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初征金川敗師殞將(3)
接替訥親之任的經略大學士傅恒於十四年正月上疏，詳言訥親、張廣泗之失誤，時人皆以其言十分中肯，廣為傳述，現摘錄如下。傅恒奏稱：
“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尚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於雜穀，許應虎失機於的郊，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碉防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歿，挫銳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軍無鬥誌，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無如賊碉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尚匿不實奏。臣查攻碉最為下策，槍炮惟及堅壁，於賊無傷。而(一碉)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槍不虛發。……又戰碉銳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炮方過而人起。……攻一碉難於克一城，……得一碉輒傷數十百人。……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尚以為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以上傅恒、嶽鍾琪對先前用兵失利的原因，主要歸納為四點：經略無謀，膽小偷安；督臣指揮失宜，諸將逗留失機；金川地形險要；守兵拚死反擊。這些都是事實，這樣的分析，不能說不是正確的，但是，也不能說是十分深刻的。更主要、更起決定作用、更為根本的因素，他倆沒有提到，或者說得準確一點，他倆是不敢涉及，沒有膽量講出來。這一因素就是乾隆帝的重大失誤。
乾隆帝在用兵金川之事上，犯了兩個錯誤：一是判斷欠妥，誤認為可以輕易取勝，故而草率決定發軍征討；二是任人不當。乾隆帝隻看到張廣泗在平苗變、治苗疆過程中的傑出才幹，沒有想到其在金川之戰中會如此無能。如果僅僅就此而論，倒還可以諒解，誰能擔保對一個人的軍事指揮能力的估計，可以永遠正確。但是，在另一問題上，即張之性格、度量、作風上，乾隆帝卻不該無所了解了。張廣泗其人，得誌之後，心胸狹窄，成見太深，貪功專權，驁不馴，驕橫跋扈。嶽鍾琪久為四川提督，熟悉“番情”，“向為番眾信服”，對莎羅奔還有厚恩。《清高宗實錄》卷309，頁44.如果張廣泗能從其建言委以軍權，充分發揮嶽的作用，肯定會對軍務大有裨益。可是，張廣泗既因與嶽曾有前隙，又嫉賢妒能，對嶽鍾琪處處提防，多方限製，使其才幹未能發揮。更為嚴重的是，他對訥親的抵製和謀害，使局麵更為惡化。
乾隆帝原本以為委任訥親為經略，“其威略足以懾服張廣泗”，可以使官兵振奮，變怯為勇，張廣泗能“專意征剿”，緩和其與諸將之矛盾，而加速出征之勝利，並可借此抬高訥親之聲望，予以更大的恩寵，實為一舉兩得之妙計。不料，張廣泗竟然蔑視聖旨，傲對訥親，根本不與訥親合作，千方百計拆訥親的台。後來，乾隆帝以此作為張之一項大罪，多次下諭斥責張廣泗“聞有訥親經略之命，輒心懷觀望，諸事推諉”，貽誤了軍機。《清高宗實錄》卷325，頁37.欽差大臣、署四川巡撫班第對此詳奏說：
“查訥親抵營時，各路官兵俱已調齊，正可進攻，而張廣泗遲回不進，猶駐美諾，經訥親再四勒催，始來軍營。但訥親不能細察形勢，督催過激，以致布置疏虞，任舉、買國良相繼陣亡，自此一切軍務俱不敢主持，仍聽張廣泗調度。而張廣泗遂無論事之大小，動雲麵奉經略指示，其實皆出張廣泗之意，而訥親不知也。張廣泗之居心委卸，舉動乖張，訥親未嚐不知，臣亦嚐與言及。……”《清高宗實錄》卷328，頁8.
乾隆帝對訥親的認識和委用，更為錯誤。訥親本來是一位精明能幹之人，青年得誌，深受乾隆帝賞識，勤奮敏捷，頗有見識，時人稱其“料事每與上(乾隆帝)合”。他身任多職，理事浩繁，審案勘河巡閱營伍，辦理皆甚妥善。尤為難得的是，他“以清介持躬”，不貪財納賄，不交結權貴，不與官員私交，“其門前惟巨獒終日縛扉側，初無車馬之跡”。人們因其“廉介自敕”，“不敢幹以私”，怕碰釘子，遭其懲處。《嘯亭雜錄》卷1，《殺訥親》。這是一位治理國政的能臣，乾隆帝對其栽培陶養十幾年，心血是沒有白費的。但是，訥親雖善治政，卻不諳用兵，又因是名門之後，貴胄子弟，生性嬌慣，怕勞畏死。誰知，乾隆帝竟將這位“素未蒞師”的儒臣任為經略，使其肩負征剿大金川的重任，這樣地棄其所長用其所短，當然會誤國誤軍，也害了訥親本人。
剛到金川，訥親還是想有所作為的。他於十三年四月下旬得知此命即速回京師，短住一時便趕赴四川，六月初三日抵達大金川，立即發動進攻。史稱其“銳意滅賊”，但“自恃其才，蔑視廣泗，甫至軍，限三日克刮耳崖。將士有諫者，動以軍法從事，三軍震懼，多有損傷。”《嘯亭雜錄》卷1，《殺訥親》；《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金川藏民的英勇反擊，官兵的嚴重傷亡，使這位“意氣驕溢”的宰相嚇破了膽，處事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此就“銳挫氣索”，不敢言戰，由“蔑視廣泗”轉變為“不敢專攻，仍倚張廣泗辦賊”，每臨戰時，“避於帳房中”，“人皆笑之”。而張廣泗則“輕訥親不知兵而氣淩己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訥親雖知張“居心委卸，舉動乖張”，但“以軍旅之事，素未諳練，倚仗張廣泗，希圖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為徇隱”。這樣一來，“將相不和，士皆解體”，“軍威日損”，進攻焉能獲勝。《清高宗實錄》卷328，頁8；《嘯亭雜錄》卷1，《殺訥親》；《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由此可見，乾隆帝任帥不當，錯用訥親、張廣泗，是造成清軍進征金川失敗的主要因素。這一點，他很快就認識到了，立即采取對策，遣派協辦大學士傅恒代替訥親，出任經略，準備向金川發動第二次大的戰役。
第三節“第一武功”不武無功。
一征金川得不償失。
一、改任新經略傅恒再圖大舉。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下諭說：大金川之事，訥親、張廣泗曠日持久，有負重托。“自禦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訥親，其次莫如傅恒”。傅恒年方壯盛，且係勳舊世臣，義同休戚，著傅恒暫管川陝總督印務，即前往軍營，與班第、傅爾丹、嶽鍾琪等妥協辦理軍務，務期犁庭掃穴，迅奏朕功。第二日又諭令授傅恒為經略，“統領一切軍務”，十月初六日再晉其為保和殿大學士，位居首輔。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分別係順治帝、康熙帝之忠臣和親信大臣，其姐為乾隆帝之愛妻孝賢純皇後。由於這些原因，傅恒青年得誌，二十四五歲就當上了軍機大臣，過了兩年(乾隆十二年)又擢戶部尚書，十三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升協辦大學士，兼領吏部，十月授保和殿大學士，此時他還不到三十歲，可見其受帝之寵愛和栽培。
乾隆帝派出這位第二寵臣時，認真吸取了先前錯用訥親的教訓，在任傅恒為經略時，兩次下達長諭，既詳言訥親“身圖安逸”、畏縮不前、“負國負恩”之大罪，將予嚴懲，並明確告誡傅恒不要“如訥親之怯弱”，否則“前鑒具在”；又誇獎傅恒“念切休戚，力圖獲醜”，有“銳往直前破釜沉舟之誌”。《清高宗實錄》卷325，頁34、35，卷326，頁2―8.這對促使傅恒勇於任事，誓平金川，自然是會起作用的。
乾隆帝又連下數諭，責令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第、四川提督嶽鍾琪，“務須乘機度勢，可進則進”，不要遲延，不許像從前“張廣泗聞有訥親經略之命，輒心懷觀望，諸事推諉”，當以張為戒。這為調整將帥關係，加強統一指揮，很有裨益。
乾隆帝專對金川軍營將弁兵丁下達特諭，既指責兵丁“不能鼓勇先登，摧鋒陷陣”之過，將弁“虛糜廩祿，均屬有罪之人”，又告以“咎歸主將”，乃訥親、張廣泗，官兵等“罪為可寬，而情為可憫”，現派經略大學士傅恒賚往內帑銀兩，賞賚將弁兵丁，“鼓勵士心”，責令他們務必“各知奮勉”，“踴躍前驅”，“共成偉績”。《清高宗實錄》卷326，頁24、25.
