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追討叛汗統一回疆(4)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定邊右副將軍富德呈報捷音的奏折送到京師後，乾隆帝十分高興，立即下諭，宣示中外，封賞有功人員，定邊將軍、一等武毅謀勇公兆惠，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授一子為三等侍衛；富德從一等成勇伯晉為一等靖遠成勇侯，戴雙眼孔雀翎，授一子為三等侍衛；參讚大臣一等公明瑞、阿裏袞，賞戴雙眼孔雀翎，參讚大臣舒赫德等官員，交部從優議敘；參戰士卒賞給兩月錢糧；葉爾羌等城兵丁賞一月錢糧。貝勒霍集斯伯克，抒其所見，盡心協助將軍、大臣成功，加封為郡王品級，貝子鄂對伯克加封貝勒品級。
第二天，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以西師成功始末，頒《禦製開惑論》，曉示中外，十一月初五日，宣讀《禦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這兩道文書詳細敘述了乾隆帝用兵準部、回部的原因、爭議、效果及其基本過程，現將部分內容摘錄於下：
頒行《禦製開惑論》之諭旨：“巴達克山素勒坦沙等歸誠。逆賊霍集占授首，於辦理回部因告成功，而平定準噶爾全局亦於此大定。……而朕於頒師奏凱時，回念前事，轉深祗懼，非僅為履滿思謙之虛語也。準噶爾一部，久外生成，自我皇祖、皇考時，屢興撻伐，未既厥緒。前杜爾伯特車淩、車淩烏巴什等方款關內附，在庸庸無識之徒，生際升平日久，方皆狃於便安，謂可拒而不納，殊不思堂堂天朝，撫馭方夏，……豈有儼然視如敵國，至不敢受其降人之理。……且上蒼賜祚垂禧，予以經畫邊陲之事，俾朕繼述我祖宗未竟之誌事，而朕敢惑於浮議，不勉思敬以承之乎。今統計用兵，不越五載，內地初不知有征發之勞，而關門以西，萬有餘裏，悉入版圖，如左右哈薩克、東西布嚕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撫定，現在巴達克山諸部落，皆知獻俘自效，捧檄前驅，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即朕始願，亦不敢望其遂能至此也。此番遐方綏靖，我將軍、參讚，以及一介執戈之士，無不得嫻行陣，於國氣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為振作，信賞必罰，以淬勵之，其誰不畏難苟安，而坐希無事之福乎。今即飲至告功，而日有萬機，宵旰疇谘，又何能自釋敬事之懷，有一日之可逸者，即前此軍務方殷，運籌乙夜，曾不廢令節燕響之文。……”《清高宗實錄》卷599，頁30―32.
乾隆帝的這兩道文書，是其對五年之中用兵準、回二部的基本總結，主要講了六個方麵的問題。其一，勇於進取，堅主用兵。乾隆帝再次重申，對準、回二部必須征討，原因有二。一是杜爾伯特三車淩來歸和阿睦爾撒納降順，需予安排，身為堂堂天朝之“天下共主”的大皇帝，豈有畏懼準部小汗達瓦齊而拒受降人之理。二是準部之事乃皇祖、皇考“未竟之誌事”，不辦妥此事，無以告慰祖宗在天之靈，無法安定西北局麵，消除危害社稷的隱患，也不能洗雪和通泊慘敗的恥辱。
其二，浮議屢起。從一開始考慮征準之日起，庸臣反對用兵的“浮議”就不斷發生。一征準部，號稱天朝人才濟濟的八旗滿洲王公大臣，除大學士傅恒一人讚同帝意外，餘“皆畏怯退縮”，反對用兵。阿睦爾撒納反叛後，又有“無識之人”認為“此事原不當辦”，既辦複生變，“何如不辦”，直到阿睦爾撒納已敗死俄國時，異議仍起。甚至到了嘉慶以後，一些不諳掌故的官員，仍以乾隆帝開辟新疆歲增兵餉三百萬兩的錯誤說法，對此加以貶詞。
其三，因勢利導。乾隆帝一征準部時，本來隻想在擒獲達瓦齊後，將厄魯特的綽羅斯(即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輝特四部分設四汗，按喀爾喀四部之例，實行紮薩克製，不屯駐官兵，不派駐將軍、大臣，不料，阿睦爾撒納謀當總汗，興兵叛亂，因而在二征準部時，改變了原來的設想，築城駐兵，屯墾田地，設置將軍、大臣，招民入居。對於天山南路的遼闊回疆，乾隆帝最初也僅是想沿襲其臣服於準汗的舊製，收貢賦，仍讓伯克管轄回城，誰知大、小和卓拒帝拒撫，忘恩為亂，遂於平叛之後，加強對回疆的管轄，設官駐兵，轄治伯克。乾隆帝根據形勢的變化采取新的方針、政策，對新疆的開發，起了重大作用。
其四，親理軍務。興兵以來，五年內乾隆帝日夜操勞，軍務繁忙時，“運籌乙夜”，舉凡用兵與否，征討方針、政策與策略，將帥的任用，糧餉、馬匹、器械的籌備和運輸，等等，他都一一過問和決策。僅《清實錄》所載關於用兵的上諭，就有幾百道。《聖武記》總論清帝指揮征戰時寫道：“前代方略專持本兵，我朝悉稟廟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裏如禁闥。”《聖武記》卷11，《武事餘記》。這段評述正可作為乾隆帝親理軍務的最好寫照。
其五，賞罰嚴明。五年之中，大批官將浮沉消長，雖然不能說乾隆帝的懲獎完全正確，無一差錯，但他確實對此極為重視，敢於懲治劣帥庸弁，敢於擢用猛士勇將，基本上做到了賞必信罰必嚴。綠營兵高天喜，以軍功陸續升為保寧堡守備，二十二年隨參將邁斯漢往援副將軍兆惠，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為邁斯漢所阻，帝知其情後，詔革邁斯漢職，以高代為參將，第二年升至西寧總兵，授領隊大臣，年底戰死黑水營。乾隆帝聞悉，賦詩悼惜，讚其為綠旗中第一人，圖形於紫光閣，親書讚同說：“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血赤，是為血勇。嗚呼！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磐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清高宗實錄》卷575，頁24―26；《清史稿》卷314，《高天喜傳》，卷11，《武事餘記》。富德以一貫奮勇衝殺，十餘年內，由護軍升至定邊右副將軍，兼任都統、尚書、領侍衛內大臣、禦前大臣，封一等靖遠成勇侯，圖形紫光閣。兆惠因兩次被困，堅守出圍，征服回部，五年之內，由辦理糧運的侍郎榮任定邊將軍，升為尚書、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協辦大學士，封一等武毅謀勇公，加宗室公品級，圖形紫光閣，後配享太廟，其子紮蘭泰娶高宗第九女和碩和恪公主，授額駙，襲爵。對怯戰畏敵、因循苟且、貽誤軍機之人，乾隆帝嚴加懲治。五年內，他先後逮問定西將軍、一等公策楞，參讚大臣玉保，定西將軍永常，將定邊左副將軍、尚書、領侍衛內大臣、二等公哈達哈與定西將軍、尚書，協辦大學士、二等公達爾當阿革職削爵，罰充披甲，誅死靖逆將軍覺羅雅爾哈善，勒令參讚大臣、都統、二等公哈寧阿自盡。這對嚴明軍紀，激勵將帥和三軍官兵，增強軍隊戰鬥力，克敵取勝，起了重大的作用。
