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4)
第二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諭：閱恒文供詞，內稱購金係欲備方物進貢，與郭一裕商議，據郭說：“滇省惟金較貴重，我擬製金手四個進貢。”因此，令標員明柱向巡撫衙門領取金樣式，購金製造，以備進貢，等語。前曾屢次降旨，禁止群臣貢獻，即使督撫上貢方物，亦不過茗柑食品等物，或遇國家大慶，間有進獻書畫玩器，以示慶祝，從未有以金器進貢者。乃恒文藉詞進貢金銀，勒派屬員，短價購買，冀圖餘利，“以致喧傳闔省，殊玷官箴”。但郭一裕既以進貢金器慫恿總督，隨以購金參奏恒文，“是複何心？”著劉統勳、定長將此情節，逐一秉公研訊。至於恒文的家人，或偶爾需索，尚可諉為耳目不周，乃金銀贓物，計值累千，“是其網利營私，稔惡盈貫，何得僅以失察為解？”著一並嚴審具奏。②《清高宗實錄》卷540，頁4、5，8、9.
過了一天，六月初三日，乾隆帝又下諭講郭一裕劾奏恒文之事。他說：恒文身為大臣，借口進獻，勒派屬員，短價取利，罪固難逃。但果如恒文所供，則郭一裕先以金樣式給恒文看，繼乃以購金參劾總督，又明知金不可進獻，必遭嚴譴，乃告恒文以今年不進，“竟似恒文全墜其術中者，此乃市井所不為，豈大吏同事一方，而竟出此！”或係郭一裕先曾製備貢，後因恒文紛紛購金，闔省喧傳，恐彼此俱致敗露，遂不複進獻，“而轉以參劾恒文，為先發計，亦未可知”。郭一裕有否購金製，買自何人，未進之金何在？著劉統勳等人“務將此中實在情節，悉心詳審，即行具奏”。②。
七月初一日，乾隆帝再次下諭，斥責郭一裕奸險取巧，將其解任，來京候旨。他說：“讀了劉統勳等官審訊郭一裕與恒文商量貢金的奏折。恒文身為總督，乃借貢獻為名，縱其欲壑”，現據查出贓私累累，應俟各案審明，按律治罪。至於郭一裕，先以貢金慫恿恒文，並呈示式樣，後見闔省喧傳，乃先發製人，“冀立身於不敗，跡其所供，行險取巧情狀，一一畢露”。“伊本屬小器”，前於山東巡撫任內來京陛見時，曾麵奏家計本足自給，且久曆外任，願進銀一萬兩為工程之用。“朕聽之駭然，深斥責其非”，今觀其先購金置預備進貢，“其病根深錮，是以隨處發露耳”。且其購金亦委派司道辦理，“即雲照數發價”，而以司道大員，供督撫私役，成何政體！郭一裕深負封疆之寄，著解任來京候旨。布政使納世通、按察使沈嘉征，遇督撫有此等事情，乃“匿不以聞，惟事迎合上司”，著交部嚴加議處具奏。隨即令革其職。《清高宗實錄》卷542，頁2、3.
