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南巡秋謁祖陵(1)
第一節 歲歲秋。
一、秋之由。
乾隆皇帝弘曆喜愛巡幸行圍，在執政六十三年裏，他東謁盛京祖陵，考古吉林，承德避暑，木蘭秋，南下江浙，西幸五台，光臨豫省，閱視天津，孔府朝聖，泰山登高，先後多達―百餘次，時人及後世對此頗有非議，現對秋、謁陵、南巡作些評述。
乾隆六年二月初八日，監察禦史叢洞聽說皇上要到熱河木蘭巡幸行圍，上疏諫阻說：恐怕侍從人員以狩獵為樂，留京大臣怠惰，目前紀綱急需整頓，營務不能鬆弛，請帝“暫息行圍，以頤養天和”。乾隆帝弘曆拒其所請，下達專諭，詳述行圍之必要性說：
“古者春夏苗秋冬狩，皆因田獵以講武事。我朝武備，超越前代。當皇祖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皆因平日訓肄嫻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敵愾，若平時將狩獵之事，廢而不講，則滿洲兵弁，習於晏安，騎射漸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圍，於軍伍最為有益，而紀綱整飭，政事悉舉，原與在京無異。至巡行口外，按曆蒙古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懷遠之略，所關甚巨。皇考因兩路出兵，現有征發，是以暫停圍獵，若在撤兵之後，亦必舉行。況今升平日久，弓馬漸不如前，人情狃於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厲。朕之降旨行圍，所以遵循祖製，整飭戎兵，懷柔屬國，非馳騁畋遊之謂。至啟行時，朕尚欲另降諭旨，加恩賞賚，令其從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耽經史，至今手不釋卷，遊逸二字，時加警醒，若使逸樂是娛，則在禁中，縱所欲為，罔恤國事，何所不可，豈必行圍遠出耶？朕廣開言路，叢洞胸有所見，即行陳奏，意亦可嘉，但識見未廣，將此曉諭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36，頁10、11.
這道上諭，否定了禦史叢洞諫阻秋的理由。叢洞認為，狩獵就是為了娛樂，盡管他不敢直言帝愛遊逸，而以“恐侍從以狩獵為樂”為詞，但其含義已十分明顯，並緊接著又講留京臣僚將“生怠安”，更使此意愈加突出。乾隆帝對叢洞之意當然能夠理解，故下達上諭，從四個方麵加以反駁。其一，以獵講武。自古以來，有誌之君，“皆因田獵以講武事”，何況清朝武功超越前代。皇祖玄燁屢戰屢勝，所向無敵，皆由於平時訓練嫻熟，特別是到口外行圍，“於軍伍最為有益”。其二，懷柔蒙古。出圍之時，途經蒙古地區，“按曆蒙古諸藩，加之恩意”，對清朝之安危盛衰，關係甚大。其三，未誤政務。皇上雖未在京，但未耽誤政務，一切軍政要事，以及人事調動，照舊進行。其四，宮中更可享樂。行圍是為了整飭軍旅，懷柔屬部，並非樂於馳騁。若係僅為娛樂，則深宮之中，何事不可為！
這道諭旨講的四條理由，應當說是有根有據的，將行圍的必要性、正當性已闡述得十分清楚了，本來不需另加論證，但若聯係清朝興起的曆史與乾隆帝之誌向、性格及其在此前後的行動，便可發現，此諭還包含有更深刻的意圖和更宏偉的設想。最能反映弘曆想法的是諭中的兩句話，一為“我朝武備，超越前代”，二為“當皇祖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從第一章第一節清朝前期幾位帝君情況的簡介，便可知曉，愛新覺羅家族的首領之所以能從管轄幾十名諸申的小小部落頭人，一躍而為君臨天下的“大皇帝”，主要是靠“武功”，是“馬上得天下”，而且憑借“無敵軍威”，再加上“文治”，以治天下，安天下。離開“武備”，大清王朝就會動蕩不穩，甚至可能土崩瓦解，衰敗滅亡，而有了“武備”，有了無攻不克之雄威，就可以進據遼東，入主中原，統一全國，三勝噶爾丹，打敗策妄阿拉布坦，進軍西藏，臣服青海和碩特蒙古，大規模地對“西南夷”實行改土歸流。如果軍威不壯，寶刀不厲，就可能遭受挫折，雍正九年清軍慘敗於和通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同準部噶爾丹策淩汗的議和，即為明顯之例。胸懷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弘曆，每日早晨必讀列朝實錄，對先祖創業之艱辛及其得國的主要秘訣，是十分清楚的。他不僅要牢保祖宗百戰封疆萬無一失，而且要乘勝前進，奪取“十全武功”，拓疆展域，創建更為富強的“盛世”。這一切，都離不開“武備”，都缺不了軍威，都需以獵講武。因此，“以皇祖之心為心”、行皇祖之事的乾隆帝弘曆，一當初政有了頭緒，就立即下諭秋，而且基本上是年年行圍，至老不斷。這樣深刻的意圖和宏偉的壯誌，豈是懦弱成性、惟圖苟安之禦史叢洞所能理解和讚同的！
