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10)
此諭之令人吃驚，主要由於這一案件涉及了三個重大問題。其一，案情嚴重。色提巴爾第控告高樸私役大批“回民”(即維吾爾族)開采玉石，“擾累回民”，這將嚴重危及新疆的安定局麵。其二，涉及麵廣。上千斤的玉石，從葉爾羌運到蘇州和京師發賣，萬裏之遙，途經甘肅、陝西、山西、直隸諸省若幹府、州、縣，一經審實，將興大案，數以百計的總督、巡撫、布政使、道員、知府、知縣，會因“失察”、“徇私”、“受賄”而遭重懲，政局波動不會小。其三，吉凶難卜。高樸何許人也？諭旨講明了一部分事實，即此人非同一般，乃係慧賢皇貴妃之侄、高斌之孫。但還有一些情況需予補充說明，高樸乃前麵提到過的高桓之子，也許是因為乾隆帝念及慧賢皇貴妃之情和大學士高斌的治水之功，因而斬殺貪官高恒之時，不僅沒有株連其子高樸，像懲處雲南巡撫良卿那樣將其子富多、富永銷去旗籍，發往伊犁，給予厄魯特為奴，反而對高樸關懷備至，很早就授其為武備院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巡山東漕政，三十七年更超擢其為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成為位列正三品的大員。不久，因月食，高樸未即入侍，帝雖降諭斥其過失說：“高樸年少奮勉，是以加恩擢用，非他人比。乃在朕前有意見長，退後輒圖安逸，豈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但當吏部議擬革其官職時，乾隆帝又命寬免，隨即又遷其為兵部右侍郎，位列從二品，比左副都禦史還升了一級。三十九年七月，高樸因奏太監高雲從私泄《道府記載》之事而蒙帝嘉獎，四十一年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樸之從叔高晉，久任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署漕運總督、兩江總督，治水有功，屢蒙皇上褒讚。像高樸這樣祖、叔皆為大學士，姑係皇貴妃，門第顯赫的皇親、大臣，怎能輕易為人劾倒？何況彈劾者永貴又係因過貶降之臣。永貴也算是一位曆任內外要職的大臣，從筆帖式起，相繼升任布政使、巡撫、參讚大臣、禮部尚書，都統、署伊犁將軍，吏部尚書，左都禦史、署大學士，四十二年任吏部尚書時，以奏請升主事李漱芳為員外郎遭帝嚴斥，革職奪花翎，給三品頂戴赴烏什任辦事大臣。臨行之前，乾隆帝還降詔對其“詰責甚至”，並說“永貴回烏什，如不實心任事，必在彼處正法”。這樣一位失寵貶任的烏什辦事大臣，焉能將高樸參倒？就算是此時帝諭宣布要嚴查、嚴辦高樸，誇獎了永貴，但麵對上有大學士兼兩江總督的高晉，以及眾多的與此案有關的總督、巡撫等大員，永貴確係勢單力薄，萬一眾口一詞、官官相護，此案很有可能不了了之，對永貴來說，危險就大了。
永貴總算是禍盡福來，他這次出於公心，欲圖為“回民”除害，為朝廷效勞，彈劾高樸，竟幸運地得到了皇上的嘉獎和大力支持。乾隆帝對此案的重要性及高樸之過帶來的巨大危害，看得非常清楚，堅決排除各種幹擾，嚴厲督促臣僚徹底清查此案，依法重懲。他在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連下十道上諭，督辦此案。第一道、第二道上諭是嘉獎永貴，命其嚴審高樸和助高為虐的伯克。他說：色提巴爾第呈內“有高樸自鄂對故後愈甚等語”，可見“其苦累回眾，非自今日，若不嚴加懲治，必致回人俱不聊生，因而瓦解”。伊什罕伯克乃幫同阿奇木辦事之人，“高樸擾累回民，理當諫阻”，而阿布都舒庫爾和卓卻“從中慫恿取利，情實可惡”，著予嚴行訊鞫。②③④《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4、5、6，6、7、8，9，9、10.
