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2)
又過了一天，五月十九日，欽差吏部右侍郎楊嗣等人的奏折到京，奏稱：奉旨查審薩哈諒“貪婪不法，款跡確鑿”，照律計贓擬罪。乾隆帝降旨：薩哈諒前任廣東布政使，聲名不好，且趨奉鄂彌達，故朕將其左遷山西按察使，繼因山西布政使缺出，一時不得其人，將其補授，以觀後效。今楊嗣等人的本內談到，薩哈諒在臬司任內，已有劣款種種，及升任藩司，婪贓尤多，共計一千六百餘兩，且實係科派屬員，重收尾封，贓私入己，並非公項餘銀應報不報者可比。當時庫吏言稱舊例所無，力行稟阻，而薩哈諒斥其膽小，悍然不顧，“則其始終狡詐，藐法負恩，罪實難逭”，著“三法司從重定擬，以昭炯戒”。②。
刑部等衙門遵旨議奏，請將喀爾欽擬斬立決，將薩哈諒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帝批準此議，喀爾欽解到刑部後，立即正法。
乾隆帝乘此時機，於五月二十八日連下兩道諭旨，狠煞貪風，整頓吏治。他在第一道諭旨中，列舉山西官員貪婪不法苛索民財諸弊，責令他們痛改前非。他說：山西地方，自石麟為巡撫以來，因循舊習，吏治廢弛，繼以薩哈諒、喀爾欽貪縱無忌，而各屬浮收濫取之弊，更相習為固然。如征收地丁錢糧，每兩例加耗羨一錢三分，今加至一錢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錢者，若如此征收，民何以堪。至鄉村編氓，有以錢納糧者，每兩銀折收大製錢一千零三十文，按時價合算，“計一兩加重二錢有餘，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欲壑”。其他如需索鹽店當商陋規，買取貨物，任意賒欠，短發價值，或勒定官價，苦累行戶，“種種積弊，不一而足”。在晉省官吏中，並非沒有潔己自愛之人，然而“積習已久，效尤成風，故貪黷者常多，廉潔者常少”。“民生吏治，關係匪輕”。朕特施寬大之恩，既往不咎，自今以後，“著嚴行禁革，務使痛改前非，潔己恤民，奉公守法”，若不改悔，朕一聞知，即派大員徹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將大小官員從重治罪，不少寬貸”。《清高宗實錄》卷143，頁19、20.
這道諭旨將山西貪風盛行民難承擔之情，講得十分清楚。僅就地丁錢糧而言，每兩本應隻加耗羨銀一錢三分，而各級官員卻加至一錢八分甚至二錢，每兩地丁賦銀多收了耗羨銀五分至七分。姑按六分銀計，此時山西全省地丁賦銀約為三百萬兩，各級官員利用這一方式多向晉民征收了白銀十八萬兩。再加上“耗外之耗”，鄉村農民和中小地主以錢納糧，每兩多交二錢餘銀子，若按全省三分之二的地丁銀係鄉民所交，則官員又多征銀四五十萬兩。兩項相加，晉省官員僅通過地丁錢糧的加耗和“耗外之耗”，每年就榨取民財六七十萬兩銀子，民何能堪！正如乾隆帝所說：“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欲壑”！
第二道諭旨是訓飭科道官員糾參貪官墨吏。乾隆帝說：科道職司言路，為朝廷耳目，凡有關於民生利弊之事，皆當留心訪察，據實上聞。即如山西巡撫石麟之廢弛，布政使薩哈諒之貪黷，各屬浮收重耗，甚為民累，科道等官每將無幹瑣務陳奏朕前，“而此等緊要大端，並不指實糾參，豈果出於不知耶？抑明知而不言耶？”至本省之人，於本省事務，見聞尤切，知之必悉。給事中盧秉純，本係山西人，石麟蒞任甚久，薩哈諒劣跡多端，“盧秉純豈得推為不知，而並未一經參奏，何也？”現特頒諭旨，通行申飭科道等官，嗣後當留心訪察各省有關民生利弊之事，一有確據，即指實糾參，若知而不奏，必將本省之科道官議處一二人，以示警戒。《清高宗實錄》卷143，頁20、21.