乾隆帝在調兵上也作了重大的改進，決定增派大批滿漢官兵。他於十三年九月、十月下諭，遣派京師滿兵二千、東三省滿兵三千、陝甘二省兵一萬五千名、雲貴八千、湖南湖北二省四千名、西安滿兵二千、四川滿兵一千，合共三萬五千名，派總兵六員、副將八員統領，限於十四年三月齊集金川軍營。加上金川現有漢土官兵及少數滿兵共二萬四千九百餘名，清軍總數多達六萬名，超過金川藏兵十餘倍，而且其中有清帝倚為根本支柱的滿兵九千餘名，可見乾隆帝誓平金川的決心之大。對出征官兵，皆厚賜銀兩，滿兵的前鋒、護軍，每人賜銀五十兩，可購米五六十石。給經略每月養廉銀一千兩、“賞賚銀”一萬兩。
在糧餉器械方麵，也力求富餘充足。運去大批槍炮，其中衝天炮、九節炮威力極大，是“國家利器”，威遠炮在康熙年間征西藏時，“曾以此得勝”，製勝炮威嚴雄壯，均為聖祖時製造，平時均“貯之禁中”，這次也特為請出，送往前方。金川軍營又鑄造了多位重二千餘斤的銅炮。乾隆帝撥戶部庫銀和各省銀四百萬兩以供軍儲，又出內帑十萬供傅恒賞賜官兵之用。
乾隆帝為使傅恒“專一經理進剿事宜，俾朕功早奏”，保證糧餉器械的供應，增強指揮效率，於十月十四日解其帶管川陝總督之職，特派數員能臣前往，以兩廣總督尹繼善為協辦大學士，攝陝西總督，主饋運，派兵部尚書兼戶部尚書舒赫德隨傅恒行，因訥親之兄兩江總督策楞及訥親之堂弟吏部尚書達爾當阿，懇請從征效勞，授策楞為四川總督，命以上四員大臣及內大臣傅爾丹均為參讚大臣，“參讚軍務”。《清高宗實錄》卷332，頁29.
乾隆帝的這些措施，以及誅訥親，斬張廣泗，懲治四川巡撫紀山，使新經略感戴帝恩，文武大臣加強了責任感，三軍將弁士卒畏懼處罰爭求立功，軍紀嚴明，士氣大振，兼之，糧餉充足，槍炮眾多，軍需物資齊備，這一切，為進攻金川提供了獲勝的可靠保證。
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禦太和殿，賜經略大學士傅恒敕書。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師，帝親詣堂子行祭告禮，親祭吉爾丹纛和八旗護軍纛，至東長安門外禦幄，親賜傅恒酒，命其於禦幄前上馬；又遣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良鄉。未及而立之歲的青年大帥傅恒，深受特寵，誓報帝恩，決心要踏平金川，建樹豐功偉績。他一出京門，便兼程前進，飛速奔馳，日行二百四五十裏，每日還要看閱帝旨和有關軍情的文件，處理軍務和地方要事，繕寫奏折。十一月末他從渭城驛馳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餘裏，鞍馬之勞頓，可想而知。他從成都出發，沿途崇山峻嶺，道路險惡，尤其是十二月初九日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軍營第一險路”，平常時日都隻能牽馬步行，而現在連日降雪，“路途益滑”，“極滑處”將馬用繩係拉而上，“一二步即倒”，有十幾匹馬墜入山澗，傅恒親自率眾步行七十裏，整整勞累一天，才登上山嶺。曆經艱辛，傅恒於十二月十八日趕到金川軍營。《清高宗實錄》卷329，頁25，卷330，頁23，卷331，頁33、34，卷332，頁2.
對於與軍中大將嶽鍾琪、傅爾丹的關係，傅恒十分慎重，竭力爭取和衷同濟，同建功業。他於十二月初在途中上奏說：“聞軍中綠旗將士，知臣來川，日夜盼望。而傅爾丹等聞臣將至，轉生疑懼”。待到軍營後，當對傅爾丹等“詳悉開導，使之釋然無疑”。擬告嶽鍾琪：你受皇上深恩，棄瑕錄用，“當一矢丹誠，竭力報效，不可稍存瞻顧”。若你進攻有效，即你之功，若不盡力則有過。我為經略，“眾人之功，即我之功”，“惟在同心協力，相與有成”。並欲將此“諄切告語”，“宣布軍中將士，使傅爾丹等疑懼盡釋，庶臣得收指臂之效”。同時，他奏減兵九千，隻派新兵二萬六千名。乾隆帝盛讚其“籌審精詳，思慮周到，識見高遠，實乃超出等倫”，“經略大學士信為有福之大臣，觀此，則大功必可告成也”。《清高宗實錄》卷330，頁36―39.
