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乘機征準開拓新域(1)
第一節一征準部生擒達瓦齊。
一、力排眾議定用兵。
(一)準部內亂三車淩來歸。
乾隆十八年十月，清定邊左副將軍、蒙古喀爾喀賽音諾顏部紮薩克、和碩親王成袞紮布，在塔密爾軍營裏，聽到哨探稟報，杜爾伯特大台吉車淩、車淩烏巴什、車淩孟克(通稱三車淩)遣使巴顏克什克等前來，呈述準部內亂，征戰不停，要求歸順，部眾三千餘戶在額克阿喇勒待命。成袞紮布立遣守汛將士往偵。因準部首領一向善用計謀，他懷疑車淩之來有詐，恐其借此率兵入侵，便調遣軍營的喀爾喀士卒，嚴加防範，並派使者飛速奏報朝廷。
乾隆皇帝閱完報告後，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諭告軍機大臣：
“朕觀車淩等來降，似非叵測，何也？達瓦齊與訥默庫濟爾噶爾兵不已，俱令車淩等相助，兩家勝敗既難預定，即幸而所從者勝，亦仍受其約束，自不若歸降大國，冀得安生。伊等既經來至邊卡，將情事實告，應即令其入內休息。可速傳諭成袞紮布，即遣軍營明白曆練大員，前往曉諭，告以爾等率眾投誠，業經奏聞大皇帝，大皇帝念爾等俱準噶爾台吉大員，輸誠向化，甚可嘉憫，今所駐額克阿喇勒，乃我邊卡外地，倘有追兵至此，未便應援，或有所失，朕心深為不忍，即可移入卡內駐紮。……從前準噶爾台吉阿喇布坦、丹濟拉等投誠，俱封以顯爵，優加賞賚，其宰桑及部落人等，皆授官分產，至今安居樂業。伊等入見後，朕自格外加恩，此時先令成袞紮布動用官項牛羊，賞給伊等，以為接濟，其駐牧處所，另行酌定。至準噶爾素稱狡詐，固宜派兵防範，但伊等天性好疑，亦不可啟其猜嫌，倘車淩等願留卡外居住，我雖預備，毋庸宣露，若已入卡內，則更無可疑，不須過為防範。”《清高宗實錄》卷451，頁11、12.
乾隆帝的這道諭旨非常重要，是清政府改變對待準噶爾部政策的一個重要標誌，對西北地區形勢的劇變發生了強烈影響。乾隆帝講的這番話，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下述三個方麵的內容。第一，他敏銳地察覺到準部大變，準確地把握住了準部內亂這一至關重要的實質問題。諭中所說“達瓦齊與訥默庫濟爾噶爾兵不已”，就是對準部長期紛爭內戰不停的混亂局麵的很好歸納。乾隆帝雖然在即位後積極爭取與準部議和，雙方建立起朝貢的正常的和平關係，但他並未把它置之腦後不聞不問，而是密切注視著準部形勢的變化。乾隆十年三月，西藏郡王頗羅鼐遵旨派人前往準部刺探消息後，向清政府報告，準部人員“出痘死者甚眾”，噶爾丹策零連續對屬下台吉及鄰近部落用兵。十一月，乾隆帝獲悉噶爾丹策零於九月病故，“恐伊部落內，彼此心離，易生變亂，或潛至邊境，偷盜牲畜”，諭令西北兩路將軍“固守邊疆，嚴謹卡倫”，預為防範。《清高宗實錄》卷252，頁18、36.
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準部達什達瓦台吉的宰桑薩喇爾(薩喇勒、薩賴爾)率所屬來歸，報告了準噶爾內部爭奪情況。在此之前，沙喇克、敦多布等來降時，也講了不少事情。原來，噶爾丹策零去世後，其次子策妄多爾濟那木紮勒繼承汗位，凶暴淫亂，不理政務，羈禁其姐烏蘭巴雅爾，又欲殺害同父異母的長兄喇嘛達爾紮。其姐夫賽音伯勒克等台吉、宰桑起兵，拿獲策妄多爾濟那木紮勒，剜其雙目，連其親密朋友達什達瓦一同送往阿克蘇幽禁，擁立喇嘛達爾紮為汗。喇嘛達爾紮將達什達瓦屬下人員分賜予各有功台吉、宰桑，又欲拘禁達什達瓦的堂侄大策零敦布多之孫達瓦齊，因其“人眾地險”，未能如願。乾隆帝對此十分重視，重賞薩喇爾，編入蒙古正黃旗，授散秩大臣。十七年正月喇嘛達爾紮遣使入貢至京，要求歸還薩喇爾，乾隆帝嚴詞拒絕說：薩喇爾雖從爾處來，但他“實因懼禍逃生”，“朕為天下大皇帝，以生成眾生為本，豈肯轉置之死地”，此奏“甚屬錯誤”，今後不許“以此等斷不可行之事瀆奏”。不久，授薩喇爾為北路參讚大臣，委以驅逐烏梁海部落的重任。《清高宗實錄》卷373，頁10、11，卷406，頁8―11；《清史稿》卷314，《薩賴爾傳》。
從薩喇爾來歸以後，乾隆帝更加重視對準部情況的了解，指示西北兩路軍營的將軍抓緊偵探對方形勢。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紮布奏報：喇嘛達爾紮傳喚達瓦齊，達瓦齊不敢去，欲於九月“前來投誠”，“投奔大皇帝”，被喇嘛達爾紮遣兵剿捕。乾隆帝立即諭令成袞紮布：“達瓦齊若投入我邊卡，實係力窮，懇求收養”，可予優待。《清高宗實錄》卷403，頁6、7.乾隆十八年五月，成袞紮布再奏：達瓦齊於春天拿獲喇嘛達爾紮，“達瓦齊即為台吉”。《清高宗實錄》卷439，頁14.此奏有所欠真，實際情況是，達瓦齊於乾隆十七年十月率兵突入伊犁，殺死了喇嘛達爾紮。達瓦齊連續用兵，攻打不聽命於他的準部台吉和宰桑，準部大亂，不少人員投入內地，杜爾伯特三車淩即因達瓦齊發兵來征，而歸順於清帝。
