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抵禦外侵安定西藏(1)
第一節平叛改製廢除“藏王”。
一、三朝苦心經營西藏日益直隸中央。
西藏很早以來就與中原王朝建立了朝貢關係，元、明兩代與中央權利的隸屬關係更為加強。清崇德四年(1639年)，太宗皇太極遣使致書圖伯忒汗和達賴喇嘛，“延致高僧”。同年，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四世班禪羅桑卻結堅讚、藏巴汗、顧實汗遣使貢方物，獻丹書，遠行數千裏，曆時三年，於崇德七年十月抵達盛京，丹書稱太宗為曼殊師利大皇帝。太宗親率八旗王公大臣迎使者於懷遠門，隆重接待，屢設大宴。第二年五月，太宗遣察幹格隆等喇嘛隨來使往西藏，致達賴、班禪、藏巴汗、顧實汗、紅帽喇嘛噶爾馬等人各書一函，稱五世達賴為“大持金剛喇嘛”，“恭候安吉”，贈金碗、銀盆、瑪瑙杯、水晶杯、玉杯、鍍金甲、金銀帶、寶刀等物，致班禪之詞與禮物，均與達賴相同。雙方之間第一次建立起友好關係。
順治元年，攝政王多爾袞等人，因顧實汗奏稱達賴“功德甚大”，宜延請至京念經，“以資福頤”，遣使往迎達賴，五年再派使臣往請。順治九年五世達賴至京，世祖接見達賴於太和殿，厚加禮遇，並特於德勝門外建西黃寺讓其居住。十年四月十八日，世祖遣禮部尚書覺羅郎球、理藩院侍郎席達禮，齎金冊、金印，冊封達賴，冊文用滿文、漢文及圖伯忒文(即藏文)撰寫。冊文說：
“朕聞兼善獨善，開宗之義不同，世出世間，設教之途亦異，然而明心見性，淑世覺民，其歸一也。茲爾羅布藏紮卜素達賴喇嘛，襟懷貞朗，德量淵弘，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揚釋教，誨導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馳東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聞而欣尚，特遣使迎聘，爾早識天心，許以辰年來見。朕荷皇天眷命，撫有天下，果如期應聘而至，儀範可親，語默有度，臻般若圓通之境，擴慈悲攝受之門，誠覺路梯航，禪林山鬥，朕甚嘉焉。茲以金冊印，封爾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達賴喇嘛，應劫現身，興隆佛化，隨機說法，利濟群生，不亦休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達賴喇嘛之印。”《清世祖實錄》卷74，頁18、19.
順治帝又遣內大臣修世岱齎金冊、金印，封顧實汗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勉其“益矢忠誠”，“作朕屏輔”。至此，西藏直接與清朝政府建立了朝貢關係、隸屬關係。康熙二十一年五世達賴去世，第巴桑結專權，秘不發喪，遇事假傳達賴之命施行，愈益橫暴，並唆使準噶爾汗噶爾丹擾清，又欲謀殺顧實汗之孫拉藏汗，於四十四年為拉藏汗擊殺，康熙帝封拉藏汗為“翊法恭順汗”。拉藏汗奏廢第巴桑結所立之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另立阿旺伊什嘉穆錯為六世達賴，青海蒙古台吉不信，別奉於裏塘出生的噶爾桑嘉穆錯為六世達賴。康熙帝以拉藏汗與青海諸台吉不睦，懼其會導致削弱對準噶爾汗策妄阿喇布坦的抵禦，遣侍郎赫壽入藏，會同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務。四十九年初，班禪、拉藏汗與西藏諸寺喇嘛，會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奏請冊封伊什嘉穆錯為六世達賴喇嘛，康熙帝允其請，給以金印、金冊。但是青海眾台吉不信不服，迎噶爾桑嘉穆錯至青海坐床，奏請朝廷冊封，並請送居西寧宗喀巴寺，康熙帝遣兵護送其至宗喀巴寺，不久返居裏塘。五十七年準噶爾軍入侵西藏，殺拉藏汗，幽禁其所立達賴，西安將軍額倫特奉詔領兵數千往援，遇伏敗歿。帝命都統法喇統兵屯裏塘，保護青海台吉所立之六世達賴噶爾桑嘉穆錯，授皇十四子允為撫遠大將軍，駐青海調度，以延信為平逆將軍，噶爾弼為定西將軍，統率大軍，進藏襲擊準噶爾軍，護送六世達賴，青海蒙古汗、王、公、貝勒、台吉各率所部從征，於五十九年將準噶爾軍驅逐出藏。延信遵旨冊封噶爾桑嘉穆錯為六世達賴，在布達拉舉行坐床儀式。康熙帝命留蒙古、滿洲、綠旗兵四千駐守西藏，以公策旺諾爾布統領，令額駙阿寶、都統五格參讚軍務，封效忠於清助軍擊敵的空布之第巴阿爾布巴、阿裏之第巴康濟鼐為貝子，第巴隆布奈為輔國公，授頗羅鼐為紮薩克一等台吉，命隆布奈管理前藏，康濟鼐管理後藏，授阿爾布巴、康濟鼐、隆布奈、紮爾鼐和頗羅鼐為噶隆。
雍正元年，撤回駐藏之兵。雍正三年令貝子康濟鼐往前藏，“總領辦事”，並兼管阿裏。當其去阿裏時，前藏事務由貝子阿爾巴布總領辦理。五年，阿爾布巴、隆布奈、紮爾鼐三噶隆嫉恨康濟鼐，將其殺害，欲通策妄阿喇布坦，又發兵前往阿裏，進攻頗羅鼐。頗羅鼐領兵反擊，並上報朝廷，請發兵進藏平叛，雍正帝遣吏部尚書查郎阿統兵一萬五千往討。大軍未至，頗羅鼐已領兵殺至前藏，駐藏大臣馬喇、僧格至布達拉守護達賴，各寺喇嘛將阿爾布巴、隆布奈、紮爾鼐等擒獲，送交馬喇，平定了叛亂。查郎阿抵藏後，誅首逆，奏上善後事宜。雍正帝獎嘉頗羅鼐，封為貝子，賜犒兵銀三萬兩，令其總理藏務，並以其保舉的色朱特色布騰、策淩旺紮爾授為噶隆，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兵二千，分駐前後藏震懾，三年一代。不久，雍正帝又晉封頗羅鼐為貝勒，以其長子珠爾默特策布登統阿裏諸路兵保西藏，授為紮薩克一等台吉，並允其請，命禮部鑄給“辦理衛藏、噶隆事務多羅貝勒”銀印一顆，交頗羅鼐掌管使用，以便其“行文管理地方”。清政府對西藏地方軍政事務的影響進一步擴大，統轄更為緊密。
二、藏王專權謀反皇上失察誤事。
乾隆十五年，西藏局勢十分緊張，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調兵遣將，陰謀叛亂，差一點導致據藏的大禍。這一危局的出現，與乾隆帝對西藏之事處理欠妥，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係。
乾隆帝即位以後，在西藏問題上繼承了皇父雍正帝的政策，不斷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這一方針，本來是十分正確的，但是他的錯誤在於，盲目沿襲了世宗過分依靠、重用頗羅鼐以統轄西藏的錯誤做法，頗羅鼐對平定阿爾布巴等人的叛亂，防止準噶爾軍的再次侵入，密切西藏與中央的聯係，的確是盡心殫力，堅決鬥爭，立下了功勳，因而為帝重用和信賴。雍正帝將頗羅鼐從紮薩克一等台吉連續晉封至貝勒，授予他掌管西藏軍政事務的權力，並因其“輸誠效力”，所訓練的藏兵大有進步，“較前氣壯”，而將駐藏之兵減為五百兵。頗羅鼐本人也誠心歸順清帝，矢忠朝廷。但是，隨著歲月的推移，在清帝的厚待和支持下，他的勢力越來越大，他訓練騎兵一萬，步兵一萬五千，防守各要隘，使準噶爾軍不敢複侵藏地。他逐漸成為實際上主管西藏軍政大權的最高官員，達賴時又年少，潛心學經，虛有其位。就連達賴、班禪每年輪班遣使入貢，都是正使、副使同行，達賴、班禪之使為正使，頗羅鼐派副使，一起至京朝貢。
乾隆帝對頗羅鼐更為信任，更加依賴，也對其更為優待。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他下諭晉封頗羅鼐為郡王說：“西藏貝勒頗羅鼐，遵奉諭旨，敬信黃教，振興經典，練兵守卡”，甚為勤勉，著加恩封為郡王。他晉封頗羅鼐之長子紮薩克一等台吉珠爾默特策布登為輔國公，授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為紮薩克一等台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他又下諭說：西藏郡王頗羅鼐，“素效忠誠，勤勞懋著。自朕禦極以來，一心靖共，凡事俱竭力奮勉，辦理妥協，殊屬可嘉”，著加特恩，將其子內封一長子。“長子係日後襲王爵總理彼處事務之人，關係緊要”，著諭告駐藏大臣傅清，將此旨曉諭頗羅鼐，在其二子內擇一“才堪繼續、悅服眾心、裨益公務者保奏，候朕降旨”。傅清隨即奏稱：諭告頗羅鼐後，其舉次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帝遂下諭，將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封為長子，因珠爾默特策布登從前帶兵，在邊境出力，晉為鎮國公。