第三、第四道上諭是命令各地盤查高樸的家人。諭旨指出，色提巴爾第控稱高樸曾遣家人進京送回銀兩等物，夥同商人盜運玉石至內地販賣。從葉爾羌至內地，“處處俱有關隘盤查”，今以數百斤之重的玉石，如何能運至內地？顯係地方官員懈弛之故，著沿途各省總督、巡撫，飛飭各屬，留心盤詰，如有高樸的家人過境，“即行鎖拿，並將伊隨帶物件，嚴密搜查，派委妥員，一並解送至京審訊”，仍將作何辦理緣由及有無盤獲者，即行複奏。②
第五道諭旨是因烏什事務較繁，命永貴在葉爾羌迅速審理高樸案內人犯，馳奏以後，即返烏什，暫派和闐辦事大臣馮興阿往葉爾羌管理地方及采玉之事。③。
第六道上諭分析了案情。乾隆帝說：檢閱五月間高樸的奏折，其呈請間年一次，於密爾岱山開采玉石。密爾岱山久經封閉，嚴禁開采，並安設卡座一處，以防私竊，乃高樸藉稱“嚴防回人之涉險營私”，而欲間年開采一次，顯係暗與商人串通漁利，“特借此奏預占地步，得以逞所欲為，其居心實不可問”。高樸曾代色提巴爾第差人往密爾岱，即送色提巴爾第元寶五十個，“計其所得，不過婪索之一股，分賄以塞其口”。且僅此一次，已多至二千五百兩，“則高樸婪得之數，不知幾何？其從前勾通商人私賣之弊，不知又有幾次？均不可不確切根究”。又，伊什罕伯克所得，據稱僅二千餘騰格，其係與高樸通同作弊之人，何乃反少於給色提巴爾第之數，其贓銀必不止於此，著永貴一並嚴切訊究，務得實情，迅速具奏。④。
第七道旨是命令嚴查販玉的私商。諭旨說：偷采玉石，例有禁令，商人出口私自偷買，運回販賣，已有應得之咎，乃竟敢與欽差大臣講明勾通，赴山偷采，“尤為可惡”。恐商人先已私運進口，甘肅的嘉峪關及陝西的潼關，均係大路總匯之區，各商進口，必由二關行走。著傳諭陝甘總督勒爾錦、陝西巡撫畢沅，即飭屬下在關留心盤詰，如有客商私販玉石經過，即行嚴拿，奏明治罪，並將其所帶玉石搜查送京。
第八、第九道上諭是根據阿桂之奏而發。留守京師的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奏：查抄高樸家產時，發現高樸從葉爾羌寄回家中的信，其中講到：“所有物件俱令常永、李福兩次帶回家中”，“家人李福差往內地別處辦事，年底方得回京”。高樸家內查有金珠、玉碗。李福、常永尚未到京，現派員分路截拿。隆乾帝在第八、九兩道上諭中講了四個問題。其一，誇獎阿桂，稱其“善於辦事”。其二，責令緝拿高樸家人，李福既係奉主之命往“內地別處辦事”，大約不是去蘇州，就是在江寧置辦物件，命江蘇巡撫楊魁、署兩江總督薩載分別於蘇州、江寧嚴密查拿，一經緝獲，即鎖押解京。此二人皆高樸所用之人，高樸行事，二人必知。解到北京時，著阿桂嚴加刑訊，令將高樸數年婪贓作弊之事，和盤托出。其三，痛斥高樸。他說：查閱了阿桂所開高樸的金珠、玉碗等物之單，單上所載玉碗甚多，家信又雲“係極好者”，而高樸曆次所進玉器，不過九件，且俱平常。今高樸“乃以佳者留藏家內，即此一端，亦可見其天良盡喪矣”。其四，審訊有關侍衛。侍衛納蘇圖為高樸攜帶物件，“且甚為親密”，解玉之侍衛綽克托，受高樸之托為其攜帶物件，“自係通同一事之人”，著阿桂將二人嚴訊，務令供吐實情。②《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12、13、14，14.
