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乾隆初政(3)
雍正帝順應時代潮流，委任鄂爾泰、張廣泗、哈元生等官將，統領大軍，剿撫兼用，堅決推行改土歸流政策，裁汰了大批苗族土司、土官、土目，在苗區設立了長寨廳、歸化廳、八寨廳、丹江廳、都江廳、台拱廳、清江廳、古州等廳州縣，任命滿、漢官員轄治，管理苗、漢人民，一般將這些改土歸流的地區稱“苗疆”或“新疆”。苗疆地域廣闊，“辟地二三千裏，幾當貴州全省之半”。世宗大喜，厚賞有功人員，鄂爾泰由雲南巡撫升任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總督，拜保和殿大學士，任軍機大臣，兼兵部尚書，封一等伯；張廣由知府升按察使，再晉貴州巡撫，又擢湖廣總督；哈元生從一個小小的守備升至總兵官，任貴州提督，並因入覲至京，蒙帝特恩，授軍機大臣。
正當清廷慶賀殊勳，有功官將青雲直上興高采烈之時，忽然貴州烽煙大起，緊急警報直奏皇城。由於許多土司不願放棄祖傳特權，兼之新任官員料理不善，甚至作威作福，魚肉苗民，因此不少地區發生變亂。雍正十二年七月，苗人老包到處宣傳“苗王”出現。十三年二月，以官吏“征糧不善”，古州所屬八妹、高表等寨苗人首先起兵，台拱、清江各寨苗民“同聲響應”，攻打官兵營房，一時眾達兩萬之多，事態迅速擴大。
清廷對苗民起兵采取的措施極不得力，犯了不少嚴重錯誤。首先是起事之前地方官員麻痹大意，兵力部署欠妥。貴州省有綠營兵三萬餘名，而一些“緊要州縣”，卻隻有幾十名兵丁。像台拱廳，原係“九股生苗”地區，雍正十年剛設營駐兵，派參將一員，統兵一千駐戍，此地上下九股數百苗寨便起來反抗，圍困兵營，貴州提督哈元生領軍六路合擊，曆盡艱辛，好不容易才平定下去，斬殺和俘獲苗人數千。鄰近這樣易生事端的“九股生苗”之地的黃平州與青溪縣，卻分別隻有兵丁三四十名，不僅不能外出作戰，“即看守城池，亦甚不足”，一遇變亂，自然輕易失守。
其次，苗變之後，省府州縣文武官員庸碌無能，或如在夢鄉毫不知覺，或無力應變，剿撫不力。古州文武官員，“不能善為彈壓，一聞聚集之信，不即迅速擒拿”，以致苗民“漸至附和勾結”，聲勢日大。總兵韓勳擁兵三千，於王嶺擊敗苗民時，“不即行追捕”，“致令蔓延”。都勻府屬清平縣知縣邱仲坦，當苗民圍攻凱裏時，嚴諭民人不得逃避，自己卻見“賊勢凶橫”，退回縣城，待苗民攻下凱裏轉攻清平時，他又“不能巡查防守”，以致一些苗人“入城放火”，獄中犯人乘機全部逃走。平越縣知縣楊興道，對提督統兵征剿所需“一切軍裝糧運”，不認真備辦供應，隻是一味“飾詞推諉，阻滯不前”。平越府知府朱東啟見苗民起事，“畏懼苗疆”，借稱患病，謂求回鄉調理，以避苗亂。貴州巡撫元展成，“平時經理粗疏”，如“在睡夢之鄉”，對苗事不加注意，不“先事預防”，亦不上奏，苗變之時，“又複茫無覺察。”《清世宗實錄》卷157，頁16、19，卷159，頁5、9.這樣一群笨宦劣員怯官懦將，怎能製止成千苗寨的變亂。
再次，雍正帝用人不當，指揮欠妥，領兵人員各持己見，互相攻訐，欽差大臣“行事乖張”。苗變一起，清帝便調兵遣將征剿，授貴州提督哈元生為揚威將軍，以湖廣提督董芳為副將軍，不久又派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欽差大臣，命副都禦史德希壽協助。雍正帝還特命果親王允禮、皇四子寶親王弘曆、皇五子和親王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和張廷玉、戶部尚書慶複、禮部尚書魏廷珍、刑部尚書張照和憲德、工部尚書徐本等，“俱辦理苗疆事務”。除貴州本省官兵外，又調廣東、廣西兵八千，湖南、湖北兵五千，還有四川、雲南兵，合計三萬餘名。雍正帝還命從直隸保定、熱河、浙江及湖廣西征準部回來的兵丁，抽調五千，前往接近苗疆的湖南，以備應用。大軍數萬，六省會剿，皇上親處苗事，欽差大臣坐鎮，揚威將軍率部衝殺，本來是應當很快平定毫無訓練的苗人的，但是，局勢恰恰相反，官兵遲遲不能奏效。親聆禦旨的欽差大臣張照，“舉動乖張，妄行調遣”，“辦理失宜”，偏袒副將軍董芳，“專主招撫”，對董所辦之事，“極口讚揚”，於哈元生則“痛加醜詆”。巡撫元展成誤認為“熟苗必不致反”，哈元生又因過去屢敗苗民而驕傲地認為“苗人不難撲滅”，董芳則手握重兵，困守八弓，“僅以招撫為可了事”，哈、董二人互不相讓，各自為戰。這種局麵的出現及其遲遲不能糾正，根源在於雍正帝的決策出了差錯。他任命張照為“撫定苗疆”的欽差大臣，就是一大失誤。張照並不是低能之人，而是才華出眾的大文豪，“資學明敏，書法精工，為海內所共推”。他精明能幹，久任刑部侍郎、尚書，頗有建樹，但對用兵卻並不內行。雍正帝之錯在於用非其長，不該用隻長於治學理政之人去統率全軍指揮征戰，更不該對張照這樣意氣用事、因私廢公之人委以重任。號稱洞察秋毫，連大臣在家打牌都能偵悉的雍正皇帝，竟不能了解張照之右董左哈，同意了張照的建議，將大兵一分為二，身為主帥的揚威將軍哈元生僅轄滇、黔軍，隻管施秉以上地區，而為哈之副手的董芳卻統率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四省之兵，征剿施秉以下地區。在張照的偏袒下，董芳、哈元生之間，文稿往來，頻繁辯論，專注於劃分雙方之間的轄地，不致力於征剿，嚴重地貽誤了軍機。《清世宗實錄》卷151，頁23；《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清史稿》卷304，《張照傳》。
最後，官兵軍紀鬆弛，殺良冒功，是造成征剿不力的重要因素。清軍所至，燒殺擄掠、“概將空寨焚毀，甚至將已撫之苗出寨當夫者，輒行誅戮”。像八寨協副將馮茂，設下奸計，巧言欺騙，誘殺降苗六百餘人及頭目三十餘名。官軍的濫施殺害，激起苗民極大憤怒，幸免於死逃脫之人，“播告徒黨，詛盟益堅，多手刃妻女而後出抗官兵”，因而“蔓延不可招撫”。《清高宗實錄》卷3，頁11；《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由於這些原因，從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古州各苗寨起事，到八月二十三日世宗去世為止，盡管有六省三四萬官兵征剿，苗亂卻一直延續，而且苗兵還接連攻下黃平、清平、餘慶、青溪等州縣，圍困柳羅、丹江等兵營，“焚掠及鎮遠、思州”，漢民紛紛逃往湖南等鄰近省份，清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驛路四隔”，省城為之戒嚴，黔省大震，西南不寧。《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二、庸碌欽差議停改流。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七和初九日，剛舉行登極大典的新君弘曆，兩次降諭嚴厲斥責“撫定苗疆”欽差大臣張照，並先於八月二十八日諭令其回京，實即解除其欽差之職，不久又責其“擾亂軍務，罪過多端”，令嚴審具奏。這位自命為“以皇考之心為心”的孝子，為什麽要罷免皇父委任、信賴的大臣？為什麽要如此不留情麵地痛斥其非並要嚴懲？張照究竟有何大過？
通觀乾隆帝談論張照的十幾次上諭，發現他給張照定的罪狀主要是三條。第一條罪是張照奏請拋棄苗疆，力言“新辟苗疆，當因其悖亂而降旨棄絕”。第二罪為張照假傳聖旨，說雍正帝曾提出“棄置新疆”，並將此作為“密奉棄置之諭旨”，轉告揚威將軍哈元生。第三罪係張照到貴州以後，“挾詐懷私，擾亂軍務，罪過多端”。《清高宗實錄》卷2，頁21、27，卷9，頁9.