乾隆帝的諭旨的第二個重要內容就是，他斷定三車淩是真降而不是偽降。得出這一結論，十分重要，也很不容易。準部人員“素稱狡詐”，從噶爾丹到噶爾丹策零均曾多次製造假象，偽稱降順或兵敗，而乘機擺脫清軍追襲(如烏蘭布通之戰)，或誘騙清軍入伏(如和通泊之戰)，致使清軍將帥大多是心有餘悸，不敢相信準人之話。這次又是三車淩攜帶三千餘戶一萬餘人前來，這幾千名剽悍善戰的蒙古健兒進邊以後，如果鬧騰起來，四處搶掠，可不是容易對付的。因此，肩負防衛北路重任的定邊左副將軍成袞紮布疑其有詐，急忙調兵嚴加防範。乾隆帝卻從準部大亂這一決定性前提出發，否定了成袞紮布的意見，果斷地、準確地作出了判斷：“車淩等來降，似非叵測”。這就為正確安置降人，遣軍北征，解決準部問題奠定了基礎。
第三，確定了厚待三車淩的方針。乾隆帝舉過去噶爾丹屬下台吉阿喇布坦降後受封之事為例，表示將對三車淩“格外加恩”。三十多年前，阿喇布坦投降後至京，康熙帝親禦保和殿，召其入殿內寶座前，嘉其率眾來歸，賜宴款待，特賜避風石、貂皮袍褂、銀幣、鞍馬等物，封為多羅郡王，命於洪郭爾阿濟爾罕地方遊牧。乾隆帝以此為證，表示要對三車淩“格外加恩”，並具體指出先賞給牛羊，再安排遊牧場所。他特遣侍郎玉保攜禦用元狐帽，賞給車淩、車淩烏巴什各一頂，又給端罩各一件，並以京城氣候與邊外相異，蒙古部落中未出痘者甚多，慮其到京後患病，令三車淩於明年夏季至熱河朝覲。
三車淩懼怕準噶爾兵來襲，請求立即徙入汛內，成袞紮布遵奉帝命，迎其入卡，令暫駐烏裏雅蘇台，後定牧於紮克拜達裏克。第二年(乾隆十九年)五月，三車淩率眾台吉、宰桑至熱河，乾隆帝對他們格外優待，賜宴於萬樹園，命觀煙火遊戲，封車淩為親王、車淩烏巴什為郡王、車淩孟克與色布騰為貝勒，賜車淩銀五千兩、車淩烏巴什銀四千兩、車淩孟克與色布騰各銀三千兩，其餘台吉、宰桑亦各封貝子、公、一等台吉不等，皆賜予銀兩。三車淩帶來的三千餘戶一萬餘人，按內紮薩克、喀爾喀紮薩克例，編立旗分佐領，設十三紮薩克，賜號賽音濟雅哈圖盟，以車淩為盟長、車淩烏巴什為副盟長，賜三車淩羊一萬餘隻、米四千石以及數百石種子。
三車淩的來歸，使乾隆帝詳細了解了準噶爾內部大亂的情形，知道“準噶爾篡奪相仍，人心離散，實有可乘之機”，北路軍營又陸續奏報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交戰及阿睦爾撒納失利欲歸順清朝的消息，因而在他心中醞釀很久的一個想法便逐漸成熟了，欲圖用兵準部，徹底解決幾十年懸而未決的難題。
(二)駁斥懦臣下詔討準。
乾隆帝將用兵準部之事告訴滿洲王公大臣，征求他們的意見，不料，除一等忠勇公、大學士、軍機大臣傅恒讚同此議，主張“用間出征”外，“其他盡畏怯退縮，恐生事端”，反對遣軍攻打準噶爾。這些人認為，雍正九年清軍遠征，深入至博克托嶺，遭受了七十餘年以來第一次大慘敗――和通泊之敗，時猶未久，當年損兵折將之慘相仍曆曆在目，這次再冒險深入，定將重蹈覆轍，殷鑒可慮，還是不征為上。《清高宗實錄》卷474，頁16，卷489，頁9―13，卷490，頁21―23；《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滿洲王公大臣的這種看法，不能說毫無道理。準噶爾部有新舊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賽九，共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人。準部人員剽悍善戰，崇尚勇武，習於衝殺，“一人能劫數人者為壯士，能勞苦，勇戰鬥”，聲威逼人，“各回城及哈薩克一聞其至，則闔匿逃竄，擄掠驅載惟所欲”。《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如果清政府用兵於萬裏之外，冒險遠征，很難有敗此強敵的絕對把握。何況，五年以前，數萬大軍圍攻彈丸之地大小金川，勞師三載，費銀一千餘萬兩，將士傷亡數千，兩位大臣被誅，結果清廷仍然被迫退兵休戰，未能取勝。似此情境，焉能開釁邊外遠攻勁旅！
乾隆帝對滿洲王公大臣這種不明敵情、因循保守、膽怯懼戰的態度十分不滿，毅然排斥一大群庸臣之議，決定征討準部，於乾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下諭說：
“……準夷素性猜疑，陰懷叵測，將來必致釁滋事，不得不先為防範。況伊部落，數年以來，內亂相尋，又與哈薩克為難，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定，必將故智複萌，然後倉促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況伊之宗族車淩、車淩烏巴什等率眾投誠，至萬有餘人，亦當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機不可失，明歲擬欲兩路進兵，直抵伊犁，即將車淩等分駐遊牧，眾建以分其勢，此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清高宗實錄》卷464，頁9、10.
