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乘機征準開拓新域(3)
“我蒙皇上重恩，已極尊榮，複有何求。但我等四衛拉特，與喀爾喀不同，若無總統之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禦諸敵，又生變亂，俟與額附共同商酌，再為陳請。”②。
阿睦爾撒納的第一句話，有真有假。他所說蒙帝重恩，“已極尊榮”，這是事實。十個月以前，他遭達瓦齊東西夾攻，接連失敗，無處安身，逃出準部進入邊卡，乞求大皇帝保護。正是由於適應了乾隆帝欲圖平準和以準攻準的需要，博得了天子的歡心，他才由一個瀕臨滅亡的台吉，一躍而為輝特汗、雙親王，當上了“天朝”定邊左副將軍，威行厄魯特四部，確是極為“尊榮”，四部大小台吉上百，哪一個能和他比，哪一個有他這樣為帝寵信地位顯赫？但是，他向班第說他無有所求，卻是一大謊言。他不是無所求，而是大有所求，求的是要當四部的總汗。他的後邊那幾句話，實際上是直接針對著乾隆皇帝說的。皇上多次講過，要像對待喀爾喀四部那樣對待厄魯特四部，實行紮薩克製，四部各封一汗，而阿睦爾撒納卻說，厄魯特與喀爾喀不同，不能分為四汗各轄其屬，必須要有一“總統之人”，沒有這個總汗來統管四部，人心就會紛亂，就沒有力量抵禦外敵，內部還會發生變亂。這簡直成了公開的威脅了，不封阿睦爾撒納為總汗，厄魯特四部就要大亂，就要“生變”，他所說與額附商議，這個額附就是乾隆帝的女婿科爾沁親王、固倫額駙、參讚大臣色布騰巴爾珠爾。阿睦爾撒納極力拉攏這位額駙，愚弄此人，讓其為己說話，牽製班第，並想讓額駙向其嶽父大皇帝求情，允許他當四部總汗。
班第將這次談話內容，緊急寫成奏折送到北京。此時乾隆帝尚不知曉前述阿睦爾撒納種種不法行為，隻能就此折所報情形進行判斷，作出結論。盡管他一向相信阿睦爾撒納忠於朝廷，對其格外優遇，言聽計從，但這次一涉及是分封四汗還是設總汗的原則問題，他便立刻警覺起來，寸步不讓。他於五月二十七日諭告軍機大臣：認為“阿睦爾撒納不無希冀僥幸之心”，班第回答四部封四汗之事，“業已降旨，斷不可改”，答得很好，“持論甚為得體”。他明確表示，不能讓阿睦爾撒納為總汗，“若止封阿睦爾撒納為汗，則辦理準噶爾一事，全為伊一人集事矣”。但是，他對這位台吉的為人還是了解太少，認識不深刻，認為其僅僅是有此想法，隻要班第“正詞相拒”，就能製止其異念，“料伊亦不敢遽爾妄行”。因此，他對如何安排阿睦爾撒納，拿不定主意，既說此人有了要當總汗的想法，則“久留彼處，於事無益”，又說若即催促其立即來京，又恐使其懷疑懼怕，“亦有不便”。他把這一難題交於班第解答。他說：如果過些時候，待擒獲達瓦齊時，“將伊同眾台吉遣回”，“固可安然無事”，但以前曾下諭旨，令其留在準部“駐紮辦事”，現在設若將其急遽遣回，又恐其“頓起猜嫌”，不如仍照前旨實行，令班第酌量情形，“善為籌劃，不必拘泥朕旨”。對於封準噶爾汗之事，他指出，阿睦爾撒納和薩喇爾都認為不宜封噶勒藏多爾濟，“看來眾心果有不願，亦未可定”。命班第密查，“如果不足服眾”，則於噶爾丹策零近族內封一人為汗，與阿睦爾撒納商議具奏。《清高宗實錄》卷489，頁29、30、31.
過了半個多月，六月十五日，乾隆帝諭告軍機大臣，據班第密奏，阿睦爾撒納不欲派遣青滾雜卜去招降烏梁海人，班第不允，仍遵前旨辦理。可見，隻要班第“能果斷定奪”，阿睦爾撒納亦“不敢有異詞”。《清高宗實錄》卷491，頁9.此時，乾隆帝仍未想到阿睦爾撒納會有謀叛之心。
又過了幾天，六月二十二日定北將軍班第、參讚大臣鄂容安的密折送到京師，對阿睦爾撒納的不軌行為，作了如下詳細的奏述：
“伊漸誌足意滿，惟知尋獲被搶人口，攫取牲隻。又妄自誇能，謂來歸之眾，俱係向伊投誠。及入伊犁，益無忌憚，縱屬下人肆行劫奪，不行禁止。……又素性貪忍，凡有仇隙者，任意殺害。……至查辦牧場及遣人收服四路之事，亦尚未辦，一意遷延，惟與各宰桑頭目私行往來，行蹤詭秘。……凡有傳行事件，並不用印信，仍仿達瓦齊私用小紅鈐記。臣等節次理論，終不遵行，動即揚言此處人眾欲叛，視薩喇爾如仇，潛行猜忌，圖據伊犁，戀戀不已。仰懇特降諭旨，令其速行入覲，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以杜非分之想。”②《清高宗實錄》卷491，頁14、15，14―16.
