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抵禦外侵安定西藏(2)
傅清、拉布敦僅僅依靠微不足道的百餘士卒，就誅殺了興兵作亂勢傾藏地的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為徹底平叛奠定了基礎，避免了滿、漢、藏族互相殘殺的大災難，為此而英勇就義，確係有膽有識、大智大勇、建樹殊勳的功臣，他倆得到追贈爵位等厚遇，是完全應該的，是當之無愧的。但是，乾隆帝之種種殊恩，是否還包含著內疚和補過的因素？看來是有些原因的。姑且不談乾隆帝多次拒絕傅清、拉布敦奏誅藏王之請，如早從其言，派遣大軍入藏，“雙忠”可能還在人間。就是當十四年十二月四川總督策楞奏請恢複舊製派兵五百常駐西藏時，若帝從其議，也許傅清二人還不至於血染官署。因為通司崗的駐藏大臣衙門，“係三層樓房，樓高牆固，即偶有意外之事，易於防守”。設若傅清、拉布敦領有新派駐兵五百，連原有一百餘名兵士，六百餘人倚險堅守，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已死，餘黨雖有數千，但係烏合之眾，戰鬥力不強，隻要堅持一二天，達賴喇嘛就能調遣僧俗官民前來救援，內外結合，就可消滅叛軍，保住兩位大臣及其屬下官員兵民的性命。可是，乾隆帝擔心藏王起疑，猶豫不決，未果斷下令多派駐兵，以致傅清等人兵微將寡，為國捐軀。回思幾年內對藏事處理的欠妥，乾隆帝很難不有悔恨內疚之意。他曾下諭論述事變之因說：“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凶悖肆惡，本因向來威權太盛，專製一方，致釀此患，乃朕加恩過重，有以縱之，不可不追悔從前之不早為裁抑。”這也許是他厚贈傅清、拉布敦的原因之一吧，借此以示補過。這樣做，是完全應該的，無可非議。
四、乘機整頓藏地“酌定西藏善後章程”。
乾隆帝於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知悉傅清、拉布敦誘斬叛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為逆黨所害以後，十分憤怒，準備大舉進剿，立諭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帶兵三千名，速往西藏，命建昌鎮總兵董芳領兵二千名隨後策應，調兵三千預備派遣應援，命陝甘總督尹繼善至川，籌辦、經管輸送糧餉、調兵接應、奏報軍情等事，令雲南提督冶大雄查尋所有路徑，集兵待旨，以便從滇入藏，又派侍郎那木紮勒、兆惠趕往西藏，會同新任駐藏大臣理事。尋因藏中大局已定，首逆擒獲，他便從策楞之請，僅撥兵八百名隨其進藏，令嶽鍾琪回駐打箭爐。
他交與策楞、班第等大臣的使命，是處理好西藏善後事宜，盡量把西藏管好，不要再生事端。
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即知悉變亂後的第三天，他下諭給軍機大臣，提出了乘此機會徹底整頓西藏的方針和重要政策。他說：
“西藏經此番舉動，正措置轉關一大機會，若辦理得當，則可保永遠寧謐，如其稍有滲漏，則數十年後又滋事端。朕前傳諭班第，以西藏事必當眾建而分其勢，目今乘此兵威，易於辦理，惟在相度機勢，計慮久遠，方為萬全。傅清等雖曾許班第達為藏王，然伊等辦理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初，不知班第達曾經與聞否？設先預聞，必先有成約，如伊果能統所屬人眾，救護策應，則卓呢羅卜藏紮什未必猖獗至此，乃伊不行救護，而先奔至達賴喇嘛處，……其居心狡獪為何如者。伊若一為藏王，即使恭順如頗羅鼐，而其子孫亦不可保，此其可慮，豈在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下哉。策楞等至藏，細加體訪，如其人實無他能，聽受約束，即量予爵秩，……(若因不封王而怨望)即聲其不救護駐藏大臣之罪，相機加之顯戮。……至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貲產，歲入必極豐厚，應入官為駐藏大臣公用，足供駐兵千人而有餘。……噶隆事務，於事權極有關係，必須駐藏大臣管理，呼應方靈。即如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一言而塘汛斷絕，班第達一言而塘汛複通，信息往來，惟藏王之言是聽，而駐藏大臣毫無把握，如此即駐兵萬人，何濟於事。策楞、嶽鍾琪到彼，目擊情形，務須將此事徹底熟籌，……令自我出，方為扼要。將來不但西藏應留兵駐守，即打箭爐為西藏咽喉，亦應添駐重兵。以方今時勢言之，國家全盛之力，豈以添兵多費為虞耶？現交議政王大臣會同軍機大臣等詳悉定議，可並備細傳諭策楞、嶽鍾琪等知之。”
這道諭旨講了六個問題。其一，確保西藏隸屬中央，使西藏永遠寧謐。乾隆帝清楚地認識到，過分優待和姑息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是使其謀叛和未能及早防止變亂的重要原因。這固然是有損個人威嚴的不光彩之事，但他並不灰心喪氣，沒有淹沒在無窮無盡的惟知後悔、羞慚的狂浪之中，而是痛定思痛，總結經驗教訓，振奮精神，知難而進，變被動為主動，探討新的方針，決心利用平叛機會，實行大的改革，徹底解決西藏問題。所以他特別強調要充分利用這個“措置轉關一大機會”，要“辦理得當”，以保“永遠寧謐”，不要“稍有滲漏”，使數十年後又滋生事端。
其二，不封班第達為藏王。乾隆帝看準了封授藏王之欠妥，一為藏王，就會像珠爾默特那木紮勒那樣“專製一方”，“威權太盛”，從而可能產生謀叛不軌的念頭。如果班第達當上藏王，即使本人識時務安分恭順，也難保其子孫永遠忠順，這將使西藏永遠不能安寧，嚴重危害中央對西藏的管轄。設若班第達因未封王而懷怨恨，就要列數其不救駐藏大臣傅清之罪，加以誅戮。
其三，駐藏大臣管轄噶隆。乾隆帝從這次叛亂的爆發和製止，深刻地認識到噶隆之重要。達賴雖為藏民擁戴和崇拜，但其終日念誦文章，潛心修行，不理俗事瑣事，軍、政、財刑諸事主要由噶隆負責，藏民視他們為達賴的代表，聽其統轄驅策，因此，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一聲令下，不許藏民應付漢土官兵商民和文書傳送，塘汛即斷，班第達被達賴委以“暫理藏王事務”後，傳令各塘照舊工作應付官兵，塘汛即通。有鑒於此，乾隆帝著重指出“噶隆事務，於事權極有關係，必須駐藏大臣管理，呼應方靈”，才能“令自我出”。
其四，處置首逆。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子，必不能留之於世，將叛王家產全部抄沒，以供駐藏大臣之用，這樣就可解決駐兵一千餘人之需。
其五，駐兵西藏。這次叛亂，充分表明了乾隆帝撤去駐藏兵士的做法十分謬誤，西藏不是駐兵太多，而是駐兵太少，更不應該取消駐兵。乾隆帝吸取了教訓，強調必須在西藏駐兵，甚至在為西藏咽喉的打箭爐，也要添駐重兵，“國家全盛之力”，能夠供應這筆費用。
