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再征金川大功告成(1)
第一節大皇帝決策征金川。
一、金川侵擾九土司。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嶽鍾琪呈報金川欺淩九土司及九土司聯合反擊情形之折，送到紫禁城。阿爾泰、嶽鍾琪奏：西南兩路，惟金川居各土司之中，地勢險峻。大金川土司郎卡“貪玩成性，狡黠異常，向來逞強，滋擾鄰境”，如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黨壩(丹壩)五土司，與金川連界，“夙被欺淩，結怨已久”。沃日、鬆岡、梭磨、卓克基四土司，距金川稍遠，與綽斯甲布等五土司接壤，非親即族，唇齒相依。九土司之中，綽斯甲布勢力稍強，可與金川相敵，其餘或兵力微弱，或土司愚庸，分處各巢，隻可勉力防守，聯為一氣，則可並力攻擊，“此九土司共為合從之計，以遏郎卡窺伺之機也”。上年九月，因郎卡侵占黨壩地方，綽斯甲布發兵相助黨壩，並約會各土司稟懇官府，準其攻打金川，以圖報複。本年五月二十九日，九土司會攻金川，分路前進。三個月以來，節據兩路委員稟報，各土司或連得勝仗，或互相殺傷，核計殺擄數目及焚碉奪卡搶獲馬匹器械，“郎卡甚為受創”。《清高宗實錄》卷695，頁28、29.
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嶽鍾琪所奏大金川與綽斯甲布、黨壩等九土司之爭的情形，並不始於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而是曆來已久，第一次金川之役，便係由此而生。雖然乾隆帝兩派經略大臣，調兵六萬餘名，耗銀近千萬兩，曆時三年，大金川土司莎羅奔頂佛經立誓，親詣大學士傅恒軍營乞降，誓歸侵占其他土司之地，納軍械，獻凶酋，停兵和好，但此後仍常起爭端。
乾隆二十五年，莎羅奔因病去世，其侄郎卡主持大金川土司事務。郎卡呈請襲叔之職，四川總督開泰奏請準其承襲，並不需取具本土司內土舍頭人及鄰近土司的甘結。乾隆帝就此事於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下諭：該督如此辦理，意在直截簡便，且不令土司等因此通同附和，所見固是，然而不向郎卡等人明白宣諭，恐此等土舍不知懷畏，轉疑開泰對郎卡有意遷就，一似徇其所請，竟不待各處甘結就允其請，“或致潛生驕縱，殊非控馭之道”。著傳諭開泰、嶽鍾琪即行向郎卡曉諭，“謂鄰近土司與爾素有嫌隙，今因承襲之事，照例取結，伊等定不樂從，今據爾懇求，竟免其輾轉取結，以示加惠土司之意。但襲職之後，在爾與鄰境諸部既不能相協，而封疆大臣亦斷不肯為爾少貸”，如此辦理，“方足令其知所儆惕，於體製亦為允協”。《清高宗實錄》卷654，頁13、14.
盡管乾隆帝注意防範大金川滋生事端，但未能見效。郎卡早在叔父去世之前，已因叔年老多病，而實際上主持了土司事務。他於乾隆二十三年起兵，攻打革布什咱，並擾及小金川，將革布什咱土司四郎多博登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色剛桑)團團圍困，僧格桑逃出，四朗多博登被迫攜帶妻室兒女投奔清政府，革布什咱地區悉為郎卡占據。二十七年，郎卡又發兵進攻黨壩官寨。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年正月初，郎卡又攻占黨壩土司之額碉，用炮轟擊黨壩格藏官寨，並攻圍巴旺土司之卡卡角，“燒毀寨房，殺擄人口”。《清高宗實錄》卷754，頁19、20.
