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8)
盡管在案犯多少、贓銀數量等方麵，乾隆帝是退了一大步，但此時他畢竟還在力圖整頓吏治重懲貪官，因而在處治高恒、普福、盧見曾的問題上，堅決排除幹擾，依法懲辦。他諭令，抄沒三人家產，將高恒、普福押赴法場斬首示眾，將盧見曾處以絞監候，秋後處決；革去為盧見曾泄漏抄家消息的紀昀之職，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兩淮鹽商所欠之銀；定限十年如數交與運庫。高恒雖隻定了侵吞帑銀三萬二千兩之罪，但其抄沒入官的家財，卻多達數十萬兩，在經濟上也算是執法從嚴了。
乾隆帝將慧賢皇貴妃之親弟，亦即自己的小舅子高恒處以死刑，並非沒有幹擾，為高恒說情者大有人在，甚至連帝一再誇獎為“軍國第一宣力大臣”之大學士、軍機大臣、一等忠勇公、孝賢皇後之弟傅恒，也親自求帝施恩寬減。《嘯亭雜錄》卷一《殺高恒》載：“兩淮鹽政高恒，以侵貪匣費故，擬大辟。勾引日，上惡其貪暴，秉筆欲下，傅文忠代為之請曰：‘願皇上念慧賢皇貴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後弟兄犯法，當如之何？’傅戰栗失色，上即命誅恒。”
傅恒之奏請免高恒之死，其言相當巧妙，亦未嚐不無理由。他搬出乾隆帝之已故愛妃慧賢皇貴妃來，既欲以夫妻之情打動皇上，求免妃弟一死，這一招，很有分量，很有說服力，又暗示律有八議之條，議親即其重要一項，於情於理於法，赦免高恒的死罪，是可以說得過去的。以傅恒這樣一位為帝特別寵信的軍國重臣和至親之人的身份，說出這樣頗似有理之詞，照說帝會允準其請的，恐怕大多數帝君都會采納其言。不料，乾隆帝卻一言以拒之，隻說了一句話：“若皇後弟兄犯法，當如之何？”這句話說得太好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怎能因係貴妃之弟而曲法以貸！此話還包含有嚴厲警告傅恒之意：不要以為你是皇後的兄弟，就可超越於王法之外，隻要犯了國法，也將如高恒一樣將你處死！這就是為什麽傅恒聽後竟嚇得魂不附體，“戰栗失色”。乾隆帝依法斬殺高恒，是十分正確的，是頗為英明的。這表明他的確力圖嚴懲貪官，整飭吏治。
二、良卿徇縱劣員斬首示眾方世受銀千兩死於絞刑。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貴州巡撫良卿上折，彈劾威寧州知州劉標運鉛不足額數，短缺一百餘萬斤，並虧工本運價。良卿此折，係因黔省運鉛屢屢遲緩誤期，遭帝多次飭查，而不得不參奏屬員，以卸己責。良卿萬萬不會料到，這份奏折不僅沒有推卸掉自己的責任，反而弄巧成拙，掀起了一場大波，導致連他在內的兩位巡撫問斬，藩、臬二司遭懲。
九月十一日，乾隆帝就良卿之折下諭：據良卿奏稱，承辦銅鉛的威寧州知州劉標，發運鉛斤，短缺百數十萬斤，挨查多無著落，而已領腳價，應辦省局之銅，又複托詞稽緩，抗不解交，顯有侵蝕支飾情弊。劉標著革職拿問，交與該撫嚴行審究，務得實情，定擬具奏。
乾隆帝雖令良卿審理此案，但並不放心，於同一日(九月十一日)又下諭給軍機大臣說：劉標已革職拿問，交良卿審究。但“黔省辦運鉛斤，屢經遲緩誤期，皆由良卿不實力督辦所致。今因節次飭查，始將屬員侵欺等弊，查參塞責”，著傳旨嚴行申飭。劉標一案，現交該撫嚴審，務須徹底根究，訊得實情。“若該撫尚欲存心袒護，曲為劣員開脫，斷難逃朕洞鑒，必將良卿重治其罪。著將此諭令知之”。《清高宗實錄》卷842，頁15.