其六，管好塘汛。西藏拉薩距京數千裏，運送文書，正常時間一般需二十八九日才能到達。塘汛一斷，音信不通，下情不能上達，諭旨難到臣手，情況不明，決策難定，且易失誤，因此，必須管好塘汛，將此權掌握在駐藏大臣手中。
這道諭旨除了未涉及達賴外，基本上包括了藏務的重要問題。此後，乾隆帝陸續下諭，將這道諭旨所定的方針、政策不斷充實、發展和完善。第二天，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他給達賴、班第達下達專諭，著重講了四個問題。其一，安撫、嘉獎達賴。他強調指出，變起之因及平定，皆表明了朝廷保護達賴之至意。“朕向因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素不信奉達賴喇嘛，心懷仇隙，是以屢加訓飭”，誰料其愈起疑心。駐藏大臣傅清等人因其“殘暴性成，狂虐日甚，終恐不利於達賴喇嘛”，故奮不顧身，翦除凶逆，“凡此皆以為達賴喇嘛也”。今達賴肘腋之間，除此隱患，佛地肅清，“朕心深慰”。叛黨殺害駐藏大臣，經達賴傳諭解散逆黨，安撫難民，地方得以寧謐，“朕甚嘉之”，特加恩賞賜物品，以示“朕優眷之懷”。
其二，不封班第達為藏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本不應襲封郡王，因念其父頗羅鼐一生恭順效力，故格外施恩，令其襲爵。不料其管理藏事後，奏撤駐藏官兵，荼毒藏民，殺害其兄及侄與眾頭人，抄占班第達家產，阻絕塘汛，欲盡害官兵。其之如此悖亂而未立被阻止，“亦因朕之加恩過厚，有以縱之。藏地之人雖怨彼，而以朕所封之王，不敢如何，朕實深為追悔”。傅清誅叛王時，雖有令班第達管理藏地之話，“實未奉朕諭旨”，亦不過因藏地不可無人統率，又欲其統兵相助，故從權委辦。若班第達能踐約統兵除賊，使兩位大臣平安無事，藏地寧靜，則即按二大臣的許諾辦理，亦未為不可。乃班第達卻不能救護大臣，“已不為無過”，但念其勢孤力弱，姑置不問，豈可自居有功，“承受朕封王之異恩乎”？著其仍以公爵辦理達賴喇嘛噶隆事務。班第達果能實心恭順，妥協接應進藏官兵，與新設噶隆同心一意，秉公辦事，“則為國家腹心之臣，可永享升平之福”。
其三，強調駐藏大臣之權，不使噶隆權勢太大。從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權大謀叛之事，可以看出，“辦理噶隆之人，權勢不可使太專”。此乃“朕所加恩永輯藏地億萬生靈之要道也”。著總督策楞等官會同達賴，於藏地頭人中，擇一“曉事安分而番眾素所信服者”，任為噶隆，與班第達協同辦事。尋常細事，聽此二噶隆照舊承辦，“至具折奏事，及兵備、驛遞等重務，則令欽差駐藏大臣，會同噶隆二人辦理，鈐用欽差大臣關防，永為定製”。其駐防官兵、安設台站，及一切事宜，著策楞、兆惠、那木紮勒、班第等人會同達賴及班第達悉心籌酌妥議具奏。
其四，撫恤無辜去世的叛王之兄。叛王從前誣控兄長鎮國公珠爾默特策布登謀反，加兵殺害，以病死捏奏，今真相已明，應為冤死者昭雪，著班第達查明其子，傳帝諭旨，複給以公爵，令管轄阿裏克地方，其父家產為叛王抄沒霸占者，俱著查明給還。
又過了十一天，十一月二十九日，根據策楞奏報逆黨頭目已擒，“藏地現已寧謐”等情，他專門下諭給達賴、班第達及“衛藏所屬番眾”，除了重申叛王之罪及朝廷欲擒叛王“以為達賴喇嘛除患，且為藏地番民除凶暴而抒公憤”以外，還講了下述問題：叛亂已平，毋庸派動大兵，隻令總督策楞進藏，問候達賴，“辦理一切事宜”。班第達平亂有功，加恩賞賜內庫緞匹。所有已獲餘黨，牢固看守，俟總督策楞、欽差大臣兆惠、那木紮勒、班第等共同查審，照內地之例，惟誅首惡及附和為惡之人，其餘脅從人員，俱從寬對待，概不株連。劫奪的府庫銀兩，已交者貯庫，未交者免追，以免累及無辜。最後，他著重指出，“朕此番辦理，惟欲藏地永遠寧謐，敬奉達賴喇嘛，令人心悅服。達賴喇嘛、班第達等，將朕此旨通行明白曉諭所屬番眾人等，令其安靜樂業，永享升平之福，以副朕恩德綏懷之至意。”②
乾隆帝以上幾道諭旨和其他有關上諭，對達賴、班第達、噶隆、叛黨、受害者及西藏僧俗官民，都作了安排，確定了治藏的方針和重要政策，為處理善後事宜及安定西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川總督策楞、駐藏大臣班第到藏後，執行帝旨，宣讀上諭，撫慰達賴、班第達，了解藏情，於十六年二月初上奏說：“到藏詳看，達賴喇嘛意甚感悅，公班第達並各番，情形恭順，現在實轉關一大機會”。現正與藏地噶隆、眾卓呢、班第達、達賴等商辦諸事，待兆惠等人抵藏後，“公酌妥辦，務期達賴喇嘛得以專主，欽差有所操縱，噶隆不致擅權。”乾隆帝於二月二十九日讀折後批示：“覽奏俱悉”，“甚是”。
策楞、班第抓緊進行懲治叛黨等事。班第早在策楞到藏之前，於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首惡卓呢羅卜藏紮什及要犯阿喇布坦等二十餘人處死，抄沒其家產變價入官。策楞等四位大臣，又遵旨將叛王之妻子正法，沒其貲財。叛王所得原頗羅鼐分食錢糧的林青側並頗拉二處，係早年拉藏汗所賞，現將二處人地照舊歸達賴管轄，兩處所收差賦，值銀二千六百餘兩，遵旨撥五百餘兩賞給班第達，餘銀賜予達賴，以賞達木蒙古。
根據乾隆帝的諭旨和他批準的策楞所奏三原則，“達賴得以專主，欽差有所操縱，噶隆不致擅權”，策楞等四位大臣細心籌劃，於十六年二月奏上“酌定西藏善後章程”，現摘錄如下；
“一、西藏辦事噶隆，向例四人，噶隆布隆簪失明，被珠爾默特那木紮勒革退，現存班第達、策楞旺紮勒、色裕特塞布騰三人。班第達奉特旨以公職辦噶隆事，策楞旺紮勒、色裕特塞布騰查無黨羽情形，且係奉旨原放噶隆，並賞有紮薩克頭等台吉職銜，應仍留辦噶隆事。布隆簪缺，選放深於黃教喇嘛一人，賞給紮隆大喇嘛名色。一、噶隆會辦事件，舊於噶沙公所會辦，自頗羅鼐後，各噶隆俱辦事私宅，舍官放之員不用，添用私人，嗣後應仍赴公所會辦，私放之員裁革。一、各處第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養百姓之責，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各放私人，其人又不親往，差家奴赴辦，擾害地方，嗣後噶隆等應公同稟報達賴喇嘛並駐藏大臣補放。家奴代辦者撤回，人地不相宜者換補。至各寺堪布喇嘛，並照舊由達賴喇嘛選派。一、卓呢爾、商卓特爾、曾本、隨本各官名色，惟達賴喇嘛前有，頗羅鼐封王後，亦照添設，應查革，隻於公所設立卓呢爾二人，兼領原設之仲意筆七格等辦公。一、噶隆向隻辦地方事，兵馬卡隘俱責成代奔。後藏地小，且設代奔三人，衛地大，僅代奔一人，遇差假，無人彈壓地方護衛達賴喇嘛，應添設一員，於補放時一體頒敕。一、全藏人民，向屬達賴喇嘛按地方大小，人戶多寡，均定差徭。頗羅鼐等任意侵占，或市私濫賞，甚至擅給免差文書，於所憎則加派。嗣後噶隆、代奔等，應公查舊檔，除因功勸賞毋庸撤回外，私賞濫免者，並查稟達賴喇嘛撤繳，加派者減。一、達賴喇嘛差務，向由地方百姓供應，自頗羅鼐任事後，凡噶隆、代奔等，差人往西寧、打箭爐、色爾喀馬、阿裏克等處交易，亦私出牌票，致烏拉派累百姓，嗣後應禁止。遇公事，稟明達賴喇嘛，發給印票遵行。一、達賴喇嘛倉庫，向係倉諸巴專管，公事動用，噶隆等稟明達賴喇嘛代理，啟閉俱以達賴喇嘛印封為憑，頗羅鼐始行擅取，嗣後應仍照舊辦理。……一、達木蒙古，前經頗羅鼐奏由該王差遣，……(現)願歸達木候差，自宜妥為安頓，其現有頭目八人，……改為固山達，所屬擇授佐領、驍騎校各八人，給頂戴，歸駐藏大臣統轄，仍令每佐領各派十人，駐藏備差。”