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繼承人索諾木勢力越來越大，不斷侵擾和占奪鄰近弱小土司地土，如不及時加以製止，不僅各土司之間爭端日多，廣大地區不得安寧，而且金川轄地日益擴展，人丁日多，兵馬愈強，就不會隻是土司內部相鬥，勢必波及鄰近州縣，威脅川藏交通，危害川省安全。清政府對此，自然是不能坐視的。
二、“以番攻番之策”失效。
乾隆皇帝弘曆雖然多次下諭講述一征金川的不必要，催促經略、大學士傅恒收兵還朝，十分高興地接受莎羅奔的降順，但他並未因此就置金川於度外，聽其任意擴展。至遲在乾隆二十三年，他就產生了見機削平金川的想法。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四川總督開泰、提督嶽鍾琪呈報金川用兵之情及對策說：革布什咱土司四朗多博登、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從大金川兵圍困中被救出來後，金川兵又回攻丹多吉地，“現在分委將弁，曉諭控製，如有必需另辦之處，再行奏聞”，並“分撥土練，彈壓打箭爐等處地方”。②《清高宗實錄》卷560，頁16，16、17.
乾隆帝讀過此折後，於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諭軍機大臣：“向來番苗自相攻擊，原可不必繩以內地官法”。此次金川與革布什咱等興兵怨，據該督兩次奏稱，原不過是因為結親起釁，量其情形，“本與蠻觸無異”，但打箭爐係通藏要道，如金川之意不專在革布什咱，“勢必為邊圉滋擾”，“則必須徹底辦理”，開泰等當據實速奏，“候朕另行降旨”。“綽斯甲布現與小金川、沃日諸土司聯絡，其人眾兵力不甚單弱，或傳知該土目，果能自出其力，懲創金川，則所得地方人眾，不妨量賞伊等以示鼓勵，以番攻番之策，亦屬可行。總之情形非可懸度，朕意如果番蠻自相攻擾，乃事所常有，隻可將就了事。設不得不辦，則亦非川省綠營所能任其事者，十三年其明驗也”。該督當密行速籌兩三千人數月之糧餉，奏聞請旨。②。
被乾隆帝特委以治理金川重任的工部尚書、署四川總督阿桂，於二十九年七月上疏，奏報“前往番地體察各酋情形”，建議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乾隆帝讚同此計，於八月十四日諭軍機大臣：“(阿桂)所見頗悉番酋情狀，看來以番攻番，自是乘機善策，九土司等果能齊心協剿，其勢實有可圖”。著阿桂以“欽差、總督之意，明諭九土司：郎卡反複狡詐，為眾土司之害”，天朝不會複庇“眾人之蠹”，“爾土司等集眾往攻，原為自除己害起見，欽差及總督控製邊隅，不惟不為禁製，且有應行獎勵之處，亦決不為之靳惜。爾土司等能殄滅此酋，所有金川之地，就各番寨所近，即令分析，畫界管理”。如此開導，各土司既可翦滅仇敵，又得增開疆土，“自必倍加踴躍，其事尤屬易成，而於內地不動聲色鎮靖邊番之道，亦深有裨益”。阿桂等即仔細計議，相機妥辦。《清高宗實錄》卷716，頁17、18.
阿桂與新任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嶽鍾琪遵照皇上諭旨，反複籌劃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之策，並於二十九年九月初聯名上折，呈述九土司情形及有關措施。阿桂等奏：“郎卡所恃，不過地險碉堅，然合計眾土司之力，較金川多至數倍，若果奮力攻擊，必可成功，是以番攻番，實為鎮靖辦理之善策”。九土司內，巴旺、革布什咱地小兵單，隻可借以牽製一麵。沃日不與金川接壤，又兵少力弱。雜穀之梭磨、鬆岡、卓克基三部，地勢隔絕，與金川隻有一路相當，頗難進攻。黨壩本係雜穀土舍，於乾隆二十四年始分設土司，地小力微，逼近金川，屢被金川欺淩，難以自立。“惟綽斯甲布番部，其地勢兵力堪稱金酋勁敵，且與金川連界之處甚多，進攻頗易”。如果綽斯甲布與黨壩各自努力，加上小金川人丁，“則金酋小醜實有可圖”。但進攻必須持之以久，方可使金川疲憊，必須對九土司酌予賞恤，“以鼓其奮往”，擬運官茶於打箭爐、鬆潘兩處變賣，“所獲餘息，暫為夷務賞項之費”，於明歲各部士兵進攻金川時，“量給口食之費，並照現定賞格，或割獲首級耳記，及陣亡帶傷者，均予賞恤”。如此，“庶各部番兵，可期得力，數年可望成功”。乾隆帝閱過此折後，同意其議。《清高宗實錄》卷719，頁23、24、25.
