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錯攻緬甸敗而後和(3)
此時乾隆帝尚以劉藻“本屬書生，軍行機宜，非所嫻習”，故僅予薄懲。不久，他進一步了解到，當何瓊詔逃遁時，劉藻竟畏敵如虎，由思茅匆忙撤回到普洱，如若緬兵尾追，後果不堪設想。劉藻已集兵七千餘，卻“托言瘴癘”，不敢進攻，“其檄調通省兵丁，忽調忽撤，漫無成算”，“節次所奏諸折，可笑可鄙之處，尤不可枚舉”，因而連發數諭，痛斥其過，並降旨將其革職，留滇效力，所有因調兵不合定例靡費的銀兩，著其賠補。《清高宗實錄》卷754，頁25，卷755，頁8―10、15―19.
劉藻因禦敵無方，安邊乏策，連遭帝斥，問罪革職，無計可想，於三月初三日夜間自刎，隨員搶救無效，數日後死亡。
三、楊應琚三疏蠱惑乾隆帝批準征緬。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錯誤、危害很大的諭旨。他在這道諭中講道：
“據楊應琚奏，木邦土司呈稱，因遭緬酋殘刻，情願歸附，請俟天兵到彼，即將緬甸遣來監視之人擒獻。並現今召散逃往緬甸，已行文前往索取，如其不獻，應發兵辦理，等語。已於折內批示。楊應琚久任封疆，夙稱曆練，籌辦一切事宜，必不至於輕率喜事，其言自屬可信。況緬甸雖僻處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隸版圖，亦非不可臣服之地。但其地究屬遼遠，事須斟酌而行，如將來辦理，或可相機調發克期奏功，不致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時集事，倘必須勞師籌餉，或致舉動張皇，轉非慎重邊徼之道，該督務須詳審熟籌，期於妥善，以定進止。”《清高宗實錄》卷765，頁10、11.
此諭表明了三個問題。其一，以攻代防，方針大變。楊應琚以木邦土司“情願歸附”和檄獻召散為理由，欲圖發兵攻打緬甸征服緬甸。這與劉藻在任時所辦之事，有著根本性的差別。以前，是因孟艮頭目召散約集零星緬兵襲擾耿馬等內地土司，新緬王懵駁仿效舊緬王莽達拉之例向耿馬等土司索取歲幣，基本上是緬甸土司以及少數緬兵與久附於清的內地土司相爭，清朝官方稱之為“蠻觸相尋”。劉藻遣兵往戰，不過是為了綏靖邊境，驅走進入內屬土司的召散等人的部下和緬兵，使被騷擾的內地土司恢複正常秩序，緬甸國王並未大調兵馬對清宣戰，清政府亦無向緬進攻消滅其國的目的。現在，楊應琚不僅要將久為緬王統轄的木邦土司招服於清(實係兼並緬之領土)，而且要迫令緬王獻出召散，否則“發兵辦理”，臣服緬國，用兵的性質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其二，偏信狂言，草率決策。乾隆帝批準了楊應琚的建議，同意照其所說辦理。他的這一決定是極不慎重的。要想對外進行一場戰爭，尤其是像用兵兩千裏以外的“遠夷”緬甸，應當考慮很多問題，至少要了解雙方軍力、財力、人力的對比和地理因素，要具有相當大的成功的可能性，否則冒昧遠征，定會招致受挫，甚至全軍覆沒。如此重要的軍國大事，怎能僅僅因為楊應琚“久任封疆，夙稱曆練”，“必不至於輕率喜事”，而聽信其言，決定征緬？實屬粗疏輕率。
其三，心有餘疑，帝意尚未全決。乾隆帝雖然聽信了楊應琚的意見，欲圖用兵緬甸，但以其地遼遠，亦有所猶豫，因此諭令楊應琚“詳審熟籌”，能順利進軍，“不致大需兵力”，能夠輕易取勝，就乘機征剿，“克期奏功”；如果困難較多，難以立見功效，“必須勞師籌餉”，就需認真考慮，視其情形，“以定進止”。當然，他的傾向性已很明確，確是躍躍欲試，圖謀臣服緬甸，再樹功勳。
此諭下達以後，過了一個半月，九月初九日，楊應琚的奏折送到了乾隆帝的龍案上。楊奏稱：接奉諭旨，籌辦緬甸事宜，“臣斷不敢冒昧喜功”。惟因緬兵“屢次侵擾土司邊境”，若不乘時辦理，恐土司地區不能安寧。“今緬甸既人心渙散”，木邦情願歸順，“是機有可乘”。前已密派土司可靠屬人，潛至緬甸，將其地方廣狹道路險夷，暗中詳細繪圖，不日進呈禦覽，其他預備調撥兵馬等事，現已密為布置，九月內擬前往永昌，“督辦此事”。“臣仰膺重寄，固不敢坐失事機，亦不敢輕舉妄動”。乾隆帝閱奏後，降旨對楊嘉獎。《清高宗實錄》卷768，頁9.
