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錯攻緬甸敗而後和(7)
這種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太確切，又不深刻。誠然，額勒登額領有滿兵約一千和綠旗兵七千餘人，如往接應，是會增加明瑞的士卒，但是，一則數量畢竟有限，兩軍相會，也不過隻有二萬人，緬軍卻有四五萬，並且“隨處可調兵”，清軍在數量上顯然處於劣勢，很難做到像乾隆帝所說“腹背夾攻，賤眾何難靡潰”。再則，額勒登額並不是不知道拒援的嚴重後果，開始他也並非不想前進，可是，老官屯之戰，使他吃了苦頭。當時他隨其兄參讚大臣額爾景額率北路軍，於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到達老官屯，緬兵堅守，清軍屢攻不克，“久屯於堅柵之下，人亦多疾病，額爾景額幽恚以死”，帝才命額勒登額代為參讚大臣統北路軍。額勒登額既為緬兵所阻，又懼強敵襲殺，故盡管皇上嚴諭催督巡撫屢檄鞭策，明瑞之軍危在旦夕，他仍然逗留不前，遲緩行進。三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他率軍到虎踞關，十九日才出關至遮坎，停七日，二十七日由大隴川複回蠻籠，因連奉諭旨，始於二月初四日赴宛頂，“到處停留延緩”，“其實自入虎踞關後，沿途未遇一賊。”《清高宗實錄》卷807，頁14、15.像這樣的懦夫，即使與明瑞會合，又能發揮多大的作用，怎能打敗緬軍。誠然，設若北路軍能邊進邊戰，衝破緬軍層層障礙，抵達猛臘，接應明瑞，也許明瑞部隊不會遭到這樣大的損失，人員傷亡會少一些，但絕對不能扭敗為勝征服緬甸。
乾隆帝可能也感覺到這一點，因此他在另外的場合，把這次失敗歸咎於自己的輕敵。早在三十三年二月初七日，雲南巡撫鄂寧呈述木邦被圍、軍情吃緊，無兵派援情形時，便奏稱：“臣前與將軍明瑞熟商，大兵前進，直搗巢穴，賊匪自顧不暇，必不能旁及，是以將可用之兵，明瑞盡行帶去”，僅留一千數百名於杉木籠等處防禦，永昌亦隻留數百，以運軍糧，而普洱一路，又離阿瓦遼遠，“其餘皆懦弱之兵，未便前進，致成鞭長莫及之勢。”乾隆帝在此段批示：“朕早知此事，去歲朕及爾等，皆失於輕敵。”鄂寧的奏折又寫道：以我兵兩路深入，緬必自顧根本，木邦駐兵數千，已不為少，“不意賊匪狡詐百端，俟明瑞深入後，複聚眾侵擾木邦”。乾隆帝批示：“即朕亦如此想，此即輕敵之處，又豈料滇兵之懦弱如此乎。”《清高宗實錄》卷804，頁17、18.
過了兩個月，四月初七日，乾隆帝在講述“此次軍行始末及朕前後辦理”之諭中，又談到：若在額爾景額病故時，“即令阿裏袞前往統率，即不能直進阿瓦，亦必能應援明瑞，而木邦已得之城，又何至複為賊眾覬覦。乃朕既以輕視緬匪，且以道裏遼遠，恐鞭長莫及，未及別簡大臣往代其軍，致額勒登額節節貽誤。”《清高宗實錄》卷808，頁12.