盡管班第、鄂容安把阿睦爾撒納的謀逆言行講得已經相當清楚，但乾隆帝仍不相信其會謀反，批示說：“初覽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詳閱，仍係阿睦爾撒納希圖僥幸，貪得牲隻什物耳，並無圖占準噶爾確據。”當然，乾隆帝並非庸君，何況此時他早已過了不惑之年，執掌朝政二十載，經驗十分豐富，不會對親理軍務、“夷務”的將軍、大臣之議完全置之不顧。他又批示說，令班第、鄂容安“再細心察看”，如其“占據僭越之形，果有密據，即行密奏，朕另行定奪。如並未至於此極，不過希圖肥己，亦不必過於苛求。”同時，他立即於當日下諭給阿睦爾撒納，嘉獎其“辦理諸事，動合機宜”，命其速赴熱河，將分封四汗，“賞功策勳”。②。
過了六天，即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的態度完全變了，相信了班第等人的奏報，認為阿睦爾撒納確實“欲圖占據準噶爾”。他下諭給軍機大臣說：
“班第、薩喇爾、鄂容安等密奏阿睦爾撒納意欲占據準噶爾，種種僭越妄行，情跡顯著一折。……班第等奏稱：阿睦爾撒納指稱防守哈薩克、布魯特，用鈐記行文，調兵九千。……又擅殺達瓦齊眾宰桑，抄沒家產。私用噶爾丹策零小紅鈐記，結交奸佞之徒，各處遣人潛行招服。又告諭屬下，有哈薩克懼伊，伊在此斷不敢前來等語。種種不法之處，圖據準噶爾，已無疑義，豈必待其生變，始為實據耶！……將此密諭班第等，阿睦爾撒納若仍未起程，班第等即行密商，如何擒拿辦理，相機完結，伊信用之宰桑等，亦即拿解前來。……事關緊要，伊等務必熟籌妥辦。”《清高宗實錄》卷491，頁22、23、24.
乾隆帝雖然正確地作出決定，要擒捕阿睦爾撒納，以安定準部，保持西北、北方安寧，但是，一則時間較晚，阿睦爾撒納勢力已相當強大，已做了相當充分的起兵的準備；再則，更重要的是，他在前些時候處理善後事宜時犯了嚴重的錯誤，他既不該讓阿睦爾撒納主持平準之後的善後工作，更不該將滿、蒙、漢大軍過早撤出準部。
早在五月初二日，乾隆帝就下諭給班第等將軍、大臣，命他們在打下伊犁後，酌量存留跟隨將軍駐紮的士卒，大軍“即速陸續分起凱旋”。十三日，他在西路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建議“功成之後，請停止伊犁駐兵”的奏折上批道：不會永遠駐兵，隻留數百名或一二百名兵士跟隨大臣，以聽差遣。也可以隻派大臣駐紮，不派士卒。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乾隆帝知悉阿睦爾撒納有“非分之念”而下達命其入覲的諭旨後的第三天，他批準了班第留兵五百的建議，大軍撤回，隻留察哈爾兵三百名，喀爾喀兵二百名。《清高宗實錄》卷488，頁3、4、24，卷431，頁19.
此時的準噶爾，經過多年內亂，四分五裂，元氣大傷，戰鬥力已明顯下降，如果清軍留駐，哪怕隻有一二萬人，也可控製住局勢，也能製服多數台吉、宰桑，使他們不敢貿然行事，不敢附和阿睦爾撒納叛亂，而且也可能鎮住這位大台吉，使其野心有所收斂。但是，乾隆帝計不出此，一味實行以準治準的政策，幻想仿照對待喀爾喀四部的辦法，編旗設紮薩克，讓其自行處理屬下內部事務，重大要事由朝廷裁處，不派駐大臣和官兵，既收轄治其部之效，又不千裏轉輸，耗費銀米，勞累士卒人民，結果，犯了一個大錯誤，為阿睦爾撒納的謀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在六月二十八日下諭命擒阿睦爾撒納之後，班第、鄂容安又連續呈報此人圖謀不軌情形，乾隆帝多次批示，催其迅速入覲，以便在熱河將其逮捕；如其不來，則令班第在伊犁動手，拿獲解京；設若已經起行，則於途中擒拿。總之，乾隆帝主意已定，一定要捕擒阿睦爾撒納。但是，他萬萬沒有料到，這三管齊下之計未能生效，阿睦爾撒納從大皇帝布下的埋伏圈裏安然無恙地溜走了。
當乾隆帝於六月底決定除掉阿睦爾撒納時，這位台吉還不知皇上已經變臉，還把當厄魯特四部總汗的希望，寄托在大皇帝的施恩上。他知道班第會從中作梗，因此就托科爾沁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向朝廷轉奏己情，要求封他為總汗。額駙於六月隨大軍凱旋，約定於七月下旬告訴消息。科爾沁額駙回京以後，看到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皇上已從寵信、依賴阿睦爾撒納，轉變為必欲將其擒誅而後快，十分懼怕，不敢上奏，使阿睦爾撒納的這一打算完全落空。
阿睦爾撒納雖還不知清帝已下達擒拿自己的密諭，但從各個方麵偵探到的消息，已使他產生了懷疑，估計到通過清帝加封這條途徑來達到榮為四部總汗的目的，是很難成功的，班第又不斷催促到熱河朝覲，一到熱河，豈不是自投羅網。因此，他加緊進行起兵叛亂的準備工作。由於他對科爾沁額駙還抱有幻想，所以在預約回信的七月下旬以前不願和清政府公開破裂，盡力敷衍，並於七月初十日，隨參讚大臣、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出發，開始了入覲熱河之行，但行走緩慢，不斷與親信密謀，並遣同母異父之弟納噶察往見班第，進行威脅。納噶察告訴班第說：阿巴噶斯、約蘇圖、烏克圖與喇嘛等“潛行計議，如不令阿睦爾撒納統領駐紮，伊等寧剖腹而死，不能貪生，別事他人。”《清高宗實錄》卷494，頁2.班第立即遣人將此情況秘密赴京奏報。
七月中旬，班第收到了乾隆帝六月二十八日關於擒拿阿睦爾撒納的上諭，此人已與喀爾喀親王同行。其後，又收到幾道諭旨，令將此人追回軍營，或於途中捕捉。班第等回奏，由於有哈薩克貢使同行，恐其驚疑，未能下手，隻有待其到達熱河再說。其實，這並不是貢使驚恐與否的問題，而是由於班第不能辦理此事。他手下隻有五百名士兵，而伊犁一處就有喇嘛六千餘人，他們大都支持阿睦爾撒納，在這些喇嘛的影響之下，伊犁地區的準部人員也多數擁護這位台吉，再加上其舊部和阿巴噶斯等宰桑、台吉的部下，起碼幾十倍於班第的小小軍隊。處於這樣眾寡懸殊的惡劣形勢，班第怎能公開派兵捕捉阿睦爾撒納，隻好盡量催其入覲，待其到達熱河時，就可輕易將其處治了。但是，乾隆帝和班第的希望都落空了，阿睦爾撒納不願束手就擒，當他等到八月中旬還未見到科爾沁額駙的回音，便知必然是“事中有變”，就於八月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劄布堪河舊遊牧不遠的地方，率眾潛逃，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震動清廷的阿睦爾撒納的叛亂，就這樣發生了。