乾隆帝對郭一裕的這樣處理，是頗為謬誤的。恒文之罪，不在於其購金製造金手以備進貢，貢品奢侈，不過遭帝斥責而已，構不成大罪。恒文之所以被定為有罪，是因其借買金為辭，勒派屬員短價購買，借此牟利，以及縱容家人收受門禮納取賄銀，是犯下了貪婪之罪，而不是進貢之罪，進貢不能定罪。這一點，乾隆帝不會不知，他曾多次因臣僚進獻貢品奢侈豪華而拒收其物，降旨訓誡，但也不過是訓誡而已，並未將此定為大罪革職嚴審。前述諭旨也列舉了郭一裕奏進銀一萬兩之事，亦僅僅予以申斥，並未將郭革職懲辦。作為封疆大臣，郭一裕是不應該以進獻厚禮來博取皇上歡心，但此僅係作風欠妥的問題，應予嚴斥，可是不宜以此來定其罪。更重要的是，郭一裕是因參劾恒文之罪，而被恒文供出商製金之事，即使此事屬實，也不能說郭一裕是“行險取巧”，“先發製人”，有意陷害恒文，最多不過是做法欠妥、欲貢重禮取悅皇上而已，談不上犯了什麽大罪。權衡主從輕重，是郭一裕參劾恒文之後，才查明任至總督大臣的恒文，竟是一個贓私累萬的大貪官，應當說郭是立下了一大功，對整頓吏治頗為有益，為民除去了一個大的吸血鬼，為朝廷清理出一個奸臣，應予重重獎賞。可是乾隆帝不知是出於什麽考慮，竟緊緊抓住恒文供稱與郭商議製造金手一事，大做文章，一再下諭，吹毛求疵，連捐銀萬兩的老賬都翻了出來，硬將郭說成為有意陷害總督的奸詐小人，還罷其巡撫之官，責令欽差尚書嚴查其貪婪苛民之事，好像不將郭一裕定成貪贓枉法的贓官，難解心中之恨。雖然他曾專門辯稱此舉不是偏滿輕漢，斥責外人所說“郭一裕以漢人參滿洲，是以兩敗俱傷”之言是“謬誤”的，②《清高宗實錄》卷542，頁3，10、11.但揆諸上述諭旨，很難使人信服，他的這番辯解，顯然是軟弱無力的。
也許乾隆帝逐漸意識到此舉有些欠妥，因此於下諭罷免郭一裕之職後的第四天，七月初五日，他又下一諭說：前因郭一裕供稱製購金時是“照數發價”，但此外有無贓私，難以置信，故諭令劉統勳“據實窮究，如應查封，即將伊任所查封”。劉統勳奉旨後，應秉公查辦，如郭不能潔身自愛，貪汙不法，亦如恒文之負恩，自當將其家財查封，請旨治罪。若無此情，“而因朕已降旨，遂有意苛求，遽將伊任所貲財封禁，則是全不識事理之輕重矣。此事關於政體官常者甚大，必虛公研究，方能情罪允當”。②。
乾隆帝雖想作些調整，欲圖略微減少一點壓力，讓欽差大臣審案稍稍公正一點，但大臣皆知帝意，哪能擬議公允。八月初，劉統勳之折到京。劉奏稱：奉旨查審郭一裕一案，“訊明郭一裕詐偽貪鄙款跡，按律擬流”，並請查封郭之家產。照說，劉統勳還算辦事較公之臣，他雖接到令郭解任對其嚴審之旨，擬議意見不能不受諭旨約束，相當苛刻，但在查證問題時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沒有嚴刑逼問誘供逼供，沒有硬給郭栽上莫須有的贓銀巨萬的大罪，而是如實上奏。乾隆帝於八月初四日下諭拒絕其議說，郭一裕與恒文，各有應得之罪，而輕重不同。恒文贓私累累，眾證確鑿，家產自應查封，以懲貪黷。而郭一裕不過交屬員代買物件，短發之錢不及百金，更有將原物退還者。即其令屬員修造花廳，亦隻數百兩，較之恒文，情罪亦應有所差別，若一律抄家，“殊不足以服其心”，已傳諭定長，將郭貲財照舊給還，不必查封。《清高宗實錄》卷544，頁11.
