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林爽文起兵反清乾隆帝遣軍征剿(2)
乾隆帝把盡快削平會黨的希望寄托於常青身上，給其提供了很多優越條件。四月初四日他接連下達三道重要諭旨，講了四個問題。其一，授常青為將軍，以福州將軍恒瑞、福建陸路提督藍元枚(由江南提督調任)為參讚，“俾事權歸一，軍威益振，以期迅奏蕩平，綏靖海疆”。其二，嚴肅軍紀，誅戮逃將。海壇總兵郝狀猷統兵三千餘名，係“派往南路剿捕大員”，收複鳳山縣城後，理應一麵派兵，設卡防守，一麵親率將弁，征剿敵軍，“乃安坐營盤”，既不能先事防禦，又當聞聽參將瑚圖裏被敵攔截之時，不即親督弁兵前往接應，奮勇衝殺，反而畏敵退避，潛回郡城，官兵紛紛潰散，致使鳳山縣城又複失陷。“似此畏怯偷生之員，若不明正典刑，其何以肅戎行而昭軍紀！”著常青將郝狀猷在台灣郡城眾將弁之前正法。參將瑚圖裏身係滿洲，前當會黨攻打鳳山時，所統兵丁即為敵軍衝散，本人倉皇騎馬遁回府城，已有應得之罪，此次又畏懼敵勢，潛行逃避，罪責難逃，著常青將其正法示眾。其三，處治黃、任。黃仕簡、任承恩貽誤緊要軍務，“均應按律即行正法”。但念黃年老有病，任承恩又係總兵任舉之子，任舉於金川用兵時陣亡，其長子又以救火得傷身亡，無有子嗣，任承恩亦無子，若將任承恩正法，則臨陣捐軀的任舉竟至絕嗣，二人均可免其一死，將黃仕簡所襲一等公爵革去，令其長孫黃嘉謨承襲。其四，增派援兵。台灣現有援兵一萬三千餘名，常青又飛谘添調閩、粵、浙兵七千名。李侍堯等已調廣東潮州、碣石二鎮兵四千名。因浙兵“向來柔懦”，著停調，改派福建駐防滿兵一千，代替浙兵，由福州將軍恒瑞率領赴台。福建續調的二千名兵士，著藍元枚統領。一共增派援兵七千名。
在此前後，乾隆帝又連續下諭，指授用兵方略，勉勵將弁奮戰。他在三月二十七日降旨：若必待粵兵至台，始行進剿，則“竟須至五月，豈不曠日持久”。著常青將台灣現有之兵，“擇其精壯者，親身帶至大裏賊巢，痛加殲戮，將首犯林爽文擒獲，其餘附從，自紛紛瓦解，固屬甚善”。若台灣之兵“實不可恃，必須接濟”，則待粵兵到後再進攻。四月初一日，他又降諭給軍機大臣，強調集中兵力征剿。他說：康熙年間進剿朱一貴，不及一月即成功，“蓋由大兵會合一路，由廈門進攻，聲威壯盛，賊匪望風膽落，故能一舉殲滅”。此次黃仕簡、任承恩係分路渡台，其餘將弁又各由別途陸續起行，“已覺兵勢稍分”。二人赴台後，理應會合，“厚集兵力，直搗賊巢，將首惡縛擒，餘黨自必瓦解”，乃二將僅派撥各將“零星打仗，四處堵禦，以致賊匪從而生心，得由山徑繞道蔓延，各處嘯聚，官兵轉為所牽製，兵分而力見單”，幸而敵軍未施巧計，否則“豈不又蹈木果木之覆轍耶”？“著常青抵台灣後，即將各路官兵調集，會合一處”，“以期兵威壯盛，士氣振奮，專力全赴賊巢搜剿，斷不可又蹈黃仕簡、任承恩故轍，輕分兵力，觀望遲延，俾賊匪得以四散牽製，蕆事致稽時日也”。
過了兩天，四月初三日，因李侍堯奏林爽文於家鄉“掘壕放水，多築土牆，安設炮位”，他又降旨：“賊黨盤踞穴巢，以圖並力固守，看其光景，別無他圖竄匿之計，轉可聚而殲戮，其事尚屬易辦”。但恐大兵雲集，四路圍攻，敵軍計窮力蹙，竄入內山，致稽緩時日，著常青抵台後，“即將各路官兵調集，會合一處，揀派精銳，親行帶領”，直赴敵巢，“奮力圍剿，務將首惡林爽文一鼓擒獲，餘黨殲除淨盡”；至於堵其後路，不使竄入內山，則責令柴大紀戴罪立功，“專力堵禦”。若其能拿獲首犯，不使餘黨一名漏網，則可宥其前罪，並錄其功，否則惟柴是問。不久，因常青奏請遣派曾經參加過戰爭的侍衛、章京前往帶兵進剿，他於四月十三日下諭，派烏什哈達等八員即日起程，星馳前往。
四月二十日，閩浙總督李侍堯之折到京。李侍堯奏稱：鳳山再失之後，“賊匪益肆滋擾，府城現添雇鄉勇萬餘人。又彰化縣屬，僅存鹿仔港一處尚在固守，各村老幼男婦來避匿者不下萬餘入，無處得食。經該道府等請撥銀十萬兩，米十萬石，接濟賑恤。臣以鄉勇本義民所雇，固屬急公向義，實亦自衛身家，避難民婦應於剿匪事竣，量為安插撫恤，是以概行議駁。”素以幹練著稱的李侍堯，這次卻犯了一個特大錯誤。如果真的實行這一辦法，必將驅使數以萬計的難民投入林爽文軍中，嚴重削弱官兵的實力，使地方更加混亂。乾隆帝讀過此折，立即下諭，斥責李之謬誤。他說：李侍堯在廈門一帶籌辦照料，“當以催兵徐渡，接濟軍儲糧餉為要，餘可徐論”。乃李惟慮多用錢糧，恐事竣後難於報銷，止將常青谘取銀十萬兩解往，而對該道府呈請之銀十萬兩、米十萬石概行議駁，“所見甚屬錯謬”。著李侍堯即將此銀、米“速行照數運往，以備接濟”，並著常青就近酌量將多餘兵糧，“散給貧民，務使不致逃散，方為妥協。不然，非去而從賊，即窮極搶奪，皆足僨事。況鄉勇義民既為國家禦賊，兼可衛其資產，是以為我出力，今既日久賠墊，既有陣傷亡故，又不能保其所有，亦必逃散從賊，兵丁弁備尚難望其枵腹從事，而況此眾民乎！”“前據常青奏稱，賊匪將所掠糧米，廣為散給，要結人心，以致日積月眾。豈閱時未久，該督遽至忘懷耶！著傳旨嚴行申飭”。③。
