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9)
乾隆帝除嚴辦諸犯外，又於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下諭，列舉此案，告誡地方官員，申飭科道言官閉口不劾，作為此案的結束語。他說：已將劉標一案有關犯員“嚴加治罪，以示懲創”。“朕臨禦以來，整飭官方，諄諄訓誡，於諸臣功罪，無不秉公核定”，“若其犯出有心，孽由自作，一經敗露”，亦未嚐不執法示懲。從前如和其衷、李因培等，“獲罪重大，並於本案按律抵法，俾眾人共知炯戒”。“為督撫大吏者，苟有人心，亦當洗心滌慮，畏國憲而保身家，何意尚有冥頑不靈天良盡喪如良卿等者”。“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於大吏等有？簋不飭蠹國剝民之事，皆當隨時舉劾，知無不言”，“何此案未經發覺以前，並未有一人劾奏其事者”？言官職司糾察，若惟知摭拾細故，而置此等侵虧敗檢大案於不問，則“國家亦安用此委蛇緘默之言官為耶”？“著將此旨傳集各科道通行申飭，並宣諭中外知之”。《清高宗實錄》卷852，頁18、19、20.
三、錢度贓銀數萬兩刀下喪生。
乾隆三十七年初，雲南查獲一起大的貪汙案件，這個案子的主犯就是雲南布政使錢度。錢度係科甲出身，乾隆元年進士，授吏部主事，累遷廣西道監察禦史，外授安徽州知府，轉江安督糧道、河庫道，二十九年升任雲南布政使，三十三年擢廣東巡撫，未及行，移廣西巡撫，就任不久因故降調雲南布政使。
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因為雲南運解北京的銅曆年短欠遲誤，乾隆帝諭軍機大臣：雲貴總督明德複奏運京之銅短欠之折，含糊不明，辦理遲誤。“滇省銅斤，關係京局鼓鑄，最為緊要”，乃自三十一年以來，漸次短少。明德為何不詳悉根究缺額之因及何人貽誤？著傳諭申飭。《清高宗實錄》卷829，頁5.不久，明德上奏，呈請讓有關人員分賠缺銅之銀，將湯丹、大碌二廠應賠之銅，按青龍等廠之價賠銀。戶部複議時發現，湯丹廠之銅，每百斤價銀六兩四錢，而青龍廠之銅每百斤價五兩一錢，顯係避重就輕，致短賠銀二萬七千四百餘兩，因而加以駁斥，不允其請。乾隆帝讚同戶部之議，於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下諭，斥責明德“深染外省惡習”，“為屬員避重就輕”，極為謬誤，令軍機大臣傳旨對其嚴行申飭，命其按照部駁之議，另行妥議速奏。《清高宗實錄》卷837，頁17.八月初一日，因明德奏稱係據該司所議之價上奏，“自認辦理錯誤”，帝命將其交部議處，並指出，前之議價，“顯有瞻顧曆任上司及袒徇同官屬員之意”，“該司究係何人”，著查明複奏。《清高宗實錄》卷840，頁1、2.明德遵旨上奏，稱係錢度所擬。
乾隆帝甚為惱怒，於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下諭，嚴斥錢度之過說：“錢度經朕擢任封疆”，屢獲罪戾，僅予降補雲南布政使，已屬格外加恩，乃不知實力報效，於應賠銅之定價一事，並不據實查辦，反敢瞻顧情麵，避重就輕，“其取巧沽名之惡習，尚不知改”，不可不明示懲處。其現經手承辦軍需，若予罷斥治罪，反得卸責偷安，其又係屢經革職留任之人，即再處以革任注冊，亦不愧畏，“錢度著革去頂戴，仍留雲南布政使之任，以觀後效”，倘若不改，必重治其罪。《清高宗實錄》卷842，頁7、8.
