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16)
九月初七日，以盛柱奏稱查抄有弊，乾隆帝下了兩道諭旨。第一道諭旨是派戶部右侍郎福長安、刑部侍郎喀寧阿(隨即升任任刑部尚書)為欽差大臣，前往河南，名義上是會同大學士阿桂查看河工，實際上是去傳達帝旨，將升任河南按察使的原浙江糧道王站柱解職，押往浙江質對審問。第二道諭旨是命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先清理此案。乾隆帝此時對陳毫不懷疑，認為是其屬員舞弊，故令其辦理此案。諭旨說：陳輝祖查抄王？望物件一案，現疑有抽換抵兌之弊，已派福長安、喀寧阿往河南，將隨同抄家之王站柱解往浙江。著傳諭陳輝祖即同盛柱先行提齊人證和文卷，將原冊與呈送北京之物體有何不符及抽換抵兌之處，“逐一根究，務令水落石出”。陳輝祖上年辦理塘工，“頗為出力”，又係兼管撫篆，事務繁多，“或一時查察不到，尚屬情理所在。朕於此事開誠布公，因陳輝祖受朕深恩，必不肯扶同徇隱，是以令其會同辦理”。陳輝祖果能“一秉天良”，盡心查辦，將來不過有失察處分，“朕必加恩寬宥”，倘不肯實力辦理，或意存回護，一經欽差查出，則必不“曲貸”。②《清高宗實錄》卷1164，頁20，23.
第二天，九月初八日，乾隆帝又下諭說，陳輝祖查抄王？望貲財一案，據盛柱奏稱，“查出王站柱底冊不符，抽換顯然”，因派侍郎福長安、喀寧阿前往，但福長安等人辦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桂之曆練”，著在河南辦理河工之阿桂先向王站柱傳旨，“令其將如何抽換緣由逐一供吐”，待福長安到河南時，即將王站柱交福長安帶赴浙省辦案。②。
又過了兩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再次降諭說：前任浙江鹽道陳淮來京陛見時，詢其關於查抄王？望貲財之事，陳答稱已來京引見，不能知悉。然而“觀其辭色，甚屬閃爍”，因命盛柱查訪，現盛柱奏稱，“有將金易銀抽換挪掩情事”。陳淮駐紮省城，對此事斷不能一無所聞，著傳諭其“將如何隱匿抽抵，及何人換去金兩，此外或有別項情弊，逐一據實具奏”，否則將予重懲。次日又命軍機大臣諭令原係浙江省司道之李封、王杲奏報此事。《清高宗實錄》卷1164，頁30、31、32.
此諭下達不久，阿桂之奏折到京，乾隆帝覽後大驚，才感覺到此案非同小可，並非僅係抄家人員營私舞弊，而與總督有關，閩浙總督陳輝祖難辭其咎，立於九月十七日下達四道諭旨。第一道旨是諭命將陳革職拿問，並簡述此案經過。他說：前因陳輝祖查抄王？望貲財，王既“恣貪侈用，而呈覽物件無甚入觀者，疑有抽換情弊”，因傳諭盛柱留心察訪。嗣據盛柱奏，查出王站柱底冊，有金葉、金條、金錠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兩，查對解繳內務府進呈冊內並無此項金子，僅多列銀七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兩，“係將金易銀”。又底冊內有玉山子、玉瓶等件，亦未載入進呈冊內，“顯有抽換挪掩情弊”，因派喀寧阿、福長安前往查辦，並傳諭阿桂先往詢問王站柱。現阿桂奏，據王站柱供稱：上年(四十六年)查抄王？望貲財，會同府縣佐雜，每日親往點驗，交府縣各官收管，“金約有四千數百餘兩，銀約有二三萬兩，玉器甚多”，當即造有三份底冊。“我於六月初九日起身進京陛見”，即將底冊一份呈送總督，其餘兩份分存藩司、糧道衙門，“我若果有不肖之心”，豈肯將底冊留於浙省作為後人把柄。至查辦時，“總督陳輝祖曾吊取備用物件閱看，等語”。王？望入官物件，“該省竟敢抽換藏匿，公為欺罔，殊出情理之外”，陳輝祖著革職拿問，命河南巡撫富勒渾補授閩浙總督。②③《清高宗實錄》卷1165，頁4、5，6，14.
