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乾隆初政(1)
第一節縱觀百年胸懷大誌。
一、七齡曾祖入主中原。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初三日清晨，北京紫禁城內莊嚴肅靜，正在舉行清朝第六代皇帝登基大典。一位頭戴皇冠身著龍袍的英俊君主，端坐在太和殿的寶座上，接受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等八旗王公文武官員和外藩蒙古王公的叩拜。這個新的天子，就是在位最久、壽命最長、對中國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的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
弘曆後來被尊諡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簡稱純皇帝，廟號高宗，清代的官書、筆記、文集稱他為純皇帝、純廟、純皇和高宗，蒙古王公尊他為“大皇帝”，西藏達賴喇嘛敬書“大君”，而民間一般習慣則稱其為乾隆皇帝、乾隆帝，有時又簡稱為乾隆。
弘曆雖因父皇世宗胤剛於十日前逝世而不無悲傷之感，但值此登基之時，肩負重任，當然要專注於國政的治理，首先是需要全麵、正確地認識祖宗留下的“遺產”，以便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采取明智的方針和政策，解決存在的問題，使大清國更為鞏固，更加富強。
縱觀清朝曆史，俯瞰全局，乾隆皇帝無疑會憂喜交加，既為先祖創建的錦繡江山樂在眉梢，又因一些弊政的禍國殃民而有所憂慮。他很自然地要想起列祖列宗開國安邦之事。九十一年前，弘曆的年方七歲的曾祖父世祖(順治帝)福臨，由三十二歲的叔父攝政王多爾袞輔佐，入主中原，於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在北京紫禁城即位，宣布明亡清興，中國歸屬愛新覺羅家族統轄。但是，這個自命為主宰天下的新皇帝，處境並不美妙，甚至可以說是荊棘遍地，危機四伏。此時他連一個像樣的宮殿都沒有，專供皇帝上朝的太和殿已毀於兵火，他隻能在紫禁城西隅的小小武英殿暫且安身，對全國頒行的即位詔，也隻能在皇極門宣讀，實在是不夠威嚴。
更為嚴重的是反清勢力非常強大。福臨即位之時，隻轄有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部分地區，長江南北乃南明福王、魯王、唐王之地，陝西、甘肅和四川，分別為大順、大西農民軍所有。大順軍多達百萬，大西軍七八十萬，福王江北四鎮有兵數十萬，湖北左良玉水陸士卒八十萬，各地反清武裝風起雲湧。這些部隊曾給予清朝以沉重打擊。大西軍勇將李定國大敗清軍，“兩蹶名王”――斬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盡。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統率水陸大軍十餘萬圍困南京，使“東南大震，軍報阻絕”，清帝幾乎想遷都遼寧回居舊地。清廷擁有多少軍隊來對付這二三百萬敵軍？說來也少得可憐，入關時，八旗滿洲隻有三百一十個牛錄，按每牛錄二百丁計算，不過六萬丁。順治五年，滿洲壯丁有五萬五千三百三十名，加上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四萬餘丁，才十萬餘丁，就算是全部男丁皆披甲為兵，也隻有十萬餘名士卒，怎能迎戰二三十倍於己的敵軍？而且，即使將敵軍全部消滅，“馬上得了天下”，但全國有一百四十個府，一百九十三個州，一千一百三十多個縣，東西萬餘裏，南北萬裏，人口約一億，這十萬餘軍隊分布各地，平均每縣不到一百名，怎能堅持下去，清王朝怎能長治久安？
同時，清兵多路出擊，甲胄弓箭刀槍馬匹和糧草，花費很大。順治八年、九年，每歲收入額賦隻有一千四百八十餘萬兩，而各路兵餉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員俸祿二百餘萬，缺銀八十七萬五千餘兩。順治十三年以後，軍費激增，歲需二千四百萬，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存留款項外，隻有一千九百六十萬兩，缺餉額達四百四十萬兩，還有其他必須開支的用費，如王俸、官祿、河工、賑災，等等，需銀數百萬以至上千萬兩，確實到了入不敷出、財源枯竭、司農束手無策的地步。