傅恒立誌做番事業，一再向帝奏稱誓平金川，明確講道：“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顏以見眾人。”《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0.他詳細了解軍情以後，於十四年正月初專上長疏，詳述了訥親、張廣泗的失誤，提出了征剿方略。他說：等待各省調派之兵到齊以後，即同時並舉，分地奮攻，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番眾”不多，外邊防備既密，內部守禦必疏，我軍從捷徑深入，出其不意，“則守碉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誌，均可不攻自潰”。卡撒一路，嶺高溝窄，我“既身為經略，當親任其難”，黨壩一路由嶽鍾琪統率，“兩路並進”，“使其麵麵受敵，不能兼顧”。士兵中，小金川兵驍勇善戰，沃日、瓦寺兵強而少，雜穀、梭磨、綽斯甲等兵眾而懦，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強幹不足，革布什咱兵精銳，均“可資其兵力”，“定於四月間報捷”。《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在此之前，他奏準斬殺私通大金川之奸細小金川土舍良爾吉及其嫂阿扣和漢民王秋，斷了莎羅奔安插在清軍裏的內應。他“申明紀律，整頓營伍，親身督戰，露立風雪之中，連宵達旦攻克碉卡”，軍威大振。
傅恒之下的大將四川提督嶽鍾琪，深感皇上不念前過起用重任的厚恩，決心報效朝廷，立功建業。盡管他已是六十三歲的老翁，但從乾隆十三年四月抵達軍營後，便盡心竭力從事征剿，提了不少十分中肯的建議。尤其是張廣泗戰敗被斬無法對嶽排擠以後，他更為發奮，於九月十二日至十九日，統領黨壩之軍，進攻康八達山梁。他所轄之兵，號稱一萬餘名，但因要防守二十五座營盤、一百零五卡和糧台塘站，以及傷病，隻剩下七千餘人可供進剿之用，其中大半係附近土司之兵。他用這支以士兵為主的軍隊，猛攻敵碉，奪毀大戰碉、小戰碉各數座，打下木卡、石卡、木城、石洞十八座(處)，焚金川藏民糧食十二倉，取平房四十六間，斫破大皮船四隻，攻占跟雜一帶地方，南北四十餘裏東西二十餘裏，“前後殺賊甚眾”，為數月以來罕有之勝。《清高宗實錄》卷326，頁26―28.嶽於此月奏請用兵三萬五千，以一萬由黨壩水陸並進，直搗勒烏圍；以一萬由甲索奪馬牙岡、乃黨、兩溝，徑抵河邊，與黨壩之兵會合，攻取勒烏圍莎羅奔住碉；留兵八千於卡撤防禦刮耳崖莎羅奔之侄郎卡來援，俟取勒烏圍，前後夾攻，奪占刮耳崖；餘兵七千分守營盤，防護糧運。他向帝表示：“專責臣辦理，一年內可成功”。《清高宗實錄》卷325，頁8、9.此奏深受乾隆帝讚賞。嶽鍾琪又於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三日，連續領兵一千餘名，猛攻界於康八達與木耳金崗兩山之中的塔高山梁，將其石城轟坍，又火焚木耳金崗戰碉二座、卡二處，擊殺金川藏兵一二百人。乾隆帝聞知甚喜，批示說：“欣悅覽之，汝調度有方，實可嘉悅，總俟克成大勳，從優議敘。”《清高宗實錄》卷330，頁30、51，卷331，頁32.嶽雖因年老和昔日進剿西藏時“染受寒濕，左手足麻木不仁”，金川山高路險，難於乘騎，但在攻打火燒梁、木耳金崗、革什戎崗、康八達等三十餘處時，仍“策杖扶人，徒步督戰”。《清高宗實錄》卷329，頁63.嶽鍾琪的戰功，鼓舞了三軍士氣，對扭轉清軍的被動局麵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十三年十二月末，金川軍營有漢滿士兵三萬八千餘人，加上十四年正月陸續調來之兵，到二月初，總數當在四萬名以上，超過大金川藏兵七八倍。大軍壓境，槍炮眾多，連下碉卡，士氣振奮，傅恒、嶽鍾琪決計深入，正在準備大舉進攻，不料，從京城方麵連續傳來聖旨，乾隆帝要經略收兵息戰班師回朝，使廣大官兵詫訝不已，議論紛紛。
二、獲勝無望後悔用兵下詔班師。
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乾隆帝弘曆下諭，宣召經略大學士傅恒、吏部尚書達勒當阿、戶部尚書舒赫德回京說：
“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凶暴，綏輯群番，並非利其民人土地，而從前訥親、張廣泗措置乖方，屢經貽誤，是以特命經略大學士傅恒前往視師，熟察形勢，相度攻剿。經略大學士傅恒自奉命至軍，忠誠勞，超出等倫，其辦事則巨細周詳，鋤奸則番蠻懾服，整頓營伍則紀律嚴明，鼓勵戎行則士氣踴躍，且終宵督戰，不避風雪，擊碉奪卡，大著聲威，誠為仰副委任。朕思蕞爾窮番，何足當我師顏，而機務重大，部務殷繁，諸大臣皆為此一事，馳騁經營。經略大學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素深倚毗，豈可因荒徼小醜，久稽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即擒獲渠魁，掃蕩巢穴，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經略大學士傅恒著即馳驛還朝。尚書達勒當阿、舒赫德各有部職，亦未便久曠，總督尹繼善統製全秦，邊防綦重，著一同回任。所有軍營一切事宜，交與該省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等，盡現在兵力，足以調派，即傅爾丹，尚有滿兵在彼，亦應暫留，殫心籌劃，妥協辦理，以竣軍務。”《清高宗實錄》卷332，頁42、43.
過了兩天，正月十七日，乾隆帝諭告軍機大臣，詳言必須班師的理由，認為“此時宜定撤兵之計”，因“軍務為國家大事，當詢謀僉同，方可定議”，命議政王大臣“通盤籌酌，詳議具奏”。議政王大臣立即集議，奏稱：“王師除逆安邊，原非利其土地民人，金川情形，既經奏悉，限於地勢，詎可勞師糜餉，從事於人力難施之荒徼，應請撤兵，召經略大學士還朝。”乾隆帝從其議，即於當日正式下詔班師說：
“經略大學士傅恒自抵軍營，即誅渠魁，克碉卡，軍威大振。賊首窮蹙求降，經略大學士誌期殄滅種類，欲俟各路兵丁齊到，一舉蕩平，不肯允降。朕思蠢爾窮番，何足汙我斧鑽，既已乞降，允宜網開三麵。且經略大學士心膂重臣，久勞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已降旨召令還朝，讚襄機務，所有納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隨宜酌辦。內大臣傅爾丹暫留，統領滿兵陸續撤回。其各路滿漢官兵未抵營者，於所至之處，著班第、紀山、高越知會統兵官弁，令其按起，仍由原路回營，不必前進。……大兵既經撤回，軍糈亦毋庸挽運……”《清高宗實錄》卷333，頁6―10.
又過了一天，正月十八日，乾隆帝以奉皇太後之命，下詔封傅恒為一等忠勇公說：
“……朕恭請皇太後聖母萬安，仰蒙垂詢，朕以班師納降具奏。欽奉慈諭：息眾寧邊，乃國家太平長策。皇帝禦極十有四年，予從不問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聞，因係軍國重務，時惦予懷，近見皇帝宵旰焦勞，尤為注切。今既下詔撤兵，實我大清國景運興隆億萬年社稷蒼生之慶。大學士傅恒忠勤宣力，謀勇兼優，成績懋著，朝廷宜封以公爵，用示獎勵，予心如是，皇帝以為何如。朕念經略大學士傅恒殫心為國，實冠等倫，超錫五等之崇班，允協酬庸之盛典，仰遵慈諭，封為忠勇公，銘勳冊府，光我邦家，朕實嘉焉。”《清高宗實錄》卷333，頁11、12.