第二道諭旨是以富勒渾不能很快到任，諭福長安署理總督巡撫，福長安未到之前，著王進泰暫行兼署。第三道諭旨是命阿桂往辦此案。上諭說：據阿桂奏訊據王站柱所供，“自屬實情，竟係陳輝祖營私舞弊，抽換抵兌，實出情理之外，此事甚大，非阿桂前去審辦不可”。著阿桂迅速馳驛前往浙江，“徹底查辦”。過去阿桂曾稱陳輝祖能辦事，用為閩浙總督，兼管撫篆，今阿桂查訊此案，“即首疑及陳輝祖，並不稍存回護，大臣居心，理宜如此”。刑部堂官需人，著尚書喀寧阿回京。王站柱所供，尚非虛捏，即將其帶往浙江質對，若所質屬實，其便無罪，不必查辦。②。
第四道諭旨說：安徽布政使國棟，前任浙江藩司時，經手查抄王？望貲財，且查抄底冊在藩署收存，縱使國棟無分肥情弊，已有應得之罪，著將國棟革職，解赴浙江，交阿桂嚴審。
(二)大學士阿桂誤信奸督狡辯皇上駁斥胡言明斷疑案。
乾隆帝的上述諭旨下達不久，陳輝祖之折到京。陳奏：以銀易金之事，係在查抄王？望家產時，“布政使國棟麵稟商換，並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轉難適用，不如易換銀兩，較為實濟，遂爾允行”。③陳輝祖此奏，純係無理狡辯。他這樣講，既將責任推之於國棟身上，是藩司要求以銀易金，自己僅隻“允行”而已，不是主謀，又將此事粉飾為一無謬誤，金色低潮，解京不便使用，因而以銀易換，如此說來，二人是為帝著想，哪能說是存心不良要損公肥私？盡管陳輝祖絞盡腦汁，精心編造謊言，並且一度騙過了欽差大學士阿桂，但一則他沒有料到國棟會供出一些真情，再則他更未想到皇上英明善斷，識破了辯解之詞。
乾隆帝於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下達長諭，駁斥了陳輝祖的騙人之詞。乾隆帝從四個方麵批駁陳奏之非。其一，陳輝祖既稱金色低潮，恐解京轉難適用，則便應將所有金子盡行易換，何以解交內務府冊內又列入金葉九兩三錢，明係借此以為掩飾彌縫之地。其二，陳稱照價易換白銀七萬餘兩，而阿桂訊問王站柱的口供內又言及王？望有銀二三萬兩，則此易金之銀，“已有王？望銀少半在內，陳輝祖又將何辭抵飾乎”？其三，陳輝祖稱欲留此款為塘工之用，如果辦理塘工，銀不敷用，即當奏明請款，若欲私自為此變易，“已屬非是”，乃前次陳奏稱，塘工之銀，尚剩下三十九萬餘兩，陳既早知“有盈無絀”，“又何必借此易金之銀？豈非預為侵蝕地步耶！”且王？望之貲財器物甚多，何不盡以塘工為名一並易換？其四，此次陳折隻言及易金之事，而於玉山子等件作何隱匿之處，並無一字提及，“是其欺罔蒙混，更無疑義”。②《清高宗實錄》卷1165，頁14、15、16，14、15.