乾隆帝這兩次封授頗羅鼐父子爵位，甚為不妥，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一則，這樣做，進一步抬高了頗羅鼐父子的政治地位，增強了他們的權勢，頗羅鼐原已貴為貝勒，其他噶隆和分管一地的第巴，最高也不過是公爵，大多數人還隻是一等台吉、二等台吉，雙方之間本來已經就有高低之別，現在他又晉封郡王，比其他噶隆、第巴高出四五級、五六級(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相差更為懸殊，而且，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封長子，爵在貝子之上，其兄又係鎮國公，如此顯赫家族，在西藏首屈一指，其他僧俗官員望塵莫及。再則，封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為長子的諭旨明確宣布，此係“日後襲王爵總理彼處事務之人”，“關係緊要”，這就不僅使頗羅鼐之子孫世襲王爵，而且世代掌管西藏大權，這在西藏是惟一的罕見的例外。西藏管理軍政財刑宗教的僧俗官員，如噶隆、第巴、代本等，皆非世襲製，工作有一定的期限，至多是任期較長而已，去世之後其職多由他人接替，即使少數立有功勳受上級寵信之人，其子有可能被任命接父之職，亦屬罕見。就連達賴、班禪，也是及身而止，不能世襲，原因也很簡單，達賴、班禪沒有妻室，也就沒有兒子。甚至連康熙時執政專權數十年的第巴桑結，雖假傳五世達賴之意(時五世達賴已死多年)，以達賴的名義奏稱，國事“皆第巴為主”，乞授封爵。康熙帝封第巴桑結為“土伯特國王”，賜其金印，印文為“掌瓦赤喇坦喇達賴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達阿白印之印”，但也未授予其子孫世襲國王、世掌西藏事務的大權。現在，頗羅鼐及其子孫世襲王爵、世掌藏事，擁有這樣大的特權，在西藏是惟一的也是空前絕後的。這最明顯不過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對頗羅鼐是何等的寵信和依賴。兼之，頗羅鼐擁兵數萬，總理藏務，從而使其成為西藏實際上的最有權勢之人，成為名副其實的“藏王”。
乾隆帝沒有認真深入思考這樣做的嚴重惡果。一人一家世代獨攬掌管藏務的大權，自然會削弱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轄，極有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甚至導致出現分割的局麵。這樣依賴於一位西藏官員，來保持藏與中央的隸屬關係和藏地的安全，是十分危險的，這樣的支柱很不可靠，這樣的基礎很不結實，一遇適當時機，頗羅鼐家族可能反叛，這一麵似平靜的“安全之湖”，便會掀起狂風暴浪，震撼清政府統轄西藏的基礎。
乾隆帝一向喜歡閱讀曆史書籍，以古為鑒，此次卻似乎忘了這一優良傳統。遠的不說，五十多年前被皇祖康熙帝封為土伯特國王的第巴桑結，便是依仗五世達賴的名義，擴大個人權勢，實際上掌管了西藏軍政大權，並利用權力唆使準噶爾汗噶爾丹進攻清政府，給清朝帶來很大麻煩，這一慘痛教訓難道不應吸取？可是，看來乾隆帝忘了這件事，而把維持、加強中央對西藏的管轄，以及製止準噶爾軍再次侵藏的希望，寄托於頗羅鼐及其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身上，這無異是飲鴆止渴，危害更大。
乾隆十二年頗羅鼐病故，帝諭其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襲郡王爵，“總理藏衛事務”。乾隆帝對其是否能安撫西藏，有些擔心，令駐藏大臣予以開導。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他諭軍機大臣：頗羅鼐在世時，奮勉效力，辦事練達，西藏諸事“毋庸置念”。今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年幼新襲，未必能如頗羅鼐“收服眾人之心”。頗羅鼐在時，“凡事俱由伊主張”，今非昔比，著駐藏大臣傅清逐處留心訪查，如果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有“意見不到之處，即行指示，不得稍有疏忽”，並調停其與達賴之間的關係，“惟期地方安靜，不生事端”。傅清奏稱，阿裏克地方原係珠爾默特策布登駐紮管轄，後因其足疾，回藏調養，現已漸愈，令其返阿裏克屯駐，帝從其議。八月初十日，駐藏大臣、提督索拜之折到京。索拜奏：遵旨查訪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與達賴的情形。頗羅鼐病故後，達賴即欲吊奠誦經，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不允，經副都統傅清申飭，“旋即悔過”，願請達賴吊祭，“現彼此和睦，並無異詞”。乾隆帝很高興，批示：“覽奏，可釋朕西顧之憂矣。”
不久，傅清、索拜相繼離藏，原四川巡撫紀山因經理金川之事欠妥，降調駐藏大臣。乾隆帝了解到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情形乖張，虐使其下，所屬無不怨望，且疑忌達賴喇嘛，無尊信恭順之意”，又請將駐藏大臣所管的火爾噶錫等少數民族，撥與其管轄，“乃事之必不可行者”，經部臣參劾，念其父之功，加恩寬宥，賜諭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予以曉諭，並令紀山查其接諭後的反應及其居心行事。紀山遵旨訪查後，於十四年秋奏稱：珠默爾特那木紮勒情性乖張，屬下俱懷怨望，且其又“有疑忌達賴喇嘛之心，恐日久眾怨愈深，達賴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請將其兄移來前藏，“協同辦事”，並將達賴移駐泰寧。乾隆帝以其所議欠妥，於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兩次下諭，斥其“見識甚謬”，“殊未妥協”，將使“土伯特疑心”，而拒絕其請。但是，他也覺察到紀山難以應付複雜局麵，於十月二十三日的諭旨中，令派傅清再次進藏，與紀山同為駐藏大臣。他並著重指出：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斷不能如其父之安靜奉法，其“縱恣逞威，人心離怨，多行不義，必自速厥辜”，諭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和紀山、傅清四人“密行會商”，“有備無患”。④