良卿接到此旨以後，於九月下旬上奏：審訊革職威寧州知州劉標，其虧缺銅本腳價銀四萬八千三百九十餘兩，少鉛七百餘萬斤，又缺工本腳價銀十餘萬兩。請將專管鉛務的糧驛道永泰以及知府馬元烈革職究審，並懇派大臣來黔會審。乾隆帝於十月初四日覽折後降旨：永泰、馬元烈著革職，派內閣學士富察善馳驛前往，會同該撫一並詳查嚴審，究擬具奏。良卿在任四載，屬員承辦銅鉛，虧缺如此之多，漫無覺察，所司何事！著交部嚴加議處。劉標欠項若不能完，即著良卿等三人分賠。同日他又諭告軍機大臣，命傳諭直隸總督楊廷璋，即速派官前往劉標原籍大城縣，將其家產嚴密查封，不許隱匿寄頓，並諭良卿將劉標任所貲財查封。
正當良卿參劾劉標虧空工本腳銀力圖掩蓋己過之時，被其奏請革職之劉標的上級糧驛道永泰，卻向戶部呈報劉標虧空緣由，揭發按察使高積營私枉法之罪，其中有涉及良卿之處。統兵進攻緬甸的副將軍阿桂從軍營發往京師的報匣中，夾有普安州民的訴詞，控告官吏土目借口軍興，私派累民，侵蝕恩賞銀兩等事。乾隆帝知悉後十分生氣，於十月十五日下諭，嚴斥良卿之過，派遣大臣往審。他說：自滇省辦理軍務(攻緬)以來，經由各省，俱特發帑銀賞賚急公奉上之民，屢飭各省巡撫悉心洞察，務使百姓均沾實惠，良卿一再回奏官員胥役“實無絲毫侵擾”之事，今閱普安州民呈詞，所控之事，“款證鑿鑿”，“則前者良卿所奏，全係捏詞欺飾，不可不徹底根究，良卿之罪，實在於此”。永泰揭報高積違法之事，又涉及良卿。此案關係重大，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辦，著湖廣總督吳達善往黔，會同欽派侍郎錢維誠審訊，務令水落石出，“以懲積弊”。如良卿、高積有應革審者，吳達善即一麵奏聞，一麵將二人“革職拘禁，毋任稍有騰挪掩飾及疏虞自戕等事”，並留心訪察良卿任所貲財。《清高宗實錄》卷844，頁43、44、45、46.
此諭下達不久，案情又有新的發展，不僅現任巡撫良卿、按察使高積難逃罪責，前任巡撫方世等官也被牽涉而出。貴州布政使張逢堯於十月進京陛見時，軍機大臣遵旨向其訊問高積販賣水銀之事，張回答說：今年夏季，曾聞船戶言及，他們曾經裝過高按察使的水銀。同月，劉標差人至京赴戶部，呈控銅廠賠累及各上司勒索緣由，並呈出用印底簿一冊，內開各官索銀詳情，其中有前巡撫方世勒索白銀六千餘兩的記載。乾隆帝大怒，於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六日，連下五諭，從三個方麵嚴密追查。其一，審查高積。他說：從張逢堯的回奏，可以肯定，“高積販賣水銀，已實有其事。伊以臬司兼署藩司，乃以藩庫所有水銀，私行販賣，即此一端，已罪無可貸”，著吳達善將其任所貲財嚴密查封，對其嚴審具奏，其寄居蘇州貲財，命兩江總督高晉就近查抄，其原籍閩省的一應田房產業，著閩浙總督崔應階即速嚴密查抄。其二，複審良卿。乾隆帝說：良卿與高積同在省城，“豈有署藩司私賣水銀而巡撫毫無聞見之理，何不早行查奏”？“其中或有知情袒徇及希冀分肥情弊，亦未可定”。著吳達善將良卿因何隱匿不報情由，以及二人平日有無往來密交形跡，嚴審據實具奏，並將良卿任所貲財查抄。其三，革方世職。乾隆帝說：方世簡任巡撫以來，看其辦事尚屬認真，平日為人亦頗謹飭，是以由黔調任湖南巡撫，“不意其勒索屬員，狼藉若此，且公然直索金銀，毫無顧忌，實出情理之外”。著觀音保前往湖南署理巡撫，傳諭方世解任，察其神氣形跡，若有驚惶失措，即一麵具折奏聞，一麵將其押往貴州質審，並嚴密查封其任所貲財。《清高宗實錄》卷845，頁34、35，卷846，頁9、10、11.
