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乘機征準開拓新域(2)
阿睦爾撒納、班珠爾、訥默庫帶兵五千餘名於七月進入邊卡時，即奏準於屬下人內派兵二千三百餘名從征，乾隆帝因而命減少三千五百名喀爾喀兵，留其看守遊牧，隻征調二千五百名。隨後，由於“新降厄魯特等(即阿睦爾撒納等人屬下)，鹹願出力報效”，清廷陸續減兵，原來的一萬綠旗兵減為六千，宣大兩鎮的炮手兵一千盡行裁去。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福建藤牌兵“精悍靈便”，奏請派往西北征剿準部，乾隆帝批示說：“朕此次即滿兵亦不多用，仍以新歸順之厄魯特攻厄魯特耳。”《清高宗實錄》卷470，頁7、19，卷471，頁15，卷473，頁8，卷479，頁11、20.
在“以新歸順之厄魯特攻厄魯特”(簡稱為“以準攻準”)的方針指導下，乾隆帝采取了新的戰術，即主要依靠前鋒(亦稱“哨探兵”)來進行戰爭，征服準部。他於十九年十二月宣布，北路任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西路任永常為定西將軍、薩喇爾為定邊右副將軍，郡王訥默庫、班珠爾為北路參讚大臣，親王車淩、郡王車淩烏巴什、貝勒車淩孟克為西路參讚大臣。西路派兵一萬六千名，其中，選“先進精銳兵五千”，計有車淩、車淩烏巴什的杜爾伯特兵二千、察哈爾兵一千、莊滿兵一千，再派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寧夏滿兵一千，共五千五百名，如戰馬不敷，則裁兵五百。乾隆帝令將這支軍隊交薩喇爾率領，迅速前進，命定西將軍永常帶領少數部隊，在後緩慢尾行，不得急馳。北路前隊(亦稱“哨探兵”)六千，由阿睦爾撒納統率，主要是其來歸的部下，定北將軍班第帶少數兵丁，距前隊十日路程逐漸前行。《清高宗實錄》卷478，頁14，卷479，頁11、14，卷480，頁3，卷482，頁4.由於定西將軍永常於二十年三月初九日即帶綠旗兵與“回兵”(維吾爾族士卒)出發，欲與前隊會合，乾隆帝非常生氣，連降急詔，嚴厲斥責永常辦事“一味草率，其急欲進兵”，是欲與薩喇爾爭功，實屬謬誤，勒令其立即返回肅州，辦理陸續來到肅州的兵丁所需的糧餉馬駝，待“全行妥協”後，才“尾行前進”。《清高宗實錄》卷484，頁15，卷485，頁8.
乾隆帝解釋為什麽要屢降諭旨令班第和永常緩行的原因時說：因為阿睦爾撒納是“準噶爾人眾知名之人，令伊帶哨探兵前行，人多認識，於收服準夷人眾較易”。如將軍、副將軍“合並一處”，“則眾人惟知有將軍，不複更知有副將軍，轉置阿睦爾撒納於無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長，殊於軍行無益”。《清高宗實錄》卷486，頁18、19.
這固然是一種原因，但乾隆帝之所以這樣安排，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因素，那就是把整個征服達瓦齊、統一準部的重擔全部加在阿睦爾撒納以及其他大台吉、大宰桑(如薩喇爾)的身上，徹底實行“以準攻準”政策，讓厄魯特人自相廝殺，清軍將帥卻遠離戰場數百裏，安然觀戰，不冒士卒傷亡或戰敗的危險，而一旦前鋒得勝，直下伊犁，當然要歸功於清軍，歸功於朝廷。這就是為什麽乾隆帝指責永常“急欲進兵”的真實原因。可是，乾隆帝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這種精心安排，竟犯了重大錯誤，嚴重危害了統一準部的偉大事業，為阿睦爾撒納以後的叛亂提供了良好條件。
三、三月下伊犁全準“歸順”。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乾隆帝根據西、北兩路軍營將軍、副將軍班第、永常、阿睦爾撒納、薩喇爾連續寄來的奏疏，諭告軍機大臣說：“看來準噶爾內亂，計窮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令“即揀選精兵數千，於二月中旬奮勇深入”。《清高宗實錄》卷480，頁15.
遵照帝旨，西、北兩路軍立即行動起來。北路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領前隊兵六千名，於二月十二日出發，定北將軍班第帶領察哈爾兵一千五百名，於三月初八日出巴顏珠爾克邊卡前往。西路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領兵五千餘名，於二月二十五日出發。在此前後，達瓦齊不顧清軍征剿的危險，“終日飲酒，事務皆廢”，遣軍往擒額琳沁，兵敗而回，哈薩克軍來攻，“行文各處備兵，兵皆未到”，許多部落被哈薩克兵搶奪。屬下人員，以其自為“台吉以來，無一日安寧”，而“人人嗟怨”。因此，一聽到清朝大皇帝發軍來剿，準噶爾、和碩特、輝特、杜爾伯特等部的台吉、宰桑和部眾，紛紛脫離達瓦齊的統治，爭向大軍投降。二月中下旬兩路副將軍率兵出發以後，進展異常迅速，“各部落望風崩角”，“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競相來歸。《清高宗實錄》卷481，頁21，卷487，頁20、21；《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乾隆帝命視其人口多少、勢力強弱、影響大小，從優封賞，妥善安排。額林哈畢爾噶的宰桑阿巴噶斯、烏勒木濟、哈丹三人率部向阿睦爾撒納降順，又奉命領兵從征，乾隆帝以其係“舊日大宰桑之子孫”，今日“誠心歸順”，封授三人為散秩大臣，賞給孔雀翎，將其部眾專編一支，仍歸三人管轄。《清高宗實錄》卷486，頁3、4.布嚕古特的諾海奇齊等三十餘台吉和業克明安輝特的紮博勒登台吉率部向西路薩喇爾副將軍投降。