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停戰議貢中安和好。(1)
一、“天厭黎氏”不再發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兩廣總督孫士毅呈報兵敗的奏折送到了皇宮。孫奏稱：正月初二日，黎維祁來告，其派往防守黎城以南之黎兵被阮軍趕逐，“聲言欲報仇泄恨”。孫即派兵前往迎戰，“詎黎維祁聞阮惠親至，心膽俱裂，手抱幼孩，隨同伊母逃過富良江，眾情慌亂，國民紛紛逃竄”。孫與提督許世亨統兵對抗，但阮軍眾多，“將大兵四麵密圍”，孫“奪圍而出”，“帶兵徐徐由浮橋撤至北岸”，總兵李化龍行至橋心，“失足落水”，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尚維屏，參將楊興龍、王宣、英林及遊擊明柱等未及過橋，現無信息，自係身歿，入關兵丁已有三千數百名。請求皇上將己革職治罪，“以為調度乖方者戒”。②《清高宗實錄》卷1321，頁16―20，17、18.
孫士毅顯然隱瞞了自己貪生怕死匆匆潰逃的真實情形。他本來是慌不擇路棄眾而逃，哪裏是“奪圍而出”，帶兵徐徐過浮橋！總兵李化龍身經攻緬、平金川、剿台灣等多次大戰，屢立軍功，由都司升至總兵，並非三歲小孩，怎能行至橋心失足落水，分明是被逃兵敗將擠壓推倒落江而亡。許世亨等之所以“未及過橋”，原因不難查明，這就是他們無橋可過，因為浮橋被惟知保全自己生命的總督大人下令砍斷了。孫士毅不愧是進士出身善寫奏折之軍機章京，把自己貪功違旨、輕敵喪師、畏死潰逃的特大罪狀，縮小、修飾為調度乖方的過失，其言可恥，其心應誅。
乾隆帝於正月二十五日讀過孫士毅的奏折後，立即下諭給軍機大臣，講了五個問題。其一，失利之因。孫士毅若遵撤兵之旨，官兵早已進關，就不會有此波折。此乃孫貪圖功勳，“希冀阮惠等悔罪投出，以臻全美”。其二，善全國體。孫士毅為“軍營總統之人”，萬萬不可稍為冒險，許世亨係提督大員，亦關緊要，“總以完師撤回，善全國體為要”，孫與許世亨二人務宜加意慎重，率領官兵，妥速進關。其三，加強邊防。阮惠等諒不敢竟至我朝邊界，但關隘一帶，亦須安頓兵力，孫永清已調兵一千餘名，合原有防兵共三千名，如若不敷，即於附近各營抽調。其四，寬慰總督。一向行軍之際，不能一往順利，新疆西師之役，大、小金川之戰，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此次孫士毅帶兵出關，成功太易，故有此波折，所請革職治罪之處，毋庸置議。此事乃出自意外，非孫冒昧之罪。其五，征阮與否，尚未決策。此次阮惠等人膽敢“前來截擾”，致有此波折，“安知非阮惠自取夷滅”。待孫士毅帶領大兵安全回關，“將來辦與不辦，操縱在我，自可徐為酌定”。②。
過了一天，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再下一諭，其基調與上諭在兩個方麵有了重大的改變。一為言孫之過，削其封爵。阮惠興兵逐主，天朝理應字小存亡，故遣孫士毅就近籌辦。孫陸續奏述安南臣民願效前驅情形，自請統兵出關，以其“所見甚正”，降旨允行。孫出關後屢奏捷訊，不及一月，收複黎城，冊封黎維祁。因其辦理此事，“為天朝字小存亡，體統所關，厥功甚巨”，“且漢大臣中有此全才，能為國家帶兵宣力者”，自應特施殊恩，故晉封孫為公爵，賞給紅寶石帽頂，並諭孫“作速撤兵”。孫士毅若遵照諭旨，迅即撤回，則早已安全進關，乃其耽延一月有餘，致阮軍“乘間複發”。蓋由孫士毅希冀阮惠投降，或被旁人縛送，“意存貪功”，“因有此意外之變，朕與孫士毅均不能辭咎”。而且，阮惠過去既然撤至富春，複率眾前至黎城，絕非旦夕所能糾集，孫何不留心偵察，預為布置，待敵兵已至，始行迎堵，“橋座又複中斷，致損官兵”，“究係孫士毅成功後，不無自滿之心，稍存大意，有此挫折”。孫士毅前封公爵及所賞紅寶石帽頂，“俱著撤回”，來京另行委用，兩廣總督著令福康安擔任。