張照確實懷有私心，因而在處理苗變時，領導不力，安排欠妥。他本來就是一個長居京師的文官，不懂軍事，又未做過地方官員，不了解苗疆情況。他之所以主動申請前往貴州，是因為他與鄂爾泰一向不和，看到苗變之後雍正帝指責鄂爾泰“措置不當”，便想乘機抒誠打擊仇敵。《清史稿》卷304，《張照傳》。既不諳苗情，又不會兵法，還挾有私心，當然不可能肩負起“撫定苗疆”的欽差大臣重任，以致一誤再誤，數萬大軍不能奏效，就此而論，乾隆帝說張照“挾詐懷私，擾亂軍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沒有冤枉他。但是，乾隆帝給張照定上的第一、第二兩條大罪，是否確有其事，究竟有多少根據，問題就不那麽簡單了，說服力就不強了。
張照提出因苗寨變亂而拋棄苗疆，這顯然是十分錯誤的，是目光短淺庸碌之輩的謬論，應予否定和批駁。但是，張照為什麽要這樣做？真是假傳聖旨，與雍正帝無關嗎？不是，張照的拋棄苗疆之說，並不是他的創新，而是按先皇雍正帝的旨意上疏奏請的，是雍正帝首先提出要“棄置苗疆”。這個主張有其深刻的軍事、政治背景。
古州、台拱等地的苗寨起事，給予雍正帝很大刺激。盡管他親自處理苗事，特設辦理苗疆事務處，調遣六省官兵征剿，遣派欽差大臣，並多次下諭斥責有關官將貽誤軍機，嚴令臣僚克期竣事，還以貴州巡撫元展成經理不當，諭令將其革職留任，如仍失職，即行正法。但這些措施，收效甚微，“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雍正帝氣憤交加，坐臥不寧。原來因辦理貴州等省改流有功而特封一等伯的大學士鄂爾泰，隻好上疏請罪，自認“布置未妥，籌慮未周”，以致台拱九股諸苗“輒行反複，擾累腹地”，懇乞罷大學士職務，削去伯爵。雍正帝諭令解其大學士職，削爵，使其專心養病。這時，一些鼠目寸光、才識低下而又自命為英才的官員，紛紛發表議論，對改土歸流大肆詆毀，“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清世宗實錄》卷158，頁15；《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一些官員出於派係之爭，因反對鄂爾泰而反對改流，也乘機而出，大發貶詞。
在這軍事征剿無效，苗亂滋延及部分臣僚的反對言論影響下，雍正帝動搖了，認為不該在貴州實行改土歸流。雍正十三年七月十八日鄂爾泰上疏請罪時，世宗降諭說：古州苗疆改土歸流之事，鄂爾泰懇請施行，因相信其“居心誠直”，“必有成算”，始允其請。不料從那以後，“苗即數次蠢動，近則直入內地”，詢問鄂爾泰，彼“亦以出於意外為詞”，可見，“是從前經理之時，本無定見，布置未協所致”，“則朕一時之輕率誤信，亦無以自解”。《清世宗實錄》卷158，頁17.過了半個月，八月初三日他又諭告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說明經理苗疆的目的是為了“安民”、“利民”，不料反而害民，責令地方官員“竭力撫綏”，“救災恤困”。他說：
“從來經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凶頑，久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計議剿撫，為安百姓之計。若雲利其民人，……若雲貪其土地，則其地本在吾版圖之中。縱使日久之後，苗眾抒誠向化，輸納錢糧，計算尚不及設汛養兵萬分之一，然則國家果何所利而為此哉！……今逆苗突入內地，勾引熟苗，肆行搶掠，良民遭其荼毒，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舉，朕與經理之大臣安能辭其過耶！……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官弁兵民等，鹹使聞知。”《清世宗實錄》卷159，頁2、3.