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乾隆帝下諭，列舉恒文、郭一裕之罪，勒令恒文自盡，革郭之職，發往軍台效力。他說：根據劉統勳、定長的查審和上奏，恒文令屬員買金，短發金價，巡查營伍，縱容家人勒索門禮等款，“俱屬確實”，恒文任所貲財多至數萬兩。恒文並非素封之家，其曆任封疆不過二三年，養廉銀除用於一歲公用及往來盤費外，“即極為節嗇，亦何能若是之多，是其平日居官之？簋不飭，不待言矣”。昨劉統勳麵奏，尚認為恒文之敗檢，皆由於家人恣橫所致，“其意似為恒文卸罪者，此則所見非是”。恒文果以潔清律己，奴仆下人焉敢如此肆行無忌。況且勒索門禮即係家人所為，而購金短價，受屬員饋送，“豈亦家人教之耶？”恒文深負朕恩，情罪重大，若“曲為寬宥，其何以飭官方而肅吏治！”著派侍衛三泰、紮拉豐阿馳驛前往，於解送所至之地，即將此旨宣諭，“賜令自盡”。郭―裕為人，“本屬庸鄙”，前歲曾麵奏願捐養廉羨餘銀一萬兩，到滇後又有購金製之舉，“惟以聲色貨利殖產營運為事”，深忝封疆之任，但其在官，尚不致如恒文之狼藉，同係購金，發價並未短扣。郭一裕著革職，從寬發往軍台效力，“以為大吏鄙瑣者戒”。《清高宗實錄》卷546，頁22、23、24.不久，又以署雲貴總督定長請免予處分署玉屏縣知縣趙沁等十五員，因其係被恒文之家人趙二等勒索銀兩，並複自首，不必革職罷官，予下諭斥責其非說：上司家人需索屬員，例有明禁，該知州、知縣等官員，果能持正不阿，則應一麵鎖拿需索的家人，一麵據實稟聞上司，聽其懲治，即或上司袒護家奴，地方官可直揭部科，據情詳查，對“如此大有風力之員”，“朕不但加意保全，且將召見而擢用之矣”。乃趙沁等官，始則被惡奴勒索，甘心賄送，及至恒文敗露之後，經署督行文飭查，始行報出，焉能藉稱自首得免吏議不至去任？趙沁等十五位官員，俱著交部察議。《清高宗實錄》卷547，頁20、21.不久吏部奏準，趙沁等十四員降一級留任，其餘永昌知府佛德、臨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八人亦分別被懲罰。
恒文、郭一裕之案，至此總算了結了。恒文、郭一裕二人，原本企圖貢獻珍品取悅於帝，不料弄巧成拙，求福得禍。恒文因此而醜跡敗露，從一個飛黃騰達的治政能臣、從一品大員，一變而為贓私累累、聲名狼藉、違法致死的大貪官，人死家破又財空。郭一裕險被定為汙吏，幾經周折，最後被皇上定為庸鄙奸險投機取巧之小人，革職罷官，發往軍台效力。
乾隆帝嚴懲恒文，拒絕劉統勳寬免恒文罪過之議，以及處治饋送總督賄銀的趙沁等十五位州縣官員，以懲貪風，肅吏治，是十分正確的。隻要是貪贓橫行，違犯國法，就應加以製裁，哪怕恒文是貴為總督的滿人、蒙帝擢升的能臣，也不能逃漏於法網之外，而被按律處死籍沒，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他對郭一裕的發落，卻甚為不妥，頗欠公允，這樣一來，恐將使漢宮緘口，不敢彈劾滿員大臣，以免兩敗俱傷，自身遭受橫禍，其消極的影響，不宜低估。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或者出於其他的考慮，乾隆帝於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下諭說：郭一裕之派屬員買金，雖亦不能算是無罪，但恒文之事，實由郭一裕舉發，郭前在部呈請贖未準，恐將來各省督撫有貪婪之事，“同官以事相幹涉，懼於己有礙，轉不據實入告，將無由發覺，其何以明國憲而儆官邪耶！”郭一裕著加恩準其納贖。《清高宗實錄》卷550，頁9.數年以後，帝賜予郭一裕三品銜，授河南按察使。這樣一來，總算作了一些調整和修改。
五、山東巡撫蔣洲貪婪命喪法場。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連下二諭，命督修山東運河工程的刑部尚書劉統勳前往山西，查審移任山東巡撫的原山西巡撫蔣洲之貪汙案件。他在諭中講道：據山西巡撫塔永寧奏，蔣洲於山西任內，侵用帑銀二萬餘兩，升任時，勒派全省屬員彌補，並賣壽陽縣木植賠補，“此事實出情理之外，為之駭然”，必須徹底清查。查審此案，非劉統勳不可，著劉統勳即傳旨，將蔣洲革職拿問，帶往山西，並塔永寧劾疏內提到的楊文龍等人，一並嚴審定擬具奏，其任所字跡貲財，一並查明奏聞。《清高宗實錄》卷548，頁11、12.