此諭剛下不久，十二月十一日駐藏大臣紀山之折又到，奏稱：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控告其兄鎮國公珠爾默特策布登發兵興亂，欲征取果弼奈，直往西藏，已調兵防護，並奏聞請旨。乾隆帝於當日連下四道諭旨。在給軍機大臣之諭中，他指出珠默爾特策布登不大可能作亂，恐係其弟之捏控誣陷，令四川總督、提督備兵二三千，以備入藏平亂。在給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弟兄二人之諭中，勸其和解罷兵，聽帝裁決。緊接著，他又陸續下諭，指示駐藏大臣、四川總督、提督注意形勢的發展，防止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作亂。四川總督策楞於十四年十二月奏請恢複原來裁去的五百兵駐兵，因駐藏大臣手下目前隻有兵一百，難以應付事變，且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剛奏準裁去這五百名駐兵，便生事端，更表明應當恢複原製。乾隆帝於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收到策楞之奏，十七日下諭給軍機大臣，令傳諭傅清及往代紀山之侍郎拉布敦，命其商議恢複五百兵駐藏之事，如有益，則複設。紀山離藏以前，因被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封鎖消息和受其影響，在奏報其弟兄爭端時，偏聽郡王的話，並言其兄鎮國公珠爾默特策布登已於十四年十二月去世。
駐藏大臣傅清、四川總督策楞、四川提督嶽鍾琪也一度未曾看出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誣陷其兄殺戮其兄之真情和實質，於十四年十二月末聯合上奏，誤認為，此係由於郡王“與兄不睦，架捏誣害，決不致有侵犯內地之事”，乾隆帝讚同三人之議，於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下諭說，此言“大約近是。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承受天朝爵祿，保有藏地，尊榮已極，更欲何為？倘使稱兵犯境，實乃自速厥辜，毫無益處，伊豈肯出此？”
十五年四月初四日駐藏大臣傅清之折到京。傅清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前往薩海等處，安撫伊兄“所擾之人”，查閱哈喇烏蘇等處兵丁，已於三月初一日起程。其“感念”帝恩，“不惜其身，欲竭力報效”。乾隆帝讀過奏折後下諭：現在珠爾默特策布登已死，“藏地寧靜無事，從前生此事端”，皆係紀山處理不當所致。
十五年五月初五日，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緊急奏折到京，言及已察明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前往薩海地方，“有調動部兵搬運炮位”等情形。乾隆帝下諭給軍機大臣，仍以為其係因兄長的屬人不願歸順於己，欲前往辦理，調兵防衛，或係因兄弟爭鬥，懼朝廷治罪，故往薩海躲避，並非欲圖集兵謀叛。他強調指出：
“朕去年加恩賞賚，及允伊與青海親王聯姻，前後恩旨，實足以釋彼之疑，想尚未到，如經奉到，自必曉然，喜出望外，不複懷疑矣。若謂其別有異謀，則不必慮。從來有異謀者，非有所貪圖希冀於所不當得，則必禍患迫身，出於不得已。以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言之，伊身為藏主，操生殺而擅富貴，俸賜所頒，貿易所入，歲獲重貲，而且倚藉中朝聲勢，眾蒙古皆與往來，可得厚利，伊更何所貪圖希冀？若叛去，則全無所得，伊何所利而反耶？至伊遠在天末，雖有大臣往駐，並不監製其行為，分奪其聲勢，伊又有何拘束困苦，而以逆謀自救耶？利無可圖，害無可避，而謂其將有異謀，誠過慮也。且使果有異謀，則西藏伊所駐紮，何不據此舉事，而轉至薩海，欲何為耶？……即如從前以五百兵駐藏，何足禦侮，況已經撤回，若更令重駐，彼第以五萬之眾應之，勢必不敵，將見番屬騷然，兵民俱困，天討未伸，即內地不勝其擾。以此觀之，惟當鎮靜持重，聽其自行自止，在我本無加罪之意，在彼自不存致疑之端，傅清、拉布敦當領會此意。……彼時(冬季)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當已深知天朝德意，積疑冰釋矣。將此詳悉傳諭傅清、拉布敦知之。”
這道諭旨，十分準確、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對藏王的政策是極為錯誤的，帶來了很大的危害。其一，乾隆帝過分依賴和優遇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使其掌握了西藏軍、政、財、刑大權，成為西藏最有權勢和極其富豪之統治者，即諭中所說“身為藏主，操生殺而擅富貴”。其二，過分姑息養奸，對藏王的不法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最多是略加規勸，且聽其辯解即置之不問。乾隆帝明明知道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虐使其下，且與達賴喇嘛不和”；駐藏大臣紀山至藏一月以後，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才出來相見，“頗有輕忽之意”；他也了解其兄之死甚有疑問，但一經其巧言詭辯或“自請處置”，即不了了之，不予深究，不加防範。甚至在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奏請撤走駐藏的五百名兵士時，他也輕從其請。這樣的縱容，必然會助長藏王的專橫跋扈，使其不軌之心愈益發展，最終走上興兵叛亂的道路。
其三，因循苟且，欲圖僥幸免禍。乾隆帝認為，戰火一燃，藏地騷動，其地“地居極遠”，征討未必成功，而內地卻早已不勝其擾，因此，“惟當鎮靜持重”，即聽其自行自止，不要施加約束，以圖幸免戰禍。
其四，駁斥了傅清之議，不許他們輕易懷疑藏王，更不許他們采取措施製裁藏王。他不厭其煩地找出各種借口，來證明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不會謀反，不會興兵反抗朝廷，一再警告傅清、拉布敦要慎重，不要過慮，不要認為其將謀叛。
過了一個月，六月十一日，駐藏大臣拉布敦的奏折又送到京師，言及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將恭布等處火藥帶走四十九馱，調去兵一千五百名，“藏務尚在未定”，乾隆帝仍然下諭說，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不會“有叛逆之意”，不可輕舉妄動。
乾隆帝的這些錯誤做法，削弱了應變之力，束縛了駐藏大臣的手腳，滋長了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叛逆的野心。他本想縱容其行以免戰禍，不料，姑息養奸，就在他再三強調藏王不會反叛之時，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卻早已潛謀不軌，調兵遣將，快要發動公開叛亂了。
三、“雙忠”計誅叛王為國捐軀。
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在西藏拉薩，發生了“雙忠”計誅叛王為國捐軀可悲可喜的大事。原來，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於十二年襲承王爵總理西藏事務以後，就與達賴不和，對達賴“無尊信恭順之意”，且仇恨駐藏大臣和駐兵，欲圖謀叛，驅逐駐藏大臣，孤立達賴喇嘛，割據西藏，自立為王。他於十三年奏罷駐藏五百兵士，十四年發兵攻打其兄鎮國公珠爾默特策布登，迫其致死，並逐其子。他還秘密通書準噶爾，請兵為外援。十五年三四月，他又揚言準噶爾兵將侵西藏，聚黨二千，欲圖發動公開叛亂。
藏王的如此不法行動，使當時的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憂心似焚，急謀對策。傅清是孝賢皇後和大學士傅恒之弟，乾隆初由侍衛累遷至天津鎮總兵，十一年授副都統任駐藏大臣，十三年還任天津總兵，遷古北口、固原提督，十四年末因紀山無力處理藏務，複被帝委任駐藏大臣。拉布敦係吏部尚書、署川陝總督錫勒達之子，力大善射，能彎十力弓左右射，又工詩文，習外國語言，初襲三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從征準噶爾，立下軍功，授世管佐領，並以“勇士”蒙賜孔雀翎，乾隆八年任參讚大臣，九年任定邊左副將軍，尋署古北口提督，十四年末以工部侍郎赴藏為駐藏大臣，十五年授左都禦史。