雍正帝這樣接連兩次下諭，正式承認經理苗疆是失誤，是“輕率誤信”“本無成見”之臣僚的錯誤建議，成了害民之舉，可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輕率言談，而是其反複考慮之後作出的嚴肅結論，這就是他準備要“棄絕苗疆”了。其實，早在雍正十三年五六月，他就有了這種想法，曾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談過，認為過去不該在貴州古州等地實行改土歸流，應當“棄置新疆”，當時這些王大臣主張，“苗人現在跳梁，此時斷無棄置之理，惟有俟事平之後，再行計議”。《清高宗實錄》卷2，頁21、27.王大臣的主張，也是主要從朝廷的臉麵考慮，在苗變之時宣布放棄苗疆，太丟人了，等平定之後再說，並不是說他們一定堅持要死守苗疆不許拋棄。雍正帝當時雖然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議，但仍未放棄原有想法，故派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令察其利害”，即了解和分析棄置與否的利弊。
張照聰明過人，蒙受世宗重用，由一個區區從七品的微員檢討，十二年內超擢為九卿之一的從一品刑部尚書，又被委任為辦理苗疆事務處的大臣和撫定苗疆欽差大臣，他當然了解皇上的性格和想法，知道朝廷的態度和朝野的傾向，世宗也知其為人，認為他會貫徹自己的意圖，因而才特派他為欽差大臣。兼之他想借此打擊鄂爾泰，因而一到貴州的沅州鎮遠後，就“密奏改流非策”，並“致書諸將，首倡棄地之議”。《清史稿》卷304，《張照傳》；《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可見，張照棄絕苗疆的建議，實即來源於雍正帝的主張，並不是他一人冥思苦想的創見，隻不過是他夾雜了個人恩怨罷了。
征剿無效，朝野，世宗猶豫、後悔和動搖，加上張照以其蒙帝寵信善悉君意的特派欽差大臣的身份，公開宣揚欲棄苗疆的聖旨，因而形成“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的嚴重局麵，貴州的改土歸流眼看著就要完全失敗了。《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三、乾綱獨斷平定苗疆。
(一)堅主用兵迅速平變。
正當苗疆改土歸流處於危急之時，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世宗胤病逝，弘曆繼位，堅持改流，軍政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早在雍正十三年五月成立辦理苗疆事務處時，弘曆就是經管此事的王大臣之一。通過三個多月的工作，他對苗情、軍機、政論和父皇意圖，以及張照的性格、想法，都很了解。他很關心苗疆的去向，不讚同廢棄新疆的主張。他深知此事關係重大，必須認真對待，妥善處理。他一即位就明確地強調“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急務”，堅持要將改土歸流進行到底。他嚴厲斥責撫定苗疆大臣張照假傳聖旨，反複論證皇父並無棄絕新疆之意，並諭令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刑部將張照嚴審定罪。這樣，一下子就煞住了車，捂住了主張拋掉苗疆之人的金口，扭轉了反對改流的狂瀾，從政治上統一了朝廷對苗疆堅持用兵的思想。
乾隆帝采取的另一重要決策是更換統帥，懲辦失職官將。他一即位就將張照撤下來，委任湖廣總督張廣泗為經略，“統領軍務”，自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以下，俱令聽張“節製調遣”。他多次降諭，慰撫張廣泗，寄以厚望，授予大權，言及苗疆用兵事關重大，曠日持久，尚無頭緒，“是以命卿為經略，總統軍務，一切惟卿是賴”，並命張兼領貴州巡撫，增撥兵餉一百萬兩，使張廣泗感激涕零，誓盡全力平苗報恩。《清高宗實錄》卷1，頁33，卷4，頁12，卷5，頁54，卷10，頁8.乾隆帝多次下諭，指責張照擾亂軍務，副都禦史德希壽隨聲附和；貴州巡撫元展成撫綏不當，玩忽公事，輕視民命，文武不和；揚威將軍、貴州提督哈元生事先不能預為防範，用兵又觀望遲疑，籌謀無術，調度失宜，稽遲軍務；副將軍、湖廣提督董芳仗恃張照之勢，與哈元生“有意齟齬”，僅以招撫為事，皆令革職拿解至京，嚴審定罪。這樣一來，事權統一，賞罰嚴明，對保證平定苗疆起了很大作用。
乾隆帝對剿撫之間的關係，作了明確的規定，禁止濫殺，欲圖以“德”濟“威”。他於九月二十一日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數說官兵不應焚毀被迫脅從的苗寨，殺害老弱子女，因為“若將脅從之苗寨概行焚毀，並誅其老弱子女，則益堅其抗拒之心，於剿撫機宜，殊為未協”，但若過分寬縱，“使逆苗並不畏威，兼不懷德，則亦非一勞永逸之計”。《清高宗實錄》卷3，頁11.他於十一月十八日再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命赦投誠苗眾之罪，讓他們傳諭經略張廣泗，令其明白曉諭：“除怙惡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國法，其餘若能聞詔投戈，輸誠悔過，當悉貰其罪，予以自新，務使邊宇安寧，百姓樂業，以副朕安海內，一視同仁之意。”《清高宗實錄》卷7，頁11.這對勸說苗民降順，略微限製一下官軍的濫殺，是會有影響的。
在乾隆帝堅主用兵、改流的正確方針指導下，經略張廣泗認真總結了前麵八九個月戰爭的利弊得失和經驗教訓，認為過去之失利，除了政治上文武不和、剿撫未定等因素外，軍事上最大的失策是“合生苗、熟苗為一”，“分戰兵、守兵為二”，真正用來征剿之兵太少，六省官兵數萬名，絕大多數用於“大路沿途密布”，“而用以攻剿之師，不過一二千人”，以致“東西奔救，顧此失彼”。他建議集中兵力，分化生苗熟苗，“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渙其黨羽”，“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繳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搗生苗逆巢”，使其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然後再攻“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乾隆帝完全信任張廣泗，有所奏請，概予允準，大力支持。張廣泗擁有軍政大權，號令統一，率領六省官兵，放手進行征剿，先分兵三路，攻上九股、下九股和清江下流各寨，“所向克捷”。乾隆元年(1736年)春，又分兵八路，排剿抗拒苗寨，“罔不焚蕩鏟削”，隨即進攻牛皮大箐。此箐位於苗寨之中，盤亙數百裏，北至丹江，西為都勻、八寨，東係清江、台拱，“危岩切雲，老樾蔽天，霧雨冥冥，泥潦蛇虺所國”，雖附近的苗徭，“亦無能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所以各處苗寨被攻下以後，苗人紛紛逃據其中，以為官兵萬萬不能到此，欲圖待軍退後再出活動。張廣泗檄令諸軍分扼箐口，重重合圍，逐漸近逼，從四月至五月，官兵“犯瘴癘，冒榛莽，靡奧不搜，靡險不剔”，又許苗人自相斬捕除罪，因此，生苗“渠魁”全部被擒被殺，“俘馘萬計”，“其饑餓顛隕死岩穀間者，不可計數”。六月，張廣泗複乘勝搜剿從亂熟苗，分首、次、脅從三等，直到秋天，先後毀除一千二百餘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斬一萬七千餘人，俘二萬五千餘人，獲銃炮四萬六千餘及刀、矛、弓、弩、標甲十四萬八千餘，盡平苗變，原來黃平等州縣逃居鄰近省份的漢民，陸續回到舊地，戰火紛飛，兵荒馬亂，連續折騰了一年多的苗疆，終於平定下來了。《清高宗實錄》卷10，頁8，卷11，頁28，卷15，頁36，卷17，頁27，卷19，頁31，卷22，頁4，卷27，頁21；《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二)免賦設屯苗區安定。