二、行圍之製。
乾隆帝弘曆批駁了禦史叢洞的諫阻後，連續下諭，籌備行圍之事。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即闡述行圍之必要性後的第二天，他又下諭說：本年行圍，蒙古王等既奏請情願隨圍，著喀喇沁出派一千名，翁牛特二百名，科爾沁一百名，敖漢五十名，共派一千三百五十名。隨圍人多，於行圍頗有裨益。此後行圍，大體上均按此例實行。
同一天，兵部奏：今年巡幸木蘭，所有隨圍之官員兵丁，應早定人數，以便辦給駝馬，請行文各處，令將應派人數，定議具奏。乾隆帝批示：久未出口行圍，若令各處決定人數，反轉不能劃一，令兵部會同領侍衛內大臣查照舊例定議具奏。兵部等隨即上奏：從前聖祖仁皇帝時，扈從的侍衛、官員、拜唐阿、護軍等約四千餘名，或五千名，隨行至熱河，進哨時酌留十之一二，其餘人員盡隨進哨。其應騎馬之人，自京各給馬一匹，到博羅河屯時，照例全數發給。此次皇上奉皇太後巡幸木蘭，若照前派人數，一切差務，必不敷用。請照皇上、皇太後謁陵之例，共派六千餘名。至應騎馬之人，初次出口，與從前練習不同，若仍舊隻給馬一匹，未免竭蹶，請對例應得馬五六匹之人，給以三匹，例得三四匹之人，給予兩匹，例得一二匹之人，給一匹，至博羅河屯時，再更換疲瘦之馬，照數全給。除各部院衙門隨往之章京、筆帖式等，例不給馬外，此次統計需馬一萬餘匹、駝七八百隻，應照數預備。從前進哨時，特派漢軍官兵每旗章京一員、驍騎校二員、馬甲二十名，共漢軍章京八員、驍騎校十六員、馬甲一百六十名，令其“步行隨往，學習行走”，此等人員沒有需用之處，此次可毋庸派去。乾隆帝批示：知道了。
乾隆六年三月初三日，工部奏：進哨行圍，一切事情，應行文備辦。乾隆帝降旨：“依議。國家武備，不可廢弛。朕於本年秋月出口行圍，原以訓練兵丁，仿古狩之禮。昔我皇祖，每歲舉行，所經由道路，及一切事宜，俱有章程，朕今歲踵行，悉遵舊製，但恐曆年已久，地方官員或借端派累，隨從之人或有恣意需索，及強買物件不按時價者，著總督孫嘉淦不時查參，毋得容隱。”《清高宗實錄》卷138，頁6、7.
乾隆六年五月十三日，管理行營事務的和親王弘晝等奏：遵旨議奏今年巡幸木蘭事宜，扈從的侍衛、章京等，應分別賞賜。乾清門侍衛、大內侍衛、拜唐阿、鑾儀衛章京、奏事批本人員、營總、護軍參領、包衣護軍參領，各賞銀三十兩。護軍校、驍騎校、包衣參領、閑散章京、步軍協尉、步軍校、綠營守備、掌傘總管，以及粘竿處行走官員等，各賞銀十五兩。護軍、領催、披甲人、匠役食餉人等，各賞三個月錢糧。共需賞銀六萬零四百餘兩。又請派員閱射步箭，侍衛、章京中五箭者賞銀十兩，中四箭者七兩，中三箭者五兩。護軍校、護軍中五箭者賞銀九兩，中四箭者六兩，中三箭者三兩。扈從文武官員的秋季俸銀，兵丁的八月份錢糧，均於七月內支給。“奏入，報聞”。《清高宗實錄》卷142，頁16.
以上參加木蘭秋的滿洲八旗官員兵丁、漠南紮薩克蒙古隨圍者的人數和賞銀等規定，是參照康熙時的舊例，略加修改而製定的，此後每年的秋，大體上皆照此辦理。
圍獵時的主要陣式及狩獵之法，乾隆朝大致是這樣的。主要行圍之地是木蘭，沿途亦常圍獵。木蘭在直隸承德府北四百裏，係原來遼代上京臨潢府、興州藩地，明至清初為漠南蒙古翁牛特部之牧地。康熙中，蒙古王公將此地進獻，以為狩獵場所。其地毗連千裏，林木蔥鬱，水草茂盛，群獸聚此，是最好的講武習獵地方，康熙帝常於此舉行秋，乾隆時襲祖製，基本上年年行圍。
行圍時，蒙古喀喇沁等部歲出一千三百五十人為虞卒，名叫“圍牆”，以供合圍之役。圍中設黃纛為中軍，左、右兩翼以紅、白二纛分別標明以便識別，兩翼末，清語叫“烏圖裏”，各立藍纛為標誌，皆聽中軍節製。管圍大臣，皆以滿洲、蒙古八旗的王公大臣擔任，副以紮薩克蒙古王公台吉，兩烏圖裏各以巴圖魯侍衛三人率領馳行。
行圍之製有二：一為行圍，一為合圍。隻以數百人分翼進入山林，圍而不合，叫行圍。合圍則人數眾多。五更之前，管圍大臣率領蒙古管圍大臣及虞卒和滿洲八旗官兵，以及虎槍營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齊出營盤。視圍場山川大小遠近，迂道繞出圍場之後，或三五十裏，或七八十裏，齊至看城，便為合圍。合圍以後，從烏圖裏處，虞卒脫帽以鞭擎舉，高聲傳呼瑪爾噶口號。瑪爾噶乃蒙語“帽”之意，瑪爾噶聲依次傳遞至中軍，連傳三次。中軍便知圍已合成，遂擁纛徐徐行進，左右指揮，以待皇上入圍，此時已是辰末巳初時刻。合圍數十裏，漸促漸近，出林至岡阜，離皇上駐蹕之行營約二三裏。這時，已於高敞處設黃幕，幄中設氈帳，名叫“看城”。待至看城時，虞卒皆馬並耳人並肩。圍內之廣場不過三裏多，自圍牆外至放圍處，重設一層人員，乃虎槍營士卒及各部落射生手，他們負責專射自圍內逃出之獸，圍內例不準射。
