽文軍反擊，“退而複集者數次”。戰至晚上，清軍伏於溝坎間，林爽文軍“萬炬來索戰”，清軍萬箭齊發，萬槍齊射，殺死會黨甚多。第二日，官兵分路進攻，林爽文已攜眷夜逃，大批會黨陣亡。十二月初五日，清軍又猛攻林爽文所據集集埔，“殺千餘人，於是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妻孥於番社，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穀叢箐中”。
乾隆帝開始得悉上述捷音時，相當高興，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諭，同意福康安恩賞有功人員之請，授索倫佐領阿穆爾塔為一等侍衛，賞副將張芝元以總兵職銜，賞翼長六十七以副都統職銜，賜總兵袁國璜等人巴圖魯名號。但由於他望勝心切，急想立即擒獲林爽文，告成大功，故在一段時間內對福康安有所不滿，發出怨言。就在升賞官將的這一天，他又諭軍機大臣，指責福康安未乘勝統兵壓於“番地”，以逼“番人”擒獻林爽文。他說：福康安當大兵攻克“賊巢，聲勢百倍，逆首窮竄之際”，正當趁此兵威，及鋒而用，即勒兵“直壓生番地界”，諭以禍福，則其震懾兵威，貪得獎賞，自必將林爽文即時獻出，“實為此事緊要機宜”。“從來用兵之道，惟以威勝。曆觀前史禦賊之道，無不全資兵力，即至講和修好納降，亦必陳師壓壘，使敵人懾懼畏伏，然後盟約可堅，操縱自我”。今福康安隻差人“曉諭生番，懸立重賞”，則其惟利是視，設林爽文送與“生番”大量財帛，則“生番”可能將林私行藏匿，或放林逃移，那時，輾轉稽延，便多需時日了。如果林爽文複從內山“潛行煽惑，別滋事端，豈不更費兵力”！
正就是由於征台之役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所以，剛建功勳的福康安將軍才感到信心不足難勝重任，而向皇上呈交了如此“畏難”的奏折。
乾隆帝一看福康安之奏，十分驚訝，非常憂慮，大帥如此“畏怯”，焉能克敵製勝！此病不除，前途難卜。因此，他於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連下三諭，詳述進剿必勝的原因，勉勵福康安勇擔重任。他於二十四日諭軍機大臣：前因常青等辦理剿捕之事，“怯懦因循，茫無成見”，故特派福康安前往更換，督辦軍務。“今閱奏到之折，看來福康安竟不免為常青所惑，略有畏難之意”。現“添調之兵，不為不多。況福康安帶領巴圖魯侍衛等百餘人，皆屬屢經行陣矯健可用，以如許兵力，而又得奮勇帶兵之人，更何必於此時先為鰓鰓過計乎”？福康安擔心義軍“滋擾府城”，實為過慮，現福康安與海蘭察等同往，“各路增調之兵萬餘，又已到齊，且有巴圖魯侍衛等百餘人”，豈有“慮其乘虛滋擾之理”？“福康安又何所顧慮而先存畏怯之意，甚不滿朕所望矣。福康安身為統帥，軍中俱視其意向，若先有示怯之意，則以下將弁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氣豈能振奮耶？”“福康安務須堅持定見，胸有成算，相機妥辦，不可稍涉遊移。總之此事全在得其要，決機製勝，以期鼓勇直前”。“朕廑念軍務，早已通盤籌劃，今不妨為福康安明白宣示，使之安心”。若常青等仍前株守，“諸羅勢竟不支，甚或至台灣全部搖動，則其事必須大辦，且將調用京兵及各省兵”，那時自應令福康安駐廈門，俟大兵齊集，“再圖進取，必不令福康安止帶屯練兵二千冒昧前進，何必於此時先存疑難畏怯之見乎”。“福康安接奉此旨，更當安心鎮定，勉圖克捷，毋負朕委任之意”。
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他又降諭軍機大臣，除了論證進剿必能獲勝以外，著重談了對福康安的寵信和關懷。他說：“朕臨禦五十餘年，於一切重大事務，經曆不知凡幾，無不通盤籌劃，熟慮機先。今委福康安以剿捕之任，豈有令其冒險前進之理。無論福康安久經簡任，寄以股肱心膂，事無巨細，無不休戚相關，斷不肯置伊於險地，……豈有福康安為朕所親信倚任之人，轉不為之計出萬全耶！……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實倍尋常，福康安亦當以伊父傅恒事朕之心為心，竭力奮勉，……一力擔當，若遇事輒先涉張皇，不特朕將何所倚恃，而伊亦將置身何等耶？”②。