過了七天，四月二十七日，常青於三月發出的奏折送到京師。常青奏：莊大田率部侵擾府城，屢經親率官兵，出城迎捕堵殺，將弁用命，義民爭先，奮勇協剿，“接仗數次，共槍炮打死賊匪二千餘人”，生擒正法者五十餘名，賊目莊錫舍悔罪投誠，帶領所屬二千餘人，隨同官兵殺退敵兵。乾隆帝十分高興，下諭嘉獎常青能預先設法防堵，相機堵剿，籌劃調度，俱合機宜，年逾七十，尚能如此勇往督戰，賞其禦用玉扳指一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及庫紗、香珠、香牌、香袋、宮扇等物，賞其子筆帖式喜明為三等侍衛，命其馳驛前往台灣省親，對有功和傷亡官兵厚加升賞。他又以莊錫舍能招集泉州義民，立功贖罪，賞其守備職銜，其屬下有功人員，分給千把總等職銜。
此時常青統轄之兵，共有二萬名援兵和台灣額設之數千名戍兵(名為一萬二千餘，實僅數千)，將近三萬人，加上各莊“義民”，人數也相當可觀，而且還得到皇上大力支持，格外優遇，如若他調度有方，勇猛衝殺，進展會相當快的。但是，乾隆帝這次在任用將帥上，又失誤了，嚴重地影響了征剿的順利進行。
被皇上欽授為統帥的將軍常青，果真是聖諭所說優於“督率搜捕”？不，這隻是天子的想象而已。常青原是一官宦之子，父安圖任至江西巡撫。常青庸懦無能，但很會尋找門路，自寧郡王府長史累遷察哈爾都統、杭州將軍、福州將軍，乾隆五十一年初，署閩浙總督，旋實授。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常青奉旨入台，此時，台民以為青係總督，過去又曆任都統、將軍，“當知兵，人心稍定”。粵兵四千於四月中抵台，恒瑞、藍元枚亦各率兵至，乾隆帝又以失律罪誅總兵郝狀猷，“於是諸將鹹思進兵”。林爽文、莊大田雖領部攻打府城、諸羅及粵民村莊，然“勢力尚未張大，各村民俱未為所脅也”。在這援兵齊集、將弁思戰、“義民”鼎助的有利時刻，如果常青指揮得當，集兵猛攻，局勢定會改觀。
可是這位欽差將軍，隻擅長於虛報戰功，交結權貴，巴結上權相和，擁有強大的靠山，對於兵法卻一竅不通，更膽小如鼠，極畏征戰。史稱其為“和相私人”，“老而耄”，“畏葸”，“日夜惟涕泣而已”。五月二十四日，諸將決定出師，“城中市民鹹設犒酒以待”。第二日，莊大田、林爽文率會黨一萬餘人合攻府城，各莊埋伏的會黨不計其數，常青剛領軍出城，立即交戰。“常青戰栗，手不能舉鞭，於軍中大呼曰：賊砍老子頭矣！即策馬遁。諸將因之即退，賊大歡躍而歸。青入城，即令閉關，又請兵一萬”。這樣一來，戰局立即發生了嚴重不利於官兵的轉變，義軍勢力迅速擴展。“賊得以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域皆賊矣。莊大田驅以擾府城，林爽文驅以擾諸羅，勢益熾”，數月之內，“賊已增十萬矣”。
莊大田屢攻府城，並奪占附近村莊及笨港，使府城與諸羅縣城及彰化的鹿仔港之間，水陸交通中斷。於是，將軍常青、參讚恒瑞困居郡城，周圍十裏以內村莊俱被莊大田屬下會員占據。參讚藍元枚駐鹿仔港，兵力單薄，“四麵受敵”，在六月中奏請添兵五千名，隨因積勞成病，得了痢疾，於八月十八日去世，總兵普吉保代統其眾。台灣總兵柴大紀統兵四千死守諸羅。官兵陷入各自為戰的被動局麵。
由於諸羅城據南北之中，為府城屏障，不攻下諸羅，難以奪取郡城占據全台，故林爽文早在二月十二日、二十六日，三月初二、二十九日，四月初四、初十、十二日，率領義軍萬餘，多次猛攻諸羅縣城，並遣大批會員進襲附近村莊。六月中起，林爽文率部將諸羅團團圍住，日夜進攻。義軍還使用大板木車，中藏槍炮，分路進犯。柴大紀雖多次派遣急使向將軍常青求援，常青卻以自保為重，僅於六月先後派總兵魏大斌領兵一千五百名、遊擊田藍玉率卒一千名前往，但魏、田畏敵怯戰，一遇義軍攔阻，即逗留不前。
常青雖怯於攻戰，卻擅長說謊。明明是六月初八、初十日大營遭受莊大田部猛烈攻擊，鳳山東港、諸羅笨港及鹽水港被義軍“占擾”，“糧路不通”，常青卻偽報戰功，聲稱“臣等分派在營將弁，一麵分路截殺，一麵飛赴桶盤棧堵禦，殺賊一百餘人”，並“酌派兵民堵禦”。更妙的是六月中旬的一份奏折。常青奏：據柴大紀稟報，敵軍“攻踞鹽水港”，已撥兵一千前往，諸羅縣城駐兵太少，請速添兵救援，現已派魏大斌往援。“賊眾圍攻鹽水港，固意在諸羅，而實覬覦府城，臣等紮營府城以南，未敢移動，俟添調官兵到齊，相機剿捕”。②常青此奏，本意在於說明自己應當統率大兵坐守郡城，不宜離城往北救援諸羅，為其懼敵怯戰不親救諸羅之舉辯解，不料，皇上的判斷和決策，卻與此奏完全相反。
