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乾隆初政(4)
盡管聖諭威嚴，同僚奏章又咄咄逼人，古州之變再生的警告，更易使人膽戰心驚，但張廣泗仍堅持己見，於乾隆三年七月十五日遵旨議奏，詳言安設軍屯是“實有必應如此辦理之勢”，並具體辯駁了鄂邇達提出的論據，澄清了疑問。他強調指出，用來安設屯軍之田，是“逆苗內之絕戶田產”，其人戶未絕者，田地仍歸己有，並未沒收入官開設屯田。屯軍必須自耕，“不許倩人佃種”。苗疆未墾之地甚多，即使以後“苗民生齒日繁，亦不至無以資生”。所設屯田，與苗田相鄰者，皆已標明界址，防止屯軍越界侵占苗地，並擬酌定章程，不許官兵欺淩苗民。乾隆帝看後，終於最後下定了設屯的決心，批示說：“既經卿詳悉敷陳，知道了”。至於何處安設屯軍，何處仍係苗田，繪圖進呈，“朕將覽焉”。《清高宗實錄》卷73，頁22、23、24.張廣泗隨即具體規劃，奏準增設官兵，安設屯堡，嚴格稽查屯軍，違規者枷責示眾，依法嚴處，嚴禁典賣屯田，規定屯糧數額，上田一畝納米一升，中田八升，下田六鬥，每鬥加鼠耗三合，屯軍按期操練，等等事項，詳細具體，切實可行，苗疆安設屯軍之事，終於順利辦成。
乾隆帝又於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諭，命慎選苗疆守令，責令今後委官，必須選用“廉靜樸質之有司”，要他們視苗民如同赤子，“勤加撫恤”，“使之各長其妻孥，安其田裏，俯仰優遊，一無擾累”，這樣，苗民也會安分守法了《清高宗實錄》卷33，頁1.
乾隆帝的乾綱獨斷，用兵平變，免除苗賦，尊重苗俗，安設屯軍，以及其他有關安撫苗疆的諭旨，產生了強大的影響，盡管偶爾還發生一些小爭執和小規模的幹戈事件，但從此貴州苗疆基本上是安定下來了，正如魏源在《聖武記》卷7中所說，“自是南夷遂不反”。這對貴州特別是苗疆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僅以軍屯而論，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貴州古州鎮總兵韓勳奏稱：過去“新疆地方”，小麥、高粱、小米、黃豆、脂（芝）麻、菽麥等種，“素不出產”，自安設屯軍以後，“地方文武設法勸種雜糧，今歲俱有收獲”。“軍、苗田畝，早晚稻豐收”。現正督令屯軍於堡內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蠟等樹。苗疆過去沒有市場，“近年興立場市，各寨苗民、商販按期交易稱便”，“軍、苗實屬樂業”。《清高宗實錄》卷105，頁22.韓勳講述的這些事例，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第四節議和準部西北寧謐。
一、和通泊慘敗的教訓。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世宗胤去世後的第三天，新君弘曆諭告總理政務的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朕思目前緊要之事，無過於西北兩路及苗疆用兵者。”《清高宗實錄》卷1，頁24.所謂“西北兩路”，乃是指屯駐巴爾庫爾與察罕泊兩處用來對付準噶爾部的大軍。為什麽乾隆皇帝對準部之事如此重視，把它列為必須全力以赴、謹慎處理的第一“緊急之事”？這得從四年以前發生的一樁震驚全國的特大事件談起。
雍正九年七月初，遠離都城一萬餘裏的北路軍主帥靖邊大將軍、三等公傅爾丹遣派急使，飛速奔馳，於十二日趕到京師，向皇上跪呈奏折，報告大軍於和通泊為準噶爾兵擊敗。這一意外的消息，頓使朝野大震，年方二十歲的皇四子弘曆，也必然會驚愕不已。
原來傅爾丹於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據拿獲的準部兵士(實為諜者)塔蘇爾海丹巴供稱：準部大台吉噶爾丹策零派兵三萬來攻北路軍營，大隊尚未到達，前隊隻有一千餘人和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傅爾丹信以為真，欲乘其不備，“速迎掩殺”，便揀選兵丁萬名，分為三隊，於六月初九日出發，輕裝進襲。噶爾丹策零伏兵二萬於山穀之中，以少數兵士、牲畜引誘，偽敗而逃，傅爾丹中計，冒昧前往，墮入伏中，大敗於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裏)。這一仗清軍傷亡慘重，生還至科布多者僅兩千人，副將軍、輔國公巴賽，副將軍、兵部尚書查弼納，一等公、前鋒統領、參讚大臣達福，以及參讚大臣馬爾薩、素圖等陣亡，參讚大臣覺羅海蘭、定壽和侍郎永國等自殺，是七十餘年以來清軍的第一次大慘敗。
和通泊之敗，不僅對雍正末年政治、軍事、經濟等等方麵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且直接影響到乾隆初年的政局，使四年以後的新君堅定了與準噶爾議和的決心，因為他和父皇世宗一樣，不得不認真探討失敗的原因及其影響，從中記取必要的教訓，采取新的政策。
和通泊之敗，使雍正帝及其倚任的文武大臣對清朝與準部雙方的形勢和力量的對比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雍正帝很早就想征服準噶爾，實現聖祖未遂之願。從雍正四年起，他就命令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與蔣廷錫及川陝總督、三等公嶽鍾琪“小心縝密”經辦“軍需一應事宜”，籌集了大量器械、糧米和牲畜，運往前線。雍正七年三月，他任命傅爾丹為北路大軍主帥靖邊大將軍，嶽鍾琪為寧遠大將軍，領西路軍，下諭講述準部大台吉噶爾丹策零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的罪狀，強調指出若不將其“迅行撲滅”，將來“必為蒙古之巨害，貽中國之隱憂”。《清世宗實錄》卷80，頁27，卷81，頁12，卷82，頁6.
