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初征金川敗師殞將(4)
其四，軍情緊迫，貽誤政務。征戰以來，軍中事務繁多，軍情瞬息萬變，勝敗難卜，不僅陣前將帥精力高度緊張，京師帝、王、大臣運籌數千裏之外，亦甚煩勞，因而影響了政務的妥善裁處。乾隆帝於十四年正月初九日下諭，專門詳細講述此事，把它作為必須班師的一條重要理由。他說：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一切政務，未免因此分心”。朕昨禦齋宮，偶一檢點應發之旨，遂有數件。“六部為天下政務根本”，經略大學士以閣臣而兼理戶、工兩部，今專任於軍旅，而尚書之在軍前者，有吏部尚書達勒當阿、戶部尚書舒赫德，兵部尚書瑚寶亦暫留於陝甘。軍機大臣之中，大學士張廷玉年老休暇，大學士來保，尚書陳大受、汪由敦、納延泰所理之吏、戶、刑三部及理藩院，“均屬緊要”，而他們近來“晨夕內直”，承旨辦理軍前事務，便難照常料理部務，自會曠誤。金川軍務一日不竣，則諸大臣一日無暇，“朕亦不忍更責以曠誤部務之愆”。直隸諸省督撫州縣，“因供億軍行”，必使吏治民事“遲延耽誤”。今“聚能辦事之部院大臣，悉赴行間，致曠內外諸務”，實不應該。經略大學士“宜深為內外政務籌慮”，早還朝一日，即可早辦一日之事，諸臣亦得各事其事，“朕亦得安心萬幾，不致惦念”。《清高宗實錄》卷332，頁35―38.
其五，厚愛經略，慮其有失。任經略之前，傅恒本來就因為是孝賢皇後之弟和勤慎事上，而深受乾隆帝寵愛，超級提拔，未及而立之歲便任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成為僅次於訥親之第二寵臣。當張廣泗料理未妥帝心煩悶之時，訥親安坐未動，傅恒卻奏請“願效前驅”，赴軍指揮，分擔帝憂，此舉甚受皇上讚揚。傅恒就任經略以後，不辭辛苦，長途奔馳，趕到軍營，整頓營伍，露立風雪之中，“徹夜督戰”，奪碉取卡，軍威大振，更贏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歡心，乾隆帝決定要讓其接替訥親之位，成為“素深倚毗”、最受寵信的“中朝第一宣力大臣”，因此對其用兵十分擔心，既怕其戰敗，又恐其負傷或勞累成疾，所以要傅恒盡速統兵回朝。他於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傅恒回京的諭中講道：經略大學士“乃國家第一宣力大臣，讚襄機務，所關綦重”，“豈可因荒徼小醜，久稽於外”，況懸軍深入，“種種可虞”。且孝賢皇後念經略大學士是手足至親，教導成就，“恩意篤摯”，朕亦因孝賢皇後諸弟之中，“能如此忠誠任事”，殊不易得，“是以優加眷遇”。其在金川“臨陣督戰，徹夜露立風雪之中，此豈人所能甚”，於心不忍，是以特召回朝。《清高宗實錄》卷332，頁43、46、48.第二日，正月十六日，他又下諭說：經略大學士年力壯盛，“讚襄之日方長”，實國家所不易得之社稷重臣，“朕豈肯以將來五六十年輔弼良佐”，而令其殫窮年之力，專辦一無足輕重之“番蠻”。大學士督戰金川，使“朕心日夜懸注”，皇太後因朕籌劃憂勤，“又致聖心日夜懸注”。賢臣久勞在外，“朕心實有所不忍”，應即撤兵還朝。《清高宗實錄》卷333，頁3、4.
以上這些因素，促使乾隆帝深悔不該錯對金川用兵，因此，從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送傅恒離京，到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僅僅過了兩個月，他就決定要止兵撤軍了，並準備派嶽鍾琪統兵一萬，駐守打箭爐，防止金川兵襲擊要道和內地。應當說，乾隆帝知錯能改，還是應予肯定的。人孰無誤，知過能改，籌劃彌補之法，於國於民於己，都是大有裨益的。然而，曆史進程變化多端，有時還曲折有趣，正當乾隆帝引咎自責麵帶慚色之時，經略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告捷露布，從遠離京城五千裏的金川軍營，飛速傳送，日行六七百裏，僅僅用了八天的時間，就呈於禦案之上，頓時龍眉舒展，變愁為笑，宮殿內外，喜氣洋洋，一派歡慶大捷的快樂景象。
三、嶽鍾琪勸降勒烏圍莎羅奔營前歸順。
連續接到皇上勸說、諭令班師回京的聖旨，被乾隆帝讚為“殫心為國”之“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的經略傅恒，感到十分為難。他本來抱有誓平金川的雄心壯誌，至軍營後一再向帝奏稱：“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顏以見眾人”，必欲打下勒烏圍、刮耳崖，生擒莎羅奔及其侄郎卡，“蕩平賊境，懾服群番”。《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0，卷333，頁2.何況，軍務頗有起色，卡撒、黨壩兩路大軍均連續奪碉取卡，漸逼莎羅奔住碉，大金川藏民震於清軍“兵威，且糧食將盡”，屢次要求降順。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突然撤兵回朝，真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太可惜了，對朝廷，對自己，都是一大損失。因此，他多次上奏，要求把戰爭進行到底，但一再遭到皇上拒絕。而且皇帝既連下長諭，嘉讚經略為國盡忠效勞建樹了功勳，又溫情脈脈，以至親身份，苦口婆心地從國家大局到個人安危婉言相勸，闡述收兵的必要，還特封一等忠勇公爵，搬出皇太後的慈諭，提及長姐孝賢皇後之恩眷，這一切特恩殊寵，都使傅恒難以堅持己見。尤其是乾隆帝於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經略回京的上諭中，明確宣布，“此旨到日，經略大學士傅恒著即馳驛還朝”，如此嚴諭，臣子怎能違命。兼之，十七日班師之詔又已下達，各省增派之兵尚在中途者一律返回原地。在這樣的形勢下，傅恒隻好上疏，奏稱願意離開軍營，遵諭返京。
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酉刻，乾隆帝收到傅恒的奏折，言及金川頭人阿申內附，機有可乘，棄之可惜，懇展還朝之期。初十日醜刻，傅恒之疏又到，奏稱奉到十六日諭旨，“敬謹遵奉。於(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即行星馳就道”，納降之事，交策楞辦理。乾隆帝讚嘉說：“如此方為明於事理能知輕重之大臣，朕心深為嘉悅。罷兵一事，朕再四熟籌，為國家遠大之計，無逾於此。”《清高宗實錄》卷334，頁17.