乾隆帝總論陳輝祖、國棟之過說：陳之所奏，“全不成話”。如果陳輝祖欲易銀為塘工之用，即使預先奏明，其事已屬矯強，況當日並未具奏，“竟與國棟商同舞弊，是此項金兩，全係陳輝祖、國棟二人抽換抵兌，分肥入己，自屬顯然。此事大奇，為從來所未有”，國棟著革職拿問，交阿桂審辦。陳輝祖係協辦大學士陳大受之子，父子皆任總督，“世受國恩，最為深重，何至喪良無恥至於此極。是王？望所為，係明火執仗，而陳輝祖竟同穿窬行徑矣”。②。
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閱讀了兩江總督薩載呈奏的原浙江布政使國棟的供詞。國棟供：陳輝祖說王？望在家產被抄時，“曾求過總督，說金子太多，恐怕礙眼，不如照依時價變銀，將來辦理順易”。“國棟原曾勸阻，陳輝祖執意要換”。陳輝祖曾說，王？望家抄出的朝珠，“甚屬平常，難以呈進，諭令委員購買數盤添入，又將自己朝珠挑選添入。國棟亦曾勸過”。陳輝祖向經辦查抄人員杭州府同知楊先儀“要進金子五百兩，過了數日，又經退出”。陳輝祖“將多寶櫥內玉器取出後，止總開列玉器”。乾隆帝下諭，就此供詞予以分析和有所批駁說：陳輝祖顯係將王？望的好朝珠私自藏匿，而把平常不堪之珠放入，“以為抽換地步”，其取金五百兩，亦係“有心侵用”。“此案業已眾證確鑿”，不怕陳輝祖不據實供吐，不可動刑。《清高宗實錄》卷1166，頁10、11、12.他又批準暫署閩浙總督、浙江巡撫的王進泰之請，將此案始終經手的衢州府知府王士瀚、嘉興府知府楊仁譽、杭州府同知楊先儀、錢塘縣知縣張翥革職拿問，查抄其任所及原籍家產。
過了幾天，阿桂、福長安等之折到京。阿桂相信了陳輝祖的辯解之詞，奏稱易金銀兩，係仁和、錢塘二縣分做五次，於上年(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國棟任內繳納齊全，“是以銀易金之事，尚無虛列抽抵等弊”。②③《清高宗實錄》卷1166，頁24，14、25，25、26.以銀易金，乃此案之關鍵，若此無弊，則對陳輝祖等官的革職拿問，等等措施，皆屬無的放矢，且係冤枉好人，皇上便犯了大錯，陳輝祖等人便應官複原職。
乾隆帝覽折後，於折上加了駁斥的批語，並在十月十二日下諭指責阿桂之誤。他就四個問題論證了陳之狡辯和阿桂的輕信。其一，陳輝祖如無侵蝕金子之事，則是聽王？望之請托，“為之營私舞弊，所關甚大，陳輝祖取死之道，實在於此”。王係已獲死罪之人，陳豈有代王“擔承如此關係為之彌縫掩飾之理”？必係陳希圖侵蝕，將金入己，聞有交盛柱密行訪查之信，始陸續將金吐出。其二，此係總督交仁和、錢塘二縣承辦之事，“何弊不可為，即有庫收，安知無倒提年月等事”。阿桂等人到浙，為何便信以為真？“此一節，係此案最要關鍵”，應嚴訊陳輝祖及經手之仁和、錢塘二縣官員，“令其據實供吐”。其三，阿桂稱金子未曾短少，可是，布政使李封曾奏因嫁女換金五十兩，陳解交內務府金葉九兩三錢，且李封尚得金子，其餘經手之人如國棟、楊仁譽等，“所買之數，自必更多”，此等金子皆應在四千七百餘兩之內，何以並未扣除？其四，朝珠之事，必係陳欲換取王？望的好朝珠，故粉飾諸詞，阿桂為何不就此嚴切究問陳輝祖。②。
乾隆帝諭令將陳輝祖在任所的財產，與王站柱所造底冊詳細核對，並命王站柱識認，如其家中有王？望之物在內，“即可從此一款根究，其餘無難水落石出”。他責令阿桂、福長安究審查明上述情節，若不查清，將遭重懲。③。