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和封建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殘酷盤剝，以及災害頻仍，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社會混亂，百業凋敝，田園荒蕪，人口大量死亡，直到順治八年，官方簿冊所載全國戶口才一千零六十三萬餘丁，田地山蕩二百九十萬零八千餘頃，比起七十三年前明萬曆六年(1578年)的耕地麵積，減少了四百多萬頃。另外，許多漢族士紳留戀故明，對清政府消極抗拒不願合作，廣大漢民痛恨清廷推行的“發、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大弊政，人心動蕩不安。兼之，“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獨攬大權，威壓幼君，福臨時有被廢的危險。
麵對如此萬分險惡的困境，多爾袞、福臨及其親近王公大臣，知難而進，想盡種種辦法，以五六萬滿洲兵丁為核心，加上蒙古八旗和漢軍數萬，又充分利用較早歸順的平西王吳三桂、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人的部隊，總共約有二十萬人，先後打敗了多達二三百萬的南明軍和農民軍，於順治十六年奪取了南明最後一個權利的都城昆明，迫使永曆帝逃往緬甸，除大順軍餘部“夔東十三家軍”尚在川東荊襄地區堅持以外，消滅了其他抗清武裝。隨著國內戰爭的減少和推行恢複經濟的政策，農業生產逐漸發展，手工業、商業也有了進步，人丁相應增多，耕地麵積不斷擴大，順治十八年全國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萬餘頃，加上旗地，官莊，屯田，約五百八十萬頃，比十年以前增加了一倍。
福臨因國事操勞過度和痛悼愛妃董鄂氏的去世，又患上了天花，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離開了人間，終年才二十四歲。
二、英明祖父奠定盛世之基。
乾隆皇帝弘曆對他的祖父康熙帝玄燁推崇備至，經常講要“體皇祖之心為心，法皇祖之事為事”，《清高宗實錄》卷892，頁22.自然要了解皇祖當年的境遇及其克服困難創建光輝業績的經驗。在弘曆即位的七十四年前，六齡幼童玄燁，根據父皇福臨的遺詔，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繼位為帝，由索尼、鼇拜、蘇克薩哈和遏必隆四位輔政大臣佐治國政。
被稱為聖祖、仁皇帝、康熙帝的玄燁，比起先皇福臨來說，處境當然要好一些，紫禁城內的太和殿、中和殿等宮殿早已修建完畢，金碧輝煌，景象一新，他就是在文武官員叩拜下坐在太和殿寶座上頒行的即位詔。這一年的十二月，清軍入緬，擒獲了南明的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榔，兩年以後又剿滅了大順農民軍餘部“夔東十三家軍”，遼闊大陸盡為清有。但是，擺在玄燁麵前的，還有許多難題，還有嚴重的隱患。首先是要奪回大權親主國政。從即位那一天起，到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以前，國務皆由先皇指定的輔政大臣鼇拜等人主持，尤其是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故以後，鼇拜更加驕橫跋扈，把持朝政，結黨專權，藐視幼主。他引用兄弟穆裏瑪，侄子塞本特、訥謨及親信濟世、佛倫等二十餘人分據軍政要職，大學士班布爾善、吏部尚書阿思哈、兵部尚書噶褚哈、工部尚書馬邇賽等皆其黨羽。他將位列一、二品的部院尚書，侍郎等大臣視為下人，竟在皇帝麵前對他們大聲嗬斥。他冤殺內大臣費揚古及其子尼侃、薩哈連，抄沒家產，並在業已親政的玄燁麵前“攘臂”“強奏累日”，逼迫這位十三歲的皇帝接受他的要求，將另一輔政大臣蘇克薩哈及其子侄族人查克旦等斬殺，籍沒貲財。有一滿洲官員還曾講道：鼇拜偽稱有病，不上朝，要皇帝“親往問疾”。玄燁駕臨其府，穿堂過廳，進入寢室，禦前侍衛和？看到鼇拜神色異常，急忙跑到床前，揭去席子，發現快刀一把。玄燁故作鎮靜，假裝不知此乃奸計，笑說“刀不離身，乃滿洲故俗”，不足為奇，隨即返回宮殿。玄燁對鼇拜的專權極為不滿，於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施用巧計，將鼇拜誘入宮中，拿獲下獄，革職籍沒拘禁，對其黨羽分別懲處，一舉奪回大權，從此才真正當上了“乾綱獨斷”的皇帝。《清聖祖實錄》卷23，頁18；卷29，頁3、4、5；昭？：《嘯亭雜錄》卷1《聖祖拿鼇拜》。這時玄燁才十五歲，就一鳴驚人，創造了奇跡，逾越了幾乎無法翻越的巨大障礙，辦成了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