乾隆帝是於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授傅恒為經略的，並於十一月初三日為其出師餞行，撥款四百萬兩，增派滿漢官兵三萬五千，對其寄予厚望，要其“振旅興師”，“犁庭掃穴”，“迅奏朕功”。為什麽時隔不久，他就改變初衷，要下詔班師？總觀乾隆帝在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日關於止兵的近二十道上諭，可以使人們十分清楚地看到，此意由來已久，是他經過長期反複考慮而慎重作出的結論。促使他這樣做的主要因素有五。其一，進攻難以獲勝。乾隆帝原本以為，金川乃一偏僻之區彈丸之地，隻要派遣數千綠旗士卒，征調附近土司的士兵，就可勢如破竹，迅速“直搗巢穴”，“擒獲渠魁”，大功告成。不料，事與願違，川陝總督張廣泗領兵三萬，一挫於馬邦、曾達，經略大學士、一等果毅公訥親和張廣泗統軍四萬再敗於臘嶺，用兵兩年，被擋於莎羅奔所居勒烏圍數十裏外，寸步不前。這時，他才知道金川氣候惡劣，地形險峻，藏民誓死反擊，進剿很難成功。他在正月十五日諭召傅恒回京的同時，告訴軍機大臣說：“朕思用兵一事，總係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形勢，定計撤兵。”金川“堅碉難破”，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天險非人力可施”。敵之石卡，守禦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進攻，隻斃其半，而士兵、綠旗死者已達十一人，傷者至七十餘人。若以百人敵其一人，則“賊徒三千，當用三十萬眾”。《清高宗實錄》卷332，頁43、44.在此之前，他多次講到“番境道路奇險，軍行艱難”，卡撒“堅碉林立”，“險峻逾常”，勒烏圍、刮耳崖“險必更甚”，若早知“征途險阻如此”，絕不派遣傅恒前去了。他還憂心忡忡地說：懸軍深入，歧徑莫測，敵軍設伏斷後，“種種可虞，險著詎宜嚐試”！《清高宗實錄》卷331，頁36、40、52，卷332，頁5、7、17、44.他的這種說法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由此可見，金川藏民憑險死守，“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炮方過而人起”，“賊據地利，萬無可望成功之理”，清軍極難取勝，並常有敗師殞將的危險，是迫使乾隆帝後悔用兵下詔班師的決定性因素。
其二，費銀巨萬，國力難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京奔赴金川時，軍營隻有漢士兵二萬四千九百餘人。經過朝廷增調滿漢官兵及隨行夫役，以及僉征士兵，到十二月中，人數大增。辦理糧餉的刑部右侍郎兆惠和署四川巡撫班第的奏折，於十二月二十三日送到北京。他倆奏稱：“現在通籌各軍糧，計口預備”，卡撒五萬人，黨壩三萬餘人，甲索一萬餘人，馬奈、正地各五千餘人，“各有存積”，④⑤《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6，16、31，31.官將兵丁役夫已有十萬餘人。到了十四年二月初，人數又有所增加。四川布政使高越於十三年十二月初奏稱，現駐軍營官兵夫役，月需米二萬一千餘石，今又添滿漢官兵和運夫，約添二萬餘石，從本年十二月到明年(十四年)五月，共需二十五萬石。當時，從成都運米到軍營，每石需腳價銀十八兩。姑按高越的計算，每月需米四萬餘石，一年就是五十萬石，一石腳價銀十八兩，每年僅食米一項，就需腳價銀九百萬兩。另外，還有其他開支。高越又奏稱，從十三年十二月到十四年五月，“一切需費”，約銀八百七十萬餘兩。④除去二十五萬石米的腳價銀四百八十萬兩，則其他項目的用費為三百九十萬兩，相當於五個月內食米腳價銀的百分之八十。照此推算，每年食米的腳價銀和其他開支，應需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相當於全國田賦銀總數一半以上。數量之大，實在令人吃驚。
乾隆帝在得知高越奏折後的第四天，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諭說：前據高越奏稱，川省軍需，年內至明年五月，尚須撥銀八百七十萬兩。“金川小醜，初不意靡費如許物力，兩年之間，所用幾及二千萬”。⑤又過了七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論述“金川用兵，定不過(十四年)四月初旬之期”的理由時講道：若四月初不能收局，“則勞費無已，勢將難繼”。今部庫所存，通計僅二千七百餘萬兩，“各省撥協錢糧，已動及留備”，若遲至(十四年)秋冬，“則士馬疲憊，饋餉繁難”。此二千七百餘萬兩，倘若“悉以擲之蠻荒絕徼，設令內地偶有急需，計將安出。”《清高宗實錄》卷331，頁52.如果聯係到乾隆帝即位時國庫已有銀二千四百萬兩，十三年之久隻增加了三百萬兩，更可顯示出這二千七百萬兩之寶貴，怎能輕易擲於金川。巨萬軍費，非此時清政府所能承擔，這是促使乾隆帝決定停兵的第二個重要因素。
其三，“疲於供億”，民力難堪。月需四萬餘石米的軍糧，每門重二千餘斤的大炮，上萬槍銃，數以十萬計的大小炮子，以及軍裝刀槍劍戟，等等，數量浩繁，而川省道路崎嶇，騾馬難行，全靠人們肩挑背磨，十分艱難。四川布政使高越曾上專疏奏稱：“蜀中挽運軍需，全資民力，輪流更替，即村曲鄉民，亦多征撥不已，近添新旅，募夫尤眾。一出桃關，山路崎險，雪深冰結，艱苦視內地倍甚。成都米價昂貴，民食艱難。”《清高宗實錄》卷331，頁57.乾隆帝根據地方官員的奏報，深知軍需轉運的累民，多次下諭講到，川省軍興以來，“一切夫馬糧餉，供億浩繁，內地民情，疲困殊甚”，“川省物力虛耗”，“川省疲憊”，“川省夫馬錢糧拮據”，“川省連年困於征發，民力實已勞憊不支”。他又就征剿對各省的危害說：“此番用兵，不獨川陝疲敝，即各省亦不免於騷動”。直隸、河南、山西，大兵經過，支應固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價昂貴，亦由川米不到”。《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0、56，卷332，頁13、27，卷333，頁25.他於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再次下諭解釋必於四月初收局時講道：若不早日收兵，“勞費無已”，“非惟川省民力難支，即沿途各省，半屬邊境，騷動可虞”。《清高宗實錄》卷332，頁13.他很擔心差重役繁，民難支撐，將怨憤反抗。他曾多次下諭講到：“川省民番雜糅。加之？嚕流匪，遇事逞凶”，今烽燧連年，“人苦勞役”，“設有奸徒從而煽誘”，“以易動之民，當困憊之際，內地少有疏虞，諸事深為可慮”。《清高宗實錄》卷331，頁11，卷332，頁27.他之所以很早就限於十四年四月初完功和後來令傅恒立即回京，便與此有關，“蓋深有見於此也。”《清高宗實錄》卷331，頁57.