雍正帝認為此戰必能取勝，必能征服“準噶爾彈丸之地”，因為各方麵的條件皆已俱備，“天時人事，機緣輻輳，時不可遲，機不可緩”，若“天與不取”，必將有誤。嶽鍾琪特上“王師之十勝”奏疏，認為噶爾丹策零是“眾叛親離，天怒人怨”，大軍進征，有“十勝”的根據。這十勝是：“一曰主德，二曰天時，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糧之廣備，六曰將士之精良，七曰車騎營陣之盡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銳利，九曰連環迭戰攻守之鹹宜，十曰士馬遠征節製整暇”。大學士張廷玉等奏稱“皇上天兵馴熟精銳，所向無敵”。《清世宗實錄》卷78，頁21，卷81，頁13，卷82，頁5.滿朝一片預慶必勝的熱烈氣氛，好像準部真的是指日可下了。不料，這些估計，完全錯誤，準部不僅依然屹立於西北，而且還打了勝仗，清軍卻遭受了七十餘年未有的大敗。
清軍之敗，固然有其客觀因素，此時的準部，上下團結，兵馬強壯，將帥善戰，指揮正確，兼之他們在本部作戰，以逸待勞，熟悉地形，易於埋伏，而清兵是長途跋涉，人地生疏，水土不和，疲憊不堪，供應困難，在地利上處於不利的境遇。但是，為什麽四十年前的八月初一日，清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能大敗無敵於世的準部博碩克圖汗噶爾丹？為什麽三十五年前康熙帝第二次親征準部，嚇得噶爾丹率部倉皇逃遁，被清撫遠大將軍、一等伯費揚古大敗於昭莫多，連其妻阿奴可敦也死於八旗兵丁刀下。顯然清軍之敗於和通泊，主要決定於清朝本身的因素。首先是雍正帝決策有誤，任人不當。這位精明過人的專製君主，雖長於治政，卻不諳用兵。他因雍正元年順利、迅速平定青海羅卜藏丹津之叛而驕傲自負，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錯誤地貶低了準部的實力，輕率決定進征準部。他任用的兩員大帥，皆非帥才。統率西路大兵的寧遠大將軍嶽鍾琪，本係將門之子，又多年征戰，軍功累累，雍正元年僅領兵五千就出奇製勝，兼程突襲，大敗眾達十餘萬的青海和碩特部達賴渾台吉羅卜藏丹津，平定了青海變亂，因功封三等公，由四川提督晉為兼甘肅巡撫、甘肅提督，再升為川陝總督，在當時確實也是難得的優秀將領，但他畢竟隻是一員戰將，隻是將才，而非帥才，不能肩負統軍滅準的重任。他又青雲直上，位至大將軍，官高階崇，持重思安之念日濃，銳氣漸衰，特別是宦海風波，官場傾軋，謗書盈篋，不少人忌其功高權重，上書朝廷，稱嶽鍾琪係嶽飛之後，誣其“欲報宋、金之仇”，將要謀反，雖然世宗對此不予理睬，但嶽鍾琪自然會心懷疑慮，瞻前顧後，難以決策，對滿洲將官不敢冒犯。因此，他擔任大將軍後，盡管可以上書詳陳“王師之十勝”，但卻很少建樹，很少主動出擊，怯戰情緒相當濃厚。至於傅爾丹，本事更差了。他的曾祖費英東，雖係被人譽為“萬人敵”的猛將，是軍功卓著的“開國元勳”，但傅爾丹本人卻是匹夫之勇，浮躁寡謀，易為人欺，終於輕信敵諜，中計入伏。
其次，朝中無能人，八旗軍隊高級將官多係庸碌無能之輩，怯戰畏敵。接替博爾丹的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馬爾賽，雖係智勇雙全所向無敵的撫遠大將軍、一等忠達公圖海之孫，卻是一紈絝子弟，曆任文職，無所作為。當上大帥之後，他退縮不前，“輾轉不定”，全無祖父的英雄氣概，被降為綏遠將軍，又放任慘敗於喀爾喀親王策淩之手的準部殘軍安全逃走，貽誤了軍機，被按律處死。馬爾賽之後的北路大軍主帥靖邊大將軍錫保，擅長於阿諛逢迎，奉承皇上，被雍正帝譽為“才具優長，乃國家實心效力之賢王”，並以其署振武將軍時“治軍勤勞”，而由郡王晉為親王。誰知，錫保的這些功勞皆係虛報，終因畏敵不前，危害了戰局，被議罪革職削爵。如此劣帥直接影響到中下級將官和士卒的銳氣，一向勇猛善戰、以少勝多的八旗勁旅，竟變得士氣低落，怯於征戰，連號稱強中之強的索倫兵，也在和通泊之戰中首先潰逃。
和通泊之敗，在三個方麵給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擊。
第一，軍威大損，實力下降。清軍的慘敗，嚴重地削弱了它的戰鬥力，士氣更為不振，西北邊防出現了嚴重危機。當雍正九年九月準兵乘兩個月前的大勝而東征喀爾喀時，全靠喀爾喀郡王、額駙策淩率部奮勇迎戰，斬其驍將，才擊敗準軍，逐其退走。第二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領大軍，“由北路傾國入寇”，也還是靠這位額駙拚死反擊，於杭愛山東側鄂爾渾河畔的額爾德尼昭大敗準軍，使其傷亡一萬餘人，倉皇逃走。如果這時統領數萬大軍的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與綏遠將軍馬爾賽遣兵配合夾擊，則將盡殲準軍，可是，這兩位大帥竟擁兵觀望，怯戰不前，致使準部餘軍安然無恙，回到故地。《清世宗實錄》卷111，頁23、24、25，卷122，頁13，卷123，頁3、4、5、6；《聖武記》卷3，《雍正兩征厄魯特記》；《清史稿》卷296，《策淩傳》。沒有策淩額駙及其部下的英勇奮戰，清軍是不能抵擋準部進攻的，那樣一來，準軍就要不斷進掠喀爾喀三部，甚至深入內地，西北、北方將不得安寧，西藏、青海、甘肅也要受到嚴重威脅，後果將是極為嚴重的。
第二，軍費浩繁，幣銀劇減。西北兩路大軍，人數眾多。雍正七年正式下諭出征時，北路有京城八旗兵六千名，車騎營兵九千名，奉天、船廠、察哈爾、索倫、土默特、右衛、寧夏七處兵八千名，有總統將軍、副將軍、參讚大臣、前鋒統領、副都統、總兵、副將、侍衛、參將、遊擊等將官七百五十三員；西路有兵二萬六千五百名，文武將官三百二十四員，漠南四十九旗蒙古王公和漠北喀爾喀三部王公，也派有大批蒙古兵士從征。和通泊失敗以後，清廷又急忙趕派兵馬增援。雍正十二年八月，北路軍營有滿洲、蒙古、綠旗兵六萬零三百餘名，西路有兵數萬，加上各部蒙古兵，共有兵士十餘萬人，另有隨同將官士卒的跟役十萬餘人。這幾十萬人每年所需兵餉，數量相當大。僅雍正九年二月從北京八旗挑選的旗下包衣兵二千名，每名就給其家主銀一百兩，其父、母、妻、子每人給家主身價銀十兩，每名還照馬甲之例發給錢糧、馬匹、器械，又賞一百兩，共計用銀數十萬兩。作戰所用的大炮、槍支彈藥、弓箭、刀、槍，官兵的軍服、帳篷、車輛，又需巨萬銀兩。按官方規定駐兵一萬，“需糧料十萬餘石”計算，這遠離京師萬餘裏的十餘萬大軍的食糧和十幾萬匹戰馬的飼料，每年需糧一二百萬石，而道路遙遠，交通不便，運到軍營的一石糧，常需花十幾石的用費。這一切，耗費了數千萬兩白銀，使國庫存銀急劇下降。雍正中戶部庫存銀六千餘萬兩，自七年用兵準部以後，“動支大半”，乾隆帝即位時，隻剩下二千四百萬兩。