乾隆帝閱過這一章程後，批準執行。這對於限製、削弱噶隆之權，提高達賴和駐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權力，減輕藏民的負擔，安定西藏，增強中央對西藏地方的管轄，密切藏族人民與其他民族人民的聯係，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節一征廓爾喀。
一、廓爾喀首侵西藏。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駐藏大臣、一等誠勇公慶麟的急折送到北京。慶麟奏：巴勒布廓爾喀屬下頭目蘇爾巴爾達布等，西向沮木郎部落擄掠後，複東向藏入寇，“現在前後藏俱各嚴備”。
巴勒布廓爾喀，又被稱做巴勒布、廓爾喀，後來叫尼泊爾。為什麽廓爾喀要入侵西藏？看來還得將曆史巨冊翻閱多頁。先得從七年以前班禪東行說起。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禪羅布藏巴勒墊伊西請章嘉呼圖克圖代奏，“因庚子年(四十五年)為大皇帝七十萬壽，欲來敬祝”。乾隆帝非常高興，允其所請，並諭令隆重接待。他特遣皇六子質郡王永和吏部尚書、總諳達、領侍衛內大臣永貴千裏迢迢，趕到岱漢迎接，陪同前來熱河，命向導處大臣編定從岱漢經察哈爾、多倫諾爾、克什克騰、翁牛特、喀喇沁、賽因達巴罕等處到熱河的行程住宿地點，召陝甘總督、山西巡撫入覲陛見，“麵諭妥辦”接待班禪的食宿等事。漠南蒙古哲哩木盟長奏稱幫馬二千匹、駝二百頭，喀爾喀四部蒙古王公亦願幫助馬駝，供班禪使用。乾隆帝特令於熱河為班禪建須彌福壽之廟，俗稱小紮什倫布寺，供班禪來時居住。沿途各省官員遵奉帝旨，認真安排，迎送接待十分周到。
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清曠殿召見班禪，“賜坐慰問，賜茶”。二十四日，他又禦萬樹園大幄次，賜班禪及扈從王公大臣與蒙古回部王公等人宴，賞賚冠服金銀緞匹。班禪率眾呼圖克圖為帝誦經祝壽；九月初二日進京後，帝又屢屢賞賜。不料班禪出痘，於十一月初二日圓寂於京師。乾隆帝十分哀痛，於四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下諭給達賴，詳述班禪入京祝壽、蒙帝優遇及其患病等情，以及護送靈柩回藏等事。他說：
“班禪額爾德尼前以慶祝七旬萬壽，起程來京，節次遣散秩大臣、副都統等攜帶禦用朝珠鞍馬等物，沿途宴勞，並命皇六子同章嘉呼圖克圖等迎往賞賚，於七月二十一日至熱河朝見。萬壽節班禪額爾德尼率領眾呼圖克圖等誦經祝厘，於九月初二日來京，疊加賞賚，每遇朝見，意甚歡欣，並無欲歸之語。十月二十九日，聞其身體發熱，即遣醫診視，知花痘見苗，朕複親臨看視，忽於十一月初二日圓寂。雖本性如，去來一致，而篤誠遠來，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實為悼惜。尚卓特巴忠克巴呼圖克圖，係班禪額爾德尼之兄，而大綏繃乃其高弟，著加恩賞給忠克巴呼圖克圖額爾德木圖諾們汗之號，賞給大綏繃紮薩克喇嘛職銜默爾根堪布之號，俟百日奉經事竣，於二月十三日護送班禪額爾德尼靈櫬起程，並遣理藩院尚書博清額、乾清門侍衛伊魯勒圖等，送至紮什倫布。紮什倫布所屬人眾，皆賴爾喇嘛掌管，務須仰體朕懷， 加意約束，善為教養，此即為吉祥善事矣。”
六世班禪之死，不僅是清政府和蒙藏地區一大損失，而且由於其弟兄之貪利，導致了廓爾喀軍的入侵。原來，班禪在京朝覲及其圓寂，乾隆帝多次厚賜珍寶財物，京師各王公大臣及內外蒙古“所供養”、“中外施舍，海溢山積”，“無慮數十萬金，而寶冠、瓔珞、念珠、晶玉之缽、鏤金之袈裟，珍寶不可勝計”，皆為其同父異母之前兄忠克巴呼圖克圖(仲巴呼圖克圖)據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及唐古特兵(藏兵)，連班禪之親弟沙瑪爾巴，亦借口其係紅教喇嘛，而分文不與。沙瑪爾巴非常氣憤，於四十九年前往廓爾喀，極言仲巴呼圖克圖擁有班禪的巨萬貲財和奇珍異寶，並很有可能詳告後藏地形守備等情況，將唐古特信佛厭戰和唐古特兵懦弱畏敵之情告訴廓爾喀國王，“以後藏之封殖，仲巴之專汰”，煽動其出兵侵藏。
廓爾喀出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貿易糾紛問題。以前，巴勒布部落與後藏之間的交易，係行使巴勒布所鑄的銀錢，摻有銅鉛，成色不純。廓爾喀興起統一巴勒布等部以後，改鑄新銀錢，銀的成分增加，廓爾喀就要求西藏人承認一個新銀錢當兩個舊銀錢使用，藏人不願。在貿易中，一些藏商將廓爾喀必須購買的食鹽攙入沙土，牟取厚利。噶布倫索諾木旺紮勒“肆意妄行，苛取商人物件”，第巴桑幹“擅增稅課”，將廓爾喀人的貨物“任意加稅”，廓爾喀人“實不能堪”，故興兵報複。
當然，以上兩方麵的因素，隻是廓爾喀可能入侵西藏的理由和原因，而最根本的決定性的因素卻是廓爾喀國正在迅速發展，軍事力量相當強大，執政者力圖對外擴展。廓爾喀原本係一小小部落，後其酋長博納喇赤發憤圖強，練兵習武。相繼統一了曾向清朝進貢的巴勒布部及其他二十餘部，版圖急劇擴大，國境東西二千裏，南北約五百裏，北連後藏邊境。此時的國王是博納喇赤之孫喇特納巴都爾，因年幼，由其叔巴都爾薩野執掌軍國大權。巴都爾薩野正想對柔弱的唐古特人用兵，遂藉沙瑪爾巴的投奔和商務糾紛，於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派兵入侵西藏，占領聶拉木、濟隴二處，不久又奪據宗喀，圍攻脅噶爾寨，中廓之間的第一次戰爭就這樣開始了。
二、噶隆、欽差合謀喪權納幣贖地。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駐藏大臣慶麟的兩道奏折送到大內，奏稱廓爾喀頭目蘇爾巴爾達布率兵“向我邊入寇”，搶占了濟隴、聶拉木二處，圍攻宗喀，“現在前後藏俱各嚴備”，衛藏兵力不敷堵截，已飛谘四川調撥駐防綠營官兵應用。乾隆帝於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日連下五道諭旨，調兵遣將，前往迎剿。他在諭旨中說：巴勒布(即廓爾喀)與衛藏聶拉木、濟隴、宗喀三處接壤，此三處“係衛藏所屬地方”，理應派兵“堵截擒拿”，但班禪年幼，仲巴呼圖克圖係出家之人，“難免震驚”。著駐藏大臣雅滿泰立即帶領綠旗兵與達木厄魯特兵，前赴紮什倫布，“將班禪額爾德尼加意撫慰”，與仲巴呼圖克圖等人商議，所有後藏和巴勒布接壤地方，“俱宜力為守禦”，前藏亦令慶麟嚴加防範，若聶拉木、濟隴、宗喀一有挫失，即先將班禪遷往前藏，“方為妥協”。著四川總督李世傑、四川提督成德於綠營及“番兵”內，就近酌調三四千名，派駐防滿兵五百名，命成德與建昌鎮總兵穆克登阿統領，迅速赴藏，令成都將軍鄂輝星夜返回成都，若事尚未了結，即速至西藏統軍堵禦。如兵不夠，再帶二三千名前往應用。