“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尚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於雜穀，許應虎失機於的郊，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碉防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歿，挫銳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軍無鬥誌，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無如賊碉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尚匿不實奏。臣查攻碉最為下策，槍炮惟及堅壁，於賊無傷。而(一碉)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槍不虛發。……又戰碉銳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炮方過而人起。……攻一碉難於克一城，……得一碉輒傷數十百人。……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尚以為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以上傅恒、嶽鍾琪對先前用兵失利的原因，主要歸納為四點：經略無謀，膽小偷安；督臣指揮失宜，諸將逗留失機；金川地形險要；守兵拚死反擊。這些都是事實，這樣的分析，不能說不是正確的，但是，也不能說是十分深刻的。更主要、更起決定作用、更為根本的因素，他倆沒有提到，或者說得準確一點，他倆是不敢涉及，沒有膽量講出來。這一因素就是乾隆帝的重大失誤。
乾隆帝在用兵金川之事上，犯了兩個錯誤：一是判斷欠妥，誤認為可以輕易取勝，故而草率決定發軍征討；二是任人不當。乾隆帝隻看到張廣泗在平苗變、治苗疆過程中的傑出才幹，沒有想到其在金川之戰中會如此無能。如果僅僅就此而論，倒還可以諒解，誰能擔保對一個人的軍事指揮能力的估計，可以永遠正確。但是，在另一問題上，即張之性格、度量、作風上，乾隆帝卻不該無所了解了。張廣泗其人，得誌之後，心胸狹窄，成見太深，貪功專權，驁不馴，驕橫跋扈。嶽鍾琪久為四川提督，熟悉“番情”，“向為番眾信服”，對莎羅奔還有厚恩。《清高宗實錄》卷309，頁44.如果張廣泗能從其建言委以軍權，充分發揮嶽的作用，肯定會對軍務大有裨益。可是，張廣泗既因與嶽曾有前隙，又嫉賢妒能，對嶽鍾琪處處提防，多方限製，使其才幹未能發揮。更為嚴重的是，他對訥親的抵製和謀害，使局麵更為惡化。
乾隆帝原本以為委任訥親為經略，“其威略足以懾服張廣泗”，可以使官兵振奮，變怯為勇，張廣泗能“專意征剿”，緩和其與諸將之矛盾，而加速出征之勝利，並可借此抬高訥親之聲望，予以更大的恩寵，實為一舉兩得之妙計。不料，張廣泗竟然蔑視聖旨，傲對訥親，根本不與訥親合作，千方百計拆訥親的台。後來，乾隆帝以此作為張之一項大罪，多次下諭斥責張廣泗“聞有訥親經略之命，輒心懷觀望，諸事推諉”，貽誤了軍機。《清高宗實錄》卷325，頁37.欽差大臣、署四川巡撫班第對此詳奏說：
“查訥親抵營時，各路官兵俱已調齊，正可進攻，而張廣泗遲回不進，猶駐美諾，經訥親再四勒催，始來軍營。但訥親不能細察形勢，督催過激，以致布置疏虞，任舉、買國良相繼陣亡，自此一切軍務俱不敢主持，仍聽張廣泗調度。而張廣泗遂無論事之大小，動雲麵奉經略指示，其實皆出張廣泗之意，而訥親不知也。張廣泗之居心委卸，舉動乖張，訥親未嚐不知，臣亦嚐與言及。……”《清高宗實錄》卷328，頁8.
乾隆帝對訥親的認識和委用，更為錯誤。訥親本來是一位精明能幹之人，青年得誌，深受乾隆帝賞識，勤奮敏捷，頗有見識，時人稱其“料事每與上(乾隆帝)合”。他身任多職，理事浩繁，審案勘河巡閱營伍，辦理皆甚妥善。尤為難得的是，他“以清介持躬”，不貪財納賄，不交結權貴，不與官員私交，“其門前惟巨獒終日縛扉側，初無車馬之跡”。人們因其“廉介自敕”，“不敢幹以私”，怕碰釘子，遭其懲處。《嘯亭雜錄》卷1，《殺訥親》。這是一位治理國政的能臣，乾隆帝對其栽培陶養十幾年，心血是沒有白費的。但是，訥親雖善治政，卻不諳用兵，又因是名門之後，貴胄子弟，生性嬌慣，怕勞畏死。誰知，乾隆帝竟將這位“素未蒞師”的儒臣任為經略，使其肩負征剿大金川的重任，這樣地棄其所長用其所短，當然會誤國誤軍，也害了訥親本人。
剛到金川，訥親還是想有所作為的。他於十三年四月下旬得知此命即速回京師，短住一時便趕赴四川，六月初三日抵達大金川，立即發動進攻。史稱其“銳意滅賊”，但“自恃其才，蔑視廣泗，甫至軍，限三日克刮耳崖。將士有諫者，動以軍法從事，三軍震懼，多有損傷。”《嘯亭雜錄》卷1，《殺訥親》；《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金川藏民的英勇反擊，官兵的嚴重傷亡，使這位“意氣驕溢”的宰相嚇破了膽，處事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此就“銳挫氣索”，不敢言戰，由“蔑視廣泗”轉變為“不敢專攻，仍倚張廣泗辦賊”，每臨戰時，“避於帳房中”，“人皆笑之”。而張廣泗則“輕訥親不知兵而氣淩己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訥親雖知張“居心委卸，舉動乖張”，但“以軍旅之事，素未諳練，倚仗張廣泗，希圖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為徇隱”。這樣一來，“將相不和，士皆解體”，“軍威日損”，進攻焉能獲勝。《清高宗實錄》卷328，頁8；《嘯亭雜錄》卷1，《殺訥親》；《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由此可見，乾隆帝任帥不當，錯用訥親、張廣泗，是造成清軍進征金川失敗的主要因素。這一點，他很快就認識到了，立即采取對策，遣派協辦大學士傅恒代替訥親，出任經略，準備向金川發動第二次大的戰役。
第三節“第一武功”不武無功。
一征金川得不償失。
一、改任新經略傅恒再圖大舉。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下諭說：大金川之事，訥親、張廣泗曠日持久，有負重托。“自禦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訥親，其次莫如傅恒”。傅恒年方壯盛，且係勳舊世臣，義同休戚，著傅恒暫管川陝總督印務，即前往軍營，與班第、傅爾丹、嶽鍾琪等妥協辦理軍務，務期犁庭掃穴，迅奏朕功。第二日又諭令授傅恒為經略，“統領一切軍務”，十月初六日再晉其為保和殿大學士，位居首輔。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分別係順治帝、康熙帝之忠臣和親信大臣，其姐為乾隆帝之愛妻孝賢純皇後。由於這些原因，傅恒青年得誌，二十四五歲就當上了軍機大臣，過了兩年(乾隆十二年)又擢戶部尚書，十三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升協辦大學士，兼領吏部，十月授保和殿大學士，此時他還不到三十歲，可見其受帝之寵愛和栽培。
乾隆帝派出這位第二寵臣時，認真吸取了先前錯用訥親的教訓，在任傅恒為經略時，兩次下達長諭，既詳言訥親“身圖安逸”、畏縮不前、“負國負恩”之大罪，將予嚴懲，並明確告誡傅恒不要“如訥親之怯弱”，否則“前鑒具在”；又誇獎傅恒“念切休戚，力圖獲醜”，有“銳往直前破釜沉舟之誌”。《清高宗實錄》卷325，頁34、35，卷326，頁2―8.這對促使傅恒勇於任事，誓平金川，自然是會起作用的。
乾隆帝又連下數諭，責令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第、四川提督嶽鍾琪，“務須乘機度勢，可進則進”，不要遲延，不許像從前“張廣泗聞有訥親經略之命，輒心懷觀望，諸事推諉”，當以張為戒。這為調整將帥關係，加強統一指揮，很有裨益。
乾隆帝專對金川軍營將弁兵丁下達特諭，既指責兵丁“不能鼓勇先登，摧鋒陷陣”之過，將弁“虛糜廩祿，均屬有罪之人”，又告以“咎歸主將”，乃訥親、張廣泗，官兵等“罪為可寬，而情為可憫”，現派經略大學士傅恒賚往內帑銀兩，賞賚將弁兵丁，“鼓勵士心”，責令他們務必“各知奮勉”，“踴躍前驅”，“共成偉績”。《清高宗實錄》卷326，頁24、25.