準噶爾大台吉噶勒藏多爾濟跪聽大皇帝諭其來歸的敕旨後，奏稱己與達瓦齊勢力相等，“不相侵犯”，曾拒絕其讓己備兵一萬的命令，“今聞恩旨，願率屬歸誠”，後並帶兵從征。乾隆帝以其係大台吉，“所屬之人甚眾”，命薩喇爾、三車淩攜旨前往獎諭，封其為綽羅斯汗(即準噶爾汗)。《清高宗實錄》卷485，頁19―24，卷486，頁3、4、8、11，卷472，頁12.這樣一來，各部台吉、宰桑，更是來歸恐後，因此，大軍“師行數千裏，無一人抗顏行者”，僅僅兩個多月，就打到伊犁。《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定邊左副將軍、親王阿睦爾撒納奏章至京，言及大軍於五月初二日進入伊犁，“達瓦齊逋竄遊魂，可計日就縛”。乾隆帝十分高興，立即下諭，再次講述征討準部的必要，數說滿洲王公大臣“意存畏縮”，“懦怯乖張”，強調要遵循“獨運乾綱，主持振作”的家法，諭令群臣要“竭心協誌”，“奮發有為”，並大賞功臣，賜阿睦爾撒納親王雙俸(一般稱其為雙親王)，其護衛官員增加一倍，加賞豹尾槍四杆，其子封為世子。班第、薩喇爾俱晉封一等公，賞四團龍補服、金黃絛朝珠。瑪木特晉三等公，賞二團龍補服。賞車淩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車淩烏巴什、班珠爾、訥默庫俱由郡王晉為親王，車淩孟克貝勒晉郡王。其餘官員兵丁依次議敘賞賜。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獨讚用兵，與帝“協心讚畫”，加恩再授一等公。六月初一日，以平定準噶爾告祭太廟，初七日加上皇太後徽號，頒恩詔，慶賀平準。十三日“回部”霍集斯伯克誘擒達瓦齊，押送於清軍。《清高宗實錄》卷488，頁9―13，卷490，頁2、3、14、17，卷491，頁21，卷499，頁10.至此，厄魯特四部已全部納入清朝版圖，乾隆帝取得了又一輝煌勝利。
關於厄魯特今後的安排，乾隆帝遵循百年以來行之有效的祖製，采取了對待漠南蒙古和漠北喀爾喀四部一樣的辦法，欲將他們編立四部，分設四汗，實行紮薩克製度。明代前期，漠西厄魯特蒙古分為四部，即準噶爾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和土爾扈特部。土爾扈特部於明末遠徙俄國，而強大的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渾台吉和多和沁、博頑克圖汗噶爾丹、渾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爾丹策零等人，則一直是四部的總汗，其他三部的大小台吉皆須聽命於準部之主。乾隆帝認為四部統一於一人之下，總汗勢力過分強大，是造成幾十年來幹戈頻起、西北不安的主要因素，必須改變這種局麵。因此，他很早就提出要“眾建以分其勢”，要將“四衛拉特”“議編四部，分設四汗”。大軍正式出征之前，乾隆帝具體指定了四汗的人選。他諭告軍機大臣說：“準噶爾平定之後，朕意將四衛拉特封為四汗，俾各管其屬，封車淩為杜爾伯特汗、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清高宗實錄》卷481，頁3.至於準噶爾汗，因尚無合適的人選，他隻原則規定要由其舊汗之家族中的大台吉擔任。
對於厄魯特四部，皆按照內紮薩克、喀爾喀四部之例，實行紮薩克製度，編立旗分佐領，每部設立盟長、副將軍各一員，有事向清朝派去的駐紮大臣報告，求其轉奏朝廷。各台吉屬下人員應交貢賦，由各台吉自行辦理，其無台吉之宰桑人等所轄人眾，過去是向達瓦齊繳納貢賦，現由定北將軍班第等酌定其貢賦數目。
在諸事大體就緒後，六月初八日，乾隆帝特對“準噶爾(實指厄魯特四部)全部台吉、宰桑”下達專諭，首先敘述了準部內亂，人民“俱受荼毒”，故派大兵進剿，除暴安民，眾台吉“去逆效順”等情況，接著宣布了對待四部的政策，諭令眾台吉效忠於朝廷，“為天朝臣仆”，共享太平之福。他說：
“今準噶爾全部底定，仍將爾四衛拉特台吉等，施恩封為汗、貝勒、貝子、公爵，令各管轄屬人，安居樂業。爾台吉、宰桑等，俱宜仰體朕一視同仁之意，約束所屬人等，安靜謀生，勿因睚眥小嫌，互相釁，亦毋得將所屬人等殘虐。眾屬人等，亦並遵守條教，畜牧耕種，各勤職業，以共享太平之福，……爾四衛拉特，俱為天朝臣仆……”《清高宗實錄》卷490，頁24、25.
正在朝野上下歡慶勝利的時候，突然北方又起鋒火，清軍不得不再次遠征。
第二節 再征準噶爾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
一、烽火又起“雙親王”反叛。
(一)大皇帝決策失誤輝特汗權勢激增。
乾隆二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在木蘭行圍的乾隆皇帝，忽然聽到陪同阿睦爾撒納入覲的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的使者前來奏報：定邊左副將軍、輝特汗、和碩親王阿睦爾撒納把副將軍印信交與額琳沁多爾濟，托言回其遊牧處治點行裝，讓額琳沁多爾濟先行。第二日，阿睦爾撒納從額爾齊斯地方逃走，“沿途搶掠”，現已派索倫兵二百名、喀爾喀兵一百名前往追逐。《清高宗實錄》卷496，頁4；《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乾隆帝因其奏報“甚屬含糊”，“尚未深信”，諭令再行詳報。初四日又接到莫爾渾的報告：阿睦爾撒納之兄貝勒齊木庫爾、普爾普等，將阿睦爾撒納私遣至遊牧之人拿獲，詢知其告訴遊牧人“先行起程，伊即從阿爾台一路來迎”。乾隆帝諭告軍機大臣：阿睦爾撒納“種種逆跡，俱已敗露”，齊木庫爾等能“不顧弟兄私情”，擒捉來人，“深明大義，實可嘉予”，待拿獲阿睦爾撒納後，即將其戶口產業賞與其兄。《清高宗實錄》卷496，頁5、6.
