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22)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乾隆帝給軍機大臣下了一道諭旨，講述查辦原閩浙總督調任兩廣總督富勒渾之事。他說，前幾日召見移任工部尚書的原兩廣總督舒常，“詢以富勒渾操守如何”，舒常奏稱，“不敢具保”。昨粵海關監督穆騰額至行在陛見，又詳細詢問富勒渾“居官辦事如何”，穆騰額答，“未敢深信”。複令軍機大臣詢其有無實據。穆騰額說：“看其衙門熱鬧，信用家人，並有家人李姓在衙門外邊居住，不免招搖，有駭觀聽。至其操守，雖無實據，亦不敢下保。”富勒渾曆任督撫多年，“於地方事務，可稱老練”，故調其移任兩廣，對其操守之好壞，從未聽聞。“今據舒常、穆騰額皆稱不敢具保，是其平素必有？簋不飭之事”。現在正查浙省虧空一案，富勒渾與浙江巡撫福嵩甚為不睦，為何回護，不據實參奏，“是其在閩浙總督任內，亦恐有不能自信之處，慮及巡撫攻訐其短，是以隱忍不言”。著傳諭廣東巡撫孫士毅，命其“將富勒渾如何操守難信，及家人如何滋事，並此外有無別項需索情弊，據實密陳，毋稍徇隱”。將此由五百裏傳諭孫士毅，著其迅速複奏。《清高宗實錄》卷1251，頁4、5、6.
諭中所指富勒渾，係大學士阿桂之族孫，早年中舉人，做過內閣中書、戶部郎中。從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寧道起，升遷較快，三十五年已由浙江布政使署巡撫，三十七年調任陝西巡撫，尋擢湖廣總督，嗣後曆任四川總督、湖廣總督、禮部尚書、工部尚書、閩浙總督。五十年七月，皇上因其在總督之中，“資格較深，曆練亦久，在近來總督中上之列”，故將其由閩浙調用兩廣，“委以海疆繁劇重任，方資倚毗”。《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18；《清史稿》卷332，《富勒渾傳》。
盡管富勒渾是乾隆帝一手提拔起來的，擢其久鎮閩、浙、湘、楚、川等重要省份，現又調鎮兩廣，“方資倚毗”，但一旦對其操守有所懷疑時，他立即著手訪察，諭令孫士毅據實陳奏，並派舒常至粵，會同查辦，又令查抄富勒渾之家人殷士俊原籍財產。五月初四日，因浙江學政竇光鼐奏稱富勒渾前年來京經過嘉興、嚴州、衢州一帶時，“供應浩繁，門包或至千百”，他又下諭命阿桂查辦說：富勒渾之家人在廣東，“有招搖婪賄之事。朕意富勒渾到粵，不過數月，何以家人貲產，即有數萬兩之多，必係其在閩浙任內，任聽家人婪索所積”。富勒渾雖係阿桂族孫，諒阿桂斷不至稍存回護之見。著阿桂查照竇光鼐原奏，逐款嚴訊，據實複奏。《清高宗實錄》卷1254，頁5、6.
過了幾天，江蘇織造四德及長齡的奏折送到北京。四德奏：遵旨前往富勒渾之家人殷士俊住居的常熟，於其家查出現存及借出銀錢共二萬餘兩、田六百三十餘畝、房屋三所，並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監部照一張。乾隆帝覽折後既驚訝又憤怒，於五月十四日下諭說：
“殷士俊以微賤長隨，擁貲數萬，且父子蒙混捐納，濫膺頂戴，計其一切貲財，俱係跟隨富勒渾為長隨後所得。富勒渾若果無知情故縱，止於如部中書辦，詐騙招搖，地方官吏見其久而不靈，斷不肯多給銀錢，豈能積貲累萬？蓋各部書役遇有案件，往往設計撞騙，然所得者無多，亦斷不能顛倒是非，作奸枉法，計其家私積至千百者，容或有之，斷無積累巨萬之事。且朕日理萬機，常在朕前使令之總管太監、奏事太監輩，如伊等欲婪索銀錢，必須積壓外省文報奏折，或於朕前揣探意旨，假作威福，方能婪得厚貲。今之總管、奏事太監等，不過藉每月錢糧養家糊口，其家貲之至多者，或不過千金，從無與中外官吏結交招搖之事。朕為天下主，尚不肯假手近侍，任擁厚貲，乃殷士俊不過跟隨總督之長隨，積貲竟如許之多，必係屬員中有托其營求升調，富勒渾曲意聽從，或勒索不遂，富勒渾即不假辭色，該犯有所恃而不恐，始敢恣意勒索，而屬員中因其夤緣有效，觸忤蒙愆，相率送給銀錢，是以數年以來，乃至擁貲累萬，父子俱捐納頂戴官職。……若謂富勒渾於該犯如此婪索，竟同木偶，若罔聞知，夫誰信之？此即童稚尚不可欺，安能逃朕之洞鑒乎！即此一節，富勒渾之罪已不可逭，富勒渾著革職。”②《清高宗實錄》卷1254，頁15、16、17，21.