乾隆帝這些推心置腹情深意厚的曉諭，使福康安消除了疑慮，增強了勇氣和責任心，迅速趕赴廈門，候風渡台，決心痛剿會黨，再為皇上建樹功勳。
二、調兵運糧傳授計策。
乾隆皇帝對征台之役，還做了如下幾個方麵的工作。其一，申斥恒瑞的增兵之請。參讚大臣、福州將軍恒瑞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上奏：“現在賊勢甚大，各處占據。臣所領兵五千，僅能防守鹽水港等處，若欲暫守已經恢複各地方與接續後路，即需兵二三萬，欲搗大裏等處賊巢，亦需兵二三萬，方能集事。”乾隆帝閱過此折後十分生氣，於十一月初五日降旨，斥責恒瑞“少不更事，怯懦無能，是以遇事張皇，茫無定見”，著福康安即令恒瑞來京候旨。④。
其二，強調此戰必能獲勝之因。他以金川之役加以比較，詳述征台之役定能取勝。他說：從前平定金川，前後調兵十萬，“此次剿捕台灣賊匪”，福建前後調派滿漢官兵二萬餘名，廣東一萬三四千名，浙江、四川、貴州、廣西、湖南、湖北之兵一萬四五千名，加上台灣原設額兵萬餘，“統計已五萬餘名，兵力實為厚集”。況且金川係土司地方，“番眾久經生聚”，地勢險隘，碉卡林立，而官兵深入攻剿，直搗“巢穴”，展拓疆宇，隸我版圖，不過需兵十萬，即克奏朕功。今台灣本屬內地，林爽文等不過編戶細民，“糾眾倡亂，一時蟻聚”，且泉州、廣東義民，皆屬急公效義，“較之平定金川，難易奚啻倍蓰”。“剿賊製勝之道，全在主將之一心，如能立誌堅定，胸有成算，則運籌決勝，自當所向無前，將士等亦俱勇氣百倍”。若將兵之人，先就心存猶豫，中無把握，“即使增益多兵，亦難望其勇往得力。福康安當堅持定見”。
其三，籌集大量銀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諭：台灣正在用兵，“所有軍需等項，動用較多”，著該部於鄰近福建各省撥銀三百萬兩，迅速解往閩省備用。不久，廣東省洋商潘文嚴、鹽商李念德等奏捐餉銀五十萬兩，山東、長蘆鹽商捐銀五十萬兩，兩浙鹽商何永和等捐銀七十萬兩，兩淮鹽商江廣達等捐銀二百萬兩，以供軍需及犒賞之用，乾隆帝皆降諭收納獎勉各商。他還降旨，於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廣等省派辦米一百餘萬石，運往福建，供應軍糧，救濟台灣災民貧民。
其四，嘉獎“義民”，招撫良民，勸散脅從。由於曆史的原因，移住台灣的粵民和福建泉州的移民，與彰州移民之間，隔閡較深，常起械鬥，林爽文起義後，粵民尤其是住居山毛一百餘村莊的數萬粵民，堅決支持官兵反對義軍。泉民起初也很少加入天地會，很少參加義軍，史稱“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從亂”。義軍攻下彰化後，遣官來鹿仔港收稅，“泉民林湊等起義，一鼓擒之，故彰化海口未失，賊所畏惟泉人也”。黃仕簡、任承恩提兵至台，“泉人爭思助官兵殺賊，兩提督不知驅策，觀望逡巡，坐失事機”，故義軍乘勢“蠶食各村，脅其不從者輒焚掠，於是泉人亦弭耳附於賊。泉人附，而賊勢遂不可支，旬日十餘萬”。
乾隆帝雖遠在萬裏之外，且從未到過福建、台灣，但憑其多年執政的經驗和能力，很早就看出了爭取粵民、泉民的重要，把它當做摧垮義軍的必具條件之一。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他就指令閩浙總督李侍堯撥運大量銀米至台，賑濟貧民饑民，發給予林爽文部作戰的鄉勇義民，以免他們“去而從賊”或“窮極攘奪”。七月二十九日，他又諭軍機大臣：“白石湖山內賊匪，經徐鼎士等帶兵搜捕，並令兵役義民人等開誠撫慰，即有扶腋歸順者三千餘人，鹿、金包裏等處，又招出難民千餘人，俱經該副將送各莊安業，可見賊黨雖眾，如果能設法招徠，剿撫互用，無難即行解散。”