第十道上諭是指責曾任巡撫、布政使的葉爾羌幫辦大臣淑寶懈弛無能，“高樸如此任意擾累，色提巴爾第俱不能堪”，淑寶所司何事，豈可諉為不知，著永貴對其嚴行究訊。②。
乾隆帝隨即又連續下旨，責令緝拿為高樸辦事的熊先生，究訊高樸家人之隱匿私藏銀兩者，因從家人常貴住房內刨出銀二千餘兩，等等。
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連下三道諭旨，處死高樸，獎懲有關官員。他宣布誅戮高樸及其黨羽說：
“訊據永貴奏：審訊高樸婪贓各款，高樸俯首無詞。因訊其心腹家人沈泰等，據供稱任內積有金銀一萬數千兩，珠寶不計其數，等語。從前喀喇汗在厄魯特辦事，動向回人勒索，幾至激變。今高樸係欽差大員，肆行擾害，與喀喇汗何異，稍遲數年，恐又有烏什之事，深可痛恨。著傳諭永貴將高樸審明，即於該處正法。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庫爾和卓、什呼勒伯克果普爾，慫恿高樸，釀成事端，亦斷不可留，家人沈泰等，雖係高樸主使，就中圖利，致令伊主獲罪，亦屬可惡，均著一同正法。”《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36、37.
乾隆帝所說處死高樸的原因，講得很好。高樸之貪婪不法，本應問斬，但如此之快將其定案處決，確非一般，而且此時這一案件尚未結束，還牽連到不少大臣，正在進行審理之中，照說是不需立即執行的。乾隆皇帝這樣堅決、迅速、果斷地斬殺高樸，充分顯示出其高瞻遠矚的英君明主之氣概。高樸之該誅，高樸罪惡之大，不在於其斂取了幾萬兩銀子，而在於他“擾累回民”。作為皇上派遣的欽差大臣，理應傳喻帝旨，代君行事，撫綏“回民”，安定“回疆”，哪能私役“回民”三千餘人開采玉石。須知，此乃極苦之差。出玉之密爾岱山，遠距葉爾羌城四百餘裏，“崇削萬仞。山三成，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極望瑩然，人跡所不至也”。采玉之人，要冒極大的風險，曆盡艱辛，才能攀上其處，又要經過許多艱難困苦，才能將堅如金石之玉鑿下，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這幾十、幾百、幾千斤重的玉石運至葉爾羌，轉運外地，不知有多少“回民”葬身於崇山之上懸崖之下，又不知多少人勞累傷病而死。正因為這是苦害“回民”的大禍，搞得葉爾羌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所以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激於義憤，出於為回民請命，才拒重金而不顧，冒死上疏彈劾高樸，不是到了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這位平時進見辦事大臣高樸需要下跪叩首的伯克，怎敢控告相門後裔、皇貴妃之侄的欽差大臣？乾隆帝一知此事，就立即深刻地認識到此案關係重大，下諭嚴辦，並於案發之後的第十二天，便降旨以其與“勒索回人，幾至激變”的厄魯特統治回疆時之喀喇汗(罕)相提並論，對其將激使回疆變亂而切齒痛恨，立諭處死。案犯正法之快，前所未有，乾隆帝此舉萬分正確。
在三天之後十月初二日的諭旨中，乾隆帝對高樸擾亂回疆將釀大禍之事，以及斬高有利於回疆、有利於國的理由，講得更為清楚。他說：
“回疆辦事大臣，經理該處事務，責任非輕，當體朕意，撫輯回民，俾得安居樂業，不宜稍有派累滋擾，致蹈素誠覆轍，貽誤國事。……高樸在葉爾羌勒取回人財物，贓數累累，已屬從來所無，……(又)派回人三千餘，至該山(密爾岱山)采取玉石，致諸回受累含怨。……高樸在彼，回人無不抱怨。……(色提巴爾第、永貴)二人至彼，而高樸之事始得敗露，回眾借以輯寧。若無此調換，其事必不能破，回眾積怨日深，一二年內，必致如昔年素誠在烏什激變之事，而葉爾羌地大城堅，較烏什尤甚，尚複成何事體。……夫高樸以昏妄乖張，自罹顯戮，在彼實為大失，而於國家綏靖回疆之舉，則為大得，朕益惟感天庥而凜敬畏焉。”《清高宗實錄》卷1068，頁2、3、、5.