此諭有些欠妥之處，即乾隆帝斷言各部書役之財絕無上萬兩之多，總管太監、奏事太監亦僅藉錢糧養家糊口，家貲最多者亦不過千金。這一論斷是錯誤的，與實際情形出入很大，不少狡猾胥吏及有權有勢的太監，詐騙招搖，納賄索銀，作威作福，聚斂了大量贓銀，十倍、數十倍、成百倍地超過了千金之數。但是，總的看來，此諭的基本論斷是正確的，即殷士俊之所以能斂銀巨萬，是由於其家主富勒渾“知情故縱”，甚至可能別有情弊，故命阿桂、孫士毅“秉公質訊審辦”，不久，他又諭令孫士毅補授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②。
又過了幾天，廣東巡撫孫士毅的奏折到京。孫士毅奏：審訊富勒渾之家人殷士俊等人婪索一案，巡捕任光玉供稱：富勒渾到任，各鹽商饋送其家人李世榮花錢一千圓，“方準各回安業”。洋商潘文岩等稱：殷士俊勒派各商分買人參一斤，浮賣價銀四千七百兩。李世榮令洋商購買物件，短發價銀一百圓。“又點派口岸，令書巡等繳銀一萬九千六百餘兩，交殷士俊、李世榮轉交內署”。以上各款，“俱經殷士俊、李世榮供認不諱”。②《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12、13，14、15.
乾隆帝於五月二十七日就此下諭說：殷士俊等係富勒渾家人，乃勒派需索洋鹽兩商，贓款累累，“若非倚仗主勢，何至恣肆自由，全無忌憚若此？至勒派各口岸銀兩，富勒渾先以幫貼公費為詞，收受入署，迨發覺之後，將前項銀兩，交監督衙門解京充公，明係事已敗露，自知不可掩飾，為此先侵後吐之計”。著阿桂逐款詳悉質訊，務期水落石出，並命戶部尚書曹文埴、浙江巡撫伊齡阿(時二人正奉旨查審浙省倉庫虧空案)，會同阿桂辦理此案。②
乾隆帝曾於春間密諭閩浙總督雅德查訪富勒渾之操守及其家人滋事情弊，雅德不僅沒有調查和據實上奏，反而對富勒渾“力為保奏”，並動用司庫養廉銀一萬兩，代富勒渾歸還欠帑。乾隆帝知悉此事後十分憤怒，連下兩道諭旨，對雅德嚴厲斥責，並於六月二十九日將其革職審問。他說：富勒渾曆任封疆，“方資倚毗”，不料其縱容家人恣意勒索，又將關口勒派銀兩先侵後吐，實屬昧良負恩。雅德“以密諭傳詢之事，竟敢昧良徇隱，公然飾詞保奏，且為富勒渾代還借項，是止知下睦而不顧大義，其情節較富勒渾尤為可惡”。著將雅德革去閩浙總督之職，解送浙省，交阿桂歸案審辦。《清高宗實錄》卷1257，頁26、27.