七月十二日，乾隆帝就常青之折降旨：鹽水港在諸羅之南，笨港在諸羅之北，“皆為運糧要路，今俱有賊匪搶占，以絕糧餉，諸羅勢甚迫急，所關甚重。看來賊人狡計，竟係因大兵俱在府城，諸羅一路兵勢單弱，故作窺伺府城，以牽綴官兵，使常青等不能遠離該處營盤，而其意實欲斷我糧道，攻逼諸羅縣城。若諸羅有失，則台灣府城勢更孤懸，四麵受敵，大有關係”。著常青於總兵、副將內擇其奮勇可靠者撥派一員，令其固守營盤。“常青等竟揀選精銳，親自帶領，同侍衛、章京、將備等數人，直趨北路，前至諸羅，會同柴大紀，並力擒渠搗穴。或再派勁旅，將鹽水港屯占賊匪悉力殲除，打通糧道，此為上策”。昨已有旨，令藍元枚帶兵前往鹽水港，剿殺敵軍後，“自南而北，星赴諸羅，接應柴大紀”，掃除笨港會黨。柴大紀處得此兩路兵力接應，鹽水港、笨港道路肅清，米糧通運，南北聲勢連絡，“人心自定，似於進剿機宜，極為得力。著常青、藍元枚酌量情形，迅速籌辦，斷不可坐失事機”。
常青接諭後，不得不於七月派總兵蔡攀龍、副將貴林等往援諸羅。蔡攀龍等幾經周折，才於八月二十日抵達城外，遭義軍圍擊，傷亡慘重，貴林及遊擊楊起麟等陣亡。柴大紀派兵出迎，始將蔡攀龍及其殘部七八百人與運餉義民三千人接應入城。魏大斌、田藍玉亦因嚴令督促，不得不率軍前進，損兵大半，始入諸羅。
林爽文深知諸羅之重要，“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圍，連日夕不止”。經過大半年的征戰，義軍已逐漸學會一些戰陣之法和攻城之術。林爽文用大木板製成大車，“中藏槍炮”，名叫呂公車，以數百人牽引，“擊城北堞”，並用火箭射雉樓，想方設法猛烈攻擊，同時，又斷絕糧道，嚴禁米糧入城。縣城被圍日久，糧草奇缺，彈藥不足，形勢異常危急。柴大紀幾次差派“敢死士突圍出，請救於常青”，不料，這位曾被皇上讚譽為優於督捕的大帥，竟拒柴之請，還幸災樂禍地譏笑說：“若是呆漢，適足以予賊，始快餘心也”，置之不理。
常青雖然能夠對柴大紀采取這種極端錯誤的手段，但他也知道事關重大，不能解救諸羅之危，不能削平會黨，將麵臨滅門之災，因此，向和求救，“密劄哀乞和相，請以他將往代。”和找到合適的機會，向帝奏報。常青又直接奏請皇上“派一大員，到台灣督辦軍需”，並請再調廣東兵四千、京兵一千、貴州兵二千。
乾隆帝讀過常青奏折後，，於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降四旨，講了四個問題。其一，派伊轍布、德明額等官往福建，交與常青、李侍堯差遣，辦理軍需糧餉。其二，允準常青添兵之請，但因北京、湖廣、貴州離閩遙遠，“且長途調撥，跡涉張皇”，改令調廣東綠營兵六千、廣東駐防滿兵一千五百名、浙省駐防滿兵一千、乍浦駐防滿兵五百名，再加上福建綠營兵二千名，共一萬一千名，即速前赴台灣。其三，傳諭常青等用兵之法。“常青等統兵進剿，遇賊蜂擁前來抗拒，乍見兵少賊多，未免驚惶”，現已調兵一萬一千名，以九千名往府城常青處，以二千名赴鹿仔港，助藍元枚。其四，派福康安前往台灣督辦軍務。常青本由都統、將軍甫經簡授總督，“更事未多”，其已年逾七旬，“精神未能周到”。“常青等昨奏請派一大員，到台灣督辦軍需，其意未必非自揣難以勝任，欲朕另簡大臣，前往督辦軍務”。此事自應阿桂前往，但其亦係年逾七十之人，不忍令其遠涉重洋，和又難以分身。將來派出的領兵大臣如海蘭察等人，亦非常青、李侍堯所能統轄駕馭。福康安年富力強，於軍旅素為諳練，又能駕馭海蘭察等，“以之前往督辦，足資倚任”。著陝甘總督福康安即來行在陛見，預備差遣。
此後，乾隆帝又陸續發現常青懼敵株守等等謬誤，多次諭斥其非。七月二十日他諭軍機大臣：“常青、恒瑞奏加派官兵應援諸羅一折，所辦著著皆錯”。柴大紀現在諸羅，被會黨圍攻，“四處斷絕糧道，又請添兵救援，常青等即應領將備親身速統大兵前往接應”，乃僅零星派撥少數士卒前往，“伊等在府城，又何曾殺戮多賊能進尺寸之地哉？”“看來該將軍等此時竟茫無主見，一錯百錯”，著嚴行申飭，令其直赴諸羅，“勿再株守坐待，以致老師糜餉，坐失事機，自取重戾”。
過了六天，七月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本日詢問常青派遣齎送奏折的差弁饒成龍，得知常青紮營之桶盤棧，離莊大田屯駐的南潭，隻有五裏。常青至台已有數月，“早應統領大兵，將賊目莊大田先行剿除，乃惟知結營自守，似此肘腋之間，任其逼處，竟不思乘勢攻剿，實不可解”，著即令其剿洗。③