過了兩個多月，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嶽鍾琪奏報九土司進攻金川情形說：遵旨指示機宜，“令臣等會給九土司諭稿，委員分發”。今據各委員稟稱：親抵各土司，“傳示檄諭，且駕馭鼓勵，量為犒賞，該土司、土舍、頭目人等俱感激踴躍，或奮欲剿掠，以冀複仇，或亟圖攻取，思除後患”。各委員目睹小金川、黨壩、三雜穀、綽斯甲布等土司，派撥頭人士兵，分路進赴金川地，明擊暗攻，並將攻劫搶掠情形，稟報前來。現已飛飭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等土司，各於要隘添兵防守，設伏巡警，如有金川兵到，即奮力剿殺。《清高宗實錄》卷724，頁16.
第二月，乾隆三十年正月初，阿爾泰等又奏：“綽斯甲布等九土司會攻金川，節次得勝，宜乘機鼓勵”，現籌辦銀一萬兩，以備賞用。乾隆帝批示：“如所議行。”《清高宗實錄》卷727，頁14.
雖然皇上、欽差大臣、總督、提督都把製服大金川的希望寄托於九土司，九土司也一再表示要出力效勞，但九土司中，弱者居多，且大都與金川沾親帶故，心力不齊，故持續數年，無甚實效。郎卡於三十年十二月發兵攻打黨壩、巴旺二土司，燒毀寨房，擊殺人丁，掠奪人口，使九土司“驚惶失措”。合攻之策難以繼續進行。乾隆帝得悉此情後，於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下諭，再次強調執行“以蠻攻蠻”之策。他說：金川攻占黨壩額碉、巴旺卡卡，搶奮碉卡，“該處土司未免驚慌失措”。金川雖在諸土司中稍為強橫，若九土司果能齊心協力，聯絡聲援，不難奪卡進攻，“搗其巢穴，自屬以蠻攻蠻之善策”。“但恐土司等因連次挫衄，心存畏沮，遂爾聞風輒怖，裹足不前，致金蠻益得肆其猖獗，究於番地有礙”。著該總督、提督詳察機宜，“或於攻剿之時，量增賞恤以勵其心，或於駐防處所，酌助軍聲以壯其氣，俾土司兵目有所恃而不恐，立效自當較易”。阿爾泰、嶽鍾琪遵旨回奏：各土司中，鬆岡、梭磨、卓克基、沃日距金川遠，革布什咱兵少，隻可隨眾攻守。“綽斯甲布、小金川地勢兵力堪與金川為敵，因郎卡未大挫衄，觀望不前”，黨壩、巴旺貧懦，人丁甚少，且金川據險下攻則易，黨壩、巴旺仰攻則難，現擬派土練兵分赴黨壩、巴旺，助其軍聲，量增賞恤，並諭綽斯甲布、小金川等土司，“進攻獲勝，不但可分其地，兼除伊等子孫之害。總使金蠻分頭抵禦，黨壩、巴旺即可乘虛而入”。《清高宗實錄》卷756，頁6、7、8.
皇上聖旨，固然可以震驚臣僚，但金川並不因此而罷幹戈，九土司也未轉為協力進剿，“以番攻番”之術不靈。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乾隆帝為此事再諭軍機大臣：“九土司會攻金蠻一事，相持已將數載，尚無就緒”。茲詢嶽鍾琪，亦無善策，惟奏稱黨壩力弱兵單，難以抵禦金川，沃日等土司“大率意存觀望，不為策應”，“綽斯甲布又與金酋跡涉姻黨，不無首鼠兩端。看來土司等性多狡猾，以蠻攻蠻之計，似難責效”。嶽鍾琪等並稱如金川悔罪，退出額碉，懇請施恩寬宥金川，等語。“所奏未得此事要領”。著傳諭九土司齊心奮力進剿，如九土司畏縮不前，被金川占據，則當特發大兵，搗平金川，並將九土司地方“概行收取，改土歸流，以永靖蠻服”。《清高宗實錄》卷763，頁2、3、4.