但是，事情並沒有完，緊接著他又要處理十分棘手的“三藩”問題。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孫)，分鎮雲南、廣東和福建，合稱“三藩”。吳三桂等人率領本部將士，跟隨八旗勁旅轉戰四方，為清帝入主中原統一全國建立了功勞，因而封王開府，分別擁兵數萬、十餘萬，各鎮一方。尤其是吳三桂，功最高，兵最強，勢力最大，所需糧餉也最多。順治十七年僅雲南一省就歲需俸餉九百餘萬兩，清廷令裁減兵丁，吳三桂奏稱邊疆未靖，難減人員，並隨即用兵緬甸、水西，軍費激增，加上福建、廣東二藩之餉，歲需二千餘萬兩，形成了“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的局麵。吳三桂又心懷不軌，加緊操練士卒，整治軍械，大量購買戰馬，水陸衝要，遍置私人，各省提督、總兵官多係他的心腹，長子吳應熊娶太宗第十四女恪純長公主，貴為額駙，靜坐京師，大小政情，朝夕飛報。尚可喜年事已高，其長子尚之信掌管兵權，與吳相互勾結，耿精忠也以吳之馬首是瞻。客強壓主，尾大不掉，巨餉難支，玄燁毅然決定撤藩，於康熙十二年五月、八月，分遣大臣，前往廣東、雲南、福建，經辦三藩撤調之事。吳三桂大怒，於十一月起兵反叛，各地黨羽紛起響應，尚之信、耿精忠亦相繼為亂，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福建、廣東、湖南七省，以及湖北、陝西、江西大部分州縣和寧夏，皆脫離了清朝的控製，一時，“天下騷動，偽檄一傳，四方響應”，“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東南西北，在在鼎沸。”《清聖祖實錄》卷99，頁8、10；趙翼：《皇朝武功紀盛》卷1，《平定三逆述略》。成吉思汗的嫡係後裔蒙古察哈爾布爾尼親王，亦乘機發兵，誘約奈曼等部同反，給北京造成很大的威脅。
麵對“三藩之亂”的驚濤駭浪，一些大臣驚慌失措，統軍平叛的寧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尚善、定西大將軍貝勒洞鄂等人，懼敵怯戰，畏縮不前。在清朝統治出現如此嚴重危機的時刻，年方十九歲的康熙帝玄燁，鎮定自若，繼續發揚其勇擒鼇拜的大無畏精神，調兵遣將，重用圖海、賴塔、穆占等滿洲能臣，撤換和懲治勒爾錦等失職王公，擢用效忠朝廷能征慣戰的漢人和漢軍將官張勇、趙良棟、蔡毓榮等人，厚賞從征士卒，親自指揮征戰，史稱其“每日軍報三四百疏，手批口諭，發指示，洞的中？”。《聖武記》卷2，《康熙戡定三藩記》。因此，很快扭轉了戰局，屢敗叛軍，於康熙二十年攻下昆明，平定了猖獗一時的“三藩之亂”，並乘勝前進，遣兵渡海南征，統一了台灣。
南警剛解，北邊烽煙又起。漠西蒙古準噶爾部博碩克圖汗噶爾丹擊殺和碩特部鄂爾齊圖汗、車臣汗，躍為厄魯特四部之長。他占哈密，取吐魯番，滅“回部”(天山南路維吾爾族)，控製了天山南北廣大區域，並企圖入主青海，吞並漠北蒙古喀爾喀三部。康熙二十七年，他率軍三萬北征，連戰連勝，迫使喀爾喀三部數十萬人投靠清朝。二十九年，其軍竟深入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距北京隻有七百裏，嚴重威脅了清朝安全，京師為之戒嚴。
俄國沙皇政府從順治時起，就多次派遣軍隊，入侵我國黑龍江流域，燒殺擄掠，勒索貢賦，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薩、楚庫柏興等侵略據點，並不斷擴大其殖民轄區，欲圖侵占更多的中國領地。它還支持準部噶爾丹的北進行動，一再派遣使臣前往談判，宣稱要給予準部大量軍事支援。俄國殖民軍依仗火器，十分猖狂。當時一位居住在寧古塔的文人說：邏車國(俄國)人造反，到黑龍江各地搶掠貂皮，“鋒甚銳”，“其猛如虎”，善放鳥槍。他們還使用西瓜炮，能射擊幾裏以外的目標，“必到敵營始裂，遇者必死”。吳振臣：《寧古塔紀略》。
康熙帝不畏強敵，堅決捍衛東北邊區，一待平定了三藩之亂，就遣派兵丁，築城置驛，籌辦船隻糧餉。準備就緒後，於康熙二十四年，命都統、一等公彭春和副都統郎坦、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統率北京、吉林、山東、河南、山西等地滿、漢、索倫、達斡爾族士卒三千餘人，圍攻雅克薩，迫城中俄軍投降後班師。第二年正月，沙俄殖民軍再築雅克薩城，康熙帝獲悉後，又命薩布素、郎坦等領兵前往，重重圍困，敵軍傷亡累累。沙皇政府遣使至京議和，請求解圍。康熙帝寬大為懷，撤退了軍隊，委派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和都統、一等公佟國綱與俄使談判，幾經周折，最後於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保衛了中國神聖領土，解除了北境之危。