日出之前，皇上自禦營乘馬，先至看城稍為休息，待兩翼烏圖裏藍纛到後，便從看城出來，由扈從大臣、侍衛及親隨射生手、虎槍手等擁護，自中道抵達中軍，在中軍前半裏左右，周覽圍內形勢，了如指掌，於是發敕指揮，並親自射擊。如遇圍內有虎，則暫不射殺，待皇上看完勇士殺虎之後，再遵敕獵殺群獸。每當收場之後，行至看城，皇上即駐馬觀看諸王公及射生手等馳逐餘獸。如果這日看城場內獸集太多，則奉旨特開一麵，讓其逃走，仍禁圍外之人不準追殺。獵畢之後，皇上回到大營，名叫“散圍”。各部落皆按隊歸營，此時剛剛申時(午後三至五點)，一日行圍之事，遂告完畢。
如係捕鹿之日，其製與平常行圍又略有不同。皇上於五更放圍之前出營，侍衛及各類各差人員，分為三隊，約出營十餘裏聽到聖旨後，第三隊停下，又過四五裏，第二隊停下，再過二三裏將至哨鹿處，第一隊停下，此時侍從與扈衛之臣，僅十餘騎。不久，便聽到清角聲揚，遠林呦呦，低昂呼應，突聞槍聲一響，便知皇上已射中一鹿了，隨圍人員皆聽旨調遣，三隊人馬依次到達皇上麵前。
三、秋之效。
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於北京西郊圓明園，奉皇太後起鑾，開始了第一次木蘭秋之行。出發之前一個多月內，他連下數諭，具體安排秋之事。六月初四降旨：此次行圍，著履親王允、和親王弘晝、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在京總理諸事。七月十八日，他諭告大學士等：“朕因講武，行圍口外”，其辦理一切政務，與在宮中無異。在京部旗諸臣，理應更加勤勉，精勤奉職，倘或稍有懈怠，不但遲誤公事，“且重負朕宵旰圖治之本懷。可傳諭文武諸臣共知之”。②《清高宗實錄》卷147，頁4，21.
七月二十七日，即出發後的第二天，他下達減所過州縣額賦之諭說：“朕初次行圍，所有經過州縣，前經屢降諭旨，不令絲毫擾累，但安營除道，未免有資民力，朕心軫念，著將該地方本年應征額賦，酌量蠲免，統計十之分三，以昭朕體恤閭閻之至意。”②以後秋，大體上皆依此製。
乾隆帝於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離京，九月二十日返京，來去共五十五天。這次行圍的日程和駐宿地點如下：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弘曆奉皇太後於北京西郊圓明園出發，當日駐藺溝，二十七日駐懷柔縣，二十八日密雲縣，二十九日要亭，三十日在古北口閱兵後駐兩間房，八月初一、初二兩日行圍，駐常山峪，初三至初五日在喀喇河屯，初六日駐小營，初七日駐波羅河屯，蒙古王公恭迎聖駕，初八張三營，初九日十八裏台。初十、十一日、十二日三日行圍，十四日至二十二日連續行圍九天，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行圍三天，二十八至三十日行圍三天。在這段期間，先後駐拜布哈昂阿、烏拉岱哈達前、準烏拉岱、都木達烏拉岱、布爾哈蘇台、巴彥溝、鄂爾楚哈達、紮克月鄂佛羅等地，九月初三日至初七日在承德避暑山莊住了五天，初八日返回，二十日回到北京。前後共行圍二十日。
乾隆六年以後，除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等一些年份以外，直到去世之日止，他一共到承德避暑山莊去了五十餘次。一般是七月去九月回，也有一些時候是五月、六月或八月去。乾隆三十五年前，去必行圍，就是在他已過花甲之年的時候，他還要率領滿洲八旗官兵獵捕獸禽。後來由於年過古稀，行圍之舉才日漸減少，改為主要駐於避暑山莊。他去世的前半年，即嘉慶三年夏秋，雖已八十七歲，他仍然離開京師，去到山莊。
在這幾十次木蘭秋和住承德避暑山莊的時間裏，乾隆帝的確是緊緊抓住以獵講武和懷柔蒙古這兩件大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他不僅指揮、鞭策滿洲官兵奮勇馳逐，擒捕猛獸，而且親自騎馬奔馳，拉弓放箭。曾做過軍機章京的大史家趙翼對乾隆帝之講武十分稱頌，讚其“最善射”，“每夏日引見武官畢，即在宮門外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為率，番必三矢，每發軛中圓的，九矢率中六七”。趙翼：《簷曝雜記》卷1，《聖射》。