在乾隆帝嚴厲訓飭下，山西巡撫喀爾吉善上疏劾奏婪贓不法之知州、知府章廷、童紱、車敏來、盧壑、龔振等五人。乾隆帝批示：這五人皆革職，其婪贓不法等情，著喀爾吉善嚴審具奏。“山西吏治，甚屬廢弛”，著九卿保舉賢員前往，擔任知府、直隸州知州。《清高宗實錄》卷144，頁6.乾隆帝又將不行訪察題參薩哈諒之原山西巡撫石麟，給予革任的處分。
二、盧焯納銀數萬兩論絞減戍。
乾隆六年三月十四日，即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劾參學政喀爾欽之折到京後的第七天，左都禦史劉吳龍上疏彈劾浙江巡撫盧焯貪贓枉法。劉吳龍奏：聞得浙江巡撫盧焯“營私受賄”。盧焯準理嘉興府桐鄉縣汪姓分家一案，汪姓送知府楊景震銀三萬兩，又托楊轉送盧焯銀五萬兩，“物議沸騰”。總督德沛檄委嘉湖道呂守曾查訪知府劣跡。盧焯一聞消息，恐事發牽連本人，星夜出本，題參知府楊景震，又參劾湖州府烏程縣革職道員費謙流輕信誣奸一案，幕客得銀五百兩後聽送銀者囑托，“顛倒是非”。又運判員缺，嘉興縣知縣閻沛年親送盧焯銀兩千兩，盧即題升其充任。“凡委署州縣，俱有饋送，以缺之大小，為數之多寡”。以上各款，既已風聞，不敢隱瞞，請旨密查。乾隆帝讀後既恨盧焯之貪，又十分高興，降旨嘉獎劉吳龍說：“此奏，卿其秉公察奏。朕以至誠待臣下，不意大臣中竟尚有如此者，亦朕之誠不能感格眾人耳，曷勝愧憤。近日薩哈諒、喀爾欽之事，想卿亦知之矣，此事若虛則可，若實亦惟執法而已矣。朕知卿必不附會此奏，以枉入人罪，亦必不姑息養奸而違道幹譽也。卿其勉之。若有實據，一麵奏聞，一麵具本嚴參。”《清高宗實錄》卷138，頁23、24.
此案與前述薩哈諒、喀爾欽之案相比，有不少奇特之處。從贓銀數量說，薩哈諒為一千六百餘兩，而按劉吳龍所劾，盧焯僅收汪姓之銀就達五萬兩，還不包括其他賄銀，較之薩哈諒，多數十倍，可是薩哈諒一案，從題參到結案，隻用了四個月的時間，而盧焯一案，卻曆時一年零一月有餘，中間還時起風波，原因何在？看來可能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係薩哈諒一案，是乾隆帝先行訪聞巡撫才隨後題參的，皇上親自下達諭旨，揭發此案，定其性質，巡撫、刑部尚書等官怎敢怠慢遲延，怎不依旨而行遵諭審處，結案的時間當然很快。而盧焯一案，卻係言官風聞彈劾，是否屬實，如何定罪，當然要周密調查，細心審理，而且還很難沒有大員為其說情，更增加了定案的難度，非幾易其稿，恐不能定。
另一因素則是盧焯本人的才幹、政績及其曾蒙帝之嘉獎。盧焯是漢軍鑲黃旗人，入貲捐授直隸武邑知縣，縣舊有均徭錢，按田派斂以供差費，而一遇有差，仍按田派夫，民有雙重負擔，盧革除此弊，歸公耗於公，又懲辦把持公務欺淩小民的大莊頭。雍正六年盧解餉入京，蒙世宗召對，即遷江南亳州知州，禁械鬥，清監獄；再遷山東東昌知府，築護城長堤，疏運河，賑恤災民，政績顯著。雍正九年，盧遷督糧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十一年遷布政使，十二年擢福建巡撫。乾隆元年、二年，盧焯奏減福建邵武縣永安所、霞浦縣福寧衛屯田征米科則，豁除侯官諸縣額缺田地，減免平和、永安、清流諸縣攤餘丁銀，又教民蠶織，疏浚省會的城河。乾隆三年調浙江巡撫兼鹽政，盧焯奏請停仁和、海寧二縣草塘歲修銀，減嘉興府所屬七縣銀米十分之二，請禁商人短秤，飭州縣捕私鹽毋擾民，毋捕肩挑小販，鹽場征課不得用刑追索。盧又減鹽價，免米稅，廣學額，“革官價買物之陋規”，“浙人實受其惠”。盧並請改海寧草塘為石塘，籌備塘河運石。尖山壩為浙省屏障，日久將傾，乾隆四年盧焯奏準築尖山大壩，“工料悉照民價，兵夫匠役給以飯食，不時犒賞”，很快完工，對護衛浙民免遭水災起了很大的作用。盧對浙省縉紳予以優遇，“舉鄉賢名宦，絡繹不絕”。盧焯之政績曾蒙二帝嘉獎，世宗賜其以“文瀾學海”之匾。乾隆帝親書尖山壩之碑文，盛讚其功說：“尖山壩工，上廑先帝宵旰焦勞，封疆大吏不數月告成，用慰朕心。”《清高宗實錄》卷79，頁12；《清代碑傳全集》卷71，陳弘謀：《湖北巡撫盧先生焯暨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合葬墓誌銘》；袁枚：《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清史稿》卷337，《盧焯傳》。可能是由於這些原因，乾隆帝在看到左都禦史劉吳龍的彈章三個多月後，才於六年六月十六日下諭說：浙江巡撫盧焯著解任，所有參奏情節，令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逐一查審具奏。過了十三天，六月二十九日閩浙總督德沛參劾盧焯“營私受賄各款跡”的奏折才送到京師，乾隆帝批令德沛、旺紮勒嚴審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45，頁1、24.