乾隆帝雖對錢度之降低賠銅的價銀予以懲治，並斥其庇護屬員之過，但他並不了解錢度此舉的真實原因。錢度固有沽名取巧的往例，此時亦包含有這一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還非此故，還有其更深刻的考慮，這一點，馬上就可看明白了。
三十七年初，雲南省宜良縣知縣朱一深上揭於戶部，控告錢度貪婪，勒令屬員購買金玉，乾隆帝立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前往雲南，會同雲貴總督彰寶、雲南巡撫李湖查審其事。當欽差大臣尚未來得及細審之時，錢度卻自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三十七年三月初，貴州巡撫圖思德之折到京。圖思德奏：錢度的家人張琳、顧安，送箱籠赴滇，帶有金玉器件，已將其物截留，押送家人至滇查辦。乾隆帝十分驚訝，於三月初八日下諭給軍機大臣說：“此事殊堪駭異”！錢度係停給養廉之人，焉能有金器四百餘兩值銀在四五千兩以上，“苟非婪索屬員，取自暮夜，安能有此，其為貪贓敗檢，已可概見”。著彰寶、李湖、袁守侗“即將錢度嚴行審訊，務得確實情節，迅即從重定擬，由驛奏聞”。《清高宗實錄》卷904，頁12.
此諭剛下不久，江西巡撫海明之折又到，更使乾隆帝大吃一驚。海明奏：德化縣知縣黃汝源一經奉到文件，即督縣役追拿已過縣境之錢度家人王壽的坐船，拿獲王壽等八人，查出白銀二萬九千餘兩“並錢度親筆書信，有趁王壽回南，寄歸二數，好為收貯，或做地窖，或做夾壁，以作永久之計”。乾隆帝於三月二十二日下諭說：批閱海明之折，“實堪駭異”。錢度在布政使任內，已有三四年不給養廉銀，前在黔省查出金玉器件值銀四五千兩以上，“已出情理之外”，今王壽又從雲南帶回寄家之銀，又有二萬九千兩之多，“若非婪索多贓，安得有如許積聚，必係慮事將發覺，預遣人寄歸，蓄積埋藏，以圖三窟之計。且縱子售賣玉器，數複盈萬，並其家人亦私蓄銀六百餘兩，是其贓私狼藉，已非一日，初不意錢度之負恩敗檢竟至於此”。近來辦理各省貪婪之案，必徹底嚴究，按法創懲，以期綱紀肅清，常謂司道人員必不致複有？簋不飭之事，“不料仍有肆意婪贓盈千累萬如錢度之甚者，實可痛恨，若不嚴審究擬，如官常國憲何”！著傳諭袁守侗、李湖，“即傳朕旨，嚴訊錢度”，問其任藩司並不太久，並獲罪革職留任，數年不給養廉銀，“因何積有金銀如許，實係婪得何人，其欲埋藏地窟夾壁，是何肺腑”？務令其逐一據實供出，倘仍狡展不認，即嚴加刑訊。其子錢灃、家人王壽，亦予嚴審。另外，錢度名下尚有應行分賠之款，並未繳清，今既有銀數萬兩而不繳納，“反為肥之計，即此一端，更屬罪不容逭”。錢度罪重，萬無可貸，當嚴加看守，明正典刑，不許自戕。此諭由六百裏發往。②《清高宗實錄》卷905，頁15、16、17，17、18.
同一天(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諭說：前因錢度在雲南布政使任內，經廠員(宜良縣知縣)朱一深揭報其贓款累累，已傳諭(兩江總督)高晉將其原籍家產貲財嚴密查封，今據江西巡撫海明奏到其家人帶銀之事，“覽奏實深駭異”。錢度係數年不給養廉銀之人，“若非恣意婪贓，安得有如許積蓄”。其信既有藏埋地窟夾壁之話，則其“從前之詭秘隱匿，定複不少”。錢度本籍常州府城，又複寄居江寧，著再傳諭高晉即將其所有兩處財產嚴密查封，並將其家屬嚴行究訊，逐細詳檢，毋使藏匿寄頓，若有透漏，惟高晉、薩載是問。將此旨由六百裏發往傳諭。②。
江西巡撫海明連續呈報錢度案情的兩道奏折相繼至京。海明奏稱：萍鄉知縣王鑒盤獲錢度的幕友葉士元，據供係同錢度之子錢灃於正月初十日自滇起程，二月十九日至湖南常德府，錢灃等候行李，在府城西門內原任雲南定遠縣知縣陳長鈞之家暫住。葉士元帶有白銀二萬餘兩。乾隆帝更為吃驚和憤怒，於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初一日連下諭旨兩道說：朱一深揭報案內，“既有錢灃勒索各款，昨海明截拿錢度家丁王壽等搜出錢灃售賣賬簿，又數至逾萬，是其平日在滇之倚勢肆行，婪私肥，尤屬顯然”。錢灃實為緊要案犯，著傳諭湖南巡撫梁國治即速密委大員，馳往常德，立將錢灃鎖拿，解滇審訊，並將其寓所貲財物件詳細查抄。葉士元在滇做幕，一年修金不過八百兩，豈能積至二萬餘金？“看來竟係賓主串合，通同婪索，實出情理之外，深為可惡”。著傳諭袁守侗、李湖，待該犯解到雲南時，“即行嚴加刑訊”，務得實情，按法究擬。《清高宗實錄》卷905，頁20、21，卷906，頁3、4.