乾隆帝能夠這樣理直氣壯、滿懷信心地斷定陳輝祖犯了抽換王？望抄家財物之罪，不僅僅因為他發現了陳之供詞有漏洞，看出了阿桂所作陳無問題的結論之非，而且因為他深知金、銀兌換的比例及金乃稀少之物，人們常欲以銀換金，牟取利益和製作用品。他在另一諭旨中指出，一兩黃金換銀二十兩上下。姑按一兩金換銀二十兩計，四千七百餘兩金當換銀九萬四千餘兩，陳輝祖解交內務府之銀隻有七萬三千五百餘兩，其中還有從王？望家抄出之銀二三萬兩，則陳以四五萬兩白銀盜換了價值九萬餘兩銀的黃金，可獲純利白銀四五萬兩。這筆賬是極易算明的，乾隆帝看準了這一點，因此斷定此案必有問題。至於阿桂所說易銀之金於四十六年末已交存庫內，更不值一駁，藩庫收條完全可以倒填日月，將奉旨查抄以後才放入庫中之金，改寫為早已入庫，這一官場慣例，皇上深知，阿桂也不會不明此習。素稱善於偵查、屢辦欽案的大學士阿桂，此次不知為何如此糊塗，其聰明才智焉在？確係一疑問。
以上諭旨，批駁了陳輝祖的狡供，否定了欽差阿桂的錯誤結論，斷定陳之罪過已經確鑿無疑，指示了審案的方式和突破的途徑，嚴令阿桂等官必須徹底查究，這一切，為查清陳輝祖等犯抽換王？望入官財產的大案，奠定了基礎，案件的審理得以迅速順利地進行。
(三)欽差遵旨改錯貪督認罪下獄。
阿桂、福長安接旨後，知道自己犯了錯誤，立即遵諭加緊辦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阿桂、福長安之折到京。阿桂奏稱：將經手的委員、官員、胥役等“設法推究，隔別盤詰”，“據劉大昌等供出陳輝祖抽換玉器字畫等件，並換金八百兩，質之陳輝祖，業已供認”，“並究出從前繳庫易金銀兩挪移掩飾及倒提年月各情弊”。乾隆帝覽折後十分高興，下諭說：“此奏方得實情，閱之稍為爽視。此等偷換隱匿，弊竇顯然，朕早已鑒及”。“若非朕屢降嚴旨，訓飭駁詰，阿桂等未必肯別求間隙，層層推究至水落石出也”。那樣一來，阿桂等懷有成見，必致開脫陳輝祖之罪，“代伊受過”。幸其二人及早悔悟，“全案盡破，果不出朕所料，未始非阿桂等之幸也”。《清高宗實錄》卷1167，頁26.不久，署河東河道總督何裕成奏：陳輝祖交其妻舅申兆銀三萬兩，“令開典鋪生息”，又於上年十月內交其雜色金一千餘兩，“囑其易銀營運”，並令申兆“勿向人言”。③《清高宗實錄》卷1168，頁11、12，2、3.
第二天，九月初八日，乾隆帝又下諭說，陳輝祖查抄王？望貲財一案，據盛柱奏稱，“查出王站柱底冊不符，抽換顯然”，因派侍郎福長安、喀寧阿前往，但福長安等人辦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桂之曆練”，著在河南辦理河工之阿桂先向王站柱傳旨，“令其將如何抽換緣由逐一供吐”，待福長安到河南時，即將王站柱交福長安帶赴浙省辦案。②。
又過了兩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再次降諭說：前任浙江鹽道陳淮來京陛見時，詢其關於查抄王？望貲財之事，陳答稱已來京引見，不能知悉。然而“觀其辭色，甚屬閃爍”，因命盛柱查訪，現盛柱奏稱，“有將金易銀抽換挪掩情事”。陳淮駐紮省城，對此事斷不能一無所聞，著傳諭其“將如何隱匿抽抵，及何人換去金兩，此外或有別項情弊，逐一據實具奏”，否則將予重懲。次日又命軍機大臣諭令原係浙江省司道之李封、王杲奏報此事。《清高宗實錄》卷1164，頁30、31、32.