過了幾天，他為籌備糧草，於八月初一、初三、初四三日，連下上諭六道。他指出，西藏距四川省城很遠，由打箭爐至後藏用兵處有五千餘裏，共九十餘站，運糧則需分為二百站，若兵丁口糧馬騾草料皆由內地解送，需費浩繁，轉運艱難，著照從前成案，於藏內就近購買，比平日采買之價，略為增加，並與噶隆班第達及仲巴呼圖克圖商議，將達賴、班禪倉庫存糧撥充軍用，先行估價給銀，事竣以後再行買補。為此他還特給西藏僧民下達專諭，講述買糧供軍堵禦廓爾喀之事。他說：達賴、班禪數世居住西藏，廣興黃教，“受朕深恩”。“西藏黃黑番眾，安居樂業，亦已久矣”。今巴勒布侵犯藏界，爾等理宜竭力支持，擊退敵軍。但念爾等習於便安，久不知有兵戎之事，“忽遇此舉，勢必張皇無措”，故調內地官兵赴藏討伐敵兵，“無非保護爾等，冀安衛藏之意”，爾等當多聚糧食，以期兵食充足，克日竣事。爾等若有收藏的米麵糌粑和可做行糧的牛羊等物，概行發出售賣，用濟兵餉，“不惟爾等可獲厚利”，大軍亦不虞乏食，則成功迅速。若爾等將存糧藏匿不賣，官兵難以得食，不能保護爾等，隻有將達賴、班禪移駐青海，那時爾等不僅不能獲利，且將受害無窮，悔之不及了。
為保達賴、班禪安全，他諭令大臣，一旦廓爾喀兵侵犯前藏，即將二位大喇嘛移至青海泰寧居住，免遭敵兵驚擾。
他還令寫好以慶麟、雅滿泰的名義致廓爾喀的檄文，示以軍威，曉諭利害，命其退兵。檄文說：聶拉木、濟隴二處，“原係藏中舊屬”，爾等竟來滋擾藏界，實為妄行蠢動。昔日西藏被準噶爾侵奪，“大聖皇帝不惟恢複藏地，且將準噶爾闔屬及回部諸城，全行剿滅”。爾如及早引罪退兵，獻還二處，或可邀寬宥，若一意孤行，本都統已備兵數萬，統領前進，並續調兵數十萬，大兵全至，爾部將被剿滅。念爾部數十年來尚屬寧靜，往來貿易，絡繹不絕，今之起兵，必係屬下歹徒就中取利，唆使妄行。爾接閱此書後，速行退兵，獻出所占之地，否則將追悔不及。
由於駐藏大臣慶麟、雅滿泰處事不當，謬誤太多，乾隆帝又派熟悉藏情會藏語的禦前侍衛、理藩院侍郎巴忠入藏，主持用兵諸事。
乾隆皇帝萬萬沒有料到，就在他調兵遣將、籌辦糧餉，指授用兵事宜，準備痛懲入侵之軍，確保藏地安全之時，西藏噶隆已議定向廓爾喀納銀贖地求和，巴忠、鄂輝等人也附和其議。
成都將軍鄂輝於九月二十二日抵達西藏拉薩。在此之前，仲巴呼圖克圖、紅教喇嘛薩嘉呼什克圖已派喇嘛前往廓爾喀，與國王之叔巴都爾薩野及班禪之弟紅教喇嘛沙瑪爾巴呼圖克圖商議停戰退兵交地之事，大體上已有眉目，故廓爾喀兵在後藏侵擾兩三個月以後，陸續退出。薩嘉呼什克圖所遣喇嘛寄信回藏，敘述議和之事，慶麟、雅滿泰即同班第達告訴達賴。慶麟、雅滿泰、達賴及班第達等噶隆商議，“令堪布第巴前往立約”。他們這樣辦的原因是“藏內喇嘛懦弱”，“唐古特人等賦性懦弱，見敵即走”，難以抵擋廓爾喀的入侵。
駐藏大臣雅滿泰與四川提督成德，一開始是不讚同喇嘛私自議和的。雅滿泰上奏說：“伊等私自說和，不足為憑，總俟賊匪悔罪投誠，再行妥辦。”欽差大臣巴忠亦反對和議，奏稱：“薩嘉呼圖克圖，或因藏內喇嘛懦弱，先令巴勒布滋擾，複欲以講和市恩，斷不可受其籠絡，仍當進兵嚴辦。”
乾隆帝一聞此事，立即連下數諭，斥責駐藏大臣慶麟、將軍鄂輝附和和議，欲“將就完事”，堅決反對議和。他講了不能草率議和的四條理由。其一，巴勒布擅侵藏地，業經內地派兵前往，“若不示以兵威”，將其痛加殲戮，僅因喇嘛說和便徒手返回，“豈不師出無名”，且將來大兵一撤，又恐廓爾喀複來掠擾，就不能“安番眾而靖邊圉”，藏地不得安寧，內地又煩於紛紛征調。其二，藏地惟達賴、班禪受僧民尊崇，若令紅帽喇嘛私自議和，因而了結，“則置達賴喇嘛、班禪於何地”？藏地之事，有達賴在，即使第穆呼圖克圖“職分較大”，“尚不應私自出名，與外夷部落交接”。況且仲巴呼圖克圖係班禪屬下之人，“何得任意自專若此”。倘若藏地眾喇嘛均可和“外夷部落私相往來”，“尚複成何事體！”其三，薩嘉呼圖紅教喇嘛，“恃此議和之功，必思侵奪黃教之權，而唐古特人等愚昧無識，私相感激，漸至興起紅教，所關尤為緊要”。其四，若因喇嘛講和而撤兵，“則將來喇嘛等亦覺進退操縱，可以專主，尚複何事不可為，而駐藏大臣幾為虛設矣”。
這四條理由集中為一點，即喇嘛私自講和，危及中央對西藏的管轄，並使達賴地位下降影響減弱，西藏難以安寧。
乾隆帝諭令巴忠到藏後，將慶麟、雅滿泰嚴行申飭，並傳集達賴、班禪、班第達、噶布倫(即噶隆)等將上諭“明切宣諭”，如達賴亦主和議，則令將軍鄂輝等，“將利害所在，剴切開導，使知遠大之圖，勿狃目前小利”，並革去慶麟的一等誠勇公爵，降為藍翎侍衛章京，奪其所持欽差大臣關防，調伊犁參讚大臣舒濂為駐藏大臣，掌管欽差大臣關防。②不久又革雅滿泰駐藏大臣之職，降為筆帖式，將私增稅課的聶拉木第巴桑幹擬斬刺字，發往煙瘴地區。
四川提督成德接到諭旨後，於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抵藏，將喇嘛私自講和之事詳細詢問慶麟等人，“並與達賴喇嘛詳加講論”，隨會同商議，將差去立約的堪布喇嘛追回，籌辦進剿廓爾喀兵。乾隆帝於十月十八日看到成德的奏折，下諭說：成德的辦理，“與朕節次諭旨相合，所見甚正，可嘉之至”。今後藏務由鄂輝、成德辦理，巴忠到後會同商辦，不許慶麟、雅滿泰“攙越其事”。
盡管乾隆帝力主進剿，堅決反對妥協，草率完事，諄諄開導，嚴加斥責，但進藏的欽差大臣、將軍、提督終因畏難怕事，而逐漸完全放棄了用兵之議，違背帝旨，苟且議和。
達賴老成有餘，潛心修行，諸事聽從噶隆辦理。班第達及其子丹津班珠爾等噶隆、仲巴呼圖克圖、薩嘉紅教喇嘛，皆主速和停戰，遣人往廓爾喀談判。早已投奔廓爾喀的已故班禪之弟沙瑪爾巴紅教喇嘛，積極主張議和，說服廓爾喀王叔巴都爾薩野索銀退兵，巴都爾薩野也因清軍大舉進藏，勝負難卜，同意休戰。但是廓爾喀要求西藏噶隆每年繳納元寶一千錠，以贖聶拉木、濟隴、宗喀三處地方。西藏噶隆的代表丹津班珠爾因藏地無法籌措這樣大量的銀兩，不敢與廓爾喀簽訂這一合同，廓爾喀減為三百錠，西藏噶隆同意交三百錠，“令其退還地土，曾告知鄂輝、成德、巴忠”，曾經一度反對議和的欽差大臣、理藩院侍郎、禦前侍衛巴忠，此時也讚同此議，催促丹津班珠爾迅速了結此事，將軍鄂輝、提督成德因巴忠是禦前大臣，也附和其議。於是丹津班珠爾與廓爾喀訂立了退兵退地議和的合同。廓爾喀軍撒出後藏，第一次中廓之戰於乾隆五十四年初正式結束。
三、庸臣騙主乾隆帝一封廓爾喀王。
乾隆帝對西藏噶隆與巴忠等人喪權納銀贖地之事毫不知曉，因為巴忠、鄂輝等人隱瞞了真情，編造謊言，蒙騙了帝君。
西藏噶隆、仲巴呼圖克圖之所以情願繳納歲幣，換取廓爾喀兵返家，退出聶拉木三處，可能主要是因為“唐古特人怯懦”，無法驅逐廓爾喀兵，收複失地，駐藏清兵隻有五百名，難敵數千入侵之軍。內地官兵遠在數千裏外，曆時數月才能抵藏，軍情瞬息萬變，遠水難解近渴。如多增兵留駐，藏地貧瘠，無力供應大批駐兵所需食用物品。因此，噶隆力主盡早送走廓爾喀兵，要回聶拉木三處，保持西藏安寧。