乾隆帝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低估緬甸的力量，輕敵冒進，致遭失敗。這種看法，顯然比僅僅歸罪於額勒登額的遲延，更接近事實，更為深刻，但是，它還未觸及本質。明瑞之失敗，有各種因素，輕敵之錯確曾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決定他兵敗自縊的根本性因素，不是其他文武官員，也不是額勒登額，而是他的親姑父英明天子乾隆皇帝犯了方針性的錯誤。
戰爭的勝負，決定於雙方力量的對比，而這一點，在很多場合下又決定於戰爭的性質，小邦弱國常常能進行正當的防衛戰，來打敗入侵之大國強部。乾隆帝的最大錯誤就是不該堅持攻緬，一定要消滅緬甸並為己屬。這就必然激怒緬甸人民，他們在英勇善戰足智多謀(即清朝所說“狡詐百端”)的新緬王懵駁領導下，奮勇衝殺，巧施計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先襲據木邦斷其後路，又重兵圍追饑疲清軍，連續追擊六十餘日，最後選擇有利時間、地點，殲滅於小猛育。這樣的人民，這樣的軍隊，這樣的統帥，外部敵人是很難打敗的。兼之，他們在家鄉作戰，糧草充足，彈藥豐富，武器先進，水土適合，地形熟悉，天時、地利、人和三條俱備。而清軍則遠道跋涉，水土不和，病亡日多，迷失道路，供應中斷，最後糧盡彈絕，疲病交加，寡不敵眾。乾隆帝硬要出軍征緬，既違天時，又短於地利，人又不和(額勒登額之逗留，綠旗兵之柔弱)，三條皆無，怎不慘敗。
再就明瑞之死而言，這也是乾隆帝造成的。當危急之時，像總兵哈國興、長清，以及大批副將、參將、遊擊和滿漢官兵，都能突圍返歸，連文官雲南迤東道錢受穀，軍機司官馮光熊等人，也安全出圍，到達後方，明瑞英勇善戰，完全可以殺出一條血路，衝破緬軍包圍，平安抵達宛頂，與北路軍會合。他為什麽不這樣做？原禮親王昭？對此解釋說：明瑞的自縊，“非不能自拔出，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上亦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能達，遙望闕庭，進敗維穀，故彷徨輾轉，決計以身殉”。《嘯亭雜錄》卷5，《緬甸歸誠本末》。趙翼亦持此論。乾隆帝也指出：“迨乎屢冒鋒鏑，履險如夷，(明瑞)遂不惜捐軀臨陣。蓋其秉誌堅貞，先有自誓百折不回者，否則文員在軍，如錢受穀、馮光熊等，尚皆隨隊旋歸，並無撓阻，況以將軍統率大眾，更何難回至宛頂哉！”《清高宗實錄》卷808，頁12、13.
問題很明顯，明瑞是奉旨征緬、滅緬，不取阿瓦，不臣服全緬，不擒獲緬王懵駁押解至京獻俘於皇上，不斬殺緬甸軍政要員，他是不能收兵回朝的。前述三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和九月十六日的兩道諭旨，對進軍的目的和要求，講得非常清楚，規定很死，不達目的不收兵，連“輕易允降”都在禁止之例，如果明瑞在小猛育突圍歸回，極有可能被定上畏敵貪生兵敗潰逃的欺君違旨大罪。這就是昭？、趙翼所說“懼無以返命”。
明瑞對其親姑父、當今皇上的威嚴和有時十分任性的脾氣，是相當了解的，而且有切身的體驗。兩年以前，當他就任伊犁將軍時，烏什維吾爾族人民起義，反對辦事大臣、副都統素誠的殘暴壓迫。明瑞統軍往征，曆時半年，才將此事平定，但乾隆帝卻因其未遵旨將起義維吾爾二千餘人盡行斬殺而大發雷霆，連下數諭痛加斥責，並將其和一同辦事的尚書阿桂處以革職留任的處分。明瑞親臨行陣，頂風冒雪，督兵廝殺，曆經辛苦，平定民變，為乾隆帝立下功勞，僅因其顧慮過多斬殺，將生大變，而未立即盡殺出城投降的起義維吾爾人，可算是對皇上一片忠心、與國同戚了，不料反遭天子斥責，革去將軍之職銜。立功受懲，效勞被罰，這怎能不教他閉門深思其中奧妙，結論是，從今以後再不要自作主張違背聖旨，哪怕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看來，當明瑞在小猛育被困彷徨輾轉之時，不會不想到平定烏什起義的教訓，從而促使其下定了自縊報帝的決心。
綜上所述，決定清軍慘敗於猛臘和明瑞之死的根本因素，是乾隆帝征緬、滅緬、不允緬降的錯誤方針，乾隆帝應對這次失敗承擔主要責任，是他促使親內侄明瑞將軍墜入了死亡的深淵。
第三節拒諫再征傅恒受挫老官屯。
一、舒赫德力諫遠攻乾隆帝堅主用兵。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即明瑞兵敗自縊的前兩天，乾隆帝下達長諭，詳言用兵緬甸及其失利的原因，評論諸臣功過，宣布繼續征剿。在這道諭旨中，他仍然把輕敵和任人不當作為導致進攻受挫的根本因素。他說：
“今該酋懵駁，始則侵擾土境，繼乃抗拒顏行，若不急加翦滅，何以申國憲而輯邊隅。惟是明瑞受任之日，朕以輕量窮蠻，謂其不值張皇措置，惟簡派巴圖魯侍衛官兵百人，並選健銳、火器二營勁旅三千人，以為可備軍營調遣之用，……是朕之蔑視緬酋，未為深思遠計，不得不引為己過者。……設使去年即用阿裏袞分剿猛密，舒赫德鎮守木邦，於中接應，大功早已告成。”《清高宗實錄》卷804，頁21、22.