因常青一再違旨，株守郡城，不援諸羅，乾隆帝十分生氣，於八月二十二日又諭軍機大臣：常青既不舍南趨北，又不“將南路之賊乘勢剿除，豈在台灣坐守終老即能了事乎”！常青年老，“留於軍營，亦屬無益”，福康安到台灣後，如必須讓其幫辦，即留常青於軍營，“若留彼無用”，即令其來京陛見。不久，帝又諭令常青“留駐府城，督率剿捕”。
常青從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抵台，至十一月初福康安到台灣為止，當了八個月大帥，一事無成，而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義軍，卻利用這位貪生怕死的庸帥之無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第二節指揮得當三月“平台”。
一、新帥福康安上疏示怯乾隆帝力言必勝之因。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乾隆皇帝下諭，派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福康安前往台灣，接替常青，督辦軍務。七月二十七日，又諭派海蘭察為參讚大臣，護軍統領舒亮、普爾普為領隊大臣，各帶侍衛章京拜唐阿二十名前往台灣，剿滅義軍。八月初二日，他又下諭，授福康安為將軍，調湖南、湖北、貴州綠營兵各二千名及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增援台灣。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欽差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將軍福康安的奏折送到皇上麵前。福康安奏：“臣遵旨在途拆閱常青等奏折，知南北兩路官兵尚未得手，所稱兵力不足，似屬實在情形”。現雖有添調的浙粵官兵陸續配渡前往，但該兵丁等向未出征，恐不能十分得力。至於柴大紀，力捍孤城，坐困已及兩月，常青雖派蔡攀龍等帶兵往援，而兵力不多，亦難即時進剿。如於郡城各營中，撥兵前往援救，“而賊人狡計百出”，見官兵全集諸羅，又恐乘虛滋擾郡城。“臣通盤籌劃”，所有前奉諭旨征調的貴州、湖北、湖南及四川“屯練降番”兵八千名，懇請皇上嚴飭各督撫速撥赴閩，聽候調用。
福康安此奏，頗有“畏難”、“畏怯之意”，原因何在？是福康安老朽因循，或是膽小懼戰？看來都不像。此時福康安正處在年富力強勇於創功立業之時，而且蒙受皇上特殊恩寵。福康安乃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子、孝賢皇後之侄，很早就榮任頭等侍衛、戶部侍郎、副都統。乾隆三十八年起，福康安參加二征金川之役，任領隊大臣，多次率兵攻取敵軍險碉，軍功卓著。平金川後，福康安以功封三等嘉勇男，圖形於紫光閣，賜禦用鞍轡馬和雙眼花翎，擢都統，相繼任吉林將軍、盛京將軍、雲貴總督、四川總督、署工部尚書、兵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並任軍機大臣、禦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總管健銳營官兵大臣、後護大臣等職。乾隆四十九年甘肅回民田五等起義，福康安蒙帝授為欽差大臣和陝甘總督，同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領兵往征，旋因大學士阿桂被授為將軍，福康安才改為參讚大臣。福康安等抵達甘肅後，奮勇進攻，很快就將起義打壓下去，皇上大喜，晉其為嘉勇侯，轉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升任協辦大學士，仍留陝甘總督任。
這樣一位正在勇建功勳的大帥，居然在蒙帝欽派為征台將軍時，呈上“畏難”之折，顯然是有原因的，簡而言之就是他認為 義軍太強，官兵太弱，難以速見其效。此時，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義軍，多達一二十萬人。台灣全府，除郡城、諸羅縣城及鹿仔港等少數港口村莊外，廣大地區已為義軍占據。官軍連遭失敗，士氣低下，畏敵懼戰，動輒潰逃。將軍常青統率重兵，龜縮郡城，對五裏之外的莊大田部營盤，不敢稍有冒犯。福建水師提督、參讚柴大紀困守諸羅，局勢險迫，危在旦夕。柴雖多次飛章告急，常青就是不敢親領大軍往援。盡管朝廷一再督促，福州將軍、參讚恒瑞被迫帶兵五千進據鹽水港，距諸羅僅四十裏，總兵普吉保有兵五六千久駐鹿仔港，後進駐元長莊、月眉莊，離諸羅縣城僅五裏，皆畏敵勢強大，不敢死戰卻敵，解救諸羅之圍，而長期坐守。