玄燁為了確保西北和北部地區安全，使喀爾喀三部蒙古能夠擺脫準部噶爾丹汗的奴役和欺淩，重返祖居，自由耕牧，不顧綿延數千裏的沙漠惡劣地形，不畏剽悍善戰所向無敵的準部軍隊，擯棄了膽怯懼戰貪圖安逸的某些大臣的停兵之議，於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毅然統軍三次親征朔漠，大敗準軍，噶爾丹敗病交加死去，其子女被策妄阿拉布坦押獻至京，所部盡降。喀爾喀三部數十萬蒙古人興高采烈地還居離別十餘年的漠北故土，衷心感謝和擁戴聖祖“大皇帝”，於是阿爾泰山以東盡隸清朝版圖，拓地二萬裏。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青海和碩特部蒙古諸台吉入京朝貢，被聖祖分授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爵位，自此“青海始為近藩”。康熙五十九年，清軍入藏，驅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準噶爾兵，冊立第六世達賴，委任貝子康濟鼐、台吉頗羅鼐分掌前後藏。清朝版圖又增拓二萬餘裏。
在軍事方麵連續奪取輝煌勝利的同時，康熙帝在扭轉財政危機，恢複和發展生產方麵，也取得了極為可喜的重大成就。他即位時，年缺餉額四百餘萬兩，千萬人民衣食無著，大片田地荒蕪。四川省人丁太少，“有可耕之地，而無耕田之民”。《清聖祖實錄》卷36，頁7.長年戰亂，嚴重影響了水利建設，河道失修，河患頻繁，黃河、淮河多次決口，淹沒田園廬舍，沿河州縣成千上萬赤子葬身魚腹。以“欲致海宇升平，人民樂業”自詡的康熙帝，為改變國窮民貧的艱窘困境，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他鼓勵墾荒，實行“更名田”等政策，保護耕地者的所有權，放寬新墾地的起科年限，使荒地迅速開墾成熟，六十三年內(包括雍正二年)，耕地麵積增加了一百三十四萬餘頃，比他即位那一年，增長了四分之一。《清文獻通考》卷1.他認為，“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窮穀荒陬，皆實惠”，多次大規模地蠲免租賦。他在位六十一年裏，先後在全國二十多個省區，以災蠲、逋蠲、輪蠲、大蠲等形式，蠲除賦糧、丁銀和逋課五百餘次，僅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次就蠲免江蘇、陝西本年未完錢糧及明年應征錢糧六百萬兩，二十八年正月又免去江蘇曆年積欠二百餘萬兩。從康熙元年至四十八年，共免去租賦一億餘兩，相當於三四年的全國總收入。他又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決定，三年之內，將全國各省錢糧和舊欠通免一周，共免銀三千二百餘萬兩。他還注意讓佃農在蠲賦中得到一些實惠，令地主按蠲賦分數減收佃農田租，並於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明確規定，凡遇蠲賦之時，“七分蠲免業戶，以三分蠲免佃種之民”，後又於四十九年重申此令，“永著為例”。《清聖祖實錄》卷147，頁27，卷244，頁13.他還於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宣布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製度，使廣大農民的丁賦負擔相對穩定，不再增加，對減少農民因丁銀輸納困難而逃亡的情況有所改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而且為雍正時“攤丁入畝”創造了必具條件。