乾隆帝的這段話，字雖不多，卻簡明扼要地講清了用兵準部的三個重要問題。第一，必征準部。諭中所說準部人員“素性猜疑，陰懷叵測，將來必致釁滋事”，雖不無侮辱準部的言詞和口氣，但準部確係好戰，已經給清朝西北和北部地區以及喀爾喀蒙古帶來嚴重威脅，康熙帝、雍正帝均曾“屢集廷議，皆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諭”。準部已使清政府“三朝(康、雍、乾)四顧，旰食仄席，戍塞防秋”，耗費了巨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僅從康熙五十八年派兵防衛策妄阿喇布坦至雍正末，軍費便用銀七千餘萬兩，幾乎相當於清朝全國兩年的總收入。《清高宗實錄》卷474，頁16，卷489，頁9，《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長此以往，後果難以設想。另外，雍正九年清軍大敗於和通泊，極大地震動和刺痛了清朝政府，君臣均將此視為奇恥大辱，因而要“雪兩朝之憤”的強烈願望，促使乾隆帝更加堅定了必平準部的決心。
第二，立即進軍。諭中講道，準部“數年以來，內亂相尋”，又與哈薩克作對，正是“可乘之機”，而三車淩率眾萬餘來歸，既需考慮安置地區和對待辦法，又可利用其人力兵力，了解準噶爾內部詳情，讓他們引導大軍前行，正是“天時人事輻輳”，“宜乘機大舉”。如果錯過這一幾十年未遇的良好時機，數年以後，達瓦齊控製住了局勢，“事勢稍定”，“必將故智複萌”，襲擾邊境與喀爾喀，那時“倉促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要想征服準部，就難上加難了。
乾隆帝在諭告內紮薩克、喀爾喀眾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的敕旨中，也專門講了乘機用兵的問題。他著重指出：杜爾伯特車淩等大台吉率部數千戶來歸，“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內亂相尋，眾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後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致愈費周章，且於爾紮薩克蒙古等，亦多不便。”《清高宗實錄》卷464，頁9、10，卷465，頁8.
乾隆帝的這兩次敕諭，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隨意胡說，而是有著充分的曆史依據。九十年前，身為喇嘛在西藏念經的噶爾丹，聽到兄長渾台吉僧格為人殺害汗位被奪時，日夜兼程趕回準部，幾經曲折，終於當上了博碩克圖汗，消滅政敵，雄踞西北，兵鋒直抵距京七百裏的烏蘭布通，迫使清朝都城為之戒嚴。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年幼勢弱，未婚妻阿海被叔父噶爾丹霸占，弟弟索諾木阿拉布坦又為噶爾丹所殺，本人亦險遭毒手，被迫逃亡於外。後來策妄阿拉布坦趁噶爾丹滅亡之機，收集舊部，四處征戰，很快成為漠西厄魯特蒙古四部之長，直接威脅到青海、西藏的安全。如果這次清軍不發，達瓦齊很有可能統一厄魯特四部，便將嚴重影響到西北的安寧。因此，不僅要征準部，而且要立即出兵。
第三，能獲全勝。雍正九年清軍之敗於和通泊，就準部本身條件而言，便因為它的內部是團結的，“(噶爾丹策零)親賢使能，諸酋長感其先人之德，力為捍禦”。《嘯亭雜錄》卷3，《記辛亥敗兵事》。這次的形勢可就迥然不同了，準部大亂，來歸清朝者絡繹不絕，連“令行三部(杜爾伯特、輝特、和碩部)”的阿睦爾撒納也因與達瓦齊相爭而欲降清，這的確是幾十年難遇的大好時機，為清軍平準提供了異常有利的條件。
雖然乾隆帝將用兵準部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講得很清楚，又明白無誤地表述了自己決意遣軍的堅定態度，但不少滿洲王公大臣仍然心懷疑慮，持不同意見，這使乾隆帝異常生氣。為了掃清障礙，更好地完成出征的準備工作和促進用兵的順利進行，他於同年十月十三日禦太和殿，專門召見滿洲王公大臣，再次曉諭進攻準部的必要性及其必然會取勝的原因，狠狠地申飭了持反對意見的庸人。諭旨一開始就講道：“今日召見爾等，特為曉諭辦理平定準噶爾及滿洲臣仆昔年勇敢邇來怯懦之故。”他重重地斥責王公大臣“畏怯退縮”，不思“效法前人，報國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他明確表態說，“朕於此，不無深憾焉”。最後他又嚴肅宣布：“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但滿洲臣仆習氣至於此極，朕若姑息因循，不速為整頓，振興舊俗，數年後，不知何所底止也。故召爾等降旨開導，將此宣示八旗大臣官員，以及兵丁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474，頁14―19.