出現這種十分危急的局麵，並不是由於將軍常青統轄之兵太少。乾隆皇帝在八月二十二日斥責常青膽怯無能時說：“今常青原帶之兵，已較黃仕簡在彼時為多，又經陸續添調閩省及粵東、浙江綠營駐防兵，共計不下二萬，兵力如此厚集，而複何所借口，常青可不勉圖進取稍贖前愆耶？”黃仕簡、任承恩攻會黨時，統轄增台援軍一萬三千餘名，常青赴台時還多於此數，再加上續調之兵二萬，以及台灣府額兵一萬二千餘，總數約在五萬名左右。常青擁兵五萬，尚且不能削平義軍，且局勢迅速惡化，諸羅縣城旦夕不保，全台盡失之日不遠。在這樣危險形勢下，朝廷隻增派貴州、湖北、湖南各綠營兵二千和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一共八千名，這樣數目的援兵，能改變台灣危局嗎？可能性不大。
在此前後，乾隆帝又連續下諭，指授用兵方略，勉勵將弁奮戰。他在三月二十七日降旨：若必待粵兵至台，始行進剿，則“竟須至五月，豈不曠日持久”。著常青將台灣現有之兵，“擇其精壯者，親身帶至大裏賊巢，痛加殲戮，將首犯林爽文擒獲，其餘附從，自紛紛瓦解，固屬甚善”。若台灣之兵“實不可恃，必須接濟”，則待粵兵到後再進攻。四月初一日，他又降諭給軍機大臣，強調集中兵力征剿。他說：康熙年間進剿朱一貴，不及一月即成功，“蓋由大兵會合一路，由廈門進攻，聲威壯盛，賊匪望風膽落，故能一舉殲滅”。此次黃仕簡、任承恩係分路渡台，其餘將弁又各由別途陸續起行，“已覺兵勢稍分”。二人赴台後，理應會合，“厚集兵力，直搗賊巢，將首惡縛擒，餘黨自必瓦解”，乃二將僅派撥各將“零星打仗，四處堵禦，以致賊匪從而生心，得由山徑繞道蔓延，各處嘯聚，官兵轉為所牽製，兵分而力見單”，幸而敵軍未施巧計，否則“豈不又蹈木果木之覆轍耶”？“著常青抵台灣後，即將各路官兵調集，會合一處”，“以期兵威壯盛，士氣振奮，專力全赴賊巢搜剿，斷不可又蹈黃仕簡、任承恩故轍，輕分兵力，觀望遲延，俾賊匪得以四散牽製，蕆事致稽時日也”。
過了兩天，四月初三日，因李侍堯奏林爽文於家鄉“掘壕放水，多築土牆，安設炮位”，他又降旨：“賊黨盤踞穴巢，以圖並力固守，看其光景，別無他圖竄匿之計，轉可聚而殲戮，其事尚屬易辦”。但恐大兵雲集，四路圍攻，敵軍計窮力蹙，竄入內山，致稽緩時日，著常青抵台後，“即將各路官兵調集，會合一處，揀派精銳，親行帶領”，直赴敵巢，“奮力圍剿，務將首惡林爽文一鼓擒獲，餘黨殲除淨盡”；至於堵其後路，不使竄入內山，則責令柴大紀戴罪立功，“專力堵禦”。若其能拿獲首犯，不使餘黨一名漏網，則可宥其前罪，並錄其功，否則惟柴是問。不久，因常青奏請遣派曾經參加過戰爭的侍衛、章京前往帶兵進剿，他於四月十三日下諭，派烏什哈達等八員即日起程，星馳前往。
四月二十日，閩浙總督李侍堯之折到京。李侍堯奏稱：鳳山再失之後，“賊匪益肆滋擾，府城現添雇鄉勇萬餘人。又彰化縣屬，僅存鹿仔港一處尚在固守，各村老幼男婦來避匿者不下萬餘入，無處得食。經該道府等請撥銀十萬兩，米十萬石，接濟賑恤。臣以鄉勇本義民所雇，固屬急公向義，實亦自衛身家，避難民婦應於剿匪事竣，量為安插撫恤，是以概行議駁。”素以幹練著稱的李侍堯，這次卻犯了一個特大錯誤。如果真的實行這一辦法，必將驅使數以萬計的難民投入林爽文軍中，嚴重削弱官兵的實力，使地方更加混亂。乾隆帝讀過此折，立即下諭，斥責李之謬誤。他說：李侍堯在廈門一帶籌辦照料，“當以催兵徐渡，接濟軍儲糧餉為要，餘可徐論”。乃李惟慮多用錢糧，恐事竣後難於報銷，止將常青谘取銀十萬兩解往，而對該道府呈請之銀十萬兩、米十萬石概行議駁，“所見甚屬錯謬”。著李侍堯即將此銀、米“速行照數運往，以備接濟”，並著常青就近酌量將多餘兵糧，“散給貧民，務使不致逃散，方為妥協。不然，非去而從賊，即窮極搶奪，皆足僨事。況鄉勇義民既為國家禦賊，兼可衛其資產，是以為我出力，今既日久賠墊，既有陣傷亡故，又不能保其所有，亦必逃散從賊，兵丁弁備尚難望其枵腹從事，而況此眾民乎！”“前據常青奏稱，賊匪將所掠糧米，廣為散給，要結人心，以致日積月眾。豈閱時未久，該督遽至忘懷耶！著傳旨嚴行申飭”。③。
過了七天，四月二十七日，常青於三月發出的奏折送到京師。常青奏：莊大田率部侵擾府城，屢經親率官兵，出城迎捕堵殺，將弁用命，義民爭先，奮勇協剿，“接仗數次，共槍炮打死賊匪二千餘人”，生擒正法者五十餘名，賊目莊錫舍悔罪投誠，帶領所屬二千餘人，隨同官兵殺退敵兵。乾隆帝十分高興，下諭嘉獎常青能預先設法防堵，相機堵剿，籌劃調度，俱合機宜，年逾七十，尚能如此勇往督戰，賞其禦用玉扳指一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及庫紗、香珠、香牌、香袋、宮扇等物，賞其子筆帖式喜明為三等侍衛，命其馳驛前往台灣省親，對有功和傷亡官兵厚加升賞。他又以莊錫舍能招集泉州義民，立功贖罪，賞其守備職銜，其屬下有功人員，分給千把總等職銜。