此諭下達不久，阿桂之奏折到京，乾隆帝覽後大驚，才感覺到此案非同小可，並非僅係抄家人員營私舞弊，而與總督有關，閩浙總督陳輝祖難辭其咎，立於九月十七日下達四道諭旨。第一道旨是諭命將陳革職拿問，並簡述此案經過。他說：前因陳輝祖查抄王？望貲財，王既“恣貪侈用，而呈覽物件無甚入觀者，疑有抽換情弊”，因傳諭盛柱留心察訪。嗣據盛柱奏，查出王站柱底冊，有金葉、金條、金錠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兩，查對解繳內務府進呈冊內並無此項金子，僅多列銀七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兩，“係將金易銀”。又底冊內有玉山子、玉瓶等件，亦未載入進呈冊內，“顯有抽換挪掩情弊”，因派喀寧阿、福長安前往查辦，並傳諭阿桂先往詢問王站柱。現阿桂奏，據王站柱供稱：上年(四十六年)查抄王？望貲財，會同府縣佐雜，每日親往點驗，交府縣各官收管，“金約有四千數百餘兩，銀約有二三萬兩，玉器甚多”，當即造有三份底冊。“我於六月初九日起身進京陛見”，即將底冊一份呈送總督，其餘兩份分存藩司、糧道衙門，“我若果有不肖之心”，豈肯將底冊留於浙省作為後人把柄。至查辦時，“總督陳輝祖曾吊取備用物件閱看，等語”。王？望入官物件，“該省竟敢抽換藏匿，公為欺罔，殊出情理之外”，陳輝祖著革職拿問，命河南巡撫富勒渾補授閩浙總督。②③《清高宗實錄》卷1165，頁4、5，6，14.
第二道諭旨是以富勒渾不能很快到任，諭福長安署理總督巡撫，福長安未到之前，著王進泰暫行兼署。第三道諭旨是命阿桂往辦此案。上諭說：據阿桂奏訊據王站柱所供，“自屬實情，竟係陳輝祖營私舞弊，抽換抵兌，實出情理之外，此事甚大，非阿桂前去審辦不可”。著阿桂迅速馳驛前往浙江，“徹底查辦”。過去阿桂曾稱陳輝祖能辦事，用為閩浙總督，兼管撫篆，今阿桂查訊此案，“即首疑及陳輝祖，並不稍存回護，大臣居心，理宜如此”。刑部堂官需人，著尚書喀寧阿回京。王站柱所供，尚非虛捏，即將其帶往浙江質對，若所質屬實，其便無罪，不必查辦。②。
第四道諭旨說：安徽布政使國棟，前任浙江藩司時，經手查抄王？望貲財，且查抄底冊在藩署收存，縱使國棟無分肥情弊，已有應得之罪，著將國棟革職，解赴浙江，交阿桂嚴審。
(二)大學士阿桂誤信奸督狡辯皇上駁斥胡言明斷疑案。
乾隆帝的上述諭旨下達不久，陳輝祖之折到京。陳奏：以銀易金之事，係在查抄王？望家產時，“布政使國棟麵稟商換，並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轉難適用，不如易換銀兩，較為實濟，遂爾允行”。③陳輝祖此奏，純係無理狡辯。他這樣講，既將責任推之於國棟身上，是藩司要求以銀易金，自己僅隻“允行”而已，不是主謀，又將此事粉飾為一無謬誤，金色低潮，解京不便使用，因而以銀易換，如此說來，二人是為帝著想，哪能說是存心不良要損公肥私？盡管陳輝祖絞盡腦汁，精心編造謊言，並且一度騙過了欽差大學士阿桂，但一則他沒有料到國棟會供出一些真情，再則他更未想到皇上英明善斷，識破了辯解之詞。
乾隆帝於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下達長諭，駁斥了陳輝祖的騙人之詞。乾隆帝從四個方麵批駁陳奏之非。其一，陳輝祖既稱金色低潮，恐解京轉難適用，則便應將所有金子盡行易換，何以解交內務府冊內又列入金葉九兩三錢，明係借此以為掩飾彌縫之地。其二，陳稱照價易換白銀七萬餘兩，而阿桂訊問王站柱的口供內又言及王？望有銀二三萬兩，則此易金之銀，“已有王？望銀少半在內，陳輝祖又將何辭抵飾乎”？其三，陳輝祖稱欲留此款為塘工之用，如果辦理塘工，銀不敷用，即當奏明請款，若欲私自為此變易，“已屬非是”，乃前次陳奏稱，塘工之銀，尚剩下三十九萬餘兩，陳既早知“有盈無絀”，“又何必借此易金之銀？豈非預為侵蝕地步耶！”且王？望之貲財器物甚多，何不盡以塘工為名一並易換？其四，此次陳折隻言及易金之事，而於玉山子等件作何隱匿之處，並無一字提及，“是其欺罔蒙混，更無疑義”。②《清高宗實錄》卷1165，頁14、15、16，14、15.