又過了五天，七月初五日，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策楞之折到京。策楞奏：原任總督郝玉麟、調任巡撫盧焯，在任期間，“並無政聲，？簋不飭”，乃均於閩省“肖像置牌，附供生祠數處”，郝玉麟還專立生祠書院一所，違犯定例，且恐流傳日久，賢否難辨，於朝廷激揚之道兩相悖戾。乾隆帝批示：此奏甚是，有旨諭部。郝玉麟在閩督任內，並未實心辦事，與盧焯朋比行私，閩省吏治廢弛，皆二人之罪。可察其在任內有無私弊或工程錢糧不清之處，若有可參之處，具折奏來。③《清高宗實錄》卷146，頁10，10、11.
同一天，他又就生祠一事下諭：外省官員，現任之時，不許建立生祠，例有明禁。若去任之後，“實有功德在人”，當地官民建祠“以誌去思者”，準予留存，此外一概不準。因為，此等生祠之建，多係出於下屬獻媚逢迎，及地方紳縉與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斂費，上以結交官長，下以私飽其囊，而非出於言論之同懿德之好也。最近訪聞外省此風尚未盡革，郝玉麟、盧焯在閩省建立生祠書院，肖像置牌，妄行崇奉。閩省如此，其他各省亦恐相同，著各省督撫秉公查核，以定各類生祠之去留存拆。③。
八月二十七日，奉旨審理盧焯之案的閩浙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的奏折到京，言及“盧焯狡飾支吾，供詞閃爍，請革職刑訊”。乾隆帝批準其請。《清高宗實錄》卷149，頁13.這就使此案的審理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此之前，盧焯雖被左都禦史劉吳龍和閩浙總督德沛參劾，奉旨被審，但仍官居巡撫要職，仍係從二品封疆大臣，而且因其築尖山壩等事有利於民，紳民擁戴，因此，盧焯可能存有僥幸之心，幻想支吾過去，審案者也礙於其係二品大員，不便嚴究，故曆時二月，一方是“狡飾支吾”，另一方是難壓欽犯，審理無法進行。現在，形勢大變，皇上諭令革盧焯之職，用刑拷問，這便很明確地表明了乾隆帝對此案的態度和對盧焯的看法，已欽定其為貪官，欽差大臣就可放手行事，盧焯的幻想也就破滅，隻好考慮認贓服罪之事了。
閩浙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嚴厲審問盧焯、升任山西布政使的原嘉湖道呂守曾、嘉興府知府楊景震及其他有關人員，動用大刑，但進展並不快，德沛又對盧焯家有所安撫。乾隆帝甚為不滿，屢次降旨申飭德沛、旺紮勒。十一月初，浙江布政使安寧就此上奏說：浙省審理參革巡撫盧焯等人之案，“可以結而不結，不當嚴而過嚴，督臣、欽差不能和衷共濟”。帝讚其言，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批示：“若此據實陳奏，朕實嘉悅覽之。朕早聞其如是，亦已降旨矣。”同一天，他諭告大學士：德沛、旺紮勒承審盧焯婪贓一案，“種種不協之處，已屢降旨訓諭矣”。近聞山西布政使呂守曾已經自縊，此固本人畏罪所致，亦由承審官辦理不善之故。又聞，初審時，甚為嚴刻，案外拖連多人，案內要犯監斃數人，“且有嚴刑疊夾，腿骨已碎，尚未招認者”。既如此嚴刻，而德沛又將皮棉衣服數十件送與盧焯家，“是又何意”？盧焯一案，為時已久，該地審辦情由，朕皆得知，為何德沛並未陳奏？況盧焯等自有應得之罪，早應定案，何以稽遲至今？②《清高宗實錄》卷155，頁18、19，24.
