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14)
王？望等人的捏災侵帑一案，本身並不複雜，但它卻具有五大特點。其一，案情之嚴重，情節之惡劣，侵吞銀數之多，為順治以來一百三十餘年中罕見之第一大案。王？望一夥，究竟收了多少監生捐納的折色銀兩，吞沒多少，還盜竊了哪些糧食？總數難以確知，但從四個事實可以肯定其數是十分巨大的。一係甘肅從三十九年四月批準開捐，到四十二年初，距開捐例不到三年，甘省官員已藉稱幹旱遭災賑濟饑民“而開銷監糧至六百餘萬石”，並將舊存常平倉之糧“又銷去一百三十餘萬石”，即為八百萬石。《清高宗實錄》卷1138，頁18.二為陝西依照甘省之例，亦開捐監，從四十年至四十五年止，共捐監生九千六百餘名，“統計不及甘省二十分之一”。《清高宗實錄》卷1140，頁27.姑按二十分之一計，則甘省共應收捐生十八萬餘名，每名收銀五十五兩，當為一千零數十萬兩。三為浙江查抄王？望家產時，雖然從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起，到有關抄家衙役，都私自盜取、吞沒了不少珠寶金銀，但上報朝廷的數目還是極為驚人，王？望之家資，多達“三百餘萬(兩)之多”。《清高宗實錄》卷1166，頁24.當然，此數不全是王在甘肅貪婪之銀，還包括有祖遺財產及其任另外官職時掠取之銀，但從史料記載，王之主要收入確係來自甘肅藩司任內。四是甘省府州縣官員從此“監糧”中貪汙之銀，亦多達數百萬兩。由此可見，王？望一夥通過“監糧”，侵吞了上千萬銀兩，他本人的貲財又多達三百餘萬兩，這在入關以後的清朝一百多年裏，還無人無案能與此相匹，其贓銀數量之多，實居第一。
其二，全省大小官員通同作弊。以往成百上千的案子，或係單個作案，或係上司夥同三五屬員納賄索財，像這樣從總督勒爾謹開始，以布政使王？望為首，蘭州知府蔣全迪具體主持，“全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大規模的“上下一氣”的集體作案，在清朝的一百多年中，也還是第一次。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下諭，批準阿桂等奏請將“甘省捏報災賑侵蝕帑項”的各州縣官員革職拿問的建議，現任知府前任知縣楊賡、任諾璽，現任同知前署知州韋之瑗，同知前任知縣閔元、孟衍泗、趙枋林，同知善達、顧芝、張春芳，通判賈若琳、經方、博敏、佛保、謝廷庸，知州那禮善、伍葆光、覺羅承誌、陳常，知縣陳鴻文、王臣、李元椿、邱大英、詹耀、陳澍、伯衡、舒攀桂、萬人鳳、杜耕書、舒玉龍、福明、陳韶、楊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樹、尤永清、丁愈、錢成鈞、章汝楠、黃道昭、蒲蘭馨、顧汝衡、孫元禮、宋樹穀、趙元德、萬邦英、沈泰、王旭、夏恒、陳金宣、華廷、墨爾更額、王？、龐、申寧吉、史堂、李弼、葉觀海、何汝楠、鄭科捷、陳起、陶士麟、麥桓、景福、而瞻、成德、王夢麟、麻宸、呂應祥、陳嚴祖、廣福、劉治傳，州同前署知縣王萬年，州判前署知州吳洗，州判前署知縣薛佩蘭，布政司經曆前署縣丞許士梁，縣丞前署知縣周兆熊、閔，縣丞史載衡、李立，經曆前署知縣張毓琳等，均予降旨革職拿問，其已離甘省及升任別省官員，亦命各督撫拿解蘭州審問。
甘肅共有直隸州六、直隸廳一、州六、廳八、縣四十七，上諭列有貪官知縣、署知縣六十三員，知州五員，同知三員，通判五員，縣承二員，共八十一員，另諭又載了二十一員。共計侵盜銀兩一千兩以上的甘肅省府州縣官員，有一百零二人，確是“全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