乾隆帝所講看過奏疏後“為之駭然”，是有原因的。因為案犯蔣洲既非小小七品芝麻官，而是從二品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撫移任山東巡撫，又非寒門小戶貧寒鄉民，而是書香門第宰相之子。蔣洲之父蔣廷錫，是雲貴總督蔣陳錫之弟，工詩善畫，以舉人、進士供奉內廷，事聖祖內直二十餘年，任至內閣學士。隨後，廷錫更受到世宗的賞識和提拔，六年之內，由內閣學士遷禮部侍郎，晉戶部尚書，兼領兵部尚書，拜文華殿大學士，兼領戶部，並蒙授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雍正十年病故，諡文肅。廷錫政績卓著，秉公執正，史稱其“明練恪謹，被恩禮始終”。蔣洲之兄蔣溥，雍正七年由舉人、進士、庶吉士，直南書房，襲世職，十一年授編修，四遷任內閣學士。乾隆五年蔣溥授吏部侍郎後，曆任湖南巡撫、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兼署吏部尚書、大學士、軍機大臣、兼領戶部，身任要職近三十年，頗有建樹，政績顯然。蔣洲就是憑借父兄之勢及皇上對父、兄之恩寵，由一個小小主事很快就累擢至山西布政使，乾隆二十二年又升任山西巡撫，於同年七月移任山東巡撫。一家之中出二相，四十年的大官要職，姑且不說侵吞帑銀、科索民財、收受賄銀，就是正額薪俸、養廉，皇上恩賜，屬員獻納，督撫饋遺，門生敬奉，等等收入，為數也十分可觀，這樣富豪高貴的家庭，怎會出現貪官汙吏？父、兄皆係科甲出身，任至大學士，自應正身律己齊家，嚴教子弟，其子、其弟怎能喪失廉恥見利忘義？所以，乾隆帝不禁因蔣洲之貪婪而“為之駭然”！
過了十一天，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再諭軍機大臣：據塔永寧奏：蔣洲任內，一切舞弊納賄之事，皆其幕友吳姓及管門家人黃姓、馬姓等從中經手，已秘谘山東署撫，提犯人解送山西，等語。吳姓諸人均係此案要犯，著傳諭山東巡撫鶴年即速嚴拿，委員解晉，交劉統勳歸案嚴審，務該委員嚴加防範，迅速解送，勿使該犯逃脫，或畏罪自戕。
過了一天，六月初三日，乾隆帝又下諭講郭一裕劾奏恒文之事。他說：恒文身為大臣，借口進獻，勒派屬員，短價取利，罪固難逃。但果如恒文所供，則郭一裕先以金樣式給恒文看，繼乃以購金參劾總督，又明知金不可進獻，必遭嚴譴，乃告恒文以今年不進，“竟似恒文全墜其術中者，此乃市井所不為，豈大吏同事一方，而竟出此！”或係郭一裕先曾製備貢，後因恒文紛紛購金，闔省喧傳，恐彼此俱致敗露，遂不複進獻，“而轉以參劾恒文，為先發計，亦未可知”。郭一裕有否購金製，買自何人，未進之金何在？著劉統勳等人“務將此中實在情節，悉心詳審，即行具奏”。②。
七月初一日，乾隆帝再次下諭，斥責郭一裕奸險取巧，將其解任，來京候旨。他說：“讀了劉統勳等官審訊郭一裕與恒文商量貢金的奏折。恒文身為總督，乃借貢獻為名，縱其欲壑”，現據查出贓私累累，應俟各案審明，按律治罪。至於郭一裕，先以貢金慫恿恒文，並呈示式樣，後見闔省喧傳，乃先發製人，“冀立身於不敗，跡其所供，行險取巧情狀，一一畢露”。“伊本屬小器”，前於山東巡撫任內來京陛見時，曾麵奏家計本足自給，且久曆外任，願進銀一萬兩為工程之用。“朕聽之駭然，深斥責其非”，今觀其先購金置預備進貢，“其病根深錮，是以隨處發露耳”。且其購金亦委派司道辦理，“即雲照數發價”，而以司道大員，供督撫私役，成何政體！郭一裕深負封疆之寄，著解任來京候旨。布政使納世通、按察使沈嘉征，遇督撫有此等事情，乃“匿不以聞，惟事迎合上司”，著交部嚴加議處具奏。隨即令革其職。《清高宗實錄》卷542，頁2、3.