刑部等衙門遵旨議奏，請將喀爾欽擬斬立決，將薩哈諒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帝批準此議，喀爾欽解到刑部後，立即正法。
乾隆帝乘此時機，於五月二十八日連下兩道諭旨，狠煞貪風，整頓吏治。他在第一道諭旨中，列舉山西官員貪婪不法苛索民財諸弊，責令他們痛改前非。他說：山西地方，自石麟為巡撫以來，因循舊習，吏治廢弛，繼以薩哈諒、喀爾欽貪縱無忌，而各屬浮收濫取之弊，更相習為固然。如征收地丁錢糧，每兩例加耗羨一錢三分，今加至一錢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錢者，若如此征收，民何以堪。至鄉村編氓，有以錢納糧者，每兩銀折收大製錢一千零三十文，按時價合算，“計一兩加重二錢有餘，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欲壑”。其他如需索鹽店當商陋規，買取貨物，任意賒欠，短發價值，或勒定官價，苦累行戶，“種種積弊，不一而足”。在晉省官吏中，並非沒有潔己自愛之人，然而“積習已久，效尤成風，故貪黷者常多，廉潔者常少”。“民生吏治，關係匪輕”。朕特施寬大之恩，既往不咎，自今以後，“著嚴行禁革，務使痛改前非，潔己恤民，奉公守法”，若不改悔，朕一聞知，即派大員徹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將大小官員從重治罪，不少寬貸”。《清高宗實錄》卷143，頁19、20.
這道諭旨將山西貪風盛行民難承擔之情，講得十分清楚。僅就地丁錢糧而言，每兩本應隻加耗羨銀一錢三分，而各級官員卻加至一錢八分甚至二錢，每兩地丁賦銀多收了耗羨銀五分至七分。姑按六分銀計，此時山西全省地丁賦銀約為三百萬兩，各級官員利用這一方式多向晉民征收了白銀十八萬兩。再加上“耗外之耗”，鄉村農民和中小地主以錢納糧，每兩多交二錢餘銀子，若按全省三分之二的地丁銀係鄉民所交，則官員又多征銀四五十萬兩。兩項相加，晉省官員僅通過地丁錢糧的加耗和“耗外之耗”，每年就榨取民財六七十萬兩銀子，民何能堪！正如乾隆帝所說：“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欲壑”！
第二道諭旨是訓飭科道官員糾參貪官墨吏。乾隆帝說：科道職司言路，為朝廷耳目，凡有關於民生利弊之事，皆當留心訪察，據實上聞。即如山西巡撫石麟之廢弛，布政使薩哈諒之貪黷，各屬浮收重耗，甚為民累，科道等官每將無幹瑣務陳奏朕前，“而此等緊要大端，並不指實糾參，豈果出於不知耶？抑明知而不言耶？”至本省之人，於本省事務，見聞尤切，知之必悉。給事中盧秉純，本係山西人，石麟蒞任甚久，薩哈諒劣跡多端，“盧秉純豈得推為不知，而並未一經參奏，何也？”現特頒諭旨，通行申飭科道等官，嗣後當留心訪察各省有關民生利弊之事，一有確據，即指實糾參，若知而不奏，必將本省之科道官議處一二人，以示警戒。《清高宗實錄》卷143，頁20、21.