此時常青統轄之兵，共有二萬名援兵和台灣額設之數千名戍兵(名為一萬二千餘，實僅數千)，將近三萬人，加上各莊“義民”，人數也相當可觀，而且還得到皇上大力支持，格外優遇，如若他調度有方，勇猛衝殺，進展會相當快的。但是，乾隆帝這次在任用將帥上，又失誤了，嚴重地影響了征剿的順利進行。
被皇上欽授為統帥的將軍常青，果真是聖諭所說優於“督率搜捕”？不，這隻是天子的想象而已。常青原是一官宦之子，父安圖任至江西巡撫。常青庸懦無能，但很會尋找門路，自寧郡王府長史累遷察哈爾都統、杭州將軍、福州將軍，乾隆五十一年初，署閩浙總督，旋實授。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常青奉旨入台，此時，台民以為青係總督，過去又曆任都統、將軍，“當知兵，人心稍定”。粵兵四千於四月中抵台，恒瑞、藍元枚亦各率兵至，乾隆帝又以失律罪誅總兵郝狀猷，“於是諸將鹹思進兵”。林爽文、莊大田雖領部攻打府城、諸羅及粵民村莊，然“勢力尚未張大，各村民俱未為所脅也”。在這援兵齊集、將弁思戰、“義民”鼎助的有利時刻，如果常青指揮得當，集兵猛攻，局勢定會改觀。
可是這位欽差將軍，隻擅長於虛報戰功，交結權貴，巴結上權相和，擁有強大的靠山，對於兵法卻一竅不通，更膽小如鼠，極畏征戰。史稱其為“和相私人”，“老而耄”，“畏葸”，“日夜惟涕泣而已”。五月二十四日，諸將決定出師，“城中市民鹹設犒酒以待”。第二日，莊大田、林爽文率會黨一萬餘人合攻府城，各莊埋伏的會黨不計其數，常青剛領軍出城，立即交戰。“常青戰栗，手不能舉鞭，於軍中大呼曰：賊砍老子頭矣！即策馬遁。諸將因之即退，賊大歡躍而歸。青入城，即令閉關，又請兵一萬”。這樣一來，戰局立即發生了嚴重不利於官兵的轉變，義軍勢力迅速擴展。“賊得以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域皆賊矣。莊大田驅以擾府城，林爽文驅以擾諸羅，勢益熾”，數月之內，“賊已增十萬矣”。
莊大田屢攻府城，並奪占附近村莊及笨港，使府城與諸羅縣城及彰化的鹿仔港之間，水陸交通中斷。於是，將軍常青、參讚恒瑞困居郡城，周圍十裏以內村莊俱被莊大田屬下會員占據。參讚藍元枚駐鹿仔港，兵力單薄，“四麵受敵”，在六月中奏請添兵五千名，隨因積勞成病，得了痢疾，於八月十八日去世，總兵普吉保代統其眾。台灣總兵柴大紀統兵四千死守諸羅。官兵陷入各自為戰的被動局麵。
由於諸羅城據南北之中，為府城屏障，不攻下諸羅，難以奪取郡城占據全台，故林爽文早在二月十二日、二十六日，三月初二、二十九日，四月初四、初十、十二日，率領義軍萬餘，多次猛攻諸羅縣城，並遣大批會員進襲附近村莊。六月中起，林爽文率部將諸羅團團圍住，日夜進攻。義軍還使用大板木車，中藏槍炮，分路進犯。柴大紀雖多次派遣急使向將軍常青求援，常青卻以自保為重，僅於六月先後派總兵魏大斌領兵一千五百名、遊擊田藍玉率卒一千名前往，但魏、田畏敵怯戰，一遇義軍攔阻，即逗留不前。
常青雖怯於攻戰，卻擅長說謊。明明是六月初八、初十日大營遭受莊大田部猛烈攻擊，鳳山東港、諸羅笨港及鹽水港被義軍“占擾”，“糧路不通”，常青卻偽報戰功，聲稱“臣等分派在營將弁，一麵分路截殺，一麵飛赴桶盤棧堵禦，殺賊一百餘人”，並“酌派兵民堵禦”。更妙的是六月中旬的一份奏折。常青奏：據柴大紀稟報，敵軍“攻踞鹽水港”，已撥兵一千前往，諸羅縣城駐兵太少，請速添兵救援，現已派魏大斌往援。“賊眾圍攻鹽水港，固意在諸羅，而實覬覦府城，臣等紮營府城以南，未敢移動，俟添調官兵到齊，相機剿捕”。②常青此奏，本意在於說明自己應當統率大兵坐守郡城，不宜離城往北救援諸羅，為其懼敵怯戰不親救諸羅之舉辯解，不料，皇上的判斷和決策，卻與此奏完全相反。
七月十二日，乾隆帝就常青之折降旨：鹽水港在諸羅之南，笨港在諸羅之北，“皆為運糧要路，今俱有賊匪搶占，以絕糧餉，諸羅勢甚迫急，所關甚重。看來賊人狡計，竟係因大兵俱在府城，諸羅一路兵勢單弱，故作窺伺府城，以牽綴官兵，使常青等不能遠離該處營盤，而其意實欲斷我糧道，攻逼諸羅縣城。若諸羅有失，則台灣府城勢更孤懸，四麵受敵，大有關係”。著常青於總兵、副將內擇其奮勇可靠者撥派一員，令其固守營盤。“常青等竟揀選精銳，親自帶領，同侍衛、章京、將備等數人，直趨北路，前至諸羅，會同柴大紀，並力擒渠搗穴。或再派勁旅，將鹽水港屯占賊匪悉力殲除，打通糧道，此為上策”。昨已有旨，令藍元枚帶兵前往鹽水港，剿殺敵軍後，“自南而北，星赴諸羅，接應柴大紀”，掃除笨港會黨。柴大紀處得此兩路兵力接應，鹽水港、笨港道路肅清，米糧通運，南北聲勢連絡，“人心自定，似於進剿機宜，極為得力。著常青、藍元枚酌量情形，迅速籌辦，斷不可坐失事機”。