盡管乾隆帝多次下諭指授辦理金川要領，督促實行“以蠻攻蠻”之策，但九土司並不齊心，合攻之法無效。眼見此情，四川總督阿爾泰不僅沒有找出症結之所在，練兵備糧，勇於進取，反而因循苟且，企圖招撫金川，草率了結。阿爾泰與提督嶽鍾琪於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初上奏說：奉旨出口查辦郎卡之事，於八月二十八日起程，行抵雜穀腦口外，郎卡差大頭人當噶爾拉等來迎，稟稱願退還占地碉卡，懇求賞給新印，賞還自藏返川的七名金川喇嘛，允許郎卡與綽斯甲布聯姻。臣等當親至其地，“示以威，曉以利害，如果感悔輸誠”，即飭委員督令郎卡退還各處碉卡，劃清界址，各安住牧。郎卡既與各土司同聽約束，可以允許其差人赴省貿易，給予自藏返川的七名喇嘛，明春發給金川土司印信。乾隆帝覽折後，下諭斥責阿爾泰“有將就了事之意”。《清高宗實錄》卷768，頁19―24.
阿爾泰、嶽鍾琪沒有接到帝旨，繼續前行，到達金川康八達，“郎卡率領土舍頭人，環跪叩首，畏罪輸誠，情願將所占額碉山梁並先後所搶各土司人口退還，各安住牧，不敢再出滋擾”。阿爾泰、嶽鍾琪當即麵許其承襲新印，及給還喇嘛人口，“驗辦完畢”。不久，阿爾泰又從郎卡之請，允許郎卡以女配與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清高宗實錄》卷770，頁13、14，卷777，頁35.
阿爾泰這樣辦理，是十分錯誤的，使金川與九土司之間的關係及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此之前，盡管九土司不能齊心協力進攻大金川，但總還算是與其保持著敵對的關係，還不時出兵向其進攻，可是，從阿爾泰這樣辦理以後，九土司之間鬆懈的聯合，便完全瓦解了，不敢再與大金川相抗，而且小金川也自九土司中分離出來，與大金川合謀共事，從而使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子索諾木等更加放手兼並鄰地擴大勢力，屢生釁端。魏源在《聖武記》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中就此評論說：“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即黨壩)皆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金川而地相者，莫如綽斯甲布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為奸，諸小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
三、欽派官兵征剿兩金川。
四川總督阿爾泰雖然反複推敲，精心編造，巧飾言詞，將苟且招撫大金川之事蒙混上奏，也得到了皇上的批準，但乾隆帝在批允之時，已看出此舉欠妥，將貽後患，可是由於正在用兵緬甸，難以分身，而“以番攻番”之策又無效果，故不得不姑從其請。盡管處於這樣的形勢之下，乾隆帝仍然對阿爾泰給予了嚴厲的斥責。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在批準阿爾泰之奏的諭中講道：阿爾泰、嶽鍾琪辦理郎卡之折，“未免存將就了事之見。金酋與眾土司互相仇殺，並未幹犯內地，原毋庸聲罪致討，且其事亦不值一辦，特因九土司各懷觀望，不能齊心並力，共剿金酋，則以蠻攻蠻之策，難以複行，是以諭令該督提等親赴該處，明白曉諭各土司，俾其鹹知鼓勵，合群力以自相捍禦，使金蠻不敢侵擾鄰封，如土司等遊移兩端，致為金蠻蠶食，或潛相黨附，則並土司之地收剿之，改土歸流，永靖邊徼”。乃阿爾泰竟允許其領取承襲新印，予以了結。“既已允其所懇，自不便複有改移，此時亦隻可將錯就錯，以完此案矣。但該督提如此辦理，究未妥善，不知蠻性反複靡常，現在姑為此乞恩幸免之計，果能保其永遠不複更滋事端耶？”“此奏姑從所請辦理，但該督提等遷就苟安，實未能體朕原諭大旨”。《清高宗實錄》卷770，頁14、15.當他在三個月後看到阿爾泰奏稱允準郎卡以女配與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的折子時，立即感到不安，批示說：“此又伏一釁端矣。當留心，不可隱諱。”《清高宗實錄》卷777，頁35.