十一月二十二日，帝又連下三道旨，指出“高積、良卿需索貪婪一案，業據高積等一一供認”，並究出前任方巡撫亦有索取金銀等事，命將高積等人革職，將方之家人李四及其侄孫方四等人犯拿解黔省質訊，其本籍家產予以查抄。《清高宗實錄》卷847，頁9、10、11.
十二月初七日，乾隆帝又降旨說：“良卿與高積交密往還，並令幕賓通同勾結，肆意侵漁，實出情理之外，不料良卿竟敢如此。督撫與藩臬，至於上下一氣，串通結納，任意營私，將何事不可為，此則甚有關係，不可不審明從重治罪，毋令稍有遁飾。至永泰、馬元烈，為劉標本管上司，豈有饋送遍及撫司，而道府轉無交結之事？”著嚴究定案。《清高宗實錄》卷848，頁15.
在乾隆帝數十道諭旨的指授方略和督責下，欽辦審案的湖廣總督吳達善、侍郎錢維誠、內閣學士富察善，曆時五月餘，對這一案件的事實作了如下結論：巡撫良卿與高積“上下扶同，營私肥，置一切公事於不問”，明知劉標虧帑數逾巨萬，並不早為參劾，直至見事難掩蓋，始作為訪聞舉發，對劉標私自出借之官帑一萬零八百餘兩不予究追，且將其已追出的六千七百餘兩，批令留抵，私填公項，不列入查封款內，“知情故縱，始終掩飾”，普安州民吳國治控告差役許文衡“借差派累”，遭知州陳昶斥責，州民上告到省，良卿轉令被控知州會審；良卿又長支養廉銀一千七百九十餘兩。《清高宗實錄》卷848，頁15，卷849，頁23、28，卷850，頁18.按察使高積收受屬員賄銀，私將藩庫水銀及從廠收買水銀共二萬六千二百斤運往蘇州發賣。布政使張逢堯雖無染指情弊，但徇情透支巡撫良卿養廉銀，己又預支養廉銀九百三十兩，對劉標之虧空不即查參，有失藩司“整飭通省屬員之責”。原任巡撫方世得受劉標銀一千兩，已為其家人方四供認不諱。劉標虧空銅鉛腳價工本共帑銀二十九萬餘兩，自知事將敗露，早於案發之前三四個月，即派侄子、侄婿等親戚帶行裝十七八馱，從四川繞道回籍，並叫家鄉親屬隱匿寄頓，以致官府查抄時，劉標在直隸大城縣之田房地畝，僅值銀四百餘兩，經過多次追查，亦不過值二三萬兩，加上其揭報上司勒索之銀，亦僅二萬兩，其餘二十多萬兩贓銀下落不明，顯係密藏。
乾隆帝覽奏後，陸續下諭，懲處有關案犯。他指責良卿負恩枉法，諭令將其正法說：“前因良卿在熱河道任上，辦事尚知奮勉”，故加恩擢用巡撫，豈料其誌滿意足，又恃地遠或易為欺，其與高積受賄交通，聽任高積販賣水銀，“並任幕友往來無忌，已屬敗檢不法”。至劉標積年虧帑侵公，數達二十餘萬兩，良卿既已明知故縱，並授意令人彌補，複請添移錢局，冀為通融掩覆，及經部駁，知事必敗露，始以一參塞責，又不嚴追虧項，轉批令將出借銀兩私留作抵，不列入查封款內。其於平越府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蝕口袋腳價等事，並不覺察劾究。“是其徇縱劣員，毫無顧忌，致通省效尤，罔知檢束，吏治官方，不可複問”。其普安州民吳國治告官吏科派一案，良卿既不嚴行查辦，又轉令被控之本州知州陳昶一同會審，致使抑勒勸和，敷衍了局。“是其心存消弭，盡喪天良，公行欺罔，並不止於法婪贓，封疆大吏敗裂至此，天理國法尚可複容乎！”良卿著依擬處斬，即於貴州省城，令欽差大臣監視正法，“俾各省督撫共知炯戒”！其子富多、富永，著銷去旗籍，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為奴。②⑤《清高宗實錄》卷852，頁2、3、27，3，25.