其二，欲征阮惠。阮惠以安南土酋，“逐主亂常”，經大兵征討，敗逃之後，尚敢糾眾潛擾，傷害官兵，“實屬罪大惡極”。現交春令，該處係瘴癘之區，未便即行深入問罪。著沿邊各督撫將各營兵弁及時操演，務使餉足兵精，聽候調遣，“以備聲罪致討”。
就在正月二十六日這一天，繼上諭之後，乾隆帝又連下四諭，除重述孫之功過、爵之賞革，以及調補兩廣文武大員以外，在其第四道諭旨中，他又取消了進攻阮惠的指示。他說：
“阮惠不過安南一土目，方今國家全盛，若厚集兵力，四路會剿，亦無難直搗巢穴。但該國向多瘴癘，與緬甸相同，得其地不足守，得其民不足臣，何必以中國兵馬錢糧，靡費於炎荒無用之地，是進剿阮惠一事，此時非不能辦，揆之天時地利人事，俱不值辦。……福康安抵鎮南關後，若阮惠等聞風畏懼，到關服罪乞降，福康安當大加嗬斥，不可遽行允準，使其誠心畏罪輸服，籲請再三，方可相機辦理，以完此局。”《清高宗實錄》卷1321，頁24―28.
乾隆帝在隨後的一些諭旨中，不斷強調上諭不征阮惠的基本方針。當他得悉福康安趕往粵西時，又下諭給軍機大臣，詳述不應再次出兵安南的理由，並指示對策，讓其傳諭福康安執行。乾隆帝指出：
“安南蕞爾一隅，原無難立就蕩平，為掃穴擒渠之舉。但朕思準噶爾，回城及兩金川，俱逼近邊陲，關係緊要，且地非卑濕，滿洲索倫勁旅，可以展其所長，是以不惜勞費，先後底定，歸入版圖。安南則向多瘴癘，水土惡劣，與緬甸相同，又何必以天朝兵馬錢糧，徒靡費於炎荒之地。況即集兵會剿，竟收其境土，又須添兵防戍，而安南民情反複，前代群縣其地者，不久仍生變故，曆有前車之鑒，又安能保一二十年後不複滋生事端。朕再四思維，實不值大辦，已有旨諭福康安矣。”《清高宗實錄》卷1323，頁28、29.
從這些諭旨看來，乾隆帝全麵分析了安南形勢，總結了曆史經驗教訓，冷靜思考，克服了有時感情衝動辦事任性的毛病，從大局出發，才作出了這樣正確的決策。乾隆帝一向自詡為英君明主，文治武功兼有，尤其是在平定準、回之後，武功赫赫，更滋長了好勝驕傲的脾氣。雖然攻緬之戰軍事失利，但其巧妙的外交策略及緬甸局勢的變化；緬王積極求貢議和，又使他收到一些成效，而且，二征金川之勝和剿平台灣林爽文，被他後來讚之為“十全武功”的七大武功，皆已告成。在這樣的形勢下，清軍大敗於黎城，提督、總兵陣亡，官兵損失近半，可算是“天朝”的一大恥辱，號稱威嚴無比、懾服四夷的“天朝大皇帝”弘曆，怎能吃下這粒苦丸，自認失敗，有損龍顏？因此，他在正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第一道諭旨中，指責阮惠逐主亂常，襲擾官兵，“實屬罪大惡極”，要發兵聲罪征討。但是，乾隆帝畢竟已經執政五十三年，見多識廣，經驗豐富，他又特愛反思，總結用兵得失，所以，稍一冷靜，便細思全局，回顧以往。安南水土惡劣，與緬甸相同，千裏遠征，難操勝算，天厭黎氏，其運已盡，去掉一個阮惠，又會有第二第三個阮惠；耗費巨大，不值一辦；“民情反複”，不能久轄其地，前車可鑒，等等因素，使他終於明白，不能再次出兵，因此決定停征待和。乾隆帝的這一決策，符合中越人民的根本利益，對促進今後中越友好關係的發展和加強越南人民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鬥爭，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二、阮惠求貢乾隆帝二封安南王。
(一)阮氏懇切請封皇上真心許貢。