乾隆帝對郭一裕的這樣處理，是頗為謬誤的。恒文之罪，不在於其購金製造金手以備進貢，貢品奢侈，不過遭帝斥責而已，構不成大罪。恒文之所以被定為有罪，是因其借買金為辭，勒派屬員短價購買，借此牟利，以及縱容家人收受門禮納取賄銀，是犯下了貪婪之罪，而不是進貢之罪，進貢不能定罪。這一點，乾隆帝不會不知，他曾多次因臣僚進獻貢品奢侈豪華而拒收其物，降旨訓誡，但也不過是訓誡而已，並未將此定為大罪革職嚴審。前述諭旨也列舉了郭一裕奏進銀一萬兩之事，亦僅僅予以申斥，並未將郭革職懲辦。作為封疆大臣，郭一裕是不應該以進獻厚禮來博取皇上歡心，但此僅係作風欠妥的問題，應予嚴斥，可是不宜以此來定其罪。更重要的是，郭一裕是因參劾恒文之罪，而被恒文供出商製金之事，即使此事屬實，也不能說郭一裕是“行險取巧”，“先發製人”，有意陷害恒文，最多不過是做法欠妥、欲貢重禮取悅皇上而已，談不上犯了什麽大罪。權衡主從輕重，是郭一裕參劾恒文之後，才查明任至總督大臣的恒文，竟是一個贓私累萬的大貪官，應當說郭是立下了一大功，對整頓吏治頗為有益，為民除去了一個大的吸血鬼，為朝廷清理出一個奸臣，應予重重獎賞。可是乾隆帝不知是出於什麽考慮，竟緊緊抓住恒文供稱與郭商議製造金手一事，大做文章，一再下諭，吹毛求疵，連捐銀萬兩的老賬都翻了出來，硬將郭說成為有意陷害總督的奸詐小人，還罷其巡撫之官，責令欽差尚書嚴查其貪婪苛民之事，好像不將郭一裕定成貪贓枉法的贓官，難解心中之恨。雖然他曾專門辯稱此舉不是偏滿輕漢，斥責外人所說“郭一裕以漢人參滿洲，是以兩敗俱傷”之言是“謬誤”的，②《清高宗實錄》卷542，頁3，10、11.但揆諸上述諭旨，很難使人信服，他的這番辯解，顯然是軟弱無力的。
也許乾隆帝逐漸意識到此舉有些欠妥，因此於下諭罷免郭一裕之職後的第四天，七月初五日，他又下一諭說：前因郭一裕供稱製購金時是“照數發價”，但此外有無贓私，難以置信，故諭令劉統勳“據實窮究，如應查封，即將伊任所查封”。劉統勳奉旨後，應秉公查辦，如郭不能潔身自愛，貪汙不法，亦如恒文之負恩，自當將其家財查封，請旨治罪。若無此情，“而因朕已降旨，遂有意苛求，遽將伊任所貲財封禁，則是全不識事理之輕重矣。此事關於政體官常者甚大，必虛公研究，方能情罪允當”。②。
乾隆帝雖想作些調整，欲圖略微減少一點壓力，讓欽差大臣審案稍稍公正一點，但大臣皆知帝意，哪能擬議公允。八月初，劉統勳之折到京。劉奏稱：奉旨查審郭一裕一案，“訊明郭一裕詐偽貪鄙款跡，按律擬流”，並請查封郭之家產。照說，劉統勳還算辦事較公之臣，他雖接到令郭解任對其嚴審之旨，擬議意見不能不受諭旨約束，相當苛刻，但在查證問題時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沒有嚴刑逼問誘供逼供，沒有硬給郭栽上莫須有的贓銀巨萬的大罪，而是如實上奏。乾隆帝於八月初四日下諭拒絕其議說，郭一裕與恒文，各有應得之罪，而輕重不同。恒文贓私累累，眾證確鑿，家產自應查封，以懲貪黷。而郭一裕不過交屬員代買物件，短發之錢不及百金，更有將原物退還者。即其令屬員修造花廳，亦隻數百兩，較之恒文，情罪亦應有所差別，若一律抄家，“殊不足以服其心”，已傳諭定長，將郭貲財照舊給還，不必查封。《清高宗實錄》卷544，頁11.