乾隆帝不但經常深入林中，射捕奔鹿，而且特別喜歡督眾捉虎。史稱其：“較獵木蘭，如聞有虎，以必得為期。”趙翼：《簷曝雜記》卷1，《木蘭殺虎》。乾隆二十二年秋，有一日，停圍設宴演劇，款待蒙古各部王公。這時，乾隆帝忽然看見兩個蒙古王爺正在耳語，問其何故？蒙古二王奏稱：“適有奴子來報，奴等營中白晝有虎來搏馬，是以相語。”乾隆帝立即諭令停樂，騎馬出外，侍衛見狀倉促跟隨，虎槍人聞知，飛騎奔追，才得趕上，偵察得虎窩僅有兩隻小虎。帝命一侍衛往取，侍衛剛一舉手，小虎發威，此侍衛稍稍退縮，乾隆帝馬上下令，革其翎頂。這時，恰有一小蒙古突然衝出，攫一虎挾入左腋，又攫一虎挾入右腋。乾隆帝大喜，即以所褫侍衛之翎頂賜予小蒙古。此時，小虎之父已遠逃，惟有母虎因戀小虎，尚未奔逸，仍在前山回顧。虎槍人盡力追逐，攀山越嶺，騰跳絕澗，直到酉時，才將母虎打死抬回。此虎白頭至尻，長八九尺，蹄粗至三四圍，乃虎中之最大者。虎槍人有三人被傷，一人受傷最重，帝賜以孔雀翎一枝、銀二百兩，另二人各賜銀一百兩。乾隆八年九月初一日，他還於烏什杭阿行圍時，“親射殪虎”。《清高宗實錄》卷200，頁1.這年的巡幸行圍中，共射死老虎十餘頭。
乾隆帝不僅以身作則，勉勵、督促滿洲官兵，而且還對諸皇子嚴加管教，訓練他們講武習勞，“每歲木蘭行圍，多值嚴寒風雪，阿哥等俱隨從行圍。”《清高宗實錄》卷1100，頁6、7.皇子、皇孫中有不少善射之人。有一次，在鄰近木蘭的張三營行宮，他命隨行的皇子皇孫射箭，觀其優劣。“皇子、皇孫依次射。皇次孫綿恩方八歲，亦以小弓箭一發中的，再發再中”。乾隆帝非常高興，諭令再中一矢，就賞黃馬褂。綿恩再射，又中一矢，遂得賜衣。趙翼：《簷曝雜記》卷1，《皇子善射》。
除了行圍捕獸以外，乾隆帝還經常舉行較射、跳駝等活動，以演習武藝。離京以後，未到木蘭以前，途中每到行宮，他“輒坐宮門外較射。射畢，有跳駝、布庫諸戲，皆以習武事也”。“跳駝者，牽駝高八尺以上者立於庭，捷足者在駝旁，忽躍起，越駝背而過，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絕技也”。布庫，乃徒手相搏，勝敗以仆地為定趙翼：《簷曝雜記》卷1，《跳駝撩腳雜戲》。
在曆次木蘭行圍中，乾隆帝經常對參加行圍的滿洲王公大臣兵丁，就其技藝和從獵的表現，予以訓誡或嘉獎。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即第一次秋時，他下諭說：此次巡幸木蘭，所有隨圍的兵丁，“首推東三省暨察哈爾之巴爾呼等，漢仗好，馬上熟練，手技便捷，行圍整齊。至他省及京兵，漢仗弓馬膂力骨骼，尚屬去得，當差亦甚勤奮，但於行圍耐勞等處，較之稍遜，皆因平素好貪安逸之所致，士氣日見萎靡矣。我滿洲兵丁，從來到處超群，同是丈夫，豈可行走落後。……夫兵丁精強，習學馬上技藝，俱在平素操練，即如各省弁兵，每年操演圍獵，京城兵丁，亦教習步圍，兵丁等既有官拴馬匹，如果專心，各加勤習，何致不成？著交各該管大臣官員等，務須悉心訓練兵丁以馬步騎射圍獵之法，兵丁等亦應各加奮勉，留心習學馬上技藝，耐受勞苦，及養馬調降之調膘”。《清高宗實錄》卷149，頁11.
他曾於七月三十日在古北口閱兵，見兵士武技良好，特降旨稱讚說：古北口為畿輔藩籬，提督所屬弁兵，“素稱勁旅”。“朕今因出口行圍，親臨檢閱，見隊伍整齊，技藝嫻熟，洵由統領大員董率有方，將弁兵丁勤於練習所致，朕甚嘉之”。提督已賞馬二匹，著再加恩賞上用緞二匹。副將賞官用緞二匹，參將、遊擊以下守備以上，每員賞給金牌一麵，千總、把總每員賞給銀牌二麵，兵丁每名賞銀牌一麵，“以示鼓勵”。武備尤以弓矢為要務，向來綠旗弁兵，“亦知留心隊伍，而騎射未為長技”，“該提督當不時訓練，並將朕旨傳諭各弁兵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47，頁23.
他因初舉秋竟有一些滿洲王公大臣托詞不去，頗為惱怒，於回京之後，下達專諭，“訓飭隨圍托故之諸王大臣”。他先引太宗皇太極之旨，太宗曾嚴厲訓斥王公大臣及其子弟“耽戀室家，偷安習玩”，不願出征行圍，將使國勢日衰。錄完此諭後，他接著強調指出：“此等流弊，有關於滿洲風氣，是以蒙太宗皇帝諄切訓諭。朕此次行圍，諸王大臣中，竟有耽戀室家，托故不願隨往者。……夫行圍出獵，既以操演技藝，練習勞苦，尤足以奮發人之誌氣，乃滿洲等應行勇往之事。若惟事偷安，不知愧恥，則積習相沿，實於國勢之隆替，甚有關係。嗣後倘有不知悛改仍蹈前轍者，朕斷不輕為寬宥。可遍行傳諭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51，頁16、17.