其三，貪婪有術，贓銀累累。除了吞沒“監糧”以外，王？望等貪官還想了不少辦法，大肆盜取國庫帑銀。捐監所收的六百多萬石以上的“監糧”，雖全係折色銀兩，可是他們卻借口增糧太多舊倉不敷裝藏，而呈請添建新倉，先後共二十六起，又冒領銀十六萬餘兩。以往賑災時，需將糧食運往適中地方，發給災民，故需開支腳價銀，現“監糧”皆銀，俱被官員冒領，他們仍沿“舊例”，以腳價銀名目支領帑銀。僅王廷讚在任兩年便領腳價銀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餘兩，署藩司文德亦領銀一萬七千五百餘兩。王？望任內收的“監糧”和用於賑災的“監糧”，數目很大，多達六百餘萬石，所領的腳價銀當然更多。哈密辦事大臣佛德初次查出哈密通判經方侵吞庫銀二萬三千餘兩，不久又參劾經方虧空銀六萬一千三百餘兩。隨後另一官員圖思義奏稱，經方共虧空庫銀及豆草腳價銀十三萬六千餘兩。如果加上其吞沒監糧之數，這個區區六品的小官，侵吞之銀就多達十五萬兩以上，超過前麵提到過的大學士、兩廣總督李侍堯納取贓銀四倍多，實在令人吃驚。據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的奏報，甘肅皋蘭等三十四廳州縣倉庫共虧缺銀八十八萬八千九百餘兩、糧七十四萬餘石、草四百餘萬束。阿桂、李侍堯查明，省府州縣官員侵吞“監糧”之銀二萬兩以上的，有二十人，一萬兩以上的有十一人，一千兩至九千兩的二十六人，其中最多的吞銀至九萬兩。經方還不在上述人員之內。人數之多，贓銀之多，確係空前罕有。
其四，官官相護，知而不舉，敷衍塞責。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也許是對甘肅捐監一事還有些懷疑，特派刑部尚書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揚阿前往，盤查甘省監糧。袁守侗原係舉人，當過軍機處章京，久任吏、戶、禮、刑諸部侍郎、尚書，五次被帝派為欽差大臣，出京查辦封疆大吏和高級將領重案，經其查實和參劾，使雲南布政使錢度，雲貴總督彰寶，原定邊右副將軍、一等侯富德相繼正法或論斬。乾隆帝派遣這樣一位辦案能臣和刑部堂官至甘，充分表明了他對“監糧”的懷疑、重視和欲圖弄清實況的決心。不料，這位曾五過難關、擅長破案的“大司寇”，這次不知是什麽原因，竟未識破這一彌天大謊，將並無一粒在倉之“監糧”，向帝奏稱“倉糧係屬實貯”，帝聽信其言，不再追查。這次案發之後，乾隆帝憶及此事，於七月二十二日下諭給軍機大臣說：甘省監糧，開捐以後，全係私收折色，並未實貯於倉。前次袁守侗、阿揚阿欽差前往盤查，“據稱彼時倉糧係屬實貯”，其言殊難憑信。該省監糧既未買補，則倉儲焉能足數，此必當地官員一聞查倉之信，挪東掩西，為一時彌縫之計，其簽量人役，均係地方官所管，易於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稱並無虧短，亦未可定，著確查此事。②《清高宗實錄》卷1137，頁22、23，30.
適值阿揚阿正隨帝秋，在承德避暑山莊，帝即麵訊。阿揚阿奏稱：“在甘省盤查時，逐一簽量，按州核對，俱係實貯在倉，並無短缺”。乾隆帝對此毫不相信，於七月二十三日下諭說：此等簽量人役，即係地方官所管之人，阿揚阿當時“雖逐倉查驗，亦止能簽量廒口數尺之地，至裏麵進深處所，下麵鋪板，或摻和糠土，上麵鋪蓋穀石，此等弊竇，阿揚阿能一一察出不受其蒙蔽乎？”②。