用兵苗疆的順利進展及其迅速平定，是乾隆帝即位以後的一大勝利。這位年方二十五歲剛剛主持朝政的青年君主，竟能在戰局不利的形勢下，不受一大群庸臣劣將的影響，擯棄他們妥協退讓的錯誤主張，甚至冒著被人責為違背皇父止兵棄地聖旨的危險，堅主用兵，堅持改土歸流，果斷采取得力措施，更換統帥，懲辦失職官員，全權委付張廣泗率軍征剿，終於力挽狂瀾，扭轉了戰局，大獲全勝，辦好了皇父未能辦成的“最要最重事件”。②《清高宗實錄》卷7，頁43、41.乾隆帝對此當然感到十分高興，重賞有功官兵，厚賜銀米，晉張廣泗為貴州總督兼領貴州巡撫，授三等阿達哈哈番世職，並每年賞給養廉銀一萬五千兩。但是，他並未沉醉於慶賀捷音，無所事事，而是在積極著手進行更為艱巨的工作。
征剿苗變，固非易舉，風餐露宿，崇山峻嶺，瘴霧彌漫，水土不和，瘟疫流行，軍情瞬息萬變，未必能穩操勝算。但是，以全國之力製一隅之地，遣派六省官軍對付數萬素無訓練的苗民，隻要調度有方，總是能夠辦得到的，可是要治理苗疆，使其今後不發生或少發生變亂，則顯然是更為艱難。雍正四年起，為在苗區改土歸流，用兵五六載，剛剛收兵，設州縣，委流官，建兵營，收賦稅，台拱上下九股數百苗寨即於雍正十年起事，圍攻大營，持續將近一年，才被官軍打壓下去，不久又發生了這次大的變亂。這兩次苗變表明，清廷必須采取正確措施，才能真正穩定苗疆，少起動亂。
早在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乾隆帝就在探究造成此次苗變的原因，而且得出了應有的結論。他於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諭告經略張廣泗說：古州之變，是因為苗民“原屬化外不入版圖之人，一旦製之以禮法，賦之以租稅，雖雲最薄最少，以示羈縻”，亦必引起反感，以致“僨事”。②因此，他在平定苗變後，明智地、果斷地在苗疆實行了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新政策。最重要的一條是免除苗賦。乾隆元年七月初九日，弘曆頒發了“永除新疆苗賦”的聖旨。他先簡要地說明了改流和用兵的原因，指出之所以要將苗疆“收入版圖”，是由於苗民“俯首傾心”，切望“輸誠歸順”，故允準督臣的請求，實行改流，使苗民能夠“沾濡德澤，共享升平之福”，並非貪圖其土地人口。當初所定糧額，“本屬至輕至微，不過略表其向化輸租之意”。不料苗變發生，危害人民，因而發軍征剿。接著詳細說明下令免除苗賦的緣故，他指出，苗民“皆吾赤子”，起事之苗，“身罹刑辟，家口分離”，甚為可憐，而現在的“就撫苗眾”，“多屬脅從附和”，還有不少從未參與變亂“始終守法之各寨”，這都必須“加意撫恤”。而苗人納糧，正額雖少，“但征之於官，收之於吏”，繁雜之費，恐“轉多於正額”，隻有“將正賦悉行豁除”，使苗民與胥吏“終歲無交涉之事”，“則彼此各安本分，雖欲生事滋擾，其釁無由”。因此令總督張廣泗出示通行曉諭，“將古州等處新設錢糧，盡行豁免，永不征收”。這樣，苗民“既無官府需索之擾，又無輸糧納稅之煩”，各自耕田鑿井，“俯仰優遊”，“永為天朝良順之民，以樂其妻孥，長其子孫”，他們便不會舍棄安居樂業而生變亂。②《清高宗實錄》卷22，頁20、21，22.
另一重要政策是尊重苗民風俗。他在上述永除苗賦的諭中同時又講道，苗民風俗，與內地百姓大不相同，因此規定，今後生苗中“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繩以官法”。至於生苗與漢族兵民及熟苗爭執的案件，則屬於文官應辦者，歸文臣辦理，應隸武將者，由武官辦理，有關官員必須“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擾累”。②。
乾隆帝實行的第三項重要政策屯田，則不如免賦那樣一諭定局，而是經過好些反複。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審閱總督張廣陳奏的苗疆善後事宜時，諭告總理事務王大臣，指出張奏請將“逆苗絕戶田產”分給漢民領種的辦法大為不妥，因為“苗性反複靡常”，現雖懾服，今後難保永安，若將“所有逆產招集漢民耕種”，萬一苗變再起，漢民將受其害。因此，“逆苗因罪入官之地”，可設屯軍，令兵丁耕種，這樣，無事可盡力務農，萬一有警，“就近即可抵禦”，所收糧穀，“又可少佐兵食”，以省內地的轉運，且使苗疆駐兵有所增多而又能節省添兵的費用。讓王大臣告訴張廣泗。《清高宗實錄》卷31，頁4、5.
這個辦法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對。協辦吏部尚書事務顧琮奏稱，於深山邃穀招募屯田，是“盡奪生苗衣食之地”，甚為不妥。可是，總督張廣堅決執行皇上諭旨，積極籌辦屯田事項。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張廣泗上奏：遵旨籌劃苗疆，已將“叛苗絕戶田產，安設屯軍”，原來計算絕戶田地，約可安屯軍五六千戶，現據各州縣報告，清江縣可安屯軍二千六百餘戶，八寨可安八百餘戶，丹江九百餘戶，古州、台拱、凱裏、黃平、施秉、勝秉，清平等地可安六七千戶，共計能設屯軍一萬餘戶，應設屯堡一百餘處，皆分布於形勢險要之處，對保證苗疆“經久之計”，“已屬萬全”。乾隆帝對此加以讚許，並經總理事務王大臣核議奏準，令張廣泗照此方案辦理。《清高宗實錄》卷49，頁19.不料，雲南總督尹繼善來京覲見時，高宗向彼詢及苗疆事務，尹繼善詳細論述安設屯軍的不妥。這可使皇上困惑了。這個尹繼善，並非等閑之輩。其父尹泰，原係一小小佐領，因受世宗胤賞識，晉至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尹繼善亦被世宗寵信，曆任署廣東布政使、江蘇巡撫、署河道總督、署兩江總督、協辦江寧將軍、雲貴廣西總督，乾隆元年因貴州別設總督始專任雲南總督。尹繼善於雍正十一年指揮官兵平定了台拱苗變，十二年奏定新辟苗疆諸事，十三年又發雲南兵並征調湖廣、廣西兵策應，配合張廣泗平定了古州苗變。這樣一位久任封疆大員、直接處理過苗變的雲南總督，建言屯田之不可設，其說服力是很強的。因此，乾隆帝於二年閏九月十二日下諭，停止貴州古州苗田屯軍。他諭告總理事務王大臣：尹繼善奏稱“分布屯軍之舉，尚未妥協”。看來，苗民不願開設屯田，若將“逆苗”之田“收之於官”，則將招苗人反感，“輕重失宜”，與經理苗疆之意不合。令即將此旨馳告張廣泗，命其立即停辦屯田。他又專降一旨諭古州等處苗民說：督臣奏請將“逆苗絕戶叛產”分給屯軍，考慮到此等“絕田”“未必盡係無主之產”，“不忍以爾等自有之業，強令歸官”，因此特頒諭旨，令經理大臣“停止屯軍之事”。爾等受此厚恩，當“安分守法，永為天朝良民”。《清高宗實錄》卷52，頁14―18.