乾隆帝通過上述種種措施，對加強滿洲官兵的訓練，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克服八旗人員偷安積習，起到了比較顯著的作用。
一、秋之由。
乾隆皇帝弘曆喜愛巡幸行圍，在執政六十三年裏，他東謁盛京祖陵，考古吉林，承德避暑，木蘭秋，南下江浙，西幸五台，光臨豫省，閱視天津，孔府朝聖，泰山登高，先後多達―百餘次，時人及後世對此頗有非議，現對秋、謁陵、南巡作些評述。
乾隆六年二月初八日，監察禦史叢洞聽說皇上要到熱河木蘭巡幸行圍，上疏諫阻說：恐怕侍從人員以狩獵為樂，留京大臣怠惰，目前紀綱急需整頓，營務不能鬆弛，請帝“暫息行圍，以頤養天和”。乾隆帝弘曆拒其所請，下達專諭，詳述行圍之必要性說：
“古者春夏苗秋冬狩，皆因田獵以講武事。我朝武備，超越前代。當皇祖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皆因平日訓肄嫻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敵愾，若平時將狩獵之事，廢而不講，則滿洲兵弁，習於晏安，騎射漸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圍，於軍伍最為有益，而紀綱整飭，政事悉舉，原與在京無異。至巡行口外，按曆蒙古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懷遠之略，所關甚巨。皇考因兩路出兵，現有征發，是以暫停圍獵，若在撤兵之後，亦必舉行。況今升平日久，弓馬漸不如前，人情狃於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厲。朕之降旨行圍，所以遵循祖製，整飭戎兵，懷柔屬國，非馳騁畋遊之謂。至啟行時，朕尚欲另降諭旨，加恩賞賚，令其從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耽經史，至今手不釋卷，遊逸二字，時加警醒，若使逸樂是娛，則在禁中，縱所欲為，罔恤國事，何所不可，豈必行圍遠出耶？朕廣開言路，叢洞胸有所見，即行陳奏，意亦可嘉，但識見未廣，將此曉諭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36，頁10、11.
這道上諭，否定了禦史叢洞諫阻秋的理由。叢洞認為，狩獵就是為了娛樂，盡管他不敢直言帝愛遊逸，而以“恐侍從以狩獵為樂”為詞，但其含義已十分明顯，並緊接著又講留京臣僚將“生怠安”，更使此意愈加突出。乾隆帝對叢洞之意當然能夠理解，故下達上諭，從四個方麵加以反駁。其一，以獵講武。自古以來，有誌之君，“皆因田獵以講武事”，何況清朝武功超越前代。皇祖玄燁屢戰屢勝，所向無敵，皆由於平時訓練嫻熟，特別是到口外行圍，“於軍伍最為有益”。其二，懷柔蒙古。出圍之時，途經蒙古地區，“按曆蒙古諸藩，加之恩意”，對清朝之安危盛衰，關係甚大。其三，未誤政務。皇上雖未在京，但未耽誤政務，一切軍政要事，以及人事調動，照舊進行。其四，宮中更可享樂。行圍是為了整飭軍旅，懷柔屬部，並非樂於馳騁。若係僅為娛樂，則深宮之中，何事不可為！
這道諭旨講的四條理由，應當說是有根有據的，將行圍的必要性、正當性已闡述得十分清楚了，本來不需另加論證，但若聯係清朝興起的曆史與乾隆帝之誌向、性格及其在此前後的行動，便可發現，此諭還包含有更深刻的意圖和更宏偉的設想。最能反映弘曆想法的是諭中的兩句話，一為“我朝武備，超越前代”，二為“當皇祖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從第一章第一節清朝前期幾位帝君情況的簡介，便可知曉，愛新覺羅家族的首領之所以能從管轄幾十名諸申的小小部落頭人，一躍而為君臨天下的“大皇帝”，主要是靠“武功”，是“馬上得天下”，而且憑借“無敵軍威”，再加上“文治”，以治天下，安天下。離開“武備”，大清王朝就會動蕩不穩，甚至可能土崩瓦解，衰敗滅亡，而有了“武備”，有了無攻不克之雄威，就可以進據遼東，入主中原，統一全國，三勝噶爾丹，打敗策妄阿拉布坦，進軍西藏，臣服青海和碩特蒙古，大規模地對“西南夷”實行改土歸流。如果軍威不壯，寶刀不厲，就可能遭受挫折，雍正九年清軍慘敗於和通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同準部噶爾丹策淩汗的議和，即為明顯之例。胸懷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弘曆，每日早晨必讀列朝實錄，對先祖創業之艱辛及其得國的主要秘訣，是十分清楚的。他不僅要牢保祖宗百戰封疆萬無一失，而且要乘勝前進，奪取“十全武功”，拓疆展域，創建更為富強的“盛世”。這一切，都離不開“武備”，都缺不了軍威，都需以獵講武。因此，“以皇祖之心為心”、行皇祖之事的乾隆帝弘曆，一當初政有了頭緒，就立即下諭秋，而且基本上是年年行圍，至老不斷。這樣深刻的意圖和宏偉的壯誌，豈是懦弱成性、惟圖苟安之禦史叢洞所能理解和讚同的！