為什麽蒙帝厚恩榮為輝特汗與和碩親王，尊為定邊左副將軍的阿睦爾撒納，不願到熱河避暑山莊去朝覲大皇帝？為什麽這位一年以前率部二萬餘人長途跋涉自動降清的大台吉，要潛行逃走和起兵反叛？在這個問題上乾隆帝有無失誤之處？剖析這一階段的曆史事實，使人們能夠正確地解答這些重要問題。原來，阿睦爾撒納的出走和作亂，並不是一種偶然行為，而是有著特定的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
阿睦爾撒納驍勇機智，人多勢強，早就想取代達瓦齊成為厄魯特四部的總汗，但是，幾經鏖戰，接連失利，敗於達瓦齊之手下，無可奈何，才逃入邊卡，歸順於“天朝大皇帝”，暫時找一棲身之處。可是，他並未完全放棄獨主準部的強烈願望，時時刻刻都在尋找機會。他很清楚，自己力量太弱，加上同父異母之兄班珠爾和內弟訥默庫，不過隻有敗殘士卒五千餘名，單靠這支部隊，是無法打敗達瓦齊返回故部的，更不用說去奪取渾台吉(即四部總汗)的寶座了。當時隻有清朝大皇帝才能對付達瓦齊，因此，阿睦爾撒納把實現自己目標的希望寄托在乾隆皇帝身上，盡量爭取博得皇上的歡心。他主要在兩個問題上取得了清帝的信任。一是剛入邊卡就奏請率領屬下從征，並進獻炮九位，此後，多次要求領部廝殺，為大皇帝效勞。二是他選準了用兵的最好時間。先前，乾隆帝選定於二十年秋季進軍，因為這時塞外草密水足，戰馬肥壯，利於奔馳。阿睦爾撒納卻提出，正因為秋高草茂，“我馬肥，彼馬亦肥”，開戰以後，敵軍容易逃竄。而且，秋季時間不長，冬天很快就要到來，那時大雪封路，氣候寒冷，草枯水凍，大軍無法久駐，隻有撤兵，達瓦齊就會重返故地。清軍是離境數千裏外作戰，供應太困難，要將米一石運到前線，往往需花十幾石甚至幾十石米的成本，士卒又水土不和，易患疾病。因此，清軍利於速決戰，希望一次就解決問題，不利於持久戰，更害怕反複交鋒，年年都要進軍，哪一次也不能徹底取勝征服準部。阿睦爾撒納建議於春季出征，此時，春草尚未長出，達瓦齊部“馬畜疲乏”，“不能抗拒”，又未想到清軍會於春月進攻，沒有準備，“且不能遠遁，可一戰擒之，無後患”。後來實踐證明，這一建議是十分正確的，準部人員“皆言大兵前來，須待明年草青”，估計清軍“於出青前，斷不能進”，因而沒有防備，為清軍的迅速進展敞開了方便之門。《清高宗實錄》卷479，頁20，卷480，頁12；《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因此，阿睦爾撒納很快就成為大皇帝寵信和倚任之人。
對於阿睦爾撒納的來歸，一些滿洲大臣持有懷疑態度。在北路軍營辦事的戶部尚書舒赫德和定邊左副將軍、二等公策楞，很早就建議將阿睦爾撒納及其土卒留在軍營待命從征，其老少子女俱移往數千裏外戈壁以南之蘇尼特與四子部落接壤地方。這樣辦的理由是，如安插在烏裏雅蘇台附近地方，則軍營糧餉馬匹軍器牲畜，俱在周圍，又係通往準部的大路，恐他們將明春進兵之事向準噶爾人泄漏，而且，兩萬餘人需食用大量牛羊米糧，喀爾喀地方無法供應。
話雖然說得比較婉轉，實際上卻表明了策楞、舒赫德對阿睦爾撒納抱有強烈戒心，不相信其係真心投誠。可是，乾隆帝卻是另外一種態度，他相信阿睦爾撒納是誠心歸順，把平準的希望寄托於這位準部大台吉身上，“欲倚阿睦爾撒納擒達瓦齊”，因此，他見到策楞的奏章後十分生氣，立即嚴辭痛斥，指責他們“辦理此事，甚屬錯謬”，“必欲壞國家大事”，“不知是何居心，乖張謬戾，實為朕所不料”。他著重指出，策楞、舒赫德將“遠方歸順之人”，離散其父母妻室兒女，分居於數千裏以外，降人必“生疑懼”，“不知將伊眷屬作何發落”，“倘或心生怨望，激發事端”，就難以處置了。他憤怒宣布，將二人革職，“著以閑散在參讚上效力贖罪”，所有家產全部籍沒，策楞之子特通額、舒赫德之子舒常革職，發往黑龍江披甲當兵，二人在京諸子，俱拿交刑部，“以為大員負恩者戒”。《清高宗實錄》卷469，頁22、23；《清文稿》卷313，《舒赫德傳》。
乾隆帝對策楞、舒赫德二人如此不講道理的訓斥和嚴厲處罰，給予群臣一個十分清楚的信號，明白無誤地告訴文武官員，他一定要重用和依靠阿睦爾撒納，來征討達瓦齊平定準部，不許臣子對此懷疑，誰若膽敢反對或阻撓，就要受到嚴懲。
乾隆帝這樣做，是又一嚴重失誤。他對阿睦爾撒納本來就所知甚少，此時這位敗下陣來的準部大台吉還未入覲，未睹龍顏，大皇帝怎能對這未曾相見的台吉如此輕信無疑？怎能全盤否定身在軍營親理軍務的將軍、尚書的意見？而且退一步說，就算二人考慮不周，安排欠妥，也不應大發雷霆，濫施帝威，搞得群臣人人自危，不敢涉及此事。這樣一來，阻塞了言路，封鎖了軍情，使乾隆帝不能全麵了解阿睦爾撒納的為人，妨礙了他及時識透這位台吉的真麵目，而一味予以偏袒、讚揚和重用，阿睦爾撒納卻不失時機地緊緊抓住了乾隆帝的弱點，對其失誤作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阿睦爾撒納的一大成功，是利用大皇帝錯誤的用兵部署，掌握了北路軍權。乾隆帝因阿睦爾撒納等人提供的情況和建議，而對用兵方案作了重大修改，從以滿、蒙兵士為主，改為“以準攻準”，委任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帶領北路“前隊”六千人(主要係其部眾)進攻，命令號稱為主帥的定北將軍班第帶領少量士卒相距前隊十日路程尾行，以樹立副將軍的威信。班第最初帶察哈爾兵一千五百名出發，後隻領六百名前行。阿睦爾撒納利用乾隆帝的這一差錯，“建其舊纛前進”，沿途發號施令，招納降人，實際上掌握了北路用兵大權。