其六，建樹殊勳。乾隆帝非常高興而且十分得意地說，用兵準、回獲得了極大的勝利，建立了豐功殊勳。他在《開惑論》中寫道：“兩大部落，不為不強，周二萬餘裏，不為不廣，五年成功，不為不速。”他這樣說，一點也不過分，辛苦五年，實現了父祖未竟的誌願，安定了西北局麵，消除了產生大的變亂的基礎，擴大了版圖，節省了巨量軍費，實為全勝，實為殊勳。
二、設官建置駐兵屯田新疆迅速發展。
乾隆皇帝上述關於用兵準、回之成效的評論，大體上是符合曆史實際的，清政府統一了天山南北廣大區域，為開發大西北、促進統一的多民族祖國的發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堅實基礎。但是，事情並沒有完，這一偉大事業剛剛開始，不能半途而廢，因此，緊接著，乾隆帝又作了長期不懈的努力，花費了大量人力、財力和物力，采取了許多措施，為建設、鞏固大西北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他早在戰爭進行中，就確定了對待準、回地區的基本方針。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他諭告軍機大臣：準噶爾喇嘛斷不可信，從前尚曾降旨欲設立庫倫，振興黃教，“今準噶爾等作孽深重，福澤已盡”，未曾助亂的喇嘛可以留下性命，但“斷不可仍前庫倫、錫、堪布等名號”，也不保留鄂拓克(原係汗之部屬)和宰桑名號，選擇年老不生事端之人，補放總管，管轄準部人員。《清高宗實錄》卷537，頁2.過了一個月，五月十六日，他又降諭說：前命將軍等進剿(厄魯特四部)各鄂拓克時，將老幼人等安撫，擇其可信之人，授為總管、副總管，“不得照從前留各鄂拓克舊名，仍授為宰桑、牧楞額等名目”。《清高宗實錄》卷539，頁2.這時他已決定完全取消厄魯特四部舊的政治製度，要實行由帝任官管轄其部人員的新製。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因領隊大臣阿裏袞奏稱於布葉搜獲庫爾勒城伯克托克托的屬人巴雅爾，他下諭給靖逆將軍雅爾哈善說：如果庫爾勒城歸順，即“仍令伯克托克托管轄”，“其他招服回人頭目，亦可照此辦理”。《清高宗實錄》卷557，頁26.同年九月十五日他又下諭說：伊犁要駐兵，回部則不駐兵，但“揀選頭目，統轄城堡，總歸伊犁軍營節製”。《清高宗實錄》卷570，頁26.此後，由於形勢的變化，具體做法有所改動，但基本方針沒有變，那就是要將準、回地區納入清朝的版圖，直接隸屬於清政府管轄，最終變成為大清國的一省。
對於乾隆帝統一和建設西北地區的宏偉事業，不少大臣很不理解，亂發異議。他們認為西域二萬餘裏，“沙漠遼遠，牲畜凋耗，難駐守”。大學士史貽直早在二十二年十月就提出捐棄伊犁的主張。大學士陳世倌特上專折，以“糧餉、馬力、將帥”三個難題，反對繼續用兵。乾隆帝予以一一駁斥，堅決排除淺見庸議的幹擾，選任了幾位能臣，來貫徹執行他建設西北的方針，主要是阿桂、舒赫德、明瑞和伊勒圖。
舒赫德從乾隆十八年就到西北處理準部問題，二十三年起，以參讚大臣、尚書、都統的頭銜駐阿克蘇，連續好幾年，先後奏定回城賦稅台站，設伯克，阿克蘇鑄騰格，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烏什、和闐置文武官員，政績卓著。阿桂於二十年以內閣學士身份赴北路烏裏雅蘇台督台站起，到三十三年止，除短期調離外，基本上在準、回地區任參讚大臣、伊犁將軍等職。他針對創事初期某些大臣畏難主退的異議，奏稱“守邊以駐兵為先，駐兵以軍食為要”，建議廣開屯田，建置城邑，設台站，移各省有工藝技術之人入新域，均被朝廷采納，一一施行，使新城、新村、兵營依次建立，人口上升，田地增多，“一如內地，數千裏行旅晏然”。明瑞在用兵中屢立軍功，二十七年任第一位伊犁將軍，直到三十三年。伊勒圖很早就以副都統職銜駐烏魯木齊，不久移駐阿克蘇，三十三年任伊犁將軍，三十六年，降參讚大臣駐烏什，三十八年複任將軍直到五十年去世。伊勒圖駐邊二十餘年，“諸所經畫，縝密垂久遠”，對屯田、築城、鑄錢、采煤、煉鐵等，做了很多工作，貢獻很大。《清史稿》卷313，《舒赫德傳》，卷318，《阿桂傳》，卷335，《伊勒圖傳》。
乾隆帝依靠這些能臣，大力進行建設西北的宏偉事業，主要做了以下四個方麵之事。其一，設官建置。二十五年八月，命阿桂總理伊犁事務，第二年九月令明瑞赴伊犁代阿桂辦事。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他以“伊犁為新疆都會，現在駐兵屯田，自應設立將軍，總管事務”，授明瑞為“總管伊犁等處將軍”，照例頒賜敕印旗牌。《清高宗實錄》卷619，頁4，卷673，頁1.伊犁將軍總管全疆軍政財經等一切事務，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下設都統、副都統、參讚大臣、領隊大臣、理事大臣、總管等官，分駐各城。對天山以南的回疆各城，沿用其官名舊製，設阿奇木伯克(總管)、伊沙噶伯克(協理)、噶雜拉齊伯克(掌地畝錢糧)、商伯克(征輸糧賦)、哈子伯克(管訴訟)等官“理回務”，大體上以歸順的伯克充任，均由大皇帝指派，皆聽命於本城參讚大臣(或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定期輪班至京朝覲。息兵初期，乾隆帝對重要回城的阿奇木伯克的人選，十分重視，挑選可靠之人充任。他於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諭示軍機大臣：授輔國公噶岱默特為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貝靳鄂對為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貝子品級輔國公色提巴勒氏為阿克蘇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之子阿布都喇瑪為拜城阿奇木伯克，郡王品級貝勒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為烏什阿奇木伯克。這些伯克皆係早期來歸並在征討霍集占時從征立功效忠清帝之人。