傅恒所說欲於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動身回京，並非真話。當時從北京到金川軍營，諭旨及經略的奏折，一般需要十二天。傅恒係於正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奉到十六日的上諭，而他奏稱將於一天之後，在二十九日起身，執行聖旨之如此堅決和迅速，當然會得到皇上的誇獎。但是，從後來的事實看，傅恒上奏之時就已決定要延期起程，而且要親自納降。盡管近二十道上諭促其返京，而且明確限令其停止戰爭，撤軍回朝，他也上了奏疏，表示要遵旨歸京，可是他並未放棄建功立業的願望，隻不過是在“納降”上作了重大的變動而已。
早在十三年十一月初，莎羅奔便“日遣頭人在卡喊降”，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第告訴來使說：必須莎羅奔、郎卡“麵縛叩見，方準伊不死”。初七日頭人得什阿朗到達黨壩四川提督嶽鍾琪軍營，“哭稟郎卡現在病重，求差官注驗”。嶽遣千總楊自功等於初八日赴勒烏圍，驗得郎卡果係病重，並探明勒烏圍一帶道路及山川形勢。嶽傳諭得什阿朗：若莎羅奔、郎卡“抗不赴營，嗣後毋庸喊降”。隨後，十餘名藏民陸續來降，言及刮耳崖已無糧，勒烏圍糧少，普通藏民“不能得食”，“人人思潰”，“賊酋……欲誘令(藏民)同出投誠”。《清高宗實錄》卷330，頁43、44.乾隆帝得知此事後，改變了在原先訥親、張廣泗任職時製定的政策，當時是要二人以瞻對班滾之事為戒，不許收降，現在因已後悔不該用兵金川，故於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諭宣布，如果三個月內不能成功，即應“許其求降，以省帑費，以息人力”。《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
傅恒在十三年十二月中至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的四十餘日裏，連續奉到多道言及盡早收兵的上諭。他一方麵幾上奏疏，要求實行他製定的“銳師深入，從中峰壓下，直搗賊巢之策”，欲圖蕩平金川；與此同時，他也開始考慮計誘“番酋”之法。他於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奏稱：“番眾震我兵威，且糧食將盡，屢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稟哀懇”，十五日又遣頭人來營，送還搶去綠旗兵三名，“觀其情詞懇切，窮蹙似係實情”，因諭以莎羅奔、郎卡若親縛赴轅，當貸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誠，仍抵賊窟，將二酋帶入內地，還朝獻俘”。④《清高宗實錄》卷333，頁29、30、33、34，29、30、33、34.
傅恒意欲騙誘莎羅奔及其侄郎卡來營投降時，縛二人入京獻俘，這種做法實為謬誤。傅恒可能是借此博取生擒“逆酋”之“美名”，謀取殊勳特功之封賞，但此舉將帶來嚴重後果。失信於“番”，金川藏民將重舉義旗，拚死反抗，局麵很難收拾。何況，堂堂天朝大帥，行此鼠竊狗偷之計，豈不貽笑大方。乾隆帝對傅恒之策予以擯斥，於正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連下二諭，令其廢除此法。他指出：莎羅奔、郎卡會考慮到被騙的危險，而“令人冒充”，就算是二人來投，一旦擒拿押獻，不僅其“隨從之眾，一時情急生變”，而且“彼中人心團結，必複另有推戴，其仇恨深切，力抗堅拒，更倍於前”，如欲“痛斷根株”，非一二年不可。何況，既許以不死，又“縶之檻車，獻俘闕下”，則“群番環視，且畏且驚”，不如“昭布殊恩”，遣彼回歸故地，“告布各番”，使知“王師有征無戰，降者不殺，信義宏孚，恩威並著”，這樣一來，“邊徼由此永寧”。④。
傅恒在奉到這兩道上諭之前，已決定放棄誘擒之法，改為納降和好，允其返回。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改變，可能是出於兩個因素。一是他已收到令其見旨之後立即返京的正月十五、十六兩日的上諭，恐因捉拿莎羅奔、郎卡引起“番變”，無法離開金川，從而違背了“著即還朝”命策楞納降的聖旨，犯下欺君抗詔的大罪。二是莎羅奔真心降順，於正月二十日遣頭人來到軍營，“呈獻甘結，遵依六事”：一、永不敢侵擾“諸番”；二、供役比各土司勤勉；三、盡返所奪“鄰番”之地；四、擒獻過去誤犯天兵之凶首；五、送還從前所侵掠之人民、馬匹；六、照數獻出槍炮。雖被傅恒以其“未經麵縛”而“峻拒其請”，莎羅奔仍求降不已，並托綽斯甲土司轉求提督嶽鍾琪“代請貸死”，還屢派親信頭人“致詞獻幣”，稟稱果貸其死，“當為經略大學士建祠頂祝”。《清高宗實錄》卷334，頁17、18、29、30.傅恒很可能考慮到，與其遵旨立即被迫乘馬還朝，將納降之功讓與別人，自己落得一個虛糜糧餉無功返京的可恥下場，倒不如抓住這一極為難得的機會，允許莎羅奔投順，還可親享四個月來鞍馬勞頓勤理軍務之佳果，立一大功，博得平定金川之美名，因而放棄了誘擒的安排。
雍正初年嶽鍾琪署川陝總督時，曾推翻原總督年羹堯的錯誤決定，將大金川割與沃日土司之美同等寨，歸還與莎羅奔弟兄，因此莎羅奔對嶽十分感激。現在嶽鍾琪向傅恒提出納降，願意親至勒烏圍招撫，傅恒同意。嶽遂帶兵四五十人，進抵勒烏圍，宣諭勸說，莎羅奔見嶽輕騎親至，大喜，“迎謁甚恭”，“悉聽約束”，是夜留嶽宿於帳中，嶽“解衣酣寢如常”，莎羅奔更為信服。次日，嶽至莎羅奔的經堂，令綽斯甲土司同莎羅奔、郎卡“依番禮誓於佛前”。嶽隨即前往卡撒軍營，告訴經略。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莎羅奔、郎卡於卡撒經略之軍門外，“除道設壇”，帶領喇嘛、頭目多人，“焚香頂戴，作樂跪迎”，傅恒輕騎簡從，“示以不疑”，升帳就座，莎羅奔等人“次第俯伏帳下”。傅恒“開誠訓飭，義正詞嚴”，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以不死”，莎羅奔等人“感激歡欣，致詞懇切，永誓不敢再有違犯”，並呈獻古佛一尊、銀萬兩。傅恒卻銀受佛，頒賚恩賞，手授荷包，莎羅奔跪謝領受，叩稱銀兩不敢領回，願以此銀為經略大學士傅恒“建祠誦經，子孫戴德”，傅恒遣其歸還勒烏圍。此日，“遠近各番，觀者如堵，莫不踴躍欣喜，敬信畏服”，“萬聲歡慶”。《清高宗實錄》卷334，頁18、26、27、29、30；《嘯亭雜錄》卷4，《金川之戰》；《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乾隆帝得到傅恒“奏報天威遠揚平定金川”，“獻捷班師”的露布，非常高興，立即下諭宣布喜訊，盛讚傅恒“迅奏朕功”，從此“遠徼敉寧，蠻氛盡息，生靈休養，食德飲和，實我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休，垂諸史冊，盛烈光昭”。他從厚封賞功臣，賜令一等忠勇公傅恒服四團龍補褂(按清製，此服僅親王、郡王才能服用)，賜予金黃帶及寶石帽頂，並依開國元勳超等公、追贈武勳王揚古裏額駙之製，加賜豹尾槍二杆、親軍二名，不許懇辭，又照勳臣額亦都、佟國維之例，為其家“敕建宗祠，春秋致祭”，“用獎忠勳”。對提督嶽鍾琪，加太子太保，複封三等公，賜號威信，授兵部尚書銜，賜紫禁城騎馬，免其西征準噶爾時罰令賠補之銀七十餘萬兩。《清高宗實錄》卷334，頁26―28，卷336，頁22，卷350，頁24、25.