乾隆十五年初，傅清、拉布敦相繼到達西藏。他倆在三月初一日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出發前往薩海以後，便迅速察覺到藏王在聚集兵力，籌辦火藥槍炮，準備謀叛，立即密奏朝廷，但乾隆帝於五月初五、六月十一日兩次下諭，斷言藏王不會造反，訓誡二人不要猜疑，不要輕舉妄動。按一般傳送諭旨的做法，這兩道諭旨分別應在六月初和七月初送到拉薩駐藏大臣衙門。這可使傅清、拉布敦十分為難，遵旨行事吧，眼睜睜地看著藏王日夜糾集黨羽，煽惑藏民，約期起兵，大亂即將爆發。那時，二人性命固然難保，達賴喇嘛也可能遭殃，清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將會喪失。即使皇上派遣大軍進剿，千裏迢迢，轉運困難，西藏和內地的人力、物力、財力都將受到很大損失，而且戰火一燃，不知有多少藏、滿、漢族人民會戰死疆場，屍橫遍野、血染高原的悲劇必將出現，停戰以後民族之間的隔閡又將加深。要想避免這場大災難，及早消滅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的叛亂，這又會冒極大的風險，將會被定上違旨欺君的大罪，這可是要處以死刑，抄沒家產，甚至株連親屬的。而且，就算舍此不論，平叛以後奏請皇上寬宥抗旨之罪吧，又哪有力量來打壓叛亂。僅有的五百名駐兵，被藏王奏請皇上撤走一年多了，傅清、拉布敦手下，不過一百餘名屬員和兵士，怎能對抗擁兵二萬餘人的藏王。就算是拉布敦體壯力大，也是寡不敵眾，無法取勝。上有皇上嚴旨壓頂，外有叛亂大兵，區區一百餘人，怎麽辦？傅清、拉布敦真是憂心如焚，坐臥不安了。
他們隻有一麵偵察逆情及時上奏，一麵絞盡腦汁，尋覓平亂之法。十五年八月初，傅清、拉布敦上折奏稱：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到後藏後，將噶布倫(即噶隆)第巴布隆讚等，“誣抄沒”，逐出其兄之子珠爾默特旺紮勒，其父頗羅鼐所用舊人，“殺害抄沒黜革者甚多”，現帶兵二千餘名在前藏後三百餘裏達木地方遊牧。乾隆帝於九月初七日看到此諭，批示：“此皆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乖張悖戾，但道路遼遠，可暫聽之。如果關係者大，再行籌劃”。
形勢愈益險惡，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計日舉事”。九月初，傅清、拉布敦又緊急上疏，奏稱：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現在調兵防阻，有謀為不軌之意”，應俟其“由打克薩地方回來接見之時，即為擒拿，翦除此孽”。乾隆帝於十月初八日收到此折，立諭軍機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見，甚屬冒險”，輕率舉動，“必至釀成大事”，但二人已奏明“不待請旨，即行乘機辦理”，現雖降旨阻擋，“令其不可妄動”，路途遙遠，也難預定，若其先接此旨，尚可從容辦理，若已采取行動，又不能翦滅，“勢不得不為用兵之計”，可諭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預籌征調川兵，以為防剿之計”。他又派兵部侍郎班第迅速前往，會同傅清等人相機辦理。
過了十四天，十月二十二日，傅清、拉布敦之緊急奏折又到，奏稱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將策淩旺紮勒調去，抄沒其妹夫公班第達家產，“其跳梁之狀，日益顯著”，欲設法誘擒藏王，“照前奏辦理”。乾隆帝閱過後，下諭說：“此事看來勢不容已，自應擒獲，明正其罪，已傳諭班第謹密詳慎，乘機行事”。即行傳諭策楞、嶽鍾琪“悉心籌辦”。策楞遵旨，備兵八千名待命。
乾隆帝到十月二十二日才下定了擒獲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的決心，可是為時已晚，九天以前西藏就出事了。
傅清、拉布敦並未接到上述三道諭旨，因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已斷絕塘汛。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下令，“沿途漢士兵民及文書，俱不許往來出入”，軍書不得達。傅清、拉布敦見火在眉睫，情急智生，決心孤注一擲，冒死擒賊。二人商議說：“今賊謀日甚，吾儕若不矯詔誅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為其屠害，……棄二藏地也。不若先發製人，雖死猶生，亦可使繼之者易為功也。”二人議定，以宣讀聖旨為名，於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召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至通司崗衙門，使登樓接詔。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登樓後，傅清手下人員遵令撤去梯子；當藏王跪拜時，傅清突然從後麵揮刀斬斷其首，斥其“違天子令，且忘爾父，罪不可赦”，並殺其隨從四五人，宣布脅從不問。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死黨卓呢羅卜藏紮什跳下樓後糾集黨羽數千，進攻衙署，圍樓數重，“施放槍炮，周圍放火”。傅清遣人往傳班第達救護，班第達因力薄勢孤，不能救護，奔告達賴。達賴遣眾僧前往救護，使人攔阻，叛黨不聽，“放火燒房”，眾僧不能進去。傅清身中三傷，立即自盡。拉布敦挾刃跳樓，斬殺叛兵數十人，身中多傷，力竭被害。主事策塔爾、參將黃元龍自盡，從死者兵士四十九人、商民七十七人，糧務衙門被劫去庫銀八萬五千餘兩。達賴令班第達“集兵拒逆”。十四日卓呢羅卜藏紮什帶兵潛逃，十五日達賴令公爵班第達“暫理藏王事務”，附近喇嘛、番眾等俱已歸順，官兵八十餘人和百姓一百一二十人逃往布達拉，“達賴喇嘛給銀養贍”。十八日達賴傳令“各塘照舊應付官兵”，又令“各番不得傷害漢人”，二十三日。班第達已拿獲逆首卓呢羅卜藏紮什，捕獲逆黨過半，劫去餉銀亦追出大半，糧務通判常明和兵民俱回原處居住，局麵穩定下來。
乾隆帝於十一月十四日收到四川總督策楞的奏折，知悉傅清、拉布敦計誅叛王為國捐軀，十分哀痛，於十一月十六日下諭封授二人爵位說：
“(傅清、拉布敦被害)朕深為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傅清、拉布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清、拉布敦之先幾籌劃，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尚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為尤大，以如此實心為國之大臣，不保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惜耶！傅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為一等伯，著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傅清並入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給予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
不久，乾隆帝又賜傅清、拉布敦之家各銀一萬兩，賜拉布敦之妻房屋一所，將拉布敦之子交大學士傅恒“照應教訓”，並以駐藏大臣之通思崗衙署改為傅清、拉布敦祠堂，賜名雙忠祠，又於京師石大人胡同建雙忠祠以祀二人。