盡管乾隆帝親自主持查審富勒渾貪婪案件，多次下諭指授方略，督促欽差大臣徹底清查，懲辦庇護案犯之大臣，但奇怪的是，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曹文埴、工部尚書舒常和浙江巡撫伊齡阿，以及兩廣總督孫士毅，就是沒有將富勒渾定上貪汙帑銀納受賄金之罪，隻說其是縱容家人營私舞弊。是富勒渾果真沒有侵吞帑銀收受賄賂嗎？不是。僅在這次審理中，至少有一件事本來可以據以作出其係貪汙納賄結論的。這件事是，署泉州府知府鄭一桂曾供稱：與殷士俊原係親戚，五十年富勒渾由閩浙總督調任兩廣總督時，殷士俊隨主赴任，路過泉州，鄭將金葉五十兩托殷轉送與富勒渾。乾隆帝得知此情，立即下諭說：“今此項金葉，既係富勒渾自行婪得，又何怪其饒恕殷士俊。如此貪黷敗檢”，焉能說其聽任家人婪索而不知情？著阿桂嚴切審訊，“諒富勒渾亦無從狡賴”。《清高宗實錄》卷1258，頁5、6.其後，他又幾次諭令阿桂根究此事，可是，富勒渾卻堅供不知此事，殷士俊言此係鄭一桂送予自己之物，鄭一桂又翻供說並未托殷送予其主，而係給予殷士俊。最後隻好不了了之。
富勒渾想賴掉勒派各口岸銀之事，沒有成功。乾隆帝曾幾次下旨，論證闡述，斷定富勒渾勒派各口岸繳銀一萬九千餘兩是“先侵後吐”，本想吞沒入己，但因聽說將遭帝審問，而退交監督衙門，解京充公。富勒渾辯解說：於兼署粵海關監督時，各口岸未經解到之銀太多，恐賠項無著，是以豫籌墊解，及穆騰額回任交收，適殷士俊等事發，“是以具奏歸公”。乾隆帝就此駁斥說：關稅係監督專管，總督不過兼轄，即使稅課缺額，自有該監督回任料理，富勒渾何必行此一舉？“其為侵吞入己，實屬顯然。及殷士俊等款跡敗露，始行具奏報解充公，此等伎倆，豈能掩人耳目！”《清高宗實錄》卷1258，頁36、37.盡管皇上將這一條定死了，可是，富勒渾總算是在查辦他之前就先行交了出來，與完全中飽私囊總有區別。
查來查去，查了幾個月，最後就是沒有查出富勒渾直接納賄吞帑之罪，沒有查出家人殷士俊等詐索贓銀後交予主子若幹主奴分肥之罪。出現這樣的局麵，可能是由於兩個因素。一是家奴護主，為主認罪。殷士俊以一普通平民跟隨富勒渾後，幾年之間，就暴發橫財，一躍而為田產房屋兼有貲財數萬的財主和威勢逼人的豪門，府州縣官員都得求他疏通關節，署泉州知府鄭一桂還與他認親敘戚。這一切，都是其主富勒渾有意或無意給予他的，他怎能不緊緊抱住這個靠山，拚死開脫主子之罪。何況自己家財被抄，贓證確鑿，無路可逃，即使牽扯出主人，也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倒不如咬定家主無過，這樣，富勒渾因無貪婪之罪有可能免遭重懲，那時主子也許會記住奴才護主之恩，或怕其供出主人之過，而沒法挽救自己。因此，殷士俊不僅沒有將自己科索銀財納受賄銀與富勒渾連在一起，硬說其無知情分肥之過，而且連鄭一桂供稱饋送富勒渾的金葉五十兩，他也包了下來，力言主子不知，再通過秘密聯係，鄭一桂也推翻了前供，使惟一能定上富勒渾收納賄銀之事，就這樣被輕易翻掉。另一因素是辦案大臣軟弱無能。照說，這次辦案的欽差大臣阿桂、曹文埴，權夠大了，地位夠高了，能力也算是夠強的了，還有尚書舒常、巡撫伊齡阿，以及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孫士毅，這個辦案官的班子相當強了，可是，不知是什麽原因，他們就是沒有查出富勒渾貪婪之罪，連其勒派各口岸銀一萬九千餘兩之事，也是在皇上指出這是“先侵後吐”的性質以後，他們才跟著唱的。就算是殷士俊死死保住富勒渾，不供出其知情分肥之事吧，也可以從其他人員追查出富勒渾收納賄銀之事。可是，查了幾個月，沒有“查出”。是其真係清廉毫無劣跡？不是。九年以後乾隆帝查審閩浙總督伍拉納貪婪之事時，鹽商供認，當富勒渾任閩浙總督時，“曾索取鹽商等銀五萬五千兩”。《清高宗實錄》卷1486，頁32.除了鹽商，還有米商、布商等其他行業的商人，廣東還有“洋商”，兩廣閩浙一百多個府州縣，若幹道，這些官員和商人難道就不會被富勒渾索取錢財？可見，富勒渾並非不貪汙，隻是欽差大臣阿桂等未能執行帝旨未能查出或不願查出而已。