莎羅奔感帝“宥死之恩”，“選進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等服役”，送至經略傅恒處，求進獻大皇帝，又於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長生祿位”。乾隆帝得悉四川總督策楞奏報此事後，諭令送還“幼番”，量加獎賞，允其建立傅恒生祠。他又於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下諭給金川土司莎羅奔等人，講述了訥親、張廣泗辦理不善已處以軍法等事，諭其“安分守法，勉力向善，皈依佛教，各守封疆，永無侵軼”，設若鄰近土司前來欺淩，許其向總督、提督控告，當“為爾等分剖曲直”。《清高宗實錄》卷235，頁28、29.第二日，二月三十日，又下諭給鄰近的各土司，重申上述意見。
三月十三日，大學士等議準四川總督策楞奏上之金川善後事宜十二條：一、巴底、巴旺，仍由其原土司納旺管轄。二、允許從軍出力之革布什咱土舍紮什諾爾布承襲該土司，給予號紙。三、雜穀、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仍各轄己地，毋庸“聯為一氣”。四、沃日女土司澤爾吉與小金川土司澤旺婚配。五、沃日土司印務，仍由女土司澤爾吉護理，所生之子，分襲沃日、小金川二土司。六、小金川被毀的碉房，聽其自修自守。七、小金川副土司小朗素及大朗素，酌予安插。八、先來投誠之大金川土舍汪爾吉，乃郎卡之異母弟兄，交伊舅革布什咱土司紮什諾爾布帶赴遊牧，待有安插之處時，即予安排。九、梭磨、竹克基、黨壩等土司、土舍，仍保留原有職銜，毋庸加銜。十、各土司恭順辛勤，業蒙恩旨賞賚，交部分別加級，以示鼓勵。十一、“嚴奸人出入番地之禁”，各土司錢穀文移需人代辦，聽其自行延請漢民充任，“番民貿易”難以禁絕，惟嚴察匪徒出入。十二、木坪、瓦寺兩土司，緊接內地，“番民”“典買漢地甚多，管業已久”，不必勒令漢民贖還，今後嚴禁內地民人將田地“私售番民，違者治罪”。《清高宗實錄》卷336，頁37、38、39.
四、斬相誅帥耗銀勞民名勝實敗。
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經略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奏報“平定金川”的告捷露布送到北京以後，乾隆帝萬分高興，封賞功臣，遣派大員祭告天、地、太廟、大社、大稷、奉先殿、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泰陵和先師孔子，立碑太學，編平定金川方略，並恭謁泰陵，上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後徽號，頒詔天下，恩賜出征官兵夫役和傷病兵丁，寬免犯人，其《禦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概述了征剿的原因、過程和奏凱之情，現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金川莎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釁鄰番。各土司申訴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圖，豈其視為甌脫，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狡以蓄誌，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乃命傅恒為經略)……(傅恒)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奸酋授首，軍聲大振。……(莎羅奔)稽首請降，……經略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數千裏，奏凱未七旬……”《清高宗實錄》卷335，頁3―7.
乾隆帝及其文武大臣把莎羅奔之降當做平定金川之一大武功，而且後來列為“十全武功”之首，因其餘九大武功皆在此之後。此役延續兩年，調兵數萬，可謂規模不小，但是否能將此稱為“平定金川”，是否能以它作為清軍大勝的赫赫“武功”，就很難說了。
金川之戰是否能成為清朝的一大武功，主要取決於清政府在此戰之中，是得不償失，還是獲利無窮。清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就軍隊來說，乾隆十二年，川陝總督張廣泗調征漢土官兵三萬，受挫之後，十三年上半年再增為四萬。傅恒於十三年十一月出任經略，又從陝西、甘肅、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和東三省增派滿漢官兵三萬五千名，加上金川軍營之兵二萬五千，多達六萬之眾。用兵兩載，耗費了巨量銀兩。一征金川，究竟用銀多少，以往無人涉及。乾隆帝於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驚呼：“兩年之間，所用幾及二千萬。”《清高宗實錄》卷331，頁31.這個數字偏大一些。金川事平之後，參讚大臣、戶部尚書舒赫德於十四年二月上疏，詳言軍費開支情況，其文如下：
“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奏稱：川省舊管新收，軍隊需銀七十七萬二千九百餘兩，部撥及外省協濟銀八百七十九萬一千一百餘兩，現存一百五十萬三千餘兩。軍興以來，用司庫及府廳州縣酌留存貯銀五十七萬一千餘兩。查此項銀以備地方緊要，不可久缺，應於存銀照數撥還，尚餘九十二萬一千餘兩。現在應付回兵水陸船隻夫馬之需，又從前雇馬雇夫運米及鐵斤草料，價應找給，又出師官兵賞恤，均宜留備，查各省尚有奉撥未到銀，應請將一百萬兩，留備前項支用。餘銀查川省本年額賦奉恩緩征，臨邊要地，爐藏各站，歲有供應，寧使多備無缺，應再撥銀一百萬兩，以備歲需，計核少銀四十五萬兩，請於就近湖廣起解銀，截撥足數。(從之)”《清高宗實錄》卷335，頁20、21.
按照舒赫德的奏報，截至十四年二月中，金川之役已用銀八百六十三萬二千餘兩，加上支付大軍班師所需水陸運費及先前欠付的腳價等費，又是一百萬兩，則共用軍費九百六十三萬餘兩。如果再加上瞻對之役的一百餘萬兩銀，則軍費多達一千一百萬兩。
用兵金川的過程中，清軍兩次失敗，傷亡慘重。前麵曾說過訥親、張廣泗所統之四萬餘名兵士，因戰死和重傷遣返，隻剩下二萬四千九百餘名，減員八分之三。四川提督嶽鍾琪奏報張廣泗等損失之具體情形說：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帶傷不下數百名，小者不下百數十名，軍營現存官兵，“每百名中(帶傷者)竟有數十，且有身帶四五處傷不等者”。《清高宗實錄》卷335，頁7、8.經略大學士傅恒在前往金川途中，“見陝西、雲南受傷遣回之兵，敝衣垢麵，幾無人色”。《清高宗實錄》卷331，頁15.