其二，築城駐兵。軍務告竣之後，乾隆帝命留下部分軍隊屯駐重要城市，並陸續從陝西、甘肅、北京、東北，僉派八旗滿洲、蒙古官兵、索倫、錫伯、達呼爾、察哈爾和綠營兵前來駐防或換防，形成了固定的軍事製度，又相繼築造了惠遠、惠寧、綏定、廣仁、贍德、拱宸、熙春、塔爾奇、寧遠(以上稱伊犁九城)、綏靖、迪化、鞏寧、會寧、慶綏、安阜、永寧、喀喇沙爾、徠寧等城。伊犁將軍所駐的惠遠城有滿洲駐防兵四千，惠寧城滿兵二千一百四十名，伊犁河南岸有錫伯、索倫、達呼爾、察哈爾蒙古、厄魯特、沙畢納爾兵六千二百名，綏定等六城有綠營攜眷兵三千，天山北路共一萬五千二百餘名兵士，星拱棋布，與伊犁城環峙，另外還有換防於回疆與塔爾巴哈台之兵二千三百名。天山南路回疆各城，共有番戍兵五千七百餘名，其中，葉爾羌、喀什噶爾各九百名，阿克蘇八百名。天山東路烏魯木齊，設有都統一員，轄駐防滿兵三千四百六十名，兼轄巴裏坤、古城駐防兵二千及屯田綠旗兵四千。烏什還有屯田綠旗兵一千。以上各處兵馬，皆屬伊犁將軍節製調遣。
其三，屯田移民。天山北路，人煙稀少，準部人員又多不習農耕，農業生產十分落後，糧食奇缺價昂。清政府從康熙末年起，便開始僉兵屯墾田地，派土默特兵一千，於蘇勒厄圖、喀喇烏蘇等處創屯，後陸續增屯吐魯番、鄂爾坤等地。乾隆初，回部辟展等城，“多設屯，厚兵力”。用兵準、回期間，尤其是獲勝息兵以後，乾隆帝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兵屯、民屯、回屯空前發展。二十年，以伊犁西境喀爾喀東陲多閑壤，遣滿、蒙、漢兵數千開屯，又於額爾齊斯、巴裏坤等處派甘肅、州、肅州屯兵五百墾種田地。二十三年，於辟展、魯克察克、烏魯木齊、托克遜、哈喇沙爾大辦屯田，置新舊屯兵一萬七千名，每人種二十畝。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請撥餉以備屯田籽種之用，他立命戶部於鄰近甘肅的省份發銀三百萬兩，迅速解甘，以備供支。
乾隆二十五年起，舒赫德、阿桂、明瑞於伊犁等處大興屯田，庸懦之臣又生異議，妄稱屯田勞民，乾隆帝為此於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特下專諭，批駁了“蚩蚩無識之徒”的“以訛傳訛”。他強調指出，大辦屯田，不是勞民動眾，而是於民有利，是“惠民”而不是害民，不管是招募遷移回民到伊犁等處屯墾，還是將免死之犯人遣往種地，都是有益於民的。他特別講了一段興辦屯田的“深意”，十分精彩，摘錄如下：
“……且朕規劃此事，更有深意。國家生齒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間，滋生民數，歲不下億萬，而提封止有此數，餘利頗艱。且古北口外一帶，往代皆號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視同一家。沿邊內地民人，前往種植，成家室而長子孫，其利甚薄，設從而禁之，是厲民矣。今烏魯木齊、辟展各處，知屯政方興，客民已源源前往貿易，茆土銼，各成聚落，將來阡陌日增，樹藝日廣，則甘肅等處無業貧民，前赴營生耕作，萊辟而就食多，於國家牧民本圖，大有裨益。……今辦理屯種，亦隻因地製宜之舉，而無識者又疑勞民，朕實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耳”。《清高宗實錄》卷612，頁19―22.
這道諭旨強有力地表明，乾隆皇帝確實是目光敏銳、高瞻遠矚、英明果斷，他不僅把屯田當做“資兵食”解決軍糧供應的重要手段，還用以改善兵火之後殘弱回人的生活，振興回部，並以此來對付人口危機，克服整個國家人口增長過快，人多地少衣食艱辛的困難，為內地漢民開辟廣闊的謀生途徑。這一見解非常新穎，十分高明，根據這一想法實行的移民、容民入疆的政策，是富國利民的好政策。早在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乾隆帝的皇祖父就下諭講到人多地少使糧價地價昂貴的問題。他指出：“先年人少田多，一畝之田，其值銀不過數錢，今因人多價貴，一畝之值，竟至數兩不等。……今歲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獲，如此豐年，而米粟尚貴，皆由人多地少故耳。”《清聖祖實錄》卷256，頁15.第二年六月初六日，他又下諭指責一些官員的條陳徒奏墾田積穀，是“不識時務”，因“今人民蕃庶，食眾田寡，山地盡行耕種，此外更有何應墾之田為積穀之計耶！”《清聖祖實錄》卷259，頁9.到了乾隆朝，人口猛增，這一矛盾更為尖銳。乾隆帝在諭中講到二十五年內，“滋生民數，歲不下億萬”，並非無根據的浮誇之詞。乾隆六年，全國在冊人口已達一億四千三百四十餘萬，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而到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年中竟達到一億九千六百八十餘萬，增加了三分之一。人口增加的數量之多，比例之大，速度之快，實在令人吃驚。到乾隆六十年，更增至二億九千六百九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人。內地田土有限，怎麽辦？很顯然，移民入邊疆，容許中原人丁流入邊疆墾種田地，是解決人多地少矛盾的一個良好計策。乾隆帝看準了這一點，因此他果斷決定，要在西北新域中大力推行屯田，哪怕冒著被無識之人譏為“勞民”，暫時不為人們理解的風險，也要把屯田辦下去，但他相信“天下後世，自有公論”，這項政策的正確性，必然會在曆史實踐中充分顯示出來。正是由於他的堅決果斷，才排除了目光短淺之人的幹擾，投入了大量財力、人力和物力，新疆的屯田才能大規模地迅速進行，“東自巴裏坤，西至伊犁，北自科布多，南至哈喇沙爾”，兵屯、回屯、民屯、旗屯、犯屯、戶屯等各類屯田蓬勃發展。王慶雲：《石渠餘紀》卷四，《紀屯田》；《清高宗實錄》卷1493，頁29.