一、三朝苦心經營西藏日益直隸中央。
西藏很早以來就與中原王朝建立了朝貢關係，元、明兩代與中央權利的隸屬關係更為加強。清崇德四年(1639年)，太宗皇太極遣使致書圖伯忒汗和達賴喇嘛，“延致高僧”。同年，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四世班禪羅桑卻結堅讚、藏巴汗、顧實汗遣使貢方物，獻丹書，遠行數千裏，曆時三年，於崇德七年十月抵達盛京，丹書稱太宗為曼殊師利大皇帝。太宗親率八旗王公大臣迎使者於懷遠門，隆重接待，屢設大宴。第二年五月，太宗遣察幹格隆等喇嘛隨來使往西藏，致達賴、班禪、藏巴汗、顧實汗、紅帽喇嘛噶爾馬等人各書一函，稱五世達賴為“大持金剛喇嘛”，“恭候安吉”，贈金碗、銀盆、瑪瑙杯、水晶杯、玉杯、鍍金甲、金銀帶、寶刀等物，致班禪之詞與禮物，均與達賴相同。雙方之間第一次建立起友好關係。
順治元年，攝政王多爾袞等人，因顧實汗奏稱達賴“功德甚大”，宜延請至京念經，“以資福頤”，遣使往迎達賴，五年再派使臣往請。順治九年五世達賴至京，世祖接見達賴於太和殿，厚加禮遇，並特於德勝門外建西黃寺讓其居住。十年四月十八日，世祖遣禮部尚書覺羅郎球、理藩院侍郎席達禮，齎金冊、金印，冊封達賴，冊文用滿文、漢文及圖伯忒文(即藏文)撰寫。冊文說：
“朕聞兼善獨善，開宗之義不同，世出世間，設教之途亦異，然而明心見性，淑世覺民，其歸一也。茲爾羅布藏紮卜素達賴喇嘛，襟懷貞朗，德量淵弘，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揚釋教，誨導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馳東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聞而欣尚，特遣使迎聘，爾早識天心，許以辰年來見。朕荷皇天眷命，撫有天下，果如期應聘而至，儀範可親，語默有度，臻般若圓通之境，擴慈悲攝受之門，誠覺路梯航，禪林山鬥，朕甚嘉焉。茲以金冊印，封爾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達賴喇嘛，應劫現身，興隆佛化，隨機說法，利濟群生，不亦休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達賴喇嘛之印。”《清世祖實錄》卷74，頁18、19.
順治帝又遣內大臣修世岱齎金冊、金印，封顧實汗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勉其“益矢忠誠”，“作朕屏輔”。至此，西藏直接與清朝政府建立了朝貢關係、隸屬關係。康熙二十一年五世達賴去世，第巴桑結專權，秘不發喪，遇事假傳達賴之命施行，愈益橫暴，並唆使準噶爾汗噶爾丹擾清，又欲謀殺顧實汗之孫拉藏汗，於四十四年為拉藏汗擊殺，康熙帝封拉藏汗為“翊法恭順汗”。拉藏汗奏廢第巴桑結所立之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另立阿旺伊什嘉穆錯為六世達賴，青海蒙古台吉不信，別奉於裏塘出生的噶爾桑嘉穆錯為六世達賴。康熙帝以拉藏汗與青海諸台吉不睦，懼其會導致削弱對準噶爾汗策妄阿喇布坦的抵禦，遣侍郎赫壽入藏，會同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務。四十九年初，班禪、拉藏汗與西藏諸寺喇嘛，會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奏請冊封伊什嘉穆錯為六世達賴喇嘛，康熙帝允其請，給以金印、金冊。但是青海眾台吉不信不服，迎噶爾桑嘉穆錯至青海坐床，奏請朝廷冊封，並請送居西寧宗喀巴寺，康熙帝遣兵護送其至宗喀巴寺，不久返居裏塘。五十七年準噶爾軍入侵西藏，殺拉藏汗，幽禁其所立達賴，西安將軍額倫特奉詔領兵數千往援，遇伏敗歿。帝命都統法喇統兵屯裏塘，保護青海台吉所立之六世達賴噶爾桑嘉穆錯，授皇十四子允為撫遠大將軍，駐青海調度，以延信為平逆將軍，噶爾弼為定西將軍，統率大軍，進藏襲擊準噶爾軍，護送六世達賴，青海蒙古汗、王、公、貝勒、台吉各率所部從征，於五十九年將準噶爾軍驅逐出藏。延信遵旨冊封噶爾桑嘉穆錯為六世達賴，在布達拉舉行坐床儀式。康熙帝命留蒙古、滿洲、綠旗兵四千駐守西藏，以公策旺諾爾布統領，令額駙阿寶、都統五格參讚軍務，封效忠於清助軍擊敵的空布之第巴阿爾布巴、阿裏之第巴康濟鼐為貝子，第巴隆布奈為輔國公，授頗羅鼐為紮薩克一等台吉，命隆布奈管理前藏，康濟鼐管理後藏，授阿爾布巴、康濟鼐、隆布奈、紮爾鼐和頗羅鼐為噶隆。
雍正元年，撤回駐藏之兵。雍正三年令貝子康濟鼐往前藏，“總領辦事”，並兼管阿裏。當其去阿裏時，前藏事務由貝子阿爾巴布總領辦理。五年，阿爾布巴、隆布奈、紮爾鼐三噶隆嫉恨康濟鼐，將其殺害，欲通策妄阿喇布坦，又發兵前往阿裏，進攻頗羅鼐。頗羅鼐領兵反擊，並上報朝廷，請發兵進藏平叛，雍正帝遣吏部尚書查郎阿統兵一萬五千往討。大軍未至，頗羅鼐已領兵殺至前藏，駐藏大臣馬喇、僧格至布達拉守護達賴，各寺喇嘛將阿爾布巴、隆布奈、紮爾鼐等擒獲，送交馬喇，平定了叛亂。查郎阿抵藏後，誅首逆，奏上善後事宜。雍正帝獎嘉頗羅鼐，封為貝子，賜犒兵銀三萬兩，令其總理藏務，並以其保舉的色朱特色布騰、策淩旺紮爾授為噶隆，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兵二千，分駐前後藏震懾，三年一代。不久，雍正帝又晉封頗羅鼐為貝勒，以其長子珠爾默特策布登統阿裏諸路兵保西藏，授為紮薩克一等台吉，並允其請，命禮部鑄給“辦理衛藏、噶隆事務多羅貝勒”銀印一顆，交頗羅鼐掌管使用，以便其“行文管理地方”。清政府對西藏地方軍政事務的影響進一步擴大，統轄更為緊密。
二、藏王專權謀反皇上失察誤事。
乾隆十五年，西藏局勢十分緊張，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調兵遣將，陰謀叛亂，差一點導致據藏的大禍。這一危局的出現，與乾隆帝對西藏之事處理欠妥，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係。
乾隆帝即位以後，在西藏問題上繼承了皇父雍正帝的政策，不斷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這一方針，本來是十分正確的，但是他的錯誤在於，盲目沿襲了世宗過分依靠、重用頗羅鼐以統轄西藏的錯誤做法，頗羅鼐對平定阿爾布巴等人的叛亂，防止準噶爾軍的再次侵入，密切西藏與中央的聯係，的確是盡心殫力，堅決鬥爭，立下了功勳，因而為帝重用和信賴。雍正帝將頗羅鼐從紮薩克一等台吉連續晉封至貝勒，授予他掌管西藏軍政事務的權力，並因其“輸誠效力”，所訓練的藏兵大有進步，“較前氣壯”，而將駐藏之兵減為五百兵。頗羅鼐本人也誠心歸順清帝，矢忠朝廷。但是，隨著歲月的推移，在清帝的厚待和支持下，他的勢力越來越大，他訓練騎兵一萬，步兵一萬五千，防守各要隘，使準噶爾軍不敢複侵藏地。他逐漸成為實際上主管西藏軍政大權的最高官員，達賴時又年少，潛心學經，虛有其位。就連達賴、班禪每年輪班遣使入貢，都是正使、副使同行，達賴、班禪之使為正使，頗羅鼐派副使，一起至京朝貢。
乾隆帝對頗羅鼐更為信任，更加依賴，也對其更為優待。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他下諭晉封頗羅鼐為郡王說：“西藏貝勒頗羅鼐，遵奉諭旨，敬信黃教，振興經典，練兵守卡”，甚為勤勉，著加恩封為郡王。他晉封頗羅鼐之長子紮薩克一等台吉珠爾默特策布登為輔國公，授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為紮薩克一等台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他又下諭說：西藏郡王頗羅鼐，“素效忠誠，勤勞懋著。自朕禦極以來，一心靖共，凡事俱竭力奮勉，辦理妥協，殊屬可嘉”，著加特恩，將其子內封一長子。“長子係日後襲王爵總理彼處事務之人，關係緊要”，著諭告駐藏大臣傅清，將此旨曉諭頗羅鼐，在其二子內擇一“才堪繼續、悅服眾心、裨益公務者保奏，候朕降旨”。傅清隨即奏稱：諭告頗羅鼐後，其舉次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帝遂下諭，將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封為長子，因珠爾默特策布登從前帶兵，在邊境出力，晉為鎮國公。