在乾隆帝嚴厲訓飭下，山西巡撫喀爾吉善上疏劾奏婪贓不法之知州、知府章廷、童紱、車敏來、盧壑、龔振等五人。乾隆帝批示：這五人皆革職，其婪贓不法等情，著喀爾吉善嚴審具奏。“山西吏治，甚屬廢弛”，著九卿保舉賢員前往，擔任知府、直隸州知州。《清高宗實錄》卷144，頁6.乾隆帝又將不行訪察題參薩哈諒之原山西巡撫石麟，給予革任的處分。
二、盧焯納銀數萬兩論絞減戍。
乾隆六年三月十四日，即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劾參學政喀爾欽之折到京後的第七天，左都禦史劉吳龍上疏彈劾浙江巡撫盧焯貪贓枉法。劉吳龍奏：聞得浙江巡撫盧焯“營私受賄”。盧焯準理嘉興府桐鄉縣汪姓分家一案，汪姓送知府楊景震銀三萬兩，又托楊轉送盧焯銀五萬兩，“物議沸騰”。總督德沛檄委嘉湖道呂守曾查訪知府劣跡。盧焯一聞消息，恐事發牽連本人，星夜出本，題參知府楊景震，又參劾湖州府烏程縣革職道員費謙流輕信誣奸一案，幕客得銀五百兩後聽送銀者囑托，“顛倒是非”。又運判員缺，嘉興縣知縣閻沛年親送盧焯銀兩千兩，盧即題升其充任。“凡委署州縣，俱有饋送，以缺之大小，為數之多寡”。以上各款，既已風聞，不敢隱瞞，請旨密查。乾隆帝讀後既恨盧焯之貪，又十分高興，降旨嘉獎劉吳龍說：“此奏，卿其秉公察奏。朕以至誠待臣下，不意大臣中竟尚有如此者，亦朕之誠不能感格眾人耳，曷勝愧憤。近日薩哈諒、喀爾欽之事，想卿亦知之矣，此事若虛則可，若實亦惟執法而已矣。朕知卿必不附會此奏，以枉入人罪，亦必不姑息養奸而違道幹譽也。卿其勉之。若有實據，一麵奏聞，一麵具本嚴參。”《清高宗實錄》卷138，頁23、24.
此案與前述薩哈諒、喀爾欽之案相比，有不少奇特之處。從贓銀數量說，薩哈諒為一千六百餘兩，而按劉吳龍所劾，盧焯僅收汪姓之銀就達五萬兩，還不包括其他賄銀，較之薩哈諒，多數十倍，可是薩哈諒一案，從題參到結案，隻用了四個月的時間，而盧焯一案，卻曆時一年零一月有餘，中間還時起風波，原因何在？看來可能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係薩哈諒一案，是乾隆帝先行訪聞巡撫才隨後題參的，皇上親自下達諭旨，揭發此案，定其性質，巡撫、刑部尚書等官怎敢怠慢遲延，怎不依旨而行遵諭審處，結案的時間當然很快。而盧焯一案，卻係言官風聞彈劾，是否屬實，如何定罪，當然要周密調查，細心審理，而且還很難沒有大員為其說情，更增加了定案的難度，非幾易其稿，恐不能定。
另一因素則是盧焯本人的才幹、政績及其曾蒙帝之嘉獎。盧焯是漢軍鑲黃旗人，入貲捐授直隸武邑知縣，縣舊有均徭錢，按田派斂以供差費，而一遇有差，仍按田派夫，民有雙重負擔，盧革除此弊，歸公耗於公，又懲辦把持公務欺淩小民的大莊頭。雍正六年盧解餉入京，蒙世宗召對，即遷江南亳州知州，禁械鬥，清監獄；再遷山東東昌知府，築護城長堤，疏運河，賑恤災民，政績顯著。雍正九年，盧遷督糧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十一年遷布政使，十二年擢福建巡撫。乾隆元年、二年，盧焯奏減福建邵武縣永安所、霞浦縣福寧衛屯田征米科則，豁除侯官諸縣額缺田地，減免平和、永安、清流諸縣攤餘丁銀，又教民蠶織，疏浚省會的城河。乾隆三年調浙江巡撫兼鹽政，盧焯奏請停仁和、海寧二縣草塘歲修銀，減嘉興府所屬七縣銀米十分之二，請禁商人短秤，飭州縣捕私鹽毋擾民，毋捕肩挑小販，鹽場征課不得用刑追索。盧又減鹽價，免米稅，廣學額，“革官價買物之陋規”，“浙人實受其惠”。盧並請改海寧草塘為石塘，籌備塘河運石。尖山壩為浙省屏障，日久將傾，乾隆四年盧焯奏準築尖山大壩，“工料悉照民價，兵夫匠役給以飯食，不時犒賞”，很快完工，對護衛浙民免遭水災起了很大的作用。盧對浙省縉紳予以優遇，“舉鄉賢名宦，絡繹不絕”。盧焯之政績曾蒙二帝嘉獎，世宗賜其以“文瀾學海”之匾。乾隆帝親書尖山壩之碑文，盛讚其功說：“尖山壩工，上廑先帝宵旰焦勞，封疆大吏不數月告成，用慰朕心。”《清高宗實錄》卷79，頁12；《清代碑傳全集》卷71，陳弘謀：《湖北巡撫盧先生焯暨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合葬墓誌銘》；袁枚：《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清史稿》卷337，《盧焯傳》。可能是由於這些原因，乾隆帝在看到左都禦史劉吳龍的彈章三個多月後，才於六年六月十六日下諭說：浙江巡撫盧焯著解任，所有參奏情節，令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逐一查審具奏。過了十三天，六月二十九日閩浙總督德沛參劾盧焯“營私受賄各款跡”的奏折才送到京師，乾隆帝批令德沛、旺紮勒嚴審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45，頁1、24.