其四，輕徭薄賦。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統治回部時，超過回人舊製，重征暴斂，魚肉回人，大、小和卓返回之後，又額外科斂，肆意搶掠，嚴重地破壞了回疆生產，使廣大維吾爾族人民生計艱難。清政府統一回部後，實行與內地相同的輕徭薄賦政策，尤其是在息兵初期，賦稅減免更多。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定邊將軍兆惠奏定喀什噶爾及其所屬城村賦役製度：喀什噶爾大小十城和七村莊，人口數十萬，過去噶爾丹策零時定額每年納錢六萬七千騰格(一騰格準清朝製錢五十文或銀一兩)，其中，種地之鄂爾托什人等納糧四萬零八百九十八帕特碼，一帕特碼折清官石四石五鬥，計十八萬四千零四十一石，納棉花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一察喇克折清官秤十斤，計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三斤，納紅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折清秤三千六百五十斤，共計折錢二萬一千餘騰格；克色克、綽克巴什人等納錢二萬六千騰格、商賈牧養人等納錢二萬騰格，皆以本色折納。此外又有商人金、銅稅和園戶果稅。邊界貿易回人征稅十分之一，外來貿易之人征二十分之一。現在酌量減賦，種地人每年交糧四千帕特碼(折一萬八千石)、錢六千騰格，棉花、紅花照舊輸納，征金十兩、葡萄千斤交內務府，貿易稅依舊課收取，其餘零星雜稅概行蠲免。第二月，兆惠又奏定葉爾羌及其所屬二十七城村的賦稅。這一地區有三萬戶十餘萬人，先前噶爾丹策零時，年交貢賦十萬騰格，此外還有金稅、貿易緞布牲畜等稅，霍集占入城後又額外科斂，“回人生計甚艱”，因此，從七月起，止征雜糧一千四百帕特碼和一萬二千騰格。《清高宗實錄》593，頁13，卷595，頁8.此後，清政府統一製定了全回疆賦役製，原回人舊製征糧是十分取一，“載在經教”，現減少為二十分取一。買賣牲畜之稅，亦照舊例減少，本地回人貿易征二十分之一，外來部落商人貿易收三十分之一。《清高宗實錄》卷595，頁8.
阿桂、舒赫德、明瑞、伊勒圖等將軍、參讚大臣的細心籌劃認真辦理，廣大準、維吾爾、漢、蒙古、滿族人民的辛勤勞動，使乾隆皇帝鞏固、建設大西北的方針得到了貫徹，取得了重大成就，從而對全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民族關係等方麵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首先是基本結束了幹戈頻起戰火紛飛的混亂局麵，代之以安居樂業的和平時期。清朝統一準、回各部後，雖然由於一些滿、漢、維吾爾族官員胥吏的貪贓枉法為非作歹，以及少數地方分裂主義分子的作亂，新疆地區此後曾發生過一些戰爭，但總的說來，西北地區成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後，大體上仍是處於和平的環境，尤其是道光以前，除乾隆三十年烏什維吾爾族起義遭清兵打壓以外，六十年內未起烽煙。回想昔日，康熙初至乾隆二十五年的九十年裏，厄魯特四部互相廝殺，準軍掠西藏、青海，“烽火逼近畿”，清軍六征準噶爾汗，剿捕霍集占，兵火連年，“邊民寢鋒鏑”，陝甘困轉輸，準、回人員死於劫殺病疫，兩相比較，確有天淵之別。故史家稱讚乾隆帝用兵及建設之效說，自此“中外一家，老死不見兵革”。《聖武記》卷4，《乾隆戡定回疆記》。政治上的統一和安定，為西北地區的開發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其次，人丁增多，生產發展。清朝官兵的駐防與番戍，陝甘漢民的大量移入，使人口急劇增長，從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的十一年裏，全疆人口猛增了十倍，為農、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手。到乾隆四十年，各類屯丁多達十餘萬丁，天山南北有犯人兵丁屯田二十八萬餘畝，民屯田地七十萬餘畝。伊犁、塔爾巴哈台、巴裏坤、烏魯木齊等地官營牧場，牧養著數以萬計的馬、駝、牛、羊。金礦、銅礦興旺，和闐美玉名揚天下。葉爾羌先前本不產玉，自隸版圖以後，漸生玉石，有玉山、玉河，量多質佳，成為全國第二大產玉區。商業也迅速發展，伊犁、烏魯木齊、哈密、塔城、奇台、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等城，皆發展為重要的政治、經濟、貿易中心。乾隆帝因哈薩克、布嚕特、霍罕、安集延、瑪爾噶朗等部“貿易之人，絡繹不絕”，前來回疆貿易，特允準參讚大臣舒赫德之請，二十五年正月於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城再次減少商稅，“回人買來牲隻，暫改為二十分取一，外來商人牲隻，暫改為三十分取一”。《清高宗實錄》卷605，頁10、11.
其三，交往頻繁，互利互助。過去，準、回地區與內地常起爭端，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現在同隸清政府管轄，漢民大量移入，滿、漢官兵來此駐戍，蒙古、維吾爾、滿、漢各族人員之間，頻繁往來，同居共處，互易有無，聯姻嫁娶，關係愈益密切。各族人民為建設新疆而辛勤勞動，各自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其四，減少開支，增加庫銀。反對用兵準、回開發新疆的官員，經常以糧餉浩繁供應艱辛財力虧損為詞，亂發議論，乾隆帝對此曾多次予以批駁。數千裏之外進行征戰，當然要花費巨量銀米。從乾隆二十年二月出兵，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個月內，軍需費用為一千七百餘萬兩，當月又增撥四五百萬兩。到二十四年十月獲悉霍集占敗死巴達克山準、回全平為止，五年之中，共用軍費三千三百餘萬兩，大致相當於全國一年所征的田地賦銀，數量不為不多。但是，這筆巨費的開支，是值得的，不僅因為準、回地區統一於清中央政府，為鞏固祖國，開發西北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政治上獲益極大，而且單就用費而言，自此以後清政府的總開支，也減少了許多，使它的庫銀得以逐步增加。從雍正七年到十三年，在這短短的七年裏，由於防止準噶爾汗的入掠和征討準部，大量士卒、役夫駐守前線，供應浩繁，共用銀五六千萬兩，平均每年軍費八百萬兩，為全國田賦總數的四分之一。這種開支不取消，清政府每年就會入不敷出，出現赤字，哪能積存餘銀。如果加上康熙五十七至六十一年四年用於西北防邊的費用，十一年用軍費七千餘萬兩，使雍正帝盡力積存的六千餘萬兩帑銀，“動支大半”。這樣巨大的開支，清政府無力長期負擔。從乾隆二十四年息兵以後，年耗數百萬兩的征戰用費，不再付出了。新疆駐兵二萬左右的餉銀，因其係由內地調遣而來，仍用原來的經製銀兩撥付，雖駐兵而不增餉，並且，因戰事結束，從康熙以來陝甘等省為防邊而增募的軍隊，大量減員，又可省下巨萬費用。二十五年八月陝甘總督楊應琚奏準節省甘肅經費：裁減各提鎮名糧十分之一，歲省銀二十三萬九千五百餘兩，各標名糧酌改馬六步四，歲省七萬四千餘兩，緩購摘缺馬七千三百餘匹，歲省十萬零五千餘兩，裁撤西寧口外台卡官兵和瓜州渠道官兵，歲省一萬三千二百餘兩，撤回安西推莫爾圖官兵，歲省七百餘兩，安西提標官兵移駐巴裏坤，撤回專派防兵二千名，歲省十萬餘兩，合計每年省銀五十餘萬兩。這是一個典型例證，對分析統一準、回與其後節省軍費、帑銀不斷增加的關係，是很有說服力的。