又過了二十天，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楊應琚的奏折又送呈皇上。楊除敘述緬甸地形外，著重講到緬人現狀。他說：緬甸自藉牙“篡位”，其子孟洛、孟毒(即懵駁)“誅求無厭，各土司早已解體。聞天兵平定莽匪(指進入內地土司的召散等人及少數緬兵)，緬人甚為畏懼”。木邦土司已將緬王差來監事之人殺害，“懇請天朝大人迅速發官兵到境”，蠻暮土司“亦願來歸”，“緬匪之地愈蹙”，“控製更自無難”。因此，一麵調撥兵馬，一麵帶鎮營官兵三千餘名，前赴木邦受降。如緬王見大勢已去，欲悔罪求降，定當請旨辦理，不敢草率從事。《清高宗實錄》卷769，頁18、19.
乾隆帝閱疏後十分高興，批示說：“欣悅覽之，佇候佳音”。他又諭告軍機大臣：楊應琚“所辦甚好”，倘緬王“願效臣服”，聽撫歸降，固然甚好；若其畏避潛匿，僅將召散擒獻，“則罪人既得，莽匪全局已竣，天朝本無事求多於外夷，亦可收功蕆事”。如緬王“怙惡不悛，果有可乘之會，不致重煩兵力深入，而成戡定之功，以永靖南服，尤為一勞永逸”。一切事宜，悉聽楊應琚“妥協經理”。《清高宗實錄》卷769，頁19、20.
經過兩個多月的考慮，在楊應琚三封奏折的蠱惑下，乾隆帝終於最後決定進攻緬甸，釀成大錯。
四、貪功開釁楊應琚死有餘辜。
為帝倚重言聽計從的楊應琚，究係何許人也？真是乾隆帝所讚“老成曆練”的“公忠體國大臣”，還是言行不一、巧言惑眾的偽君子？他之如此熱衷於攻緬，是為國求福永靖邊陲，還是為己謀利？這一切，曆史給他作了正確的結論。原來，楊應琚乃係貪功求爵製造事端最後兵敗身亡的可恥之徒。
楊應琚，漢軍正白旗人，父文乾任至廣東巡撫。楊應琚初任西寧道，以乾隆帝信賴的大臣黃廷桂薦其有才，且處理一些事體比較妥當，符合帝意，很快擢任兩廣總督，後移閩浙總督轉陝甘總督。帝以其“久任封疆，曆練有素”，於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當其入京就任大學士時，調任雲貴總督，辦理緬甸事務。三月初楊應琚抵昆明，十七日至普洱。此時，“瘴癘大作”，“緬人漸退”，清楚雄鎮總兵華封乘機進據孟艮，城空無人，“倉糧已自燒毀”，普洱總兵劉德成占整欠，車裏等內地土司皆服，“普洱邊外悉平”，召散的姐夫召猛烈等頭人亦為清軍所獲。楊應琚遣派官員，往孟艮、整欠等土司，“正經界，集逃亡，厘戶口，定賦稅”，令召丙居孟艮、叭先捧居整欠，均授三品指揮使職銜，管理土務。《清高宗實錄》卷757，頁8、9、18、19、25、26、27、28，卷758，頁20，卷759，頁20，卷760，頁10；《嘯亭雜錄》卷5，《緬甸歸誠本末》；《聖武記》卷6，《乾隆征緬甸記上》；《清史稿》卷327，《楊應琚傳》，卷528，《緬甸傳》。
乾隆帝聞訊，十分高興，於四月初八日下諭蠲十三土司所欠賦稅說：
“雲南附近普洱之十三土司，久已輸誠內向，編列版圖。近日莽匪滋擾各土司，邊境夷民鮮得寧居，現已發兵平剿，已搗整欠、孟艮賊巢，搜捕匪黨，各土司得複安故土，但既受莽匪蹂躪，元氣難免虧損，深可軫念，即未經被擾土司，一切派撥土練，修理橋梁，急公踴躍，其情亦屬可嘉。著加恩將普藤、猛旺、整董、猛烏、烏得、車裏、六困、倚邦、易武、猛臘、猛遮、猛籠、猛住十三土司地方，所有乾隆三十一年額征條編正耗暨米折銀三千餘兩、正耗糧六百餘石，並猛籠一處乾隆三十年舊欠銀二百餘兩，概行豁免，以示優恤邊夷之意。”《清高宗實錄》卷758，頁11.