乾隆帝在調兵上也作了重大的改進，決定增派大批滿漢官兵。他於十三年九月、十月下諭，遣派京師滿兵二千、東三省滿兵三千、陝甘二省兵一萬五千名、雲貴八千、湖南湖北二省四千名、西安滿兵二千、四川滿兵一千，合共三萬五千名，派總兵六員、副將八員統領，限於十四年三月齊集金川軍營。加上金川現有漢土官兵及少數滿兵共二萬四千九百餘名，清軍總數多達六萬名，超過金川藏兵十餘倍，而且其中有清帝倚為根本支柱的滿兵九千餘名，可見乾隆帝誓平金川的決心之大。對出征官兵，皆厚賜銀兩，滿兵的前鋒、護軍，每人賜銀五十兩，可購米五六十石。給經略每月養廉銀一千兩、“賞賚銀”一萬兩。
在糧餉器械方麵，也力求富餘充足。運去大批槍炮，其中衝天炮、九節炮威力極大，是“國家利器”，威遠炮在康熙年間征西藏時，“曾以此得勝”，製勝炮威嚴雄壯，均為聖祖時製造，平時均“貯之禁中”，這次也特為請出，送往前方。金川軍營又鑄造了多位重二千餘斤的銅炮。乾隆帝撥戶部庫銀和各省銀四百萬兩以供軍儲，又出內帑十萬供傅恒賞賜官兵之用。
乾隆帝為使傅恒“專一經理進剿事宜，俾朕功早奏”，保證糧餉器械的供應，增強指揮效率，於十月十四日解其帶管川陝總督之職，特派數員能臣前往，以兩廣總督尹繼善為協辦大學士，攝陝西總督，主饋運，派兵部尚書兼戶部尚書舒赫德隨傅恒行，因訥親之兄兩江總督策楞及訥親之堂弟吏部尚書達爾當阿，懇請從征效勞，授策楞為四川總督，命以上四員大臣及內大臣傅爾丹均為參讚大臣，“參讚軍務”。《清高宗實錄》卷332，頁29.
乾隆帝的這些措施，以及誅訥親，斬張廣泗，懲治四川巡撫紀山，使新經略感戴帝恩，文武大臣加強了責任感，三軍將弁士卒畏懼處罰爭求立功，軍紀嚴明，士氣大振，兼之，糧餉充足，槍炮眾多，軍需物資齊備，這一切，為進攻金川提供了獲勝的可靠保證。
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禦太和殿，賜經略大學士傅恒敕書。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師，帝親詣堂子行祭告禮，親祭吉爾丹纛和八旗護軍纛，至東長安門外禦幄，親賜傅恒酒，命其於禦幄前上馬；又遣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良鄉。未及而立之歲的青年大帥傅恒，深受特寵，誓報帝恩，決心要踏平金川，建樹豐功偉績。他一出京門，便兼程前進，飛速奔馳，日行二百四五十裏，每日還要看閱帝旨和有關軍情的文件，處理軍務和地方要事，繕寫奏折。十一月末他從渭城驛馳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餘裏，鞍馬之勞頓，可想而知。他從成都出發，沿途崇山峻嶺，道路險惡，尤其是十二月初九日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軍營第一險路”，平常時日都隻能牽馬步行，而現在連日降雪，“路途益滑”，“極滑處”將馬用繩係拉而上，“一二步即倒”，有十幾匹馬墜入山澗，傅恒親自率眾步行七十裏，整整勞累一天，才登上山嶺。曆經艱辛，傅恒於十二月十八日趕到金川軍營。《清高宗實錄》卷329，頁25，卷330，頁23，卷331，頁33、34，卷332，頁2.
對於與軍中大將嶽鍾琪、傅爾丹的關係，傅恒十分慎重，竭力爭取和衷同濟，同建功業。他於十二月初在途中上奏說：“聞軍中綠旗將士，知臣來川，日夜盼望。而傅爾丹等聞臣將至，轉生疑懼”。待到軍營後，當對傅爾丹等“詳悉開導，使之釋然無疑”。擬告嶽鍾琪：你受皇上深恩，棄瑕錄用，“當一矢丹誠，竭力報效，不可稍存瞻顧”。若你進攻有效，即你之功，若不盡力則有過。我為經略，“眾人之功，即我之功”，“惟在同心協力，相與有成”。並欲將此“諄切告語”，“宣布軍中將士，使傅爾丹等疑懼盡釋，庶臣得收指臂之效”。同時，他奏減兵九千，隻派新兵二萬六千名。乾隆帝盛讚其“籌審精詳，思慮周到，識見高遠，實乃超出等倫”，“經略大學士信為有福之大臣，觀此，則大功必可告成也”。《清高宗實錄》卷330，頁36―39.