貴州總督張廣泗接旨後，仍堅持要設立屯軍，專上奏疏力爭，並稱“願以身家相保”。乾隆帝閱過奏折仔細考慮後，同意張的建議，降旨批示說：“卿既熟悉苗情，又屢經籌度，且以身家相保，朕自然聽卿料理”。《清高宗實錄》卷55，頁16.設屯之事得以繼續進行。
但是，爭論並未結束，乾隆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兩廣總督鄂彌達特上長疏，極言興辦屯田的危害。他的主要根據有二：一係苗人全靠“刀耕火種”，無其他營生之業，過去地畝寬餘，“始獲相生相養”，如將田收歸屯丁，則今後地少人多，“不能仰事俯育”，“必致怨生”。二為屯丁不能自耕，仍需招苗人耕佃，苗民“以世代田產，供他人之倍收”，又為兵丁佃戶，“久之視同奴隸”，“既衣食無賴，又兼役使鞭笞”，這樣下去，他們“既不樂生，又何畏死”，恐怕不出十五年，“古州之事複見矣”。②《清高宗實錄》卷67，頁33、34，33、34、35.乾隆帝閱讀後，又猶豫不定，降旨批示說：“此奏識見甚正，即朕意亦然”，故於去年特頒停設軍屯諭旨，但張廣泗堅持要辦，“伊係封疆大臣，又首尾承辦此事，不得不照彼所請，然朕則以為終非長策也”。現觀此奏，交軍機大臣詳議。②不久諭令張廣泗回奏。
正當清廷慶賀殊勳，有功官將青雲直上興高采烈之時，忽然貴州烽煙大起，緊急警報直奏皇城。由於許多土司不願放棄祖傳特權，兼之新任官員料理不善，甚至作威作福，魚肉苗民，因此不少地區發生變亂。雍正十二年七月，苗人老包到處宣傳“苗王”出現。十三年二月，以官吏“征糧不善”，古州所屬八妹、高表等寨苗人首先起兵，台拱、清江各寨苗民“同聲響應”，攻打官兵營房，一時眾達兩萬之多，事態迅速擴大。
清廷對苗民起兵采取的措施極不得力，犯了不少嚴重錯誤。首先是起事之前地方官員麻痹大意，兵力部署欠妥。貴州省有綠營兵三萬餘名，而一些“緊要州縣”，卻隻有幾十名兵丁。像台拱廳，原係“九股生苗”地區，雍正十年剛設營駐兵，派參將一員，統兵一千駐戍，此地上下九股數百苗寨便起來反抗，圍困兵營，貴州提督哈元生領軍六路合擊，曆盡艱辛，好不容易才平定下去，斬殺和俘獲苗人數千。鄰近這樣易生事端的“九股生苗”之地的黃平州與青溪縣，卻分別隻有兵丁三四十名，不僅不能外出作戰，“即看守城池，亦甚不足”，一遇變亂，自然輕易失守。
其次，苗變之後，省府州縣文武官員庸碌無能，或如在夢鄉毫不知覺，或無力應變，剿撫不力。古州文武官員，“不能善為彈壓，一聞聚集之信，不即迅速擒拿”，以致苗民“漸至附和勾結”，聲勢日大。總兵韓勳擁兵三千，於王嶺擊敗苗民時，“不即行追捕”，“致令蔓延”。都勻府屬清平縣知縣邱仲坦，當苗民圍攻凱裏時，嚴諭民人不得逃避，自己卻見“賊勢凶橫”，退回縣城，待苗民攻下凱裏轉攻清平時，他又“不能巡查防守”，以致一些苗人“入城放火”，獄中犯人乘機全部逃走。平越縣知縣楊興道，對提督統兵征剿所需“一切軍裝糧運”，不認真備辦供應，隻是一味“飾詞推諉，阻滯不前”。平越府知府朱東啟見苗民起事，“畏懼苗疆”，借稱患病，謂求回鄉調理，以避苗亂。貴州巡撫元展成，“平時經理粗疏”，如“在睡夢之鄉”，對苗事不加注意，不“先事預防”，亦不上奏，苗變之時，“又複茫無覺察。”《清世宗實錄》卷157，頁16、19，卷159，頁5、9.這樣一群笨宦劣員怯官懦將，怎能製止成千苗寨的變亂。
再次，雍正帝用人不當，指揮欠妥，領兵人員各持己見，互相攻訐，欽差大臣“行事乖張”。苗變一起，清帝便調兵遣將征剿，授貴州提督哈元生為揚威將軍，以湖廣提督董芳為副將軍，不久又派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欽差大臣，命副都禦史德希壽協助。雍正帝還特命果親王允禮、皇四子寶親王弘曆、皇五子和親王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和張廷玉、戶部尚書慶複、禮部尚書魏廷珍、刑部尚書張照和憲德、工部尚書徐本等，“俱辦理苗疆事務”。除貴州本省官兵外，又調廣東、廣西兵八千，湖南、湖北兵五千，還有四川、雲南兵，合計三萬餘名。雍正帝還命從直隸保定、熱河、浙江及湖廣西征準部回來的兵丁，抽調五千，前往接近苗疆的湖南，以備應用。大軍數萬，六省會剿，皇上親處苗事，欽差大臣坐鎮，揚威將軍率部衝殺，本來是應當很快平定毫無訓練的苗人的，但是，局勢恰恰相反，官兵遲遲不能奏效。親聆禦旨的欽差大臣張照，“舉動乖張，妄行調遣”，“辦理失宜”，偏袒副將軍董芳，“專主招撫”，對董所辦之事，“極口讚揚”，於哈元生則“痛加醜詆”。巡撫元展成誤認為“熟苗必不致反”，哈元生又因過去屢敗苗民而驕傲地認為“苗人不難撲滅”，董芳則手握重兵，困守八弓，“僅以招撫為可了事”，哈、董二人互不相讓，各自為戰。這種局麵的出現及其遲遲不能糾正，根源在於雍正帝的決策出了差錯。他任命張照為“撫定苗疆”的欽差大臣，就是一大失誤。張照並不是低能之人，而是才華出眾的大文豪，“資學明敏，書法精工，為海內所共推”。他精明能幹，久任刑部侍郎、尚書，頗有建樹，但對用兵卻並不內行。雍正帝之錯在於用非其長，不該用隻長於治學理政之人去統率全軍指揮征戰，更不該對張照這樣意氣用事、因私廢公之人委以重任。號稱洞察秋毫，連大臣在家打牌都能偵悉的雍正皇帝，竟不能了解張照之右董左哈，同意了張照的建議，將大兵一分為二，身為主帥的揚威將軍哈元生僅轄滇、黔軍，隻管施秉以上地區，而為哈之副手的董芳卻統率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四省之兵，征剿施秉以下地區。在張照的偏袒下，董芳、哈元生之間，文稿往來，頻繁辯論，專注於劃分雙方之間的轄地，不致力於征剿，嚴重地貽誤了軍機。《清世宗實錄》卷151，頁23；《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清史稿》卷304，《張照傳》。
最後，官兵軍紀鬆弛，殺良冒功，是造成征剿不力的重要因素。清軍所至，燒殺擄掠、“概將空寨焚毀，甚至將已撫之苗出寨當夫者，輒行誅戮”。像八寨協副將馮茂，設下奸計，巧言欺騙，誘殺降苗六百餘人及頭目三十餘名。官軍的濫施殺害，激起苗民極大憤怒，幸免於死逃脫之人，“播告徒黨，詛盟益堅，多手刃妻女而後出抗官兵”，因而“蔓延不可招撫”。《清高宗實錄》卷3，頁11；《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由於這些原因，從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古州各苗寨起事，到八月二十三日世宗去世為止，盡管有六省三四萬官兵征剿，苗亂卻一直延續，而且苗兵還接連攻下黃平、清平、餘慶、青溪等州縣，圍困柳羅、丹江等兵營，“焚掠及鎮遠、思州”，漢民紛紛逃往湖南等鄰近省份，清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驛路四隔”，省城為之戒嚴，黔省大震，西南不寧。《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二、庸碌欽差議停改流。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七和初九日，剛舉行登極大典的新君弘曆，兩次降諭嚴厲斥責“撫定苗疆”欽差大臣張照，並先於八月二十八日諭令其回京，實即解除其欽差之職，不久又責其“擾亂軍務，罪過多端”，令嚴審具奏。這位自命為“以皇考之心為心”的孝子，為什麽要罷免皇父委任、信賴的大臣？為什麽要如此不留情麵地痛斥其非並要嚴懲？張照究竟有何大過？
通觀乾隆帝談論張照的十幾次上諭，發現他給張照定的罪狀主要是三條。第一條罪是張照奏請拋棄苗疆，力言“新辟苗疆，當因其悖亂而降旨棄絕”。第二罪為張照假傳聖旨，說雍正帝曾提出“棄置新疆”，並將此作為“密奉棄置之諭旨”，轉告揚威將軍哈元生。第三罪係張照到貴州以後，“挾詐懷私，擾亂軍務，罪過多端”。《清高宗實錄》卷2，頁21、27，卷9，頁9.