經過乾隆帝的再三諭告和堅持遠征，才使大多數滿洲王公大臣從內心裏接受了出征準部的主張，從而積極調兵遣將，備辦糧草馬匹器械。這樣一來，便為順利進軍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二、變方略“以準攻準”。
乾隆帝在十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次正式向有關大臣宣布征準的諭旨中，對怎樣用兵也作了原則性的指示。他講道：明年興兵所需的糧餉士卒馬駝，均應預先籌劃。西路需兵二萬，欲撥甘綠旗兵八千及西寧、州、莊浪、西安、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新降厄魯特兵前往。二十一日軍機大臣奏準：北路派兵三萬，西路二萬。僉派京城滿洲兵四千、黑龍江兵二千、索倫巴爾虎兵八千、綏遠城右衛兵二千五百、西安滿洲兵二千五百、州及莊浪滿洲兵一千、寧夏兵一千、察哈爾兵四千、新降厄魯特兵二千、歸化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裏木兵二千、昭烏達兵二千、喀爾喀兵六千、和托輝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綠旗炮手兵一千、甘肅各營與安西綠旗兵一萬，共兵五萬。每兵需馬三匹，共馬十五萬匹，另需駝一萬六千頭、口食羊三十萬隻，於喀爾喀四部、內紮薩克六盟、三車淩及“甘肅所管番子”處采買，不足者，從官方牛羊牧廠提取。
軍機大臣奏準調派的五萬名兵士中，有清帝認為可以信賴的滿兵一萬三千名，索倫、巴爾虎兵八千名，還有久隨征戰的察哈爾兵四千名，土默特兵一千名，共二萬六千名，超過了全軍總數一半以上。另外還有阿拉善、哲裏木、昭烏達、喀爾喀、和托輝特等蒙古兵一萬一千名。滿兵、索倫兵、巴爾虎兵和蒙古兵共三萬七千名，綠旗兵才一萬一千名，滿蒙士卒占了出征軍隊總數的四分之三，與雍正九年主要依靠綠旗兵(西路軍皆綠旗)相比，有很大的差異。這一事實表明了乾隆帝確實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平定準部。
軍機大臣所說的新降的厄魯特兵二千名，是三車淩的士卒，親王車淩領一千，隸北路，車淩孟克和色布騰協助辦理；另一千由郡王車淩烏巴什率領，隸西路。這兩千名杜爾伯特士兵隻占全軍總數的二十五分之一，影響有限，主要起向導作用，引導大軍前進。
關於平準之後的根本安排，乾隆帝於五月初四的諭旨中隻原則性地說了要“眾建以分其勢”。過了二十二天他命軍機大臣傳諭定邊左副將軍策楞時，便進一步指出，要對厄魯特蒙古，按原來“四衛拉特(即四部)之製，議編四部，封汗別居”。
至於出征的時間，乾隆帝根據降人提供的情況和群臣的建議，最後決定於二十年秋季用兵，由軍機大臣傳諭各地奉調士卒，俱於二十年四月內分別到達西路、北路軍營。
對出征官兵和蒙古王公、台吉，乾隆帝從重獎賞。十九年五月規定，給“出師人等”“治裝銀兩”；大臣官員各賞俸銀二年，京師前鋒、護軍各賞銀四十兩，駐防滿兵三十兩，綠營兵二十兩。哲裏木、昭烏達、阿拉善蒙古台吉各銀一百五十兩，管旗章京一百兩，參領八十兩，佐領五十兩，兵二十兩。厄魯特(即三車淩部)管旗章京各賞銀二百兩，參領一百兩，佐領八十兩，兵三十兩。各蒙古王公紮薩克，按爵級分別賞賜。明年正式進兵時，出征官兵、王公，“俱照舊例賞給”。《清高宗實錄》卷465，頁17、18、20.
正當清政府積極調遣兵馬趕運糧草加緊進行用兵的準備工作時，突然北路軍營送來消息，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奏報，七月初八日，阿睦爾撒納帶兵五千餘名、人口兩萬，已進邊卡，投奔大皇帝。阿睦爾撒納的來歸，對進攻準部發生了強烈影響，乾隆帝為此對用兵安排作了重大的改變。
阿睦爾撒納是和碩特部拉藏汗之孫，係策旺阿拉布坦的外孫，因其母博托洛克改嫁輝特部台吉衛征和碩齊，故成為輝特部首領，遊牧於雅爾，其同母之兄班珠爾為和碩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娶杜爾伯特台吉達什之女後，襲殺達什，脅迫其子訥默庫歸附於己，權勢激增，“令行三部”，野心也就越來越大，欲圖統轄整個厄魯特四部，因而與達瓦齊征戰不已。乾隆十九年五月達瓦齊親領精兵三萬，又遣驍將瑪木特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爾撒納不能抵擋，遂與訥默庫、班珠爾領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二萬餘人投降清朝。乾隆帝久知其驍勇多謀，“為部眾所畏服”，“乃最要之人”，從優款待，厚加賞賜，封其為親王，封訥默庫與班珠爾為郡王，並擬於平定達瓦齊後編設四部時，封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乾隆帝命策楞盡速送其往熱河朝覲，以便詢問準部情形及其關於用兵的建議。為了能夠早日見到阿睦爾撒納，能多談幾次，乾隆帝甚至不惜打破慣例，加速行走，本來從北京至熱河避暑山莊“須行六站”，現在他諭告軍機大臣，下令來去都“並作三站行走”，並著重指出，“朕所以計日並站而行者，無非急欲見阿睦爾撒納之意，將此寄知玉保(北路軍營參讚大臣)，令其曉諭阿睦爾撒納知之”。《清高宗實錄》卷469，頁10、11、16，卷470，頁8、9、11，卷471，頁8、12，卷475，頁3.