一、金川侵擾九土司。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嶽鍾琪呈報金川欺淩九土司及九土司聯合反擊情形之折，送到紫禁城。阿爾泰、嶽鍾琪奏：西南兩路，惟金川居各土司之中，地勢險峻。大金川土司郎卡“貪玩成性，狡黠異常，向來逞強，滋擾鄰境”，如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黨壩(丹壩)五土司，與金川連界，“夙被欺淩，結怨已久”。沃日、鬆岡、梭磨、卓克基四土司，距金川稍遠，與綽斯甲布等五土司接壤，非親即族，唇齒相依。九土司之中，綽斯甲布勢力稍強，可與金川相敵，其餘或兵力微弱，或土司愚庸，分處各巢，隻可勉力防守，聯為一氣，則可並力攻擊，“此九土司共為合從之計，以遏郎卡窺伺之機也”。上年九月，因郎卡侵占黨壩地方，綽斯甲布發兵相助黨壩，並約會各土司稟懇官府，準其攻打金川，以圖報複。本年五月二十九日，九土司會攻金川，分路前進。三個月以來，節據兩路委員稟報，各土司或連得勝仗，或互相殺傷，核計殺擄數目及焚碉奪卡搶獲馬匹器械，“郎卡甚為受創”。《清高宗實錄》卷695，頁28、29.
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嶽鍾琪所奏大金川與綽斯甲布、黨壩等九土司之爭的情形，並不始於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而是曆來已久，第一次金川之役，便係由此而生。雖然乾隆帝兩派經略大臣，調兵六萬餘名，耗銀近千萬兩，曆時三年，大金川土司莎羅奔頂佛經立誓，親詣大學士傅恒軍營乞降，誓歸侵占其他土司之地，納軍械，獻凶酋，停兵和好，但此後仍常起爭端。
乾隆二十五年，莎羅奔因病去世，其侄郎卡主持大金川土司事務。郎卡呈請襲叔之職，四川總督開泰奏請準其承襲，並不需取具本土司內土舍頭人及鄰近土司的甘結。乾隆帝就此事於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下諭：該督如此辦理，意在直截簡便，且不令土司等因此通同附和，所見固是，然而不向郎卡等人明白宣諭，恐此等土舍不知懷畏，轉疑開泰對郎卡有意遷就，一似徇其所請，竟不待各處甘結就允其請，“或致潛生驕縱，殊非控馭之道”。著傳諭開泰、嶽鍾琪即行向郎卡曉諭，“謂鄰近土司與爾素有嫌隙，今因承襲之事，照例取結，伊等定不樂從，今據爾懇求，竟免其輾轉取結，以示加惠土司之意。但襲職之後，在爾與鄰境諸部既不能相協，而封疆大臣亦斷不肯為爾少貸”，如此辦理，“方足令其知所儆惕，於體製亦為允協”。《清高宗實錄》卷654，頁13、14.
盡管乾隆帝注意防範大金川滋生事端，但未能見效。郎卡早在叔父去世之前，已因叔年老多病，而實際上主持了土司事務。他於乾隆二十三年起兵，攻打革布什咱，並擾及小金川，將革布什咱土司四郎多博登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色剛桑)團團圍困，僧格桑逃出，四朗多博登被迫攜帶妻室兒女投奔清政府，革布什咱地區悉為郎卡占據。二十七年，郎卡又發兵進攻黨壩官寨。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年正月初，郎卡又攻占黨壩土司之額碉，用炮轟擊黨壩格藏官寨，並攻圍巴旺土司之卡卡角，“燒毀寨房，殺擄人口”。《清高宗實錄》卷754，頁19、20.