玄燁對治河特別重視，他親政以後，以河工作為與“三藩”並列的三大要務之一，親筆書寫於宮中柱上，時刻考慮。還在進行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時，盡管國家財政狀況比較困難，他便開始了整治黃河、淮河的工作，於康熙十六年委任傑出的治河專家安徽巡撫靳輔為河道總督，第一次就撥款二百五十餘萬兩。此後，隨著國庫的充裕，河工經費愈益增加，達到“歲費三百餘萬”之多，超過了曆代任何一個王朝。玄燁還多次南巡，視察河工，提出了讓水順人意的治河理論和一些重要的指示，督促大臣認真修建，使治理黃河、淮河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對保護沿河地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和促進水路運輸與工商業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康熙帝還下詔永停圈地，不許滿族貴族濫收投充人戶，放寬“逃人法”，革除或減輕了順治年間禍國殃民的三大弊政的危害。他還一再懲辦殘酷虐待奴仆的八旗貴族官員，對殺害旗下家人至死的主子，從嚴處治，將原定奴仆三次逃走者正法的規定，改為免死發往寧古塔。
康熙帝治政的極為難得的一點，是崇尚節儉，“惜財用”，“不妄費”，多次責令臣僚減少宮中用費。他在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宣布蠲免全國錢糧的上諭中指出，正因為“每發供禦所需，概從儉約”，所以能以曆年節省的儲蓄，供蠲賦賑災之用。《清聖祖實錄》卷244，頁3.他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的遺詔中，總計在位時用度說：戶部幣銀，全用於征戰、賑饑，河工歲用三百餘萬，而他的巡狩行宮卻不施彩繪，每處不過用銀一二萬兩。連曾經長期出入宮廷為聖祖講課的法國傳教士白晉也對他的儉樸美德極為佩服，稱讚他的生活“是簡單而樸素的，在帝王中是沒有先例的”。白晉：《康熙大帝》中譯本，頁20―22.
由於康熙帝實行了很多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政策，又自奉甚儉，因此有力地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經濟相當繁榮，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國庫也由一貧如洗而變為糧穀充實帑銀日增。他即位時年缺餉額四百萬，很快就變為庫存餘銀八百萬，到康熙五十年積存至五千餘萬兩。玄燁的長期勵精圖治及其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給通常所說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他聰明的孫子乾隆皇帝提供了一個值得效法的楷模。
三、皇父銳意改革國庫充盈。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聖祖玄燁逝世，乾隆皇帝的父親胤即位，一般稱為雍正、雍正帝或世宗。雍正帝繼位的合法性雖不無可疑之處，他對政敵的處置過於無情，甚至對同父所生的骨肉同胞八弟允、九弟允？、十弟允、十四弟允？也殘酷虐待，或陰謀殺害，或革爵監禁，因而聲名不佳，被反對派扣上“謀父”、“逼母”、“弑兄”、“屠弟”、“好殺”、“誅忠”等十大罪狀。他在執政的十三年裏，也犯了不少錯誤，有些弊政危害較大，不得人心。但總的來看，平心而論，他仍不失為一位勇於進取、興利除弊、政績卓著的傑出的封建名君。他有很大的抱負，有較強的革新勇氣，要“振數百年之頹風”，“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濯”，以達到“澄清吏治，安民生”，“天下永享太平”。《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一月十七日條、五年二月初三日條。
康熙末年，由於聖祖玄燁年事漸高和諸皇子的爭奪嗣位使他心力交瘁，政務比較鬆弛，官吏貪汙之風盛行，錢糧短缺、賦銀拖欠、國庫空虛的情況相當嚴重。戶部曆年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江蘇從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元年(1712―1723年)拖欠賦銀八百八十一萬餘兩，加上曆年積欠三百五十三萬，共欠一千二百三十四萬餘兩。兼之，自康熙末年派遣兩路大軍屯戍西北，準備進攻策妄阿拉布坦，花費了巨量銀米。這一切，使國庫存銀急劇減少，從最盛時的五千餘萬，下降為八百萬。雍正帝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堅決整頓吏治，清查虧空，充實國庫。他多次下詔，督促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撫嚴厲追查，懲治侵盜公款勒索屬下的貪官汙吏。他責令戶部曆任堂官、司官及部吏賠償戶部虧空銀一百五十萬兩，以內務府官員李英貴夥同他人冒支正項錢糧一百餘萬兩而抄沒其家，因原任山西巡撫蘇克濟勒索屬下州縣巨萬銀兩而籍沒其家財產，賠償虧空。