二、定北將軍班第死節。
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定北將軍、兵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一等誠勇公班第，參讚大臣、三等襄勤伯鄂容安，定邊右副將軍、一等超勇公薩喇爾率兵五百，從伊犁河北尼楚滾將軍府第出發，匆匆忙忙向崆吉斯退去。原來，阿睦爾撒納已經反叛，其黨羽起而作亂呼應，宰桑阿巴噶斯、哈丹率人搶掠西路台站，奪取官茶。伊犁的宰桑克什木、敦多克曼集、烏克圖、圖布慎、巴朗、都噶爾、巴蘇泰等，糾集喇嘛及“回人”，於二十三日搶掠台站，二十四日占據了伊犁，班第等兵少力薄，無法抵擋，隻好撤退。克什木等人率眾緊緊追趕，二十九日於距伊犁二百餘裏的烏蘭固圖勒，將班第、鄂容安、薩喇爾重重包圍。薩喇爾見敵兵勢大，“即欲奔避”，鄂容安相告說：“賊來，當與決戰，何至奔逃。”薩喇爾不聽勸阻，鞭馬逃走，兵多從逃，隻剩下司員、侍衛及衛卒六十人。班第與鄂容安“力戰不支”，“相顧曰：今日徒死，於事無濟，負上托耳。”班第拔劍自剄，鄂容安亦自殺，但因“腕弱不能下”，命仆人用刀刺己腹而死。《清高宗實錄》卷499，頁22、28，卷501，頁2，卷503，頁5，卷509，頁2；《清史稿》卷312，《班第、鄂容安傳》。
主帥被圍自盡，這還是康熙以來清軍戰史中的第一次。這場九十四年內罕有的大悲劇的發生，與乾隆帝的失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阿睦爾撒納叛逃以後，台站中斷，音信隔絕，清廷與班第失去了聯係，很久都打聽不到他們的下落。過了一個月，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乾隆帝才第一次看到了關於班第去向的消息。北路參讚大臣哈達哈報告：據從伊犁逃出的收楞額訥默庫告稱，班第、薩喇爾由西路從哈什帶兵出來。但是，這個消息是不準確的。第二天，西路參讚大臣策楞的奏折送到了京城。策楞報告：據從伊犁逃出來的索諾木告稱：敦多克曼濟等“會同喇嘛、回人等作亂，班第、鄂容安被陷。”《清高宗實錄》卷499，頁19、20、22.
乾隆帝知道這一消息後，立即於二十三日諭軍機大臣，命即令策楞與參讚大臣玉保、紮拉豐阿設法和班第等通信，將下述諭旨傳諭班第等人：
“以朕初意，準噶爾危亂之餘，甫經安定，若屯駐大兵，恐多驚擾，是以但命伊等駐紮辦事，兵少力弱，為賊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機脫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為大臣舉止，若謂事勢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則所見反小矣。鄂容安素稱讀書人，漢蘇武為匈奴拘係十九年，全節而歸，阿睦爾撒納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豈漢時可比，自當愛惜此身，以圖後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識大義，遽爾輕生。”《清高宗實錄》卷499，頁21、25、26.
在乾隆帝執政二十年來下達的成千上萬道的諭旨中，這道諭旨是相當特殊的。乾隆帝非常強調氣節，多次宣講，為臣必須堅守臣節，食君祿，忠君事，為國捐軀在所不惜，以身死節，名垂千古。就在五年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誅除謀叛的藏王後，因被亂軍包圍力窮自盡。乾隆帝高度讚揚二人以身殉國的崇高氣節，在其喪還之日，親臨祭奠，追封傅清、拉布敦為一等伯，二人之子孫世襲一等子，各賜銀萬兩，並建祠於京師，命名為雙忠祠。他對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敗時為準軍所俘未曾盡節的官兵，十分鄙視，以其重生失節，諭令分別處死或罰配為奴。可是，這次他卻一反常態，不僅不用以身殉國之義相脅，而且還苦口婆心地勸諭他們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即使不能“相機脫出”，也要“忍死以待大兵”，甚至搬出蘇武牧羊十九載為例相勸，確是情深意長，百般寬慰。為什麽會出現如此之大的變化？細看諭旨，原來乾隆帝懷有深深內疚的心情。
這次班第、鄂容安的失敗及其自盡，固然有其本身的責任，他們的工作有不少欠妥之處。班第身為定北將軍，肩負安撫、轄治厄魯特四部的重任，理應抓緊做好各部台吉、宰桑和有影響的上層喇嘛的工作，爭取他們的支持，讓他們管好屬下人員，安分守法，各就本業。如果他對“投誠之台吉、宰桑等人”，“因其求見，開誠曉諭，有應鼓勵者，奏聞加恩”，就能得到他們的擁護，使“新附之人，傾心悅服，遇事無不陳告”，這樣，不僅可以了解地方情形和人心向背，即“伊等可信與否，亦得以灼見”。但是班第卻“過於謹慎，氣局狹小，好親細事”，除辦理陳奏事件外，“不與伊等接見”。鄂容安雖係進士出身，久在軍機處、上書房行走，曆任巡撫、總督，頗有才幹，但不諳軍務，又不通蒙古語，“一應機密籌劃，未能洞悉”。薩喇爾倒善於征戰，也擁有顯秩，身任定邊右副將軍，受封一等超勇公，但其原來僅係台吉達什達瓦手下一員宰桑，地位不高，名望不大，厄魯特四部眾台吉、宰桑“原所不服”，而“伊複粗率自大”，更加引起各上層人員的反感。三人本應和衷共濟，齊心協力對付險局，而他們卻“性習各殊”，意見參差，甚為不睦，《清高宗實錄》卷501，頁5，卷502，頁25、26.嚴重地影響了安定準部的工作。兼之，阿睦爾撒納過分“狡詐”，早有安排，“其所不悅，盡遣入朝”，班第、鄂容安左右，皆其黨羽，三人反“深信不疑，疏於自衛，兵散處，馬遠牧”，一朝有事，“緩急無應”。軍營又存貯大量金帛茶布，“夷眾眈眈以視”，班第等卻不介意。三人又無應變之才，像宰桑敦克多曼集，乃係阿睦爾撒納信用之人，班第等一聞搶掠台站的消息，就應立即將其擒戮，“以翦其爪牙”，不料他反而讓其“傳諭喇嘛，安撫夷眾”，敦克多曼集得以乘機“招集群凶，操戈相向”，班第等“倉促衝突”，無依無靠，孤軍奮戰，當然逃脫不了失敗的下場。《清高宗實錄》卷502，頁26.