乾隆帝以方世在黔撫任內，婪索劉標貨物，並於開礦一事，受賄盈千，其罪亦無可逭，但其所犯在於得贓，“較之良卿欺君長奸，目無法紀者，尚屬有間”，命將其從寬，改為絞監候，秋後處決。②對於布政使張逢堯，因其“僅以斤斤自守”，不查參劉標，“致貴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至此”，他下諭說，“國家於此等頹廢職守之藩司，將安所用之”，將其革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其經手給予良卿的預支養廉銀及本人借支養廉銀共一千九百二十餘兩，按“十倍賠繳”，以示懲戒。《清高宗實錄》卷849，頁29，卷851，頁13.他因湖廣總督吳達善奏請將良卿、方世、高積、永泰的家產抵補虧帑，不足之銀再由曆任上司分賠，下諭斥責其非說：劉標虧空官帑至二十九萬餘兩之多“為從來侵牟所未有，總由良卿等欺謾長奸，扶同舞弊，以致狼藉至此，因將伊等重治其罪，以昭炯戒。其所查抄家產，乃以懲良卿等之枉法欺公，非為代劉標等抵補虧項”。吳達善並非不知此理，乃竟妄呈此議，其意顯係以此減少曆任上司理應分賠之銀，“一味取悅沽名”，殊為謬誤。“著將此折擲還，交吳達善等另行改議具奏”。《清高宗實錄》卷855，頁9、10.他還諭令將劉標父子“嚴加刑審，實力窮詰，務令其於虧缺之數，逐一指出，實有著落”。⑤。
乾隆帝將慧賢皇貴妃之親弟，亦即自己的小舅子高恒處以死刑，並非沒有幹擾，為高恒說情者大有人在，甚至連帝一再誇獎為“軍國第一宣力大臣”之大學士、軍機大臣、一等忠勇公、孝賢皇後之弟傅恒，也親自求帝施恩寬減。《嘯亭雜錄》卷一《殺高恒》載：“兩淮鹽政高恒，以侵貪匣費故，擬大辟。勾引日，上惡其貪暴，秉筆欲下，傅文忠代為之請曰：‘願皇上念慧賢皇貴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後弟兄犯法，當如之何？’傅戰栗失色，上即命誅恒。”
傅恒之奏請免高恒之死，其言相當巧妙，亦未嚐不無理由。他搬出乾隆帝之已故愛妃慧賢皇貴妃來，既欲以夫妻之情打動皇上，求免妃弟一死，這一招，很有分量，很有說服力，又暗示律有八議之條，議親即其重要一項，於情於理於法，赦免高恒的死罪，是可以說得過去的。以傅恒這樣一位為帝特別寵信的軍國重臣和至親之人的身份，說出這樣頗似有理之詞，照說帝會允準其請的，恐怕大多數帝君都會采納其言。不料，乾隆帝卻一言以拒之，隻說了一句話：“若皇後弟兄犯法，當如之何？”這句話說得太好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怎能因係貴妃之弟而曲法以貸！此話還包含有嚴厲警告傅恒之意：不要以為你是皇後的兄弟，就可超越於王法之外，隻要犯了國法，也將如高恒一樣將你處死！這就是為什麽傅恒聽後竟嚇得魂不附體，“戰栗失色”。乾隆帝依法斬殺高恒，是十分正確的，是頗為英明的。這表明他的確力圖嚴懲貪官，整飭吏治。