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十九日，根據阿桂等欽差大臣的奏折和軍機大臣、三法司的複議，乾隆帝下諭，宣布了對富勒渾一案的處理。他說：“富勒渾受朕深恩”，簡任封疆，擢用總督，曆練亦久，資格較深，故由閩浙調用兩廣，委其以海疆繁劇之任。“乃伊竟誌得意滿，縱容家人長隨，關通婪索，營私舞弊，漫無覺察，形同木偶，已屬知情故縱”。又於兼署粵海關印務時，聽從家人長隨等慫恿，勒令書吏預繳銀一萬九千餘兩，存貯私宅，“希圖侵蝕，及見家人贓私敗露，始奏請歸公，勒結存案，為掩飾推諉之計，其先侵後吐，罪無可寬。著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閩浙總督雅德於富勒渾的家人招搖婪索枉法營私情弊，毫無見聞，“經朕降旨密訪，並不據實直陳，且反飾詞保奏，其昧良徇隱，甘心麵欺，情節甚為可惡”，著將浙省虧空案內富嵩、富勒渾、雅德三人名下應該分賠的十三萬九千餘兩內富勒渾應賠之銀，令雅德代賠，因富勒渾之家產已經查抄，仍俟雅德到京後，再將其派差贖罪。阿桂等將殷士俊、李世榮擬以絞候，“實屬寬縱”，將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齡阿俱交部察議，殷士俊、李士榮著即處絞。《清高宗實錄》卷1261，頁11、12、13.不久，富勒渾被釋，出刑部獄，閑居，雅德往新疆任職。
乾隆帝數十年如一日地親自審斷貪案，重懲納賄斂銀荼毒小民的部院大臣和督、撫、藩、臬等高級官員，包括自己的內侄和親信大臣，又大力破除徇情容隱官官相護的惡習，對整頓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於其創造“盛世”和延續“盛世”，這是應予肯定的。但是，由於封建製度的約束及階級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根除貪汙，特別是乾隆四十年以後，尤其是和專權期間，貪風更為盛行，誅不勝誅，罰不勝罰，他又逐漸滋長自滿情緒，對懲貪之事有所鬆懈，終於出現“政以賄成”的局麵，這是乾隆帝本人未曾想到的。
諭中所指富勒渾，係大學士阿桂之族孫，早年中舉人，做過內閣中書、戶部郎中。從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寧道起，升遷較快，三十五年已由浙江布政使署巡撫，三十七年調任陝西巡撫，尋擢湖廣總督，嗣後曆任四川總督、湖廣總督、禮部尚書、工部尚書、閩浙總督。五十年七月，皇上因其在總督之中，“資格較深，曆練亦久，在近來總督中上之列”，故將其由閩浙調用兩廣，“委以海疆繁劇重任，方資倚毗”。《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18；《清史稿》卷332，《富勒渾傳》。
盡管富勒渾是乾隆帝一手提拔起來的，擢其久鎮閩、浙、湘、楚、川等重要省份，現又調鎮兩廣，“方資倚毗”，但一旦對其操守有所懷疑時，他立即著手訪察，諭令孫士毅據實陳奏，並派舒常至粵，會同查辦，又令查抄富勒渾之家人殷士俊原籍財產。五月初四日，因浙江學政竇光鼐奏稱富勒渾前年來京經過嘉興、嚴州、衢州一帶時，“供應浩繁，門包或至千百”，他又下諭命阿桂查辦說：富勒渾之家人在廣東，“有招搖婪賄之事。朕意富勒渾到粵，不過數月，何以家人貲產，即有數萬兩之多，必係其在閩浙任內，任聽家人婪索所積”。富勒渾雖係阿桂族孫，諒阿桂斷不至稍存回護之見。著阿桂查照竇光鼐原奏，逐款嚴訊，據實複奏。《清高宗實錄》卷1254，頁5、6.