巴忠之所以從主戰變為主和，甚至喪權贖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還可能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清軍不諳地形，高原反應，水土不和，言語不通，大雪封山，行進艱難。兼之，軍行數千裏，人疲馬乏，糧草彈藥槍炮弓箭轉運太難，僅從打箭爐運往後藏，就需設站二百個，一石米運費高達白銀二十六兩，而且是較前大加節省，即需數十石米才能運米一石至藏。在這樣的條件下，與剽悍的廓爾喀兵交鋒，很難說鹿死誰手。這一點，將軍鄂輝、提督成德的體會，顯然更為深刻。
四、乘機整頓藏地“酌定西藏善後章程”。
乾隆帝於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知悉傅清、拉布敦誘斬叛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為逆黨所害以後，十分憤怒，準備大舉進剿，立諭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帶兵三千名，速往西藏，命建昌鎮總兵董芳領兵二千名隨後策應，調兵三千預備派遣應援，命陝甘總督尹繼善至川，籌辦、經管輸送糧餉、調兵接應、奏報軍情等事，令雲南提督冶大雄查尋所有路徑，集兵待旨，以便從滇入藏，又派侍郎那木紮勒、兆惠趕往西藏，會同新任駐藏大臣理事。尋因藏中大局已定，首逆擒獲，他便從策楞之請，僅撥兵八百名隨其進藏，令嶽鍾琪回駐打箭爐。
他交與策楞、班第等大臣的使命，是處理好西藏善後事宜，盡量把西藏管好，不要再生事端。
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即知悉變亂後的第三天，他下諭給軍機大臣，提出了乘此機會徹底整頓西藏的方針和重要政策。他說：
“西藏經此番舉動，正措置轉關一大機會，若辦理得當，則可保永遠寧謐，如其稍有滲漏，則數十年後又滋事端。朕前傳諭班第，以西藏事必當眾建而分其勢，目今乘此兵威，易於辦理，惟在相度機勢，計慮久遠，方為萬全。傅清等雖曾許班第達為藏王，然伊等辦理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初，不知班第達曾經與聞否？設先預聞，必先有成約，如伊果能統所屬人眾，救護策應，則卓呢羅卜藏紮什未必猖獗至此，乃伊不行救護，而先奔至達賴喇嘛處，……其居心狡獪為何如者。伊若一為藏王，即使恭順如頗羅鼐，而其子孫亦不可保，此其可慮，豈在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下哉。策楞等至藏，細加體訪，如其人實無他能，聽受約束，即量予爵秩，……(若因不封王而怨望)即聲其不救護駐藏大臣之罪，相機加之顯戮。……至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貲產，歲入必極豐厚，應入官為駐藏大臣公用，足供駐兵千人而有餘。……噶隆事務，於事權極有關係，必須駐藏大臣管理，呼應方靈。即如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一言而塘汛斷絕，班第達一言而塘汛複通，信息往來，惟藏王之言是聽，而駐藏大臣毫無把握，如此即駐兵萬人，何濟於事。策楞、嶽鍾琪到彼，目擊情形，務須將此事徹底熟籌，……令自我出，方為扼要。將來不但西藏應留兵駐守，即打箭爐為西藏咽喉，亦應添駐重兵。以方今時勢言之，國家全盛之力，豈以添兵多費為虞耶？現交議政王大臣會同軍機大臣等詳悉定議，可並備細傳諭策楞、嶽鍾琪等知之。”
這道諭旨講了六個問題。其一，確保西藏隸屬中央，使西藏永遠寧謐。乾隆帝清楚地認識到，過分優待和姑息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是使其謀叛和未能及早防止變亂的重要原因。這固然是有損個人威嚴的不光彩之事，但他並不灰心喪氣，沒有淹沒在無窮無盡的惟知後悔、羞慚的狂浪之中，而是痛定思痛，總結經驗教訓，振奮精神，知難而進，變被動為主動，探討新的方針，決心利用平叛機會，實行大的改革，徹底解決西藏問題。所以他特別強調要充分利用這個“措置轉關一大機會”，要“辦理得當”，以保“永遠寧謐”，不要“稍有滲漏”，使數十年後又滋生事端。
其二，不封班第達為藏王。乾隆帝看準了封授藏王之欠妥，一為藏王，就會像珠爾默特那木紮勒那樣“專製一方”，“威權太盛”，從而可能產生謀叛不軌的念頭。如果班第達當上藏王，即使本人識時務安分恭順，也難保其子孫永遠忠順，這將使西藏永遠不能安寧，嚴重危害中央對西藏的管轄。設若班第達因未封王而懷怨恨，就要列數其不救駐藏大臣傅清之罪，加以誅戮。
其三，駐藏大臣管轄噶隆。乾隆帝從這次叛亂的爆發和製止，深刻地認識到噶隆之重要。達賴雖為藏民擁戴和崇拜，但其終日念誦文章，潛心修行，不理俗事瑣事，軍、政、財刑諸事主要由噶隆負責，藏民視他們為達賴的代表，聽其統轄驅策，因此，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一聲令下，不許藏民應付漢土官兵商民和文書傳送，塘汛即斷，班第達被達賴委以“暫理藏王事務”後，傳令各塘照舊工作應付官兵，塘汛即通。有鑒於此，乾隆帝著重指出“噶隆事務，於事權極有關係，必須駐藏大臣管理，呼應方靈”，才能“令自我出”。
其四，處置首逆。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子，必不能留之於世，將叛王家產全部抄沒，以供駐藏大臣之用，這樣就可解決駐兵一千餘人之需。
其五，駐兵西藏。這次叛亂，充分表明了乾隆帝撤去駐藏兵士的做法十分謬誤，西藏不是駐兵太多，而是駐兵太少，更不應該取消駐兵。乾隆帝吸取了教訓，強調必須在西藏駐兵，甚至在為西藏咽喉的打箭爐，也要添駐重兵，“國家全盛之力”，能夠供應這筆費用。
其六，管好塘汛。西藏拉薩距京數千裏，運送文書，正常時間一般需二十八九日才能到達。塘汛一斷，音信不通，下情不能上達，諭旨難到臣手，情況不明，決策難定，且易失誤，因此，必須管好塘汛，將此權掌握在駐藏大臣手中。
這道諭旨除了未涉及達賴外，基本上包括了藏務的重要問題。此後，乾隆帝陸續下諭，將這道諭旨所定的方針、政策不斷充實、發展和完善。第二天，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他給達賴、班第達下達專諭，著重講了四個問題。其一，安撫、嘉獎達賴。他強調指出，變起之因及平定，皆表明了朝廷保護達賴之至意。“朕向因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素不信奉達賴喇嘛，心懷仇隙，是以屢加訓飭”，誰料其愈起疑心。駐藏大臣傅清等人因其“殘暴性成，狂虐日甚，終恐不利於達賴喇嘛”，故奮不顧身，翦除凶逆，“凡此皆以為達賴喇嘛也”。今達賴肘腋之間，除此隱患，佛地肅清，“朕心深慰”。叛黨殺害駐藏大臣，經達賴傳諭解散逆黨，安撫難民，地方得以寧謐，“朕甚嘉之”，特加恩賞賜物品，以示“朕優眷之懷”。