錢度不枉為進士出身和久任道、藩、撫職，貪婪有術，狡辯擅長，一見江西截留了他的二萬九千餘兩銀，就精心編造，供稱克扣銅本平餘，得獲贓銀二萬餘兩，欲圖就此了結，免致查及家中藏銀。欽差侍郎袁守侗、雲貴總督彰寶、雲南巡撫李湖居然被錢度花言巧語騙過，於四月十一日上疏奏請按此定罪結案。誰料，此折到京之前，皇上已收到了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的折子，奏稱於錢度江寧家內搜出埋藏銀二萬六千餘兩、金子二千兩。乾隆帝大怒，於四月十四日下諭說：通核金銀各項，多至八九萬兩，錢度究係從何處得來，“不可不嚴加刑訊，徹底根究”，著傳諭袁守侗、李湖，即將錢度、錢灃迅速嚴行審訊明確，定擬具奏，並將二人押解來京承審，如有不實不盡，“經朕別行訊出，惟袁守侗等是問”。《清高宗實錄》卷906，頁27、28.
八天以後，四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諭，嚴厲斥責袁守侗、彰寶、李湖輕信錢度之言，按二萬多兩贓銀之數結案。他說：“袁守侗等奏審擬錢度婪索多贓一案，所訊情節，尚多不實不盡，欲圖草率了事，甚屬非是”。錢度贓私累累，實出意料之外，不可不徹底嚴究。袁守侗等隻就江西截封銀二萬九千餘兩之數，遂據錢度所供扣克銅本平餘及勒派屬員售價數目，遷就附和，希圖完事，不知其江寧原籍又查出金銀合共值價五六萬兩，此銀又係從何而來？可見該侍郎等所訊，以及錢度之供，均不足信。著傳諭袁守侗等另行嚴訊確供，據實複奏。《清高宗實錄》卷907，頁22、23.此諭剛剛發出，袁守侗等人之折又到，奏稱：“錢度在滇省，兩任藩司，其貪婪劣跡，久未敗露”。茲因廠員朱一良告發，正在按款根究，江西截封錢度之銀二萬九千餘兩，當即悉心訊究，誰知錢度供稱此即扣克銅本平餘和勒賣貨物之銀，“再三嚴鞫，終無異詞”，“臣等遂據供冒昧定擬”，於四月十一日上奏後，二十三日接兩江總督高晉谘會，才知又起獲贓銀，“實不料錢度蒼滑狡飾如此”，“臣等拘泥原供，牽連錄敘，實屬不知輕重，愧恨無及”。《清高宗實錄》卷907，頁25.