第三，幹戈不停，全國難安。十餘萬大軍轉戰於數千裏之外，延續好幾年，軍情瞬息萬變，勝負難卜，安危未定，使清廷不得不全力以赴，專注於對準部用兵事項，為此特設“軍需房”，著名的雍乾以後具體議處國政的新的中央機構“軍機處”，就由此而出現了。這固然是權利機構的一大改革，但是，它也表明對準部的用兵，占據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使得清廷無法對其他方麵的大事認真考慮。雍正七年以後，清廷沒有在政治、經濟等方麵采取新的重大改革措施，恐怕與此是不無關係的。而且，十幾萬兵士的僉派、補充和更換，也是一個令人非常棘手的難題。這樣大數量的軍隊，是從全國各地征調而組成的，北京、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山東、江蘇、湖北、陝西、甘肅、寧夏等省的滿洲八旗兵士，皆奉命派至軍營，遇有傷亡或年限太久，則從本地征補。雍正帝還專門挑選了幾千名能挽硬弓體壯力大的勇士，加以訓練後派到前線。大軍由各地開往西、北兩路軍營，沿途所需糧草馬騾車輛，數量巨大，州縣竭盡全力，也難備辦齊全，尤其是陝西、甘肅，更是交通要道，負擔尤為沉重，軍民痛苦不堪。漠南科爾沁等四十九旗蒙古和喀爾喀三部蒙古，既要派出大批士卒從征，又要供應大量馬、駝、牛、羊，僅雍正十年十一月，清靖邊大將軍錫保一次就向各部王公“采買”軍馬十萬匹、羊四十萬隻、山羊十萬隻。總而言之，用兵西北，鬧得全國不得安寧，長期延續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正是由於這樣嚴酷的形勢，使得雍正帝決定停兵議和，而噶爾丹策零也因兩次敗於喀爾喀策淩額駙手下，傷亡慘重，元氣大損，願意休戰，因此，從雍正十二年八月起，雙方開始談判。八月初三日，世宗遣侍郎傅鼐、額外內閣學士阿克敦、副都統羅密齎諭，前往準噶爾，與噶爾丹策零議和，並將大軍後撤，以示議和誠意。策零同意議和，但提出以哲爾格西拉胡魯蘇為喀爾喀遊牧地界，以阿爾泰為厄魯特遊牧地界，又請領轄阿爾泰山梁外的哈道裏、哈達清吉爾、布喇清吉爾等處地方，以呼遜托輝至喀喇巴爾楚克為中間空閑地帶。幾經商討，世宗基本上同意了準部的要求，但強調以阿爾泰為界，於十三年閏四月二十八日遣使齎諭相告：自克木齊克、汗騰格裏，上阿爾泰山梁，由索爾畢嶺下，至哈布塔克、拜塔克之中，過烏蘭烏蘇，直抵噶斯口，以此為準部與喀爾喀部的分界地。另以呼遜托輝至喀喇巴爾楚克為空閑地帶，雙方不得滲入。準部尚未回答，雍正帝即已去世，因此，雙方定界議和的重擔，便隻好由新君乾隆皇帝來承擔了。
二、息兵守邊議和定界。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君弘曆在北路軍主帥定邊大將軍、一等公慶複報告準噶爾部情況的奏折上，寫了下述批示：
“朕仰遵皇考眷愛生靈之意，統計國家錢糧數目，無論準噶爾之和與不和，謹守我疆域，以養民力，彼來時不過折挫銳氣，自取敗虧，是以深慮遠謀，始建息兵之議。……朕思準噶爾……三二年間尚不至起事，惟數年之後，我兵盡撤，伊若潛過阿勒台(爾泰)山梁，擾動喀爾喀等遊牧地方，惟時歸化城兵不能速到，必至喀爾喀等寒心，此亦應籌劃之事。若一味坐守，則數萬兵丁運戍鄂爾坤等處，何時休息！汝曾任戶部尚書，此數年所費錢糧，汝豈不知！”“準噶爾請和與否在伊，而防守在我，疆域既固，彼若請和，則允其請，倘不請和，伊不得交易貨財，數年後自致匱乏，倘此時深入內地，不過自取虧敗耳！朕是以令王大臣等將現在守邊息兵機務詳議，並諭汝知之。”《清高宗實錄》卷7，頁46、47.
這段批示十分重要，講明了乾隆帝對待準噶爾部的基本方針，即“息兵”、“守邊”、議和。乾隆帝認為，必須“息兵”，因為從“眷愛生靈”和國家錢糧兩方麵考慮，都隻能息兵而不能興兵。大戰再起，長期僵持，將使西北二路官兵勞累不堪和大量傷亡，使喀爾喀蒙古和陝、甘二省以及直接與戰事有關地方生靈塗炭，民力大損，國家財政也要受到很大影響。幾年來的巨量軍費支出和帑銀急劇減少，使他在“統計國家錢糧數目”後，深深感到必須息兵，國家的財政條件，無法承擔長期大舉進剿的重擔。當然，他也清醒地看到，息兵雖然必要，可是能否息兵，則取決於許多條件，特別是本身的實力，有恃才能無恐，有備無患，能戰能守，才能使準部不敢貿然來攻，才能打退準軍的進襲，保持邊境安寧。而且早在康熙年間，聖祖就總結出與準部交鋒的正確戰術是宜守不宜攻，以誘其進犯設伏圍殲為上策。他曾密告世宗：“彼地遼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師受困”，“惟有嚴兵誘致邀擊為萬全策。”清軍和通泊之敗，與遠道進攻師疲遇伏，是有很大關係的。因此，乾隆帝堅主守邊固疆，敵兵到來則全力痛殲，固守邊疆，使準軍無法入掠，長此以往，準部“不得交易貨財”，不能以馬、牛、羊、駝從內地換取必需的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則幾年以後，他們必將“自致匱乏”。這樣一來，準部倒有可能打消進掠的念頭，轉而願意議和，清廷就掌握了和戰與否的主動權。由此可見，乾隆帝的方針是，從息兵的目的出發，通過固守邊疆，促使準部停戰議和，使得雙方保持正常的和平關係，西北、北方寧謐，軍費大量減少，全國得以安寧。事實表明，乾隆帝對待準部問題所采取的這一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對促進西北息兵講和，起了重大的作用。
準部首領噶爾丹策零在與清朝幾經商討後，本來是已經決定劃界定和了，這時突然傳來雍正帝去世的消息，他便想乘機向清朝施加壓力，要求領轄更多的地區。他遣使臣吹納木喀於乾隆元年正月至京，送呈表文。在談到定界時，盡管雍正帝所列地界基本上是應他所請而寫的，可是這次他根本不提這一方案，卻表示“阿爾台(泰)本我遊牧之地，杭愛乃喀爾喀遊牧之地”，要求喀爾喀內徙，“別留中間闊遠之地”，實即欲得整個阿爾泰地區，擴大準部的轄地。《清高宗實錄》卷11，頁2.
乾隆帝在曉諭來使及賜噶爾丹策零的敕諭中，堅決地拒絕了策零的要求。他詳細講述了雙方談判的基本過程，闡明了雍正帝提出的劃界方案是合理的，符合準部與喀爾喀部的實際轄地情況，並且著重指出，這個方案還是策零及其父親策妄阿拉布坦最先提出，雍正帝隻不過是為了促進議和予以讚同而已。他明確宣布，必須按照這個方案來劃定雙方的界地，不劃定邊界就不能“通市”，準部“若能遵皇考諭旨定界”，則“朕必格外施恩”，準部將得到更多的利益。
乾隆帝又強調了守邊待和有備不懼的態度，告訴準部，清朝“隻守內地邊疆”，不會興師遠征，即使準部“欲激發朕怒，亦斷不勤兵於遠”。如果準軍“不自揣量，犯我邊境”，“起釁殃民”，則“爾準噶爾螳臂之力，勞師涉遠，豈能有濟”！《清高宗實錄》卷11，頁2，卷12，頁16、25、26.