盡管乾隆帝對班第三人的過失作了如上的評述，但他並未借此來掩飾自己的錯誤，減輕本人應負的責任。他之所以下達勸告班第不要殉節的特殊諭旨，就是因為他承認和公開宣布此次失敗，主要應歸咎於他自己的決策有誤。正是由於他低估了敵情，隻從省糧餉少驚擾部民考慮，伊犁一下，就快速撤軍，僅留下區區五百名士卒，去對付那“素稱狡詐”人心難測的遼闊新域，一旦驍勇多謀、威望頗高的輝特汗阿睦爾撒納作亂興兵，班第等自然是“兵少力弱”，難以支持，所以，乾隆帝才打破慣例，盡量勸慰三人不要輕生，並命令策楞等竭力遣軍前往營救。
乾隆帝剛於十月二十三日下達了諭勸班第勿尋短見待軍營救的諭旨，第二天，二十四日收到了策楞呈述班第、鄂容安自盡，薩喇爾被錫克錫爾格拿獲送往伊犁的奏折，當即降旨，諭令策楞加緊征剿阿巴噶斯、哈丹遊牧，相機前往伊犁。第二年，班第、鄂容安的靈柩運到北京，乾隆帝親臨祭奠，令執倡亂叛酋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尋以班第二人義烈，仍命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建祠於京師，亦命名為雙忠祠，並“圖形紫光閣”。乾隆帝還破例賜鄂容安諡號為“剛烈”，親寫讚文，其中有“用違其才，實予之失”等句，對其之死不勝惋惜，深深引為己咎。
三、英主欠妥庸將誤軍厄魯特大亂。
阿睦爾撒納叛逃，伊犁變起，定北將軍班第、鄂容安死節，使當初反對用兵的王公大臣們又“多疑議”，認為不該派軍往征，乾隆帝嚴厲訓斥了這些庸臣的怯懦無能，幾次下達長諭，講述用兵的必要性及其征討的沿革，痛責“妄生異議者”，堅持平叛的正確立場。他一獲悉亂起之後，立即采取各種措施，調兵遣將，追捕阿睦爾撒納及其搶掠西路台站的黨羽阿巴噶斯弟兄，極力爭取拿獲首犯，平息叛亂，安定厄魯特四部。
此時的形勢，對清政府的平亂是比較有利的。阿睦爾撒納擁眾不過二千餘人，其遊牧已被清軍包圍和降服，其妻、子、女及同母之兄班珠爾亦被押往北京，呼應為亂的僅阿巴噶斯、哈丹及伊犁的克什木等少數宰桑，而四部中的大台吉、大宰桑，大都至熱河避暑山莊朝覲大皇帝，如準部轄眾五六千戶的大台吉噶勒藏多爾濟，和碩特部大台吉沙克都爾曼濟，輝特部大台吉巴雅爾，堅決擁護清朝的杜爾伯特三車淩，以及準部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正在熱河行宮隨侍清帝，領取冠服和賞銀，參加宴會。阿睦爾撒納的繼父之子輝特部大台吉齊木庫爾、普爾普、德濟特、納噶察等，正由喀爾喀親王、參讚大臣額琳沁多爾濟領著，前往熱河入覲。這些台吉、宰桑都表示要效忠於大皇帝，願帶本部人員從征，追捕阿睦爾撒納。齊木庫爾、普爾普等還“不顧弟兄私情”，在變起之前，多次向清朝將軍、大臣密告其弟欲圖謀叛。仍然留在本部的台吉、宰桑，也有不少人是擁護清政府的。
在準部四分五裂、各據一部、從逆之人甚少的形勢下，清軍如果征撫得法，本來是能夠很快擒住阿睦爾撒納平定叛亂的，但是，由於乾隆帝的指揮欠妥和幾位將軍、大臣的軟弱無能，懼敵怯戰，錯過了這一良好時機，延長了用兵的時間，厄魯特四部再起大亂。
乾隆帝多次否定阿睦爾撒納乞當總汗的要求，堅決發兵打壓叛亂，這是十分正確的。但是，他對厄魯特四部的形勢畢竟認識得不夠深刻，在用兵的安排上有著重大的失誤。他在平亂初期，不該過分倚賴準噶爾、輝特人員，繼續實行“以新歸降之厄魯特攻厄魯特”的政策。九月十二日，即知悉阿睦爾撒納反叛消息後的第八天，他特下專詔，封授厄魯特四部的大台吉、宰桑為汗、公、大臣。詔書說：
“準噶爾部落人等，互相殘殺，群遭塗炭，不獲安生。朕統一寰區，不忍坐視，特發兩路大兵進討，各台吉、管理鄂拓克宰桑等，畏威懷德，率屬來歸，從軍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獲達瓦齊，是用廣沛仁恩，酬庸賜爵。準噶爾舊有四衛拉特，今即仍其部落，樹之君長，噶勒藏多爾濟封為綽羅斯汗(即準噶爾部之汗)，車淩封為杜爾伯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封為和碩特汗，巴雅爾封為輝特汗。台吉和通額默根、達瓦、布魯特封為公。……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授為內大臣，辦理圖什墨勒事務，鄂勒哲依仍管喀喇沁鄂拓克，哈薩克錫喇仍管噶勒雜特鄂拓克。……噶勒藏多爾濟等，及管理鄂拓克之宰桑鄂勒哲依等，受朕深恩，其董率所屬，各勤教養，共圖生聚，爾等如恪遵朕訓，自永受無窮之福。欽哉勿怠。”《清高宗實錄》卷496，頁26、27.