二、行圍之製。
乾隆帝弘曆批駁了禦史叢洞的諫阻後，連續下諭，籌備行圍之事。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即闡述行圍之必要性後的第二天，他又下諭說：本年行圍，蒙古王等既奏請情願隨圍，著喀喇沁出派一千名，翁牛特二百名，科爾沁一百名，敖漢五十名，共派一千三百五十名。隨圍人多，於行圍頗有裨益。此後行圍，大體上均按此例實行。
同一天，兵部奏：今年巡幸木蘭，所有隨圍之官員兵丁，應早定人數，以便辦給駝馬，請行文各處，令將應派人數，定議具奏。乾隆帝批示：久未出口行圍，若令各處決定人數，反轉不能劃一，令兵部會同領侍衛內大臣查照舊例定議具奏。兵部等隨即上奏：從前聖祖仁皇帝時，扈從的侍衛、官員、拜唐阿、護軍等約四千餘名，或五千名，隨行至熱河，進哨時酌留十之一二，其餘人員盡隨進哨。其應騎馬之人，自京各給馬一匹，到博羅河屯時，照例全數發給。此次皇上奉皇太後巡幸木蘭，若照前派人數，一切差務，必不敷用。請照皇上、皇太後謁陵之例，共派六千餘名。至應騎馬之人，初次出口，與從前練習不同，若仍舊隻給馬一匹，未免竭蹶，請對例應得馬五六匹之人，給以三匹，例得三四匹之人，給予兩匹，例得一二匹之人，給一匹，至博羅河屯時，再更換疲瘦之馬，照數全給。除各部院衙門隨往之章京、筆帖式等，例不給馬外，此次統計需馬一萬餘匹、駝七八百隻，應照數預備。從前進哨時，特派漢軍官兵每旗章京一員、驍騎校二員、馬甲二十名，共漢軍章京八員、驍騎校十六員、馬甲一百六十名，令其“步行隨往，學習行走”，此等人員沒有需用之處，此次可毋庸派去。乾隆帝批示：知道了。
乾隆六年三月初三日，工部奏：進哨行圍，一切事情，應行文備辦。乾隆帝降旨：“依議。國家武備，不可廢弛。朕於本年秋月出口行圍，原以訓練兵丁，仿古狩之禮。昔我皇祖，每歲舉行，所經由道路，及一切事宜，俱有章程，朕今歲踵行，悉遵舊製，但恐曆年已久，地方官員或借端派累，隨從之人或有恣意需索，及強買物件不按時價者，著總督孫嘉淦不時查參，毋得容隱。”《清高宗實錄》卷138，頁6、7.
乾隆六年五月十三日，管理行營事務的和親王弘晝等奏：遵旨議奏今年巡幸木蘭事宜，扈從的侍衛、章京等，應分別賞賜。乾清門侍衛、大內侍衛、拜唐阿、鑾儀衛章京、奏事批本人員、營總、護軍參領、包衣護軍參領，各賞銀三十兩。護軍校、驍騎校、包衣參領、閑散章京、步軍協尉、步軍校、綠營守備、掌傘總管，以及粘竿處行走官員等，各賞銀十五兩。護軍、領催、披甲人、匠役食餉人等，各賞三個月錢糧。共需賞銀六萬零四百餘兩。又請派員閱射步箭，侍衛、章京中五箭者賞銀十兩，中四箭者七兩，中三箭者五兩。護軍校、護軍中五箭者賞銀九兩，中四箭者六兩，中三箭者三兩。扈從文武官員的秋季俸銀，兵丁的八月份錢糧，均於七月內支給。“奏入，報聞”。《清高宗實錄》卷142，頁16.
以上參加木蘭秋的滿洲八旗官員兵丁、漠南紮薩克蒙古隨圍者的人數和賞銀等規定，是參照康熙時的舊例，略加修改而製定的，此後每年的秋，大體上皆照此辦理。
圍獵時的主要陣式及狩獵之法，乾隆朝大致是這樣的。主要行圍之地是木蘭，沿途亦常圍獵。木蘭在直隸承德府北四百裏，係原來遼代上京臨潢府、興州藩地，明至清初為漠南蒙古翁牛特部之牧地。康熙中，蒙古王公將此地進獻，以為狩獵場所。其地毗連千裏，林木蔥鬱，水草茂盛，群獸聚此，是最好的講武習獵地方，康熙帝常於此舉行秋，乾隆時襲祖製，基本上年年行圍。
行圍時，蒙古喀喇沁等部歲出一千三百五十人為虞卒，名叫“圍牆”，以供合圍之役。圍中設黃纛為中軍，左、右兩翼以紅、白二纛分別標明以便識別，兩翼末，清語叫“烏圖裏”，各立藍纛為標誌，皆聽中軍節製。管圍大臣，皆以滿洲、蒙古八旗的王公大臣擔任，副以紮薩克蒙古王公台吉，兩烏圖裏各以巴圖魯侍衛三人率領馳行。
行圍之製有二：一為行圍，一為合圍。隻以數百人分翼進入山林，圍而不合，叫行圍。合圍則人數眾多。五更之前，管圍大臣率領蒙古管圍大臣及虞卒和滿洲八旗官兵，以及虎槍營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齊出營盤。視圍場山川大小遠近，迂道繞出圍場之後，或三五十裏，或七八十裏，齊至看城，便為合圍。合圍以後，從烏圖裏處，虞卒脫帽以鞭擎舉，高聲傳呼瑪爾噶口號。瑪爾噶乃蒙語“帽”之意，瑪爾噶聲依次傳遞至中軍，連傳三次。中軍便知圍已合成，遂擁纛徐徐行進，左右指揮，以待皇上入圍，此時已是辰末巳初時刻。合圍數十裏，漸促漸近，出林至岡阜，離皇上駐蹕之行營約二三裏。這時，已於高敞處設黃幕，幄中設氈帳，名叫“看城”。待至看城時，虞卒皆馬並耳人並肩。圍內之廣場不過三裏多，自圍牆外至放圍處，重設一層人員，乃虎槍營士卒及各部落射生手，他們負責專射自圍內逃出之獸，圍內例不準射。