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三道諭旨中，乾隆帝又宣布革綽克托職，晉升永貴和色提巴爾第。他說：葉爾羌伯克色提巴爾第公爵對高樸等人的通同舞弊，能“秉公呈報，甚屬可嘉”，著賞給貝子職銜，以示鼓勵。總辦回疆事務的烏什參讚大臣綽克托，蒙恩擢用吏部尚書，高樸如此聲名狼藉，綽克托為何不據實劾奏，“其通同徇隱，幾釀事端”，著即革職，拿交刑部治罪，命永貴補授吏部尚書。③《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37、38，38、39.
他還就此獎懲專門講了賞罰分明之事。他說：
“朕於臣工功罪，一秉大公至正。如高樸貪黷負恩若此，較伊父高桓尤甚，不能念係慧賢皇貴妃之侄、高斌之孫，稍為矜宥也。又如綽克托，前因其總理回疆，尚覺認真，特加擢用，乃敢徇私誤公，咎難輕逭，因即黜革拿問。若永貴，原因市恩李淑芳身獲重譴之人，今辦理此事，公正可嘉，因複加恩擢用，此諸臣所共知共見。禍福惟視其人之自取，朕並不稍存成見於其間。將此通諭知之。”③。
乾隆帝雖下諭將高樸斬殺，但對這一大案並未就此罷休，而仍在抓緊清查審理。直到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他先後下達數十道諭旨，責令臣僚追查，曆時七個月，才算最後結束了這個案子。他主要抓了以下四個問題。其一，追查高樸私采盜賣玉石的詳細情形和具體數目。經查明，高樸之家人李福，與原係鎮江監生充任四庫館謄錄的熊濂，為高樸代管筆劄，由高樸給銀為熊捐了州同職銜，二人往蘇州販賣玉石，在蘇停留半年多，“攜帶玉料，值銀數十萬兩，肆行販賣”，已獲銀十二萬八千餘兩。二人又於九月十七日，“乘坐大船，上有兵部左堂旗號，船內有箱四十餘隻”，過關北上，九月二十六日被署兩江總督薩載遵旨於淮關拿獲。可能因李福已有所聞，預先藏匿，故船上隻被官府搜出現銀二萬四千餘兩和會票、期票所開的四萬六千餘兩。《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27、30，卷1068，頁11、13、14.高樸的另一心腹家人常永，率領跟班張元、馬德亮等人，帶大車九輛，載高樸的玉料三千斤和家人的玉料一千斤，被陝西巡撫畢沅在長武縣盤獲，常永亦已先將大量玉料四處藏匿。據商人衛金義之貨單載稱，玉如意一枝，需售銀四千兩。《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31，卷1068，頁10、20、39，卷1070，頁11.照此估算，僅此兩項玉料，就值銀近百萬兩，可見高樸確是一個特大的貪官。
永貴總算是禍盡福來，他這次出於公心，欲圖為“回民”除害，為朝廷效勞，彈劾高樸，竟幸運地得到了皇上的嘉獎和大力支持。乾隆帝對此案的重要性及高樸之過帶來的巨大危害，看得非常清楚，堅決排除各種幹擾，嚴厲督促臣僚徹底清查此案，依法重懲。他在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連下十道上諭，督辦此案。第一道、第二道上諭是嘉獎永貴，命其嚴審高樸和助高為虐的伯克。他說：色提巴爾第呈內“有高樸自鄂對故後愈甚等語”，可見“其苦累回眾，非自今日，若不嚴加懲治，必致回人俱不聊生，因而瓦解”。伊什罕伯克乃幫同阿奇木辦事之人，“高樸擾累回民，理當諫阻”，而阿布都舒庫爾和卓卻“從中慫恿取利，情實可惡”，著予嚴行訊鞫。②③④《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4、5、6，6、7、8，9，9、10.