二、良卿徇縱劣員斬首示眾方世受銀千兩死於絞刑。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貴州巡撫良卿上折，彈劾威寧州知州劉標運鉛不足額數，短缺一百餘萬斤，並虧工本運價。良卿此折，係因黔省運鉛屢屢遲緩誤期，遭帝多次飭查，而不得不參奏屬員，以卸己責。良卿萬萬不會料到，這份奏折不僅沒有推卸掉自己的責任，反而弄巧成拙，掀起了一場大波，導致連他在內的兩位巡撫問斬，藩、臬二司遭懲。
九月十一日，乾隆帝就良卿之折下諭：據良卿奏稱，承辦銅鉛的威寧州知州劉標，發運鉛斤，短缺百數十萬斤，挨查多無著落，而已領腳價，應辦省局之銅，又複托詞稽緩，抗不解交，顯有侵蝕支飾情弊。劉標著革職拿問，交與該撫嚴行審究，務得實情，定擬具奏。
乾隆帝雖令良卿審理此案，但並不放心，於同一日(九月十一日)又下諭給軍機大臣說：劉標已革職拿問，交良卿審究。但“黔省辦運鉛斤，屢經遲緩誤期，皆由良卿不實力督辦所致。今因節次飭查，始將屬員侵欺等弊，查參塞責”，著傳旨嚴行申飭。劉標一案，現交該撫嚴審，務須徹底根究，訊得實情。“若該撫尚欲存心袒護，曲為劣員開脫，斷難逃朕洞鑒，必將良卿重治其罪。著將此諭令知之”。《清高宗實錄》卷842，頁15.
良卿接到此旨以後，於九月下旬上奏：審訊革職威寧州知州劉標，其虧缺銅本腳價銀四萬八千三百九十餘兩，少鉛七百餘萬斤，又缺工本腳價銀十餘萬兩。請將專管鉛務的糧驛道永泰以及知府馬元烈革職究審，並懇派大臣來黔會審。乾隆帝於十月初四日覽折後降旨：永泰、馬元烈著革職，派內閣學士富察善馳驛前往，會同該撫一並詳查嚴審，究擬具奏。良卿在任四載，屬員承辦銅鉛，虧缺如此之多，漫無覺察，所司何事！著交部嚴加議處。劉標欠項若不能完，即著良卿等三人分賠。同日他又諭告軍機大臣，命傳諭直隸總督楊廷璋，即速派官前往劉標原籍大城縣，將其家產嚴密查封，不許隱匿寄頓，並諭良卿將劉標任所貲財查封。
正當良卿參劾劉標虧空工本腳銀力圖掩蓋己過之時，被其奏請革職之劉標的上級糧驛道永泰，卻向戶部呈報劉標虧空緣由，揭發按察使高積營私枉法之罪，其中有涉及良卿之處。統兵進攻緬甸的副將軍阿桂從軍營發往京師的報匣中，夾有普安州民的訴詞，控告官吏土目借口軍興，私派累民，侵蝕恩賞銀兩等事。乾隆帝知悉後十分生氣，於十月十五日下諭，嚴斥良卿之過，派遣大臣往審。他說：自滇省辦理軍務(攻緬)以來，經由各省，俱特發帑銀賞賚急公奉上之民，屢飭各省巡撫悉心洞察，務使百姓均沾實惠，良卿一再回奏官員胥役“實無絲毫侵擾”之事，今閱普安州民呈詞，所控之事，“款證鑿鑿”，“則前者良卿所奏，全係捏詞欺飾，不可不徹底根究，良卿之罪，實在於此”。永泰揭報高積違法之事，又涉及良卿。此案關係重大，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辦，著湖廣總督吳達善往黔，會同欽派侍郎錢維誠審訊，務令水落石出，“以懲積弊”。如良卿、高積有應革審者，吳達善即一麵奏聞，一麵將二人“革職拘禁，毋任稍有騰挪掩飾及疏虞自戕等事”，並留心訪察良卿任所貲財。《清高宗實錄》卷844，頁43、44、45、46.