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乾隆帝下諭，列舉恒文、郭一裕之罪，勒令恒文自盡，革郭之職，發往軍台效力。他說：根據劉統勳、定長的查審和上奏，恒文令屬員買金，短發金價，巡查營伍，縱容家人勒索門禮等款，“俱屬確實”，恒文任所貲財多至數萬兩。恒文並非素封之家，其曆任封疆不過二三年，養廉銀除用於一歲公用及往來盤費外，“即極為節嗇，亦何能若是之多，是其平日居官之？簋不飭，不待言矣”。昨劉統勳麵奏，尚認為恒文之敗檢，皆由於家人恣橫所致，“其意似為恒文卸罪者，此則所見非是”。恒文果以潔清律己，奴仆下人焉敢如此肆行無忌。況且勒索門禮即係家人所為，而購金短價，受屬員饋送，“豈亦家人教之耶？”恒文深負朕恩，情罪重大，若“曲為寬宥，其何以飭官方而肅吏治！”著派侍衛三泰、紮拉豐阿馳驛前往，於解送所至之地，即將此旨宣諭，“賜令自盡”。郭―裕為人，“本屬庸鄙”，前歲曾麵奏願捐養廉羨餘銀一萬兩，到滇後又有購金製之舉，“惟以聲色貨利殖產營運為事”，深忝封疆之任，但其在官，尚不致如恒文之狼藉，同係購金，發價並未短扣。郭一裕著革職，從寬發往軍台效力，“以為大吏鄙瑣者戒”。《清高宗實錄》卷546，頁22、23、24.不久，又以署雲貴總督定長請免予處分署玉屏縣知縣趙沁等十五員，因其係被恒文之家人趙二等勒索銀兩，並複自首，不必革職罷官，予下諭斥責其非說：上司家人需索屬員，例有明禁，該知州、知縣等官員，果能持正不阿，則應一麵鎖拿需索的家人，一麵據實稟聞上司，聽其懲治，即或上司袒護家奴，地方官可直揭部科，據情詳查，對“如此大有風力之員”，“朕不但加意保全，且將召見而擢用之矣”。乃趙沁等官，始則被惡奴勒索，甘心賄送，及至恒文敗露之後，經署督行文飭查，始行報出，焉能藉稱自首得免吏議不至去任？趙沁等十五位官員，俱著交部察議。《清高宗實錄》卷547，頁20、21.不久吏部奏準，趙沁等十四員降一級留任，其餘永昌知府佛德、臨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八人亦分別被懲罰。
恒文、郭一裕之案，至此總算了結了。恒文、郭一裕二人，原本企圖貢獻珍品取悅於帝，不料弄巧成拙，求福得禍。恒文因此而醜跡敗露，從一個飛黃騰達的治政能臣、從一品大員，一變而為贓私累累、聲名狼藉、違法致死的大貪官，人死家破又財空。郭一裕險被定為汙吏，幾經周折，最後被皇上定為庸鄙奸險投機取巧之小人，革職罷官，發往軍台效力。
乾隆帝嚴懲恒文，拒絕劉統勳寬免恒文罪過之議，以及處治饋送總督賄銀的趙沁等十五位州縣官員，以懲貪風，肅吏治，是十分正確的。隻要是貪贓橫行，違犯國法，就應加以製裁，哪怕恒文是貴為總督的滿人、蒙帝擢升的能臣，也不能逃漏於法網之外，而被按律處死籍沒，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他對郭一裕的發落，卻甚為不妥，頗欠公允，這樣一來，恐將使漢宮緘口，不敢彈劾滿員大臣，以免兩敗俱傷，自身遭受橫禍，其消極的影響，不宜低估。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或者出於其他的考慮，乾隆帝於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下諭說：郭一裕之派屬員買金，雖亦不能算是無罪，但恒文之事，實由郭一裕舉發，郭前在部呈請贖未準，恐將來各省督撫有貪婪之事，“同官以事相幹涉，懼於己有礙，轉不據實入告，將無由發覺，其何以明國憲而儆官邪耶！”郭一裕著加恩準其納贖。《清高宗實錄》卷550，頁9.數年以後，帝賜予郭一裕三品銜，授河南按察使。這樣一來，總算作了一些調整和修改。