第三天，八月初一日，他再諭軍機大臣：“彰化等處賊匪屯聚，雖據稱有一二十萬人，但係被賊用威迫脅，勉強聽從，不過烏合之眾，今經藍元枚傳旨曉諭，即有民人從賊巢投出，自訴並非賊黨。該參讚詳加開導，諭以擒殺賊匪，立功自效，皆知歡欣鼓舞，共慶更生，是賊匪雖眾，易聚亦易散，若能設法招徠，自當紛紛投出，賊黨日就解散。”
當將軍福康安渡台時，乾隆帝於十一月初一日又降一諭：“廣東莊民同心向義，視賊如仇”。南路村莊民人，見大兵雲齊，“賊黨解體”，紛紛赴常青處呈請賞給腰牌，以為良民之證，北路福康安於所過地方，對各村莊安分之人，亦當照常青所辦，賞給腰牌，“俾令各有識別，安莊服業，自為守禦，既可以安輯眾心，且於官兵進剿後路，更資協助，無慮賊人潛出滋擾，尤為妥善”。“台灣義民甚多，而廣東、泉州二處民人，尤為急公，隨同官兵打仗殺賊，屢經出力”。康熙年間，廣東莊義民“剿賊有功”，總督滿保賞給懷忠、效忠等匾額，“是以民人等鹹知向義，踴躍自效”。今對廣東莊、泉州莊義民，“朕皆特賜匾額，用旌義勇，伊等自必倍加鼓舞，奮力抒忠”。各處“義民”隨同官兵堵禦防守，“頗為出力”，即日大兵進剿，正當鼓勵義勇“協力助剿”，若減其口糧，恐其貲糧不給，“或致漸行散去，轉阻其急公效用之心”，著照常支給，不可輕議裁減。
乾隆帝的這一措施，對瓦解義軍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脅從”之民紛紛投向官軍，莊大田便因“其黨羽漸次解散”，不得不“將家眷搬移，潛伏石仔瀨地方”，其勢日益“窮蹙”，“義民”愈來愈多，支持官兵進攻，踴躍衝殺。這對改變敵我雙方力量對比，使官兵擺脫被動局麵，產生了強大的影響。
在將帥配備、兵力調撥、糧餉彈藥供應、招撫台民等方麵，積極安排的同時，乾隆帝反複思考用兵之法。為了穩妥起見，他專門下諭，詢問久經征戰、屢將大軍、功勳卓著的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命其建言獻策。阿桂於七月上奏：“賊眾居高臨下”，官兵進剿，必須仰攻，不能察其虛實。義軍又可“伺官兵之隙，前邀後截，四出滋擾”，若徒撥兵堵禦，則官兵不敷分派，惟有將緊要地方，如郡城、諸羅、鹿仔港等處，先為駐兵防守，再選可戰之兵二三萬，“搗其巢穴”。
乾隆帝又根據軍情的變化，陸續降諭，指授用兵方略，基本精神是集中精銳士卒，直攻林爽文大營。在八月二十五日勉勵將軍福康安勇肩重任的諭旨中，他提出，福康安不必前往府城，而直接進攻林爽文家鄉大裏，“俾賊人聞之，自必回顧巢穴眷屬”，則諸羅之圍，可不攻而自解，而南路莊大田部，亦必聞風驚潰，紛紛解散，“此為聲東擊西之計”，可擒其渠。九月二十七日，他又再申前計，諭軍機大臣：福康安應同海蘭察等統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督率大兵，以全力進剿“賊巢”。若敵由諸羅返救，則福康安等迎頭截殺，柴大紀從後跟蹤追剿，使其首尾受困，自可全部就擒。如敵不返救，則福康安掃平敵營後揮兵回救諸羅，敵見“巢穴已傾，自可不戰而潰，最為善策”。
將軍福康安於九月中在廈門上折奏稱：敵軍“近更猖獗，自鳳山至彰化，要隘處所半被賊據，南北兩路，聲氣相通，每於官軍經過之地，從中突出邀截，以致郡城、諸羅兩處，受困日久。臣一到鹿仔港，即整兵前進，務將賊匪屯聚相連之處，痛加剿殺，使其首尾不能相顧。”乾隆帝就此批示：“是。以彼巧計攻彼，此語得之。”③九月下旬，福康安又送出一折，奏稱：此次由鹿仔港進剿，必須南北兩路並力合攻，“使賊匪分散”。現谘常青、恒瑞、柴大紀、蔡攀龍等臨期合攻，一麵撫諭附近被脅民人，令其各保村莊，“殺賊自效”，道路自無慮梗塞，然後進逼大裏“賊巢”，約會淡水官兵，由烏日莊夾攻，不難一鼓殲擒。