生於乾隆末年榮中進士的史學大家魏源，在《聖武記》卷四，對乾隆帝用兵準、回之成效，作了恰如其分的評述，現摘錄如下，作為本章的結束語。魏源說：
“……計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餘萬丁，統於烏魯木齊提督。自官田外，餘地聽民自占，農桑阡陌徭賦如內地。……國家提封百萬，地不加增，而戶口日盛，中國土滿人滿。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牛、羊、麥、麵、蔬、之賤，澆植貿易之利，金礦、銅礦之旺，徭役賦稅之簡，外番茶、馬、布、段互市之利，又皆什佰內地。邊民服賈牽牛出關，至則辟萊，長子孫，百無一反，是天留末辟之鴻荒，以為盛世消息尾閭者也。”
第二天，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以西師成功始末，頒《禦製開惑論》，曉示中外，十一月初五日，宣讀《禦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這兩道文書詳細敘述了乾隆帝用兵準部、回部的原因、爭議、效果及其基本過程，現將部分內容摘錄於下：
頒行《禦製開惑論》之諭旨：“巴達克山素勒坦沙等歸誠。逆賊霍集占授首，於辦理回部因告成功，而平定準噶爾全局亦於此大定。……而朕於頒師奏凱時，回念前事，轉深祗懼，非僅為履滿思謙之虛語也。準噶爾一部，久外生成，自我皇祖、皇考時，屢興撻伐，未既厥緒。前杜爾伯特車淩、車淩烏巴什等方款關內附，在庸庸無識之徒，生際升平日久，方皆狃於便安，謂可拒而不納，殊不思堂堂天朝，撫馭方夏，……豈有儼然視如敵國，至不敢受其降人之理。……且上蒼賜祚垂禧，予以經畫邊陲之事，俾朕繼述我祖宗未竟之誌事，而朕敢惑於浮議，不勉思敬以承之乎。今統計用兵，不越五載，內地初不知有征發之勞，而關門以西，萬有餘裏，悉入版圖，如左右哈薩克、東西布嚕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撫定，現在巴達克山諸部落，皆知獻俘自效，捧檄前驅，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即朕始願，亦不敢望其遂能至此也。此番遐方綏靖，我將軍、參讚，以及一介執戈之士，無不得嫻行陣，於國氣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為振作，信賞必罰，以淬勵之，其誰不畏難苟安，而坐希無事之福乎。今即飲至告功，而日有萬機，宵旰疇谘，又何能自釋敬事之懷，有一日之可逸者，即前此軍務方殷，運籌乙夜，曾不廢令節燕響之文。……”《清高宗實錄》卷599，頁30―32.
乾隆帝的這兩道文書，是其對五年之中用兵準、回二部的基本總結，主要講了六個方麵的問題。其一，勇於進取，堅主用兵。乾隆帝再次重申，對準、回二部必須征討，原因有二。一是杜爾伯特三車淩來歸和阿睦爾撒納降順，需予安排，身為堂堂天朝之“天下共主”的大皇帝，豈有畏懼準部小汗達瓦齊而拒受降人之理。二是準部之事乃皇祖、皇考“未竟之誌事”，不辦妥此事，無以告慰祖宗在天之靈，無法安定西北局麵，消除危害社稷的隱患，也不能洗雪和通泊慘敗的恥辱。
其二，浮議屢起。從一開始考慮征準之日起，庸臣反對用兵的“浮議”就不斷發生。一征準部，號稱天朝人才濟濟的八旗滿洲王公大臣，除大學士傅恒一人讚同帝意外，餘“皆畏怯退縮”，反對用兵。阿睦爾撒納反叛後，又有“無識之人”認為“此事原不當辦”，既辦複生變，“何如不辦”，直到阿睦爾撒納已敗死俄國時，異議仍起。甚至到了嘉慶以後，一些不諳掌故的官員，仍以乾隆帝開辟新疆歲增兵餉三百萬兩的錯誤說法，對此加以貶詞。
其三，因勢利導。乾隆帝一征準部時，本來隻想在擒獲達瓦齊後，將厄魯特的綽羅斯(即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輝特四部分設四汗，按喀爾喀四部之例，實行紮薩克製，不屯駐官兵，不派駐將軍、大臣，不料，阿睦爾撒納謀當總汗，興兵叛亂，因而在二征準部時，改變了原來的設想，築城駐兵，屯墾田地，設置將軍、大臣，招民入居。對於天山南路的遼闊回疆，乾隆帝最初也僅是想沿襲其臣服於準汗的舊製，收貢賦，仍讓伯克管轄回城，誰知大、小和卓拒帝拒撫，忘恩為亂，遂於平叛之後，加強對回疆的管轄，設官駐兵，轄治伯克。乾隆帝根據形勢的變化采取新的方針、政策，對新疆的開發，起了重大作用。
其四，親理軍務。興兵以來，五年內乾隆帝日夜操勞，軍務繁忙時，“運籌乙夜”，舉凡用兵與否，征討方針、政策與策略，將帥的任用，糧餉、馬匹、器械的籌備和運輸，等等，他都一一過問和決策。僅《清實錄》所載關於用兵的上諭，就有幾百道。《聖武記》總論清帝指揮征戰時寫道：“前代方略專持本兵，我朝悉稟廟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裏如禁闥。”《聖武記》卷11，《武事餘記》。這段評述正可作為乾隆帝親理軍務的最好寫照。
其五，賞罰嚴明。五年之中，大批官將浮沉消長，雖然不能說乾隆帝的懲獎完全正確，無一差錯，但他確實對此極為重視，敢於懲治劣帥庸弁，敢於擢用猛士勇將，基本上做到了賞必信罰必嚴。綠營兵高天喜，以軍功陸續升為保寧堡守備，二十二年隨參將邁斯漢往援副將軍兆惠，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為邁斯漢所阻，帝知其情後，詔革邁斯漢職，以高代為參將，第二年升至西寧總兵，授領隊大臣，年底戰死黑水營。乾隆帝聞悉，賦詩悼惜，讚其為綠旗中第一人，圖形於紫光閣，親書讚同說：“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血赤，是為血勇。嗚呼！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磐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清高宗實錄》卷575，頁24―26；《清史稿》卷314，《高天喜傳》，卷11，《武事餘記》。富德以一貫奮勇衝殺，十餘年內，由護軍升至定邊右副將軍，兼任都統、尚書、領侍衛內大臣、禦前大臣，封一等靖遠成勇侯，圖形紫光閣。兆惠因兩次被困，堅守出圍，征服回部，五年之內，由辦理糧運的侍郎榮任定邊將軍，升為尚書、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協辦大學士，封一等武毅謀勇公，加宗室公品級，圖形紫光閣，後配享太廟，其子紮蘭泰娶高宗第九女和碩和恪公主，授額駙，襲爵。對怯戰畏敵、因循苟且、貽誤軍機之人，乾隆帝嚴加懲治。五年內，他先後逮問定西將軍、一等公策楞，參讚大臣玉保，定西將軍永常，將定邊左副將軍、尚書、領侍衛內大臣、二等公哈達哈與定西將軍、尚書，協辦大學士、二等公達爾當阿革職削爵，罰充披甲，誅死靖逆將軍覺羅雅爾哈善，勒令參讚大臣、都統、二等公哈寧阿自盡。這對嚴明軍紀，激勵將帥和三軍官兵，增強軍隊戰鬥力，克敵取勝，起了重大的作用。