由於供應軍需，轉運糧餉，民力十分疲憊，尤以川省為甚。停戰之後，乾隆帝降旨：川省軍興，“一切供億輸挽，有資民力”，令川督將運米州縣分等具報，聽候施恩，並將十三年、十四年地丁錢糧緩征。四川總督策楞於十四年四月遵旨上奏後，帝於五月初八日下諭：列為一等的茂州等十四州縣，“地居衝要，差務殷繁，承辦米夫最多”，加恩蠲免一年錢糧。列在二等的溫江等四十三州縣廳，辦米出夫亦多，僅次於茂州，有的州縣或派出口站夫，或當北路孔道，“差務亦重”，免一年錢糧十分之七。列為三等、四等的樂山、隆昌等七十五州縣，或出夫而不辦米，或糧由舟運，“人力稍省”，分別免一年錢糧的十分之五或十分之三。《清高宗實錄》卷340，頁19.此時四川省有州、廳、縣一百四十三，而上述因出夫運米蠲免錢糧的州、縣、廳卻為一百三十二，占全省州、縣、廳總數百分之九十二，可見金川之戰使四川民力虧損之嚴重。
乾隆十年七月至十一年四月的瞻對之戰，使曆任尚書、總督、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等要職的國舅爺一等公慶複，坐貽誤軍機律，革職削爵，勒令自盡；署四川提督李質粹被處以死刑。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一征金川，使勢傾朝野的乾隆帝之第一寵臣、首輔、領班軍機大臣、一等果毅公經略訥親，被削爵問罪，喪命於其祖遏必隆的寶刀之下；因治苗疆平苗變而平步青雲超升總督、副將軍，被帝讚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者”無出其右的川陝總督張廣泗，以失誤軍機“有心誤國”罪，立即處斬。
乾隆帝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價，又得到了什麽？當然，也不是一無所獲。其一，不管怎樣，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總算是“稽首請降”了，還具了甘結，遵守六條，金川地區保持了十幾年比較安定的局麵。其二，逃匿多時的下瞻對首領班滾，懾於軍威，“悔罪投誠”，率領弟兄、土目、頭人，“出界跪迎”四川總督策楞派往曉諭的官員，“誓死明心”，“親身率眾歸誠”，並表示立即“約束番眾禁做夾壩，遇有差使，倍竭報效”。其親戚土目，“亦各同聲歡慶，如獲更生”。《清高宗實錄》卷349，頁6，卷358，頁6.瞻對之役的未竟之事，也算得到了解決，這一地區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和平與安寧。其三，降服蒼旺，將雜穀土司改土歸流。乾隆十七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初，以雜穀土司蒼旺攻打鄰界之梭磨、卓克基土司，不遵官府調處，又“私造鐵炮，潛蓄逆謀”，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發兵四千，前往征剿，半個月內擒獲蒼旺，降服“番寨”一百餘寨，招撫藏民四萬餘人，將這延袤二千餘裏的大土司改土歸流，設立理番廳。此事雖在打金川之後，但顯然與嶽鍾琪起為提督，執掌四川兵權，以及其兩次攻取金川碉卡，勸降莎羅奔，有著密切的聯係，因此，可以將此列為用兵金川的成效之一。
至於所謂莎羅奔之“跪降”及其六條條約，倒很難作為“武功”的依據，或者說得更準確、更明白一些，它反而是表明乾隆帝用兵金川之誤及其並未成功的有力證據。莎羅奔之“跪降”一事，很有文章。乾隆帝援引傅恒、嶽鍾琪的奏疏，說莎羅奔多次求降，情切詞懇，但是他們卻在“求降”之事的三個重要關節上含糊其辭。一是雖然莎羅奔與其侄郎卡確曾一再和清軍聯係，要求停兵議和(即傅恒等人說的求降)，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倆堅決拒絕清朝要其自縛到營麵議的要求，隻是屢遣頭人來見，本人從不前往清軍大營。二是莎羅奔之所以能於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傅恒軍營外設壇除道，很重要的原因是嶽鍾琪的勸降。堂堂天朝的大將軍四川提督嶽鍾琪，竟然僅僅率領四五十名隨員，就紆尊降貴，親臨小小土司寒舍，反複勸導，而且肯定講述了清政府寬待莎羅奔的方針及“跪降”的具體安排。先有嶽的大駕光臨及其保證，才有二月初五日莎羅奔、郎卡等人至軍營的“跪降”。三是莎羅奔僅僅是率眾跪迎，並未自縛其身，“肉袒羊牽”，而且傅恒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之不死”，當即遣返回家，沒有施加任何淩辱和處罰。如果考慮到莎羅奔原本是經帝批準襲承其兄之職的一個小小安撫使，是清帝所轄之微不足道的一位“番酋”，連清政府中的七品芝麻官到來，他都要率眾跪迎，那麽，這次二月初五的“跪降”，便沒有什麽特殊性了，便不是因戰敗而跪迎將軍、經略。
與此相類似的，是所謂莎羅奔的“呈獻甘結，遵依六事”，即不侵鄰“番”、退還占地、勤勉當差、獻擒凶首、送還俘獲、交獻槍炮。這與其說是莎羅奔戰敗而簽的投降條約，倒不如說是友好協議和例行公文。莎羅奔是清帝“屬番”，他作為清政府統轄之下的一個安撫使，本來就應遵守清朝國法，不得侵擾鄰“番”搶掠漢民，不許侵占其他土司之地，更不得對抗官軍，殺傷將弁士卒，奪取槍炮，如果違令則要依法嚴懲，直至抄家問斬，踏平全境。這次的兩年之戰，莎羅奔先後擊殺了總兵任舉、副將張興、參將買國良、遊擊孟臣等將領多人，殺傷官兵上萬，還奪取了許多槍炮，犯下了“十惡不赦”的滅門大罪，可是，六條之中，莎羅奔隻是退地、還人、當差、獻炮而已，交了一個馬邦頭人朗多阿朗，作為“起禍之源”，“誤犯天兵的凶首”，而他這位指揮“番民”萬人侵鄰、占地、掠人、奪炮、數敗官軍的大土司，卻安然無恙，既不問罪，又不受罰，還不挨罵，不受羞辱，照樣穩坐安撫使的金交椅，統轄五百裏的大金川，這六條怎能成為清軍獲勝建立武功的根據。
看看用兵初期乾隆帝關於此戰的目的、要求的諭旨，更可使人們明了所謂平定金川之武功的真情。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他下諭決定征討金川時講道：此番進剿，“務令逆酋授首，鏟絕根株，以期永靖邊陲”。《清高宗實錄》卷287，頁4、5.擒斬莎羅奔，誅其弟兄叔侄子孫，鏟除再起變亂的根源，就是乾隆帝用兵金川的主要目的。這一方針，此後多次在諭旨中繼續宣揚和強調。七月二十七日，他對大學士、川陝總督慶複呈述副將馬良柱解沃日土司之圍、小金川投誠、莎羅奔退守的“捷奏”批示說：此乃小小取勝，與去歲進攻瞻對相似。“蠢茲小醜，大兵壓境，未嚐不畏威懾服”，究難保其日後之不複肆橫，置之化外，仍不免勞師動眾，“豈為一勞永逸之計”。《清高宗實錄》卷295，頁20.十月十六日，他諭告軍機大臣：四川巡撫紀山報稱莎羅奔遣人求降，因其未親赴軍營，不準。川陝總督張廣泗亦曾奏述莎羅奔及其兄就日吉父子“屢遣番目乞降，斷難允行”。張之“所見極是。逆蠻反複狡獪，即使麵縛歸誠，尚難保其日後不複肆橫。況此番官兵雲集，正當犁庭掃穴，痛絕根株，一勞永逸，斷無以納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著傳諭張廣泗，務將莎羅奔擒獲，明正典刑”。《清高宗實錄》卷301，頁17.在這裏，他再次明白宣布：必擒莎羅奔，犁庭掃穴，不許納降，哪怕“番酋”麵縛歸誠，也不允其請。十二月十九日，因張廣泗奏稱，莎羅奔托土司汪結“懇請招安”，已堅拒其請，告以“該酋罪大惡極，更非瞻對可比，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凶逆，不滅不已”。今歲不能，至明歲，明歲不能，至後歲，絕不似瞻對燒毀罷兵。他盛讚其處理得當，批示說：“好。明告之，甚是。看此，朕實慶用卿之得人也。勉之，雖遲何妨。”②《清高宗實錄》卷305，頁10，29.過了九天，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令軍機大臣傳諭張廣泗，命其“擒執逆酋”，“拿解京師獻俘，明正典刑”。②
類似諭旨，還有不少，無須贅引。問題再清楚不過了，乾隆帝的此次出兵，是為了踏平大金川，生擒莎羅奔，徹底製服這一地區，絕不是“納降了局”，即使莎羅奔“麵縛求降”，也不罷休。將此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傅恒所奏的“平定金川”大捷相對照，其名勝實敗的真情便不言可喻了。