阿睦爾撒納憑仗乾隆帝的寵信、厚待與手中的權力，急劇擴大個人勢力。他搶掠各部人口，收納降人，屬員迅速增加。十九年七月入邊卡時，他和班珠爾、訥默庫統領的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人員，一共才四千戶，而進軍以後，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他自己的屬人就增到五千餘戶。他大量劫奪財畜，僅從達瓦齊的遊牧，就掠取馬、駝各一千餘匹(頭)，羊兩萬餘隻。他誣蔑和碩特部大台吉沙克都爾曼濟叛逆，實即欲圖排斥異己，兼並鄰部，徹底掃除完全統治和碩特部的障礙。
阿睦爾撒納盡力提高自己的威信，擴大個人勢力，貶低大皇帝和清軍的作用。他宣揚自己軍功卓著，下伊犁，檄令回部霍集斯擒送達瓦齊，皆其之力，並一再“妄自誇張，謂來歸之眾，俱係向伊投誠”。他不穿清朝官服，不佩禦賜黃帶翎頂，不用清朝副將軍印，而私用達瓦齊所用的“渾台吉”菊形小紅印章，“移檄各部落”，隱瞞降清之事，“不將已經內附受恩之處，告訴厄魯特人眾”，而“以總汗自處”，“言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他“擅誅殺擄掠”，殘酷虐待不聽命於己的“宰桑等大員，抄沒家產”，“凡有仇隙者，任意殺害”。他排斥主帥定北將軍班第，不讓其知道，便借口防禦哈薩克、布魯特，“私用圖記，調兵九千”。他竭力拉攏喇嘛，“送銀與喇嘛熬茶”，聲稱“將來統據準噶爾之後，當即善為照看”。在與鄰部的交往中，他也諱言投降清政府蒙受厚恩為帝臣僚的事實，而以厄魯特四部總汗自居。他行文哈薩克首領時，“隱諱投降受恩之事”，僅說是“借兵報仇”，“總統準部”。《清高宗實錄》卷491，頁14、15、16、21、23，卷492，頁14，卷493，頁14―16；《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經過幾個月緊張活動，阿睦爾撒納的軍事力量大為增強，網羅了一批黨羽，又得到伊犁喇嘛的大力支持，因此他就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要當厄魯特四部的總汗。
(二)求當總汗未遂阿睦爾撒納作亂。
乾隆二十年五月，阿睦爾撒納秘密會見清定北將軍班第，進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談判。他首先提出，若以噶勒藏多爾濟為綽羅斯汗(即準噶爾汗)，“眾心不服”，不如待事定以後，召集各宰桑得木齊等，廣為谘詢，於噶爾丹策零的親戚中，“不論何姓”，“擇眾心悅服能禦哈薩克、布魯特者，公同保奏，俾領其眾，則輿情既協，亦可永遠寧”。《清高宗實錄》卷489，頁28.阿睦爾撒納對噶勒藏多爾濟被封為準噶爾汗之否定，以及其對新汗所舉三個必具的條件，理由是很不充分的。第一，既然是要冊封準噶爾部的新汗，那麽，這個候封的台吉必須首先是準部之人，而且還應是被清政府承認的渾台吉的家族，怎能說是“不論何姓”皆可充當！早在進軍之前，乾隆帝即已宣布要在噶爾丹策零家族中選擇合適之人封為準噶爾部的新汗，而噶勒藏多爾濟既與噶爾丹策零皆係巴圖爾渾台吉的曾孫，又擁有大量人畜，是準部之中一位人多勢強的大台吉，完全符合清帝所言的條件，為什麽不能受封？
第二，阿睦爾撒納雖然沒有直截了當地說他要當新的準部之汗，可是按其所提三個條件來挑選，其他人都難入選，隻有他最合適，因為，隻有他才為“眾心悅服”，隻有他才有力量防禦哈薩克與布魯特，而且，他還是噶爾丹策零的親戚，他的母親是噶爾丹策零的妹妹。由此可見，所謂噶勒藏多爾濟不為眾人信服，所謂不論外姓等三個條件，皆是借口之詞，其真實含義是要求封阿睦爾撒納為準部新汗。
對這種含義，三朝為官，曆任理藩院侍郎、兵部尚書、都統、巡撫的定北將軍班第，不會不明白，但他卻堅決反對這一要求，告訴阿睦爾撒納說：遵奉聖旨，四衛拉特各封一汗，“令自管轄”，如果另選外姓之人，不僅違背了聖意，“即準噶爾眾心，亦豈允服”。②《清高宗實錄》卷489，頁28，29.班第的話不多，卻很有分量。他把當時最有權威、最有力量、最厲害的法寶――聖旨，搬了出來。按照國法，任何人，不管是平民百姓，還是文武大員，甚至貴如王爺，都是大皇帝的臣仆和子民，都得聽從帝命服從聖旨，不得有半點違抗。四部各封一汗，準噶爾汗封授予噶勒藏多爾濟，這是聖旨所定，必須照辦，如要“另選別姓”(包括阿睦爾撒納本人)，就是抗旨，就違背了聖意。這個罪名可擔當不起。班第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拿出“準噶爾眾心”不服，來回敬阿睦爾撒納，暗示說，你這位輝特部台吉如果要當準噶爾汗和總汗，四部人員是不會“允服”的。
阿睦爾撒納雖然碰了一個大釘子，但話已出口，勢難收回，何況清政府很快就要向厄魯特四部公開宣布分封四汗之事，那時就難以扭轉了。因此他又對班第講了下述一段話：