楊應琚如果有自知之明，如果對緬甸的國情(軍力、人心、地勢等)有比較正確的了解，就應該抓住這個極為難得的有利時機，鞏固邊防，撤兵退駐邊境，與緬保持和平友好關係，不要去攻打緬屬土司，更不要妄想建樹奇功，率軍攻緬，欲圖征服緬甸。但是楊應琚卻錯誤估計了形勢，認為緬人“易於摧殄”，而利令智昏，聽從了個別屬員的慫恿，走上了誤國誤民也誤己的絕路。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楊應琚安定普洱後回到省城，調文武官員及熟習外域情形之人，至昆明商議下一步的工作。時有騰越副將趙宏榜，湖北人，年輕時曾當過波龍廠廠丁，“習緬事，野人頭目皆與之善”，其欲奪取特功，“首陳木邦、蠻暮各土司願內附，緬酋勢孤易取狀”。趙“聞各土司樂於內附，又傳言懵駁之母勸其子臣服”，“有機可乘”，竭力勸誘楊應琚出兵攻緬。開始，楊還清醒，不聽其言，拒其議說：“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複何求而以貪功開邊釁乎？”趙宏榜再三慫恿，楊終於為利所動，“信其言”，令道、鎮、府、州官商議。迤西道陳作梅、永順鎮總兵烏爾登額、永昌知府陳大呂，“皆議以賊勢甚大，邊釁不可開”，烏爾登額“阻益力，書凡七上”，楊極不高興，十分惱怒，將陳大呂革職。諸將見此情狀，紛紛奏報土司內附。雲南提督李勳說猛勇、猛散土司求附，普洱總兵劉德成稱猛龍、補哈請歸，楚姚總兵華封報整賣、景、景海土司獻土求降，木邦、孟密、孟養、蠻暮等亦求歸順，其奏表“皆言所屬地一二千裏、戶十數萬”，“為邊外大都”，其實，“其土地、戶口皆懸在緬地，我不能有也”。楊應琚不察虛實利弊，一一上奏，授其頭人為千總、守備等職。《清高宗實錄》卷762，頁7、8，卷765，頁10、11、20，卷770，頁20，卷772，頁15；《聖武記》卷6，《乾隆征服緬甸記上》；《嘯亭雜錄》卷5，《緬甸歸誠本末》；《清史稿》卷327，《楊應琚傳》，卷528，《緬甸傳》。
得到皇上批準後，楊應琚即於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離普洱，前往永昌受木邦等土司降，進軍緬甸。行前，開化同知陳元震馳檄緬甸，號稱“調集精兵五十萬、大炮千尊，有大樹將軍統領”，“陳境上，不降即進討”，以圖“震懾”緬人。清軍已進據蠻暮之新街。
正當楊應琚滿以為大功即將告成之時，緬王遣派的數萬軍隊，大舉來攻。緬軍分兵四道，一由蠻暮，一由猛密、猛育，一由木邦，一由滾弄江，占木邦。九月二十日緬軍猛攻新街，清騰越副將趙宏榜突遭敵襲，無力抵擋，焚燒器械輜重，敗回鐵壁關，置蠻暮於不顧，緬兵“數萬尾而入”，木邦、蠻暮土司均避入內地。楊應琚聞報大驚，“痰疾遽作”，但並未將兵敗實情上奏。
劉藻因禦敵無方，安邊乏策，連遭帝斥，問罪革職，無計可想，於三月初三日夜間自刎，隨員搶救無效，數日後死亡。
三、楊應琚三疏蠱惑乾隆帝批準征緬。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錯誤、危害很大的諭旨。他在這道諭中講道：