總的看來，乾隆帝發動的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金川之役，並沒有取得勝利。他的這一所謂“平定金川”的“武功”，既不威武，也無功可言，不過是進行了一場錯誤的戰爭而已。由於他決策有誤，用兵的時間不對，選擇的打擊對象(大金川莎羅奔)欠妥，較長時間裏任用將帥不當，因此，耗費了巨量銀兩，勞民傷財，敗師殞將，得不償失，最後不得不以“納降”來“草率了局”，實際上是打了一場大敗仗。
其五，厚愛經略，慮其有失。任經略之前，傅恒本來就因為是孝賢皇後之弟和勤慎事上，而深受乾隆帝寵愛，超級提拔，未及而立之歲便任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成為僅次於訥親之第二寵臣。當張廣泗料理未妥帝心煩悶之時，訥親安坐未動，傅恒卻奏請“願效前驅”，赴軍指揮，分擔帝憂，此舉甚受皇上讚揚。傅恒就任經略以後，不辭辛苦，長途奔馳，趕到軍營，整頓營伍，露立風雪之中，“徹夜督戰”，奪碉取卡，軍威大振，更贏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歡心，乾隆帝決定要讓其接替訥親之位，成為“素深倚毗”、最受寵信的“中朝第一宣力大臣”，因此對其用兵十分擔心，既怕其戰敗，又恐其負傷或勞累成疾，所以要傅恒盡速統兵回朝。他於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傅恒回京的諭中講道：經略大學士“乃國家第一宣力大臣，讚襄機務，所關綦重”，“豈可因荒徼小醜，久稽於外”，況懸軍深入，“種種可虞”。且孝賢皇後念經略大學士是手足至親，教導成就，“恩意篤摯”，朕亦因孝賢皇後諸弟之中，“能如此忠誠任事”，殊不易得，“是以優加眷遇”。其在金川“臨陣督戰，徹夜露立風雪之中，此豈人所能甚”，於心不忍，是以特召回朝。《清高宗實錄》卷332，頁43、46、48.第二日，正月十六日，他又下諭說：經略大學士年力壯盛，“讚襄之日方長”，實國家所不易得之社稷重臣，“朕豈肯以將來五六十年輔弼良佐”，而令其殫窮年之力，專辦一無足輕重之“番蠻”。大學士督戰金川，使“朕心日夜懸注”，皇太後因朕籌劃憂勤，“又致聖心日夜懸注”。賢臣久勞在外，“朕心實有所不忍”，應即撤兵還朝。《清高宗實錄》卷333，頁3、4.
以上這些因素，促使乾隆帝深悔不該錯對金川用兵，因此，從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送傅恒離京，到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僅僅過了兩個月，他就決定要止兵撤軍了，並準備派嶽鍾琪統兵一萬，駐守打箭爐，防止金川兵襲擊要道和內地。應當說，乾隆帝知錯能改，還是應予肯定的。人孰無誤，知過能改，籌劃彌補之法，於國於民於己，都是大有裨益的。然而，曆史進程變化多端，有時還曲折有趣，正當乾隆帝引咎自責麵帶慚色之時，經略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告捷露布，從遠離京城五千裏的金川軍營，飛速傳送，日行六七百裏，僅僅用了八天的時間，就呈於禦案之上，頓時龍眉舒展，變愁為笑，宮殿內外，喜氣洋洋，一派歡慶大捷的快樂景象。
三、嶽鍾琪勸降勒烏圍莎羅奔營前歸順。
連續接到皇上勸說、諭令班師回京的聖旨，被乾隆帝讚為“殫心為國”之“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的經略傅恒，感到十分為難。他本來抱有誓平金川的雄心壯誌，至軍營後一再向帝奏稱：“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顏以見眾人”，必欲打下勒烏圍、刮耳崖，生擒莎羅奔及其侄郎卡，“蕩平賊境，懾服群番”。《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0，卷333，頁2.何況，軍務頗有起色，卡撒、黨壩兩路大軍均連續奪碉取卡，漸逼莎羅奔住碉，大金川藏民震於清軍“兵威，且糧食將盡”，屢次要求降順。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突然撤兵回朝，真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太可惜了，對朝廷，對自己，都是一大損失。因此，他多次上奏，要求把戰爭進行到底，但一再遭到皇上拒絕。而且皇帝既連下長諭，嘉讚經略為國盡忠效勞建樹了功勳，又溫情脈脈，以至親身份，苦口婆心地從國家大局到個人安危婉言相勸，闡述收兵的必要，還特封一等忠勇公爵，搬出皇太後的慈諭，提及長姐孝賢皇後之恩眷，這一切特恩殊寵，都使傅恒難以堅持己見。尤其是乾隆帝於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經略回京的上諭中，明確宣布，“此旨到日，經略大學士傅恒著即馳驛還朝”，如此嚴諭，臣子怎能違命。兼之，十七日班師之詔又已下達，各省增派之兵尚在中途者一律返回原地。在這樣的形勢下，傅恒隻好上疏，奏稱願意離開軍營，遵諭返京。
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酉刻，乾隆帝收到傅恒的奏折，言及金川頭人阿申內附，機有可乘，棄之可惜，懇展還朝之期。初十日醜刻，傅恒之疏又到，奏稱奉到十六日諭旨，“敬謹遵奉。於(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即行星馳就道”，納降之事，交策楞辦理。乾隆帝讚嘉說：“如此方為明於事理能知輕重之大臣，朕心深為嘉悅。罷兵一事，朕再四熟籌，為國家遠大之計，無逾於此。”《清高宗實錄》卷334，頁17.
傅恒所說欲於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動身回京，並非真話。當時從北京到金川軍營，諭旨及經略的奏折，一般需要十二天。傅恒係於正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奉到十六日的上諭，而他奏稱將於一天之後，在二十九日起身，執行聖旨之如此堅決和迅速，當然會得到皇上的誇獎。但是，從後來的事實看，傅恒上奏之時就已決定要延期起程，而且要親自納降。盡管近二十道上諭促其返京，而且明確限令其停止戰爭，撤軍回朝，他也上了奏疏，表示要遵旨歸京，可是他並未放棄建功立業的願望，隻不過是在“納降”上作了重大的變動而已。
早在十三年十一月初，莎羅奔便“日遣頭人在卡喊降”，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第告訴來使說：必須莎羅奔、郎卡“麵縛叩見，方準伊不死”。初七日頭人得什阿朗到達黨壩四川提督嶽鍾琪軍營，“哭稟郎卡現在病重，求差官注驗”。嶽遣千總楊自功等於初八日赴勒烏圍，驗得郎卡果係病重，並探明勒烏圍一帶道路及山川形勢。嶽傳諭得什阿朗：若莎羅奔、郎卡“抗不赴營，嗣後毋庸喊降”。隨後，十餘名藏民陸續來降，言及刮耳崖已無糧，勒烏圍糧少，普通藏民“不能得食”，“人人思潰”，“賊酋……欲誘令(藏民)同出投誠”。《清高宗實錄》卷330，頁43、44.乾隆帝得知此事後，改變了在原先訥親、張廣泗任職時製定的政策，當時是要二人以瞻對班滾之事為戒，不許收降，現在因已後悔不該用兵金川，故於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諭宣布，如果三個月內不能成功，即應“許其求降，以省帑費，以息人力”。《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
傅恒在十三年十二月中至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的四十餘日裏，連續奉到多道言及盡早收兵的上諭。他一方麵幾上奏疏，要求實行他製定的“銳師深入，從中峰壓下，直搗賊巢之策”，欲圖蕩平金川；與此同時，他也開始考慮計誘“番酋”之法。他於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奏稱：“番眾震我兵威，且糧食將盡，屢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稟哀懇”，十五日又遣頭人來營，送還搶去綠旗兵三名，“觀其情詞懇切，窮蹙似係實情”，因諭以莎羅奔、郎卡若親縛赴轅，當貸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誠，仍抵賊窟，將二酋帶入內地，還朝獻俘”。④《清高宗實錄》卷333，頁29、30、33、34，29、30、33、34.