在“以新歸順之厄魯特攻厄魯特”(簡稱為“以準攻準”)的方針指導下，乾隆帝采取了新的戰術，即主要依靠前鋒(亦稱“哨探兵”)來進行戰爭，征服準部。他於十九年十二月宣布，北路任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西路任永常為定西將軍、薩喇爾為定邊右副將軍，郡王訥默庫、班珠爾為北路參讚大臣，親王車淩、郡王車淩烏巴什、貝勒車淩孟克為西路參讚大臣。西路派兵一萬六千名，其中，選“先進精銳兵五千”，計有車淩、車淩烏巴什的杜爾伯特兵二千、察哈爾兵一千、莊滿兵一千，再派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寧夏滿兵一千，共五千五百名，如戰馬不敷，則裁兵五百。乾隆帝令將這支軍隊交薩喇爾率領，迅速前進，命定西將軍永常帶領少數部隊，在後緩慢尾行，不得急馳。北路前隊(亦稱“哨探兵”)六千，由阿睦爾撒納統率，主要是其來歸的部下，定北將軍班第帶少數兵丁，距前隊十日路程逐漸前行。《清高宗實錄》卷478，頁14，卷479，頁11、14，卷480，頁3，卷482，頁4.由於定西將軍永常於二十年三月初九日即帶綠旗兵與“回兵”(維吾爾族士卒)出發，欲與前隊會合，乾隆帝非常生氣，連降急詔，嚴厲斥責永常辦事“一味草率，其急欲進兵”，是欲與薩喇爾爭功，實屬謬誤，勒令其立即返回肅州，辦理陸續來到肅州的兵丁所需的糧餉馬駝，待“全行妥協”後，才“尾行前進”。《清高宗實錄》卷484，頁15，卷485，頁8.
乾隆帝解釋為什麽要屢降諭旨令班第和永常緩行的原因時說：因為阿睦爾撒納是“準噶爾人眾知名之人，令伊帶哨探兵前行，人多認識，於收服準夷人眾較易”。如將軍、副將軍“合並一處”，“則眾人惟知有將軍，不複更知有副將軍，轉置阿睦爾撒納於無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長，殊於軍行無益”。《清高宗實錄》卷486，頁18、19.
這固然是一種原因，但乾隆帝之所以這樣安排，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因素，那就是把整個征服達瓦齊、統一準部的重擔全部加在阿睦爾撒納以及其他大台吉、大宰桑(如薩喇爾)的身上，徹底實行“以準攻準”政策，讓厄魯特人自相廝殺，清軍將帥卻遠離戰場數百裏，安然觀戰，不冒士卒傷亡或戰敗的危險，而一旦前鋒得勝，直下伊犁，當然要歸功於清軍，歸功於朝廷。這就是為什麽乾隆帝指責永常“急欲進兵”的真實原因。可是，乾隆帝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這種精心安排，竟犯了重大錯誤，嚴重危害了統一準部的偉大事業，為阿睦爾撒納以後的叛亂提供了良好條件。
三、三月下伊犁全準“歸順”。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乾隆帝根據西、北兩路軍營將軍、副將軍班第、永常、阿睦爾撒納、薩喇爾連續寄來的奏疏，諭告軍機大臣說：“看來準噶爾內亂，計窮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令“即揀選精兵數千，於二月中旬奮勇深入”。《清高宗實錄》卷480，頁15.
遵照帝旨，西、北兩路軍立即行動起來。北路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領前隊兵六千名，於二月十二日出發，定北將軍班第帶領察哈爾兵一千五百名，於三月初八日出巴顏珠爾克邊卡前往。西路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領兵五千餘名，於二月二十五日出發。在此前後，達瓦齊不顧清軍征剿的危險，“終日飲酒，事務皆廢”，遣軍往擒額琳沁，兵敗而回，哈薩克軍來攻，“行文各處備兵，兵皆未到”，許多部落被哈薩克兵搶奪。屬下人員，以其自為“台吉以來，無一日安寧”，而“人人嗟怨”。因此，一聽到清朝大皇帝發軍來剿，準噶爾、和碩特、輝特、杜爾伯特等部的台吉、宰桑和部眾，紛紛脫離達瓦齊的統治，爭向大軍投降。二月中下旬兩路副將軍率兵出發以後，進展異常迅速，“各部落望風崩角”，“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競相來歸。《清高宗實錄》卷481，頁21，卷487，頁20、21；《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乾隆帝命視其人口多少、勢力強弱、影響大小，從優封賞，妥善安排。額林哈畢爾噶的宰桑阿巴噶斯、烏勒木濟、哈丹三人率部向阿睦爾撒納降順，又奉命領兵從征，乾隆帝以其係“舊日大宰桑之子孫”，今日“誠心歸順”，封授三人為散秩大臣，賞給孔雀翎，將其部眾專編一支，仍歸三人管轄。《清高宗實錄》卷486，頁3、4.布嚕古特的諾海奇齊等三十餘台吉和業克明安輝特的紮博勒登台吉率部向西路薩喇爾副將軍投降。準噶爾大台吉噶勒藏多爾濟跪聽大皇帝諭其來歸的敕旨後，奏稱己與達瓦齊勢力相等，“不相侵犯”，曾拒絕其讓己備兵一萬的命令，“今聞恩旨，願率屬歸誠”，後並帶兵從征。乾隆帝以其係大台吉，“所屬之人甚眾”，命薩喇爾、三車淩攜旨前往獎諭，封其為綽羅斯汗(即準噶爾汗)。《清高宗實錄》卷485，頁19―24，卷486，頁3、4、8、11，卷472，頁12.這樣一來，各部台吉、宰桑，更是來歸恐後，因此，大軍“師行數千裏，無一人抗顏行者”，僅僅兩個多月，就打到伊犁。