其六，建樹殊勳。乾隆帝非常高興而且十分得意地說，用兵準、回獲得了極大的勝利，建立了豐功殊勳。他在《開惑論》中寫道：“兩大部落，不為不強，周二萬餘裏，不為不廣，五年成功，不為不速。”他這樣說，一點也不過分，辛苦五年，實現了父祖未竟的誌願，安定了西北局麵，消除了產生大的變亂的基礎，擴大了版圖，節省了巨量軍費，實為全勝，實為殊勳。
二、設官建置駐兵屯田新疆迅速發展。
乾隆皇帝上述關於用兵準、回之成效的評論，大體上是符合曆史實際的，清政府統一了天山南北廣大區域，為開發大西北、促進統一的多民族祖國的發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堅實基礎。但是，事情並沒有完，這一偉大事業剛剛開始，不能半途而廢，因此，緊接著，乾隆帝又作了長期不懈的努力，花費了大量人力、財力和物力，采取了許多措施，為建設、鞏固大西北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他早在戰爭進行中，就確定了對待準、回地區的基本方針。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他諭告軍機大臣：準噶爾喇嘛斷不可信，從前尚曾降旨欲設立庫倫，振興黃教，“今準噶爾等作孽深重，福澤已盡”，未曾助亂的喇嘛可以留下性命，但“斷不可仍前庫倫、錫、堪布等名號”，也不保留鄂拓克(原係汗之部屬)和宰桑名號，選擇年老不生事端之人，補放總管，管轄準部人員。《清高宗實錄》卷537，頁2.過了一個月，五月十六日，他又降諭說：前命將軍等進剿(厄魯特四部)各鄂拓克時，將老幼人等安撫，擇其可信之人，授為總管、副總管，“不得照從前留各鄂拓克舊名，仍授為宰桑、牧楞額等名目”。《清高宗實錄》卷539，頁2.這時他已決定完全取消厄魯特四部舊的政治製度，要實行由帝任官管轄其部人員的新製。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因領隊大臣阿裏袞奏稱於布葉搜獲庫爾勒城伯克托克托的屬人巴雅爾，他下諭給靖逆將軍雅爾哈善說：如果庫爾勒城歸順，即“仍令伯克托克托管轄”，“其他招服回人頭目，亦可照此辦理”。《清高宗實錄》卷557，頁26.同年九月十五日他又下諭說：伊犁要駐兵，回部則不駐兵，但“揀選頭目，統轄城堡，總歸伊犁軍營節製”。《清高宗實錄》卷570，頁26.此後，由於形勢的變化，具體做法有所改動，但基本方針沒有變，那就是要將準、回地區納入清朝的版圖，直接隸屬於清政府管轄，最終變成為大清國的一省。
對於乾隆帝統一和建設西北地區的宏偉事業，不少大臣很不理解，亂發異議。他們認為西域二萬餘裏，“沙漠遼遠，牲畜凋耗，難駐守”。大學士史貽直早在二十二年十月就提出捐棄伊犁的主張。大學士陳世倌特上專折，以“糧餉、馬力、將帥”三個難題，反對繼續用兵。乾隆帝予以一一駁斥，堅決排除淺見庸議的幹擾，選任了幾位能臣，來貫徹執行他建設西北的方針，主要是阿桂、舒赫德、明瑞和伊勒圖。
舒赫德從乾隆十八年就到西北處理準部問題，二十三年起，以參讚大臣、尚書、都統的頭銜駐阿克蘇，連續好幾年，先後奏定回城賦稅台站，設伯克，阿克蘇鑄騰格，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烏什、和闐置文武官員，政績卓著。阿桂於二十年以內閣學士身份赴北路烏裏雅蘇台督台站起，到三十三年止，除短期調離外，基本上在準、回地區任參讚大臣、伊犁將軍等職。他針對創事初期某些大臣畏難主退的異議，奏稱“守邊以駐兵為先，駐兵以軍食為要”，建議廣開屯田，建置城邑，設台站，移各省有工藝技術之人入新域，均被朝廷采納，一一施行，使新城、新村、兵營依次建立，人口上升，田地增多，“一如內地，數千裏行旅晏然”。明瑞在用兵中屢立軍功，二十七年任第一位伊犁將軍，直到三十三年。伊勒圖很早就以副都統職銜駐烏魯木齊，不久移駐阿克蘇，三十三年任伊犁將軍，三十六年，降參讚大臣駐烏什，三十八年複任將軍直到五十年去世。伊勒圖駐邊二十餘年，“諸所經畫，縝密垂久遠”，對屯田、築城、鑄錢、采煤、煉鐵等，做了很多工作，貢獻很大。《清史稿》卷313，《舒赫德傳》，卷318，《阿桂傳》，卷335，《伊勒圖傳》。
乾隆帝依靠這些能臣，大力進行建設西北的宏偉事業，主要做了以下四個方麵之事。其一，設官建置。二十五年八月，命阿桂總理伊犁事務，第二年九月令明瑞赴伊犁代阿桂辦事。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他以“伊犁為新疆都會，現在駐兵屯田，自應設立將軍，總管事務”，授明瑞為“總管伊犁等處將軍”，照例頒賜敕印旗牌。《清高宗實錄》卷619，頁4，卷673，頁1.伊犁將軍總管全疆軍政財經等一切事務，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下設都統、副都統、參讚大臣、領隊大臣、理事大臣、總管等官，分駐各城。對天山以南的回疆各城，沿用其官名舊製，設阿奇木伯克(總管)、伊沙噶伯克(協理)、噶雜拉齊伯克(掌地畝錢糧)、商伯克(征輸糧賦)、哈子伯克(管訴訟)等官“理回務”，大體上以歸順的伯克充任，均由大皇帝指派，皆聽命於本城參讚大臣(或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定期輪班至京朝覲。息兵初期，乾隆帝對重要回城的阿奇木伯克的人選，十分重視，挑選可靠之人充任。他於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諭示軍機大臣：授輔國公噶岱默特為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貝靳鄂對為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貝子品級輔國公色提巴勒氏為阿克蘇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之子阿布都喇瑪為拜城阿奇木伯克，郡王品級貝勒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為烏什阿奇木伯克。這些伯克皆係早期來歸並在征討霍集占時從征立功效忠清帝之人。
其二，築城駐兵。軍務告竣之後，乾隆帝命留下部分軍隊屯駐重要城市，並陸續從陝西、甘肅、北京、東北，僉派八旗滿洲、蒙古官兵、索倫、錫伯、達呼爾、察哈爾和綠營兵前來駐防或換防，形成了固定的軍事製度，又相繼築造了惠遠、惠寧、綏定、廣仁、贍德、拱宸、熙春、塔爾奇、寧遠(以上稱伊犁九城)、綏靖、迪化、鞏寧、會寧、慶綏、安阜、永寧、喀喇沙爾、徠寧等城。伊犁將軍所駐的惠遠城有滿洲駐防兵四千，惠寧城滿兵二千一百四十名，伊犁河南岸有錫伯、索倫、達呼爾、察哈爾蒙古、厄魯特、沙畢納爾兵六千二百名，綏定等六城有綠營攜眷兵三千，天山北路共一萬五千二百餘名兵士，星拱棋布，與伊犁城環峙，另外還有換防於回疆與塔爾巴哈台之兵二千三百名。天山南路回疆各城，共有番戍兵五千七百餘名，其中，葉爾羌、喀什噶爾各九百名，阿克蘇八百名。天山東路烏魯木齊，設有都統一員，轄駐防滿兵三千四百六十名，兼轄巴裏坤、古城駐防兵二千及屯田綠旗兵四千。烏什還有屯田綠旗兵一千。以上各處兵馬，皆屬伊犁將軍節製調遣。