此諭下達不久，案情又有新的發展，不僅現任巡撫良卿、按察使高積難逃罪責，前任巡撫方世等官也被牽涉而出。貴州布政使張逢堯於十月進京陛見時，軍機大臣遵旨向其訊問高積販賣水銀之事，張回答說：今年夏季，曾聞船戶言及，他們曾經裝過高按察使的水銀。同月，劉標差人至京赴戶部，呈控銅廠賠累及各上司勒索緣由，並呈出用印底簿一冊，內開各官索銀詳情，其中有前巡撫方世勒索白銀六千餘兩的記載。乾隆帝大怒，於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六日，連下五諭，從三個方麵嚴密追查。其一，審查高積。他說：從張逢堯的回奏，可以肯定，“高積販賣水銀，已實有其事。伊以臬司兼署藩司，乃以藩庫所有水銀，私行販賣，即此一端，已罪無可貸”，著吳達善將其任所貲財嚴密查封，對其嚴審具奏，其寄居蘇州貲財，命兩江總督高晉就近查抄，其原籍閩省的一應田房產業，著閩浙總督崔應階即速嚴密查抄。其二，複審良卿。乾隆帝說：良卿與高積同在省城，“豈有署藩司私賣水銀而巡撫毫無聞見之理，何不早行查奏”？“其中或有知情袒徇及希冀分肥情弊，亦未可定”。著吳達善將良卿因何隱匿不報情由，以及二人平日有無往來密交形跡，嚴審據實具奏，並將良卿任所貲財查抄。其三，革方世職。乾隆帝說：方世簡任巡撫以來，看其辦事尚屬認真，平日為人亦頗謹飭，是以由黔調任湖南巡撫，“不意其勒索屬員，狼藉若此，且公然直索金銀，毫無顧忌，實出情理之外”。著觀音保前往湖南署理巡撫，傳諭方世解任，察其神氣形跡，若有驚惶失措，即一麵具折奏聞，一麵將其押往貴州質審，並嚴密查封其任所貲財。《清高宗實錄》卷845，頁34、35，卷846，頁9、10、11.
十一月二十二日，帝又連下三道旨，指出“高積、良卿需索貪婪一案，業據高積等一一供認”，並究出前任方巡撫亦有索取金銀等事，命將高積等人革職，將方之家人李四及其侄孫方四等人犯拿解黔省質訊，其本籍家產予以查抄。《清高宗實錄》卷847，頁9、10、11.
十二月初七日，乾隆帝又降旨說：“良卿與高積交密往還，並令幕賓通同勾結，肆意侵漁，實出情理之外，不料良卿竟敢如此。督撫與藩臬，至於上下一氣，串通結納，任意營私，將何事不可為，此則甚有關係，不可不審明從重治罪，毋令稍有遁飾。至永泰、馬元烈，為劉標本管上司，豈有饋送遍及撫司，而道府轉無交結之事？”著嚴究定案。《清高宗實錄》卷848，頁15.