《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定邊左副將軍、親王阿睦爾撒納奏章至京，言及大軍於五月初二日進入伊犁，“達瓦齊逋竄遊魂，可計日就縛”。乾隆帝十分高興，立即下諭，再次講述征討準部的必要，數說滿洲王公大臣“意存畏縮”，“懦怯乖張”，強調要遵循“獨運乾綱，主持振作”的家法，諭令群臣要“竭心協誌”，“奮發有為”，並大賞功臣，賜阿睦爾撒納親王雙俸(一般稱其為雙親王)，其護衛官員增加一倍，加賞豹尾槍四杆，其子封為世子。班第、薩喇爾俱晉封一等公，賞四團龍補服、金黃絛朝珠。瑪木特晉三等公，賞二團龍補服。賞車淩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車淩烏巴什、班珠爾、訥默庫俱由郡王晉為親王，車淩孟克貝勒晉郡王。其餘官員兵丁依次議敘賞賜。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獨讚用兵，與帝“協心讚畫”，加恩再授一等公。六月初一日，以平定準噶爾告祭太廟，初七日加上皇太後徽號，頒恩詔，慶賀平準。十三日“回部”霍集斯伯克誘擒達瓦齊，押送於清軍。《清高宗實錄》卷488，頁9―13，卷490，頁2、3、14、17，卷491，頁21，卷499，頁10.至此，厄魯特四部已全部納入清朝版圖，乾隆帝取得了又一輝煌勝利。
關於厄魯特今後的安排，乾隆帝遵循百年以來行之有效的祖製，采取了對待漠南蒙古和漠北喀爾喀四部一樣的辦法，欲將他們編立四部，分設四汗，實行紮薩克製度。明代前期，漠西厄魯特蒙古分為四部，即準噶爾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和土爾扈特部。土爾扈特部於明末遠徙俄國，而強大的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渾台吉和多和沁、博頑克圖汗噶爾丹、渾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爾丹策零等人，則一直是四部的總汗，其他三部的大小台吉皆須聽命於準部之主。乾隆帝認為四部統一於一人之下，總汗勢力過分強大，是造成幾十年來幹戈頻起、西北不安的主要因素，必須改變這種局麵。因此，他很早就提出要“眾建以分其勢”，要將“四衛拉特”“議編四部，分設四汗”。大軍正式出征之前，乾隆帝具體指定了四汗的人選。他諭告軍機大臣說：“準噶爾平定之後，朕意將四衛拉特封為四汗，俾各管其屬，封車淩為杜爾伯特汗、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清高宗實錄》卷481，頁3.至於準噶爾汗，因尚無合適的人選，他隻原則規定要由其舊汗之家族中的大台吉擔任。
對於厄魯特四部，皆按照內紮薩克、喀爾喀四部之例，實行紮薩克製度，編立旗分佐領，每部設立盟長、副將軍各一員，有事向清朝派去的駐紮大臣報告，求其轉奏朝廷。各台吉屬下人員應交貢賦，由各台吉自行辦理，其無台吉之宰桑人等所轄人眾，過去是向達瓦齊繳納貢賦，現由定北將軍班第等酌定其貢賦數目。
在諸事大體就緒後，六月初八日，乾隆帝特對“準噶爾(實指厄魯特四部)全部台吉、宰桑”下達專諭，首先敘述了準部內亂，人民“俱受荼毒”，故派大兵進剿，除暴安民，眾台吉“去逆效順”等情況，接著宣布了對待四部的政策，諭令眾台吉效忠於朝廷，“為天朝臣仆”，共享太平之福。他說：
“今準噶爾全部底定，仍將爾四衛拉特台吉等，施恩封為汗、貝勒、貝子、公爵，令各管轄屬人，安居樂業。爾台吉、宰桑等，俱宜仰體朕一視同仁之意，約束所屬人等，安靜謀生，勿因睚眥小嫌，互相釁，亦毋得將所屬人等殘虐。眾屬人等，亦並遵守條教，畜牧耕種，各勤職業，以共享太平之福，……爾四衛拉特，俱為天朝臣仆……”《清高宗實錄》卷490，頁24、25.
正在朝野上下歡慶勝利的時候，突然北方又起鋒火，清軍不得不再次遠征。
第二節 再征準噶爾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
一、烽火又起“雙親王”反叛。
(一)大皇帝決策失誤輝特汗權勢激增。
乾隆二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在木蘭行圍的乾隆皇帝，忽然聽到陪同阿睦爾撒納入覲的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的使者前來奏報：定邊左副將軍、輝特汗、和碩親王阿睦爾撒納把副將軍印信交與額琳沁多爾濟，托言回其遊牧處治點行裝，讓額琳沁多爾濟先行。第二日，阿睦爾撒納從額爾齊斯地方逃走，“沿途搶掠”，現已派索倫兵二百名、喀爾喀兵一百名前往追逐。《清高宗實錄》卷496，頁4；《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乾隆帝因其奏報“甚屬含糊”，“尚未深信”，諭令再行詳報。初四日又接到莫爾渾的報告：阿睦爾撒納之兄貝勒齊木庫爾、普爾普等，將阿睦爾撒納私遣至遊牧之人拿獲，詢知其告訴遊牧人“先行起程，伊即從阿爾台一路來迎”。乾隆帝諭告軍機大臣：阿睦爾撒納“種種逆跡，俱已敗露”，齊木庫爾等能“不顧弟兄私情”，擒捉來人，“深明大義，實可嘉予”，待拿獲阿睦爾撒納後，即將其戶口產業賞與其兄。《清高宗實錄》卷496，頁5、6.