第三、第四道上諭是命令各地盤查高樸的家人。諭旨指出，色提巴爾第控稱高樸曾遣家人進京送回銀兩等物，夥同商人盜運玉石至內地販賣。從葉爾羌至內地，“處處俱有關隘盤查”，今以數百斤之重的玉石，如何能運至內地？顯係地方官員懈弛之故，著沿途各省總督、巡撫，飛飭各屬，留心盤詰，如有高樸的家人過境，“即行鎖拿，並將伊隨帶物件，嚴密搜查，派委妥員，一並解送至京審訊”，仍將作何辦理緣由及有無盤獲者，即行複奏。②
第五道諭旨是因烏什事務較繁，命永貴在葉爾羌迅速審理高樸案內人犯，馳奏以後，即返烏什，暫派和闐辦事大臣馮興阿往葉爾羌管理地方及采玉之事。③。
第六道上諭分析了案情。乾隆帝說：檢閱五月間高樸的奏折，其呈請間年一次，於密爾岱山開采玉石。密爾岱山久經封閉，嚴禁開采，並安設卡座一處，以防私竊，乃高樸藉稱“嚴防回人之涉險營私”，而欲間年開采一次，顯係暗與商人串通漁利，“特借此奏預占地步，得以逞所欲為，其居心實不可問”。高樸曾代色提巴爾第差人往密爾岱，即送色提巴爾第元寶五十個，“計其所得，不過婪索之一股，分賄以塞其口”。且僅此一次，已多至二千五百兩，“則高樸婪得之數，不知幾何？其從前勾通商人私賣之弊，不知又有幾次？均不可不確切根究”。又，伊什罕伯克所得，據稱僅二千餘騰格，其係與高樸通同作弊之人，何乃反少於給色提巴爾第之數，其贓銀必不止於此，著永貴一並嚴切訊究，務得實情，迅速具奏。④。
第七道旨是命令嚴查販玉的私商。諭旨說：偷采玉石，例有禁令，商人出口私自偷買，運回販賣，已有應得之咎，乃竟敢與欽差大臣講明勾通，赴山偷采，“尤為可惡”。恐商人先已私運進口，甘肅的嘉峪關及陝西的潼關，均係大路總匯之區，各商進口，必由二關行走。著傳諭陝甘總督勒爾錦、陝西巡撫畢沅，即飭屬下在關留心盤詰，如有客商私販玉石經過，即行嚴拿，奏明治罪，並將其所帶玉石搜查送京。
第八、第九道上諭是根據阿桂之奏而發。留守京師的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奏：查抄高樸家產時，發現高樸從葉爾羌寄回家中的信，其中講到：“所有物件俱令常永、李福兩次帶回家中”，“家人李福差往內地別處辦事，年底方得回京”。高樸家內查有金珠、玉碗。李福、常永尚未到京，現派員分路截拿。隆乾帝在第八、九兩道上諭中講了四個問題。其一，誇獎阿桂，稱其“善於辦事”。其二，責令緝拿高樸家人，李福既係奉主之命往“內地別處辦事”，大約不是去蘇州，就是在江寧置辦物件，命江蘇巡撫楊魁、署兩江總督薩載分別於蘇州、江寧嚴密查拿，一經緝獲，即鎖押解京。此二人皆高樸所用之人，高樸行事，二人必知。解到北京時，著阿桂嚴加刑訊，令將高樸數年婪贓作弊之事，和盤托出。其三，痛斥高樸。他說：查閱了阿桂所開高樸的金珠、玉碗等物之單，單上所載玉碗甚多，家信又雲“係極好者”，而高樸曆次所進玉器，不過九件，且俱平常。今高樸“乃以佳者留藏家內，即此一端，亦可見其天良盡喪矣”。其四，審訊有關侍衛。侍衛納蘇圖為高樸攜帶物件，“且甚為親密”，解玉之侍衛綽克托，受高樸之托為其攜帶物件，“自係通同一事之人”，著阿桂將二人嚴訊，務令供吐實情。②《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12、13、14，14.