乾隆帝此諭問得很好，把袁守侗、阿揚阿之受騙失職，揭示得非常清楚。過了半個月，八月初九日，他正式下諭對袁守侗二人之失察作了結論，命予議處。他說：“袁守侗、阿揚阿係朕特派前往盤查監糧之人，豈無耳目，乃一任各州縣通同蒙蔽”。前次監查時，距開捐例不及三年，“而開銷監糧至六百餘萬石之多，亦應問其故也。至舊存常平倉，又銷去一百三十餘萬石，其中弊端疑竇，何以並未察及？”袁守侗、阿揚阿查辦此案，均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清高宗實錄》卷1138，頁18、19.帝之這一提問，袁守侗、阿揚阿是無法回答的。甘肅人口並不太多，怎能在不到三年之內就動用糧穀七八百萬石發給災民？哪有這樣多災民？素稱精明能幹善破疑獄之“大司寇”袁守侗，聰明才智焉在？怎能連這最為簡單之事和最易覺察的漏洞都視而不見？是智者千慮之一失，還是別有原因，如官官相護之惡習，如總督勒爾謹、藩司王？望之逢迎和請求，才造成這一嚴重失察，還需進一步深究。看來，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不僅是袁守侗和阿揚阿，還有不少官員也是徇情失察。
當時的陝西巡撫是畢沅。畢沅係頗有名氣的人物，當過軍機處章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狀元，自三十一年出任甘肅鞏秦階道起，直到五十年，皆在陝甘為官，當了十年陝西巡撫，屢署陝甘總督。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狀元公，這樣一員久任陝甘封疆大吏的老練大臣，為什麽在此案暴露之前噤若寒蟬片語未奏？禦史錢灃因此上疏，參劾畢沅署陝甘總督時，“於該省冒賑諸弊，瞻徇畏避，請敕部將畢沅比照捏結各員治罪。”帝命畢沅明白回奏，畢沅複奏辯稱：四十一年署理督篆時，因金川凱旋，經手軍需事件，迅速回陝，於甘省監糧情弊，“曾經查問屬員，支吾隱飾，急切不能得其要領”。四十四年再署督篆時，又赴西寧口外辦事，“在省為日無多，未能覺察舉劾”，請交部嚴加治罪。乾隆帝下諭，斥其“托詞卸責，所奏實屬支飾”，兩署督篆時，對“王？望等折捐冒賑，上下通同舞弊等事”，“不即據實參奏”。《清高宗實錄》卷1147，頁12、13.浙江巡撫陳輝祖之弟陳嚴祖、江蘇巡撫閔鶚元之弟閔元，皆係捏災冒賑之貪官，陳輝祖與閔鶚元對其弟之“婪贓舞弊”，“亦有所聞”，但恐一經陳奏，其弟將遭重罪，故“隱忍瞻徇”。《清高宗實錄》卷1148，頁7.實際上，對於此案，不僅畢沅、陳輝祖兩位大臣，就是籍隸陝甘的科道官員，甚至“內外大臣，皆知而不舉”，形成“天下無不共知”，“內外臣工並無一人言及”，使帝“思之實為寒心”的極其嚴重的瞻徇顧私、官官相護的局麵。《清高宗實錄》卷1147，頁13，卷1148，頁6―9.
其五，嚴懲不貸，大誅貪官。以往案件，犯員不多，誅戮較少，這次卻迥然不同，斬殺劣員之多，空前罕有。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下諭，命將王？望立即正法，令勒爾謹自盡，將王廷讚絞監候。他列舉諸人之罪說：勒爾謹、王？望、王廷讚等捏災冒賑、侵蝕監糧、通同舞弊營私各款，已經查明。“今諸弊已露，若再不辦，是朕不能懲貪察吏，朕豈肯受此。從前恒文、方世、良卿、高積、錢度等，俱以婪贓枉法，先後伏誅，然尚未至侵蝕災糧，冒銷國帑至數十萬金，如王？望之明目張膽肆行無忌者。王？望由知縣，經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撫，乃敢負恩喪心至此，自應立正典刑，以彰國憲。王？望著即處斬”。勒爾謹對王？望私收折色冒賑婪贓一案全無覺察，且已亦收受屬員代辦物件，一任家人從中影射侵肥，其原已因“平回”之事失誤判處斬監候，現賜令自盡。王廷讚以微末之員擢至藩司，接任之時，對王？望之違法行為不據實參奏，且效尤作弊，雖未收受屬員銀兩，亦派屬員買物，並加收心紅紙張銀兩，又始終匿飾此案，不吐實情，但念其守城微功，免予立決，加恩改為絞監候，秋後處決。後於九月絞決。《清高宗實錄》卷1137，頁46、47、48，卷1140，頁21.