阿睦爾撒納遵旨於十九年十一月初趕到熱河，詳細呈述了準部大亂、達瓦齊失德寡助的情形，並提出了進軍的最好時間。先前阿睦爾撒納於七月初進入邊卡時，也許由於戰敗之後十分氣憤，急欲報仇和返回故部，因而向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建議：“現在準噶爾內亂，人心離散，黃教頹廢，若乘此機會，領兵前進，先將包沁紮哈沁人等收服，兵威遠揚”，準部人員來降，即行收納，又可接應與己同來而落後於途中之人。到了避暑山莊後，他提出最好於明年春天出征。原達瓦齊的勇將瑪木特降清後，亦提出同樣建議。《清高宗實錄》卷470，頁8、9，卷479，頁20；《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
乾隆帝根據阿睦爾撒納等人的奏述和建言，考慮到形勢已與半年前有了較大的變化，便修改了作戰方略，主要是在兩個方麵作了重大的改變。一是將出師的時間提前，由原定二十年秋改為春季進兵，後並具體規定於二月出發。二是大量減少滿、蒙、漢兵丁，由原來以滿兵為主輔以索倫、巴爾虎和蒙古兵，酌用綠旗，將三車淩的杜爾伯特兵當向導，改為以厄魯特兵為主，即以阿睦爾撒納、訥默庫、班珠爾、三車淩率領的厄魯特的輝特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士兵為主。
一、力排眾議定用兵。
(一)準部內亂三車淩來歸。
乾隆十八年十月，清定邊左副將軍、蒙古喀爾喀賽音諾顏部紮薩克、和碩親王成袞紮布，在塔密爾軍營裏，聽到哨探稟報，杜爾伯特大台吉車淩、車淩烏巴什、車淩孟克(通稱三車淩)遣使巴顏克什克等前來，呈述準部內亂，征戰不停，要求歸順，部眾三千餘戶在額克阿喇勒待命。成袞紮布立遣守汛將士往偵。因準部首領一向善用計謀，他懷疑車淩之來有詐，恐其借此率兵入侵，便調遣軍營的喀爾喀士卒，嚴加防範，並派使者飛速奏報朝廷。
乾隆皇帝閱完報告後，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諭告軍機大臣：
“朕觀車淩等來降，似非叵測，何也？達瓦齊與訥默庫濟爾噶爾兵不已，俱令車淩等相助，兩家勝敗既難預定，即幸而所從者勝，亦仍受其約束，自不若歸降大國，冀得安生。伊等既經來至邊卡，將情事實告，應即令其入內休息。可速傳諭成袞紮布，即遣軍營明白曆練大員，前往曉諭，告以爾等率眾投誠，業經奏聞大皇帝，大皇帝念爾等俱準噶爾台吉大員，輸誠向化，甚可嘉憫，今所駐額克阿喇勒，乃我邊卡外地，倘有追兵至此，未便應援，或有所失，朕心深為不忍，即可移入卡內駐紮。……從前準噶爾台吉阿喇布坦、丹濟拉等投誠，俱封以顯爵，優加賞賚，其宰桑及部落人等，皆授官分產，至今安居樂業。伊等入見後，朕自格外加恩，此時先令成袞紮布動用官項牛羊，賞給伊等，以為接濟，其駐牧處所，另行酌定。至準噶爾素稱狡詐，固宜派兵防範，但伊等天性好疑，亦不可啟其猜嫌，倘車淩等願留卡外居住，我雖預備，毋庸宣露，若已入卡內，則更無可疑，不須過為防範。”《清高宗實錄》卷451，頁11、12.
乾隆帝的這道諭旨非常重要，是清政府改變對待準噶爾部政策的一個重要標誌，對西北地區形勢的劇變發生了強烈影響。乾隆帝講的這番話，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下述三個方麵的內容。第一，他敏銳地察覺到準部大變，準確地把握住了準部內亂這一至關重要的實質問題。諭中所說“達瓦齊與訥默庫濟爾噶爾兵不已”，就是對準部長期紛爭內戰不停的混亂局麵的很好歸納。乾隆帝雖然在即位後積極爭取與準部議和，雙方建立起朝貢的正常的和平關係，但他並未把它置之腦後不聞不問，而是密切注視著準部形勢的變化。乾隆十年三月，西藏郡王頗羅鼐遵旨派人前往準部刺探消息後，向清政府報告，準部人員“出痘死者甚眾”，噶爾丹策零連續對屬下台吉及鄰近部落用兵。十一月，乾隆帝獲悉噶爾丹策零於九月病故，“恐伊部落內，彼此心離，易生變亂，或潛至邊境，偷盜牲畜”，諭令西北兩路將軍“固守邊疆，嚴謹卡倫”，預為防範。《清高宗實錄》卷252，頁18、36.
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準部達什達瓦台吉的宰桑薩喇爾(薩喇勒、薩賴爾)率所屬來歸，報告了準噶爾內部爭奪情況。在此之前，沙喇克、敦多布等來降時，也講了不少事情。原來，噶爾丹策零去世後，其次子策妄多爾濟那木紮勒繼承汗位，凶暴淫亂，不理政務，羈禁其姐烏蘭巴雅爾，又欲殺害同父異母的長兄喇嘛達爾紮。其姐夫賽音伯勒克等台吉、宰桑起兵，拿獲策妄多爾濟那木紮勒，剜其雙目，連其親密朋友達什達瓦一同送往阿克蘇幽禁，擁立喇嘛達爾紮為汗。喇嘛達爾紮將達什達瓦屬下人員分賜予各有功台吉、宰桑，又欲拘禁達什達瓦的堂侄大策零敦布多之孫達瓦齊，因其“人眾地險”，未能如願。乾隆帝對此十分重視，重賞薩喇爾，編入蒙古正黃旗，授散秩大臣。十七年正月喇嘛達爾紮遣使入貢至京，要求歸還薩喇爾，乾隆帝嚴詞拒絕說：薩喇爾雖從爾處來，但他“實因懼禍逃生”，“朕為天下大皇帝，以生成眾生為本，豈肯轉置之死地”，此奏“甚屬錯誤”，今後不許“以此等斷不可行之事瀆奏”。不久，授薩喇爾為北路參讚大臣，委以驅逐烏梁海部落的重任。《清高宗實錄》卷373，頁10、11，卷406，頁8―11；《清史稿》卷314，《薩賴爾傳》。