其二，不封班第達為藏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本不應襲封郡王，因念其父頗羅鼐一生恭順效力，故格外施恩，令其襲爵。不料其管理藏事後，奏撤駐藏官兵，荼毒藏民，殺害其兄及侄與眾頭人，抄占班第達家產，阻絕塘汛，欲盡害官兵。其之如此悖亂而未立被阻止，“亦因朕之加恩過厚，有以縱之。藏地之人雖怨彼，而以朕所封之王，不敢如何，朕實深為追悔”。傅清誅叛王時，雖有令班第達管理藏地之話，“實未奉朕諭旨”，亦不過因藏地不可無人統率，又欲其統兵相助，故從權委辦。若班第達能踐約統兵除賊，使兩位大臣平安無事，藏地寧靜，則即按二大臣的許諾辦理，亦未為不可。乃班第達卻不能救護大臣，“已不為無過”，但念其勢孤力弱，姑置不問，豈可自居有功，“承受朕封王之異恩乎”？著其仍以公爵辦理達賴喇嘛噶隆事務。班第達果能實心恭順，妥協接應進藏官兵，與新設噶隆同心一意，秉公辦事，“則為國家腹心之臣，可永享升平之福”。
其三，強調駐藏大臣之權，不使噶隆權勢太大。從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權大謀叛之事，可以看出，“辦理噶隆之人，權勢不可使太專”。此乃“朕所加恩永輯藏地億萬生靈之要道也”。著總督策楞等官會同達賴，於藏地頭人中，擇一“曉事安分而番眾素所信服者”，任為噶隆，與班第達協同辦事。尋常細事，聽此二噶隆照舊承辦，“至具折奏事，及兵備、驛遞等重務，則令欽差駐藏大臣，會同噶隆二人辦理，鈐用欽差大臣關防，永為定製”。其駐防官兵、安設台站，及一切事宜，著策楞、兆惠、那木紮勒、班第等人會同達賴及班第達悉心籌酌妥議具奏。
其四，撫恤無辜去世的叛王之兄。叛王從前誣控兄長鎮國公珠爾默特策布登謀反，加兵殺害，以病死捏奏，今真相已明，應為冤死者昭雪，著班第達查明其子，傳帝諭旨，複給以公爵，令管轄阿裏克地方，其父家產為叛王抄沒霸占者，俱著查明給還。
又過了十一天，十一月二十九日，根據策楞奏報逆黨頭目已擒，“藏地現已寧謐”等情，他專門下諭給達賴、班第達及“衛藏所屬番眾”，除了重申叛王之罪及朝廷欲擒叛王“以為達賴喇嘛除患，且為藏地番民除凶暴而抒公憤”以外，還講了下述問題：叛亂已平，毋庸派動大兵，隻令總督策楞進藏，問候達賴，“辦理一切事宜”。班第達平亂有功，加恩賞賜內庫緞匹。所有已獲餘黨，牢固看守，俟總督策楞、欽差大臣兆惠、那木紮勒、班第等共同查審，照內地之例，惟誅首惡及附和為惡之人，其餘脅從人員，俱從寬對待，概不株連。劫奪的府庫銀兩，已交者貯庫，未交者免追，以免累及無辜。最後，他著重指出，“朕此番辦理，惟欲藏地永遠寧謐，敬奉達賴喇嘛，令人心悅服。達賴喇嘛、班第達等，將朕此旨通行明白曉諭所屬番眾人等，令其安靜樂業，永享升平之福，以副朕恩德綏懷之至意。”②
乾隆帝以上幾道諭旨和其他有關上諭，對達賴、班第達、噶隆、叛黨、受害者及西藏僧俗官民，都作了安排，確定了治藏的方針和重要政策，為處理善後事宜及安定西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川總督策楞、駐藏大臣班第到藏後，執行帝旨，宣讀上諭，撫慰達賴、班第達，了解藏情，於十六年二月初上奏說：“到藏詳看，達賴喇嘛意甚感悅，公班第達並各番，情形恭順，現在實轉關一大機會”。現正與藏地噶隆、眾卓呢、班第達、達賴等商辦諸事，待兆惠等人抵藏後，“公酌妥辦，務期達賴喇嘛得以專主，欽差有所操縱，噶隆不致擅權。”乾隆帝於二月二十九日讀折後批示：“覽奏俱悉”，“甚是”。
策楞、班第抓緊進行懲治叛黨等事。班第早在策楞到藏之前，於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首惡卓呢羅卜藏紮什及要犯阿喇布坦等二十餘人處死，抄沒其家產變價入官。策楞等四位大臣，又遵旨將叛王之妻子正法，沒其貲財。叛王所得原頗羅鼐分食錢糧的林青側並頗拉二處，係早年拉藏汗所賞，現將二處人地照舊歸達賴管轄，兩處所收差賦，值銀二千六百餘兩，遵旨撥五百餘兩賞給班第達，餘銀賜予達賴，以賞達木蒙古。
根據乾隆帝的諭旨和他批準的策楞所奏三原則，“達賴得以專主，欽差有所操縱，噶隆不致擅權”，策楞等四位大臣細心籌劃，於十六年二月奏上“酌定西藏善後章程”，現摘錄如下；
“一、西藏辦事噶隆，向例四人，噶隆布隆簪失明，被珠爾默特那木紮勒革退，現存班第達、策楞旺紮勒、色裕特塞布騰三人。班第達奉特旨以公職辦噶隆事，策楞旺紮勒、色裕特塞布騰查無黨羽情形，且係奉旨原放噶隆，並賞有紮薩克頭等台吉職銜，應仍留辦噶隆事。布隆簪缺，選放深於黃教喇嘛一人，賞給紮隆大喇嘛名色。一、噶隆會辦事件，舊於噶沙公所會辦，自頗羅鼐後，各噶隆俱辦事私宅，舍官放之員不用，添用私人，嗣後應仍赴公所會辦，私放之員裁革。一、各處第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養百姓之責，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各放私人，其人又不親往，差家奴赴辦，擾害地方，嗣後噶隆等應公同稟報達賴喇嘛並駐藏大臣補放。家奴代辦者撤回，人地不相宜者換補。至各寺堪布喇嘛，並照舊由達賴喇嘛選派。一、卓呢爾、商卓特爾、曾本、隨本各官名色，惟達賴喇嘛前有，頗羅鼐封王後，亦照添設，應查革，隻於公所設立卓呢爾二人，兼領原設之仲意筆七格等辦公。一、噶隆向隻辦地方事，兵馬卡隘俱責成代奔。後藏地小，且設代奔三人，衛地大，僅代奔一人，遇差假，無人彈壓地方護衛達賴喇嘛，應添設一員，於補放時一體頒敕。一、全藏人民，向屬達賴喇嘛按地方大小，人戶多寡，均定差徭。頗羅鼐等任意侵占，或市私濫賞，甚至擅給免差文書，於所憎則加派。嗣後噶隆、代奔等，應公查舊檔，除因功勸賞毋庸撤回外，私賞濫免者，並查稟達賴喇嘛撤繳，加派者減。一、達賴喇嘛差務，向由地方百姓供應，自頗羅鼐任事後，凡噶隆、代奔等，差人往西寧、打箭爐、色爾喀馬、阿裏克等處交易，亦私出牌票，致烏拉派累百姓，嗣後應禁止。遇公事，稟明達賴喇嘛，發給印票遵行。一、達賴喇嘛倉庫，向係倉諸巴專管，公事動用，噶隆等稟明達賴喇嘛代理，啟閉俱以達賴喇嘛印封為憑，頗羅鼐始行擅取，嗣後應仍照舊辦理。……一、達木蒙古，前經頗羅鼐奏由該王差遣，……(現)願歸達木候差，自宜妥為安頓，其現有頭目八人，……改為固山達，所屬擇授佐領、驍騎校各八人，給頂戴，歸駐藏大臣統轄，仍令每佐領各派十人，駐藏備差。”
乾隆帝閱過這一章程後，批準執行。這對於限製、削弱噶隆之權，提高達賴和駐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權力，減輕藏民的負擔，安定西藏，增強中央對西藏地方的管轄，密切藏族人民與其他民族人民的聯係，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節一征廓爾喀。