傅恒意欲騙誘莎羅奔及其侄郎卡來營投降時，縛二人入京獻俘，這種做法實為謬誤。傅恒可能是借此博取生擒“逆酋”之“美名”，謀取殊勳特功之封賞，但此舉將帶來嚴重後果。失信於“番”，金川藏民將重舉義旗，拚死反抗，局麵很難收拾。何況，堂堂天朝大帥，行此鼠竊狗偷之計，豈不貽笑大方。乾隆帝對傅恒之策予以擯斥，於正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連下二諭，令其廢除此法。他指出：莎羅奔、郎卡會考慮到被騙的危險，而“令人冒充”，就算是二人來投，一旦擒拿押獻，不僅其“隨從之眾，一時情急生變”，而且“彼中人心團結，必複另有推戴，其仇恨深切，力抗堅拒，更倍於前”，如欲“痛斷根株”，非一二年不可。何況，既許以不死，又“縶之檻車，獻俘闕下”，則“群番環視，且畏且驚”，不如“昭布殊恩”，遣彼回歸故地，“告布各番”，使知“王師有征無戰，降者不殺，信義宏孚，恩威並著”，這樣一來，“邊徼由此永寧”。④。
傅恒在奉到這兩道上諭之前，已決定放棄誘擒之法，改為納降和好，允其返回。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改變，可能是出於兩個因素。一是他已收到令其見旨之後立即返京的正月十五、十六兩日的上諭，恐因捉拿莎羅奔、郎卡引起“番變”，無法離開金川，從而違背了“著即還朝”命策楞納降的聖旨，犯下欺君抗詔的大罪。二是莎羅奔真心降順，於正月二十日遣頭人來到軍營，“呈獻甘結，遵依六事”：一、永不敢侵擾“諸番”；二、供役比各土司勤勉；三、盡返所奪“鄰番”之地；四、擒獻過去誤犯天兵之凶首；五、送還從前所侵掠之人民、馬匹；六、照數獻出槍炮。雖被傅恒以其“未經麵縛”而“峻拒其請”，莎羅奔仍求降不已，並托綽斯甲土司轉求提督嶽鍾琪“代請貸死”，還屢派親信頭人“致詞獻幣”，稟稱果貸其死，“當為經略大學士建祠頂祝”。《清高宗實錄》卷334，頁17、18、29、30.傅恒很可能考慮到，與其遵旨立即被迫乘馬還朝，將納降之功讓與別人，自己落得一個虛糜糧餉無功返京的可恥下場，倒不如抓住這一極為難得的機會，允許莎羅奔投順，還可親享四個月來鞍馬勞頓勤理軍務之佳果，立一大功，博得平定金川之美名，因而放棄了誘擒的安排。
雍正初年嶽鍾琪署川陝總督時，曾推翻原總督年羹堯的錯誤決定，將大金川割與沃日土司之美同等寨，歸還與莎羅奔弟兄，因此莎羅奔對嶽十分感激。現在嶽鍾琪向傅恒提出納降，願意親至勒烏圍招撫，傅恒同意。嶽遂帶兵四五十人，進抵勒烏圍，宣諭勸說，莎羅奔見嶽輕騎親至，大喜，“迎謁甚恭”，“悉聽約束”，是夜留嶽宿於帳中，嶽“解衣酣寢如常”，莎羅奔更為信服。次日，嶽至莎羅奔的經堂，令綽斯甲土司同莎羅奔、郎卡“依番禮誓於佛前”。嶽隨即前往卡撒軍營，告訴經略。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莎羅奔、郎卡於卡撒經略之軍門外，“除道設壇”，帶領喇嘛、頭目多人，“焚香頂戴，作樂跪迎”，傅恒輕騎簡從，“示以不疑”，升帳就座，莎羅奔等人“次第俯伏帳下”。傅恒“開誠訓飭，義正詞嚴”，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以不死”，莎羅奔等人“感激歡欣，致詞懇切，永誓不敢再有違犯”，並呈獻古佛一尊、銀萬兩。傅恒卻銀受佛，頒賚恩賞，手授荷包，莎羅奔跪謝領受，叩稱銀兩不敢領回，願以此銀為經略大學士傅恒“建祠誦經，子孫戴德”，傅恒遣其歸還勒烏圍。此日，“遠近各番，觀者如堵，莫不踴躍欣喜，敬信畏服”，“萬聲歡慶”。《清高宗實錄》卷334，頁18、26、27、29、30；《嘯亭雜錄》卷4，《金川之戰》；《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乾隆帝得到傅恒“奏報天威遠揚平定金川”，“獻捷班師”的露布，非常高興，立即下諭宣布喜訊，盛讚傅恒“迅奏朕功”，從此“遠徼敉寧，蠻氛盡息，生靈休養，食德飲和，實我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休，垂諸史冊，盛烈光昭”。他從厚封賞功臣，賜令一等忠勇公傅恒服四團龍補褂(按清製，此服僅親王、郡王才能服用)，賜予金黃帶及寶石帽頂，並依開國元勳超等公、追贈武勳王揚古裏額駙之製，加賜豹尾槍二杆、親軍二名，不許懇辭，又照勳臣額亦都、佟國維之例，為其家“敕建宗祠，春秋致祭”，“用獎忠勳”。對提督嶽鍾琪，加太子太保，複封三等公，賜號威信，授兵部尚書銜，賜紫禁城騎馬，免其西征準噶爾時罰令賠補之銀七十餘萬兩。《清高宗實錄》卷334，頁26―28，卷336，頁22，卷350，頁24、25.