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繼承人索諾木勢力越來越大，不斷侵擾和占奪鄰近弱小土司地土，如不及時加以製止，不僅各土司之間爭端日多，廣大地區不得安寧，而且金川轄地日益擴展，人丁日多，兵馬愈強，就不會隻是土司內部相鬥，勢必波及鄰近州縣，威脅川藏交通，危害川省安全。清政府對此，自然是不能坐視的。
二、“以番攻番之策”失效。
乾隆皇帝弘曆雖然多次下諭講述一征金川的不必要，催促經略、大學士傅恒收兵還朝，十分高興地接受莎羅奔的降順，但他並未因此就置金川於度外，聽其任意擴展。至遲在乾隆二十三年，他就產生了見機削平金川的想法。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四川總督開泰、提督嶽鍾琪呈報金川用兵之情及對策說：革布什咱土司四朗多博登、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從大金川兵圍困中被救出來後，金川兵又回攻丹多吉地，“現在分委將弁，曉諭控製，如有必需另辦之處，再行奏聞”，並“分撥土練，彈壓打箭爐等處地方”。②《清高宗實錄》卷560，頁16，16、17.
乾隆帝讀過此折後，於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諭軍機大臣：“向來番苗自相攻擊，原可不必繩以內地官法”。此次金川與革布什咱等興兵怨，據該督兩次奏稱，原不過是因為結親起釁，量其情形，“本與蠻觸無異”，但打箭爐係通藏要道，如金川之意不專在革布什咱，“勢必為邊圉滋擾”，“則必須徹底辦理”，開泰等當據實速奏，“候朕另行降旨”。“綽斯甲布現與小金川、沃日諸土司聯絡，其人眾兵力不甚單弱，或傳知該土目，果能自出其力，懲創金川，則所得地方人眾，不妨量賞伊等以示鼓勵，以番攻番之策，亦屬可行。總之情形非可懸度，朕意如果番蠻自相攻擾，乃事所常有，隻可將就了事。設不得不辦，則亦非川省綠營所能任其事者，十三年其明驗也”。該督當密行速籌兩三千人數月之糧餉，奏聞請旨。②。
被乾隆帝特委以治理金川重任的工部尚書、署四川總督阿桂，於二十九年七月上疏，奏報“前往番地體察各酋情形”，建議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乾隆帝讚同此計，於八月十四日諭軍機大臣：“(阿桂)所見頗悉番酋情狀，看來以番攻番，自是乘機善策，九土司等果能齊心協剿，其勢實有可圖”。著阿桂以“欽差、總督之意，明諭九土司：郎卡反複狡詐，為眾土司之害”，天朝不會複庇“眾人之蠹”，“爾土司等集眾往攻，原為自除己害起見，欽差及總督控製邊隅，不惟不為禁製，且有應行獎勵之處，亦決不為之靳惜。爾土司等能殄滅此酋，所有金川之地，就各番寨所近，即令分析，畫界管理”。如此開導，各土司既可翦滅仇敵，又得增開疆土，“自必倍加踴躍，其事尤屬易成，而於內地不動聲色鎮靖邊番之道，亦深有裨益”。阿桂等即仔細計議，相機妥辦。《清高宗實錄》卷716，頁17、18.
阿桂與新任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嶽鍾琪遵照皇上諭旨，反複籌劃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之策，並於二十九年九月初聯名上折，呈述九土司情形及有關措施。阿桂等奏：“郎卡所恃，不過地險碉堅，然合計眾土司之力，較金川多至數倍，若果奮力攻擊，必可成功，是以番攻番，實為鎮靖辦理之善策”。九土司內，巴旺、革布什咱地小兵單，隻可借以牽製一麵。沃日不與金川接壤，又兵少力弱。雜穀之梭磨、鬆岡、卓克基三部，地勢隔絕，與金川隻有一路相當，頗難進攻。黨壩本係雜穀土舍，於乾隆二十四年始分設土司，地小力微，逼近金川，屢被金川欺淩，難以自立。“惟綽斯甲布番部，其地勢兵力堪稱金酋勁敵，且與金川連界之處甚多，進攻頗易”。如果綽斯甲布與黨壩各自努力，加上小金川人丁，“則金酋小醜實有可圖”。但進攻必須持之以久，方可使金川疲憊，必須對九土司酌予賞恤，“以鼓其奮往”，擬運官茶於打箭爐、鬆潘兩處變賣，“所獲餘息，暫為夷務賞項之費”，於明歲各部士兵進攻金川時，“量給口食之費，並照現定賞格，或割獲首級耳記，及陣亡帶傷者，均予賞恤”。如此，“庶各部番兵，可期得力，數年可望成功”。乾隆帝閱過此折後，同意其議。《清高宗實錄》卷719，頁23、24、25.