乾隆帝這兩次封授頗羅鼐父子爵位，甚為不妥，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一則，這樣做，進一步抬高了頗羅鼐父子的政治地位，增強了他們的權勢，頗羅鼐原已貴為貝勒，其他噶隆和分管一地的第巴，最高也不過是公爵，大多數人還隻是一等台吉、二等台吉，雙方之間本來已經就有高低之別，現在他又晉封郡王，比其他噶隆、第巴高出四五級、五六級(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相差更為懸殊，而且，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封長子，爵在貝子之上，其兄又係鎮國公，如此顯赫家族，在西藏首屈一指，其他僧俗官員望塵莫及。再則，封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為長子的諭旨明確宣布，此係“日後襲王爵總理彼處事務之人”，“關係緊要”，這就不僅使頗羅鼐之子孫世襲王爵，而且世代掌管西藏大權，這在西藏是惟一的罕見的例外。西藏管理軍政財刑宗教的僧俗官員，如噶隆、第巴、代本等，皆非世襲製，工作有一定的期限，至多是任期較長而已，去世之後其職多由他人接替，即使少數立有功勳受上級寵信之人，其子有可能被任命接父之職，亦屬罕見。就連達賴、班禪，也是及身而止，不能世襲，原因也很簡單，達賴、班禪沒有妻室，也就沒有兒子。甚至連康熙時執政專權數十年的第巴桑結，雖假傳五世達賴之意(時五世達賴已死多年)，以達賴的名義奏稱，國事“皆第巴為主”，乞授封爵。康熙帝封第巴桑結為“土伯特國王”，賜其金印，印文為“掌瓦赤喇坦喇達賴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達阿白印之印”，但也未授予其子孫世襲國王、世掌西藏事務的大權。現在，頗羅鼐及其子孫世襲王爵、世掌藏事，擁有這樣大的特權，在西藏是惟一的也是空前絕後的。這最明顯不過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對頗羅鼐是何等的寵信和依賴。兼之，頗羅鼐擁兵數萬，總理藏務，從而使其成為西藏實際上的最有權勢之人，成為名副其實的“藏王”。
乾隆帝沒有認真深入思考這樣做的嚴重惡果。一人一家世代獨攬掌管藏務的大權，自然會削弱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轄，極有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甚至導致出現分割的局麵。這樣依賴於一位西藏官員，來保持藏與中央的隸屬關係和藏地的安全，是十分危險的，這樣的支柱很不可靠，這樣的基礎很不結實，一遇適當時機，頗羅鼐家族可能反叛，這一麵似平靜的“安全之湖”，便會掀起狂風暴浪，震撼清政府統轄西藏的基礎。
乾隆帝一向喜歡閱讀曆史書籍，以古為鑒，此次卻似乎忘了這一優良傳統。遠的不說，五十多年前被皇祖康熙帝封為土伯特國王的第巴桑結，便是依仗五世達賴的名義，擴大個人權勢，實際上掌管了西藏軍政大權，並利用權力唆使準噶爾汗噶爾丹進攻清政府，給清朝帶來很大麻煩，這一慘痛教訓難道不應吸取？可是，看來乾隆帝忘了這件事，而把維持、加強中央對西藏的管轄，以及製止準噶爾軍再次侵藏的希望，寄托於頗羅鼐及其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身上，這無異是飲鴆止渴，危害更大。
乾隆十二年頗羅鼐病故，帝諭其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襲郡王爵，“總理藏衛事務”。乾隆帝對其是否能安撫西藏，有些擔心，令駐藏大臣予以開導。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他諭軍機大臣：頗羅鼐在世時，奮勉效力，辦事練達，西藏諸事“毋庸置念”。今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年幼新襲，未必能如頗羅鼐“收服眾人之心”。頗羅鼐在時，“凡事俱由伊主張”，今非昔比，著駐藏大臣傅清逐處留心訪查，如果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有“意見不到之處，即行指示，不得稍有疏忽”，並調停其與達賴之間的關係，“惟期地方安靜，不生事端”。傅清奏稱，阿裏克地方原係珠爾默特策布登駐紮管轄，後因其足疾，回藏調養，現已漸愈，令其返阿裏克屯駐，帝從其議。八月初十日，駐藏大臣、提督索拜之折到京。索拜奏：遵旨查訪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與達賴的情形。頗羅鼐病故後，達賴即欲吊奠誦經，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不允，經副都統傅清申飭，“旋即悔過”，願請達賴吊祭，“現彼此和睦，並無異詞”。乾隆帝很高興，批示：“覽奏，可釋朕西顧之憂矣。”
不久，傅清、索拜相繼離藏，原四川巡撫紀山因經理金川之事欠妥，降調駐藏大臣。乾隆帝了解到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情形乖張，虐使其下，所屬無不怨望，且疑忌達賴喇嘛，無尊信恭順之意”，又請將駐藏大臣所管的火爾噶錫等少數民族，撥與其管轄，“乃事之必不可行者”，經部臣參劾，念其父之功，加恩寬宥，賜諭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予以曉諭，並令紀山查其接諭後的反應及其居心行事。紀山遵旨訪查後，於十四年秋奏稱：珠默爾特那木紮勒情性乖張，屬下俱懷怨望，且其又“有疑忌達賴喇嘛之心，恐日久眾怨愈深，達賴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請將其兄移來前藏，“協同辦事”，並將達賴移駐泰寧。乾隆帝以其所議欠妥，於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兩次下諭，斥其“見識甚謬”，“殊未妥協”，將使“土伯特疑心”，而拒絕其請。但是，他也覺察到紀山難以應付複雜局麵，於十月二十三日的諭旨中，令派傅清再次進藏，與紀山同為駐藏大臣。他並著重指出：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斷不能如其父之安靜奉法，其“縱恣逞威，人心離怨，多行不義，必自速厥辜”，諭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和紀山、傅清四人“密行會商”，“有備無患”。④
此諭剛下不久，十二月十一日駐藏大臣紀山之折又到，奏稱：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控告其兄鎮國公珠爾默特策布登發兵興亂，欲征取果弼奈，直往西藏，已調兵防護，並奏聞請旨。乾隆帝於當日連下四道諭旨。在給軍機大臣之諭中，他指出珠默爾特策布登不大可能作亂，恐係其弟之捏控誣陷，令四川總督、提督備兵二三千，以備入藏平亂。在給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弟兄二人之諭中，勸其和解罷兵，聽帝裁決。緊接著，他又陸續下諭，指示駐藏大臣、四川總督、提督注意形勢的發展，防止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作亂。四川總督策楞於十四年十二月奏請恢複原來裁去的五百兵駐兵，因駐藏大臣手下目前隻有兵一百，難以應付事變，且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剛奏準裁去這五百名駐兵，便生事端，更表明應當恢複原製。乾隆帝於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收到策楞之奏，十七日下諭給軍機大臣，令傳諭傅清及往代紀山之侍郎拉布敦，命其商議恢複五百兵駐藏之事，如有益，則複設。紀山離藏以前，因被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封鎖消息和受其影響，在奏報其弟兄爭端時，偏聽郡王的話，並言其兄鎮國公珠爾默特策布登已於十四年十二月去世。