五、山東巡撫蔣洲貪婪命喪法場。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連下二諭，命督修山東運河工程的刑部尚書劉統勳前往山西，查審移任山東巡撫的原山西巡撫蔣洲之貪汙案件。他在諭中講道：據山西巡撫塔永寧奏，蔣洲於山西任內，侵用帑銀二萬餘兩，升任時，勒派全省屬員彌補，並賣壽陽縣木植賠補，“此事實出情理之外，為之駭然”，必須徹底清查。查審此案，非劉統勳不可，著劉統勳即傳旨，將蔣洲革職拿問，帶往山西，並塔永寧劾疏內提到的楊文龍等人，一並嚴審定擬具奏，其任所字跡貲財，一並查明奏聞。《清高宗實錄》卷548，頁11、12.
乾隆帝所講看過奏疏後“為之駭然”，是有原因的。因為案犯蔣洲既非小小七品芝麻官，而是從二品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撫移任山東巡撫，又非寒門小戶貧寒鄉民，而是書香門第宰相之子。蔣洲之父蔣廷錫，是雲貴總督蔣陳錫之弟，工詩善畫，以舉人、進士供奉內廷，事聖祖內直二十餘年，任至內閣學士。隨後，廷錫更受到世宗的賞識和提拔，六年之內，由內閣學士遷禮部侍郎，晉戶部尚書，兼領兵部尚書，拜文華殿大學士，兼領戶部，並蒙授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雍正十年病故，諡文肅。廷錫政績卓著，秉公執正，史稱其“明練恪謹，被恩禮始終”。蔣洲之兄蔣溥，雍正七年由舉人、進士、庶吉士，直南書房，襲世職，十一年授編修，四遷任內閣學士。乾隆五年蔣溥授吏部侍郎後，曆任湖南巡撫、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兼署吏部尚書、大學士、軍機大臣、兼領戶部，身任要職近三十年，頗有建樹，政績顯然。蔣洲就是憑借父兄之勢及皇上對父、兄之恩寵，由一個小小主事很快就累擢至山西布政使，乾隆二十二年又升任山西巡撫，於同年七月移任山東巡撫。一家之中出二相，四十年的大官要職，姑且不說侵吞帑銀、科索民財、收受賄銀，就是正額薪俸、養廉，皇上恩賜，屬員獻納，督撫饋遺，門生敬奉，等等收入，為數也十分可觀，這樣富豪高貴的家庭，怎會出現貪官汙吏？父、兄皆係科甲出身，任至大學士，自應正身律己齊家，嚴教子弟，其子、其弟怎能喪失廉恥見利忘義？所以，乾隆帝不禁因蔣洲之貪婪而“為之駭然”！
過了十一天，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再諭軍機大臣：據塔永寧奏：蔣洲任內，一切舞弊納賄之事，皆其幕友吳姓及管門家人黃姓、馬姓等從中經手，已秘谘山東署撫，提犯人解送山西，等語。吳姓諸人均係此案要犯，著傳諭山東巡撫鶴年即速嚴拿，委員解晉，交劉統勳歸案嚴審，務該委員嚴加防範，迅速解送，勿使該犯逃脫，或畏罪自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