過了兩個多月，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嶽鍾琪奏報九土司進攻金川情形說：遵旨指示機宜，“令臣等會給九土司諭稿，委員分發”。今據各委員稟稱：親抵各土司，“傳示檄諭，且駕馭鼓勵，量為犒賞，該土司、土舍、頭目人等俱感激踴躍，或奮欲剿掠，以冀複仇，或亟圖攻取，思除後患”。各委員目睹小金川、黨壩、三雜穀、綽斯甲布等土司，派撥頭人士兵，分路進赴金川地，明擊暗攻，並將攻劫搶掠情形，稟報前來。現已飛飭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等土司，各於要隘添兵防守，設伏巡警，如有金川兵到，即奮力剿殺。《清高宗實錄》卷724，頁16.
第二月，乾隆三十年正月初，阿爾泰等又奏：“綽斯甲布等九土司會攻金川，節次得勝，宜乘機鼓勵”，現籌辦銀一萬兩，以備賞用。乾隆帝批示：“如所議行。”《清高宗實錄》卷727，頁14.
雖然皇上、欽差大臣、總督、提督都把製服大金川的希望寄托於九土司，九土司也一再表示要出力效勞，但九土司中，弱者居多，且大都與金川沾親帶故，心力不齊，故持續數年，無甚實效。郎卡於三十年十二月發兵攻打黨壩、巴旺二土司，燒毀寨房，擊殺人丁，掠奪人口，使九土司“驚惶失措”。合攻之策難以繼續進行。乾隆帝得悉此情後，於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下諭，再次強調執行“以蠻攻蠻”之策。他說：金川攻占黨壩額碉、巴旺卡卡，搶奮碉卡，“該處土司未免驚慌失措”。金川雖在諸土司中稍為強橫，若九土司果能齊心協力，聯絡聲援，不難奪卡進攻，“搗其巢穴，自屬以蠻攻蠻之善策”。“但恐土司等因連次挫衄，心存畏沮，遂爾聞風輒怖，裹足不前，致金蠻益得肆其猖獗，究於番地有礙”。著該總督、提督詳察機宜，“或於攻剿之時，量增賞恤以勵其心，或於駐防處所，酌助軍聲以壯其氣，俾土司兵目有所恃而不恐，立效自當較易”。阿爾泰、嶽鍾琪遵旨回奏：各土司中，鬆岡、梭磨、卓克基、沃日距金川遠，革布什咱兵少，隻可隨眾攻守。“綽斯甲布、小金川地勢兵力堪與金川為敵，因郎卡未大挫衄，觀望不前”，黨壩、巴旺貧懦，人丁甚少，且金川據險下攻則易，黨壩、巴旺仰攻則難，現擬派土練兵分赴黨壩、巴旺，助其軍聲，量增賞恤，並諭綽斯甲布、小金川等土司，“進攻獲勝，不但可分其地，兼除伊等子孫之害。總使金蠻分頭抵禦，黨壩、巴旺即可乘虛而入”。《清高宗實錄》卷756，頁6、7、8.
皇上聖旨，固然可以震驚臣僚，但金川並不因此而罷幹戈，九土司也未轉為協力進剿，“以番攻番”之術不靈。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乾隆帝為此事再諭軍機大臣：“九土司會攻金蠻一事，相持已將數載，尚無就緒”。茲詢嶽鍾琪，亦無善策，惟奏稱黨壩力弱兵單，難以抵禦金川，沃日等土司“大率意存觀望，不為策應”，“綽斯甲布又與金酋跡涉姻黨，不無首鼠兩端。看來土司等性多狡猾，以蠻攻蠻之計，似難責效”。嶽鍾琪等並稱如金川悔罪，退出額碉，懇請施恩寬宥金川，等語。“所奏未得此事要領”。著傳諭九土司齊心奮力進剿，如九土司畏縮不前，被金川占據，則當特發大兵，搗平金川，並將九土司地方“概行收取，改土歸流，以永靖蠻服”。《清高宗實錄》卷763，頁2、3、4.