一、廓爾喀首侵西藏。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駐藏大臣、一等誠勇公慶麟的急折送到北京。慶麟奏：巴勒布廓爾喀屬下頭目蘇爾巴爾達布等，西向沮木郎部落擄掠後，複東向藏入寇，“現在前後藏俱各嚴備”。
巴勒布廓爾喀，又被稱做巴勒布、廓爾喀，後來叫尼泊爾。為什麽廓爾喀要入侵西藏？看來還得將曆史巨冊翻閱多頁。先得從七年以前班禪東行說起。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禪羅布藏巴勒墊伊西請章嘉呼圖克圖代奏，“因庚子年(四十五年)為大皇帝七十萬壽，欲來敬祝”。乾隆帝非常高興，允其所請，並諭令隆重接待。他特遣皇六子質郡王永和吏部尚書、總諳達、領侍衛內大臣永貴千裏迢迢，趕到岱漢迎接，陪同前來熱河，命向導處大臣編定從岱漢經察哈爾、多倫諾爾、克什克騰、翁牛特、喀喇沁、賽因達巴罕等處到熱河的行程住宿地點，召陝甘總督、山西巡撫入覲陛見，“麵諭妥辦”接待班禪的食宿等事。漠南蒙古哲哩木盟長奏稱幫馬二千匹、駝二百頭，喀爾喀四部蒙古王公亦願幫助馬駝，供班禪使用。乾隆帝特令於熱河為班禪建須彌福壽之廟，俗稱小紮什倫布寺，供班禪來時居住。沿途各省官員遵奉帝旨，認真安排，迎送接待十分周到。
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清曠殿召見班禪，“賜坐慰問，賜茶”。二十四日，他又禦萬樹園大幄次，賜班禪及扈從王公大臣與蒙古回部王公等人宴，賞賚冠服金銀緞匹。班禪率眾呼圖克圖為帝誦經祝壽；九月初二日進京後，帝又屢屢賞賜。不料班禪出痘，於十一月初二日圓寂於京師。乾隆帝十分哀痛，於四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下諭給達賴，詳述班禪入京祝壽、蒙帝優遇及其患病等情，以及護送靈柩回藏等事。他說：
“班禪額爾德尼前以慶祝七旬萬壽，起程來京，節次遣散秩大臣、副都統等攜帶禦用朝珠鞍馬等物，沿途宴勞，並命皇六子同章嘉呼圖克圖等迎往賞賚，於七月二十一日至熱河朝見。萬壽節班禪額爾德尼率領眾呼圖克圖等誦經祝厘，於九月初二日來京，疊加賞賚，每遇朝見，意甚歡欣，並無欲歸之語。十月二十九日，聞其身體發熱，即遣醫診視，知花痘見苗，朕複親臨看視，忽於十一月初二日圓寂。雖本性如，去來一致，而篤誠遠來，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實為悼惜。尚卓特巴忠克巴呼圖克圖，係班禪額爾德尼之兄，而大綏繃乃其高弟，著加恩賞給忠克巴呼圖克圖額爾德木圖諾們汗之號，賞給大綏繃紮薩克喇嘛職銜默爾根堪布之號，俟百日奉經事竣，於二月十三日護送班禪額爾德尼靈櫬起程，並遣理藩院尚書博清額、乾清門侍衛伊魯勒圖等，送至紮什倫布。紮什倫布所屬人眾，皆賴爾喇嘛掌管，務須仰體朕懷， 加意約束，善為教養，此即為吉祥善事矣。”
六世班禪之死，不僅是清政府和蒙藏地區一大損失，而且由於其弟兄之貪利，導致了廓爾喀軍的入侵。原來，班禪在京朝覲及其圓寂，乾隆帝多次厚賜珍寶財物，京師各王公大臣及內外蒙古“所供養”、“中外施舍，海溢山積”，“無慮數十萬金，而寶冠、瓔珞、念珠、晶玉之缽、鏤金之袈裟，珍寶不可勝計”，皆為其同父異母之前兄忠克巴呼圖克圖(仲巴呼圖克圖)據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及唐古特兵(藏兵)，連班禪之親弟沙瑪爾巴，亦借口其係紅教喇嘛，而分文不與。沙瑪爾巴非常氣憤，於四十九年前往廓爾喀，極言仲巴呼圖克圖擁有班禪的巨萬貲財和奇珍異寶，並很有可能詳告後藏地形守備等情況，將唐古特信佛厭戰和唐古特兵懦弱畏敵之情告訴廓爾喀國王，“以後藏之封殖，仲巴之專汰”，煽動其出兵侵藏。
廓爾喀出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貿易糾紛問題。以前，巴勒布部落與後藏之間的交易，係行使巴勒布所鑄的銀錢，摻有銅鉛，成色不純。廓爾喀興起統一巴勒布等部以後，改鑄新銀錢，銀的成分增加，廓爾喀就要求西藏人承認一個新銀錢當兩個舊銀錢使用，藏人不願。在貿易中，一些藏商將廓爾喀必須購買的食鹽攙入沙土，牟取厚利。噶布倫索諾木旺紮勒“肆意妄行，苛取商人物件”，第巴桑幹“擅增稅課”，將廓爾喀人的貨物“任意加稅”，廓爾喀人“實不能堪”，故興兵報複。
當然，以上兩方麵的因素，隻是廓爾喀可能入侵西藏的理由和原因，而最根本的決定性的因素卻是廓爾喀國正在迅速發展，軍事力量相當強大，執政者力圖對外擴展。廓爾喀原本係一小小部落，後其酋長博納喇赤發憤圖強，練兵習武。相繼統一了曾向清朝進貢的巴勒布部及其他二十餘部，版圖急劇擴大，國境東西二千裏，南北約五百裏，北連後藏邊境。此時的國王是博納喇赤之孫喇特納巴都爾，因年幼，由其叔巴都爾薩野執掌軍國大權。巴都爾薩野正想對柔弱的唐古特人用兵，遂藉沙瑪爾巴的投奔和商務糾紛，於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派兵入侵西藏，占領聶拉木、濟隴二處，不久又奪據宗喀，圍攻脅噶爾寨，中廓之間的第一次戰爭就這樣開始了。
二、噶隆、欽差合謀喪權納幣贖地。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駐藏大臣慶麟的兩道奏折送到大內，奏稱廓爾喀頭目蘇爾巴爾達布率兵“向我邊入寇”，搶占了濟隴、聶拉木二處，圍攻宗喀，“現在前後藏俱各嚴備”，衛藏兵力不敷堵截，已飛谘四川調撥駐防綠營官兵應用。乾隆帝於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日連下五道諭旨，調兵遣將，前往迎剿。他在諭旨中說：巴勒布(即廓爾喀)與衛藏聶拉木、濟隴、宗喀三處接壤，此三處“係衛藏所屬地方”，理應派兵“堵截擒拿”，但班禪年幼，仲巴呼圖克圖係出家之人，“難免震驚”。著駐藏大臣雅滿泰立即帶領綠旗兵與達木厄魯特兵，前赴紮什倫布，“將班禪額爾德尼加意撫慰”，與仲巴呼圖克圖等人商議，所有後藏和巴勒布接壤地方，“俱宜力為守禦”，前藏亦令慶麟嚴加防範，若聶拉木、濟隴、宗喀一有挫失，即先將班禪遷往前藏，“方為妥協”。著四川總督李世傑、四川提督成德於綠營及“番兵”內，就近酌調三四千名，派駐防滿兵五百名，命成德與建昌鎮總兵穆克登阿統領，迅速赴藏，令成都將軍鄂輝星夜返回成都，若事尚未了結，即速至西藏統軍堵禦。如兵不夠，再帶二三千名前往應用。