“據楊應琚奏，木邦土司呈稱，因遭緬酋殘刻，情願歸附，請俟天兵到彼，即將緬甸遣來監視之人擒獻。並現今召散逃往緬甸，已行文前往索取，如其不獻，應發兵辦理，等語。已於折內批示。楊應琚久任封疆，夙稱曆練，籌辦一切事宜，必不至於輕率喜事，其言自屬可信。況緬甸雖僻處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隸版圖，亦非不可臣服之地。但其地究屬遼遠，事須斟酌而行，如將來辦理，或可相機調發克期奏功，不致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時集事，倘必須勞師籌餉，或致舉動張皇，轉非慎重邊徼之道，該督務須詳審熟籌，期於妥善，以定進止。”《清高宗實錄》卷765，頁10、11.
此諭表明了三個問題。其一，以攻代防，方針大變。楊應琚以木邦土司“情願歸附”和檄獻召散為理由，欲圖發兵攻打緬甸征服緬甸。這與劉藻在任時所辦之事，有著根本性的差別。以前，是因孟艮頭目召散約集零星緬兵襲擾耿馬等內地土司，新緬王懵駁仿效舊緬王莽達拉之例向耿馬等土司索取歲幣，基本上是緬甸土司以及少數緬兵與久附於清的內地土司相爭，清朝官方稱之為“蠻觸相尋”。劉藻遣兵往戰，不過是為了綏靖邊境，驅走進入內屬土司的召散等人的部下和緬兵，使被騷擾的內地土司恢複正常秩序，緬甸國王並未大調兵馬對清宣戰，清政府亦無向緬進攻消滅其國的目的。現在，楊應琚不僅要將久為緬王統轄的木邦土司招服於清(實係兼並緬之領土)，而且要迫令緬王獻出召散，否則“發兵辦理”，臣服緬國，用兵的性質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其二，偏信狂言，草率決策。乾隆帝批準了楊應琚的建議，同意照其所說辦理。他的這一決定是極不慎重的。要想對外進行一場戰爭，尤其是像用兵兩千裏以外的“遠夷”緬甸，應當考慮很多問題，至少要了解雙方軍力、財力、人力的對比和地理因素，要具有相當大的成功的可能性，否則冒昧遠征，定會招致受挫，甚至全軍覆沒。如此重要的軍國大事，怎能僅僅因為楊應琚“久任封疆，夙稱曆練”，“必不至於輕率喜事”，而聽信其言，決定征緬？實屬粗疏輕率。
其三，心有餘疑，帝意尚未全決。乾隆帝雖然聽信了楊應琚的意見，欲圖用兵緬甸，但以其地遼遠，亦有所猶豫，因此諭令楊應琚“詳審熟籌”，能順利進軍，“不致大需兵力”，能夠輕易取勝，就乘機征剿，“克期奏功”；如果困難較多，難以立見功效，“必須勞師籌餉”，就需認真考慮，視其情形，“以定進止”。當然，他的傾向性已很明確，確是躍躍欲試，圖謀臣服緬甸，再樹功勳。
此諭下達以後，過了一個半月，九月初九日，楊應琚的奏折送到了乾隆帝的龍案上。楊奏稱：接奉諭旨，籌辦緬甸事宜，“臣斷不敢冒昧喜功”。惟因緬兵“屢次侵擾土司邊境”，若不乘時辦理，恐土司地區不能安寧。“今緬甸既人心渙散”，木邦情願歸順，“是機有可乘”。前已密派土司可靠屬人，潛至緬甸，將其地方廣狹道路險夷，暗中詳細繪圖，不日進呈禦覽，其他預備調撥兵馬等事，現已密為布置，九月內擬前往永昌，“督辦此事”。“臣仰膺重寄，固不敢坐失事機，亦不敢輕舉妄動”。乾隆帝閱奏後，降旨對楊嘉獎。《清高宗實錄》卷768，頁9.