其三，屯田移民。天山北路，人煙稀少，準部人員又多不習農耕，農業生產十分落後，糧食奇缺價昂。清政府從康熙末年起，便開始僉兵屯墾田地，派土默特兵一千，於蘇勒厄圖、喀喇烏蘇等處創屯，後陸續增屯吐魯番、鄂爾坤等地。乾隆初，回部辟展等城，“多設屯，厚兵力”。用兵準、回期間，尤其是獲勝息兵以後，乾隆帝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兵屯、民屯、回屯空前發展。二十年，以伊犁西境喀爾喀東陲多閑壤，遣滿、蒙、漢兵數千開屯，又於額爾齊斯、巴裏坤等處派甘肅、州、肅州屯兵五百墾種田地。二十三年，於辟展、魯克察克、烏魯木齊、托克遜、哈喇沙爾大辦屯田，置新舊屯兵一萬七千名，每人種二十畝。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請撥餉以備屯田籽種之用，他立命戶部於鄰近甘肅的省份發銀三百萬兩，迅速解甘，以備供支。
乾隆二十五年起，舒赫德、阿桂、明瑞於伊犁等處大興屯田，庸懦之臣又生異議，妄稱屯田勞民，乾隆帝為此於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特下專諭，批駁了“蚩蚩無識之徒”的“以訛傳訛”。他強調指出，大辦屯田，不是勞民動眾，而是於民有利，是“惠民”而不是害民，不管是招募遷移回民到伊犁等處屯墾，還是將免死之犯人遣往種地，都是有益於民的。他特別講了一段興辦屯田的“深意”，十分精彩，摘錄如下：
“……且朕規劃此事，更有深意。國家生齒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間，滋生民數，歲不下億萬，而提封止有此數，餘利頗艱。且古北口外一帶，往代皆號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視同一家。沿邊內地民人，前往種植，成家室而長子孫，其利甚薄，設從而禁之，是厲民矣。今烏魯木齊、辟展各處，知屯政方興，客民已源源前往貿易，茆土銼，各成聚落，將來阡陌日增，樹藝日廣，則甘肅等處無業貧民，前赴營生耕作，萊辟而就食多，於國家牧民本圖，大有裨益。……今辦理屯種，亦隻因地製宜之舉，而無識者又疑勞民，朕實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耳”。《清高宗實錄》卷612，頁19―22.
這道諭旨強有力地表明，乾隆皇帝確實是目光敏銳、高瞻遠矚、英明果斷，他不僅把屯田當做“資兵食”解決軍糧供應的重要手段，還用以改善兵火之後殘弱回人的生活，振興回部，並以此來對付人口危機，克服整個國家人口增長過快，人多地少衣食艱辛的困難，為內地漢民開辟廣闊的謀生途徑。這一見解非常新穎，十分高明，根據這一想法實行的移民、容民入疆的政策，是富國利民的好政策。早在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乾隆帝的皇祖父就下諭講到人多地少使糧價地價昂貴的問題。他指出：“先年人少田多，一畝之田，其值銀不過數錢，今因人多價貴，一畝之值，竟至數兩不等。……今歲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獲，如此豐年，而米粟尚貴，皆由人多地少故耳。”《清聖祖實錄》卷256，頁15.第二年六月初六日，他又下諭指責一些官員的條陳徒奏墾田積穀，是“不識時務”，因“今人民蕃庶，食眾田寡，山地盡行耕種，此外更有何應墾之田為積穀之計耶！”《清聖祖實錄》卷259，頁9.到了乾隆朝，人口猛增，這一矛盾更為尖銳。乾隆帝在諭中講到二十五年內，“滋生民數，歲不下億萬”，並非無根據的浮誇之詞。乾隆六年，全國在冊人口已達一億四千三百四十餘萬，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而到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年中竟達到一億九千六百八十餘萬，增加了三分之一。人口增加的數量之多，比例之大，速度之快，實在令人吃驚。到乾隆六十年，更增至二億九千六百九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人。內地田土有限，怎麽辦？很顯然，移民入邊疆，容許中原人丁流入邊疆墾種田地，是解決人多地少矛盾的一個良好計策。乾隆帝看準了這一點，因此他果斷決定，要在西北新域中大力推行屯田，哪怕冒著被無識之人譏為“勞民”，暫時不為人們理解的風險，也要把屯田辦下去，但他相信“天下後世，自有公論”，這項政策的正確性，必然會在曆史實踐中充分顯示出來。正是由於他的堅決果斷，才排除了目光短淺之人的幹擾，投入了大量財力、人力和物力，新疆的屯田才能大規模地迅速進行，“東自巴裏坤，西至伊犁，北自科布多，南至哈喇沙爾”，兵屯、回屯、民屯、旗屯、犯屯、戶屯等各類屯田蓬勃發展。王慶雲：《石渠餘紀》卷四，《紀屯田》；《清高宗實錄》卷1493，頁29.
其四，輕徭薄賦。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統治回部時，超過回人舊製，重征暴斂，魚肉回人，大、小和卓返回之後，又額外科斂，肆意搶掠，嚴重地破壞了回疆生產，使廣大維吾爾族人民生計艱難。清政府統一回部後，實行與內地相同的輕徭薄賦政策，尤其是在息兵初期，賦稅減免更多。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定邊將軍兆惠奏定喀什噶爾及其所屬城村賦役製度：喀什噶爾大小十城和七村莊，人口數十萬，過去噶爾丹策零時定額每年納錢六萬七千騰格(一騰格準清朝製錢五十文或銀一兩)，其中，種地之鄂爾托什人等納糧四萬零八百九十八帕特碼，一帕特碼折清官石四石五鬥，計十八萬四千零四十一石，納棉花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一察喇克折清官秤十斤，計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三斤，納紅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折清秤三千六百五十斤，共計折錢二萬一千餘騰格；克色克、綽克巴什人等納錢二萬六千騰格、商賈牧養人等納錢二萬騰格，皆以本色折納。此外又有商人金、銅稅和園戶果稅。邊界貿易回人征稅十分之一，外來貿易之人征二十分之一。現在酌量減賦，種地人每年交糧四千帕特碼(折一萬八千石)、錢六千騰格，棉花、紅花照舊輸納，征金十兩、葡萄千斤交內務府，貿易稅依舊課收取，其餘零星雜稅概行蠲免。第二月，兆惠又奏定葉爾羌及其所屬二十七城村的賦稅。這一地區有三萬戶十餘萬人，先前噶爾丹策零時，年交貢賦十萬騰格，此外還有金稅、貿易緞布牲畜等稅，霍集占入城後又額外科斂，“回人生計甚艱”，因此，從七月起，止征雜糧一千四百帕特碼和一萬二千騰格。《清高宗實錄》593，頁13，卷595，頁8.此後，清政府統一製定了全回疆賦役製，原回人舊製征糧是十分取一，“載在經教”，現減少為二十分取一。買賣牲畜之稅，亦照舊例減少，本地回人貿易征二十分之一，外來部落商人貿易收三十分之一。《清高宗實錄》卷595，頁8.