盡管乾隆帝多次下諭指授辦理金川要領，督促實行“以蠻攻蠻”之策，但九土司並不齊心，合攻之法無效。眼見此情，四川總督阿爾泰不僅沒有找出症結之所在，練兵備糧，勇於進取，反而因循苟且，企圖招撫金川，草率了結。阿爾泰與提督嶽鍾琪於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初上奏說：奉旨出口查辦郎卡之事，於八月二十八日起程，行抵雜穀腦口外，郎卡差大頭人當噶爾拉等來迎，稟稱願退還占地碉卡，懇求賞給新印，賞還自藏返川的七名金川喇嘛，允許郎卡與綽斯甲布聯姻。臣等當親至其地，“示以威，曉以利害，如果感悔輸誠”，即飭委員督令郎卡退還各處碉卡，劃清界址，各安住牧。郎卡既與各土司同聽約束，可以允許其差人赴省貿易，給予自藏返川的七名喇嘛，明春發給金川土司印信。乾隆帝覽折後，下諭斥責阿爾泰“有將就了事之意”。《清高宗實錄》卷768，頁19―24.
阿爾泰、嶽鍾琪沒有接到帝旨，繼續前行，到達金川康八達，“郎卡率領土舍頭人，環跪叩首，畏罪輸誠，情願將所占額碉山梁並先後所搶各土司人口退還，各安住牧，不敢再出滋擾”。阿爾泰、嶽鍾琪當即麵許其承襲新印，及給還喇嘛人口，“驗辦完畢”。不久，阿爾泰又從郎卡之請，允許郎卡以女配與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清高宗實錄》卷770，頁13、14，卷777，頁35.
阿爾泰這樣辦理，是十分錯誤的，使金川與九土司之間的關係及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此之前，盡管九土司不能齊心協力進攻大金川，但總還算是與其保持著敵對的關係，還不時出兵向其進攻，可是，從阿爾泰這樣辦理以後，九土司之間鬆懈的聯合，便完全瓦解了，不敢再與大金川相抗，而且小金川也自九土司中分離出來，與大金川合謀共事，從而使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子索諾木等更加放手兼並鄰地擴大勢力，屢生釁端。魏源在《聖武記》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中就此評論說：“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即黨壩)皆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金川而地相者，莫如綽斯甲布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為奸，諸小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
三、欽派官兵征剿兩金川。
四川總督阿爾泰雖然反複推敲，精心編造，巧飾言詞，將苟且招撫大金川之事蒙混上奏，也得到了皇上的批準，但乾隆帝在批允之時，已看出此舉欠妥，將貽後患，可是由於正在用兵緬甸，難以分身，而“以番攻番”之策又無效果，故不得不姑從其請。盡管處於這樣的形勢之下，乾隆帝仍然對阿爾泰給予了嚴厲的斥責。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在批準阿爾泰之奏的諭中講道：阿爾泰、嶽鍾琪辦理郎卡之折，“未免存將就了事之見。金酋與眾土司互相仇殺，並未幹犯內地，原毋庸聲罪致討，且其事亦不值一辦，特因九土司各懷觀望，不能齊心並力，共剿金酋，則以蠻攻蠻之策，難以複行，是以諭令該督提等親赴該處，明白曉諭各土司，俾其鹹知鼓勵，合群力以自相捍禦，使金蠻不敢侵擾鄰封，如土司等遊移兩端，致為金蠻蠶食，或潛相黨附，則並土司之地收剿之，改土歸流，永靖邊徼”。乃阿爾泰竟允許其領取承襲新印，予以了結。“既已允其所懇，自不便複有改移，此時亦隻可將錯就錯，以完此案矣。但該督提如此辦理，究未妥善，不知蠻性反複靡常，現在姑為此乞恩幸免之計，果能保其永遠不複更滋事端耶？”“此奏姑從所請辦理，但該督提等遷就苟安，實未能體朕原諭大旨”。《清高宗實錄》卷770，頁14、15.當他在三個月後看到阿爾泰奏稱允準郎卡以女配與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的折子時，立即感到不安，批示說：“此又伏一釁端矣。當留心，不可隱諱。”《清高宗實錄》卷777，頁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