日出之前，皇上自禦營乘馬，先至看城稍為休息，待兩翼烏圖裏藍纛到後，便從看城出來，由扈從大臣、侍衛及親隨射生手、虎槍手等擁護，自中道抵達中軍，在中軍前半裏左右，周覽圍內形勢，了如指掌，於是發敕指揮，並親自射擊。如遇圍內有虎，則暫不射殺，待皇上看完勇士殺虎之後，再遵敕獵殺群獸。每當收場之後，行至看城，皇上即駐馬觀看諸王公及射生手等馳逐餘獸。如果這日看城場內獸集太多，則奉旨特開一麵，讓其逃走，仍禁圍外之人不準追殺。獵畢之後，皇上回到大營，名叫“散圍”。各部落皆按隊歸營，此時剛剛申時(午後三至五點)，一日行圍之事，遂告完畢。
如係捕鹿之日，其製與平常行圍又略有不同。皇上於五更放圍之前出營，侍衛及各類各差人員，分為三隊，約出營十餘裏聽到聖旨後，第三隊停下，又過四五裏，第二隊停下，再過二三裏將至哨鹿處，第一隊停下，此時侍從與扈衛之臣，僅十餘騎。不久，便聽到清角聲揚，遠林呦呦，低昂呼應，突聞槍聲一響，便知皇上已射中一鹿了，隨圍人員皆聽旨調遣，三隊人馬依次到達皇上麵前。
三、秋之效。
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於北京西郊圓明園，奉皇太後起鑾，開始了第一次木蘭秋之行。出發之前一個多月內，他連下數諭，具體安排秋之事。六月初四降旨：此次行圍，著履親王允、和親王弘晝、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在京總理諸事。七月十八日，他諭告大學士等：“朕因講武，行圍口外”，其辦理一切政務，與在宮中無異。在京部旗諸臣，理應更加勤勉，精勤奉職，倘或稍有懈怠，不但遲誤公事，“且重負朕宵旰圖治之本懷。可傳諭文武諸臣共知之”。②《清高宗實錄》卷147，頁4，21.
七月二十七日，即出發後的第二天，他下達減所過州縣額賦之諭說：“朕初次行圍，所有經過州縣，前經屢降諭旨，不令絲毫擾累，但安營除道，未免有資民力，朕心軫念，著將該地方本年應征額賦，酌量蠲免，統計十之分三，以昭朕體恤閭閻之至意。”②以後秋，大體上皆依此製。
乾隆帝於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離京，九月二十日返京，來去共五十五天。這次行圍的日程和駐宿地點如下：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弘曆奉皇太後於北京西郊圓明園出發，當日駐藺溝，二十七日駐懷柔縣，二十八日密雲縣，二十九日要亭，三十日在古北口閱兵後駐兩間房，八月初一、初二兩日行圍，駐常山峪，初三至初五日在喀喇河屯，初六日駐小營，初七日駐波羅河屯，蒙古王公恭迎聖駕，初八張三營，初九日十八裏台。初十、十一日、十二日三日行圍，十四日至二十二日連續行圍九天，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行圍三天，二十八至三十日行圍三天。在這段期間，先後駐拜布哈昂阿、烏拉岱哈達前、準烏拉岱、都木達烏拉岱、布爾哈蘇台、巴彥溝、鄂爾楚哈達、紮克月鄂佛羅等地，九月初三日至初七日在承德避暑山莊住了五天，初八日返回，二十日回到北京。前後共行圍二十日。
乾隆六年以後，除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等一些年份以外，直到去世之日止，他一共到承德避暑山莊去了五十餘次。一般是七月去九月回，也有一些時候是五月、六月或八月去。乾隆三十五年前，去必行圍，就是在他已過花甲之年的時候，他還要率領滿洲八旗官兵獵捕獸禽。後來由於年過古稀，行圍之舉才日漸減少，改為主要駐於避暑山莊。他去世的前半年，即嘉慶三年夏秋，雖已八十七歲，他仍然離開京師，去到山莊。
在這幾十次木蘭秋和住承德避暑山莊的時間裏，乾隆帝的確是緊緊抓住以獵講武和懷柔蒙古這兩件大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他不僅指揮、鞭策滿洲官兵奮勇馳逐，擒捕猛獸，而且親自騎馬奔馳，拉弓放箭。曾做過軍機章京的大史家趙翼對乾隆帝之講武十分稱頌，讚其“最善射”，“每夏日引見武官畢，即在宮門外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為率，番必三矢，每發軛中圓的，九矢率中六七”。趙翼：《簷曝雜記》卷1，《聖射》。