正因為乾隆帝錯誤地隻把失利歸諸於因輕敵而少派滿兵，任將非人，未能認識到本來就不該進行這次企圖滅緬的非正義戰爭，因此，當他於二十八日知悉明瑞“受傷身殞”時，立即下諭說：現在續派官兵赴滇，籌辦征緬，“一切機宜，關係緊要，必須重臣前往督率調度，以期迅奏朕功”，授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為經略，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一等果毅公阿裏袞和兵部尚書、伊犁將軍阿桂為副將軍，命刑部尚書、署陝甘總督舒赫德為參讚大臣，升巡撫鄂寧為雲貴總督。同日又下諭：明瑞照班第例從優議敘，以其子襲一等誠嘉毅勇公爵。後因明瑞無子，以其弟奎林之子惠倫為嗣襲爵。先後陣亡的都統紮拉豐阿、護軍統領觀音保、總兵李全，亦一並優予恤典，入祀昭忠祠。
當乾隆帝正在籌劃大舉征緬的時候，刑部尚書、參讚大臣舒赫德與雲貴總督鄂寧聯名上的長篇奏折，於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送到了皇上麵前，建議停兵息戰允緬降順。舒赫德、鄂寧奏稱：緬人“敢於抗拒王師，必當大申天討”，特以邊末小民，“其事本不足辦”。且滇省山多路遠，一切籌辦十分不易。滿兵一千名，需騎馬二千匹，馱馬三百匹，運糧及跟役需馬一千五百匹，如係滿兵一萬名需馬三萬八千匹。綠旗兵一萬名，需騎馬三千匹，馱馬三千匹，運糧餘丁所需之馬一萬三千匹，共一萬九千匹，如係三萬名綠旗兵，則需馬五萬七千匹。另外，官員乘騎，馱載糧食，安設台站，續運糧食，又需馬數萬匹。此係辦馬之難。這樣大量的馬匹，籌辦難，購備草料也不容易。兵四萬名，日需米四百石，馬十萬匹，日需米一千石，按用兵十個月計算，需米四十二萬石，要撥夫役一百餘萬人運輸，此為辦糧之難。長途跋涉，山峻道窄，邊外又煙瘴盛行，水寒土濕，易染痢疾和瘧疾，上年南路“官兵病者接踵”，北路“亦病者累累”。“又聞其地險隘異常”，緬人“登山下箐如平地，而我兵無可用武”。及至深入，馬行險峻之地數月，“大半疲敝無用”，加之，入緬地一二千裏之遙，“糧不能繼，實無勝算可操”。“臣等悉心計議，賊匪雖屢次抗我顏行，皆是自救其死，並未敢稍軼內地，必有留為求做天朝仆隸地步之心，臣鄂寧當妥密訪查，若得其實情”，“可以仰邀恩赦之時，即行查聞請旨”。②《清高宗實錄》卷809，頁7、8、9，10.二人又奏，鄂寧曾囑布政使錢度、總兵哈國興，“密商設法招致緬夷投誠”，今舒赫德至滇後，又“公同反複商定”，密令錢度、哈國興“即妥速辦理”，但錢度現奉諭往赴貴州巡撫新任，可否請其暫留滇省，“將軍務料理清楚”，再赴新任。②。
舒赫德、鄂寧二人之奏，對征緬之難講得十分清楚，籌辦十萬匹馬，很難，運送四萬名兵士的食糧和十萬匹馬的飼料米四十二萬石，也很難，千裏迢迢，人疲馬倒，糧餉難繼，麵對登山下箐如履平地的精壯緬兵，很難取勝，“實無勝算可操”。何況緬軍並未侵入內地，兩次戰爭皆係自衛還擊，頗有欲與清政府保持朝貢關係的想法，因此，可以停兵議和。這是久曆戎陣熟諳邊情之老臣的明智持重之見，本應為皇上采納。兼之，舒赫德之為人，乾隆帝並非不知。此人精明能幹，熟諳兵情，敢於直言。十二年以前，當乾隆帝寵信輝特汗、雙親王阿睦爾撒納，欲圖倚彼平定準部之時，就是這個身為戶部尚書、參讚大臣的舒赫德直言阿將反叛，需早為防備，奏請安置其家屬、部民於遠方，以為人質，防其為亂。乾隆帝大怒，曾下嚴旨欲將其斬殺，為大學士來保勸阻，始免死革職，籍沒家產，罪及其子。不久阿睦爾撒納果然反叛，舒赫德才複為參讚大臣，授兵部尚書，但隨即又因故“奪職為兵，從軍贖罪”。乾隆二十三年，舒赫德以頭等侍衛銜駐阿克蘇時，得知定邊將軍兆惠被困於黑水營，立即領兵星夜馳救，與富德一起解了兆惠之圍。這樣有膽有識不畏艱險的老臣之見，照說應該引起天子重視，細思其議，采納其言。可是，曆史竟似重演，乾隆帝又一次勃然大怒，痛斥其非。