從薩喇爾來歸以後，乾隆帝更加重視對準部情況的了解，指示西北兩路軍營的將軍抓緊偵探對方形勢。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紮布奏報：喇嘛達爾紮傳喚達瓦齊，達瓦齊不敢去，欲於九月“前來投誠”，“投奔大皇帝”，被喇嘛達爾紮遣兵剿捕。乾隆帝立即諭令成袞紮布：“達瓦齊若投入我邊卡，實係力窮，懇求收養”，可予優待。《清高宗實錄》卷403，頁6、7.乾隆十八年五月，成袞紮布再奏：達瓦齊於春天拿獲喇嘛達爾紮，“達瓦齊即為台吉”。《清高宗實錄》卷439，頁14.此奏有所欠真，實際情況是，達瓦齊於乾隆十七年十月率兵突入伊犁，殺死了喇嘛達爾紮。達瓦齊連續用兵，攻打不聽命於他的準部台吉和宰桑，準部大亂，不少人員投入內地，杜爾伯特三車淩即因達瓦齊發兵來征，而歸順於清帝。
乾隆帝的諭旨的第二個重要內容就是，他斷定三車淩是真降而不是偽降。得出這一結論，十分重要，也很不容易。準部人員“素稱狡詐”，從噶爾丹到噶爾丹策零均曾多次製造假象，偽稱降順或兵敗，而乘機擺脫清軍追襲(如烏蘭布通之戰)，或誘騙清軍入伏(如和通泊之戰)，致使清軍將帥大多是心有餘悸，不敢相信準人之話。這次又是三車淩攜帶三千餘戶一萬餘人前來，這幾千名剽悍善戰的蒙古健兒進邊以後，如果鬧騰起來，四處搶掠，可不是容易對付的。因此，肩負防衛北路重任的定邊左副將軍成袞紮布疑其有詐，急忙調兵嚴加防範。乾隆帝卻從準部大亂這一決定性前提出發，否定了成袞紮布的意見，果斷地、準確地作出了判斷：“車淩等來降，似非叵測”。這就為正確安置降人，遣軍北征，解決準部問題奠定了基礎。
第三，確定了厚待三車淩的方針。乾隆帝舉過去噶爾丹屬下台吉阿喇布坦降後受封之事為例，表示將對三車淩“格外加恩”。三十多年前，阿喇布坦投降後至京，康熙帝親禦保和殿，召其入殿內寶座前，嘉其率眾來歸，賜宴款待，特賜避風石、貂皮袍褂、銀幣、鞍馬等物，封為多羅郡王，命於洪郭爾阿濟爾罕地方遊牧。乾隆帝以此為證，表示要對三車淩“格外加恩”，並具體指出先賞給牛羊，再安排遊牧場所。他特遣侍郎玉保攜禦用元狐帽，賞給車淩、車淩烏巴什各一頂，又給端罩各一件，並以京城氣候與邊外相異，蒙古部落中未出痘者甚多，慮其到京後患病，令三車淩於明年夏季至熱河朝覲。
三車淩懼怕準噶爾兵來襲，請求立即徙入汛內，成袞紮布遵奉帝命，迎其入卡，令暫駐烏裏雅蘇台，後定牧於紮克拜達裏克。第二年(乾隆十九年)五月，三車淩率眾台吉、宰桑至熱河，乾隆帝對他們格外優待，賜宴於萬樹園，命觀煙火遊戲，封車淩為親王、車淩烏巴什為郡王、車淩孟克與色布騰為貝勒，賜車淩銀五千兩、車淩烏巴什銀四千兩、車淩孟克與色布騰各銀三千兩，其餘台吉、宰桑亦各封貝子、公、一等台吉不等，皆賜予銀兩。三車淩帶來的三千餘戶一萬餘人，按內紮薩克、喀爾喀紮薩克例，編立旗分佐領，設十三紮薩克，賜號賽音濟雅哈圖盟，以車淩為盟長、車淩烏巴什為副盟長，賜三車淩羊一萬餘隻、米四千石以及數百石種子。
三車淩的來歸，使乾隆帝詳細了解了準噶爾內部大亂的情形，知道“準噶爾篡奪相仍，人心離散，實有可乘之機”，北路軍營又陸續奏報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交戰及阿睦爾撒納失利欲歸順清朝的消息，因而在他心中醞釀很久的一個想法便逐漸成熟了，欲圖用兵準部，徹底解決幾十年懸而未決的難題。
(二)駁斥懦臣下詔討準。
乾隆帝將用兵準部之事告訴滿洲王公大臣，征求他們的意見，不料，除一等忠勇公、大學士、軍機大臣傅恒讚同此議，主張“用間出征”外，“其他盡畏怯退縮，恐生事端”，反對遣軍攻打準噶爾。這些人認為，雍正九年清軍遠征，深入至博克托嶺，遭受了七十餘年以來第一次大慘敗――和通泊之敗，時猶未久，當年損兵折將之慘相仍曆曆在目，這次再冒險深入，定將重蹈覆轍，殷鑒可慮，還是不征為上。《清高宗實錄》卷474，頁16，卷489，頁9―13，卷490，頁21―23；《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滿洲王公大臣的這種看法，不能說毫無道理。準噶爾部有新舊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賽九，共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人。準部人員剽悍善戰，崇尚勇武，習於衝殺，“一人能劫數人者為壯士，能勞苦，勇戰鬥”，聲威逼人，“各回城及哈薩克一聞其至，則闔匿逃竄，擄掠驅載惟所欲”。《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如果清政府用兵於萬裏之外，冒險遠征，很難有敗此強敵的絕對把握。何況，五年以前，數萬大軍圍攻彈丸之地大小金川，勞師三載，費銀一千餘萬兩，將士傷亡數千，兩位大臣被誅，結果清廷仍然被迫退兵休戰，未能取勝。似此情境，焉能開釁邊外遠攻勁旅！
乾隆帝對滿洲王公大臣這種不明敵情、因循保守、膽怯懼戰的態度十分不滿，毅然排斥一大群庸臣之議，決定征討準部，於乾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下諭說：
“……準夷素性猜疑，陰懷叵測，將來必致釁滋事，不得不先為防範。況伊部落，數年以來，內亂相尋，又與哈薩克為難，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定，必將故智複萌，然後倉促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況伊之宗族車淩、車淩烏巴什等率眾投誠，至萬有餘人，亦當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機不可失，明歲擬欲兩路進兵，直抵伊犁，即將車淩等分駐遊牧，眾建以分其勢，此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清高宗實錄》卷464，頁9、10.