乾隆帝作出不再出兵攻打阮惠的決定時，其心情諒必不太平靜。一則堂堂天朝大兵，竟然敗於一位“安南土目”手下，提督、總兵大員陣亡，總督狼狽逃竄，不能不說是一大恥辱，有損國威，有損龍顏。再則有仇不報，有恥不雪，龜縮關內，聽任阮惠進據黎城，南麵稱尊，阮家士兵耀武揚威於關門之下，這可以說是更大的恥辱，威嚴無比主宰四海的天朝大皇帝弘曆，竟成了忍氣吞聲、畏敵懼戰、不敢言武的“懦弱之君”，更是令人氣憤難平，此事怎樣向列祖列宗交代？怎樣讓史臣將此恥辱載入史冊？可見，乾隆帝之不再征阮，確係來之不易，他可能經過了十分痛苦的反複思考，最後權衡利弊輕重，從大局出發，才克服了死要麵子的毛病，果斷地作出了這一明智的正確的決定。
本來乾隆帝已做了應付最壞形勢的思想準備，責令沿邊將弁把守關隘，防阮入侵，並不想出關擊敵，聽憑阮氏兄弟稱雄關外，但是，看來乾隆帝還是有福之人，皇天又一次特沛殊恩，給予了他變敗為勝雪恥洗辱的大好機會，阮惠主動遣使來叩關降順求貢了。
早在兩廣總督孫士毅剛剛出關時，阮惠就送回被風吹至安南的清朝把總許昌義，托其呈稟，“詭稱黎維謹係已故國王黎維之子，以次當立，黎維祁不知下落，請接伊母眷回國，求天朝罷兵”。《清高泉實錄》卷1317，頁14；《聖武記》卷6，《乾隆征撫安南記》。遭到乾隆帝的拒絕，諭孫士毅予以嚴厲斥責。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三日阮惠統軍打敗清兵進據黎城後，又差人齎表叩關，“情願投誠納貢”，孫士毅以其不先將被俘官兵送回，退還表文，不予理睬。二月初九日，阮惠又遣武輝璞二位官員，赴鎮南關，齎表求貢。
阮惠這樣忙於與清議和求貢請封，是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的。三百年來，安南國王向為黎姓，雖實權不大，總係一國之主，又先後受明、清帝君冊封，而且長期是輔政鄭楝祖先獨專國政，廣南王阮氏隻割據一方，未能主管全安南。阮惠又係廣南王之臣僚，乾隆中年始滅其主，代為廣南王，史稱為新阮，以原廣南王阮氏為舊阮。不到二十年，一個昔日舊阮王之土目阮惠，一躍而為統治全安南之王，很難得到臣民的擁戴。東京黎王的遺臣，輔政鄭氏的遺臣遺兵，舊阮王之宗族、故臣，皆未徹底歸順新主，國內人心惶惶，難以安寧。阮惠於乾隆五十一年一進黎城，消滅輔政鄭宗一家，五十三年再進黎城，誅其將阮任，均因知悉“民心不附”，而不敢久留，迅速退回富春。兼之，此時他又與暹羅交戰，恐其乘後進擊。在這樣內外交困的形勢下，取得清朝的諒解和承認，受其冊封，名正言順地成為安南國王，對提高阮惠的威望，迫使、誘使安南官民臣服於己，具有極大的作用。因此，阮惠不斷遣使求貢，竭力謀求大皇帝寬恕其過，允其納貢通商，冊封其為安南國王。
阮惠此舉，正合乾隆帝之意。當他因兵敗又不能再戰而感到十分為難之時，新阮政府的求貢，給他搭好了一條體麵下台的階梯，給他提供了轉敗為勝、變失利為成功的大好機會，所以也積極采取行動。雙方皆有和好的願望，故談判十分順利。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兩廣總督孫士毅呈報兵敗的奏折送到了皇宮。孫奏稱：正月初二日，黎維祁來告，其派往防守黎城以南之黎兵被阮軍趕逐，“聲言欲報仇泄恨”。孫即派兵前往迎戰，“詎黎維祁聞阮惠親至，心膽俱裂，手抱幼孩，隨同伊母逃過富良江，眾情慌亂，國民紛紛逃竄”。孫與提督許世亨統兵對抗，但阮軍眾多，“將大兵四麵密圍”，孫“奪圍而出”，“帶兵徐徐由浮橋撤至北岸”，總兵李化龍行至橋心，“失足落水”，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尚維屏，參將楊興龍、王宣、英林及遊擊明柱等未及過橋，現無信息，自係身歿，入關兵丁已有三千數百名。請求皇上將己革職治罪，“以為調度乖方者戒”。②《清高宗實錄》卷1321，頁16―20，17、18.