三十七年七月中旬，即案發之後第五個月，錢度貪婪案告一結束。錢度遇逢藩庫支放銅本等項銀兩時，每百兩扣平餘銀一錢七八分不等，計前後共發放銀二千二百餘萬兩，共扣平餘銀四萬餘兩，“其支放時，係家人掌平，隨時帶進”。錢度還勒令屬員購買玉器古玩，多收價銀。其子錢灃仗父權勢，“婪索多贓”，“攜貨售賣”。《清高宗實錄》卷905，頁16，卷906，頁28，卷907，頁23、24，卷909，頁12.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批準軍機大臣的奏請，下諭將錢度押赴法場斬首，八月十六日將錢灃處以絞監候秋後處決。
四、私役“回民”采玉盜賣擾亂新疆皇貴妃之侄辦事大臣高樸坐誅。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十六日，前往盛京拜謁祖陵的乾隆皇帝弘曆，於返回北京途中，在深河村西大營下了一道諭旨，立即震驚朝野。這道諭旨摘錄了烏什辦事大臣永貴的一份奏折的內容和帝之批示。永貴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控告高樸在葉爾羌私采玉石，串通商人，販至內地售賣，因此，已親往葉爾羌，將高樸翎頂拔去，與案內人犯質審。帝之批示是：高樸係慧賢皇貴妃之侄、高斌之孫，“經朕加恩擢用”，不料如此貪黷妄為，永貴秉公據實奏辦，公正可嘉，如果屬實，即一麵具奏，一麵將高樸在該處正法。
三、錢度贓銀數萬兩刀下喪生。
乾隆三十七年初，雲南查獲一起大的貪汙案件，這個案子的主犯就是雲南布政使錢度。錢度係科甲出身，乾隆元年進士，授吏部主事，累遷廣西道監察禦史，外授安徽州知府，轉江安督糧道、河庫道，二十九年升任雲南布政使，三十三年擢廣東巡撫，未及行，移廣西巡撫，就任不久因故降調雲南布政使。
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因為雲南運解北京的銅曆年短欠遲誤，乾隆帝諭軍機大臣：雲貴總督明德複奏運京之銅短欠之折，含糊不明，辦理遲誤。“滇省銅斤，關係京局鼓鑄，最為緊要”，乃自三十一年以來，漸次短少。明德為何不詳悉根究缺額之因及何人貽誤？著傳諭申飭。《清高宗實錄》卷829，頁5.不久，明德上奏，呈請讓有關人員分賠缺銅之銀，將湯丹、大碌二廠應賠之銅，按青龍等廠之價賠銀。戶部複議時發現，湯丹廠之銅，每百斤價銀六兩四錢，而青龍廠之銅每百斤價五兩一錢，顯係避重就輕，致短賠銀二萬七千四百餘兩，因而加以駁斥，不允其請。乾隆帝讚同戶部之議，於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下諭，斥責明德“深染外省惡習”，“為屬員避重就輕”，極為謬誤，令軍機大臣傳旨對其嚴行申飭，命其按照部駁之議，另行妥議速奏。《清高宗實錄》卷837，頁17.八月初一日，因明德奏稱係據該司所議之價上奏，“自認辦理錯誤”，帝命將其交部議處，並指出，前之議價，“顯有瞻顧曆任上司及袒徇同官屬員之意”，“該司究係何人”，著查明複奏。《清高宗實錄》卷840，頁1、2.明德遵旨上奏，稱係錢度所擬。
乾隆帝甚為惱怒，於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下諭，嚴斥錢度之過說：“錢度經朕擢任封疆”，屢獲罪戾，僅予降補雲南布政使，已屬格外加恩，乃不知實力報效，於應賠銅之定價一事，並不據實查辦，反敢瞻顧情麵，避重就輕，“其取巧沽名之惡習，尚不知改”，不可不明示懲處。其現經手承辦軍需，若予罷斥治罪，反得卸責偷安，其又係屢經革職留任之人，即再處以革任注冊，亦不愧畏，“錢度著革去頂戴，仍留雲南布政使之任，以觀後效”，倘若不改，必重治其罪。《清高宗實錄》卷842，頁7、8.
乾隆帝雖對錢度之降低賠銅的價銀予以懲治，並斥其庇護屬員之過，但他並不了解錢度此舉的真實原因。錢度固有沽名取巧的往例，此時亦包含有這一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還非此故，還有其更深刻的考慮，這一點，馬上就可看明白了。
三十七年初，雲南省宜良縣知縣朱一深上揭於戶部，控告錢度貪婪，勒令屬員購買金玉，乾隆帝立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前往雲南，會同雲貴總督彰寶、雲南巡撫李湖查審其事。當欽差大臣尚未來得及細審之時，錢度卻自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三十七年三月初，貴州巡撫圖思德之折到京。圖思德奏：錢度的家人張琳、顧安，送箱籠赴滇，帶有金玉器件，已將其物截留，押送家人至滇查辦。乾隆帝十分驚訝，於三月初八日下諭給軍機大臣說：“此事殊堪駭異”！錢度係停給養廉之人，焉能有金器四百餘兩值銀在四五千兩以上，“苟非婪索屬員，取自暮夜，安能有此，其為貪贓敗檢，已可概見”。著彰寶、李湖、袁守侗“即將錢度嚴行審訊，務得確實情節，迅即從重定擬，由驛奏聞”。《清高宗實錄》卷904，頁12.