八月十八日，他又下諭，將侵冒帑銀“監糧”銀二萬兩以上者，立即正法，二萬兩以下者“問擬斬候，入於情實”，一萬兩以下各犯，亦問擬斬候，到時候請旨定奪。《清高宗實錄》卷1139，頁10.九月十五日他再下上諭，對各犯作了具體處理：侵冒監銀二萬兩以上的程棟、陸瑋、那禮善、楊德言、鄭陳善、蔣熏熹、宋學淳、李元椿、王臣、許山鬥、詹耀、陳鴻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陳澍、伯衡、孟衍泗、萬人鳳等二十人，冒賑雖不及二萬兩但侵欺了建倉銀兩之徐樹、陳韶等二人，判為斬監候，入於本年勾到情實官犯內辦理，派刑部侍郎阿揚阿前往甘省，會同陝甘總督李侍堯，傳旨曉諭，監視行刑。侵冒銀一萬兩以上的閔元、林昂霄、舒玉龍、王萬年、杜耕書、楊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謝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人，以及冒賑不及一萬兩但侵欺了建倉銀的成均、王旭、陳金宣，宗開煌等四人，判為斬監候，免入本年秋審，牢固監候，聽旨裁決。哈密通判經方侵吞帑銀十五萬餘兩，立即處斬。其餘侵冒銀一千兩以上九千兩以下的尤永清等二十六人，俱判為斬監候，於明年秋審時請旨辦理。通計到十月，陸續正法者共五十六名貪官，免死發遣者四十六人。一次就斬殺絞決、發遣這樣多的貪官，在清朝還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全省大小官員通同作弊。以往成百上千的案子，或係單個作案，或係上司夥同三五屬員納賄索財，像這樣從總督勒爾謹開始，以布政使王？望為首，蘭州知府蔣全迪具體主持，“全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大規模的“上下一氣”的集體作案，在清朝的一百多年中，也還是第一次。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下諭，批準阿桂等奏請將“甘省捏報災賑侵蝕帑項”的各州縣官員革職拿問的建議，現任知府前任知縣楊賡、任諾璽，現任同知前署知州韋之瑗，同知前任知縣閔元、孟衍泗、趙枋林，同知善達、顧芝、張春芳，通判賈若琳、經方、博敏、佛保、謝廷庸，知州那禮善、伍葆光、覺羅承誌、陳常，知縣陳鴻文、王臣、李元椿、邱大英、詹耀、陳澍、伯衡、舒攀桂、萬人鳳、杜耕書、舒玉龍、福明、陳韶、楊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樹、尤永清、丁愈、錢成鈞、章汝楠、黃道昭、蒲蘭馨、顧汝衡、孫元禮、宋樹穀、趙元德、萬邦英、沈泰、王旭、夏恒、陳金宣、華廷、墨爾更額、王？、龐、申寧吉、史堂、李弼、葉觀海、何汝楠、鄭科捷、陳起、陶士麟、麥桓、景福、而瞻、成德、王夢麟、麻宸、呂應祥、陳嚴祖、廣福、劉治傳，州同前署知縣王萬年，州判前署知州吳洗，州判前署知縣薛佩蘭，布政司經曆前署縣丞許士梁，縣丞前署知縣周兆熊、閔，縣丞史載衡、李立，經曆前署知縣張毓琳等，均予降旨革職拿問，其已離甘省及升任別省官員，亦命各督撫拿解蘭州審問。
甘肅共有直隸州六、直隸廳一、州六、廳八、縣四十七，上諭列有貪官知縣、署知縣六十三員，知州五員，同知三員，通判五員，縣承二員，共八十一員，另諭又載了二十一員。共計侵盜銀兩一千兩以上的甘肅省府州縣官員，有一百零二人，確是“全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
其三，貪婪有術，贓銀累累。除了吞沒“監糧”以外，王？望等貪官還想了不少辦法，大肆盜取國庫帑銀。捐監所收的六百多萬石以上的“監糧”，雖全係折色銀兩，可是他們卻借口增糧太多舊倉不敷裝藏，而呈請添建新倉，先後共二十六起，又冒領銀十六萬餘兩。以往賑災時，需將糧食運往適中地方，發給災民，故需開支腳價銀，現“監糧”皆銀，俱被官員冒領，他們仍沿“舊例”，以腳價銀名目支領帑銀。僅王廷讚在任兩年便領腳價銀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餘兩，署藩司文德亦領銀一萬七千五百餘兩。王？望任內收的“監糧”和用於賑災的“監糧”，數目很大，多達六百餘萬石，所領的腳價銀當然更多。