乾隆帝的這段話，字雖不多，卻簡明扼要地講清了用兵準部的三個重要問題。第一，必征準部。諭中所說準部人員“素性猜疑，陰懷叵測，將來必致釁滋事”，雖不無侮辱準部的言詞和口氣，但準部確係好戰，已經給清朝西北和北部地區以及喀爾喀蒙古帶來嚴重威脅，康熙帝、雍正帝均曾“屢集廷議，皆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諭”。準部已使清政府“三朝(康、雍、乾)四顧，旰食仄席，戍塞防秋”，耗費了巨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僅從康熙五十八年派兵防衛策妄阿喇布坦至雍正末，軍費便用銀七千餘萬兩，幾乎相當於清朝全國兩年的總收入。《清高宗實錄》卷474，頁16，卷489，頁9，《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長此以往，後果難以設想。另外，雍正九年清軍大敗於和通泊，極大地震動和刺痛了清朝政府，君臣均將此視為奇恥大辱，因而要“雪兩朝之憤”的強烈願望，促使乾隆帝更加堅定了必平準部的決心。
第二，立即進軍。諭中講道，準部“數年以來，內亂相尋”，又與哈薩克作對，正是“可乘之機”，而三車淩率眾萬餘來歸，既需考慮安置地區和對待辦法，又可利用其人力兵力，了解準噶爾內部詳情，讓他們引導大軍前行，正是“天時人事輻輳”，“宜乘機大舉”。如果錯過這一幾十年未遇的良好時機，數年以後，達瓦齊控製住了局勢，“事勢稍定”，“必將故智複萌”，襲擾邊境與喀爾喀，那時“倉促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要想征服準部，就難上加難了。
乾隆帝在諭告內紮薩克、喀爾喀眾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的敕旨中，也專門講了乘機用兵的問題。他著重指出：杜爾伯特車淩等大台吉率部數千戶來歸，“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內亂相尋，眾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後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致愈費周章，且於爾紮薩克蒙古等，亦多不便。”《清高宗實錄》卷464，頁9、10，卷465，頁8.
乾隆帝的這兩次敕諭，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隨意胡說，而是有著充分的曆史依據。九十年前，身為喇嘛在西藏念經的噶爾丹，聽到兄長渾台吉僧格為人殺害汗位被奪時，日夜兼程趕回準部，幾經曲折，終於當上了博碩克圖汗，消滅政敵，雄踞西北，兵鋒直抵距京七百裏的烏蘭布通，迫使清朝都城為之戒嚴。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年幼勢弱，未婚妻阿海被叔父噶爾丹霸占，弟弟索諾木阿拉布坦又為噶爾丹所殺，本人亦險遭毒手，被迫逃亡於外。後來策妄阿拉布坦趁噶爾丹滅亡之機，收集舊部，四處征戰，很快成為漠西厄魯特蒙古四部之長，直接威脅到青海、西藏的安全。如果這次清軍不發，達瓦齊很有可能統一厄魯特四部，便將嚴重影響到西北的安寧。因此，不僅要征準部，而且要立即出兵。
第三，能獲全勝。雍正九年清軍之敗於和通泊，就準部本身條件而言，便因為它的內部是團結的，“(噶爾丹策零)親賢使能，諸酋長感其先人之德，力為捍禦”。《嘯亭雜錄》卷3，《記辛亥敗兵事》。這次的形勢可就迥然不同了，準部大亂，來歸清朝者絡繹不絕，連“令行三部(杜爾伯特、輝特、和碩部)”的阿睦爾撒納也因與達瓦齊相爭而欲降清，這的確是幾十年難遇的大好時機，為清軍平準提供了異常有利的條件。
雖然乾隆帝將用兵準部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講得很清楚，又明白無誤地表述了自己決意遣軍的堅定態度，但不少滿洲王公大臣仍然心懷疑慮，持不同意見，這使乾隆帝異常生氣。為了掃清障礙，更好地完成出征的準備工作和促進用兵的順利進行，他於同年十月十三日禦太和殿，專門召見滿洲王公大臣，再次曉諭進攻準部的必要性及其必然會取勝的原因，狠狠地申飭了持反對意見的庸人。諭旨一開始就講道：“今日召見爾等，特為曉諭辦理平定準噶爾及滿洲臣仆昔年勇敢邇來怯懦之故。”他重重地斥責王公大臣“畏怯退縮”，不思“效法前人，報國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他明確表態說，“朕於此，不無深憾焉”。最後他又嚴肅宣布：“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但滿洲臣仆習氣至於此極，朕若姑息因循，不速為整頓，振興舊俗，數年後，不知何所底止也。故召爾等降旨開導，將此宣示八旗大臣官員，以及兵丁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474，頁14―19.