過了幾天，他為籌備糧草，於八月初一、初三、初四三日，連下上諭六道。他指出，西藏距四川省城很遠，由打箭爐至後藏用兵處有五千餘裏，共九十餘站，運糧則需分為二百站，若兵丁口糧馬騾草料皆由內地解送，需費浩繁，轉運艱難，著照從前成案，於藏內就近購買，比平日采買之價，略為增加，並與噶隆班第達及仲巴呼圖克圖商議，將達賴、班禪倉庫存糧撥充軍用，先行估價給銀，事竣以後再行買補。為此他還特給西藏僧民下達專諭，講述買糧供軍堵禦廓爾喀之事。他說：達賴、班禪數世居住西藏，廣興黃教，“受朕深恩”。“西藏黃黑番眾，安居樂業，亦已久矣”。今巴勒布侵犯藏界，爾等理宜竭力支持，擊退敵軍。但念爾等習於便安，久不知有兵戎之事，“忽遇此舉，勢必張皇無措”，故調內地官兵赴藏討伐敵兵，“無非保護爾等，冀安衛藏之意”，爾等當多聚糧食，以期兵食充足，克日竣事。爾等若有收藏的米麵糌粑和可做行糧的牛羊等物，概行發出售賣，用濟兵餉，“不惟爾等可獲厚利”，大軍亦不虞乏食，則成功迅速。若爾等將存糧藏匿不賣，官兵難以得食，不能保護爾等，隻有將達賴、班禪移駐青海，那時爾等不僅不能獲利，且將受害無窮，悔之不及了。
為保達賴、班禪安全，他諭令大臣，一旦廓爾喀兵侵犯前藏，即將二位大喇嘛移至青海泰寧居住，免遭敵兵驚擾。
他還令寫好以慶麟、雅滿泰的名義致廓爾喀的檄文，示以軍威，曉諭利害，命其退兵。檄文說：聶拉木、濟隴二處，“原係藏中舊屬”，爾等竟來滋擾藏界，實為妄行蠢動。昔日西藏被準噶爾侵奪，“大聖皇帝不惟恢複藏地，且將準噶爾闔屬及回部諸城，全行剿滅”。爾如及早引罪退兵，獻還二處，或可邀寬宥，若一意孤行，本都統已備兵數萬，統領前進，並續調兵數十萬，大兵全至，爾部將被剿滅。念爾部數十年來尚屬寧靜，往來貿易，絡繹不絕，今之起兵，必係屬下歹徒就中取利，唆使妄行。爾接閱此書後，速行退兵，獻出所占之地，否則將追悔不及。
由於駐藏大臣慶麟、雅滿泰處事不當，謬誤太多，乾隆帝又派熟悉藏情會藏語的禦前侍衛、理藩院侍郎巴忠入藏，主持用兵諸事。
乾隆皇帝萬萬沒有料到，就在他調兵遣將、籌辦糧餉，指授用兵事宜，準備痛懲入侵之軍，確保藏地安全之時，西藏噶隆已議定向廓爾喀納銀贖地求和，巴忠、鄂輝等人也附和其議。
成都將軍鄂輝於九月二十二日抵達西藏拉薩。在此之前，仲巴呼圖克圖、紅教喇嘛薩嘉呼什克圖已派喇嘛前往廓爾喀，與國王之叔巴都爾薩野及班禪之弟紅教喇嘛沙瑪爾巴呼圖克圖商議停戰退兵交地之事，大體上已有眉目，故廓爾喀兵在後藏侵擾兩三個月以後，陸續退出。薩嘉呼什克圖所遣喇嘛寄信回藏，敘述議和之事，慶麟、雅滿泰即同班第達告訴達賴。慶麟、雅滿泰、達賴及班第達等噶隆商議，“令堪布第巴前往立約”。他們這樣辦的原因是“藏內喇嘛懦弱”，“唐古特人等賦性懦弱，見敵即走”，難以抵擋廓爾喀的入侵。
駐藏大臣雅滿泰與四川提督成德，一開始是不讚同喇嘛私自議和的。雅滿泰上奏說：“伊等私自說和，不足為憑，總俟賊匪悔罪投誠，再行妥辦。”欽差大臣巴忠亦反對和議，奏稱：“薩嘉呼圖克圖，或因藏內喇嘛懦弱，先令巴勒布滋擾，複欲以講和市恩，斷不可受其籠絡，仍當進兵嚴辦。”
乾隆帝一聞此事，立即連下數諭，斥責駐藏大臣慶麟、將軍鄂輝附和和議，欲“將就完事”，堅決反對議和。他講了不能草率議和的四條理由。其一，巴勒布擅侵藏地，業經內地派兵前往，“若不示以兵威”，將其痛加殲戮，僅因喇嘛說和便徒手返回，“豈不師出無名”，且將來大兵一撤，又恐廓爾喀複來掠擾，就不能“安番眾而靖邊圉”，藏地不得安寧，內地又煩於紛紛征調。其二，藏地惟達賴、班禪受僧民尊崇，若令紅帽喇嘛私自議和，因而了結，“則置達賴喇嘛、班禪於何地”？藏地之事，有達賴在，即使第穆呼圖克圖“職分較大”，“尚不應私自出名，與外夷部落交接”。況且仲巴呼圖克圖係班禪屬下之人，“何得任意自專若此”。倘若藏地眾喇嘛均可和“外夷部落私相往來”，“尚複成何事體！”其三，薩嘉呼圖紅教喇嘛，“恃此議和之功，必思侵奪黃教之權，而唐古特人等愚昧無識，私相感激，漸至興起紅教，所關尤為緊要”。其四，若因喇嘛講和而撤兵，“則將來喇嘛等亦覺進退操縱，可以專主，尚複何事不可為，而駐藏大臣幾為虛設矣”。
這四條理由集中為一點，即喇嘛私自講和，危及中央對西藏的管轄，並使達賴地位下降影響減弱，西藏難以安寧。
乾隆帝諭令巴忠到藏後，將慶麟、雅滿泰嚴行申飭，並傳集達賴、班禪、班第達、噶布倫(即噶隆)等將上諭“明切宣諭”，如達賴亦主和議，則令將軍鄂輝等，“將利害所在，剴切開導，使知遠大之圖，勿狃目前小利”，並革去慶麟的一等誠勇公爵，降為藍翎侍衛章京，奪其所持欽差大臣關防，調伊犁參讚大臣舒濂為駐藏大臣，掌管欽差大臣關防。②不久又革雅滿泰駐藏大臣之職，降為筆帖式，將私增稅課的聶拉木第巴桑幹擬斬刺字，發往煙瘴地區。
四川提督成德接到諭旨後，於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抵藏，將喇嘛私自講和之事詳細詢問慶麟等人，“並與達賴喇嘛詳加講論”，隨會同商議，將差去立約的堪布喇嘛追回，籌辦進剿廓爾喀兵。乾隆帝於十月十八日看到成德的奏折，下諭說：成德的辦理，“與朕節次諭旨相合，所見甚正，可嘉之至”。今後藏務由鄂輝、成德辦理，巴忠到後會同商辦，不許慶麟、雅滿泰“攙越其事”。
盡管乾隆帝力主進剿，堅決反對妥協，草率完事，諄諄開導，嚴加斥責，但進藏的欽差大臣、將軍、提督終因畏難怕事，而逐漸完全放棄了用兵之議，違背帝旨，苟且議和。
達賴老成有餘，潛心修行，諸事聽從噶隆辦理。班第達及其子丹津班珠爾等噶隆、仲巴呼圖克圖、薩嘉紅教喇嘛，皆主速和停戰，遣人往廓爾喀談判。早已投奔廓爾喀的已故班禪之弟沙瑪爾巴紅教喇嘛，積極主張議和，說服廓爾喀王叔巴都爾薩野索銀退兵，巴都爾薩野也因清軍大舉進藏，勝負難卜，同意休戰。但是廓爾喀要求西藏噶隆每年繳納元寶一千錠，以贖聶拉木、濟隴、宗喀三處地方。西藏噶隆的代表丹津班珠爾因藏地無法籌措這樣大量的銀兩，不敢與廓爾喀簽訂這一合同，廓爾喀減為三百錠，西藏噶隆同意交三百錠，“令其退還地土，曾告知鄂輝、成德、巴忠”，曾經一度反對議和的欽差大臣、理藩院侍郎、禦前侍衛巴忠，此時也讚同此議，催促丹津班珠爾迅速了結此事，將軍鄂輝、提督成德因巴忠是禦前大臣，也附和其議。於是丹津班珠爾與廓爾喀訂立了退兵退地議和的合同。廓爾喀軍撒出後藏，第一次中廓之戰於乾隆五十四年初正式結束。
三、庸臣騙主乾隆帝一封廓爾喀王。
乾隆帝對西藏噶隆與巴忠等人喪權納銀贖地之事毫不知曉，因為巴忠、鄂輝等人隱瞞了真情，編造謊言，蒙騙了帝君。
西藏噶隆、仲巴呼圖克圖之所以情願繳納歲幣，換取廓爾喀兵返家，退出聶拉木三處，可能主要是因為“唐古特人怯懦”，無法驅逐廓爾喀兵，收複失地，駐藏清兵隻有五百名，難敵數千入侵之軍。內地官兵遠在數千裏外，曆時數月才能抵藏，軍情瞬息萬變，遠水難解近渴。如多增兵留駐，藏地貧瘠，無力供應大批駐兵所需食用物品。因此，噶隆力主盡早送走廓爾喀兵，要回聶拉木三處，保持西藏安寧。
巴忠之所以從主戰變為主和，甚至喪權贖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還可能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清軍不諳地形，高原反應，水土不和，言語不通，大雪封山，行進艱難。兼之，軍行數千裏，人疲馬乏，糧草彈藥槍炮弓箭轉運太難，僅從打箭爐運往後藏，就需設站二百個，一石米運費高達白銀二十六兩，而且是較前大加節省，即需數十石米才能運米一石至藏。在這樣的條件下，與剽悍的廓爾喀兵交鋒，很難說鹿死誰手。這一點，將軍鄂輝、提督成德的體會，顯然更為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