莎羅奔感帝“宥死之恩”，“選進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等服役”，送至經略傅恒處，求進獻大皇帝，又於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長生祿位”。乾隆帝得悉四川總督策楞奏報此事後，諭令送還“幼番”，量加獎賞，允其建立傅恒生祠。他又於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下諭給金川土司莎羅奔等人，講述了訥親、張廣泗辦理不善已處以軍法等事，諭其“安分守法，勉力向善，皈依佛教，各守封疆，永無侵軼”，設若鄰近土司前來欺淩，許其向總督、提督控告，當“為爾等分剖曲直”。《清高宗實錄》卷235，頁28、29.第二日，二月三十日，又下諭給鄰近的各土司，重申上述意見。
三月十三日，大學士等議準四川總督策楞奏上之金川善後事宜十二條：一、巴底、巴旺，仍由其原土司納旺管轄。二、允許從軍出力之革布什咱土舍紮什諾爾布承襲該土司，給予號紙。三、雜穀、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仍各轄己地，毋庸“聯為一氣”。四、沃日女土司澤爾吉與小金川土司澤旺婚配。五、沃日土司印務，仍由女土司澤爾吉護理，所生之子，分襲沃日、小金川二土司。六、小金川被毀的碉房，聽其自修自守。七、小金川副土司小朗素及大朗素，酌予安插。八、先來投誠之大金川土舍汪爾吉，乃郎卡之異母弟兄，交伊舅革布什咱土司紮什諾爾布帶赴遊牧，待有安插之處時，即予安排。九、梭磨、竹克基、黨壩等土司、土舍，仍保留原有職銜，毋庸加銜。十、各土司恭順辛勤，業蒙恩旨賞賚，交部分別加級，以示鼓勵。十一、“嚴奸人出入番地之禁”，各土司錢穀文移需人代辦，聽其自行延請漢民充任，“番民貿易”難以禁絕，惟嚴察匪徒出入。十二、木坪、瓦寺兩土司，緊接內地，“番民”“典買漢地甚多，管業已久”，不必勒令漢民贖還，今後嚴禁內地民人將田地“私售番民，違者治罪”。《清高宗實錄》卷336，頁37、38、39.
四、斬相誅帥耗銀勞民名勝實敗。
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經略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奏報“平定金川”的告捷露布送到北京以後，乾隆帝萬分高興，封賞功臣，遣派大員祭告天、地、太廟、大社、大稷、奉先殿、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泰陵和先師孔子，立碑太學，編平定金川方略，並恭謁泰陵，上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後徽號，頒詔天下，恩賜出征官兵夫役和傷病兵丁，寬免犯人，其《禦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概述了征剿的原因、過程和奏凱之情，現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金川莎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釁鄰番。各土司申訴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圖，豈其視為甌脫，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狡以蓄誌，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乃命傅恒為經略)……(傅恒)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奸酋授首，軍聲大振。……(莎羅奔)稽首請降，……經略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數千裏，奏凱未七旬……”《清高宗實錄》卷335，頁3―7.
乾隆帝及其文武大臣把莎羅奔之降當做平定金川之一大武功，而且後來列為“十全武功”之首，因其餘九大武功皆在此之後。此役延續兩年，調兵數萬，可謂規模不小，但是否能將此稱為“平定金川”，是否能以它作為清軍大勝的赫赫“武功”，就很難說了。
金川之戰是否能成為清朝的一大武功，主要取決於清政府在此戰之中，是得不償失，還是獲利無窮。清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就軍隊來說，乾隆十二年，川陝總督張廣泗調征漢土官兵三萬，受挫之後，十三年上半年再增為四萬。傅恒於十三年十一月出任經略，又從陝西、甘肅、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和東三省增派滿漢官兵三萬五千名，加上金川軍營之兵二萬五千，多達六萬之眾。用兵兩載，耗費了巨量銀兩。一征金川，究竟用銀多少，以往無人涉及。乾隆帝於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驚呼：“兩年之間，所用幾及二千萬。”《清高宗實錄》卷331，頁31.這個數字偏大一些。金川事平之後，參讚大臣、戶部尚書舒赫德於十四年二月上疏，詳言軍費開支情況，其文如下：
“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奏稱：川省舊管新收，軍隊需銀七十七萬二千九百餘兩，部撥及外省協濟銀八百七十九萬一千一百餘兩，現存一百五十萬三千餘兩。軍興以來，用司庫及府廳州縣酌留存貯銀五十七萬一千餘兩。查此項銀以備地方緊要，不可久缺，應於存銀照數撥還，尚餘九十二萬一千餘兩。現在應付回兵水陸船隻夫馬之需，又從前雇馬雇夫運米及鐵斤草料，價應找給，又出師官兵賞恤，均宜留備，查各省尚有奉撥未到銀，應請將一百萬兩，留備前項支用。餘銀查川省本年額賦奉恩緩征，臨邊要地，爐藏各站，歲有供應，寧使多備無缺，應再撥銀一百萬兩，以備歲需，計核少銀四十五萬兩，請於就近湖廣起解銀，截撥足數。(從之)”《清高宗實錄》卷335，頁20、21.
按照舒赫德的奏報，截至十四年二月中，金川之役已用銀八百六十三萬二千餘兩，加上支付大軍班師所需水陸運費及先前欠付的腳價等費，又是一百萬兩，則共用軍費九百六十三萬餘兩。如果再加上瞻對之役的一百餘萬兩銀，則軍費多達一千一百萬兩。
用兵金川的過程中，清軍兩次失敗，傷亡慘重。前麵曾說過訥親、張廣泗所統之四萬餘名兵士，因戰死和重傷遣返，隻剩下二萬四千九百餘名，減員八分之三。四川提督嶽鍾琪奏報張廣泗等損失之具體情形說：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帶傷不下數百名，小者不下百數十名，軍營現存官兵，“每百名中(帶傷者)竟有數十，且有身帶四五處傷不等者”。《清高宗實錄》卷335，頁7、8.經略大學士傅恒在前往金川途中，“見陝西、雲南受傷遣回之兵，敝衣垢麵，幾無人色”。《清高宗實錄》卷331，頁15.