阿桂、舒赫德、明瑞、伊勒圖等將軍、參讚大臣的細心籌劃認真辦理，廣大準、維吾爾、漢、蒙古、滿族人民的辛勤勞動，使乾隆皇帝鞏固、建設大西北的方針得到了貫徹，取得了重大成就，從而對全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民族關係等方麵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首先是基本結束了幹戈頻起戰火紛飛的混亂局麵，代之以安居樂業的和平時期。清朝統一準、回各部後，雖然由於一些滿、漢、維吾爾族官員胥吏的貪贓枉法為非作歹，以及少數地方分裂主義分子的作亂，新疆地區此後曾發生過一些戰爭，但總的說來，西北地區成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後，大體上仍是處於和平的環境，尤其是道光以前，除乾隆三十年烏什維吾爾族起義遭清兵打壓以外，六十年內未起烽煙。回想昔日，康熙初至乾隆二十五年的九十年裏，厄魯特四部互相廝殺，準軍掠西藏、青海，“烽火逼近畿”，清軍六征準噶爾汗，剿捕霍集占，兵火連年，“邊民寢鋒鏑”，陝甘困轉輸，準、回人員死於劫殺病疫，兩相比較，確有天淵之別。故史家稱讚乾隆帝用兵及建設之效說，自此“中外一家，老死不見兵革”。《聖武記》卷4，《乾隆戡定回疆記》。政治上的統一和安定，為西北地區的開發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其次，人丁增多，生產發展。清朝官兵的駐防與番戍，陝甘漢民的大量移入，使人口急劇增長，從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的十一年裏，全疆人口猛增了十倍，為農、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手。到乾隆四十年，各類屯丁多達十餘萬丁，天山南北有犯人兵丁屯田二十八萬餘畝，民屯田地七十萬餘畝。伊犁、塔爾巴哈台、巴裏坤、烏魯木齊等地官營牧場，牧養著數以萬計的馬、駝、牛、羊。金礦、銅礦興旺，和闐美玉名揚天下。葉爾羌先前本不產玉，自隸版圖以後，漸生玉石，有玉山、玉河，量多質佳，成為全國第二大產玉區。商業也迅速發展，伊犁、烏魯木齊、哈密、塔城、奇台、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等城，皆發展為重要的政治、經濟、貿易中心。乾隆帝因哈薩克、布嚕特、霍罕、安集延、瑪爾噶朗等部“貿易之人，絡繹不絕”，前來回疆貿易，特允準參讚大臣舒赫德之請，二十五年正月於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城再次減少商稅，“回人買來牲隻，暫改為二十分取一，外來商人牲隻，暫改為三十分取一”。《清高宗實錄》卷605，頁10、11.
其三，交往頻繁，互利互助。過去，準、回地區與內地常起爭端，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現在同隸清政府管轄，漢民大量移入，滿、漢官兵來此駐戍，蒙古、維吾爾、滿、漢各族人員之間，頻繁往來，同居共處，互易有無，聯姻嫁娶，關係愈益密切。各族人民為建設新疆而辛勤勞動，各自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其四，減少開支，增加庫銀。反對用兵準、回開發新疆的官員，經常以糧餉浩繁供應艱辛財力虧損為詞，亂發議論，乾隆帝對此曾多次予以批駁。數千裏之外進行征戰，當然要花費巨量銀米。從乾隆二十年二月出兵，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個月內，軍需費用為一千七百餘萬兩，當月又增撥四五百萬兩。到二十四年十月獲悉霍集占敗死巴達克山準、回全平為止，五年之中，共用軍費三千三百餘萬兩，大致相當於全國一年所征的田地賦銀，數量不為不多。但是，這筆巨費的開支，是值得的，不僅因為準、回地區統一於清中央政府，為鞏固祖國，開發西北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政治上獲益極大，而且單就用費而言，自此以後清政府的總開支，也減少了許多，使它的庫銀得以逐步增加。從雍正七年到十三年，在這短短的七年裏，由於防止準噶爾汗的入掠和征討準部，大量士卒、役夫駐守前線，供應浩繁，共用銀五六千萬兩，平均每年軍費八百萬兩，為全國田賦總數的四分之一。這種開支不取消，清政府每年就會入不敷出，出現赤字，哪能積存餘銀。如果加上康熙五十七至六十一年四年用於西北防邊的費用，十一年用軍費七千餘萬兩，使雍正帝盡力積存的六千餘萬兩帑銀，“動支大半”。這樣巨大的開支，清政府無力長期負擔。從乾隆二十四年息兵以後，年耗數百萬兩的征戰用費，不再付出了。新疆駐兵二萬左右的餉銀，因其係由內地調遣而來，仍用原來的經製銀兩撥付，雖駐兵而不增餉，並且，因戰事結束，從康熙以來陝甘等省為防邊而增募的軍隊，大量減員，又可省下巨萬費用。二十五年八月陝甘總督楊應琚奏準節省甘肅經費：裁減各提鎮名糧十分之一，歲省銀二十三萬九千五百餘兩，各標名糧酌改馬六步四，歲省七萬四千餘兩，緩購摘缺馬七千三百餘匹，歲省十萬零五千餘兩，裁撤西寧口外台卡官兵和瓜州渠道官兵，歲省一萬三千二百餘兩，撤回安西推莫爾圖官兵，歲省七百餘兩，安西提標官兵移駐巴裏坤，撤回專派防兵二千名，歲省十萬餘兩，合計每年省銀五十餘萬兩。這是一個典型例證，對分析統一準、回與其後節省軍費、帑銀不斷增加的關係，是很有說服力的。
生於乾隆末年榮中進士的史學大家魏源，在《聖武記》卷四，對乾隆帝用兵準、回之成效，作了恰如其分的評述，現摘錄如下，作為本章的結束語。魏源說：
“……計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餘萬丁，統於烏魯木齊提督。自官田外，餘地聽民自占，農桑阡陌徭賦如內地。……國家提封百萬，地不加增，而戶口日盛，中國土滿人滿。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牛、羊、麥、麵、蔬、之賤，澆植貿易之利，金礦、銅礦之旺，徭役賦稅之簡，外番茶、馬、布、段互市之利，又皆什佰內地。邊民服賈牽牛出關，至則辟萊，長子孫，百無一反，是天留末辟之鴻荒，以為盛世消息尾閭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