傅恒立誌做番事業，一再向帝奏稱誓平金川，明確講道：“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顏以見眾人。”《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0.他詳細了解軍情以後，於十四年正月初專上長疏，詳述了訥親、張廣泗的失誤，提出了征剿方略。他說：等待各省調派之兵到齊以後，即同時並舉，分地奮攻，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番眾”不多，外邊防備既密，內部守禦必疏，我軍從捷徑深入，出其不意，“則守碉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誌，均可不攻自潰”。卡撒一路，嶺高溝窄，我“既身為經略，當親任其難”，黨壩一路由嶽鍾琪統率，“兩路並進”，“使其麵麵受敵，不能兼顧”。士兵中，小金川兵驍勇善戰，沃日、瓦寺兵強而少，雜穀、梭磨、綽斯甲等兵眾而懦，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強幹不足，革布什咱兵精銳，均“可資其兵力”，“定於四月間報捷”。《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在此之前，他奏準斬殺私通大金川之奸細小金川土舍良爾吉及其嫂阿扣和漢民王秋，斷了莎羅奔安插在清軍裏的內應。他“申明紀律，整頓營伍，親身督戰，露立風雪之中，連宵達旦攻克碉卡”，軍威大振。
傅恒之下的大將四川提督嶽鍾琪，深感皇上不念前過起用重任的厚恩，決心報效朝廷，立功建業。盡管他已是六十三歲的老翁，但從乾隆十三年四月抵達軍營後，便盡心竭力從事征剿，提了不少十分中肯的建議。尤其是張廣泗戰敗被斬無法對嶽排擠以後，他更為發奮，於九月十二日至十九日，統領黨壩之軍，進攻康八達山梁。他所轄之兵，號稱一萬餘名，但因要防守二十五座營盤、一百零五卡和糧台塘站，以及傷病，隻剩下七千餘人可供進剿之用，其中大半係附近土司之兵。他用這支以士兵為主的軍隊，猛攻敵碉，奪毀大戰碉、小戰碉各數座，打下木卡、石卡、木城、石洞十八座(處)，焚金川藏民糧食十二倉，取平房四十六間，斫破大皮船四隻，攻占跟雜一帶地方，南北四十餘裏東西二十餘裏，“前後殺賊甚眾”，為數月以來罕有之勝。《清高宗實錄》卷326，頁26―28.嶽於此月奏請用兵三萬五千，以一萬由黨壩水陸並進，直搗勒烏圍；以一萬由甲索奪馬牙岡、乃黨、兩溝，徑抵河邊，與黨壩之兵會合，攻取勒烏圍莎羅奔住碉；留兵八千於卡撤防禦刮耳崖莎羅奔之侄郎卡來援，俟取勒烏圍，前後夾攻，奪占刮耳崖；餘兵七千分守營盤，防護糧運。他向帝表示：“專責臣辦理，一年內可成功”。《清高宗實錄》卷325，頁8、9.此奏深受乾隆帝讚賞。嶽鍾琪又於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三日，連續領兵一千餘名，猛攻界於康八達與木耳金崗兩山之中的塔高山梁，將其石城轟坍，又火焚木耳金崗戰碉二座、卡二處，擊殺金川藏兵一二百人。乾隆帝聞知甚喜，批示說：“欣悅覽之，汝調度有方，實可嘉悅，總俟克成大勳，從優議敘。”《清高宗實錄》卷330，頁30、51，卷331，頁32.嶽雖因年老和昔日進剿西藏時“染受寒濕，左手足麻木不仁”，金川山高路險，難於乘騎，但在攻打火燒梁、木耳金崗、革什戎崗、康八達等三十餘處時，仍“策杖扶人，徒步督戰”。《清高宗實錄》卷329，頁63.嶽鍾琪的戰功，鼓舞了三軍士氣，對扭轉清軍的被動局麵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十三年十二月末，金川軍營有漢滿士兵三萬八千餘人，加上十四年正月陸續調來之兵，到二月初，總數當在四萬名以上，超過大金川藏兵七八倍。大軍壓境，槍炮眾多，連下碉卡，士氣振奮，傅恒、嶽鍾琪決計深入，正在準備大舉進攻，不料，從京城方麵連續傳來聖旨，乾隆帝要經略收兵息戰班師回朝，使廣大官兵詫訝不已，議論紛紛。
二、獲勝無望後悔用兵下詔班師。
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乾隆帝弘曆下諭，宣召經略大學士傅恒、吏部尚書達勒當阿、戶部尚書舒赫德回京說：
“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凶暴，綏輯群番，並非利其民人土地，而從前訥親、張廣泗措置乖方，屢經貽誤，是以特命經略大學士傅恒前往視師，熟察形勢，相度攻剿。經略大學士傅恒自奉命至軍，忠誠勞，超出等倫，其辦事則巨細周詳，鋤奸則番蠻懾服，整頓營伍則紀律嚴明，鼓勵戎行則士氣踴躍，且終宵督戰，不避風雪，擊碉奪卡，大著聲威，誠為仰副委任。朕思蕞爾窮番，何足當我師顏，而機務重大，部務殷繁，諸大臣皆為此一事，馳騁經營。經略大學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素深倚毗，豈可因荒徼小醜，久稽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即擒獲渠魁，掃蕩巢穴，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經略大學士傅恒著即馳驛還朝。尚書達勒當阿、舒赫德各有部職，亦未便久曠，總督尹繼善統製全秦，邊防綦重，著一同回任。所有軍營一切事宜，交與該省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等，盡現在兵力，足以調派，即傅爾丹，尚有滿兵在彼，亦應暫留，殫心籌劃，妥協辦理，以竣軍務。”《清高宗實錄》卷332，頁42、43.
過了兩天，正月十七日，乾隆帝諭告軍機大臣，詳言必須班師的理由，認為“此時宜定撤兵之計”，因“軍務為國家大事，當詢謀僉同，方可定議”，命議政王大臣“通盤籌酌，詳議具奏”。議政王大臣立即集議，奏稱：“王師除逆安邊，原非利其土地民人，金川情形，既經奏悉，限於地勢，詎可勞師糜餉，從事於人力難施之荒徼，應請撤兵，召經略大學士還朝。”乾隆帝從其議，即於當日正式下詔班師說：
“經略大學士傅恒自抵軍營，即誅渠魁，克碉卡，軍威大振。賊首窮蹙求降，經略大學士誌期殄滅種類，欲俟各路兵丁齊到，一舉蕩平，不肯允降。朕思蠢爾窮番，何足汙我斧鑽，既已乞降，允宜網開三麵。且經略大學士心膂重臣，久勞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已降旨召令還朝，讚襄機務，所有納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隨宜酌辦。內大臣傅爾丹暫留，統領滿兵陸續撤回。其各路滿漢官兵未抵營者，於所至之處，著班第、紀山、高越知會統兵官弁，令其按起，仍由原路回營，不必前進。……大兵既經撤回，軍糈亦毋庸挽運……”《清高宗實錄》卷333，頁6―10.
又過了一天，正月十八日，乾隆帝以奉皇太後之命，下詔封傅恒為一等忠勇公說：
“……朕恭請皇太後聖母萬安，仰蒙垂詢，朕以班師納降具奏。欽奉慈諭：息眾寧邊，乃國家太平長策。皇帝禦極十有四年，予從不問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聞，因係軍國重務，時惦予懷，近見皇帝宵旰焦勞，尤為注切。今既下詔撤兵，實我大清國景運興隆億萬年社稷蒼生之慶。大學士傅恒忠勤宣力，謀勇兼優，成績懋著，朝廷宜封以公爵，用示獎勵，予心如是，皇帝以為何如。朕念經略大學士傅恒殫心為國，實冠等倫，超錫五等之崇班，允協酬庸之盛典，仰遵慈諭，封為忠勇公，銘勳冊府，光我邦家，朕實嘉焉。”《清高宗實錄》卷333，頁11、12.