張照確實懷有私心，因而在處理苗變時，領導不力，安排欠妥。他本來就是一個長居京師的文官，不懂軍事，又未做過地方官員，不了解苗疆情況。他之所以主動申請前往貴州，是因為他與鄂爾泰一向不和，看到苗變之後雍正帝指責鄂爾泰“措置不當”，便想乘機抒誠打擊仇敵。《清史稿》卷304，《張照傳》。既不諳苗情，又不會兵法，還挾有私心，當然不可能肩負起“撫定苗疆”的欽差大臣重任，以致一誤再誤，數萬大軍不能奏效，就此而論，乾隆帝說張照“挾詐懷私，擾亂軍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沒有冤枉他。但是，乾隆帝給張照定上的第一、第二兩條大罪，是否確有其事，究竟有多少根據，問題就不那麽簡單了，說服力就不強了。
張照提出因苗寨變亂而拋棄苗疆，這顯然是十分錯誤的，是目光短淺庸碌之輩的謬論，應予否定和批駁。但是，張照為什麽要這樣做？真是假傳聖旨，與雍正帝無關嗎？不是，張照的拋棄苗疆之說，並不是他的創新，而是按先皇雍正帝的旨意上疏奏請的，是雍正帝首先提出要“棄置苗疆”。這個主張有其深刻的軍事、政治背景。
古州、台拱等地的苗寨起事，給予雍正帝很大刺激。盡管他親自處理苗事，特設辦理苗疆事務處，調遣六省官兵征剿，遣派欽差大臣，並多次下諭斥責有關官將貽誤軍機，嚴令臣僚克期竣事，還以貴州巡撫元展成經理不當，諭令將其革職留任，如仍失職，即行正法。但這些措施，收效甚微，“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雍正帝氣憤交加，坐臥不寧。原來因辦理貴州等省改流有功而特封一等伯的大學士鄂爾泰，隻好上疏請罪，自認“布置未妥，籌慮未周”，以致台拱九股諸苗“輒行反複，擾累腹地”，懇乞罷大學士職務，削去伯爵。雍正帝諭令解其大學士職，削爵，使其專心養病。這時，一些鼠目寸光、才識低下而又自命為英才的官員，紛紛發表議論，對改土歸流大肆詆毀，“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清世宗實錄》卷158，頁15；《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一些官員出於派係之爭，因反對鄂爾泰而反對改流，也乘機而出，大發貶詞。
在這軍事征剿無效，苗亂滋延及部分臣僚的反對言論影響下，雍正帝動搖了，認為不該在貴州實行改土歸流。雍正十三年七月十八日鄂爾泰上疏請罪時，世宗降諭說：古州苗疆改土歸流之事，鄂爾泰懇請施行，因相信其“居心誠直”，“必有成算”，始允其請。不料從那以後，“苗即數次蠢動，近則直入內地”，詢問鄂爾泰，彼“亦以出於意外為詞”，可見，“是從前經理之時，本無定見，布置未協所致”，“則朕一時之輕率誤信，亦無以自解”。《清世宗實錄》卷158，頁17.過了半個月，八月初三日他又諭告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說明經理苗疆的目的是為了“安民”、“利民”，不料反而害民，責令地方官員“竭力撫綏”，“救災恤困”。他說：
“從來經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凶頑，久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計議剿撫，為安百姓之計。若雲利其民人，……若雲貪其土地，則其地本在吾版圖之中。縱使日久之後，苗眾抒誠向化，輸納錢糧，計算尚不及設汛養兵萬分之一，然則國家果何所利而為此哉！……今逆苗突入內地，勾引熟苗，肆行搶掠，良民遭其荼毒，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舉，朕與經理之大臣安能辭其過耶！……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官弁兵民等，鹹使聞知。”《清世宗實錄》卷159，頁2、3.
雍正帝這樣接連兩次下諭，正式承認經理苗疆是失誤，是“輕率誤信”“本無成見”之臣僚的錯誤建議，成了害民之舉，可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輕率言談，而是其反複考慮之後作出的嚴肅結論，這就是他準備要“棄絕苗疆”了。其實，早在雍正十三年五六月，他就有了這種想法，曾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談過，認為過去不該在貴州古州等地實行改土歸流，應當“棄置新疆”，當時這些王大臣主張，“苗人現在跳梁，此時斷無棄置之理，惟有俟事平之後，再行計議”。《清高宗實錄》卷2，頁21、27.王大臣的主張，也是主要從朝廷的臉麵考慮，在苗變之時宣布放棄苗疆，太丟人了，等平定之後再說，並不是說他們一定堅持要死守苗疆不許拋棄。雍正帝當時雖然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議，但仍未放棄原有想法，故派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令察其利害”，即了解和分析棄置與否的利弊。
張照聰明過人，蒙受世宗重用，由一個區區從七品的微員檢討，十二年內超擢為九卿之一的從一品刑部尚書，又被委任為辦理苗疆事務處的大臣和撫定苗疆欽差大臣，他當然了解皇上的性格和想法，知道朝廷的態度和朝野的傾向，世宗也知其為人，認為他會貫徹自己的意圖，因而才特派他為欽差大臣。兼之他想借此打擊鄂爾泰，因而一到貴州的沅州鎮遠後，就“密奏改流非策”，並“致書諸將，首倡棄地之議”。《清史稿》卷304，《張照傳》；《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可見，張照棄絕苗疆的建議，實即來源於雍正帝的主張，並不是他一人冥思苦想的創見，隻不過是他夾雜了個人恩怨罷了。
征剿無效，朝野，世宗猶豫、後悔和動搖，加上張照以其蒙帝寵信善悉君意的特派欽差大臣的身份，公開宣揚欲棄苗疆的聖旨，因而形成“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的嚴重局麵，貴州的改土歸流眼看著就要完全失敗了。《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三、乾綱獨斷平定苗疆。
(一)堅主用兵迅速平變。
正當苗疆改土歸流處於危急之時，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世宗胤病逝，弘曆繼位，堅持改流，軍政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早在雍正十三年五月成立辦理苗疆事務處時，弘曆就是經管此事的王大臣之一。通過三個多月的工作，他對苗情、軍機、政論和父皇意圖，以及張照的性格、想法，都很了解。他很關心苗疆的去向，不讚同廢棄新疆的主張。他深知此事關係重大，必須認真對待，妥善處理。他一即位就明確地強調“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急務”，堅持要將改土歸流進行到底。他嚴厲斥責撫定苗疆大臣張照假傳聖旨，反複論證皇父並無棄絕新疆之意，並諭令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刑部將張照嚴審定罪。這樣，一下子就煞住了車，捂住了主張拋掉苗疆之人的金口，扭轉了反對改流的狂瀾，從政治上統一了朝廷對苗疆堅持用兵的思想。