乾隆帝總論陳輝祖、國棟之過說：陳之所奏，“全不成話”。如果陳輝祖欲易銀為塘工之用，即使預先奏明，其事已屬矯強，況當日並未具奏，“竟與國棟商同舞弊，是此項金兩，全係陳輝祖、國棟二人抽換抵兌，分肥入己，自屬顯然。此事大奇，為從來所未有”，國棟著革職拿問，交阿桂審辦。陳輝祖係協辦大學士陳大受之子，父子皆任總督，“世受國恩，最為深重，何至喪良無恥至於此極。是王？望所為，係明火執仗，而陳輝祖竟同穿窬行徑矣”。②。
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閱讀了兩江總督薩載呈奏的原浙江布政使國棟的供詞。國棟供：陳輝祖說王？望在家產被抄時，“曾求過總督，說金子太多，恐怕礙眼，不如照依時價變銀，將來辦理順易”。“國棟原曾勸阻，陳輝祖執意要換”。陳輝祖曾說，王？望家抄出的朝珠，“甚屬平常，難以呈進，諭令委員購買數盤添入，又將自己朝珠挑選添入。國棟亦曾勸過”。陳輝祖向經辦查抄人員杭州府同知楊先儀“要進金子五百兩，過了數日，又經退出”。陳輝祖“將多寶櫥內玉器取出後，止總開列玉器”。乾隆帝下諭，就此供詞予以分析和有所批駁說：陳輝祖顯係將王？望的好朝珠私自藏匿，而把平常不堪之珠放入，“以為抽換地步”，其取金五百兩，亦係“有心侵用”。“此案業已眾證確鑿”，不怕陳輝祖不據實供吐，不可動刑。《清高宗實錄》卷1166，頁10、11、12.他又批準暫署閩浙總督、浙江巡撫的王進泰之請，將此案始終經手的衢州府知府王士瀚、嘉興府知府楊仁譽、杭州府同知楊先儀、錢塘縣知縣張翥革職拿問，查抄其任所及原籍家產。
過了幾天，阿桂、福長安等之折到京。阿桂相信了陳輝祖的辯解之詞，奏稱易金銀兩，係仁和、錢塘二縣分做五次，於上年(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國棟任內繳納齊全，“是以銀易金之事，尚無虛列抽抵等弊”。②③《清高宗實錄》卷1166，頁24，14、25，25、26.以銀易金，乃此案之關鍵，若此無弊，則對陳輝祖等官的革職拿問，等等措施，皆屬無的放矢，且係冤枉好人，皇上便犯了大錯，陳輝祖等人便應官複原職。
乾隆帝覽折後，於折上加了駁斥的批語，並在十月十二日下諭指責阿桂之誤。他就四個問題論證了陳之狡辯和阿桂的輕信。其一，陳輝祖如無侵蝕金子之事，則是聽王？望之請托，“為之營私舞弊，所關甚大，陳輝祖取死之道，實在於此”。王係已獲死罪之人，陳豈有代王“擔承如此關係為之彌縫掩飾之理”？必係陳希圖侵蝕，將金入己，聞有交盛柱密行訪查之信，始陸續將金吐出。其二，此係總督交仁和、錢塘二縣承辦之事，“何弊不可為，即有庫收，安知無倒提年月等事”。阿桂等人到浙，為何便信以為真？“此一節，係此案最要關鍵”，應嚴訊陳輝祖及經手之仁和、錢塘二縣官員，“令其據實供吐”。其三，阿桂稱金子未曾短少，可是，布政使李封曾奏因嫁女換金五十兩，陳解交內務府金葉九兩三錢，且李封尚得金子，其餘經手之人如國棟、楊仁譽等，“所買之數，自必更多”，此等金子皆應在四千七百餘兩之內，何以並未扣除？其四，朝珠之事，必係陳欲換取王？望的好朝珠，故粉飾諸詞，阿桂為何不就此嚴切究問陳輝祖。②。