阿睦爾撒納的第一句話，有真有假。他所說蒙帝重恩，“已極尊榮”，這是事實。十個月以前，他遭達瓦齊東西夾攻，接連失敗，無處安身，逃出準部進入邊卡，乞求大皇帝保護。正是由於適應了乾隆帝欲圖平準和以準攻準的需要，博得了天子的歡心，他才由一個瀕臨滅亡的台吉，一躍而為輝特汗、雙親王，當上了“天朝”定邊左副將軍，威行厄魯特四部，確是極為“尊榮”，四部大小台吉上百，哪一個能和他比，哪一個有他這樣為帝寵信地位顯赫？但是，他向班第說他無有所求，卻是一大謊言。他不是無所求，而是大有所求，求的是要當四部的總汗。他的後邊那幾句話，實際上是直接針對著乾隆皇帝說的。皇上多次講過，要像對待喀爾喀四部那樣對待厄魯特四部，實行紮薩克製，四部各封一汗，而阿睦爾撒納卻說，厄魯特與喀爾喀不同，不能分為四汗各轄其屬，必須要有一“總統之人”，沒有這個總汗來統管四部，人心就會紛亂，就沒有力量抵禦外敵，內部還會發生變亂。這簡直成了公開的威脅了，不封阿睦爾撒納為總汗，厄魯特四部就要大亂，就要“生變”，他所說與額附商議，這個額附就是乾隆帝的女婿科爾沁親王、固倫額駙、參讚大臣色布騰巴爾珠爾。阿睦爾撒納極力拉攏這位額駙，愚弄此人，讓其為己說話，牽製班第，並想讓額駙向其嶽父大皇帝求情，允許他當四部總汗。
班第將這次談話內容，緊急寫成奏折送到北京。此時乾隆帝尚不知曉前述阿睦爾撒納種種不法行為，隻能就此折所報情形進行判斷，作出結論。盡管他一向相信阿睦爾撒納忠於朝廷，對其格外優遇，言聽計從，但這次一涉及是分封四汗還是設總汗的原則問題，他便立刻警覺起來，寸步不讓。他於五月二十七日諭告軍機大臣：認為“阿睦爾撒納不無希冀僥幸之心”，班第回答四部封四汗之事，“業已降旨，斷不可改”，答得很好，“持論甚為得體”。他明確表示，不能讓阿睦爾撒納為總汗，“若止封阿睦爾撒納為汗，則辦理準噶爾一事，全為伊一人集事矣”。但是，他對這位台吉的為人還是了解太少，認識不深刻，認為其僅僅是有此想法，隻要班第“正詞相拒”，就能製止其異念，“料伊亦不敢遽爾妄行”。因此，他對如何安排阿睦爾撒納，拿不定主意，既說此人有了要當總汗的想法，則“久留彼處，於事無益”，又說若即催促其立即來京，又恐使其懷疑懼怕，“亦有不便”。他把這一難題交於班第解答。他說：如果過些時候，待擒獲達瓦齊時，“將伊同眾台吉遣回”，“固可安然無事”，但以前曾下諭旨，令其留在準部“駐紮辦事”，現在設若將其急遽遣回，又恐其“頓起猜嫌”，不如仍照前旨實行，令班第酌量情形，“善為籌劃，不必拘泥朕旨”。對於封準噶爾汗之事，他指出，阿睦爾撒納和薩喇爾都認為不宜封噶勒藏多爾濟，“看來眾心果有不願，亦未可定”。命班第密查，“如果不足服眾”，則於噶爾丹策零近族內封一人為汗，與阿睦爾撒納商議具奏。《清高宗實錄》卷489，頁29、30、31.
過了半個多月，六月十五日，乾隆帝諭告軍機大臣，據班第密奏，阿睦爾撒納不欲派遣青滾雜卜去招降烏梁海人，班第不允，仍遵前旨辦理。可見，隻要班第“能果斷定奪”，阿睦爾撒納亦“不敢有異詞”。《清高宗實錄》卷491，頁9.此時，乾隆帝仍未想到阿睦爾撒納會有謀叛之心。
又過了幾天，六月二十二日定北將軍班第、參讚大臣鄂容安的密折送到京師，對阿睦爾撒納的不軌行為，作了如下詳細的奏述：
“伊漸誌足意滿，惟知尋獲被搶人口，攫取牲隻。又妄自誇能，謂來歸之眾，俱係向伊投誠。及入伊犁，益無忌憚，縱屬下人肆行劫奪，不行禁止。……又素性貪忍，凡有仇隙者，任意殺害。……至查辦牧場及遣人收服四路之事，亦尚未辦，一意遷延，惟與各宰桑頭目私行往來，行蹤詭秘。……凡有傳行事件，並不用印信，仍仿達瓦齊私用小紅鈐記。臣等節次理論，終不遵行，動即揚言此處人眾欲叛，視薩喇爾如仇，潛行猜忌，圖據伊犁，戀戀不已。仰懇特降諭旨，令其速行入覲，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以杜非分之想。”②《清高宗實錄》卷491，頁14、15，14―16.
盡管班第、鄂容安把阿睦爾撒納的謀逆言行講得已經相當清楚，但乾隆帝仍不相信其會謀反，批示說：“初覽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詳閱，仍係阿睦爾撒納希圖僥幸，貪得牲隻什物耳，並無圖占準噶爾確據。”當然，乾隆帝並非庸君，何況此時他早已過了不惑之年，執掌朝政二十載，經驗十分豐富，不會對親理軍務、“夷務”的將軍、大臣之議完全置之不顧。他又批示說，令班第、鄂容安“再細心察看”，如其“占據僭越之形，果有密據，即行密奏，朕另行定奪。如並未至於此極，不過希圖肥己，亦不必過於苛求。”同時，他立即於當日下諭給阿睦爾撒納，嘉獎其“辦理諸事，動合機宜”，命其速赴熱河，將分封四汗，“賞功策勳”。②。
過了六天，即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的態度完全變了，相信了班第等人的奏報，認為阿睦爾撒納確實“欲圖占據準噶爾”。他下諭給軍機大臣說：
“班第、薩喇爾、鄂容安等密奏阿睦爾撒納意欲占據準噶爾，種種僭越妄行，情跡顯著一折。……班第等奏稱：阿睦爾撒納指稱防守哈薩克、布魯特，用鈐記行文，調兵九千。……又擅殺達瓦齊眾宰桑，抄沒家產。私用噶爾丹策零小紅鈐記，結交奸佞之徒，各處遣人潛行招服。又告諭屬下，有哈薩克懼伊，伊在此斷不敢前來等語。種種不法之處，圖據準噶爾，已無疑義，豈必待其生變，始為實據耶！……將此密諭班第等，阿睦爾撒納若仍未起程，班第等即行密商，如何擒拿辦理，相機完結，伊信用之宰桑等，亦即拿解前來。……事關緊要，伊等務必熟籌妥辦。”《清高宗實錄》卷491，頁22、23、24.