福康安此奏，固然是遵照諭旨而製定的，集中兵力，南北夾攻，直搗大裏林爽文家鄉，但是，揆諸戰陣實情，此舉未免欠妥。因為，柴大紀、蔡攀龍久困諸羅，糧盡彈絕，疲憊不堪，區區三千左右弱卒，怎能衝鋒陷陣。參讚恒瑞雖擁兵五千，卻怯懦畏敵，長期坐紮鹽水港，不攻不戰，以增兵六七萬相請。原將軍常青，擁兵株守，根本不敢言戰。假如福康安真按上述方案行動，屆時必然是名為諸路合攻，實則僅隻福康安孤軍作戰，柴大紀、蔡攀龍不能突圍會合，恒瑞、常青不願也不敢領軍參戰，而對方林爽文、莊大田兩部人馬倒很有可能如期會合兩麵夾攻，局勢就將難以收拾了。
“為軍旅要務，曉夜思維”，“無微不到”的乾隆皇帝，可能已察覺此計欠妥，故一當看到福康安之折後，即於當日(十月十六日)決定改變進攻目標。他諭軍機大臣：“就此時情形而論，自先以援救諸羅為要。福康安到鹿仔港後，等候川、黔、廣西兵到齊，即直抵諸羅”。至於台灣府城，現有常青，雖未能進攻，自守尚屬有餘，即使府城守禦難支，竟至失陷，亦不難收複。“福康安不必因身當重寄，不能為郡城保全，即為有負任使，心懷疑慮，以致顧此瞻彼”。
乾隆帝此諭關係緊要，影響巨大。它徹底改變了進軍重點，既不直搗“敵巢”，又不往救不甚危急的郡城，而是猛攻圍困諸羅的林爽文，從而為解除諸羅之圍和殲滅義軍主帥奠定了基礎。此諭還有一處相當高明，即乾隆帝明確指出，福康安不必為郡城可能失陷而擔心。這樣講，很策略，也很深刻。肩負平台重任的大帥福康安，如果在進軍過程中，因救一縣城而丟了府城，不僅是有損尊顏，而且可能要遭受重懲，他不能不“心懷疑慮”，這將嚴重影響統帥的精力和思緒，“以致顧此瞻彼”。現在皇上講明了，不須有此顧慮，府城丟失也不要緊，可以再行收複，顯然這也意味著不會因此而怪罪將軍。
乾隆帝以上種種重要措施，堅定了大帥的信心和決心，激發了將士的鬥誌，兼之武器精良，糧草充足，“義民”支持，“脅從”來歸，使平台之役進入到新的階段。
三、將士遵旨奮戰“大功”告成。
欽差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將軍、嘉勇侯福康安，參讚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護軍統領、綽爾和羅科巴圖魯、一等超勇侯海蘭察，參讚、成都將軍鄂輝，統領廣西綠營及四川“屯番”兵五千，乘船一百餘號，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崇武澳放洋，一晝夜行數百裏，第二日抵達鹿仔港。十一月初四日，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二十餘人，前往去大裏必經之地八卦山一帶，見林爽文軍於山梁設卡樹旗，海蘭察等即奮勇仰攻，擒拿敵兵，奪占了八卦山。十一月二十四日，乾隆帝看到了福康安、海蘭察、鄂輝關於此事的奏折，很高興，立即諭軍機大臣：“此次海蘭察所帶巴圖魯、侍衛止二十餘人，即能直抵賊人設卡處所，殺死賊匪，擒拿活口，士氣人心，為之一振，洵為事機順利，極好吉兆”。柴大紀力捍諸羅孤城，糧食久已缺乏，現今花生、地瓜等物又俱食盡，望援急迫。“福康安自應即由元長慶、笨港一帶統兵速進，剿殺沿途賊匪，徑達縣城”。
此諭尚未到達軍前，福康安已進入諸羅縣城了。原來，福康安統兵五千抵達鹿仔港後，“帆檣列數裏”，聲勢浩大，“各村莊被賊脅者望風解散”，“賊聞之，不測多寡，謂真有十萬兵至，始懼”。十一月初六日，福康安聲稱直搗大裏，“而陰趨縣治”，除渡台之兵五千外，又於初七日在元長莊總兵普吉保所帶官兵內挑新舊得力士卒六千餘名及“義民”一千餘人從征。大軍分為五隊，由福康安、海蘭察、鄂輝、護軍統領普爾普、總兵穆克登阿、總兵普吉保、侍衛額勒登阿分別帶領，“凡遇賊莊，即行剿洗，互為援應”。十一月初八日黎明，行至仔頂，敵軍“多人，潛於竹園內施放槍炮，一齊擁出”，官兵“屹立不動，槍箭齊發”。“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數十賊，賊大驚曰：是何老騎兵，強壯乃爾。遂即披靡”。福康安、海蘭察等帶領巴圖魯侍衛，“衝入賊中，賊匪抵敵不住，進入竹林。