由於供應軍需，轉運糧餉，民力十分疲憊，尤以川省為甚。停戰之後，乾隆帝降旨：川省軍興，“一切供億輸挽，有資民力”，令川督將運米州縣分等具報，聽候施恩，並將十三年、十四年地丁錢糧緩征。四川總督策楞於十四年四月遵旨上奏後，帝於五月初八日下諭：列為一等的茂州等十四州縣，“地居衝要，差務殷繁，承辦米夫最多”，加恩蠲免一年錢糧。列在二等的溫江等四十三州縣廳，辦米出夫亦多，僅次於茂州，有的州縣或派出口站夫，或當北路孔道，“差務亦重”，免一年錢糧十分之七。列為三等、四等的樂山、隆昌等七十五州縣，或出夫而不辦米，或糧由舟運，“人力稍省”，分別免一年錢糧的十分之五或十分之三。《清高宗實錄》卷340，頁19.此時四川省有州、廳、縣一百四十三，而上述因出夫運米蠲免錢糧的州、縣、廳卻為一百三十二，占全省州、縣、廳總數百分之九十二，可見金川之戰使四川民力虧損之嚴重。
乾隆十年七月至十一年四月的瞻對之戰，使曆任尚書、總督、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等要職的國舅爺一等公慶複，坐貽誤軍機律，革職削爵，勒令自盡；署四川提督李質粹被處以死刑。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一征金川，使勢傾朝野的乾隆帝之第一寵臣、首輔、領班軍機大臣、一等果毅公經略訥親，被削爵問罪，喪命於其祖遏必隆的寶刀之下；因治苗疆平苗變而平步青雲超升總督、副將軍，被帝讚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者”無出其右的川陝總督張廣泗，以失誤軍機“有心誤國”罪，立即處斬。
乾隆帝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價，又得到了什麽？當然，也不是一無所獲。其一，不管怎樣，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總算是“稽首請降”了，還具了甘結，遵守六條，金川地區保持了十幾年比較安定的局麵。其二，逃匿多時的下瞻對首領班滾，懾於軍威，“悔罪投誠”，率領弟兄、土目、頭人，“出界跪迎”四川總督策楞派往曉諭的官員，“誓死明心”，“親身率眾歸誠”，並表示立即“約束番眾禁做夾壩，遇有差使，倍竭報效”。其親戚土目，“亦各同聲歡慶，如獲更生”。《清高宗實錄》卷349，頁6，卷358，頁6.瞻對之役的未竟之事，也算得到了解決，這一地區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和平與安寧。其三，降服蒼旺，將雜穀土司改土歸流。乾隆十七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初，以雜穀土司蒼旺攻打鄰界之梭磨、卓克基土司，不遵官府調處，又“私造鐵炮，潛蓄逆謀”，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發兵四千，前往征剿，半個月內擒獲蒼旺，降服“番寨”一百餘寨，招撫藏民四萬餘人，將這延袤二千餘裏的大土司改土歸流，設立理番廳。此事雖在打金川之後，但顯然與嶽鍾琪起為提督，執掌四川兵權，以及其兩次攻取金川碉卡，勸降莎羅奔，有著密切的聯係，因此，可以將此列為用兵金川的成效之一。
至於所謂莎羅奔之“跪降”及其六條條約，倒很難作為“武功”的依據，或者說得更準確、更明白一些，它反而是表明乾隆帝用兵金川之誤及其並未成功的有力證據。莎羅奔之“跪降”一事，很有文章。乾隆帝援引傅恒、嶽鍾琪的奏疏，說莎羅奔多次求降，情切詞懇，但是他們卻在“求降”之事的三個重要關節上含糊其辭。一是雖然莎羅奔與其侄郎卡確曾一再和清軍聯係，要求停兵議和(即傅恒等人說的求降)，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倆堅決拒絕清朝要其自縛到營麵議的要求，隻是屢遣頭人來見，本人從不前往清軍大營。二是莎羅奔之所以能於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傅恒軍營外設壇除道，很重要的原因是嶽鍾琪的勸降。堂堂天朝的大將軍四川提督嶽鍾琪，竟然僅僅率領四五十名隨員，就紆尊降貴，親臨小小土司寒舍，反複勸導，而且肯定講述了清政府寬待莎羅奔的方針及“跪降”的具體安排。先有嶽的大駕光臨及其保證，才有二月初五日莎羅奔、郎卡等人至軍營的“跪降”。三是莎羅奔僅僅是率眾跪迎，並未自縛其身，“肉袒羊牽”，而且傅恒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之不死”，當即遣返回家，沒有施加任何淩辱和處罰。如果考慮到莎羅奔原本是經帝批準襲承其兄之職的一個小小安撫使，是清帝所轄之微不足道的一位“番酋”，連清政府中的七品芝麻官到來，他都要率眾跪迎，那麽，這次二月初五的“跪降”，便沒有什麽特殊性了，便不是因戰敗而跪迎將軍、經略。
與此相類似的，是所謂莎羅奔的“呈獻甘結，遵依六事”，即不侵鄰“番”、退還占地、勤勉當差、獻擒凶首、送還俘獲、交獻槍炮。這與其說是莎羅奔戰敗而簽的投降條約，倒不如說是友好協議和例行公文。莎羅奔是清帝“屬番”，他作為清政府統轄之下的一個安撫使，本來就應遵守清朝國法，不得侵擾鄰“番”搶掠漢民，不許侵占其他土司之地，更不得對抗官軍，殺傷將弁士卒，奪取槍炮，如果違令則要依法嚴懲，直至抄家問斬，踏平全境。這次的兩年之戰，莎羅奔先後擊殺了總兵任舉、副將張興、參將買國良、遊擊孟臣等將領多人，殺傷官兵上萬，還奪取了許多槍炮，犯下了“十惡不赦”的滅門大罪，可是，六條之中，莎羅奔隻是退地、還人、當差、獻炮而已，交了一個馬邦頭人朗多阿朗，作為“起禍之源”，“誤犯天兵的凶首”，而他這位指揮“番民”萬人侵鄰、占地、掠人、奪炮、數敗官軍的大土司，卻安然無恙，既不問罪，又不受罰，還不挨罵，不受羞辱，照樣穩坐安撫使的金交椅，統轄五百裏的大金川，這六條怎能成為清軍獲勝建立武功的根據。
看看用兵初期乾隆帝關於此戰的目的、要求的諭旨，更可使人們明了所謂平定金川之武功的真情。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他下諭決定征討金川時講道：此番進剿，“務令逆酋授首，鏟絕根株，以期永靖邊陲”。《清高宗實錄》卷287，頁4、5.擒斬莎羅奔，誅其弟兄叔侄子孫，鏟除再起變亂的根源，就是乾隆帝用兵金川的主要目的。這一方針，此後多次在諭旨中繼續宣揚和強調。七月二十七日，他對大學士、川陝總督慶複呈述副將馬良柱解沃日土司之圍、小金川投誠、莎羅奔退守的“捷奏”批示說：此乃小小取勝，與去歲進攻瞻對相似。“蠢茲小醜，大兵壓境，未嚐不畏威懾服”，究難保其日後之不複肆橫，置之化外，仍不免勞師動眾，“豈為一勞永逸之計”。《清高宗實錄》卷295，頁20.十月十六日，他諭告軍機大臣：四川巡撫紀山報稱莎羅奔遣人求降，因其未親赴軍營，不準。川陝總督張廣泗亦曾奏述莎羅奔及其兄就日吉父子“屢遣番目乞降，斷難允行”。張之“所見極是。逆蠻反複狡獪，即使麵縛歸誠，尚難保其日後不複肆橫。況此番官兵雲集，正當犁庭掃穴，痛絕根株，一勞永逸，斷無以納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著傳諭張廣泗，務將莎羅奔擒獲，明正典刑”。《清高宗實錄》卷301，頁17.在這裏，他再次明白宣布：必擒莎羅奔，犁庭掃穴，不許納降，哪怕“番酋”麵縛歸誠，也不允其請。十二月十九日，因張廣泗奏稱，莎羅奔托土司汪結“懇請招安”，已堅拒其請，告以“該酋罪大惡極，更非瞻對可比，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凶逆，不滅不已”。今歲不能，至明歲，明歲不能，至後歲，絕不似瞻對燒毀罷兵。他盛讚其處理得當，批示說：“好。明告之，甚是。看此，朕實慶用卿之得人也。勉之，雖遲何妨。”②《清高宗實錄》卷305，頁10，29.過了九天，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令軍機大臣傳諭張廣泗，命其“擒執逆酋”，“拿解京師獻俘，明正典刑”。②
類似諭旨，還有不少，無須贅引。問題再清楚不過了，乾隆帝的此次出兵，是為了踏平大金川，生擒莎羅奔，徹底製服這一地區，絕不是“納降了局”，即使莎羅奔“麵縛求降”，也不罷休。將此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傅恒所奏的“平定金川”大捷相對照，其名勝實敗的真情便不言可喻了。
總的看來，乾隆帝發動的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金川之役，並沒有取得勝利。他的這一所謂“平定金川”的“武功”，既不威武，也無功可言，不過是進行了一場錯誤的戰爭而已。由於他決策有誤，用兵的時間不對，選擇的打擊對象(大金川莎羅奔)欠妥，較長時間裏任用將帥不當，因此，耗費了巨量銀兩，勞民傷財，敗師殞將，得不償失，最後不得不以“納降”來“草率了局”，實際上是打了一場大敗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