過了幾天，江蘇織造四德及長齡的奏折送到北京。四德奏：遵旨前往富勒渾之家人殷士俊住居的常熟，於其家查出現存及借出銀錢共二萬餘兩、田六百三十餘畝、房屋三所，並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監部照一張。乾隆帝覽折後既驚訝又憤怒，於五月十四日下諭說：
“殷士俊以微賤長隨，擁貲數萬，且父子蒙混捐納，濫膺頂戴，計其一切貲財，俱係跟隨富勒渾為長隨後所得。富勒渾若果無知情故縱，止於如部中書辦，詐騙招搖，地方官吏見其久而不靈，斷不肯多給銀錢，豈能積貲累萬？蓋各部書役遇有案件，往往設計撞騙，然所得者無多，亦斷不能顛倒是非，作奸枉法，計其家私積至千百者，容或有之，斷無積累巨萬之事。且朕日理萬機，常在朕前使令之總管太監、奏事太監輩，如伊等欲婪索銀錢，必須積壓外省文報奏折，或於朕前揣探意旨，假作威福，方能婪得厚貲。今之總管、奏事太監等，不過藉每月錢糧養家糊口，其家貲之至多者，或不過千金，從無與中外官吏結交招搖之事。朕為天下主，尚不肯假手近侍，任擁厚貲，乃殷士俊不過跟隨總督之長隨，積貲竟如許之多，必係屬員中有托其營求升調，富勒渾曲意聽從，或勒索不遂，富勒渾即不假辭色，該犯有所恃而不恐，始敢恣意勒索，而屬員中因其夤緣有效，觸忤蒙愆，相率送給銀錢，是以數年以來，乃至擁貲累萬，父子俱捐納頂戴官職。……若謂富勒渾於該犯如此婪索，竟同木偶，若罔聞知，夫誰信之？此即童稚尚不可欺，安能逃朕之洞鑒乎！即此一節，富勒渾之罪已不可逭，富勒渾著革職。”②《清高宗實錄》卷1254，頁15、16、17，21.
此諭有些欠妥之處，即乾隆帝斷言各部書役之財絕無上萬兩之多，總管太監、奏事太監亦僅藉錢糧養家糊口，家貲最多者亦不過千金。這一論斷是錯誤的，與實際情形出入很大，不少狡猾胥吏及有權有勢的太監，詐騙招搖，納賄索銀，作威作福，聚斂了大量贓銀，十倍、數十倍、成百倍地超過了千金之數。但是，總的看來，此諭的基本論斷是正確的，即殷士俊之所以能斂銀巨萬，是由於其家主富勒渾“知情故縱”，甚至可能別有情弊，故命阿桂、孫士毅“秉公質訊審辦”，不久，他又諭令孫士毅補授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②。
又過了幾天，廣東巡撫孫士毅的奏折到京。孫士毅奏：審訊富勒渾之家人殷士俊等人婪索一案，巡捕任光玉供稱：富勒渾到任，各鹽商饋送其家人李世榮花錢一千圓，“方準各回安業”。洋商潘文岩等稱：殷士俊勒派各商分買人參一斤，浮賣價銀四千七百兩。李世榮令洋商購買物件，短發價銀一百圓。“又點派口岸，令書巡等繳銀一萬九千六百餘兩，交殷士俊、李世榮轉交內署”。以上各款，“俱經殷士俊、李世榮供認不諱”。②《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12、13，14、15.