兩旁竹圍蔗田內，及仔尾等處，各莊賊匪，或數百人，或數千人，前來抗拒”。福康安預為布置，調令鄂輝、穆克登阿帶領四川“屯練降番”，扼住右首東莊溪橋，普爾普、侍衛春寧、參將吳宗茂帶兵堵剿左首各莊敵兵，並遣“義民”分頭焚砍竹圍蔗田及各處草房，打通了仔頂莊，仔尾莊。海蘭察帶巴圖魯、侍衛及“奮勇官兵”，長驅直入，“福康安將各處賊莊盡力攻剿，無不克捷”。進至牛稠山，林爽文領軍“阻溪自固，在山梁屯紮，見官兵將至，四麵圍裹，不下萬餘”。海蘭察率兵直越溪河，衝進敵隊，“無不以一當百，搶上山梁”，會黨抵擋不住，“紛紛逃竄”。福康安等於當日酉刻進入諸羅城，“城中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福至，無不欷啜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被困五月餘的諸羅縣城，終於解圍了。清軍征台之役發生了根本轉變，從此，義軍日衰，官兵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乾隆帝於十二月十四日收到了諸羅解圍的捷報，非常高興，立下諭旨褒獎說：“若援兵再遲十日，縣城即難固守”。福康安、海蘭察能督率將弁官兵，鼓勇前進，不等候貴州、湖南續調官兵，即不避險阻，“將各莊屯聚之賊匪痛加殲殺，直抵縣城，數月之圍應手而解，城內數萬生靈均獲更生之慶”，此皆福康安等調度有方，振作士氣，故能克敵製勝，迅奏捷音，自應優加寵錫。福康安、海蘭察俱係侯爵，著晉封公爵，各賞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以示優異。鄂輝等一並從優議敘。
福康安等在接到晉封公爵之旨以前，已經統軍進剿會黨。林爽文於撤圍後，退據諸羅城北之小半天山，此山四麵陡絕，難攻易守。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率將士“百道仰攻”，苦戰後攻克。義軍萬餘退守鬥六門，與官兵激烈交戰，不利，再退守大裏，憑借早已築成的土城，架設大批槍炮，竭力抵禦。十一月二十四日，清軍進攻，林爽文軍反擊，“退而複集者數次”。戰至晚上，清軍伏於溝坎間，林爽文軍“萬炬來索戰”，清軍萬箭齊發，萬槍齊射，殺死會黨甚多。第二日，官兵分路進攻，林爽文已攜眷夜逃，大批會黨陣亡。十二月初五日，清軍又猛攻林爽文所據集集埔，“殺千餘人，於是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妻孥於番社，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穀叢箐中”。
乾隆帝開始得悉上述捷音時，相當高興，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諭，同意福康安恩賞有功人員之請，授索倫佐領阿穆爾塔為一等侍衛，賞副將張芝元以總兵職銜，賞翼長六十七以副都統職銜，賜總兵袁國璜等人巴圖魯名號。但由於他望勝心切，急想立即擒獲林爽文，告成大功，故在一段時間內對福康安有所不滿，發出怨言。就在升賞官將的這一天，他又諭軍機大臣，指責福康安未乘勝統兵壓於“番地”，以逼“番人”擒獻林爽文。他說：福康安當大兵攻克“賊巢，聲勢百倍，逆首窮竄之際”，正當趁此兵威，及鋒而用，即勒兵“直壓生番地界”，諭以禍福，則其震懾兵威，貪得獎賞，自必將林爽文即時獻出，“實為此事緊要機宜”。“從來用兵之道，惟以威勝。曆觀前史禦賊之道，無不全資兵力，即至講和修好納降，亦必陳師壓壘，使敵人懾懼畏伏，然後盟約可堅，操縱自我”。今福康安隻差人“曉諭生番，懸立重賞”，則其惟利是視，設林爽文送與“生番”大量財帛，則“生番”可能將林私行藏匿，或放林逃移，那時，輾轉稽延，便多需時日了。如果林爽文複從內山“潛行煽惑，別滋事端，豈不更費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