噶爾丹策零收到敕諭後，雖然知悉清廷的態度十分堅決，不會滿足他統轄整個阿爾泰和侵占喀爾喀地區的要求，但並未就此罷休。他因為兩次戰敗於喀爾喀策淩額駙手下，策淩及其部落已經成為清軍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準部南進的巨大障礙，所以，他就把注意力轉向策淩，企圖爭取策淩額駙聯合抗清，至少爭取策淩中立，這樣一來，便可利用雍正九年準部大敗清軍於和通泊的軍事優勢，向清朝施加壓力，以圖得到更多的地區。他對策淩額駙采取了竭力拉攏和施加威脅的雙管齊下策略，於乾隆二年派遣特使致書策淩額駙，尊稱策淩為車臣汗，建議定界，要求得到阿爾泰地區。準部使臣哈柳至京時，曾往謁策淩，問道：“額駙遊牧部屬在喀爾喀，何弗居彼？”這顯然帶有挑撥性，意為策淩既係獨尊於部的車臣汗，為何降為清帝屬臣，羈押於京師，何不返回故土，南麵稱王。對於這樣離間策淩與清帝之關係的言論，策淩額駙嚴詞相告說：“我主居此，予惟隨主居，喀爾喀特予遊牧耳。”明確地宣布自己願為清帝之臣，堅決效忠於清帝，針鋒相對地駁斥了哈柳的離間之詞。哈柳見此計不成，又再施一策，詢問策淩說：“額駙有子在準噶爾，何不令來京？”這句話帶有很大的威脅性。原來雍正十年六月，準軍曾襲擊策淩遊牧地塔密爾，掠取了策淩的兩個兒子。哈柳的言下之意是，叫策淩溫順一些，不要得罪準噶爾，不要死心塌地地為清帝效勞，否則，將對其二子下毒手。對此，策淩嚴正相告：“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無與也。即爾送還，予必請於上誅之。”《清高宗實錄》卷41，頁21―24，卷56，頁11；《聖武記》卷3，《國朝綏服蒙古記》；《清史稿》卷296，《策淩傳》。策淩如此堅決效忠於清帝，斬釘截鐵地拒絕了準部的無理要求和威脅，使噶爾丹策零計窮法盡，不得不斷了這一念頭。
策淩額駙所采取堅忠於清的立場，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和現實條件。策淩年幼時，因避噶爾丹的侵擾，隨母逃到北京，為聖祖收入“內廷教養”，成年之後又娶聖祖之女，授和碩額駙，尋賜貝子品級，攜所屬歸牧故土塔密爾。策淩因喀爾喀部久遭準部欺淩，十分氣憤，“銳自磨礪”，收猛士一千人為親兵，嚴格訓練部下，練成了一支稱雄於漠北的勁旅。雍正九年九月與十年八月，策淩額駙率部兩次大敗準軍，建立了殊勳。雍正帝大喜，晉策淩為親王、固倫額駙，授喀爾喀大紮薩克，命其任定邊副將軍，厚賜金銀財帛，並為其築城於塔密爾，易廬帳為宮室，“如京師賜第”。策淩原係土謝圖汗屬下的賽音諾顏部首領，清帝因其功大，遂命分土謝圖汗所轄的二十旗給予策淩，增賽音諾顏部，喀爾喀遂由三部變為四部(另三部為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紮薩克圖汗部)。策淩既蒙受清帝特恩，準部又係喀爾喀的世敵，他與清朝有著共同的切身利害關係，因而自然會堅決效忠於清帝，當然會拒絕噶爾丹策零的要求。盡管噶爾丹策零聰明過人，善用計謀，可是他卻萬萬沒有想到，清政府之所以斷然拒絕準部占據阿爾泰地區的要求，不是由於其他什麽原因，而是完全出於策淩額駙的建議。正是策淩額駙堅決反對準部管轄整個阿爾泰地區，向清帝上奏，力主此議，清帝才敕諭噶爾丹策零，不準他占據阿爾泰地區。現在噶爾丹策零卻想從策淩這裏謀取策淩堅決維護的地界，豈不是自討沒趣，白碰釘子！
乾隆帝嚴持守邊息兵議和的方針，不出兵遠征勞民傷財中敵之計，牢牢固守邊疆，又繼承父皇遺規厚待策淩額駙。他一登基就諭告莊親王允祿等總理事務王大臣說，額駙策淩“係國家效力出眾之人，亦曾蒙皇考格外恩寵”，命“照內地親王(即宗室王)之例”，賞予緞匹。他並親寫手敕，諭策淩說：“汝受皇祖、皇考重恩，宜竭力效忠國家。皇考曾諭朕：所有軍務，惟爾是賴”。這樣一來，噶爾丹策零既不能誘使清兵出征而設伏圍殲，又無法越過阿爾泰山向清軍突襲，爭取策淩額駙之策也不生效，長期僵持，斷絕市易，使準部處境相當困難。因此，他下定了議和的決心，放棄了對阿爾泰山以南地區的要求，於乾隆二年閏九月遣使者達什齎上“奏大皇帝”一書及予“車臣汗”策淩額駙一書，“請嗣後喀爾喀與厄魯特各照現在駐牧，無相掣肘”。雙方條件基本接近，再就一二枝節問題幾度商談，最後達成了協議，以阿爾泰山梁為界，準部在山北遊牧，喀爾喀在山南遊牧，噶爾丹策零可遣三百人入藏為已故的班禪“熬茶誦經”，四年之內，在北京、肅州各貿易一次。《清高宗實錄》卷41，頁21―24，卷61，頁6，卷62，頁16，卷65，頁5，卷87，頁8，卷106，頁24，卷107，頁11、20，卷109，頁5，卷110，頁9―13.至此，清朝與準噶爾部之間長達二十餘年的戰爭時期，終於結束了，雙方開始進入友好往來、頻繁貿易、關係正常的新時期。乾隆帝的息兵、守邊、議和的正確方針，對促進這一新時期的到來，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幹戈化玉帛滿蒙漢皆利。
清政府與準噶爾部首領的議和定界，對雙方均大有裨益。定界以後，邊境安寧，彼此皆享太平之福。和議剛成，乾隆帝便對噶爾丹策零及其使者強調了議和對雙方的好處。他著重指出：“朕為大君，統一中外”，“惟思與普天之下，共享升平。今噶爾丹策零既遵朕旨定界，嗣後近邊居人，各安故土，更無爭競，永遠安生矣”。《清高宗實錄》卷107，頁11，卷110，頁10.此旨雖不無誇揚帝恩君威之詞，但總的說來，雙方近邊地區，確實比較平靜，互相都很謹慎，盡量避免發生摩擦，沒有出現嚴重的爭執和大的流血事件。因此，一些緊靠阿爾泰山的喀爾喀蒙古部落，便陸續遷回原來遊牧地區。過去由於用兵，“曾令喀爾喀內移”，以翁金的布爾察克、鄂爾坤的烏貴諾爾、色楞額的喀喇托郭為界，現向北移動，以阿勒坦噶達蘇等處，“定為外界”。《清高宗實錄》卷24，頁5，卷116，頁2.喀爾喀各部蒙古共同尊奉的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先前因準噶爾興兵時欲圖來搶奪，被雍正帝移居多倫庫爾，現在他看到噶爾丹策零“奏請求和，邊庭無事”，“軍事已定”，希望還居故地，乾隆帝同意這一請求，並賜整裝銀一萬兩，讓其回到庫倫。《清高宗實錄》卷110，頁4.陝西、甘肅、寧夏等地居民的運輸負擔和糧食供應數量大為減少，役煩差重民不寧居的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大體上可以安居務農經商做工。準噶爾部人民也不用披堅執銳流血沙場，能夠在故土自由放牧和墾田種地，農業、畜牧業都有了顯著的發展。
議和對促進準部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準噶爾使者頻繁入京朝貢，按例領取賞品，交易貨物，並在肅州、哈密、西藏互市。準部帶來大批牲畜，換回巨量銀兩和各種貨物。以西藏而論，乾隆八年準部三百餘人入藏“熬茶”，帶來馬二千三百餘匹、駝一千七百餘峰、羊二千八百餘隻及大批毛皮、葡萄等貨，從清甘肅巡撫領銀七萬八千餘兩。十二年準部三百人又帶駝二千餘頭、馬三千餘匹、羊三千餘隻入藏，領官銀十六萬四千餘兩。準部商人還在哈密進行貿易，僅乾隆八年四月和八月，二十五名準噶爾人就帶來羊七千餘隻、馬三百餘匹、牛二百八十頭、駝三十三頭。貿易規模更大、人數更多的是肅州的互市，乾隆八年額連胡裏等一百二十二人攜帶駝七百二十六頭、牛二百六十頭、馬五百餘匹、羊二萬六千八百隻，在肅州賣銀四萬餘兩，在哈密賣銀九千餘兩。還是這個額連胡裏，他帶領二百一十三人於十三年再次前來，賣出駝、馬、牛一千九百餘匹(頭)及羊七萬餘隻，獲銀八萬六千餘兩。另一大商人諾落素帕，於十五年領三百零一人來，賣出馬、牛、駝五千餘匹(頭)和羊十五萬六千餘隻，獲銀十九萬四千餘兩。這對促進準部經濟的發展和增強與內地人民的聯係，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定界議和還使軍費大量減少。過去十數萬大軍遠駐塞外，“軍需浩繁”，現在基本上撤回內地，守邊重任主要由喀爾喀及內紮薩克科爾沁等部蒙古軍隊承擔，清軍人數也就相應減少。雍正年間因“西陲用兵”及苗疆、河工等處，全國綠營兵增加了十一萬六千餘名，超過了舊額五分之一，現“軍務告竣”，到乾隆六年五月已裁減二萬餘名，並陸續裁減，每年可節省大量兵餉。《清高宗實錄》卷128，頁8、9、10，卷135，頁1―3.自雍正七年用兵到十三年，六年中用銀五六千萬兩，平均每年八九百萬兩，現在這筆巨費基本上不用付出了。
以上“政尚寬大”，革除弊政，平定苗疆，議和準部，使政局較前平穩，人心比較安定，軍費大量減少，這為乾隆帝進一步發展經濟，整頓吏治，文治武功兼備，促成“全盛之時”，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條件。
乾隆帝又於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諭，命慎選苗疆守令，責令今後委官，必須選用“廉靜樸質之有司”，要他們視苗民如同赤子，“勤加撫恤”，“使之各長其妻孥，安其田裏，俯仰優遊，一無擾累”，這樣，苗民也會安分守法了《清高宗實錄》卷33，頁1.