此諭剛下不久，江西巡撫海明之折又到，更使乾隆帝大吃一驚。海明奏：德化縣知縣黃汝源一經奉到文件，即督縣役追拿已過縣境之錢度家人王壽的坐船，拿獲王壽等八人，查出白銀二萬九千餘兩“並錢度親筆書信，有趁王壽回南，寄歸二數，好為收貯，或做地窖，或做夾壁，以作永久之計”。乾隆帝於三月二十二日下諭說：批閱海明之折，“實堪駭異”。錢度在布政使任內，已有三四年不給養廉銀，前在黔省查出金玉器件值銀四五千兩以上，“已出情理之外”，今王壽又從雲南帶回寄家之銀，又有二萬九千兩之多，“若非婪索多贓，安得有如許積聚，必係慮事將發覺，預遣人寄歸，蓄積埋藏，以圖三窟之計。且縱子售賣玉器，數複盈萬，並其家人亦私蓄銀六百餘兩，是其贓私狼藉，已非一日，初不意錢度之負恩敗檢竟至於此”。近來辦理各省貪婪之案，必徹底嚴究，按法創懲，以期綱紀肅清，常謂司道人員必不致複有？簋不飭之事，“不料仍有肆意婪贓盈千累萬如錢度之甚者，實可痛恨，若不嚴審究擬，如官常國憲何”！著傳諭袁守侗、李湖，“即傳朕旨，嚴訊錢度”，問其任藩司並不太久，並獲罪革職留任，數年不給養廉銀，“因何積有金銀如許，實係婪得何人，其欲埋藏地窟夾壁，是何肺腑”？務令其逐一據實供出，倘仍狡展不認，即嚴加刑訊。其子錢灃、家人王壽，亦予嚴審。另外，錢度名下尚有應行分賠之款，並未繳清，今既有銀數萬兩而不繳納，“反為肥之計，即此一端，更屬罪不容逭”。錢度罪重，萬無可貸，當嚴加看守，明正典刑，不許自戕。此諭由六百裏發往。②《清高宗實錄》卷905，頁15、16、17，17、18.
同一天(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諭說：前因錢度在雲南布政使任內，經廠員(宜良縣知縣)朱一深揭報其贓款累累，已傳諭(兩江總督)高晉將其原籍家產貲財嚴密查封，今據江西巡撫海明奏到其家人帶銀之事，“覽奏實深駭異”。錢度係數年不給養廉銀之人，“若非恣意婪贓，安得有如許積蓄”。其信既有藏埋地窟夾壁之話，則其“從前之詭秘隱匿，定複不少”。錢度本籍常州府城，又複寄居江寧，著再傳諭高晉即將其所有兩處財產嚴密查封，並將其家屬嚴行究訊，逐細詳檢，毋使藏匿寄頓，若有透漏，惟高晉、薩載是問。將此旨由六百裏發往傳諭。②。
江西巡撫海明連續呈報錢度案情的兩道奏折相繼至京。海明奏稱：萍鄉知縣王鑒盤獲錢度的幕友葉士元，據供係同錢度之子錢灃於正月初十日自滇起程，二月十九日至湖南常德府，錢灃等候行李，在府城西門內原任雲南定遠縣知縣陳長鈞之家暫住。葉士元帶有白銀二萬餘兩。乾隆帝更為吃驚和憤怒，於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初一日連下諭旨兩道說：朱一深揭報案內，“既有錢灃勒索各款，昨海明截拿錢度家丁王壽等搜出錢灃售賣賬簿，又數至逾萬，是其平日在滇之倚勢肆行，婪私肥，尤屬顯然”。錢灃實為緊要案犯，著傳諭湖南巡撫梁國治即速密委大員，馳往常德，立將錢灃鎖拿，解滇審訊，並將其寓所貲財物件詳細查抄。葉士元在滇做幕，一年修金不過八百兩，豈能積至二萬餘金？“看來竟係賓主串合，通同婪索，實出情理之外，深為可惡”。著傳諭袁守侗、李湖，待該犯解到雲南時，“即行嚴加刑訊”，務得實情，按法究擬。《清高宗實錄》卷905，頁20、21，卷906，頁3、4.