乾隆帝諭令將陳輝祖在任所的財產，與王站柱所造底冊詳細核對，並命王站柱識認，如其家中有王？望之物在內，“即可從此一款根究，其餘無難水落石出”。他責令阿桂、福長安究審查明上述情節，若不查清，將遭重懲。③。
乾隆帝能夠這樣理直氣壯、滿懷信心地斷定陳輝祖犯了抽換王？望抄家財物之罪，不僅僅因為他發現了陳之供詞有漏洞，看出了阿桂所作陳無問題的結論之非，而且因為他深知金、銀兌換的比例及金乃稀少之物，人們常欲以銀換金，牟取利益和製作用品。他在另一諭旨中指出，一兩黃金換銀二十兩上下。姑按一兩金換銀二十兩計，四千七百餘兩金當換銀九萬四千餘兩，陳輝祖解交內務府之銀隻有七萬三千五百餘兩，其中還有從王？望家抄出之銀二三萬兩，則陳以四五萬兩白銀盜換了價值九萬餘兩銀的黃金，可獲純利白銀四五萬兩。這筆賬是極易算明的，乾隆帝看準了這一點，因此斷定此案必有問題。至於阿桂所說易銀之金於四十六年末已交存庫內，更不值一駁，藩庫收條完全可以倒填日月，將奉旨查抄以後才放入庫中之金，改寫為早已入庫，這一官場慣例，皇上深知，阿桂也不會不明此習。素稱善於偵查、屢辦欽案的大學士阿桂，此次不知為何如此糊塗，其聰明才智焉在？確係一疑問。
以上諭旨，批駁了陳輝祖的狡供，否定了欽差阿桂的錯誤結論，斷定陳之罪過已經確鑿無疑，指示了審案的方式和突破的途徑，嚴令阿桂等官必須徹底查究，這一切，為查清陳輝祖等犯抽換王？望入官財產的大案，奠定了基礎，案件的審理得以迅速順利地進行。
(三)欽差遵旨改錯貪督認罪下獄。
阿桂、福長安接旨後，知道自己犯了錯誤，立即遵諭加緊辦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阿桂、福長安之折到京。阿桂奏稱：將經手的委員、官員、胥役等“設法推究，隔別盤詰”，“據劉大昌等供出陳輝祖抽換玉器字畫等件，並換金八百兩，質之陳輝祖，業已供認”，“並究出從前繳庫易金銀兩挪移掩飾及倒提年月各情弊”。乾隆帝覽折後十分高興，下諭說：“此奏方得實情，閱之稍為爽視。此等偷換隱匿，弊竇顯然，朕早已鑒及”。“若非朕屢降嚴旨，訓飭駁詰，阿桂等未必肯別求間隙，層層推究至水落石出也”。那樣一來，阿桂等懷有成見，必致開脫陳輝祖之罪，“代伊受過”。幸其二人及早悔悟，“全案盡破，果不出朕所料，未始非阿桂等之幸也”。《清高宗實錄》卷1167，頁26.不久，署河東河道總督何裕成奏：陳輝祖交其妻舅申兆銀三萬兩，“令開典鋪生息”，又於上年十月內交其雜色金一千餘兩，“囑其易銀營運”，並令申兆“勿向人言”。③《清高宗實錄》卷1168，頁11、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