第十道上諭是指責曾任巡撫、布政使的葉爾羌幫辦大臣淑寶懈弛無能，“高樸如此任意擾累，色提巴爾第俱不能堪”，淑寶所司何事，豈可諉為不知，著永貴對其嚴行究訊。②。
乾隆帝隨即又連續下旨，責令緝拿為高樸辦事的熊先生，究訊高樸家人之隱匿私藏銀兩者，因從家人常貴住房內刨出銀二千餘兩，等等。
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連下三道諭旨，處死高樸，獎懲有關官員。他宣布誅戮高樸及其黨羽說：
“訊據永貴奏：審訊高樸婪贓各款，高樸俯首無詞。因訊其心腹家人沈泰等，據供稱任內積有金銀一萬數千兩，珠寶不計其數，等語。從前喀喇汗在厄魯特辦事，動向回人勒索，幾至激變。今高樸係欽差大員，肆行擾害，與喀喇汗何異，稍遲數年，恐又有烏什之事，深可痛恨。著傳諭永貴將高樸審明，即於該處正法。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庫爾和卓、什呼勒伯克果普爾，慫恿高樸，釀成事端，亦斷不可留，家人沈泰等，雖係高樸主使，就中圖利，致令伊主獲罪，亦屬可惡，均著一同正法。”《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36、37.
乾隆帝所說處死高樸的原因，講得很好。高樸之貪婪不法，本應問斬，但如此之快將其定案處決，確非一般，而且此時這一案件尚未結束，還牽連到不少大臣，正在進行審理之中，照說是不需立即執行的。乾隆皇帝這樣堅決、迅速、果斷地斬殺高樸，充分顯示出其高瞻遠矚的英君明主之氣概。高樸之該誅，高樸罪惡之大，不在於其斂取了幾萬兩銀子，而在於他“擾累回民”。作為皇上派遣的欽差大臣，理應傳喻帝旨，代君行事，撫綏“回民”，安定“回疆”，哪能私役“回民”三千餘人開采玉石。須知，此乃極苦之差。出玉之密爾岱山，遠距葉爾羌城四百餘裏，“崇削萬仞。山三成，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極望瑩然，人跡所不至也”。采玉之人，要冒極大的風險，曆盡艱辛，才能攀上其處，又要經過許多艱難困苦，才能將堅如金石之玉鑿下，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這幾十、幾百、幾千斤重的玉石運至葉爾羌，轉運外地，不知有多少“回民”葬身於崇山之上懸崖之下，又不知多少人勞累傷病而死。正因為這是苦害“回民”的大禍，搞得葉爾羌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所以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激於義憤，出於為回民請命，才拒重金而不顧，冒死上疏彈劾高樸，不是到了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這位平時進見辦事大臣高樸需要下跪叩首的伯克，怎敢控告相門後裔、皇貴妃之侄的欽差大臣？乾隆帝一知此事，就立即深刻地認識到此案關係重大，下諭嚴辦，並於案發之後的第十二天，便降旨以其與“勒索回人，幾至激變”的厄魯特統治回疆時之喀喇汗(罕)相提並論，對其將激使回疆變亂而切齒痛恨，立諭處死。案犯正法之快，前所未有，乾隆帝此舉萬分正確。
在三天之後十月初二日的諭旨中，乾隆帝對高樸擾亂回疆將釀大禍之事，以及斬高有利於回疆、有利於國的理由，講得更為清楚。他說：
“回疆辦事大臣，經理該處事務，責任非輕，當體朕意，撫輯回民，俾得安居樂業，不宜稍有派累滋擾，致蹈素誠覆轍，貽誤國事。……高樸在葉爾羌勒取回人財物，贓數累累，已屬從來所無，……(又)派回人三千餘，至該山(密爾岱山)采取玉石，致諸回受累含怨。……高樸在彼，回人無不抱怨。……(色提巴爾第、永貴)二人至彼，而高樸之事始得敗露，回眾借以輯寧。若無此調換，其事必不能破，回眾積怨日深，一二年內，必致如昔年素誠在烏什激變之事，而葉爾羌地大城堅，較烏什尤甚，尚複成何事體。……夫高樸以昏妄乖張，自罹顯戮，在彼實為大失，而於國家綏靖回疆之舉，則為大得，朕益惟感天庥而凜敬畏焉。”《清高宗實錄》卷1068，頁2、3、、5.