孫士毅顯然隱瞞了自己貪生怕死匆匆潰逃的真實情形。他本來是慌不擇路棄眾而逃，哪裏是“奪圍而出”，帶兵徐徐過浮橋！總兵李化龍身經攻緬、平金川、剿台灣等多次大戰，屢立軍功，由都司升至總兵，並非三歲小孩，怎能行至橋心失足落水，分明是被逃兵敗將擠壓推倒落江而亡。許世亨等之所以“未及過橋”，原因不難查明，這就是他們無橋可過，因為浮橋被惟知保全自己生命的總督大人下令砍斷了。孫士毅不愧是進士出身善寫奏折之軍機章京，把自己貪功違旨、輕敵喪師、畏死潰逃的特大罪狀，縮小、修飾為調度乖方的過失，其言可恥，其心應誅。
乾隆帝於正月二十五日讀過孫士毅的奏折後，立即下諭給軍機大臣，講了五個問題。其一，失利之因。孫士毅若遵撤兵之旨，官兵早已進關，就不會有此波折。此乃孫貪圖功勳，“希冀阮惠等悔罪投出，以臻全美”。其二，善全國體。孫士毅為“軍營總統之人”，萬萬不可稍為冒險，許世亨係提督大員，亦關緊要，“總以完師撤回，善全國體為要”，孫與許世亨二人務宜加意慎重，率領官兵，妥速進關。其三，加強邊防。阮惠等諒不敢竟至我朝邊界，但關隘一帶，亦須安頓兵力，孫永清已調兵一千餘名，合原有防兵共三千名，如若不敷，即於附近各營抽調。其四，寬慰總督。一向行軍之際，不能一往順利，新疆西師之役，大、小金川之戰，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此次孫士毅帶兵出關，成功太易，故有此波折，所請革職治罪之處，毋庸置議。此事乃出自意外，非孫冒昧之罪。其五，征阮與否，尚未決策。此次阮惠等人膽敢“前來截擾”，致有此波折，“安知非阮惠自取夷滅”。待孫士毅帶領大兵安全回關，“將來辦與不辦，操縱在我，自可徐為酌定”。②。
過了一天，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再下一諭，其基調與上諭在兩個方麵有了重大的改變。一為言孫之過，削其封爵。阮惠興兵逐主，天朝理應字小存亡，故遣孫士毅就近籌辦。孫陸續奏述安南臣民願效前驅情形，自請統兵出關，以其“所見甚正”，降旨允行。孫出關後屢奏捷訊，不及一月，收複黎城，冊封黎維祁。因其辦理此事，“為天朝字小存亡，體統所關，厥功甚巨”，“且漢大臣中有此全才，能為國家帶兵宣力者”，自應特施殊恩，故晉封孫為公爵，賞給紅寶石帽頂，並諭孫“作速撤兵”。孫士毅若遵照諭旨，迅即撤回，則早已安全進關，乃其耽延一月有餘，致阮軍“乘間複發”。蓋由孫士毅希冀阮惠投降，或被旁人縛送，“意存貪功”，“因有此意外之變，朕與孫士毅均不能辭咎”。而且，阮惠過去既然撤至富春，複率眾前至黎城，絕非旦夕所能糾集，孫何不留心偵察，預為布置，待敵兵已至，始行迎堵，“橋座又複中斷，致損官兵”，“究係孫士毅成功後，不無自滿之心，稍存大意，有此挫折”。孫士毅前封公爵及所賞紅寶石帽頂，“俱著撤回”，來京另行委用，兩廣總督著令福康安擔任。
其二，欲征阮惠。阮惠以安南土酋，“逐主亂常”，經大兵征討，敗逃之後，尚敢糾眾潛擾，傷害官兵，“實屬罪大惡極”。現交春令，該處係瘴癘之區，未便即行深入問罪。著沿邊各督撫將各營兵弁及時操演，務使餉足兵精，聽候調遣，“以備聲罪致討”。