乾隆帝於五月二十七日就此下諭說：殷士俊等係富勒渾家人，乃勒派需索洋鹽兩商，贓款累累，“若非倚仗主勢，何至恣肆自由，全無忌憚若此？至勒派各口岸銀兩，富勒渾先以幫貼公費為詞，收受入署，迨發覺之後，將前項銀兩，交監督衙門解京充公，明係事已敗露，自知不可掩飾，為此先侵後吐之計”。著阿桂逐款詳悉質訊，務期水落石出，並命戶部尚書曹文埴、浙江巡撫伊齡阿(時二人正奉旨查審浙省倉庫虧空案)，會同阿桂辦理此案。②
乾隆帝曾於春間密諭閩浙總督雅德查訪富勒渾之操守及其家人滋事情弊，雅德不僅沒有調查和據實上奏，反而對富勒渾“力為保奏”，並動用司庫養廉銀一萬兩，代富勒渾歸還欠帑。乾隆帝知悉此事後十分憤怒，連下兩道諭旨，對雅德嚴厲斥責，並於六月二十九日將其革職審問。他說：富勒渾曆任封疆，“方資倚毗”，不料其縱容家人恣意勒索，又將關口勒派銀兩先侵後吐，實屬昧良負恩。雅德“以密諭傳詢之事，竟敢昧良徇隱，公然飾詞保奏，且為富勒渾代還借項，是止知下睦而不顧大義，其情節較富勒渾尤為可惡”。著將雅德革去閩浙總督之職，解送浙省，交阿桂歸案審辦。《清高宗實錄》卷1257，頁26、27.
盡管乾隆帝親自主持查審富勒渾貪婪案件，多次下諭指授方略，督促欽差大臣徹底清查，懲辦庇護案犯之大臣，但奇怪的是，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曹文埴、工部尚書舒常和浙江巡撫伊齡阿，以及兩廣總督孫士毅，就是沒有將富勒渾定上貪汙帑銀納受賄金之罪，隻說其是縱容家人營私舞弊。是富勒渾果真沒有侵吞帑銀收受賄賂嗎？不是。僅在這次審理中，至少有一件事本來可以據以作出其係貪汙納賄結論的。這件事是，署泉州府知府鄭一桂曾供稱：與殷士俊原係親戚，五十年富勒渾由閩浙總督調任兩廣總督時，殷士俊隨主赴任，路過泉州，鄭將金葉五十兩托殷轉送與富勒渾。乾隆帝得知此情，立即下諭說：“今此項金葉，既係富勒渾自行婪得，又何怪其饒恕殷士俊。如此貪黷敗檢”，焉能說其聽任家人婪索而不知情？著阿桂嚴切審訊，“諒富勒渾亦無從狡賴”。《清高宗實錄》卷1258，頁5、6.其後，他又幾次諭令阿桂根究此事，可是，富勒渾卻堅供不知此事，殷士俊言此係鄭一桂送予自己之物，鄭一桂又翻供說並未托殷送予其主，而係給予殷士俊。最後隻好不了了之。
富勒渾想賴掉勒派各口岸銀之事，沒有成功。乾隆帝曾幾次下旨，論證闡述，斷定富勒渾勒派各口岸繳銀一萬九千餘兩是“先侵後吐”，本想吞沒入己，但因聽說將遭帝審問，而退交監督衙門，解京充公。富勒渾辯解說：於兼署粵海關監督時，各口岸未經解到之銀太多，恐賠項無著，是以豫籌墊解，及穆騰額回任交收，適殷士俊等事發，“是以具奏歸公”。乾隆帝就此駁斥說：關稅係監督專管，總督不過兼轄，即使稅課缺額，自有該監督回任料理，富勒渾何必行此一舉？“其為侵吞入己，實屬顯然。及殷士俊等款跡敗露，始行具奏報解充公，此等伎倆，豈能掩人耳目！”《清高宗實錄》卷1258，頁36、37.盡管皇上將這一條定死了，可是，富勒渾總算是在查辦他之前就先行交了出來，與完全中飽私囊總有區別。
查來查去，查了幾個月，最後就是沒有查出富勒渾直接納賄吞帑之罪，沒有查出家人殷士俊等詐索贓銀後交予主子若幹主奴分肥之罪。出現這樣的局麵，可能是由於兩個因素。一是家奴護主，為主認罪。殷士俊以一普通平民跟隨富勒渾後，幾年之間，就暴發橫財，一躍而為田產房屋兼有貲財數萬的財主和威勢逼人的豪門，府州縣官員都得求他疏通關節，署泉州知府鄭一桂還與他認親敘戚。這一切，都是其主富勒渾有意或無意給予他的，他怎能不緊緊抱住這個靠山，拚死開脫主子之罪。何況自己家財被抄，贓證確鑿，無路可逃，即使牽扯出主人，也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倒不如咬定家主無過，這樣，富勒渾因無貪婪之罪有可能免遭重懲，那時主子也許會記住奴才護主之恩，或怕其供出主人之過，而沒法挽救自己。