乾隆帝雖然正確地作出決定，要擒捕阿睦爾撒納，以安定準部，保持西北、北方安寧，但是，一則時間較晚，阿睦爾撒納勢力已相當強大，已做了相當充分的起兵的準備；再則，更重要的是，他在前些時候處理善後事宜時犯了嚴重的錯誤，他既不該讓阿睦爾撒納主持平準之後的善後工作，更不該將滿、蒙、漢大軍過早撤出準部。
早在五月初二日，乾隆帝就下諭給班第等將軍、大臣，命他們在打下伊犁後，酌量存留跟隨將軍駐紮的士卒，大軍“即速陸續分起凱旋”。十三日，他在西路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建議“功成之後，請停止伊犁駐兵”的奏折上批道：不會永遠駐兵，隻留數百名或一二百名兵士跟隨大臣，以聽差遣。也可以隻派大臣駐紮，不派士卒。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乾隆帝知悉阿睦爾撒納有“非分之念”而下達命其入覲的諭旨後的第三天，他批準了班第留兵五百的建議，大軍撤回，隻留察哈爾兵三百名，喀爾喀兵二百名。《清高宗實錄》卷488，頁3、4、24，卷431，頁19.
此時的準噶爾，經過多年內亂，四分五裂，元氣大傷，戰鬥力已明顯下降，如果清軍留駐，哪怕隻有一二萬人，也可控製住局勢，也能製服多數台吉、宰桑，使他們不敢貿然行事，不敢附和阿睦爾撒納叛亂，而且也可能鎮住這位大台吉，使其野心有所收斂。但是，乾隆帝計不出此，一味實行以準治準的政策，幻想仿照對待喀爾喀四部的辦法，編旗設紮薩克，讓其自行處理屬下內部事務，重大要事由朝廷裁處，不派駐大臣和官兵，既收轄治其部之效，又不千裏轉輸，耗費銀米，勞累士卒人民，結果，犯了一個大錯誤，為阿睦爾撒納的謀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在六月二十八日下諭命擒阿睦爾撒納之後，班第、鄂容安又連續呈報此人圖謀不軌情形，乾隆帝多次批示，催其迅速入覲，以便在熱河將其逮捕；如其不來，則令班第在伊犁動手，拿獲解京；設若已經起行，則於途中擒拿。總之，乾隆帝主意已定，一定要捕擒阿睦爾撒納。但是，他萬萬沒有料到，這三管齊下之計未能生效，阿睦爾撒納從大皇帝布下的埋伏圈裏安然無恙地溜走了。
當乾隆帝於六月底決定除掉阿睦爾撒納時，這位台吉還不知皇上已經變臉，還把當厄魯特四部總汗的希望，寄托在大皇帝的施恩上。他知道班第會從中作梗，因此就托科爾沁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向朝廷轉奏己情，要求封他為總汗。額駙於六月隨大軍凱旋，約定於七月下旬告訴消息。科爾沁額駙回京以後，看到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皇上已從寵信、依賴阿睦爾撒納，轉變為必欲將其擒誅而後快，十分懼怕，不敢上奏，使阿睦爾撒納的這一打算完全落空。
阿睦爾撒納雖還不知清帝已下達擒拿自己的密諭，但從各個方麵偵探到的消息，已使他產生了懷疑，估計到通過清帝加封這條途徑來達到榮為四部總汗的目的，是很難成功的，班第又不斷催促到熱河朝覲，一到熱河，豈不是自投羅網。因此，他加緊進行起兵叛亂的準備工作。由於他對科爾沁額駙還抱有幻想，所以在預約回信的七月下旬以前不願和清政府公開破裂，盡力敷衍，並於七月初十日，隨參讚大臣、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出發，開始了入覲熱河之行，但行走緩慢，不斷與親信密謀，並遣同母異父之弟納噶察往見班第，進行威脅。納噶察告訴班第說：阿巴噶斯、約蘇圖、烏克圖與喇嘛等“潛行計議，如不令阿睦爾撒納統領駐紮，伊等寧剖腹而死，不能貪生，別事他人。”《清高宗實錄》卷494，頁2.班第立即遣人將此情況秘密赴京奏報。
七月中旬，班第收到了乾隆帝六月二十八日關於擒拿阿睦爾撒納的上諭，此人已與喀爾喀親王同行。其後，又收到幾道諭旨，令將此人追回軍營，或於途中捕捉。班第等回奏，由於有哈薩克貢使同行，恐其驚疑，未能下手，隻有待其到達熱河再說。其實，這並不是貢使驚恐與否的問題，而是由於班第不能辦理此事。他手下隻有五百名士兵，而伊犁一處就有喇嘛六千餘人，他們大都支持阿睦爾撒納，在這些喇嘛的影響之下，伊犁地區的準部人員也多數擁護這位台吉，再加上其舊部和阿巴噶斯等宰桑、台吉的部下，起碼幾十倍於班第的小小軍隊。處於這樣眾寡懸殊的惡劣形勢，班第怎能公開派兵捕捉阿睦爾撒納，隻好盡量催其入覲，待其到達熱河時，就可輕易將其處治了。但是，乾隆帝和班第的希望都落空了，阿睦爾撒納不願束手就擒，當他等到八月中旬還未見到科爾沁額駙的回音，便知必然是“事中有變”，就於八月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劄布堪河舊遊牧不遠的地方，率眾潛逃，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震動清廷的阿睦爾撒納的叛亂，就這樣發生了。
二、定北將軍班第死節。