又過了五天，七月初五日，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策楞之折到京。策楞奏：原任總督郝玉麟、調任巡撫盧焯，在任期間，“並無政聲，？簋不飭”，乃均於閩省“肖像置牌，附供生祠數處”，郝玉麟還專立生祠書院一所，違犯定例，且恐流傳日久，賢否難辨，於朝廷激揚之道兩相悖戾。乾隆帝批示：此奏甚是，有旨諭部。郝玉麟在閩督任內，並未實心辦事，與盧焯朋比行私，閩省吏治廢弛，皆二人之罪。可察其在任內有無私弊或工程錢糧不清之處，若有可參之處，具折奏來。③《清高宗實錄》卷146，頁10，10、11.
同一天，他又就生祠一事下諭：外省官員，現任之時，不許建立生祠，例有明禁。若去任之後，“實有功德在人”，當地官民建祠“以誌去思者”，準予留存，此外一概不準。因為，此等生祠之建，多係出於下屬獻媚逢迎，及地方紳縉與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斂費，上以結交官長，下以私飽其囊，而非出於言論之同懿德之好也。最近訪聞外省此風尚未盡革，郝玉麟、盧焯在閩省建立生祠書院，肖像置牌，妄行崇奉。閩省如此，其他各省亦恐相同，著各省督撫秉公查核，以定各類生祠之去留存拆。③。
八月二十七日，奉旨審理盧焯之案的閩浙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的奏折到京，言及“盧焯狡飾支吾，供詞閃爍，請革職刑訊”。乾隆帝批準其請。《清高宗實錄》卷149，頁13.這就使此案的審理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此之前，盧焯雖被左都禦史劉吳龍和閩浙總督德沛參劾，奉旨被審，但仍官居巡撫要職，仍係從二品封疆大臣，而且因其築尖山壩等事有利於民，紳民擁戴，因此，盧焯可能存有僥幸之心，幻想支吾過去，審案者也礙於其係二品大員，不便嚴究，故曆時二月，一方是“狡飾支吾”，另一方是難壓欽犯，審理無法進行。現在，形勢大變，皇上諭令革盧焯之職，用刑拷問，這便很明確地表明了乾隆帝對此案的態度和對盧焯的看法，已欽定其為貪官，欽差大臣就可放手行事，盧焯的幻想也就破滅，隻好考慮認贓服罪之事了。
閩浙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嚴厲審問盧焯、升任山西布政使的原嘉湖道呂守曾、嘉興府知府楊景震及其他有關人員，動用大刑，但進展並不快，德沛又對盧焯家有所安撫。乾隆帝甚為不滿，屢次降旨申飭德沛、旺紮勒。十一月初，浙江布政使安寧就此上奏說：浙省審理參革巡撫盧焯等人之案，“可以結而不結，不當嚴而過嚴，督臣、欽差不能和衷共濟”。帝讚其言，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批示：“若此據實陳奏，朕實嘉悅覽之。朕早聞其如是，亦已降旨矣。”同一天，他諭告大學士：德沛、旺紮勒承審盧焯婪贓一案，“種種不協之處，已屢降旨訓諭矣”。近聞山西布政使呂守曾已經自縊，此固本人畏罪所致，亦由承審官辦理不善之故。又聞，初審時，甚為嚴刻，案外拖連多人，案內要犯監斃數人，“且有嚴刑疊夾，腿骨已碎，尚未招認者”。既如此嚴刻，而德沛又將皮棉衣服數十件送與盧焯家，“是又何意”？盧焯一案，為時已久，該地審辦情由，朕皆得知，為何德沛並未陳奏？況盧焯等自有應得之罪，早應定案，何以稽遲至今？②《清高宗實錄》卷155，頁18、1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