乾隆帝不但經常深入林中，射捕奔鹿，而且特別喜歡督眾捉虎。史稱其：“較獵木蘭，如聞有虎，以必得為期。”趙翼：《簷曝雜記》卷1，《木蘭殺虎》。乾隆二十二年秋，有一日，停圍設宴演劇，款待蒙古各部王公。這時，乾隆帝忽然看見兩個蒙古王爺正在耳語，問其何故？蒙古二王奏稱：“適有奴子來報，奴等營中白晝有虎來搏馬，是以相語。”乾隆帝立即諭令停樂，騎馬出外，侍衛見狀倉促跟隨，虎槍人聞知，飛騎奔追，才得趕上，偵察得虎窩僅有兩隻小虎。帝命一侍衛往取，侍衛剛一舉手，小虎發威，此侍衛稍稍退縮，乾隆帝馬上下令，革其翎頂。這時，恰有一小蒙古突然衝出，攫一虎挾入左腋，又攫一虎挾入右腋。乾隆帝大喜，即以所褫侍衛之翎頂賜予小蒙古。此時，小虎之父已遠逃，惟有母虎因戀小虎，尚未奔逸，仍在前山回顧。虎槍人盡力追逐，攀山越嶺，騰跳絕澗，直到酉時，才將母虎打死抬回。此虎白頭至尻，長八九尺，蹄粗至三四圍，乃虎中之最大者。虎槍人有三人被傷，一人受傷最重，帝賜以孔雀翎一枝、銀二百兩，另二人各賜銀一百兩。乾隆八年九月初一日，他還於烏什杭阿行圍時，“親射殪虎”。《清高宗實錄》卷200，頁1.這年的巡幸行圍中，共射死老虎十餘頭。
乾隆帝不僅以身作則，勉勵、督促滿洲官兵，而且還對諸皇子嚴加管教，訓練他們講武習勞，“每歲木蘭行圍，多值嚴寒風雪，阿哥等俱隨從行圍。”《清高宗實錄》卷1100，頁6、7.皇子、皇孫中有不少善射之人。有一次，在鄰近木蘭的張三營行宮，他命隨行的皇子皇孫射箭，觀其優劣。“皇子、皇孫依次射。皇次孫綿恩方八歲，亦以小弓箭一發中的，再發再中”。乾隆帝非常高興，諭令再中一矢，就賞黃馬褂。綿恩再射，又中一矢，遂得賜衣。趙翼：《簷曝雜記》卷1，《皇子善射》。
除了行圍捕獸以外，乾隆帝還經常舉行較射、跳駝等活動，以演習武藝。離京以後，未到木蘭以前，途中每到行宮，他“輒坐宮門外較射。射畢，有跳駝、布庫諸戲，皆以習武事也”。“跳駝者，牽駝高八尺以上者立於庭，捷足者在駝旁，忽躍起，越駝背而過，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絕技也”。布庫，乃徒手相搏，勝敗以仆地為定趙翼：《簷曝雜記》卷1，《跳駝撩腳雜戲》。
在曆次木蘭行圍中，乾隆帝經常對參加行圍的滿洲王公大臣兵丁，就其技藝和從獵的表現，予以訓誡或嘉獎。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即第一次秋時，他下諭說：此次巡幸木蘭，所有隨圍的兵丁，“首推東三省暨察哈爾之巴爾呼等，漢仗好，馬上熟練，手技便捷，行圍整齊。至他省及京兵，漢仗弓馬膂力骨骼，尚屬去得，當差亦甚勤奮，但於行圍耐勞等處，較之稍遜，皆因平素好貪安逸之所致，士氣日見萎靡矣。我滿洲兵丁，從來到處超群，同是丈夫，豈可行走落後。……夫兵丁精強，習學馬上技藝，俱在平素操練，即如各省弁兵，每年操演圍獵，京城兵丁，亦教習步圍，兵丁等既有官拴馬匹，如果專心，各加勤習，何致不成？著交各該管大臣官員等，務須悉心訓練兵丁以馬步騎射圍獵之法，兵丁等亦應各加奮勉，留心習學馬上技藝，耐受勞苦，及養馬調降之調膘”。《清高宗實錄》卷149，頁11.
他曾於七月三十日在古北口閱兵，見兵士武技良好，特降旨稱讚說：古北口為畿輔藩籬，提督所屬弁兵，“素稱勁旅”。“朕今因出口行圍，親臨檢閱，見隊伍整齊，技藝嫻熟，洵由統領大員董率有方，將弁兵丁勤於練習所致，朕甚嘉之”。提督已賞馬二匹，著再加恩賞上用緞二匹。副將賞官用緞二匹，參將、遊擊以下守備以上，每員賞給金牌一麵，千總、把總每員賞給銀牌二麵，兵丁每名賞銀牌一麵，“以示鼓勵”。武備尤以弓矢為要務，向來綠旗弁兵，“亦知留心隊伍，而騎射未為長技”，“該提督當不時訓練，並將朕旨傳諭各弁兵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47，頁23.
他因初舉秋竟有一些滿洲王公大臣托詞不去，頗為惱怒，於回京之後，下達專諭，“訓飭隨圍托故之諸王大臣”。他先引太宗皇太極之旨，太宗曾嚴厲訓斥王公大臣及其子弟“耽戀室家，偷安習玩”，不願出征行圍，將使國勢日衰。錄完此諭後，他接著強調指出：“此等流弊，有關於滿洲風氣，是以蒙太宗皇帝諄切訓諭。朕此次行圍，諸王大臣中，竟有耽戀室家，托故不願隨往者。……夫行圍出獵，既以操演技藝，練習勞苦，尤足以奮發人之誌氣，乃滿洲等應行勇往之事。若惟事偷安，不知愧恥，則積習相沿，實於國勢之隆替，甚有關係。嗣後倘有不知悛改仍蹈前轍者，朕斷不輕為寬宥。可遍行傳諭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51，頁16、17.
乾隆帝通過上述種種措施，對加強滿洲官兵的訓練，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克服八旗人員偷安積習，起到了比較顯著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