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定北將軍、兵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一等誠勇公班第，參讚大臣、三等襄勤伯鄂容安，定邊右副將軍、一等超勇公薩喇爾率兵五百，從伊犁河北尼楚滾將軍府第出發，匆匆忙忙向崆吉斯退去。原來，阿睦爾撒納已經反叛，其黨羽起而作亂呼應，宰桑阿巴噶斯、哈丹率人搶掠西路台站，奪取官茶。伊犁的宰桑克什木、敦多克曼集、烏克圖、圖布慎、巴朗、都噶爾、巴蘇泰等，糾集喇嘛及“回人”，於二十三日搶掠台站，二十四日占據了伊犁，班第等兵少力薄，無法抵擋，隻好撤退。克什木等人率眾緊緊追趕，二十九日於距伊犁二百餘裏的烏蘭固圖勒，將班第、鄂容安、薩喇爾重重包圍。薩喇爾見敵兵勢大，“即欲奔避”，鄂容安相告說：“賊來，當與決戰，何至奔逃。”薩喇爾不聽勸阻，鞭馬逃走，兵多從逃，隻剩下司員、侍衛及衛卒六十人。班第與鄂容安“力戰不支”，“相顧曰：今日徒死，於事無濟，負上托耳。”班第拔劍自剄，鄂容安亦自殺，但因“腕弱不能下”，命仆人用刀刺己腹而死。《清高宗實錄》卷499，頁22、28，卷501，頁2，卷503，頁5，卷509，頁2；《清史稿》卷312，《班第、鄂容安傳》。
主帥被圍自盡，這還是康熙以來清軍戰史中的第一次。這場九十四年內罕有的大悲劇的發生，與乾隆帝的失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阿睦爾撒納叛逃以後，台站中斷，音信隔絕，清廷與班第失去了聯係，很久都打聽不到他們的下落。過了一個月，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乾隆帝才第一次看到了關於班第去向的消息。北路參讚大臣哈達哈報告：據從伊犁逃出的收楞額訥默庫告稱，班第、薩喇爾由西路從哈什帶兵出來。但是，這個消息是不準確的。第二天，西路參讚大臣策楞的奏折送到了京城。策楞報告：據從伊犁逃出來的索諾木告稱：敦多克曼濟等“會同喇嘛、回人等作亂，班第、鄂容安被陷。”《清高宗實錄》卷499，頁19、20、22.
乾隆帝知道這一消息後，立即於二十三日諭軍機大臣，命即令策楞與參讚大臣玉保、紮拉豐阿設法和班第等通信，將下述諭旨傳諭班第等人：
“以朕初意，準噶爾危亂之餘，甫經安定，若屯駐大兵，恐多驚擾，是以但命伊等駐紮辦事，兵少力弱，為賊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機脫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為大臣舉止，若謂事勢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則所見反小矣。鄂容安素稱讀書人，漢蘇武為匈奴拘係十九年，全節而歸，阿睦爾撒納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豈漢時可比，自當愛惜此身，以圖後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識大義，遽爾輕生。”《清高宗實錄》卷499，頁21、25、26.
在乾隆帝執政二十年來下達的成千上萬道的諭旨中，這道諭旨是相當特殊的。乾隆帝非常強調氣節，多次宣講，為臣必須堅守臣節，食君祿，忠君事，為國捐軀在所不惜，以身死節，名垂千古。就在五年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誅除謀叛的藏王後，因被亂軍包圍力窮自盡。乾隆帝高度讚揚二人以身殉國的崇高氣節，在其喪還之日，親臨祭奠，追封傅清、拉布敦為一等伯，二人之子孫世襲一等子，各賜銀萬兩，並建祠於京師，命名為雙忠祠。他對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敗時為準軍所俘未曾盡節的官兵，十分鄙視，以其重生失節，諭令分別處死或罰配為奴。可是，這次他卻一反常態，不僅不用以身殉國之義相脅，而且還苦口婆心地勸諭他們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即使不能“相機脫出”，也要“忍死以待大兵”，甚至搬出蘇武牧羊十九載為例相勸，確是情深意長，百般寬慰。為什麽會出現如此之大的變化？細看諭旨，原來乾隆帝懷有深深內疚的心情。
這次班第、鄂容安的失敗及其自盡，固然有其本身的責任，他們的工作有不少欠妥之處。班第身為定北將軍，肩負安撫、轄治厄魯特四部的重任，理應抓緊做好各部台吉、宰桑和有影響的上層喇嘛的工作，爭取他們的支持，讓他們管好屬下人員，安分守法，各就本業。如果他對“投誠之台吉、宰桑等人”，“因其求見，開誠曉諭，有應鼓勵者，奏聞加恩”，就能得到他們的擁護，使“新附之人，傾心悅服，遇事無不陳告”，這樣，不僅可以了解地方情形和人心向背，即“伊等可信與否，亦得以灼見”。但是班第卻“過於謹慎，氣局狹小，好親細事”，除辦理陳奏事件外，“不與伊等接見”。鄂容安雖係進士出身，久在軍機處、上書房行走，曆任巡撫、總督，頗有才幹，但不諳軍務，又不通蒙古語，“一應機密籌劃，未能洞悉”。薩喇爾倒善於征戰，也擁有顯秩，身任定邊右副將軍，受封一等超勇公，但其原來僅係台吉達什達瓦手下一員宰桑，地位不高，名望不大，厄魯特四部眾台吉、宰桑“原所不服”，而“伊複粗率自大”，更加引起各上層人員的反感。三人本應和衷共濟，齊心協力對付險局，而他們卻“性習各殊”，意見參差，甚為不睦，《清高宗實錄》卷501，頁5，卷502，頁25、26.嚴重地影響了安定準部的工作。兼之，阿睦爾撒納過分“狡詐”，早有安排，“其所不悅，盡遣入朝”，班第、鄂容安左右，皆其黨羽，三人反“深信不疑，疏於自衛，兵散處，馬遠牧”，一朝有事，“緩急無應”。軍營又存貯大量金帛茶布，“夷眾眈眈以視”，班第等卻不介意。三人又無應變之才，像宰桑敦克多曼集，乃係阿睦爾撒納信用之人，班第等一聞搶掠台站的消息，就應立即將其擒戮，“以翦其爪牙”，不料他反而讓其“傳諭喇嘛，安撫夷眾”，敦克多曼集得以乘機“招集群凶，操戈相向”，班第等“倉促衝突”，無依無靠，孤軍奮戰，當然逃脫不了失敗的下場。《清高宗實錄》卷502，頁26.