錢度不枉為進士出身和久任道、藩、撫職，貪婪有術，狡辯擅長，一見江西截留了他的二萬九千餘兩銀，就精心編造，供稱克扣銅本平餘，得獲贓銀二萬餘兩，欲圖就此了結，免致查及家中藏銀。欽差侍郎袁守侗、雲貴總督彰寶、雲南巡撫李湖居然被錢度花言巧語騙過，於四月十一日上疏奏請按此定罪結案。誰料，此折到京之前，皇上已收到了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的折子，奏稱於錢度江寧家內搜出埋藏銀二萬六千餘兩、金子二千兩。乾隆帝大怒，於四月十四日下諭說：通核金銀各項，多至八九萬兩，錢度究係從何處得來，“不可不嚴加刑訊，徹底根究”，著傳諭袁守侗、李湖，即將錢度、錢灃迅速嚴行審訊明確，定擬具奏，並將二人押解來京承審，如有不實不盡，“經朕別行訊出，惟袁守侗等是問”。《清高宗實錄》卷906，頁27、28.
八天以後，四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諭，嚴厲斥責袁守侗、彰寶、李湖輕信錢度之言，按二萬多兩贓銀之數結案。他說：“袁守侗等奏審擬錢度婪索多贓一案，所訊情節，尚多不實不盡，欲圖草率了事，甚屬非是”。錢度贓私累累，實出意料之外，不可不徹底嚴究。袁守侗等隻就江西截封銀二萬九千餘兩之數，遂據錢度所供扣克銅本平餘及勒派屬員售價數目，遷就附和，希圖完事，不知其江寧原籍又查出金銀合共值價五六萬兩，此銀又係從何而來？可見該侍郎等所訊，以及錢度之供，均不足信。著傳諭袁守侗等另行嚴訊確供，據實複奏。《清高宗實錄》卷907，頁22、23.此諭剛剛發出，袁守侗等人之折又到，奏稱：“錢度在滇省，兩任藩司，其貪婪劣跡，久未敗露”。茲因廠員朱一良告發，正在按款根究，江西截封錢度之銀二萬九千餘兩，當即悉心訊究，誰知錢度供稱此即扣克銅本平餘和勒賣貨物之銀，“再三嚴鞫，終無異詞”，“臣等遂據供冒昧定擬”，於四月十一日上奏後，二十三日接兩江總督高晉谘會，才知又起獲贓銀，“實不料錢度蒼滑狡飾如此”，“臣等拘泥原供，牽連錄敘，實屬不知輕重，愧恨無及”。《清高宗實錄》卷907，頁25.
三十七年七月中旬，即案發之後第五個月，錢度貪婪案告一結束。錢度遇逢藩庫支放銅本等項銀兩時，每百兩扣平餘銀一錢七八分不等，計前後共發放銀二千二百餘萬兩，共扣平餘銀四萬餘兩，“其支放時，係家人掌平，隨時帶進”。錢度還勒令屬員購買玉器古玩，多收價銀。其子錢灃仗父權勢，“婪索多贓”，“攜貨售賣”。《清高宗實錄》卷905，頁16，卷906，頁28，卷907，頁23、24，卷909，頁12.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批準軍機大臣的奏請，下諭將錢度押赴法場斬首，八月十六日將錢灃處以絞監候秋後處決。
四、私役“回民”采玉盜賣擾亂新疆皇貴妃之侄辦事大臣高樸坐誅。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十六日，前往盛京拜謁祖陵的乾隆皇帝弘曆，於返回北京途中，在深河村西大營下了一道諭旨，立即震驚朝野。這道諭旨摘錄了烏什辦事大臣永貴的一份奏折的內容和帝之批示。永貴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控告高樸在葉爾羌私采玉石，串通商人，販至內地售賣，因此，已親往葉爾羌，將高樸翎頂拔去，與案內人犯質審。帝之批示是：高樸係慧賢皇貴妃之侄、高斌之孫，“經朕加恩擢用”，不料如此貪黷妄為，永貴秉公據實奏辦，公正可嘉，如果屬實，即一麵具奏，一麵將高樸在該處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