就在正月二十六日這一天，繼上諭之後，乾隆帝又連下四諭，除重述孫之功過、爵之賞革，以及調補兩廣文武大員以外，在其第四道諭旨中，他又取消了進攻阮惠的指示。他說：
“阮惠不過安南一土目，方今國家全盛，若厚集兵力，四路會剿，亦無難直搗巢穴。但該國向多瘴癘，與緬甸相同，得其地不足守，得其民不足臣，何必以中國兵馬錢糧，靡費於炎荒無用之地，是進剿阮惠一事，此時非不能辦，揆之天時地利人事，俱不值辦。……福康安抵鎮南關後，若阮惠等聞風畏懼，到關服罪乞降，福康安當大加嗬斥，不可遽行允準，使其誠心畏罪輸服，籲請再三，方可相機辦理，以完此局。”《清高宗實錄》卷1321，頁24―28.
乾隆帝在隨後的一些諭旨中，不斷強調上諭不征阮惠的基本方針。當他得悉福康安趕往粵西時，又下諭給軍機大臣，詳述不應再次出兵安南的理由，並指示對策，讓其傳諭福康安執行。乾隆帝指出：
“安南蕞爾一隅，原無難立就蕩平，為掃穴擒渠之舉。但朕思準噶爾，回城及兩金川，俱逼近邊陲，關係緊要，且地非卑濕，滿洲索倫勁旅，可以展其所長，是以不惜勞費，先後底定，歸入版圖。安南則向多瘴癘，水土惡劣，與緬甸相同，又何必以天朝兵馬錢糧，徒靡費於炎荒之地。況即集兵會剿，竟收其境土，又須添兵防戍，而安南民情反複，前代群縣其地者，不久仍生變故，曆有前車之鑒，又安能保一二十年後不複滋生事端。朕再四思維，實不值大辦，已有旨諭福康安矣。”《清高宗實錄》卷1323，頁28、29.
從這些諭旨看來，乾隆帝全麵分析了安南形勢，總結了曆史經驗教訓，冷靜思考，克服了有時感情衝動辦事任性的毛病，從大局出發，才作出了這樣正確的決策。乾隆帝一向自詡為英君明主，文治武功兼有，尤其是在平定準、回之後，武功赫赫，更滋長了好勝驕傲的脾氣。雖然攻緬之戰軍事失利，但其巧妙的外交策略及緬甸局勢的變化；緬王積極求貢議和，又使他收到一些成效，而且，二征金川之勝和剿平台灣林爽文，被他後來讚之為“十全武功”的七大武功，皆已告成。在這樣的形勢下，清軍大敗於黎城，提督、總兵陣亡，官兵損失近半，可算是“天朝”的一大恥辱，號稱威嚴無比、懾服四夷的“天朝大皇帝”弘曆，怎能吃下這粒苦丸，自認失敗，有損龍顏？因此，他在正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第一道諭旨中，指責阮惠逐主亂常，襲擾官兵，“實屬罪大惡極”，要發兵聲罪征討。但是，乾隆帝畢竟已經執政五十三年，見多識廣，經驗豐富，他又特愛反思，總結用兵得失，所以，稍一冷靜，便細思全局，回顧以往。安南水土惡劣，與緬甸相同，千裏遠征，難操勝算，天厭黎氏，其運已盡，去掉一個阮惠，又會有第二第三個阮惠；耗費巨大，不值一辦；“民情反複”，不能久轄其地，前車可鑒，等等因素，使他終於明白，不能再次出兵，因此決定停征待和。乾隆帝的這一決策，符合中越人民的根本利益，對促進今後中越友好關係的發展和加強越南人民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鬥爭，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二、阮惠求貢乾隆帝二封安南王。