常青接諭後，不得不於七月派總兵蔡攀龍、副將貴林等往援諸羅。蔡攀龍等幾經周折，才於八月二十日抵達城外，遭義軍圍擊，傷亡慘重，貴林及遊擊楊起麟等陣亡。柴大紀派兵出迎，始將蔡攀龍及其殘部七八百人與運餉義民三千人接應入城。魏大斌、田藍玉亦因嚴令督促，不得不率軍前進，損兵大半，始入諸羅。
林爽文深知諸羅之重要，“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圍，連日夕不止”。經過大半年的征戰，義軍已逐漸學會一些戰陣之法和攻城之術。林爽文用大木板製成大車，“中藏槍炮”，名叫呂公車，以數百人牽引，“擊城北堞”，並用火箭射雉樓，想方設法猛烈攻擊，同時，又斷絕糧道，嚴禁米糧入城。縣城被圍日久，糧草奇缺，彈藥不足，形勢異常危急。柴大紀幾次差派“敢死士突圍出，請救於常青”，不料，這位曾被皇上讚譽為優於督捕的大帥，竟拒柴之請，還幸災樂禍地譏笑說：“若是呆漢，適足以予賊，始快餘心也”，置之不理。
常青雖然能夠對柴大紀采取這種極端錯誤的手段，但他也知道事關重大，不能解救諸羅之危，不能削平會黨，將麵臨滅門之災，因此，向和求救，“密劄哀乞和相，請以他將往代。”和找到合適的機會，向帝奏報。常青又直接奏請皇上“派一大員，到台灣督辦軍需”，並請再調廣東兵四千、京兵一千、貴州兵二千。
乾隆帝讀過常青奏折後，，於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降四旨，講了四個問題。其一，派伊轍布、德明額等官往福建，交與常青、李侍堯差遣，辦理軍需糧餉。其二，允準常青添兵之請，但因北京、湖廣、貴州離閩遙遠，“且長途調撥，跡涉張皇”，改令調廣東綠營兵六千、廣東駐防滿兵一千五百名、浙省駐防滿兵一千、乍浦駐防滿兵五百名，再加上福建綠營兵二千名，共一萬一千名，即速前赴台灣。其三，傳諭常青等用兵之法。“常青等統兵進剿，遇賊蜂擁前來抗拒，乍見兵少賊多，未免驚惶”，現已調兵一萬一千名，以九千名往府城常青處，以二千名赴鹿仔港，助藍元枚。其四，派福康安前往台灣督辦軍務。常青本由都統、將軍甫經簡授總督，“更事未多”，其已年逾七旬，“精神未能周到”。“常青等昨奏請派一大員，到台灣督辦軍需，其意未必非自揣難以勝任，欲朕另簡大臣，前往督辦軍務”。此事自應阿桂前往，但其亦係年逾七十之人，不忍令其遠涉重洋，和又難以分身。將來派出的領兵大臣如海蘭察等人，亦非常青、李侍堯所能統轄駕馭。福康安年富力強，於軍旅素為諳練，又能駕馭海蘭察等，“以之前往督辦，足資倚任”。著陝甘總督福康安即來行在陛見，預備差遣。
此後，乾隆帝又陸續發現常青懼敵株守等等謬誤，多次諭斥其非。七月二十日他諭軍機大臣：“常青、恒瑞奏加派官兵應援諸羅一折，所辦著著皆錯”。柴大紀現在諸羅，被會黨圍攻，“四處斷絕糧道，又請添兵救援，常青等即應領將備親身速統大兵前往接應”，乃僅零星派撥少數士卒前往，“伊等在府城，又何曾殺戮多賊能進尺寸之地哉？”“看來該將軍等此時竟茫無主見，一錯百錯”，著嚴行申飭，令其直赴諸羅，“勿再株守坐待，以致老師糜餉，坐失事機，自取重戾”。
過了六天，七月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本日詢問常青派遣齎送奏折的差弁饒成龍，得知常青紮營之桶盤棧，離莊大田屯駐的南潭，隻有五裏。常青至台已有數月，“早應統領大兵，將賊目莊大田先行剿除，乃惟知結營自守，似此肘腋之間，任其逼處，竟不思乘勢攻剿，實不可解”，著即令其剿洗。③
因常青一再違旨，株守郡城，不援諸羅，乾隆帝十分生氣，於八月二十二日又諭軍機大臣：常青既不舍南趨北，又不“將南路之賊乘勢剿除，豈在台灣坐守終老即能了事乎”！常青年老，“留於軍營，亦屬無益”，福康安到台灣後，如必須讓其幫辦，即留常青於軍營，“若留彼無用”，即令其來京陛見。不久，帝又諭令常青“留駐府城，督率剿捕”。
常青從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抵台，至十一月初福康安到台灣為止，當了八個月大帥，一事無成，而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義軍，卻利用這位貪生怕死的庸帥之無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第二節指揮得當三月“平台”。