又過了二十天，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楊應琚的奏折又送呈皇上。楊除敘述緬甸地形外，著重講到緬人現狀。他說：緬甸自藉牙“篡位”，其子孟洛、孟毒(即懵駁)“誅求無厭，各土司早已解體。聞天兵平定莽匪(指進入內地土司的召散等人及少數緬兵)，緬人甚為畏懼”。木邦土司已將緬王差來監事之人殺害，“懇請天朝大人迅速發官兵到境”，蠻暮土司“亦願來歸”，“緬匪之地愈蹙”，“控製更自無難”。因此，一麵調撥兵馬，一麵帶鎮營官兵三千餘名，前赴木邦受降。如緬王見大勢已去，欲悔罪求降，定當請旨辦理，不敢草率從事。《清高宗實錄》卷769，頁18、19.
乾隆帝閱疏後十分高興，批示說：“欣悅覽之，佇候佳音”。他又諭告軍機大臣：楊應琚“所辦甚好”，倘緬王“願效臣服”，聽撫歸降，固然甚好；若其畏避潛匿，僅將召散擒獻，“則罪人既得，莽匪全局已竣，天朝本無事求多於外夷，亦可收功蕆事”。如緬王“怙惡不悛，果有可乘之會，不致重煩兵力深入，而成戡定之功，以永靖南服，尤為一勞永逸”。一切事宜，悉聽楊應琚“妥協經理”。《清高宗實錄》卷769，頁19、20.
經過兩個多月的考慮，在楊應琚三封奏折的蠱惑下，乾隆帝終於最後決定進攻緬甸，釀成大錯。
四、貪功開釁楊應琚死有餘辜。
為帝倚重言聽計從的楊應琚，究係何許人也？真是乾隆帝所讚“老成曆練”的“公忠體國大臣”，還是言行不一、巧言惑眾的偽君子？他之如此熱衷於攻緬，是為國求福永靖邊陲，還是為己謀利？這一切，曆史給他作了正確的結論。原來，楊應琚乃係貪功求爵製造事端最後兵敗身亡的可恥之徒。
楊應琚，漢軍正白旗人，父文乾任至廣東巡撫。楊應琚初任西寧道，以乾隆帝信賴的大臣黃廷桂薦其有才，且處理一些事體比較妥當，符合帝意，很快擢任兩廣總督，後移閩浙總督轉陝甘總督。帝以其“久任封疆，曆練有素”，於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當其入京就任大學士時，調任雲貴總督，辦理緬甸事務。三月初楊應琚抵昆明，十七日至普洱。此時，“瘴癘大作”，“緬人漸退”，清楚雄鎮總兵華封乘機進據孟艮，城空無人，“倉糧已自燒毀”，普洱總兵劉德成占整欠，車裏等內地土司皆服，“普洱邊外悉平”，召散的姐夫召猛烈等頭人亦為清軍所獲。楊應琚遣派官員，往孟艮、整欠等土司，“正經界，集逃亡，厘戶口，定賦稅”，令召丙居孟艮、叭先捧居整欠，均授三品指揮使職銜，管理土務。《清高宗實錄》卷757，頁8、9、18、19、25、26、27、28，卷758，頁20，卷759，頁20，卷760，頁10；《嘯亭雜錄》卷5，《緬甸歸誠本末》；《聖武記》卷6，《乾隆征緬甸記上》；《清史稿》卷327，《楊應琚傳》，卷528，《緬甸傳》。
乾隆帝聞訊，十分高興，於四月初八日下諭蠲十三土司所欠賦稅說：
“雲南附近普洱之十三土司，久已輸誠內向，編列版圖。近日莽匪滋擾各土司，邊境夷民鮮得寧居，現已發兵平剿，已搗整欠、孟艮賊巢，搜捕匪黨，各土司得複安故土，但既受莽匪蹂躪，元氣難免虧損，深可軫念，即未經被擾土司，一切派撥土練，修理橋梁，急公踴躍，其情亦屬可嘉。著加恩將普藤、猛旺、整董、猛烏、烏得、車裏、六困、倚邦、易武、猛臘、猛遮、猛籠、猛住十三土司地方，所有乾隆三十一年額征條編正耗暨米折銀三千餘兩、正耗糧六百餘石，並猛籠一處乾隆三十年舊欠銀二百餘兩，概行豁免，以示優恤邊夷之意。”《清高宗實錄》卷758，頁11.