乾隆帝的乾綱獨斷，用兵平變，免除苗賦，尊重苗俗，安設屯軍，以及其他有關安撫苗疆的諭旨，產生了強大的影響，盡管偶爾還發生一些小爭執和小規模的幹戈事件，但從此貴州苗疆基本上是安定下來了，正如魏源在《聖武記》卷7中所說，“自是南夷遂不反”。這對貴州特別是苗疆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僅以軍屯而論，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貴州古州鎮總兵韓勳奏稱：過去“新疆地方”，小麥、高粱、小米、黃豆、脂（芝）麻、菽麥等種，“素不出產”，自安設屯軍以後，“地方文武設法勸種雜糧，今歲俱有收獲”。“軍、苗田畝，早晚稻豐收”。現正督令屯軍於堡內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蠟等樹。苗疆過去沒有市場，“近年興立場市，各寨苗民、商販按期交易稱便”，“軍、苗實屬樂業”。《清高宗實錄》卷105，頁22.韓勳講述的這些事例，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第四節議和準部西北寧謐。
一、和通泊慘敗的教訓。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世宗胤去世後的第三天，新君弘曆諭告總理政務的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朕思目前緊要之事，無過於西北兩路及苗疆用兵者。”《清高宗實錄》卷1，頁24.所謂“西北兩路”，乃是指屯駐巴爾庫爾與察罕泊兩處用來對付準噶爾部的大軍。為什麽乾隆皇帝對準部之事如此重視，把它列為必須全力以赴、謹慎處理的第一“緊急之事”？這得從四年以前發生的一樁震驚全國的特大事件談起。
雍正九年七月初，遠離都城一萬餘裏的北路軍主帥靖邊大將軍、三等公傅爾丹遣派急使，飛速奔馳，於十二日趕到京師，向皇上跪呈奏折，報告大軍於和通泊為準噶爾兵擊敗。這一意外的消息，頓使朝野大震，年方二十歲的皇四子弘曆，也必然會驚愕不已。
原來傅爾丹於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據拿獲的準部兵士(實為諜者)塔蘇爾海丹巴供稱：準部大台吉噶爾丹策零派兵三萬來攻北路軍營，大隊尚未到達，前隊隻有一千餘人和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傅爾丹信以為真，欲乘其不備，“速迎掩殺”，便揀選兵丁萬名，分為三隊，於六月初九日出發，輕裝進襲。噶爾丹策零伏兵二萬於山穀之中，以少數兵士、牲畜引誘，偽敗而逃，傅爾丹中計，冒昧前往，墮入伏中，大敗於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裏)。這一仗清軍傷亡慘重，生還至科布多者僅兩千人，副將軍、輔國公巴賽，副將軍、兵部尚書查弼納，一等公、前鋒統領、參讚大臣達福，以及參讚大臣馬爾薩、素圖等陣亡，參讚大臣覺羅海蘭、定壽和侍郎永國等自殺，是七十餘年以來清軍的第一次大慘敗。
和通泊之敗，不僅對雍正末年政治、軍事、經濟等等方麵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且直接影響到乾隆初年的政局，使四年以後的新君堅定了與準噶爾議和的決心，因為他和父皇世宗一樣，不得不認真探討失敗的原因及其影響，從中記取必要的教訓，采取新的政策。
和通泊之敗，使雍正帝及其倚任的文武大臣對清朝與準部雙方的形勢和力量的對比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雍正帝很早就想征服準噶爾，實現聖祖未遂之願。從雍正四年起，他就命令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與蔣廷錫及川陝總督、三等公嶽鍾琪“小心縝密”經辦“軍需一應事宜”，籌集了大量器械、糧米和牲畜，運往前線。雍正七年三月，他任命傅爾丹為北路大軍主帥靖邊大將軍，嶽鍾琪為寧遠大將軍，領西路軍，下諭講述準部大台吉噶爾丹策零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的罪狀，強調指出若不將其“迅行撲滅”，將來“必為蒙古之巨害，貽中國之隱憂”。《清世宗實錄》卷80，頁27，卷81，頁12，卷82，頁6.
雍正帝認為此戰必能取勝，必能征服“準噶爾彈丸之地”，因為各方麵的條件皆已俱備，“天時人事，機緣輻輳，時不可遲，機不可緩”，若“天與不取”，必將有誤。嶽鍾琪特上“王師之十勝”奏疏，認為噶爾丹策零是“眾叛親離，天怒人怨”，大軍進征，有“十勝”的根據。這十勝是：“一曰主德，二曰天時，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糧之廣備，六曰將士之精良，七曰車騎營陣之盡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銳利，九曰連環迭戰攻守之鹹宜，十曰士馬遠征節製整暇”。大學士張廷玉等奏稱“皇上天兵馴熟精銳，所向無敵”。《清世宗實錄》卷78，頁21，卷81，頁13，卷82，頁5.滿朝一片預慶必勝的熱烈氣氛，好像準部真的是指日可下了。不料，這些估計，完全錯誤，準部不僅依然屹立於西北，而且還打了勝仗，清軍卻遭受了七十餘年未有的大敗。
清軍之敗，固然有其客觀因素，此時的準部，上下團結，兵馬強壯，將帥善戰，指揮正確，兼之他們在本部作戰，以逸待勞，熟悉地形，易於埋伏，而清兵是長途跋涉，人地生疏，水土不和，疲憊不堪，供應困難，在地利上處於不利的境遇。但是，為什麽四十年前的八月初一日，清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能大敗無敵於世的準部博碩克圖汗噶爾丹？為什麽三十五年前康熙帝第二次親征準部，嚇得噶爾丹率部倉皇逃遁，被清撫遠大將軍、一等伯費揚古大敗於昭莫多，連其妻阿奴可敦也死於八旗兵丁刀下。顯然清軍之敗於和通泊，主要決定於清朝本身的因素。首先是雍正帝決策有誤，任人不當。這位精明過人的專製君主，雖長於治政，卻不諳用兵。他因雍正元年順利、迅速平定青海羅卜藏丹津之叛而驕傲自負，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錯誤地貶低了準部的實力，輕率決定進征準部。他任用的兩員大帥，皆非帥才。統率西路大兵的寧遠大將軍嶽鍾琪，本係將門之子，又多年征戰，軍功累累，雍正元年僅領兵五千就出奇製勝，兼程突襲，大敗眾達十餘萬的青海和碩特部達賴渾台吉羅卜藏丹津，平定了青海變亂，因功封三等公，由四川提督晉為兼甘肅巡撫、甘肅提督，再升為川陝總督，在當時確實也是難得的優秀將領，但他畢竟隻是一員戰將，隻是將才，而非帥才，不能肩負統軍滅準的重任。他又青雲直上，位至大將軍，官高階崇，持重思安之念日濃，銳氣漸衰，特別是宦海風波，官場傾軋，謗書盈篋，不少人忌其功高權重，上書朝廷，稱嶽鍾琪係嶽飛之後，誣其“欲報宋、金之仇”，將要謀反，雖然世宗對此不予理睬，但嶽鍾琪自然會心懷疑慮，瞻前顧後，難以決策，對滿洲將官不敢冒犯。因此，他擔任大將軍後，盡管可以上書詳陳“王師之十勝”，但卻很少建樹，很少主動出擊，怯戰情緒相當濃厚。至於傅爾丹，本事更差了。他的曾祖費英東，雖係被人譽為“萬人敵”的猛將，是軍功卓著的“開國元勳”，但傅爾丹本人卻是匹夫之勇，浮躁寡謀，易為人欺，終於輕信敵諜，中計入伏。