乾隆帝采取的另一重要決策是更換統帥，懲辦失職官將。他一即位就將張照撤下來，委任湖廣總督張廣泗為經略，“統領軍務”，自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以下，俱令聽張“節製調遣”。他多次降諭，慰撫張廣泗，寄以厚望，授予大權，言及苗疆用兵事關重大，曠日持久，尚無頭緒，“是以命卿為經略，總統軍務，一切惟卿是賴”，並命張兼領貴州巡撫，增撥兵餉一百萬兩，使張廣泗感激涕零，誓盡全力平苗報恩。《清高宗實錄》卷1，頁33，卷4，頁12，卷5，頁54，卷10，頁8.乾隆帝多次下諭，指責張照擾亂軍務，副都禦史德希壽隨聲附和；貴州巡撫元展成撫綏不當，玩忽公事，輕視民命，文武不和；揚威將軍、貴州提督哈元生事先不能預為防範，用兵又觀望遲疑，籌謀無術，調度失宜，稽遲軍務；副將軍、湖廣提督董芳仗恃張照之勢，與哈元生“有意齟齬”，僅以招撫為事，皆令革職拿解至京，嚴審定罪。這樣一來，事權統一，賞罰嚴明，對保證平定苗疆起了很大作用。
乾隆帝對剿撫之間的關係，作了明確的規定，禁止濫殺，欲圖以“德”濟“威”。他於九月二十一日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數說官兵不應焚毀被迫脅從的苗寨，殺害老弱子女，因為“若將脅從之苗寨概行焚毀，並誅其老弱子女，則益堅其抗拒之心，於剿撫機宜，殊為未協”，但若過分寬縱，“使逆苗並不畏威，兼不懷德，則亦非一勞永逸之計”。《清高宗實錄》卷3，頁11.他於十一月十八日再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命赦投誠苗眾之罪，讓他們傳諭經略張廣泗，令其明白曉諭：“除怙惡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國法，其餘若能聞詔投戈，輸誠悔過，當悉貰其罪，予以自新，務使邊宇安寧，百姓樂業，以副朕安海內，一視同仁之意。”《清高宗實錄》卷7，頁11.這對勸說苗民降順，略微限製一下官軍的濫殺，是會有影響的。
在乾隆帝堅主用兵、改流的正確方針指導下，經略張廣泗認真總結了前麵八九個月戰爭的利弊得失和經驗教訓，認為過去之失利，除了政治上文武不和、剿撫未定等因素外，軍事上最大的失策是“合生苗、熟苗為一”，“分戰兵、守兵為二”，真正用來征剿之兵太少，六省官兵數萬名，絕大多數用於“大路沿途密布”，“而用以攻剿之師，不過一二千人”，以致“東西奔救，顧此失彼”。他建議集中兵力，分化生苗熟苗，“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渙其黨羽”，“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繳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搗生苗逆巢”，使其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然後再攻“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乾隆帝完全信任張廣泗，有所奏請，概予允準，大力支持。張廣泗擁有軍政大權，號令統一，率領六省官兵，放手進行征剿，先分兵三路，攻上九股、下九股和清江下流各寨，“所向克捷”。乾隆元年(1736年)春，又分兵八路，排剿抗拒苗寨，“罔不焚蕩鏟削”，隨即進攻牛皮大箐。此箐位於苗寨之中，盤亙數百裏，北至丹江，西為都勻、八寨，東係清江、台拱，“危岩切雲，老樾蔽天，霧雨冥冥，泥潦蛇虺所國”，雖附近的苗徭，“亦無能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所以各處苗寨被攻下以後，苗人紛紛逃據其中，以為官兵萬萬不能到此，欲圖待軍退後再出活動。張廣泗檄令諸軍分扼箐口，重重合圍，逐漸近逼，從四月至五月，官兵“犯瘴癘，冒榛莽，靡奧不搜，靡險不剔”，又許苗人自相斬捕除罪，因此，生苗“渠魁”全部被擒被殺，“俘馘萬計”，“其饑餓顛隕死岩穀間者，不可計數”。六月，張廣泗複乘勝搜剿從亂熟苗，分首、次、脅從三等，直到秋天，先後毀除一千二百餘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斬一萬七千餘人，俘二萬五千餘人，獲銃炮四萬六千餘及刀、矛、弓、弩、標甲十四萬八千餘，盡平苗變，原來黃平等州縣逃居鄰近省份的漢民，陸續回到舊地，戰火紛飛，兵荒馬亂，連續折騰了一年多的苗疆，終於平定下來了。《清高宗實錄》卷10，頁8，卷11，頁28，卷15，頁36，卷17，頁27，卷19，頁31，卷22，頁4，卷27，頁21；《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二)免賦設屯苗區安定。
用兵苗疆的順利進展及其迅速平定，是乾隆帝即位以後的一大勝利。這位年方二十五歲剛剛主持朝政的青年君主，竟能在戰局不利的形勢下，不受一大群庸臣劣將的影響，擯棄他們妥協退讓的錯誤主張，甚至冒著被人責為違背皇父止兵棄地聖旨的危險，堅主用兵，堅持改土歸流，果斷采取得力措施，更換統帥，懲辦失職官員，全權委付張廣泗率軍征剿，終於力挽狂瀾，扭轉了戰局，大獲全勝，辦好了皇父未能辦成的“最要最重事件”。②《清高宗實錄》卷7，頁43、41.乾隆帝對此當然感到十分高興，重賞有功官兵，厚賜銀米，晉張廣泗為貴州總督兼領貴州巡撫，授三等阿達哈哈番世職，並每年賞給養廉銀一萬五千兩。但是，他並未沉醉於慶賀捷音，無所事事，而是在積極著手進行更為艱巨的工作。
征剿苗變，固非易舉，風餐露宿，崇山峻嶺，瘴霧彌漫，水土不和，瘟疫流行，軍情瞬息萬變，未必能穩操勝算。但是，以全國之力製一隅之地，遣派六省官軍對付數萬素無訓練的苗民，隻要調度有方，總是能夠辦得到的，可是要治理苗疆，使其今後不發生或少發生變亂，則顯然是更為艱難。雍正四年起，為在苗區改土歸流，用兵五六載，剛剛收兵，設州縣，委流官，建兵營，收賦稅，台拱上下九股數百苗寨即於雍正十年起事，圍攻大營，持續將近一年，才被官軍打壓下去，不久又發生了這次大的變亂。這兩次苗變表明，清廷必須采取正確措施，才能真正穩定苗疆，少起動亂。
早在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乾隆帝就在探究造成此次苗變的原因，而且得出了應有的結論。他於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諭告經略張廣泗說：古州之變，是因為苗民“原屬化外不入版圖之人，一旦製之以禮法，賦之以租稅，雖雲最薄最少，以示羈縻”，亦必引起反感，以致“僨事”。②因此，他在平定苗變後，明智地、果斷地在苗疆實行了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新政策。最重要的一條是免除苗賦。乾隆元年七月初九日，弘曆頒發了“永除新疆苗賦”的聖旨。他先簡要地說明了改流和用兵的原因，指出之所以要將苗疆“收入版圖”，是由於苗民“俯首傾心”，切望“輸誠歸順”，故允準督臣的請求，實行改流，使苗民能夠“沾濡德澤，共享升平之福”，並非貪圖其土地人口。當初所定糧額，“本屬至輕至微，不過略表其向化輸租之意”。不料苗變發生，危害人民，因而發軍征剿。接著詳細說明下令免除苗賦的緣故，他指出，苗民“皆吾赤子”，起事之苗，“身罹刑辟，家口分離”，甚為可憐，而現在的“就撫苗眾”，“多屬脅從附和”，還有不少從未參與變亂“始終守法之各寨”，這都必須“加意撫恤”。而苗人納糧，正額雖少，“但征之於官，收之於吏”，繁雜之費，恐“轉多於正額”，隻有“將正賦悉行豁除”，使苗民與胥吏“終歲無交涉之事”，“則彼此各安本分，雖欲生事滋擾，其釁無由”。因此令總督張廣泗出示通行曉諭，“將古州等處新設錢糧，盡行豁免，永不征收”。這樣，苗民“既無官府需索之擾，又無輸糧納稅之煩”，各自耕田鑿井，“俯仰優遊”，“永為天朝良順之民，以樂其妻孥，長其子孫”，他們便不會舍棄安居樂業而生變亂。②《清高宗實錄》卷22，頁20、21，22.