駐藏大臣傅清、四川總督策楞、四川提督嶽鍾琪也一度未曾看出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誣陷其兄殺戮其兄之真情和實質，於十四年十二月末聯合上奏，誤認為，此係由於郡王“與兄不睦，架捏誣害，決不致有侵犯內地之事”，乾隆帝讚同三人之議，於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下諭說，此言“大約近是。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承受天朝爵祿，保有藏地，尊榮已極，更欲何為？倘使稱兵犯境，實乃自速厥辜，毫無益處，伊豈肯出此？”
十五年四月初四日駐藏大臣傅清之折到京。傅清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前往薩海等處，安撫伊兄“所擾之人”，查閱哈喇烏蘇等處兵丁，已於三月初一日起程。其“感念”帝恩，“不惜其身，欲竭力報效”。乾隆帝讀過奏折後下諭：現在珠爾默特策布登已死，“藏地寧靜無事，從前生此事端”，皆係紀山處理不當所致。
十五年五月初五日，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緊急奏折到京，言及已察明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前往薩海地方，“有調動部兵搬運炮位”等情形。乾隆帝下諭給軍機大臣，仍以為其係因兄長的屬人不願歸順於己，欲前往辦理，調兵防衛，或係因兄弟爭鬥，懼朝廷治罪，故往薩海躲避，並非欲圖集兵謀叛。他強調指出：
“朕去年加恩賞賚，及允伊與青海親王聯姻，前後恩旨，實足以釋彼之疑，想尚未到，如經奉到，自必曉然，喜出望外，不複懷疑矣。若謂其別有異謀，則不必慮。從來有異謀者，非有所貪圖希冀於所不當得，則必禍患迫身，出於不得已。以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言之，伊身為藏主，操生殺而擅富貴，俸賜所頒，貿易所入，歲獲重貲，而且倚藉中朝聲勢，眾蒙古皆與往來，可得厚利，伊更何所貪圖希冀？若叛去，則全無所得，伊何所利而反耶？至伊遠在天末，雖有大臣往駐，並不監製其行為，分奪其聲勢，伊又有何拘束困苦，而以逆謀自救耶？利無可圖，害無可避，而謂其將有異謀，誠過慮也。且使果有異謀，則西藏伊所駐紮，何不據此舉事，而轉至薩海，欲何為耶？……即如從前以五百兵駐藏，何足禦侮，況已經撤回，若更令重駐，彼第以五萬之眾應之，勢必不敵，將見番屬騷然，兵民俱困，天討未伸，即內地不勝其擾。以此觀之，惟當鎮靜持重，聽其自行自止，在我本無加罪之意，在彼自不存致疑之端，傅清、拉布敦當領會此意。……彼時(冬季)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當已深知天朝德意，積疑冰釋矣。將此詳悉傳諭傅清、拉布敦知之。”
這道諭旨，十分準確、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對藏王的政策是極為錯誤的，帶來了很大的危害。其一，乾隆帝過分依賴和優遇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使其掌握了西藏軍、政、財、刑大權，成為西藏最有權勢和極其富豪之統治者，即諭中所說“身為藏主，操生殺而擅富貴”。其二，過分姑息養奸，對藏王的不法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最多是略加規勸，且聽其辯解即置之不問。乾隆帝明明知道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虐使其下，且與達賴喇嘛不和”；駐藏大臣紀山至藏一月以後，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才出來相見，“頗有輕忽之意”；他也了解其兄之死甚有疑問，但一經其巧言詭辯或“自請處置”，即不了了之，不予深究，不加防範。甚至在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奏請撤走駐藏的五百名兵士時，他也輕從其請。這樣的縱容，必然會助長藏王的專橫跋扈，使其不軌之心愈益發展，最終走上興兵叛亂的道路。
其三，因循苟且，欲圖僥幸免禍。乾隆帝認為，戰火一燃，藏地騷動，其地“地居極遠”，征討未必成功，而內地卻早已不勝其擾，因此，“惟當鎮靜持重”，即聽其自行自止，不要施加約束，以圖幸免戰禍。
其四，駁斥了傅清之議，不許他們輕易懷疑藏王，更不許他們采取措施製裁藏王。他不厭其煩地找出各種借口，來證明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不會謀反，不會興兵反抗朝廷，一再警告傅清、拉布敦要慎重，不要過慮，不要認為其將謀叛。
過了一個月，六月十一日，駐藏大臣拉布敦的奏折又送到京師，言及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將恭布等處火藥帶走四十九馱，調去兵一千五百名，“藏務尚在未定”，乾隆帝仍然下諭說，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不會“有叛逆之意”，不可輕舉妄動。
乾隆帝的這些錯誤做法，削弱了應變之力，束縛了駐藏大臣的手腳，滋長了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叛逆的野心。他本想縱容其行以免戰禍，不料，姑息養奸，就在他再三強調藏王不會反叛之時，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卻早已潛謀不軌，調兵遣將，快要發動公開叛亂了。
三、“雙忠”計誅叛王為國捐軀。
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在西藏拉薩，發生了“雙忠”計誅叛王為國捐軀可悲可喜的大事。原來，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於十二年襲承王爵總理西藏事務以後，就與達賴不和，對達賴“無尊信恭順之意”，且仇恨駐藏大臣和駐兵，欲圖謀叛，驅逐駐藏大臣，孤立達賴喇嘛，割據西藏，自立為王。他於十三年奏罷駐藏五百兵士，十四年發兵攻打其兄鎮國公珠爾默特策布登，迫其致死，並逐其子。他還秘密通書準噶爾，請兵為外援。十五年三四月，他又揚言準噶爾兵將侵西藏，聚黨二千，欲圖發動公開叛亂。
藏王的如此不法行動，使當時的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憂心似焚，急謀對策。傅清是孝賢皇後和大學士傅恒之弟，乾隆初由侍衛累遷至天津鎮總兵，十一年授副都統任駐藏大臣，十三年還任天津總兵，遷古北口、固原提督，十四年末因紀山無力處理藏務，複被帝委任駐藏大臣。拉布敦係吏部尚書、署川陝總督錫勒達之子，力大善射，能彎十力弓左右射，又工詩文，習外國語言，初襲三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從征準噶爾，立下軍功，授世管佐領，並以“勇士”蒙賜孔雀翎，乾隆八年任參讚大臣，九年任定邊左副將軍，尋署古北口提督，十四年末以工部侍郎赴藏為駐藏大臣，十五年授左都禦史。