哈密辦事大臣佛德初次查出哈密通判經方侵吞庫銀二萬三千餘兩，不久又參劾經方虧空銀六萬一千三百餘兩。隨後另一官員圖思義奏稱，經方共虧空庫銀及豆草腳價銀十三萬六千餘兩。如果加上其吞沒監糧之數，這個區區六品的小官，侵吞之銀就多達十五萬兩以上，超過前麵提到過的大學士、兩廣總督李侍堯納取贓銀四倍多，實在令人吃驚。據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的奏報，甘肅皋蘭等三十四廳州縣倉庫共虧缺銀八十八萬八千九百餘兩、糧七十四萬餘石、草四百餘萬束。阿桂、李侍堯查明，省府州縣官員侵吞“監糧”之銀二萬兩以上的，有二十人，一萬兩以上的有十一人，一千兩至九千兩的二十六人，其中最多的吞銀至九萬兩。經方還不在上述人員之內。人數之多，贓銀之多，確係空前罕有。
其四，官官相護，知而不舉，敷衍塞責。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也許是對甘肅捐監一事還有些懷疑，特派刑部尚書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揚阿前往，盤查甘省監糧。袁守侗原係舉人，當過軍機處章京，久任吏、戶、禮、刑諸部侍郎、尚書，五次被帝派為欽差大臣，出京查辦封疆大吏和高級將領重案，經其查實和參劾，使雲南布政使錢度，雲貴總督彰寶，原定邊右副將軍、一等侯富德相繼正法或論斬。乾隆帝派遣這樣一位辦案能臣和刑部堂官至甘，充分表明了他對“監糧”的懷疑、重視和欲圖弄清實況的決心。不料，這位曾五過難關、擅長破案的“大司寇”，這次不知是什麽原因，竟未識破這一彌天大謊，將並無一粒在倉之“監糧”，向帝奏稱“倉糧係屬實貯”，帝聽信其言，不再追查。這次案發之後，乾隆帝憶及此事，於七月二十二日下諭給軍機大臣說：甘省監糧，開捐以後，全係私收折色，並未實貯於倉。前次袁守侗、阿揚阿欽差前往盤查，“據稱彼時倉糧係屬實貯”，其言殊難憑信。該省監糧既未買補，則倉儲焉能足數，此必當地官員一聞查倉之信，挪東掩西，為一時彌縫之計，其簽量人役，均係地方官所管，易於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稱並無虧短，亦未可定，著確查此事。②《清高宗實錄》卷1137，頁22、23，30.
適值阿揚阿正隨帝秋，在承德避暑山莊，帝即麵訊。阿揚阿奏稱：“在甘省盤查時，逐一簽量，按州核對，俱係實貯在倉，並無短缺”。乾隆帝對此毫不相信，於七月二十三日下諭說：此等簽量人役，即係地方官所管之人，阿揚阿當時“雖逐倉查驗，亦止能簽量廒口數尺之地，至裏麵進深處所，下麵鋪板，或摻和糠土，上麵鋪蓋穀石，此等弊竇，阿揚阿能一一察出不受其蒙蔽乎？”②。
乾隆帝此諭問得很好，把袁守侗、阿揚阿之受騙失職，揭示得非常清楚。過了半個月，八月初九日，他正式下諭對袁守侗二人之失察作了結論，命予議處。他說：“袁守侗、阿揚阿係朕特派前往盤查監糧之人，豈無耳目，乃一任各州縣通同蒙蔽”。前次監查時，距開捐例不及三年，“而開銷監糧至六百餘萬石之多，亦應問其故也。至舊存常平倉，又銷去一百三十餘萬石，其中弊端疑竇，何以並未察及？”袁守侗、阿揚阿查辦此案，均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清高宗實錄》卷1138，頁18、19.帝之這一提問，袁守侗、阿揚阿是無法回答的。甘肅人口並不太多，怎能在不到三年之內就動用糧穀七八百萬石發給災民？哪有這樣多災民？素稱精明能幹善破疑獄之“大司寇”袁守侗，聰明才智焉在？怎能連這最為簡單之事和最易覺察的漏洞都視而不見？是智者千慮之一失，還是別有原因，如官官相護之惡習，如總督勒爾謹、藩司王？望之逢迎和請求，才造成這一嚴重失察，還需進一步深究。看來，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不僅是袁守侗和阿揚阿，還有不少官員也是徇情失察。