(一)阮氏懇切請封皇上真心許貢。
乾隆帝作出不再出兵攻打阮惠的決定時，其心情諒必不太平靜。一則堂堂天朝大兵，竟然敗於一位“安南土目”手下，提督、總兵大員陣亡，總督狼狽逃竄，不能不說是一大恥辱，有損國威，有損龍顏。再則有仇不報，有恥不雪，龜縮關內，聽任阮惠進據黎城，南麵稱尊，阮家士兵耀武揚威於關門之下，這可以說是更大的恥辱，威嚴無比主宰四海的天朝大皇帝弘曆，竟成了忍氣吞聲、畏敵懼戰、不敢言武的“懦弱之君”，更是令人氣憤難平，此事怎樣向列祖列宗交代？怎樣讓史臣將此恥辱載入史冊？可見，乾隆帝之不再征阮，確係來之不易，他可能經過了十分痛苦的反複思考，最後權衡利弊輕重，從大局出發，才克服了死要麵子的毛病，果斷地作出了這一明智的正確的決定。
本來乾隆帝已做了應付最壞形勢的思想準備，責令沿邊將弁把守關隘，防阮入侵，並不想出關擊敵，聽憑阮氏兄弟稱雄關外，但是，看來乾隆帝還是有福之人，皇天又一次特沛殊恩，給予了他變敗為勝雪恥洗辱的大好機會，阮惠主動遣使來叩關降順求貢了。
早在兩廣總督孫士毅剛剛出關時，阮惠就送回被風吹至安南的清朝把總許昌義，托其呈稟，“詭稱黎維謹係已故國王黎維之子，以次當立，黎維祁不知下落，請接伊母眷回國，求天朝罷兵”。《清高泉實錄》卷1317，頁14；《聖武記》卷6，《乾隆征撫安南記》。遭到乾隆帝的拒絕，諭孫士毅予以嚴厲斥責。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三日阮惠統軍打敗清兵進據黎城後，又差人齎表叩關，“情願投誠納貢”，孫士毅以其不先將被俘官兵送回，退還表文，不予理睬。二月初九日，阮惠又遣武輝璞二位官員，赴鎮南關，齎表求貢。
阮惠這樣忙於與清議和求貢請封，是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的。三百年來，安南國王向為黎姓，雖實權不大，總係一國之主，又先後受明、清帝君冊封，而且長期是輔政鄭楝祖先獨專國政，廣南王阮氏隻割據一方，未能主管全安南。阮惠又係廣南王之臣僚，乾隆中年始滅其主，代為廣南王，史稱為新阮，以原廣南王阮氏為舊阮。不到二十年，一個昔日舊阮王之土目阮惠，一躍而為統治全安南之王，很難得到臣民的擁戴。東京黎王的遺臣，輔政鄭氏的遺臣遺兵，舊阮王之宗族、故臣，皆未徹底歸順新主，國內人心惶惶，難以安寧。阮惠於乾隆五十一年一進黎城，消滅輔政鄭宗一家，五十三年再進黎城，誅其將阮任，均因知悉“民心不附”，而不敢久留，迅速退回富春。兼之，此時他又與暹羅交戰，恐其乘後進擊。在這樣內外交困的形勢下，取得清朝的諒解和承認，受其冊封，名正言順地成為安南國王，對提高阮惠的威望，迫使、誘使安南官民臣服於己，具有極大的作用。因此，阮惠不斷遣使求貢，竭力謀求大皇帝寬恕其過，允其納貢通商，冊封其為安南國王。
阮惠此舉，正合乾隆帝之意。當他因兵敗又不能再戰而感到十分為難之時，新阮政府的求貢，給他搭好了一條體麵下台的階梯，給他提供了轉敗為勝、變失利為成功的大好機會，所以也積極采取行動。雙方皆有和好的願望，故談判十分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