楊應琚如果有自知之明，如果對緬甸的國情(軍力、人心、地勢等)有比較正確的了解，就應該抓住這個極為難得的有利時機，鞏固邊防，撤兵退駐邊境，與緬保持和平友好關係，不要去攻打緬屬土司，更不要妄想建樹奇功，率軍攻緬，欲圖征服緬甸。但是楊應琚卻錯誤估計了形勢，認為緬人“易於摧殄”，而利令智昏，聽從了個別屬員的慫恿，走上了誤國誤民也誤己的絕路。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楊應琚安定普洱後回到省城，調文武官員及熟習外域情形之人，至昆明商議下一步的工作。時有騰越副將趙宏榜，湖北人，年輕時曾當過波龍廠廠丁，“習緬事，野人頭目皆與之善”，其欲奪取特功，“首陳木邦、蠻暮各土司願內附，緬酋勢孤易取狀”。趙“聞各土司樂於內附，又傳言懵駁之母勸其子臣服”，“有機可乘”，竭力勸誘楊應琚出兵攻緬。開始，楊還清醒，不聽其言，拒其議說：“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複何求而以貪功開邊釁乎？”趙宏榜再三慫恿，楊終於為利所動，“信其言”，令道、鎮、府、州官商議。迤西道陳作梅、永順鎮總兵烏爾登額、永昌知府陳大呂，“皆議以賊勢甚大，邊釁不可開”，烏爾登額“阻益力，書凡七上”，楊極不高興，十分惱怒，將陳大呂革職。諸將見此情狀，紛紛奏報土司內附。雲南提督李勳說猛勇、猛散土司求附，普洱總兵劉德成稱猛龍、補哈請歸，楚姚總兵華封報整賣、景、景海土司獻土求降，木邦、孟密、孟養、蠻暮等亦求歸順，其奏表“皆言所屬地一二千裏、戶十數萬”，“為邊外大都”，其實，“其土地、戶口皆懸在緬地，我不能有也”。楊應琚不察虛實利弊，一一上奏，授其頭人為千總、守備等職。《清高宗實錄》卷762，頁7、8，卷765，頁10、11、20，卷770，頁20，卷772，頁15；《聖武記》卷6，《乾隆征服緬甸記上》；《嘯亭雜錄》卷5，《緬甸歸誠本末》；《清史稿》卷327，《楊應琚傳》，卷528，《緬甸傳》。
得到皇上批準後，楊應琚即於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離普洱，前往永昌受木邦等土司降，進軍緬甸。行前，開化同知陳元震馳檄緬甸，號稱“調集精兵五十萬、大炮千尊，有大樹將軍統領”，“陳境上，不降即進討”，以圖“震懾”緬人。清軍已進據蠻暮之新街。
正當楊應琚滿以為大功即將告成之時，緬王遣派的數萬軍隊，大舉來攻。緬軍分兵四道，一由蠻暮，一由猛密、猛育，一由木邦，一由滾弄江，占木邦。九月二十日緬軍猛攻新街，清騰越副將趙宏榜突遭敵襲，無力抵擋，焚燒器械輜重，敗回鐵壁關，置蠻暮於不顧，緬兵“數萬尾而入”，木邦、蠻暮土司均避入內地。楊應琚聞報大驚，“痰疾遽作”，但並未將兵敗實情上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