乾隆帝是於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授傅恒為經略的，並於十一月初三日為其出師餞行，撥款四百萬兩，增派滿漢官兵三萬五千，對其寄予厚望，要其“振旅興師”，“犁庭掃穴”，“迅奏朕功”。為什麽時隔不久，他就改變初衷，要下詔班師？總觀乾隆帝在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日關於止兵的近二十道上諭，可以使人們十分清楚地看到，此意由來已久，是他經過長期反複考慮而慎重作出的結論。促使他這樣做的主要因素有五。其一，進攻難以獲勝。乾隆帝原本以為，金川乃一偏僻之區彈丸之地，隻要派遣數千綠旗士卒，征調附近土司的士兵，就可勢如破竹，迅速“直搗巢穴”，“擒獲渠魁”，大功告成。不料，事與願違，川陝總督張廣泗領兵三萬，一挫於馬邦、曾達，經略大學士、一等果毅公訥親和張廣泗統軍四萬再敗於臘嶺，用兵兩年，被擋於莎羅奔所居勒烏圍數十裏外，寸步不前。這時，他才知道金川氣候惡劣，地形險峻，藏民誓死反擊，進剿很難成功。他在正月十五日諭召傅恒回京的同時，告訴軍機大臣說：“朕思用兵一事，總係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形勢，定計撤兵。”金川“堅碉難破”，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天險非人力可施”。敵之石卡，守禦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進攻，隻斃其半，而士兵、綠旗死者已達十一人，傷者至七十餘人。若以百人敵其一人，則“賊徒三千，當用三十萬眾”。《清高宗實錄》卷332，頁43、44.在此之前，他多次講到“番境道路奇險，軍行艱難”，卡撒“堅碉林立”，“險峻逾常”，勒烏圍、刮耳崖“險必更甚”，若早知“征途險阻如此”，絕不派遣傅恒前去了。他還憂心忡忡地說：懸軍深入，歧徑莫測，敵軍設伏斷後，“種種可虞，險著詎宜嚐試”！《清高宗實錄》卷331，頁36、40、52，卷332，頁5、7、17、44.他的這種說法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由此可見，金川藏民憑險死守，“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炮方過而人起”，“賊據地利，萬無可望成功之理”，清軍極難取勝，並常有敗師殞將的危險，是迫使乾隆帝後悔用兵下詔班師的決定性因素。
其二，費銀巨萬，國力難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京奔赴金川時，軍營隻有漢士兵二萬四千九百餘人。經過朝廷增調滿漢官兵及隨行夫役，以及僉征士兵，到十二月中，人數大增。辦理糧餉的刑部右侍郎兆惠和署四川巡撫班第的奏折，於十二月二十三日送到北京。他倆奏稱：“現在通籌各軍糧，計口預備”，卡撒五萬人，黨壩三萬餘人，甲索一萬餘人，馬奈、正地各五千餘人，“各有存積”，④⑤《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6，16、31，31.官將兵丁役夫已有十萬餘人。到了十四年二月初，人數又有所增加。四川布政使高越於十三年十二月初奏稱，現駐軍營官兵夫役，月需米二萬一千餘石，今又添滿漢官兵和運夫，約添二萬餘石，從本年十二月到明年(十四年)五月，共需二十五萬石。當時，從成都運米到軍營，每石需腳價銀十八兩。姑按高越的計算，每月需米四萬餘石，一年就是五十萬石，一石腳價銀十八兩，每年僅食米一項，就需腳價銀九百萬兩。另外，還有其他開支。高越又奏稱，從十三年十二月到十四年五月，“一切需費”，約銀八百七十萬餘兩。④除去二十五萬石米的腳價銀四百八十萬兩，則其他項目的用費為三百九十萬兩，相當於五個月內食米腳價銀的百分之八十。照此推算，每年食米的腳價銀和其他開支，應需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相當於全國田賦銀總數一半以上。數量之大，實在令人吃驚。
乾隆帝在得知高越奏折後的第四天，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諭說：前據高越奏稱，川省軍需，年內至明年五月，尚須撥銀八百七十萬兩。“金川小醜，初不意靡費如許物力，兩年之間，所用幾及二千萬”。⑤又過了七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論述“金川用兵，定不過(十四年)四月初旬之期”的理由時講道：若四月初不能收局，“則勞費無已，勢將難繼”。今部庫所存，通計僅二千七百餘萬兩，“各省撥協錢糧，已動及留備”，若遲至(十四年)秋冬，“則士馬疲憊，饋餉繁難”。此二千七百餘萬兩，倘若“悉以擲之蠻荒絕徼，設令內地偶有急需，計將安出。”《清高宗實錄》卷331，頁52.如果聯係到乾隆帝即位時國庫已有銀二千四百萬兩，十三年之久隻增加了三百萬兩，更可顯示出這二千七百萬兩之寶貴，怎能輕易擲於金川。巨萬軍費，非此時清政府所能承擔，這是促使乾隆帝決定停兵的第二個重要因素。
其三，“疲於供億”，民力難堪。月需四萬餘石米的軍糧，每門重二千餘斤的大炮，上萬槍銃，數以十萬計的大小炮子，以及軍裝刀槍劍戟，等等，數量浩繁，而川省道路崎嶇，騾馬難行，全靠人們肩挑背磨，十分艱難。四川布政使高越曾上專疏奏稱：“蜀中挽運軍需，全資民力，輪流更替，即村曲鄉民，亦多征撥不已，近添新旅，募夫尤眾。一出桃關，山路崎險，雪深冰結，艱苦視內地倍甚。成都米價昂貴，民食艱難。”《清高宗實錄》卷331，頁57.乾隆帝根據地方官員的奏報，深知軍需轉運的累民，多次下諭講到，川省軍興以來，“一切夫馬糧餉，供億浩繁，內地民情，疲困殊甚”，“川省物力虛耗”，“川省疲憊”，“川省夫馬錢糧拮據”，“川省連年困於征發，民力實已勞憊不支”。他又就征剿對各省的危害說：“此番用兵，不獨川陝疲敝，即各省亦不免於騷動”。直隸、河南、山西，大兵經過，支應固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價昂貴，亦由川米不到”。《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0、56，卷332，頁13、27，卷333，頁25.他於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再次下諭解釋必於四月初收局時講道：若不早日收兵，“勞費無已”，“非惟川省民力難支，即沿途各省，半屬邊境，騷動可虞”。《清高宗實錄》卷332，頁13.他很擔心差重役繁，民難支撐，將怨憤反抗。他曾多次下諭講到：“川省民番雜糅。加之？嚕流匪，遇事逞凶”，今烽燧連年，“人苦勞役”，“設有奸徒從而煽誘”，“以易動之民，當困憊之際，內地少有疏虞，諸事深為可慮”。《清高宗實錄》卷331，頁11，卷332，頁27.他之所以很早就限於十四年四月初完功和後來令傅恒立即回京，便與此有關，“蓋深有見於此也。”《清高宗實錄》卷331，頁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