一、新帥福康安上疏示怯乾隆帝力言必勝之因。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乾隆皇帝下諭，派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福康安前往台灣，接替常青，督辦軍務。七月二十七日，又諭派海蘭察為參讚大臣，護軍統領舒亮、普爾普為領隊大臣，各帶侍衛章京拜唐阿二十名前往台灣，剿滅義軍。八月初二日，他又下諭，授福康安為將軍，調湖南、湖北、貴州綠營兵各二千名及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增援台灣。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欽差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將軍福康安的奏折送到皇上麵前。福康安奏：“臣遵旨在途拆閱常青等奏折，知南北兩路官兵尚未得手，所稱兵力不足，似屬實在情形”。現雖有添調的浙粵官兵陸續配渡前往，但該兵丁等向未出征，恐不能十分得力。至於柴大紀，力捍孤城，坐困已及兩月，常青雖派蔡攀龍等帶兵往援，而兵力不多，亦難即時進剿。如於郡城各營中，撥兵前往援救，“而賊人狡計百出”，見官兵全集諸羅，又恐乘虛滋擾郡城。“臣通盤籌劃”，所有前奉諭旨征調的貴州、湖北、湖南及四川“屯練降番”兵八千名，懇請皇上嚴飭各督撫速撥赴閩，聽候調用。
福康安此奏，頗有“畏難”、“畏怯之意”，原因何在？是福康安老朽因循，或是膽小懼戰？看來都不像。此時福康安正處在年富力強勇於創功立業之時，而且蒙受皇上特殊恩寵。福康安乃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子、孝賢皇後之侄，很早就榮任頭等侍衛、戶部侍郎、副都統。乾隆三十八年起，福康安參加二征金川之役，任領隊大臣，多次率兵攻取敵軍險碉，軍功卓著。平金川後，福康安以功封三等嘉勇男，圖形於紫光閣，賜禦用鞍轡馬和雙眼花翎，擢都統，相繼任吉林將軍、盛京將軍、雲貴總督、四川總督、署工部尚書、兵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並任軍機大臣、禦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總管健銳營官兵大臣、後護大臣等職。乾隆四十九年甘肅回民田五等起義，福康安蒙帝授為欽差大臣和陝甘總督，同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領兵往征，旋因大學士阿桂被授為將軍，福康安才改為參讚大臣。福康安等抵達甘肅後，奮勇進攻，很快就將起義打壓下去，皇上大喜，晉其為嘉勇侯，轉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升任協辦大學士，仍留陝甘總督任。
這樣一位正在勇建功勳的大帥，居然在蒙帝欽派為征台將軍時，呈上“畏難”之折，顯然是有原因的，簡而言之就是他認為 義軍太強，官兵太弱，難以速見其效。此時，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義軍，多達一二十萬人。台灣全府，除郡城、諸羅縣城及鹿仔港等少數港口村莊外，廣大地區已為義軍占據。官軍連遭失敗，士氣低下，畏敵懼戰，動輒潰逃。將軍常青統率重兵，龜縮郡城，對五裏之外的莊大田部營盤，不敢稍有冒犯。福建水師提督、參讚柴大紀困守諸羅，局勢險迫，危在旦夕。柴雖多次飛章告急，常青就是不敢親領大軍往援。盡管朝廷一再督促，福州將軍、參讚恒瑞被迫帶兵五千進據鹽水港，距諸羅僅四十裏，總兵普吉保有兵五六千久駐鹿仔港，後進駐元長莊、月眉莊，離諸羅縣城僅五裏，皆畏敵勢強大，不敢死戰卻敵，解救諸羅之圍，而長期坐守。
出現這種十分危急的局麵，並不是由於將軍常青統轄之兵太少。乾隆皇帝在八月二十二日斥責常青膽怯無能時說：“今常青原帶之兵，已較黃仕簡在彼時為多，又經陸續添調閩省及粵東、浙江綠營駐防兵，共計不下二萬，兵力如此厚集，而複何所借口，常青可不勉圖進取稍贖前愆耶？”黃仕簡、任承恩攻會黨時，統轄增台援軍一萬三千餘名，常青赴台時還多於此數，再加上續調之兵二萬，以及台灣府額兵一萬二千餘，總數約在五萬名左右。常青擁兵五萬，尚且不能削平義軍，且局勢迅速惡化，諸羅縣城旦夕不保，全台盡失之日不遠。在這樣危險形勢下，朝廷隻增派貴州、湖北、湖南各綠營兵二千和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一共八千名，這樣數目的援兵，能改變台灣危局嗎？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