乾隆帝可能也感覺到這一點，因此他在另外的場合，把這次失敗歸咎於自己的輕敵。早在三十三年二月初七日，雲南巡撫鄂寧呈述木邦被圍、軍情吃緊，無兵派援情形時，便奏稱：“臣前與將軍明瑞熟商，大兵前進，直搗巢穴，賊匪自顧不暇，必不能旁及，是以將可用之兵，明瑞盡行帶去”，僅留一千數百名於杉木籠等處防禦，永昌亦隻留數百，以運軍糧，而普洱一路，又離阿瓦遼遠，“其餘皆懦弱之兵，未便前進，致成鞭長莫及之勢。”乾隆帝在此段批示：“朕早知此事，去歲朕及爾等，皆失於輕敵。”鄂寧的奏折又寫道：以我兵兩路深入，緬必自顧根本，木邦駐兵數千，已不為少，“不意賊匪狡詐百端，俟明瑞深入後，複聚眾侵擾木邦”。乾隆帝批示：“即朕亦如此想，此即輕敵之處，又豈料滇兵之懦弱如此乎。”《清高宗實錄》卷804，頁17、18.
過了兩個月，四月初七日，乾隆帝在講述“此次軍行始末及朕前後辦理”之諭中，又談到：若在額爾景額病故時，“即令阿裏袞前往統率，即不能直進阿瓦，亦必能應援明瑞，而木邦已得之城，又何至複為賊眾覬覦。乃朕既以輕視緬匪，且以道裏遼遠，恐鞭長莫及，未及別簡大臣往代其軍，致額勒登額節節貽誤。”《清高宗實錄》卷808，頁12.
乾隆帝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低估緬甸的力量，輕敵冒進，致遭失敗。這種看法，顯然比僅僅歸罪於額勒登額的遲延，更接近事實，更為深刻，但是，它還未觸及本質。明瑞之失敗，有各種因素，輕敵之錯確曾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決定他兵敗自縊的根本性因素，不是其他文武官員，也不是額勒登額，而是他的親姑父英明天子乾隆皇帝犯了方針性的錯誤。
戰爭的勝負，決定於雙方力量的對比，而這一點，在很多場合下又決定於戰爭的性質，小邦弱國常常能進行正當的防衛戰，來打敗入侵之大國強部。乾隆帝的最大錯誤就是不該堅持攻緬，一定要消滅緬甸並為己屬。這就必然激怒緬甸人民，他們在英勇善戰足智多謀(即清朝所說“狡詐百端”)的新緬王懵駁領導下，奮勇衝殺，巧施計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先襲據木邦斷其後路，又重兵圍追饑疲清軍，連續追擊六十餘日，最後選擇有利時間、地點，殲滅於小猛育。這樣的人民，這樣的軍隊，這樣的統帥，外部敵人是很難打敗的。兼之，他們在家鄉作戰，糧草充足，彈藥豐富，武器先進，水土適合，地形熟悉，天時、地利、人和三條俱備。而清軍則遠道跋涉，水土不和，病亡日多，迷失道路，供應中斷，最後糧盡彈絕，疲病交加，寡不敵眾。乾隆帝硬要出軍征緬，既違天時，又短於地利，人又不和(額勒登額之逗留，綠旗兵之柔弱)，三條皆無，怎不慘敗。
再就明瑞之死而言，這也是乾隆帝造成的。當危急之時，像總兵哈國興、長清，以及大批副將、參將、遊擊和滿漢官兵，都能突圍返歸，連文官雲南迤東道錢受穀，軍機司官馮光熊等人，也安全出圍，到達後方，明瑞英勇善戰，完全可以殺出一條血路，衝破緬軍包圍，平安抵達宛頂，與北路軍會合。他為什麽不這樣做？原禮親王昭？對此解釋說：明瑞的自縊，“非不能自拔出，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上亦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能達，遙望闕庭，進敗維穀，故彷徨輾轉，決計以身殉”。《嘯亭雜錄》卷5，《緬甸歸誠本末》。趙翼亦持此論。乾隆帝也指出：“迨乎屢冒鋒鏑，履險如夷，(明瑞)遂不惜捐軀臨陣。蓋其秉誌堅貞，先有自誓百折不回者，否則文員在軍，如錢受穀、馮光熊等，尚皆隨隊旋歸，並無撓阻，況以將軍統率大眾，更何難回至宛頂哉！”《清高宗實錄》卷808，頁12、13.