因此，殷士俊不僅沒有將自己科索銀財納受賄銀與富勒渾連在一起，硬說其無知情分肥之過，而且連鄭一桂供稱饋送富勒渾的金葉五十兩，他也包了下來，力言主子不知，再通過秘密聯係，鄭一桂也推翻了前供，使惟一能定上富勒渾收納賄銀之事，就這樣被輕易翻掉。另一因素是辦案大臣軟弱無能。照說，這次辦案的欽差大臣阿桂、曹文埴，權夠大了，地位夠高了，能力也算是夠強的了，還有尚書舒常、巡撫伊齡阿，以及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孫士毅，這個辦案官的班子相當強了，可是，不知是什麽原因，他們就是沒有查出富勒渾貪婪之罪，連其勒派各口岸銀一萬九千餘兩之事，也是在皇上指出這是“先侵後吐”的性質以後，他們才跟著唱的。就算是殷士俊死死保住富勒渾，不供出其知情分肥之事吧，也可以從其他人員追查出富勒渾收納賄銀之事。可是，查了幾個月，沒有“查出”。是其真係清廉毫無劣跡？不是。九年以後乾隆帝查審閩浙總督伍拉納貪婪之事時，鹽商供認，當富勒渾任閩浙總督時，“曾索取鹽商等銀五萬五千兩”。《清高宗實錄》卷1486，頁32.除了鹽商，還有米商、布商等其他行業的商人，廣東還有“洋商”，兩廣閩浙一百多個府州縣，若幹道，這些官員和商人難道就不會被富勒渾索取錢財？可見，富勒渾並非不貪汙，隻是欽差大臣阿桂等未能執行帝旨未能查出或不願查出而已。
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十九日，根據阿桂等欽差大臣的奏折和軍機大臣、三法司的複議，乾隆帝下諭，宣布了對富勒渾一案的處理。他說：“富勒渾受朕深恩”，簡任封疆，擢用總督，曆練亦久，資格較深，故由閩浙調用兩廣，委其以海疆繁劇之任。“乃伊竟誌得意滿，縱容家人長隨，關通婪索，營私舞弊，漫無覺察，形同木偶，已屬知情故縱”。又於兼署粵海關印務時，聽從家人長隨等慫恿，勒令書吏預繳銀一萬九千餘兩，存貯私宅，“希圖侵蝕，及見家人贓私敗露，始奏請歸公，勒結存案，為掩飾推諉之計，其先侵後吐，罪無可寬。著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閩浙總督雅德於富勒渾的家人招搖婪索枉法營私情弊，毫無見聞，“經朕降旨密訪，並不據實直陳，且反飾詞保奏，其昧良徇隱，甘心麵欺，情節甚為可惡”，著將浙省虧空案內富嵩、富勒渾、雅德三人名下應該分賠的十三萬九千餘兩內富勒渾應賠之銀，令雅德代賠，因富勒渾之家產已經查抄，仍俟雅德到京後，再將其派差贖罪。阿桂等將殷士俊、李世榮擬以絞候，“實屬寬縱”，將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齡阿俱交部察議，殷士俊、李士榮著即處絞。《清高宗實錄》卷1261，頁11、12、13.不久，富勒渾被釋，出刑部獄，閑居，雅德往新疆任職。
乾隆帝數十年如一日地親自審斷貪案，重懲納賄斂銀荼毒小民的部院大臣和督、撫、藩、臬等高級官員，包括自己的內侄和親信大臣，又大力破除徇情容隱官官相護的惡習，對整頓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於其創造“盛世”和延續“盛世”，這是應予肯定的。但是，由於封建製度的約束及階級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根除貪汙，特別是乾隆四十年以後，尤其是和專權期間，貪風更為盛行，誅不勝誅，罰不勝罰，他又逐漸滋長自滿情緒，對懲貪之事有所鬆懈，終於出現“政以賄成”的局麵，這是乾隆帝本人未曾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