在乾隆帝數十道諭旨的指授方略和督責下，欽辦審案的湖廣總督吳達善、侍郎錢維誠、內閣學士富察善，曆時五月餘，對這一案件的事實作了如下結論：巡撫良卿與高積“上下扶同，營私肥，置一切公事於不問”，明知劉標虧帑數逾巨萬，並不早為參劾，直至見事難掩蓋，始作為訪聞舉發，對劉標私自出借之官帑一萬零八百餘兩不予究追，且將其已追出的六千七百餘兩，批令留抵，私填公項，不列入查封款內，“知情故縱，始終掩飾”，普安州民吳國治控告差役許文衡“借差派累”，遭知州陳昶斥責，州民上告到省，良卿轉令被控知州會審；良卿又長支養廉銀一千七百九十餘兩。《清高宗實錄》卷848，頁15，卷849，頁23、28，卷850，頁18.按察使高積收受屬員賄銀，私將藩庫水銀及從廠收買水銀共二萬六千二百斤運往蘇州發賣。布政使張逢堯雖無染指情弊，但徇情透支巡撫良卿養廉銀，己又預支養廉銀九百三十兩，對劉標之虧空不即查參，有失藩司“整飭通省屬員之責”。原任巡撫方世得受劉標銀一千兩，已為其家人方四供認不諱。劉標虧空銅鉛腳價工本共帑銀二十九萬餘兩，自知事將敗露，早於案發之前三四個月，即派侄子、侄婿等親戚帶行裝十七八馱，從四川繞道回籍，並叫家鄉親屬隱匿寄頓，以致官府查抄時，劉標在直隸大城縣之田房地畝，僅值銀四百餘兩，經過多次追查，亦不過值二三萬兩，加上其揭報上司勒索之銀，亦僅二萬兩，其餘二十多萬兩贓銀下落不明，顯係密藏。
乾隆帝覽奏後，陸續下諭，懲處有關案犯。他指責良卿負恩枉法，諭令將其正法說：“前因良卿在熱河道任上，辦事尚知奮勉”，故加恩擢用巡撫，豈料其誌滿意足，又恃地遠或易為欺，其與高積受賄交通，聽任高積販賣水銀，“並任幕友往來無忌，已屬敗檢不法”。至劉標積年虧帑侵公，數達二十餘萬兩，良卿既已明知故縱，並授意令人彌補，複請添移錢局，冀為通融掩覆，及經部駁，知事必敗露，始以一參塞責，又不嚴追虧項，轉批令將出借銀兩私留作抵，不列入查封款內。其於平越府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蝕口袋腳價等事，並不覺察劾究。“是其徇縱劣員，毫無顧忌，致通省效尤，罔知檢束，吏治官方，不可複問”。其普安州民吳國治告官吏科派一案，良卿既不嚴行查辦，又轉令被控之本州知州陳昶一同會審，致使抑勒勸和，敷衍了局。“是其心存消弭，盡喪天良，公行欺罔，並不止於法婪贓，封疆大吏敗裂至此，天理國法尚可複容乎！”良卿著依擬處斬，即於貴州省城，令欽差大臣監視正法，“俾各省督撫共知炯戒”！其子富多、富永，著銷去旗籍，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為奴。②⑤《清高宗實錄》卷852，頁2、3、27，3，25.
乾隆帝以方世在黔撫任內，婪索劉標貨物，並於開礦一事，受賄盈千，其罪亦無可逭，但其所犯在於得贓，“較之良卿欺君長奸，目無法紀者，尚屬有間”，命將其從寬，改為絞監候，秋後處決。②對於布政使張逢堯，因其“僅以斤斤自守”，不查參劉標，“致貴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至此”，他下諭說，“國家於此等頹廢職守之藩司，將安所用之”，將其革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其經手給予良卿的預支養廉銀及本人借支養廉銀共一千九百二十餘兩，按“十倍賠繳”，以示懲戒。《清高宗實錄》卷849，頁29，卷851，頁13.他因湖廣總督吳達善奏請將良卿、方世、高積、永泰的家產抵補虧帑，不足之銀再由曆任上司分賠，下諭斥責其非說：劉標虧空官帑至二十九萬餘兩之多“為從來侵牟所未有，總由良卿等欺謾長奸，扶同舞弊，以致狼藉至此，因將伊等重治其罪，以昭炯戒。其所查抄家產，乃以懲良卿等之枉法欺公，非為代劉標等抵補虧項”。吳達善並非不知此理，乃竟妄呈此議，其意顯係以此減少曆任上司理應分賠之銀，“一味取悅沽名”，殊為謬誤。“著將此折擲還，交吳達善等另行改議具奏”。《清高宗實錄》卷855，頁9、10.他還諭令將劉標父子“嚴加刑審，實力窮詰，務令其於虧缺之數，逐一指出，實有著落”。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