問題很明顯，明瑞是奉旨征緬、滅緬，不取阿瓦，不臣服全緬，不擒獲緬王懵駁押解至京獻俘於皇上，不斬殺緬甸軍政要員，他是不能收兵回朝的。前述三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和九月十六日的兩道諭旨，對進軍的目的和要求，講得非常清楚，規定很死，不達目的不收兵，連“輕易允降”都在禁止之例，如果明瑞在小猛育突圍歸回，極有可能被定上畏敵貪生兵敗潰逃的欺君違旨大罪。這就是昭？、趙翼所說“懼無以返命”。
明瑞對其親姑父、當今皇上的威嚴和有時十分任性的脾氣，是相當了解的，而且有切身的體驗。兩年以前，當他就任伊犁將軍時，烏什維吾爾族人民起義，反對辦事大臣、副都統素誠的殘暴壓迫。明瑞統軍往征，曆時半年，才將此事平定，但乾隆帝卻因其未遵旨將起義維吾爾二千餘人盡行斬殺而大發雷霆，連下數諭痛加斥責，並將其和一同辦事的尚書阿桂處以革職留任的處分。明瑞親臨行陣，頂風冒雪，督兵廝殺，曆經辛苦，平定民變，為乾隆帝立下功勞，僅因其顧慮過多斬殺，將生大變，而未立即盡殺出城投降的起義維吾爾人，可算是對皇上一片忠心、與國同戚了，不料反遭天子斥責，革去將軍之職銜。立功受懲，效勞被罰，這怎能不教他閉門深思其中奧妙，結論是，從今以後再不要自作主張違背聖旨，哪怕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看來，當明瑞在小猛育被困彷徨輾轉之時，不會不想到平定烏什起義的教訓，從而促使其下定了自縊報帝的決心。
綜上所述，決定清軍慘敗於猛臘和明瑞之死的根本因素，是乾隆帝征緬、滅緬、不允緬降的錯誤方針，乾隆帝應對這次失敗承擔主要責任，是他促使親內侄明瑞將軍墜入了死亡的深淵。
第三節拒諫再征傅恒受挫老官屯。
一、舒赫德力諫遠攻乾隆帝堅主用兵。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即明瑞兵敗自縊的前兩天，乾隆帝下達長諭，詳言用兵緬甸及其失利的原因，評論諸臣功過，宣布繼續征剿。在這道諭旨中，他仍然把輕敵和任人不當作為導致進攻受挫的根本因素。他說：
“今該酋懵駁，始則侵擾土境，繼乃抗拒顏行，若不急加翦滅，何以申國憲而輯邊隅。惟是明瑞受任之日，朕以輕量窮蠻，謂其不值張皇措置，惟簡派巴圖魯侍衛官兵百人，並選健銳、火器二營勁旅三千人，以為可備軍營調遣之用，……是朕之蔑視緬酋，未為深思遠計，不得不引為己過者。……設使去年即用阿裏袞分剿猛密，舒赫德鎮守木邦，於中接應，大功早已告成。”《清高宗實錄》卷804，頁21、22.