其次，朝中無能人，八旗軍隊高級將官多係庸碌無能之輩，怯戰畏敵。接替博爾丹的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馬爾賽，雖係智勇雙全所向無敵的撫遠大將軍、一等忠達公圖海之孫，卻是一紈絝子弟，曆任文職，無所作為。當上大帥之後，他退縮不前，“輾轉不定”，全無祖父的英雄氣概，被降為綏遠將軍，又放任慘敗於喀爾喀親王策淩之手的準部殘軍安全逃走，貽誤了軍機，被按律處死。馬爾賽之後的北路大軍主帥靖邊大將軍錫保，擅長於阿諛逢迎，奉承皇上，被雍正帝譽為“才具優長，乃國家實心效力之賢王”，並以其署振武將軍時“治軍勤勞”，而由郡王晉為親王。誰知，錫保的這些功勞皆係虛報，終因畏敵不前，危害了戰局，被議罪革職削爵。如此劣帥直接影響到中下級將官和士卒的銳氣，一向勇猛善戰、以少勝多的八旗勁旅，竟變得士氣低落，怯於征戰，連號稱強中之強的索倫兵，也在和通泊之戰中首先潰逃。
和通泊之敗，在三個方麵給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擊。
第一，軍威大損，實力下降。清軍的慘敗，嚴重地削弱了它的戰鬥力，士氣更為不振，西北邊防出現了嚴重危機。當雍正九年九月準兵乘兩個月前的大勝而東征喀爾喀時，全靠喀爾喀郡王、額駙策淩率部奮勇迎戰，斬其驍將，才擊敗準軍，逐其退走。第二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領大軍，“由北路傾國入寇”，也還是靠這位額駙拚死反擊，於杭愛山東側鄂爾渾河畔的額爾德尼昭大敗準軍，使其傷亡一萬餘人，倉皇逃走。如果這時統領數萬大軍的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與綏遠將軍馬爾賽遣兵配合夾擊，則將盡殲準軍，可是，這兩位大帥竟擁兵觀望，怯戰不前，致使準部餘軍安然無恙，回到故地。《清世宗實錄》卷111，頁23、24、25，卷122，頁13，卷123，頁3、4、5、6；《聖武記》卷3，《雍正兩征厄魯特記》；《清史稿》卷296，《策淩傳》。沒有策淩額駙及其部下的英勇奮戰，清軍是不能抵擋準部進攻的，那樣一來，準軍就要不斷進掠喀爾喀三部，甚至深入內地，西北、北方將不得安寧，西藏、青海、甘肅也要受到嚴重威脅，後果將是極為嚴重的。
第二，軍費浩繁，幣銀劇減。西北兩路大軍，人數眾多。雍正七年正式下諭出征時，北路有京城八旗兵六千名，車騎營兵九千名，奉天、船廠、察哈爾、索倫、土默特、右衛、寧夏七處兵八千名，有總統將軍、副將軍、參讚大臣、前鋒統領、副都統、總兵、副將、侍衛、參將、遊擊等將官七百五十三員；西路有兵二萬六千五百名，文武將官三百二十四員，漠南四十九旗蒙古王公和漠北喀爾喀三部王公，也派有大批蒙古兵士從征。和通泊失敗以後，清廷又急忙趕派兵馬增援。雍正十二年八月，北路軍營有滿洲、蒙古、綠旗兵六萬零三百餘名，西路有兵數萬，加上各部蒙古兵，共有兵士十餘萬人，另有隨同將官士卒的跟役十萬餘人。這幾十萬人每年所需兵餉，數量相當大。僅雍正九年二月從北京八旗挑選的旗下包衣兵二千名，每名就給其家主銀一百兩，其父、母、妻、子每人給家主身價銀十兩，每名還照馬甲之例發給錢糧、馬匹、器械，又賞一百兩，共計用銀數十萬兩。作戰所用的大炮、槍支彈藥、弓箭、刀、槍，官兵的軍服、帳篷、車輛，又需巨萬銀兩。按官方規定駐兵一萬，“需糧料十萬餘石”計算，這遠離京師萬餘裏的十餘萬大軍的食糧和十幾萬匹戰馬的飼料，每年需糧一二百萬石，而道路遙遠，交通不便，運到軍營的一石糧，常需花十幾石的用費。這一切，耗費了數千萬兩白銀，使國庫存銀急劇下降。雍正中戶部庫存銀六千餘萬兩，自七年用兵準部以後，“動支大半”，乾隆帝即位時，隻剩下二千四百萬兩。
第三，幹戈不停，全國難安。十餘萬大軍轉戰於數千裏之外，延續好幾年，軍情瞬息萬變，勝負難卜，安危未定，使清廷不得不全力以赴，專注於對準部用兵事項，為此特設“軍需房”，著名的雍乾以後具體議處國政的新的中央機構“軍機處”，就由此而出現了。這固然是權利機構的一大改革，但是，它也表明對準部的用兵，占據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使得清廷無法對其他方麵的大事認真考慮。雍正七年以後，清廷沒有在政治、經濟等方麵采取新的重大改革措施，恐怕與此是不無關係的。而且，十幾萬兵士的僉派、補充和更換，也是一個令人非常棘手的難題。這樣大數量的軍隊，是從全國各地征調而組成的，北京、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山東、江蘇、湖北、陝西、甘肅、寧夏等省的滿洲八旗兵士，皆奉命派至軍營，遇有傷亡或年限太久，則從本地征補。雍正帝還專門挑選了幾千名能挽硬弓體壯力大的勇士，加以訓練後派到前線。大軍由各地開往西、北兩路軍營，沿途所需糧草馬騾車輛，數量巨大，州縣竭盡全力，也難備辦齊全，尤其是陝西、甘肅，更是交通要道，負擔尤為沉重，軍民痛苦不堪。漠南科爾沁等四十九旗蒙古和喀爾喀三部蒙古，既要派出大批士卒從征，又要供應大量馬、駝、牛、羊，僅雍正十年十一月，清靖邊大將軍錫保一次就向各部王公“采買”軍馬十萬匹、羊四十萬隻、山羊十萬隻。總而言之，用兵西北，鬧得全國不得安寧，長期延續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正是由於這樣嚴酷的形勢，使得雍正帝決定停兵議和，而噶爾丹策零也因兩次敗於喀爾喀策淩額駙手下，傷亡慘重，元氣大損，願意休戰，因此，從雍正十二年八月起，雙方開始談判。八月初三日，世宗遣侍郎傅鼐、額外內閣學士阿克敦、副都統羅密齎諭，前往準噶爾，與噶爾丹策零議和，並將大軍後撤，以示議和誠意。策零同意議和，但提出以哲爾格西拉胡魯蘇為喀爾喀遊牧地界，以阿爾泰為厄魯特遊牧地界，又請領轄阿爾泰山梁外的哈道裏、哈達清吉爾、布喇清吉爾等處地方，以呼遜托輝至喀喇巴爾楚克為中間空閑地帶。幾經商討，世宗基本上同意了準部的要求，但強調以阿爾泰為界，於十三年閏四月二十八日遣使齎諭相告：自克木齊克、汗騰格裏，上阿爾泰山梁，由索爾畢嶺下，至哈布塔克、拜塔克之中，過烏蘭烏蘇，直抵噶斯口，以此為準部與喀爾喀部的分界地。另以呼遜托輝至喀喇巴爾楚克為空閑地帶，雙方不得滲入。準部尚未回答，雍正帝即已去世，因此，雙方定界議和的重擔，便隻好由新君乾隆皇帝來承擔了。
二、息兵守邊議和定界。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君弘曆在北路軍主帥定邊大將軍、一等公慶複報告準噶爾部情況的奏折上，寫了下述批示：
“朕仰遵皇考眷愛生靈之意，統計國家錢糧數目，無論準噶爾之和與不和，謹守我疆域，以養民力，彼來時不過折挫銳氣，自取敗虧，是以深慮遠謀，始建息兵之議。……朕思準噶爾……三二年間尚不至起事，惟數年之後，我兵盡撤，伊若潛過阿勒台(爾泰)山梁，擾動喀爾喀等遊牧地方，惟時歸化城兵不能速到，必至喀爾喀等寒心，此亦應籌劃之事。若一味坐守，則數萬兵丁運戍鄂爾坤等處，何時休息！汝曾任戶部尚書，此數年所費錢糧，汝豈不知！”“準噶爾請和與否在伊，而防守在我，疆域既固，彼若請和，則允其請，倘不請和，伊不得交易貨財，數年後自致匱乏，倘此時深入內地，不過自取虧敗耳！朕是以令王大臣等將現在守邊息兵機務詳議，並諭汝知之。”《清高宗實錄》卷7，頁46、47.