盡管乾隆帝對班第三人的過失作了如上的評述，但他並未借此來掩飾自己的錯誤，減輕本人應負的責任。他之所以下達勸告班第不要殉節的特殊諭旨，就是因為他承認和公開宣布此次失敗，主要應歸咎於他自己的決策有誤。正是由於他低估了敵情，隻從省糧餉少驚擾部民考慮，伊犁一下，就快速撤軍，僅留下區區五百名士卒，去對付那“素稱狡詐”人心難測的遼闊新域，一旦驍勇多謀、威望頗高的輝特汗阿睦爾撒納作亂興兵，班第等自然是“兵少力弱”，難以支持，所以，乾隆帝才打破慣例，盡量勸慰三人不要輕生，並命令策楞等竭力遣軍前往營救。
乾隆帝剛於十月二十三日下達了諭勸班第勿尋短見待軍營救的諭旨，第二天，二十四日收到了策楞呈述班第、鄂容安自盡，薩喇爾被錫克錫爾格拿獲送往伊犁的奏折，當即降旨，諭令策楞加緊征剿阿巴噶斯、哈丹遊牧，相機前往伊犁。第二年，班第、鄂容安的靈柩運到北京，乾隆帝親臨祭奠，令執倡亂叛酋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尋以班第二人義烈，仍命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建祠於京師，亦命名為雙忠祠，並“圖形紫光閣”。乾隆帝還破例賜鄂容安諡號為“剛烈”，親寫讚文，其中有“用違其才，實予之失”等句，對其之死不勝惋惜，深深引為己咎。
三、英主欠妥庸將誤軍厄魯特大亂。
阿睦爾撒納叛逃，伊犁變起，定北將軍班第、鄂容安死節，使當初反對用兵的王公大臣們又“多疑議”，認為不該派軍往征，乾隆帝嚴厲訓斥了這些庸臣的怯懦無能，幾次下達長諭，講述用兵的必要性及其征討的沿革，痛責“妄生異議者”，堅持平叛的正確立場。他一獲悉亂起之後，立即采取各種措施，調兵遣將，追捕阿睦爾撒納及其搶掠西路台站的黨羽阿巴噶斯弟兄，極力爭取拿獲首犯，平息叛亂，安定厄魯特四部。
此時的形勢，對清政府的平亂是比較有利的。阿睦爾撒納擁眾不過二千餘人，其遊牧已被清軍包圍和降服，其妻、子、女及同母之兄班珠爾亦被押往北京，呼應為亂的僅阿巴噶斯、哈丹及伊犁的克什木等少數宰桑，而四部中的大台吉、大宰桑，大都至熱河避暑山莊朝覲大皇帝，如準部轄眾五六千戶的大台吉噶勒藏多爾濟，和碩特部大台吉沙克都爾曼濟，輝特部大台吉巴雅爾，堅決擁護清朝的杜爾伯特三車淩，以及準部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正在熱河行宮隨侍清帝，領取冠服和賞銀，參加宴會。阿睦爾撒納的繼父之子輝特部大台吉齊木庫爾、普爾普、德濟特、納噶察等，正由喀爾喀親王、參讚大臣額琳沁多爾濟領著，前往熱河入覲。這些台吉、宰桑都表示要效忠於大皇帝，願帶本部人員從征，追捕阿睦爾撒納。齊木庫爾、普爾普等還“不顧弟兄私情”，在變起之前，多次向清朝將軍、大臣密告其弟欲圖謀叛。仍然留在本部的台吉、宰桑，也有不少人是擁護清政府的。
在準部四分五裂、各據一部、從逆之人甚少的形勢下，清軍如果征撫得法，本來是能夠很快擒住阿睦爾撒納平定叛亂的，但是，由於乾隆帝的指揮欠妥和幾位將軍、大臣的軟弱無能，懼敵怯戰，錯過了這一良好時機，延長了用兵的時間，厄魯特四部再起大亂。
乾隆帝多次否定阿睦爾撒納乞當總汗的要求，堅決發兵打壓叛亂，這是十分正確的。但是，他對厄魯特四部的形勢畢竟認識得不夠深刻，在用兵的安排上有著重大的失誤。他在平亂初期，不該過分倚賴準噶爾、輝特人員，繼續實行“以新歸降之厄魯特攻厄魯特”的政策。九月十二日，即知悉阿睦爾撒納反叛消息後的第八天，他特下專詔，封授厄魯特四部的大台吉、宰桑為汗、公、大臣。詔書說：
“準噶爾部落人等，互相殘殺，群遭塗炭，不獲安生。朕統一寰區，不忍坐視，特發兩路大兵進討，各台吉、管理鄂拓克宰桑等，畏威懷德，率屬來歸，從軍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獲達瓦齊，是用廣沛仁恩，酬庸賜爵。準噶爾舊有四衛拉特，今即仍其部落，樹之君長，噶勒藏多爾濟封為綽羅斯汗(即準噶爾部之汗)，車淩封為杜爾伯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封為和碩特汗，巴雅爾封為輝特汗。台吉和通額默根、達瓦、布魯特封為公。……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授為內大臣，辦理圖什墨勒事務，鄂勒哲依仍管喀喇沁鄂拓克，哈薩克錫喇仍管噶勒雜特鄂拓克。……噶勒藏多爾濟等，及管理鄂拓克之宰桑鄂勒哲依等，受朕深恩，其董率所屬，各勤教養，共圖生聚，爾等如恪遵朕訓，自永受無窮之福。欽哉勿怠。”《清高宗實錄》卷496，頁2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