正因為乾隆帝錯誤地隻把失利歸諸於因輕敵而少派滿兵，任將非人，未能認識到本來就不該進行這次企圖滅緬的非正義戰爭，因此，當他於二十八日知悉明瑞“受傷身殞”時，立即下諭說：現在續派官兵赴滇，籌辦征緬，“一切機宜，關係緊要，必須重臣前往督率調度，以期迅奏朕功”，授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為經略，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一等果毅公阿裏袞和兵部尚書、伊犁將軍阿桂為副將軍，命刑部尚書、署陝甘總督舒赫德為參讚大臣，升巡撫鄂寧為雲貴總督。同日又下諭：明瑞照班第例從優議敘，以其子襲一等誠嘉毅勇公爵。後因明瑞無子，以其弟奎林之子惠倫為嗣襲爵。先後陣亡的都統紮拉豐阿、護軍統領觀音保、總兵李全，亦一並優予恤典，入祀昭忠祠。
當乾隆帝正在籌劃大舉征緬的時候，刑部尚書、參讚大臣舒赫德與雲貴總督鄂寧聯名上的長篇奏折，於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送到了皇上麵前，建議停兵息戰允緬降順。舒赫德、鄂寧奏稱：緬人“敢於抗拒王師，必當大申天討”，特以邊末小民，“其事本不足辦”。且滇省山多路遠，一切籌辦十分不易。滿兵一千名，需騎馬二千匹，馱馬三百匹，運糧及跟役需馬一千五百匹，如係滿兵一萬名需馬三萬八千匹。綠旗兵一萬名，需騎馬三千匹，馱馬三千匹，運糧餘丁所需之馬一萬三千匹，共一萬九千匹，如係三萬名綠旗兵，則需馬五萬七千匹。另外，官員乘騎，馱載糧食，安設台站，續運糧食，又需馬數萬匹。此係辦馬之難。這樣大量的馬匹，籌辦難，購備草料也不容易。兵四萬名，日需米四百石，馬十萬匹，日需米一千石，按用兵十個月計算，需米四十二萬石，要撥夫役一百餘萬人運輸，此為辦糧之難。長途跋涉，山峻道窄，邊外又煙瘴盛行，水寒土濕，易染痢疾和瘧疾，上年南路“官兵病者接踵”，北路“亦病者累累”。“又聞其地險隘異常”，緬人“登山下箐如平地，而我兵無可用武”。及至深入，馬行險峻之地數月，“大半疲敝無用”，加之，入緬地一二千裏之遙，“糧不能繼，實無勝算可操”。“臣等悉心計議，賊匪雖屢次抗我顏行，皆是自救其死，並未敢稍軼內地，必有留為求做天朝仆隸地步之心，臣鄂寧當妥密訪查，若得其實情”，“可以仰邀恩赦之時，即行查聞請旨”。②《清高宗實錄》卷809，頁7、8、9，10.二人又奏，鄂寧曾囑布政使錢度、總兵哈國興，“密商設法招致緬夷投誠”，今舒赫德至滇後，又“公同反複商定”，密令錢度、哈國興“即妥速辦理”，但錢度現奉諭往赴貴州巡撫新任，可否請其暫留滇省，“將軍務料理清楚”，再赴新任。②。
舒赫德、鄂寧二人之奏，對征緬之難講得十分清楚，籌辦十萬匹馬，很難，運送四萬名兵士的食糧和十萬匹馬的飼料米四十二萬石，也很難，千裏迢迢，人疲馬倒，糧餉難繼，麵對登山下箐如履平地的精壯緬兵，很難取勝，“實無勝算可操”。何況緬軍並未侵入內地，兩次戰爭皆係自衛還擊，頗有欲與清政府保持朝貢關係的想法，因此，可以停兵議和。這是久曆戎陣熟諳邊情之老臣的明智持重之見，本應為皇上采納。兼之，舒赫德之為人，乾隆帝並非不知。此人精明能幹，熟諳兵情，敢於直言。十二年以前，當乾隆帝寵信輝特汗、雙親王阿睦爾撒納，欲圖倚彼平定準部之時，就是這個身為戶部尚書、參讚大臣的舒赫德直言阿將反叛，需早為防備，奏請安置其家屬、部民於遠方，以為人質，防其為亂。乾隆帝大怒，曾下嚴旨欲將其斬殺，為大學士來保勸阻，始免死革職，籍沒家產，罪及其子。不久阿睦爾撒納果然反叛，舒赫德才複為參讚大臣，授兵部尚書，但隨即又因故“奪職為兵，從軍贖罪”。乾隆二十三年，舒赫德以頭等侍衛銜駐阿克蘇時，得知定邊將軍兆惠被困於黑水營，立即領兵星夜馳救，與富德一起解了兆惠之圍。這樣有膽有識不畏艱險的老臣之見，照說應該引起天子重視，細思其議，采納其言。可是，曆史竟似重演，乾隆帝又一次勃然大怒，痛斥其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