為什麽蒙帝厚恩榮為輝特汗與和碩親王，尊為定邊左副將軍的阿睦爾撒納，不願到熱河避暑山莊去朝覲大皇帝？為什麽這位一年以前率部二萬餘人長途跋涉自動降清的大台吉，要潛行逃走和起兵反叛？在這個問題上乾隆帝有無失誤之處？剖析這一階段的曆史事實，使人們能夠正確地解答這些重要問題。原來，阿睦爾撒納的出走和作亂，並不是一種偶然行為，而是有著特定的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
阿睦爾撒納驍勇機智，人多勢強，早就想取代達瓦齊成為厄魯特四部的總汗，但是，幾經鏖戰，接連失利，敗於達瓦齊之手下，無可奈何，才逃入邊卡，歸順於“天朝大皇帝”，暫時找一棲身之處。可是，他並未完全放棄獨主準部的強烈願望，時時刻刻都在尋找機會。他很清楚，自己力量太弱，加上同父異母之兄班珠爾和內弟訥默庫，不過隻有敗殘士卒五千餘名，單靠這支部隊，是無法打敗達瓦齊返回故部的，更不用說去奪取渾台吉(即四部總汗)的寶座了。當時隻有清朝大皇帝才能對付達瓦齊，因此，阿睦爾撒納把實現自己目標的希望寄托在乾隆皇帝身上，盡量爭取博得皇上的歡心。他主要在兩個問題上取得了清帝的信任。一是剛入邊卡就奏請率領屬下從征，並進獻炮九位，此後，多次要求領部廝殺，為大皇帝效勞。二是他選準了用兵的最好時間。先前，乾隆帝選定於二十年秋季進軍，因為這時塞外草密水足，戰馬肥壯，利於奔馳。阿睦爾撒納卻提出，正因為秋高草茂，“我馬肥，彼馬亦肥”，開戰以後，敵軍容易逃竄。而且，秋季時間不長，冬天很快就要到來，那時大雪封路，氣候寒冷，草枯水凍，大軍無法久駐，隻有撤兵，達瓦齊就會重返故地。清軍是離境數千裏外作戰，供應太困難，要將米一石運到前線，往往需花十幾石甚至幾十石米的成本，士卒又水土不和，易患疾病。因此，清軍利於速決戰，希望一次就解決問題，不利於持久戰，更害怕反複交鋒，年年都要進軍，哪一次也不能徹底取勝征服準部。阿睦爾撒納建議於春季出征，此時，春草尚未長出，達瓦齊部“馬畜疲乏”，“不能抗拒”，又未想到清軍會於春月進攻，沒有準備，“且不能遠遁，可一戰擒之，無後患”。後來實踐證明，這一建議是十分正確的，準部人員“皆言大兵前來，須待明年草青”，估計清軍“於出青前，斷不能進”，因而沒有防備，為清軍的迅速進展敞開了方便之門。《清高宗實錄》卷479，頁20，卷480，頁12；《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因此，阿睦爾撒納很快就成為大皇帝寵信和倚任之人。
對於阿睦爾撒納的來歸，一些滿洲大臣持有懷疑態度。在北路軍營辦事的戶部尚書舒赫德和定邊左副將軍、二等公策楞，很早就建議將阿睦爾撒納及其土卒留在軍營待命從征，其老少子女俱移往數千裏外戈壁以南之蘇尼特與四子部落接壤地方。這樣辦的理由是，如安插在烏裏雅蘇台附近地方，則軍營糧餉馬匹軍器牲畜，俱在周圍，又係通往準部的大路，恐他們將明春進兵之事向準噶爾人泄漏，而且，兩萬餘人需食用大量牛羊米糧，喀爾喀地方無法供應。
話雖然說得比較婉轉，實際上卻表明了策楞、舒赫德對阿睦爾撒納抱有強烈戒心，不相信其係真心投誠。可是，乾隆帝卻是另外一種態度，他相信阿睦爾撒納是誠心歸順，把平準的希望寄托於這位準部大台吉身上，“欲倚阿睦爾撒納擒達瓦齊”，因此，他見到策楞的奏章後十分生氣，立即嚴辭痛斥，指責他們“辦理此事，甚屬錯謬”，“必欲壞國家大事”，“不知是何居心，乖張謬戾，實為朕所不料”。他著重指出，策楞、舒赫德將“遠方歸順之人”，離散其父母妻室兒女，分居於數千裏以外，降人必“生疑懼”，“不知將伊眷屬作何發落”，“倘或心生怨望，激發事端”，就難以處置了。他憤怒宣布，將二人革職，“著以閑散在參讚上效力贖罪”，所有家產全部籍沒，策楞之子特通額、舒赫德之子舒常革職，發往黑龍江披甲當兵，二人在京諸子，俱拿交刑部，“以為大員負恩者戒”。《清高宗實錄》卷469，頁22、23；《清文稿》卷313，《舒赫德傳》。
乾隆帝對策楞、舒赫德二人如此不講道理的訓斥和嚴厲處罰，給予群臣一個十分清楚的信號，明白無誤地告訴文武官員，他一定要重用和依靠阿睦爾撒納，來征討達瓦齊平定準部，不許臣子對此懷疑，誰若膽敢反對或阻撓，就要受到嚴懲。
乾隆帝這樣做，是又一嚴重失誤。他對阿睦爾撒納本來就所知甚少，此時這位敗下陣來的準部大台吉還未入覲，未睹龍顏，大皇帝怎能對這未曾相見的台吉如此輕信無疑？怎能全盤否定身在軍營親理軍務的將軍、尚書的意見？而且退一步說，就算二人考慮不周，安排欠妥，也不應大發雷霆，濫施帝威，搞得群臣人人自危，不敢涉及此事。這樣一來，阻塞了言路，封鎖了軍情，使乾隆帝不能全麵了解阿睦爾撒納的為人，妨礙了他及時識透這位台吉的真麵目，而一味予以偏袒、讚揚和重用，阿睦爾撒納卻不失時機地緊緊抓住了乾隆帝的弱點，對其失誤作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阿睦爾撒納的一大成功，是利用大皇帝錯誤的用兵部署，掌握了北路軍權。乾隆帝因阿睦爾撒納等人提供的情況和建議，而對用兵方案作了重大修改，從以滿、蒙兵士為主，改為“以準攻準”，委任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帶領北路“前隊”六千人(主要係其部眾)進攻，命令號稱為主帥的定北將軍班第帶領少量士卒相距前隊十日路程尾行，以樹立副將軍的威信。班第最初帶察哈爾兵一千五百名出發，後隻領六百名前行。阿睦爾撒納利用乾隆帝的這一差錯，“建其舊纛前進”，沿途發號施令，招納降人，實際上掌握了北路用兵大權。