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三道諭旨中，乾隆帝又宣布革綽克托職，晉升永貴和色提巴爾第。他說：葉爾羌伯克色提巴爾第公爵對高樸等人的通同舞弊，能“秉公呈報，甚屬可嘉”，著賞給貝子職銜，以示鼓勵。總辦回疆事務的烏什參讚大臣綽克托，蒙恩擢用吏部尚書，高樸如此聲名狼藉，綽克托為何不據實劾奏，“其通同徇隱，幾釀事端”，著即革職，拿交刑部治罪，命永貴補授吏部尚書。③《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37、38，38、39.
他還就此獎懲專門講了賞罰分明之事。他說：
“朕於臣工功罪，一秉大公至正。如高樸貪黷負恩若此，較伊父高桓尤甚，不能念係慧賢皇貴妃之侄、高斌之孫，稍為矜宥也。又如綽克托，前因其總理回疆，尚覺認真，特加擢用，乃敢徇私誤公，咎難輕逭，因即黜革拿問。若永貴，原因市恩李淑芳身獲重譴之人，今辦理此事，公正可嘉，因複加恩擢用，此諸臣所共知共見。禍福惟視其人之自取，朕並不稍存成見於其間。將此通諭知之。”③。
乾隆帝雖下諭將高樸斬殺，但對這一大案並未就此罷休，而仍在抓緊清查審理。直到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他先後下達數十道諭旨，責令臣僚追查，曆時七個月，才算最後結束了這個案子。他主要抓了以下四個問題。其一，追查高樸私采盜賣玉石的詳細情形和具體數目。經查明，高樸之家人李福，與原係鎮江監生充任四庫館謄錄的熊濂，為高樸代管筆劄，由高樸給銀為熊捐了州同職銜，二人往蘇州販賣玉石，在蘇停留半年多，“攜帶玉料，值銀數十萬兩，肆行販賣”，已獲銀十二萬八千餘兩。二人又於九月十七日，“乘坐大船，上有兵部左堂旗號，船內有箱四十餘隻”，過關北上，九月二十六日被署兩江總督薩載遵旨於淮關拿獲。可能因李福已有所聞，預先藏匿，故船上隻被官府搜出現銀二萬四千餘兩和會票、期票所開的四萬六千餘兩。《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27、30，卷1068，頁11、13、14.高樸的另一心腹家人常永，率領跟班張元、馬德亮等人，帶大車九輛，載高樸的玉料三千斤和家人的玉料一千斤，被陝西巡撫畢沅在長武縣盤獲，常永亦已先將大量玉料四處藏匿。據商人衛金義之貨單載稱，玉如意一枝，需售銀四千兩。《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31，卷1068，頁10、20、39，卷1070，頁11.照此估算，僅此兩項玉料，就值銀近百萬兩，可見高樸確是一個特大的貪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