另一重要政策是尊重苗民風俗。他在上述永除苗賦的諭中同時又講道，苗民風俗，與內地百姓大不相同，因此規定，今後生苗中“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繩以官法”。至於生苗與漢族兵民及熟苗爭執的案件，則屬於文官應辦者，歸文臣辦理，應隸武將者，由武官辦理，有關官員必須“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擾累”。②。
乾隆帝實行的第三項重要政策屯田，則不如免賦那樣一諭定局，而是經過好些反複。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審閱總督張廣陳奏的苗疆善後事宜時，諭告總理事務王大臣，指出張奏請將“逆苗絕戶田產”分給漢民領種的辦法大為不妥，因為“苗性反複靡常”，現雖懾服，今後難保永安，若將“所有逆產招集漢民耕種”，萬一苗變再起，漢民將受其害。因此，“逆苗因罪入官之地”，可設屯軍，令兵丁耕種，這樣，無事可盡力務農，萬一有警，“就近即可抵禦”，所收糧穀，“又可少佐兵食”，以省內地的轉運，且使苗疆駐兵有所增多而又能節省添兵的費用。讓王大臣告訴張廣泗。《清高宗實錄》卷31，頁4、5.
這個辦法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對。協辦吏部尚書事務顧琮奏稱，於深山邃穀招募屯田，是“盡奪生苗衣食之地”，甚為不妥。可是，總督張廣堅決執行皇上諭旨，積極籌辦屯田事項。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張廣泗上奏：遵旨籌劃苗疆，已將“叛苗絕戶田產，安設屯軍”，原來計算絕戶田地，約可安屯軍五六千戶，現據各州縣報告，清江縣可安屯軍二千六百餘戶，八寨可安八百餘戶，丹江九百餘戶，古州、台拱、凱裏、黃平、施秉、勝秉，清平等地可安六七千戶，共計能設屯軍一萬餘戶，應設屯堡一百餘處，皆分布於形勢險要之處，對保證苗疆“經久之計”，“已屬萬全”。乾隆帝對此加以讚許，並經總理事務王大臣核議奏準，令張廣泗照此方案辦理。《清高宗實錄》卷49，頁19.不料，雲南總督尹繼善來京覲見時，高宗向彼詢及苗疆事務，尹繼善詳細論述安設屯軍的不妥。這可使皇上困惑了。這個尹繼善，並非等閑之輩。其父尹泰，原係一小小佐領，因受世宗胤賞識，晉至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尹繼善亦被世宗寵信，曆任署廣東布政使、江蘇巡撫、署河道總督、署兩江總督、協辦江寧將軍、雲貴廣西總督，乾隆元年因貴州別設總督始專任雲南總督。尹繼善於雍正十一年指揮官兵平定了台拱苗變，十二年奏定新辟苗疆諸事，十三年又發雲南兵並征調湖廣、廣西兵策應，配合張廣泗平定了古州苗變。這樣一位久任封疆大員、直接處理過苗變的雲南總督，建言屯田之不可設，其說服力是很強的。因此，乾隆帝於二年閏九月十二日下諭，停止貴州古州苗田屯軍。他諭告總理事務王大臣：尹繼善奏稱“分布屯軍之舉，尚未妥協”。看來，苗民不願開設屯田，若將“逆苗”之田“收之於官”，則將招苗人反感，“輕重失宜”，與經理苗疆之意不合。令即將此旨馳告張廣泗，命其立即停辦屯田。他又專降一旨諭古州等處苗民說：督臣奏請將“逆苗絕戶叛產”分給屯軍，考慮到此等“絕田”“未必盡係無主之產”，“不忍以爾等自有之業，強令歸官”，因此特頒諭旨，令經理大臣“停止屯軍之事”。爾等受此厚恩，當“安分守法，永為天朝良民”。《清高宗實錄》卷52，頁14―18.
貴州總督張廣泗接旨後，仍堅持要設立屯軍，專上奏疏力爭，並稱“願以身家相保”。乾隆帝閱過奏折仔細考慮後，同意張的建議，降旨批示說：“卿既熟悉苗情，又屢經籌度，且以身家相保，朕自然聽卿料理”。《清高宗實錄》卷55，頁16.設屯之事得以繼續進行。
但是，爭論並未結束，乾隆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兩廣總督鄂彌達特上長疏，極言興辦屯田的危害。他的主要根據有二：一係苗人全靠“刀耕火種”，無其他營生之業，過去地畝寬餘，“始獲相生相養”，如將田收歸屯丁，則今後地少人多，“不能仰事俯育”，“必致怨生”。二為屯丁不能自耕，仍需招苗人耕佃，苗民“以世代田產，供他人之倍收”，又為兵丁佃戶，“久之視同奴隸”，“既衣食無賴，又兼役使鞭笞”，這樣下去，他們“既不樂生，又何畏死”，恐怕不出十五年，“古州之事複見矣”。②《清高宗實錄》卷67，頁33、34，33、34、35.乾隆帝閱讀後，又猶豫不定，降旨批示說：“此奏識見甚正，即朕意亦然”，故於去年特頒停設軍屯諭旨，但張廣泗堅持要辦，“伊係封疆大臣，又首尾承辦此事，不得不照彼所請，然朕則以為終非長策也”。現觀此奏，交軍機大臣詳議。②不久諭令張廣泗回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