阿睦爾撒納憑仗乾隆帝的寵信、厚待與手中的權力，急劇擴大個人勢力。他搶掠各部人口，收納降人，屬員迅速增加。十九年七月入邊卡時，他和班珠爾、訥默庫統領的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人員，一共才四千戶，而進軍以後，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他自己的屬人就增到五千餘戶。他大量劫奪財畜，僅從達瓦齊的遊牧，就掠取馬、駝各一千餘匹(頭)，羊兩萬餘隻。他誣蔑和碩特部大台吉沙克都爾曼濟叛逆，實即欲圖排斥異己，兼並鄰部，徹底掃除完全統治和碩特部的障礙。
阿睦爾撒納盡力提高自己的威信，擴大個人勢力，貶低大皇帝和清軍的作用。他宣揚自己軍功卓著，下伊犁，檄令回部霍集斯擒送達瓦齊，皆其之力，並一再“妄自誇張，謂來歸之眾，俱係向伊投誠”。他不穿清朝官服，不佩禦賜黃帶翎頂，不用清朝副將軍印，而私用達瓦齊所用的“渾台吉”菊形小紅印章，“移檄各部落”，隱瞞降清之事，“不將已經內附受恩之處，告訴厄魯特人眾”，而“以總汗自處”，“言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他“擅誅殺擄掠”，殘酷虐待不聽命於己的“宰桑等大員，抄沒家產”，“凡有仇隙者，任意殺害”。他排斥主帥定北將軍班第，不讓其知道，便借口防禦哈薩克、布魯特，“私用圖記，調兵九千”。他竭力拉攏喇嘛，“送銀與喇嘛熬茶”，聲稱“將來統據準噶爾之後，當即善為照看”。在與鄰部的交往中，他也諱言投降清政府蒙受厚恩為帝臣僚的事實，而以厄魯特四部總汗自居。他行文哈薩克首領時，“隱諱投降受恩之事”，僅說是“借兵報仇”，“總統準部”。《清高宗實錄》卷491，頁14、15、16、21、23，卷492，頁14，卷493，頁14―16；《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經過幾個月緊張活動，阿睦爾撒納的軍事力量大為增強，網羅了一批黨羽，又得到伊犁喇嘛的大力支持，因此他就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要當厄魯特四部的總汗。
(二)求當總汗未遂阿睦爾撒納作亂。
乾隆二十年五月，阿睦爾撒納秘密會見清定北將軍班第，進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談判。他首先提出，若以噶勒藏多爾濟為綽羅斯汗(即準噶爾汗)，“眾心不服”，不如待事定以後，召集各宰桑得木齊等，廣為谘詢，於噶爾丹策零的親戚中，“不論何姓”，“擇眾心悅服能禦哈薩克、布魯特者，公同保奏，俾領其眾，則輿情既協，亦可永遠寧”。《清高宗實錄》卷489，頁28.阿睦爾撒納對噶勒藏多爾濟被封為準噶爾汗之否定，以及其對新汗所舉三個必具的條件，理由是很不充分的。第一，既然是要冊封準噶爾部的新汗，那麽，這個候封的台吉必須首先是準部之人，而且還應是被清政府承認的渾台吉的家族，怎能說是“不論何姓”皆可充當！早在進軍之前，乾隆帝即已宣布要在噶爾丹策零家族中選擇合適之人封為準噶爾部的新汗，而噶勒藏多爾濟既與噶爾丹策零皆係巴圖爾渾台吉的曾孫，又擁有大量人畜，是準部之中一位人多勢強的大台吉，完全符合清帝所言的條件，為什麽不能受封？
第二，阿睦爾撒納雖然沒有直截了當地說他要當新的準部之汗，可是按其所提三個條件來挑選，其他人都難入選，隻有他最合適，因為，隻有他才為“眾心悅服”，隻有他才有力量防禦哈薩克與布魯特，而且，他還是噶爾丹策零的親戚，他的母親是噶爾丹策零的妹妹。由此可見，所謂噶勒藏多爾濟不為眾人信服，所謂不論外姓等三個條件，皆是借口之詞，其真實含義是要求封阿睦爾撒納為準部新汗。
對這種含義，三朝為官，曆任理藩院侍郎、兵部尚書、都統、巡撫的定北將軍班第，不會不明白，但他卻堅決反對這一要求，告訴阿睦爾撒納說：遵奉聖旨，四衛拉特各封一汗，“令自管轄”，如果另選外姓之人，不僅違背了聖意，“即準噶爾眾心，亦豈允服”。②《清高宗實錄》卷489，頁28，29.班第的話不多，卻很有分量。他把當時最有權威、最有力量、最厲害的法寶――聖旨，搬了出來。按照國法，任何人，不管是平民百姓，還是文武大員，甚至貴如王爺，都是大皇帝的臣仆和子民，都得聽從帝命服從聖旨，不得有半點違抗。四部各封一汗，準噶爾汗封授予噶勒藏多爾濟，這是聖旨所定，必須照辦，如要“另選別姓”(包括阿睦爾撒納本人)，就是抗旨，就違背了聖意。這個罪名可擔當不起。班第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拿出“準噶爾眾心”不服，來回敬阿睦爾撒納，暗示說，你這位輝特部台吉如果要當準噶爾汗和總汗，四部人員是不會“允服”的。
阿睦爾撒納雖然碰了一個大釘子，但話已出口，勢難收回，何況清政府很快就要向厄魯特四部公開宣布分封四汗之事，那時就難以扭轉了。因此他又對班第講了下述一段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