當時的陝西巡撫是畢沅。畢沅係頗有名氣的人物，當過軍機處章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狀元，自三十一年出任甘肅鞏秦階道起，直到五十年，皆在陝甘為官，當了十年陝西巡撫，屢署陝甘總督。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狀元公，這樣一員久任陝甘封疆大吏的老練大臣，為什麽在此案暴露之前噤若寒蟬片語未奏？禦史錢灃因此上疏，參劾畢沅署陝甘總督時，“於該省冒賑諸弊，瞻徇畏避，請敕部將畢沅比照捏結各員治罪。”帝命畢沅明白回奏，畢沅複奏辯稱：四十一年署理督篆時，因金川凱旋，經手軍需事件，迅速回陝，於甘省監糧情弊，“曾經查問屬員，支吾隱飾，急切不能得其要領”。四十四年再署督篆時，又赴西寧口外辦事，“在省為日無多，未能覺察舉劾”，請交部嚴加治罪。乾隆帝下諭，斥其“托詞卸責，所奏實屬支飾”，兩署督篆時，對“王？望等折捐冒賑，上下通同舞弊等事”，“不即據實參奏”。《清高宗實錄》卷1147，頁12、13.浙江巡撫陳輝祖之弟陳嚴祖、江蘇巡撫閔鶚元之弟閔元，皆係捏災冒賑之貪官，陳輝祖與閔鶚元對其弟之“婪贓舞弊”，“亦有所聞”，但恐一經陳奏，其弟將遭重罪，故“隱忍瞻徇”。《清高宗實錄》卷1148，頁7.實際上，對於此案，不僅畢沅、陳輝祖兩位大臣，就是籍隸陝甘的科道官員，甚至“內外大臣，皆知而不舉”，形成“天下無不共知”，“內外臣工並無一人言及”，使帝“思之實為寒心”的極其嚴重的瞻徇顧私、官官相護的局麵。《清高宗實錄》卷1147，頁13，卷1148，頁6―9.
其五，嚴懲不貸，大誅貪官。以往案件，犯員不多，誅戮較少，這次卻迥然不同，斬殺劣員之多，空前罕有。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下諭，命將王？望立即正法，令勒爾謹自盡，將王廷讚絞監候。他列舉諸人之罪說：勒爾謹、王？望、王廷讚等捏災冒賑、侵蝕監糧、通同舞弊營私各款，已經查明。“今諸弊已露，若再不辦，是朕不能懲貪察吏，朕豈肯受此。從前恒文、方世、良卿、高積、錢度等，俱以婪贓枉法，先後伏誅，然尚未至侵蝕災糧，冒銷國帑至數十萬金，如王？望之明目張膽肆行無忌者。王？望由知縣，經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撫，乃敢負恩喪心至此，自應立正典刑，以彰國憲。王？望著即處斬”。勒爾謹對王？望私收折色冒賑婪贓一案全無覺察，且已亦收受屬員代辦物件，一任家人從中影射侵肥，其原已因“平回”之事失誤判處斬監候，現賜令自盡。王廷讚以微末之員擢至藩司，接任之時，對王？望之違法行為不據實參奏，且效尤作弊，雖未收受屬員銀兩，亦派屬員買物，並加收心紅紙張銀兩，又始終匿飾此案，不吐實情，但念其守城微功，免予立決，加恩改為絞監候，秋後處決。後於九月絞決。《清高宗實錄》卷1137，頁46、47、48，卷1140，頁21.
八月十八日，他又下諭，將侵冒帑銀“監糧”銀二萬兩以上者，立即正法，二萬兩以下者“問擬斬候，入於情實”，一萬兩以下各犯，亦問擬斬候，到時候請旨定奪。《清高宗實錄》卷1139，頁10.九月十五日他再下上諭，對各犯作了具體處理：侵冒監銀二萬兩以上的程棟、陸瑋、那禮善、楊德言、鄭陳善、蔣熏熹、宋學淳、李元椿、王臣、許山鬥、詹耀、陳鴻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陳澍、伯衡、孟衍泗、萬人鳳等二十人，冒賑雖不及二萬兩但侵欺了建倉銀兩之徐樹、陳韶等二人，判為斬監候，入於本年勾到情實官犯內辦理，派刑部侍郎阿揚阿前往甘省，會同陝甘總督李侍堯，傳旨曉諭，監視行刑。侵冒銀一萬兩以上的閔元、林昂霄、舒玉龍、王萬年、杜耕書、楊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謝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人，以及冒賑不及一萬兩但侵欺了建倉銀的成均、王旭、陳金宣，宗開煌等四人，判為斬監候，免入本年秋審，牢固監候，聽旨裁決。哈密通判經方侵吞帑銀十五萬餘兩，立即處斬。其餘侵冒銀一千兩以上九千兩以下的尤永清等二十六人，俱判為斬監候，於明年秋審時請旨辦理。通計到十月，陸續正法者共五十六名貪官，免死發遣者四十六人。一次就斬殺絞決、發遣這樣多的貪官，在清朝還是前所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