乾隆十五年初，傅清、拉布敦相繼到達西藏。他倆在三月初一日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出發前往薩海以後，便迅速察覺到藏王在聚集兵力，籌辦火藥槍炮，準備謀叛，立即密奏朝廷，但乾隆帝於五月初五、六月十一日兩次下諭，斷言藏王不會造反，訓誡二人不要猜疑，不要輕舉妄動。按一般傳送諭旨的做法，這兩道諭旨分別應在六月初和七月初送到拉薩駐藏大臣衙門。這可使傅清、拉布敦十分為難，遵旨行事吧，眼睜睜地看著藏王日夜糾集黨羽，煽惑藏民，約期起兵，大亂即將爆發。那時，二人性命固然難保，達賴喇嘛也可能遭殃，清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將會喪失。即使皇上派遣大軍進剿，千裏迢迢，轉運困難，西藏和內地的人力、物力、財力都將受到很大損失，而且戰火一燃，不知有多少藏、滿、漢族人民會戰死疆場，屍橫遍野、血染高原的悲劇必將出現，停戰以後民族之間的隔閡又將加深。要想避免這場大災難，及早消滅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的叛亂，這又會冒極大的風險，將會被定上違旨欺君的大罪，這可是要處以死刑，抄沒家產，甚至株連親屬的。而且，就算舍此不論，平叛以後奏請皇上寬宥抗旨之罪吧，又哪有力量來打壓叛亂。僅有的五百名駐兵，被藏王奏請皇上撤走一年多了，傅清、拉布敦手下，不過一百餘名屬員和兵士，怎能對抗擁兵二萬餘人的藏王。就算是拉布敦體壯力大，也是寡不敵眾，無法取勝。上有皇上嚴旨壓頂，外有叛亂大兵，區區一百餘人，怎麽辦？傅清、拉布敦真是憂心如焚，坐臥不安了。
他們隻有一麵偵察逆情及時上奏，一麵絞盡腦汁，尋覓平亂之法。十五年八月初，傅清、拉布敦上折奏稱：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到後藏後，將噶布倫(即噶隆)第巴布隆讚等，“誣抄沒”，逐出其兄之子珠爾默特旺紮勒，其父頗羅鼐所用舊人，“殺害抄沒黜革者甚多”，現帶兵二千餘名在前藏後三百餘裏達木地方遊牧。乾隆帝於九月初七日看到此諭，批示：“此皆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乖張悖戾，但道路遼遠，可暫聽之。如果關係者大，再行籌劃”。
形勢愈益險惡，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計日舉事”。九月初，傅清、拉布敦又緊急上疏，奏稱：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現在調兵防阻，有謀為不軌之意”，應俟其“由打克薩地方回來接見之時，即為擒拿，翦除此孽”。乾隆帝於十月初八日收到此折，立諭軍機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見，甚屬冒險”，輕率舉動，“必至釀成大事”，但二人已奏明“不待請旨，即行乘機辦理”，現雖降旨阻擋，“令其不可妄動”，路途遙遠，也難預定，若其先接此旨，尚可從容辦理，若已采取行動，又不能翦滅，“勢不得不為用兵之計”，可諭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預籌征調川兵，以為防剿之計”。他又派兵部侍郎班第迅速前往，會同傅清等人相機辦理。
過了十四天，十月二十二日，傅清、拉布敦之緊急奏折又到，奏稱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將策淩旺紮勒調去，抄沒其妹夫公班第達家產，“其跳梁之狀，日益顯著”，欲設法誘擒藏王，“照前奏辦理”。乾隆帝閱過後，下諭說：“此事看來勢不容已，自應擒獲，明正其罪，已傳諭班第謹密詳慎，乘機行事”。即行傳諭策楞、嶽鍾琪“悉心籌辦”。策楞遵旨，備兵八千名待命。
乾隆帝到十月二十二日才下定了擒獲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的決心，可是為時已晚，九天以前西藏就出事了。
傅清、拉布敦並未接到上述三道諭旨，因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已斷絕塘汛。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下令，“沿途漢士兵民及文書，俱不許往來出入”，軍書不得達。傅清、拉布敦見火在眉睫，情急智生，決心孤注一擲，冒死擒賊。二人商議說：“今賊謀日甚，吾儕若不矯詔誅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為其屠害，……棄二藏地也。不若先發製人，雖死猶生，亦可使繼之者易為功也。”二人議定，以宣讀聖旨為名，於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召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至通司崗衙門，使登樓接詔。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登樓後，傅清手下人員遵令撤去梯子；當藏王跪拜時，傅清突然從後麵揮刀斬斷其首，斥其“違天子令，且忘爾父，罪不可赦”，並殺其隨從四五人，宣布脅從不問。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死黨卓呢羅卜藏紮什跳下樓後糾集黨羽數千，進攻衙署，圍樓數重，“施放槍炮，周圍放火”。傅清遣人往傳班第達救護，班第達因力薄勢孤，不能救護，奔告達賴。達賴遣眾僧前往救護，使人攔阻，叛黨不聽，“放火燒房”，眾僧不能進去。傅清身中三傷，立即自盡。拉布敦挾刃跳樓，斬殺叛兵數十人，身中多傷，力竭被害。主事策塔爾、參將黃元龍自盡，從死者兵士四十九人、商民七十七人，糧務衙門被劫去庫銀八萬五千餘兩。達賴令班第達“集兵拒逆”。十四日卓呢羅卜藏紮什帶兵潛逃，十五日達賴令公爵班第達“暫理藏王事務”，附近喇嘛、番眾等俱已歸順，官兵八十餘人和百姓一百一二十人逃往布達拉，“達賴喇嘛給銀養贍”。十八日達賴傳令“各塘照舊應付官兵”，又令“各番不得傷害漢人”，二十三日。班第達已拿獲逆首卓呢羅卜藏紮什，捕獲逆黨過半，劫去餉銀亦追出大半，糧務通判常明和兵民俱回原處居住，局麵穩定下來。
乾隆帝於十一月十四日收到四川總督策楞的奏折，知悉傅清、拉布敦計誅叛王為國捐軀，十分哀痛，於十一月十六日下諭封授二人爵位說：
“(傅清、拉布敦被害)朕深為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傅清、拉布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清、拉布敦之先幾籌劃，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尚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為尤大，以如此實心為國之大臣，不保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惜耶！傅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為一等伯，著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傅清並入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給予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
不久，乾隆帝又賜傅清、拉布敦之家各銀一萬兩，賜拉布敦之妻房屋一所，將拉布敦之子交大學士傅恒“照應教訓”，並以駐藏大臣之通思崗衙署改為傅清、拉布敦祠堂，賜名雙忠祠，又於京師石大人胡同建雙忠祠以祀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