這段批示十分重要，講明了乾隆帝對待準噶爾部的基本方針，即“息兵”、“守邊”、議和。乾隆帝認為，必須“息兵”，因為從“眷愛生靈”和國家錢糧兩方麵考慮，都隻能息兵而不能興兵。大戰再起，長期僵持，將使西北二路官兵勞累不堪和大量傷亡，使喀爾喀蒙古和陝、甘二省以及直接與戰事有關地方生靈塗炭，民力大損，國家財政也要受到很大影響。幾年來的巨量軍費支出和帑銀急劇減少，使他在“統計國家錢糧數目”後，深深感到必須息兵，國家的財政條件，無法承擔長期大舉進剿的重擔。當然，他也清醒地看到，息兵雖然必要，可是能否息兵，則取決於許多條件，特別是本身的實力，有恃才能無恐，有備無患，能戰能守，才能使準部不敢貿然來攻，才能打退準軍的進襲，保持邊境安寧。而且早在康熙年間，聖祖就總結出與準部交鋒的正確戰術是宜守不宜攻，以誘其進犯設伏圍殲為上策。他曾密告世宗：“彼地遼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師受困”，“惟有嚴兵誘致邀擊為萬全策。”清軍和通泊之敗，與遠道進攻師疲遇伏，是有很大關係的。因此，乾隆帝堅主守邊固疆，敵兵到來則全力痛殲，固守邊疆，使準軍無法入掠，長此以往，準部“不得交易貨財”，不能以馬、牛、羊、駝從內地換取必需的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則幾年以後，他們必將“自致匱乏”。這樣一來，準部倒有可能打消進掠的念頭，轉而願意議和，清廷就掌握了和戰與否的主動權。由此可見，乾隆帝的方針是，從息兵的目的出發，通過固守邊疆，促使準部停戰議和，使得雙方保持正常的和平關係，西北、北方寧謐，軍費大量減少，全國得以安寧。事實表明，乾隆帝對待準部問題所采取的這一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對促進西北息兵講和，起了重大的作用。
準部首領噶爾丹策零在與清朝幾經商討後，本來是已經決定劃界定和了，這時突然傳來雍正帝去世的消息，他便想乘機向清朝施加壓力，要求領轄更多的地區。他遣使臣吹納木喀於乾隆元年正月至京，送呈表文。在談到定界時，盡管雍正帝所列地界基本上是應他所請而寫的，可是這次他根本不提這一方案，卻表示“阿爾台(泰)本我遊牧之地，杭愛乃喀爾喀遊牧之地”，要求喀爾喀內徙，“別留中間闊遠之地”，實即欲得整個阿爾泰地區，擴大準部的轄地。《清高宗實錄》卷11，頁2.
乾隆帝在曉諭來使及賜噶爾丹策零的敕諭中，堅決地拒絕了策零的要求。他詳細講述了雙方談判的基本過程，闡明了雍正帝提出的劃界方案是合理的，符合準部與喀爾喀部的實際轄地情況，並且著重指出，這個方案還是策零及其父親策妄阿拉布坦最先提出，雍正帝隻不過是為了促進議和予以讚同而已。他明確宣布，必須按照這個方案來劃定雙方的界地，不劃定邊界就不能“通市”，準部“若能遵皇考諭旨定界”，則“朕必格外施恩”，準部將得到更多的利益。
乾隆帝又強調了守邊待和有備不懼的態度，告訴準部，清朝“隻守內地邊疆”，不會興師遠征，即使準部“欲激發朕怒，亦斷不勤兵於遠”。如果準軍“不自揣量，犯我邊境”，“起釁殃民”，則“爾準噶爾螳臂之力，勞師涉遠，豈能有濟”！《清高宗實錄》卷11，頁2，卷12，頁16、25、26.
噶爾丹策零收到敕諭後，雖然知悉清廷的態度十分堅決，不會滿足他統轄整個阿爾泰和侵占喀爾喀地區的要求，但並未就此罷休。他因為兩次戰敗於喀爾喀策淩額駙手下，策淩及其部落已經成為清軍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準部南進的巨大障礙，所以，他就把注意力轉向策淩，企圖爭取策淩額駙聯合抗清，至少爭取策淩中立，這樣一來，便可利用雍正九年準部大敗清軍於和通泊的軍事優勢，向清朝施加壓力，以圖得到更多的地區。他對策淩額駙采取了竭力拉攏和施加威脅的雙管齊下策略，於乾隆二年派遣特使致書策淩額駙，尊稱策淩為車臣汗，建議定界，要求得到阿爾泰地區。準部使臣哈柳至京時，曾往謁策淩，問道：“額駙遊牧部屬在喀爾喀，何弗居彼？”這顯然帶有挑撥性，意為策淩既係獨尊於部的車臣汗，為何降為清帝屬臣，羈押於京師，何不返回故土，南麵稱王。對於這樣離間策淩與清帝之關係的言論，策淩額駙嚴詞相告說：“我主居此，予惟隨主居，喀爾喀特予遊牧耳。”明確地宣布自己願為清帝之臣，堅決效忠於清帝，針鋒相對地駁斥了哈柳的離間之詞。哈柳見此計不成，又再施一策，詢問策淩說：“額駙有子在準噶爾，何不令來京？”這句話帶有很大的威脅性。原來雍正十年六月，準軍曾襲擊策淩遊牧地塔密爾，掠取了策淩的兩個兒子。哈柳的言下之意是，叫策淩溫順一些，不要得罪準噶爾，不要死心塌地地為清帝效勞，否則，將對其二子下毒手。對此，策淩嚴正相告：“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無與也。即爾送還，予必請於上誅之。”《清高宗實錄》卷41，頁21―24，卷56，頁11；《聖武記》卷3，《國朝綏服蒙古記》；《清史稿》卷296，《策淩傳》。策淩如此堅決效忠於清帝，斬釘截鐵地拒絕了準部的無理要求和威脅，使噶爾丹策零計窮法盡，不得不斷了這一念頭。
策淩額駙所采取堅忠於清的立場，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和現實條件。策淩年幼時，因避噶爾丹的侵擾，隨母逃到北京，為聖祖收入“內廷教養”，成年之後又娶聖祖之女，授和碩額駙，尋賜貝子品級，攜所屬歸牧故土塔密爾。策淩因喀爾喀部久遭準部欺淩，十分氣憤，“銳自磨礪”，收猛士一千人為親兵，嚴格訓練部下，練成了一支稱雄於漠北的勁旅。雍正九年九月與十年八月，策淩額駙率部兩次大敗準軍，建立了殊勳。雍正帝大喜，晉策淩為親王、固倫額駙，授喀爾喀大紮薩克，命其任定邊副將軍，厚賜金銀財帛，並為其築城於塔密爾，易廬帳為宮室，“如京師賜第”。策淩原係土謝圖汗屬下的賽音諾顏部首領，清帝因其功大，遂命分土謝圖汗所轄的二十旗給予策淩，增賽音諾顏部，喀爾喀遂由三部變為四部(另三部為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紮薩克圖汗部)。策淩既蒙受清帝特恩，準部又係喀爾喀的世敵，他與清朝有著共同的切身利害關係，因而自然會堅決效忠於清帝，當然會拒絕噶爾丹策零的要求。盡管噶爾丹策零聰明過人，善用計謀，可是他卻萬萬沒有想到，清政府之所以斷然拒絕準部占據阿爾泰地區的要求，不是由於其他什麽原因，而是完全出於策淩額駙的建議。正是策淩額駙堅決反對準部管轄整個阿爾泰地區，向清帝上奏，力主此議，清帝才敕諭噶爾丹策零，不準他占據阿爾泰地區。現在噶爾丹策零卻想從策淩這裏謀取策淩堅決維護的地界，豈不是自討沒趣，白碰釘子！