經過乾隆帝的再三諭告和堅持遠征，才使大多數滿洲王公大臣從內心裏接受了出征準部的主張，從而積極調兵遣將，備辦糧草馬匹器械。這樣一來，便為順利進軍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二、變方略“以準攻準”。
乾隆帝在十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次正式向有關大臣宣布征準的諭旨中，對怎樣用兵也作了原則性的指示。他講道：明年興兵所需的糧餉士卒馬駝，均應預先籌劃。西路需兵二萬，欲撥甘綠旗兵八千及西寧、州、莊浪、西安、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新降厄魯特兵前往。二十一日軍機大臣奏準：北路派兵三萬，西路二萬。僉派京城滿洲兵四千、黑龍江兵二千、索倫巴爾虎兵八千、綏遠城右衛兵二千五百、西安滿洲兵二千五百、州及莊浪滿洲兵一千、寧夏兵一千、察哈爾兵四千、新降厄魯特兵二千、歸化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裏木兵二千、昭烏達兵二千、喀爾喀兵六千、和托輝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綠旗炮手兵一千、甘肅各營與安西綠旗兵一萬，共兵五萬。每兵需馬三匹，共馬十五萬匹，另需駝一萬六千頭、口食羊三十萬隻，於喀爾喀四部、內紮薩克六盟、三車淩及“甘肅所管番子”處采買，不足者，從官方牛羊牧廠提取。
軍機大臣奏準調派的五萬名兵士中，有清帝認為可以信賴的滿兵一萬三千名，索倫、巴爾虎兵八千名，還有久隨征戰的察哈爾兵四千名，土默特兵一千名，共二萬六千名，超過了全軍總數一半以上。另外還有阿拉善、哲裏木、昭烏達、喀爾喀、和托輝特等蒙古兵一萬一千名。滿兵、索倫兵、巴爾虎兵和蒙古兵共三萬七千名，綠旗兵才一萬一千名，滿蒙士卒占了出征軍隊總數的四分之三，與雍正九年主要依靠綠旗兵(西路軍皆綠旗)相比，有很大的差異。這一事實表明了乾隆帝確實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平定準部。
軍機大臣所說的新降的厄魯特兵二千名，是三車淩的士卒，親王車淩領一千，隸北路，車淩孟克和色布騰協助辦理；另一千由郡王車淩烏巴什率領，隸西路。這兩千名杜爾伯特士兵隻占全軍總數的二十五分之一，影響有限，主要起向導作用，引導大軍前進。
關於平準之後的根本安排，乾隆帝於五月初四的諭旨中隻原則性地說了要“眾建以分其勢”。過了二十二天他命軍機大臣傳諭定邊左副將軍策楞時，便進一步指出，要對厄魯特蒙古，按原來“四衛拉特(即四部)之製，議編四部，封汗別居”。
至於出征的時間，乾隆帝根據降人提供的情況和群臣的建議，最後決定於二十年秋季用兵，由軍機大臣傳諭各地奉調士卒，俱於二十年四月內分別到達西路、北路軍營。
對出征官兵和蒙古王公、台吉，乾隆帝從重獎賞。十九年五月規定，給“出師人等”“治裝銀兩”；大臣官員各賞俸銀二年，京師前鋒、護軍各賞銀四十兩，駐防滿兵三十兩，綠營兵二十兩。哲裏木、昭烏達、阿拉善蒙古台吉各銀一百五十兩，管旗章京一百兩，參領八十兩，佐領五十兩，兵二十兩。厄魯特(即三車淩部)管旗章京各賞銀二百兩，參領一百兩，佐領八十兩，兵三十兩。各蒙古王公紮薩克，按爵級分別賞賜。明年正式進兵時，出征官兵、王公，“俱照舊例賞給”。《清高宗實錄》卷465，頁17、18、20.
正當清政府積極調遣兵馬趕運糧草加緊進行用兵的準備工作時，突然北路軍營送來消息，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奏報，七月初八日，阿睦爾撒納帶兵五千餘名、人口兩萬，已進邊卡，投奔大皇帝。阿睦爾撒納的來歸，對進攻準部發生了強烈影響，乾隆帝為此對用兵安排作了重大的改變。
阿睦爾撒納是和碩特部拉藏汗之孫，係策旺阿拉布坦的外孫，因其母博托洛克改嫁輝特部台吉衛征和碩齊，故成為輝特部首領，遊牧於雅爾，其同母之兄班珠爾為和碩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娶杜爾伯特台吉達什之女後，襲殺達什，脅迫其子訥默庫歸附於己，權勢激增，“令行三部”，野心也就越來越大，欲圖統轄整個厄魯特四部，因而與達瓦齊征戰不已。乾隆十九年五月達瓦齊親領精兵三萬，又遣驍將瑪木特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爾撒納不能抵擋，遂與訥默庫、班珠爾領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二萬餘人投降清朝。乾隆帝久知其驍勇多謀，“為部眾所畏服”，“乃最要之人”，從優款待，厚加賞賜，封其為親王，封訥默庫與班珠爾為郡王，並擬於平定達瓦齊後編設四部時，封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乾隆帝命策楞盡速送其往熱河朝覲，以便詢問準部情形及其關於用兵的建議。為了能夠早日見到阿睦爾撒納，能多談幾次，乾隆帝甚至不惜打破慣例，加速行走，本來從北京至熱河避暑山莊“須行六站”，現在他諭告軍機大臣，下令來去都“並作三站行走”，並著重指出，“朕所以計日並站而行者，無非急欲見阿睦爾撒納之意，將此寄知玉保(北路軍營參讚大臣)，令其曉諭阿睦爾撒納知之”。《清高宗實錄》卷469，頁10、11、16，卷470，頁8、9、11，卷471，頁8、12，卷475，頁3.
阿睦爾撒納遵旨於十九年十一月初趕到熱河，詳細呈述了準部大亂、達瓦齊失德寡助的情形，並提出了進軍的最好時間。先前阿睦爾撒納於七月初進入邊卡時，也許由於戰敗之後十分氣憤，急欲報仇和返回故部，因而向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建議：“現在準噶爾內亂，人心離散，黃教頹廢，若乘此機會，領兵前進，先將包沁紮哈沁人等收服，兵威遠揚”，準部人員來降，即行收納，又可接應與己同來而落後於途中之人。到了避暑山莊後，他提出最好於明年春天出征。原達瓦齊的勇將瑪木特降清後，亦提出同樣建議。《清高宗實錄》卷470，頁8、9，卷479，頁20；《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
乾隆帝根據阿睦爾撒納等人的奏述和建言，考慮到形勢已與半年前有了較大的變化，便修改了作戰方略，主要是在兩個方麵作了重大的改變。一是將出師的時間提前，由原定二十年秋改為春季進兵，後並具體規定於二月出發。二是大量減少滿、蒙、漢兵丁，由原來以滿兵為主輔以索倫、巴爾虎和蒙古兵，酌用綠旗，將三車淩的杜爾伯特兵當向導，改為以厄魯特兵為主，即以阿睦爾撒納、訥默庫、班珠爾、三車淩率領的厄魯特的輝特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士兵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