乾隆帝嚴持守邊息兵議和的方針，不出兵遠征勞民傷財中敵之計，牢牢固守邊疆，又繼承父皇遺規厚待策淩額駙。他一登基就諭告莊親王允祿等總理事務王大臣說，額駙策淩“係國家效力出眾之人，亦曾蒙皇考格外恩寵”，命“照內地親王(即宗室王)之例”，賞予緞匹。他並親寫手敕，諭策淩說：“汝受皇祖、皇考重恩，宜竭力效忠國家。皇考曾諭朕：所有軍務，惟爾是賴”。這樣一來，噶爾丹策零既不能誘使清兵出征而設伏圍殲，又無法越過阿爾泰山向清軍突襲，爭取策淩額駙之策也不生效，長期僵持，斷絕市易，使準部處境相當困難。因此，他下定了議和的決心，放棄了對阿爾泰山以南地區的要求，於乾隆二年閏九月遣使者達什齎上“奏大皇帝”一書及予“車臣汗”策淩額駙一書，“請嗣後喀爾喀與厄魯特各照現在駐牧，無相掣肘”。雙方條件基本接近，再就一二枝節問題幾度商談，最後達成了協議，以阿爾泰山梁為界，準部在山北遊牧，喀爾喀在山南遊牧，噶爾丹策零可遣三百人入藏為已故的班禪“熬茶誦經”，四年之內，在北京、肅州各貿易一次。《清高宗實錄》卷41，頁21―24，卷61，頁6，卷62，頁16，卷65，頁5，卷87，頁8，卷106，頁24，卷107，頁11、20，卷109，頁5，卷110，頁9―13.至此，清朝與準噶爾部之間長達二十餘年的戰爭時期，終於結束了，雙方開始進入友好往來、頻繁貿易、關係正常的新時期。乾隆帝的息兵、守邊、議和的正確方針，對促進這一新時期的到來，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幹戈化玉帛滿蒙漢皆利。
清政府與準噶爾部首領的議和定界，對雙方均大有裨益。定界以後，邊境安寧，彼此皆享太平之福。和議剛成，乾隆帝便對噶爾丹策零及其使者強調了議和對雙方的好處。他著重指出：“朕為大君，統一中外”，“惟思與普天之下，共享升平。今噶爾丹策零既遵朕旨定界，嗣後近邊居人，各安故土，更無爭競，永遠安生矣”。《清高宗實錄》卷107，頁11，卷110，頁10.此旨雖不無誇揚帝恩君威之詞，但總的說來，雙方近邊地區，確實比較平靜，互相都很謹慎，盡量避免發生摩擦，沒有出現嚴重的爭執和大的流血事件。因此，一些緊靠阿爾泰山的喀爾喀蒙古部落，便陸續遷回原來遊牧地區。過去由於用兵，“曾令喀爾喀內移”，以翁金的布爾察克、鄂爾坤的烏貴諾爾、色楞額的喀喇托郭為界，現向北移動，以阿勒坦噶達蘇等處，“定為外界”。《清高宗實錄》卷24，頁5，卷116，頁2.喀爾喀各部蒙古共同尊奉的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先前因準噶爾興兵時欲圖來搶奪，被雍正帝移居多倫庫爾，現在他看到噶爾丹策零“奏請求和，邊庭無事”，“軍事已定”，希望還居故地，乾隆帝同意這一請求，並賜整裝銀一萬兩，讓其回到庫倫。《清高宗實錄》卷110，頁4.陝西、甘肅、寧夏等地居民的運輸負擔和糧食供應數量大為減少，役煩差重民不寧居的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大體上可以安居務農經商做工。準噶爾部人民也不用披堅執銳流血沙場，能夠在故土自由放牧和墾田種地，農業、畜牧業都有了顯著的發展。
議和對促進準部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準噶爾使者頻繁入京朝貢，按例領取賞品，交易貨物，並在肅州、哈密、西藏互市。準部帶來大批牲畜，換回巨量銀兩和各種貨物。以西藏而論，乾隆八年準部三百餘人入藏“熬茶”，帶來馬二千三百餘匹、駝一千七百餘峰、羊二千八百餘隻及大批毛皮、葡萄等貨，從清甘肅巡撫領銀七萬八千餘兩。十二年準部三百人又帶駝二千餘頭、馬三千餘匹、羊三千餘隻入藏，領官銀十六萬四千餘兩。準部商人還在哈密進行貿易，僅乾隆八年四月和八月，二十五名準噶爾人就帶來羊七千餘隻、馬三百餘匹、牛二百八十頭、駝三十三頭。貿易規模更大、人數更多的是肅州的互市，乾隆八年額連胡裏等一百二十二人攜帶駝七百二十六頭、牛二百六十頭、馬五百餘匹、羊二萬六千八百隻，在肅州賣銀四萬餘兩，在哈密賣銀九千餘兩。還是這個額連胡裏，他帶領二百一十三人於十三年再次前來，賣出駝、馬、牛一千九百餘匹(頭)及羊七萬餘隻，獲銀八萬六千餘兩。另一大商人諾落素帕，於十五年領三百零一人來，賣出馬、牛、駝五千餘匹(頭)和羊十五萬六千餘隻，獲銀十九萬四千餘兩。這對促進準部經濟的發展和增強與內地人民的聯係，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定界議和還使軍費大量減少。過去十數萬大軍遠駐塞外，“軍需浩繁”，現在基本上撤回內地，守邊重任主要由喀爾喀及內紮薩克科爾沁等部蒙古軍隊承擔，清軍人數也就相應減少。雍正年間因“西陲用兵”及苗疆、河工等處，全國綠營兵增加了十一萬六千餘名，超過了舊額五分之一，現“軍務告竣”，到乾隆六年五月已裁減二萬餘名，並陸續裁減，每年可節省大量兵餉。《清高宗實錄》卷128，頁8、9、10，卷135，頁1―3.自雍正七年用兵到十三年，六年中用銀五六千萬兩，平均每年八九百萬兩，現在這筆巨費基本上不用付出了。
以上“政尚寬大”，革除弊政，平定苗疆，議和準部，使政局較前平穩，人心比較安定，軍費大量減少，這為乾隆帝進一步發展經濟，整頓吏治，文治武功兼備，促成“全盛之時”，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