康熙年間錢糧火耗日漸加重，有的州縣催收一兩正額賦銀，竟要民間多交四五錢的火耗，還有其他名目的額外苛派，以致“竭小民衣食之資，供官司奴隸之用”。《清世宗詩文集》卷1，《諭布政司》。州縣官吏將這些收入，一部分呈送上司，一部分作為地方公事用費，一部分吞沒入己，既苦了百姓，又無助於國庫的開支，還為他們的貪贓枉法開了方便之門。因為，既然上司接受了下級的銀兩，就不得不對他們瞻徇容隱，任其橫行，從而加劇了吏治的敗壞。雍正帝多次征求臣僚意見，反複考慮，最後決定實行耗羨歸公製度，規定各州縣以低於現在的耗羨率，定個比例，正式征收，解交省裏。這筆耗羨銀的開支，主要是兩項，一為官員的“養廉銀”，一為彌補地方虧空和留做地方公用。這個製度，使耗羨率降低了不少，限製了康熙末年地方官對民間的狂征濫派，也使地方經費有了一定程度的明確化、預算化，彌補了一部分原被官吏侵占的帑銀，還為一些誌在為民謀利律己頗嚴的清廉官員提供了足夠的養廉的物質條件，對國庫、對人民都有一定的好處。
雍正帝采取的另一更為重要的改革，是實行“攤丁入畝”製度。秦漢以來，臣民對封建國家承擔的賦役義務，一向是按人丁和土地分別征收的，丁有差役，田有租賦。隨著土地兼並的劇烈和官吏作弊豪紳橫行，富豪之家“田連千畝，竟少丁差”，貧苦農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清世宗實錄》卷24，頁11.窮民被迫逃亡，連累裏甲賠累，官府也得不到實惠，於國於民皆大不便。雍正帝毅然推行“攤丁入畝”製度，以州縣為單位，將康熙五十年本州縣的丁銀作為定額，平均攤入地畝中隨田賦征收，這樣一來，有地或地多之人增加了賦稅，而無地少地的窮苦人民則減少了負擔，“貧者免役”，“貧民無厘毫之需”，而國家的丁銀收入也有了相當可靠的保證。盡管豪紳富室極力反對，浙江田多的富人竟到巡撫衙門示威吵鬧，但雍正帝毫不動搖，明確宣布說，丁糧攤入地畝，“於窮民有益，而於紳衿富戶不便”，堅持推行。《上諭內閣》，雍正四年七月初二日諭；《朱批諭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李衛奏折；乾隆《蘇州府誌》卷8，《田賦》；同治《建昌府誌》卷3，《賦役》；乾隆《濟寧直隸州誌》卷5，《輿地》；乾隆《夏津縣誌》卷4，《食貨誌？田賦》；《清高宗實錄》卷911，頁6.雍正二年直隸首先開始攤丁入畝，福建、山東、河南、浙江、陝西、甘肅、雲南、江蘇、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湖北等十三省相繼仿效，除山西一省遲遲未完以外，全國基本上在雍正年間將丁銀攤入田畝。“攤丁入畝”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賦役負擔，削弱了他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是中國封建賦役製度的一大改革，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雍正帝在製止地主階級野蠻虐待佃農的問題上，也采取了重要措施。河南總督田文鏡以豫省紳衿地主橫行不法，壓佃為奴，私刑拷打，欺侮婦女，地方官員徇私舞弊，包庇紳衿，奏請從重懲治，嚴厲禁止。吏部議複，擬請立法規定：以後紳衿苛刻虐待佃戶，鄉紳照違製律議處，衿監吏員革去職銜。雍正帝批令增添處罰抗租不交的佃戶的條例。隨即吏部議複奏準：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自拷打佃農的，鄉紳照違製律議處，杖一百，衿監吏員革去衣頂職銜，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議處。如果地主將佃農的婦女強占為婢妾，該犯議絞，監候；地方官失察或包庇，該地上級不行揭參，均交部分別議處。如果佃農拖欠地租欺慢田主，亦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數追繳，賜予田主。這是清朝政府第一個明確規定主佃關係的法例，是通行全國的法例，影響很大。這個法例，固然保證了地主的經濟收入，不許佃戶欠租，但它畢竟明文規定，不準地主非刑拷打佃戶，不許地主欺壓佃戶奸汙婦女，從法律上一定程度地限製了地主對佃農的人身壓迫，為佃農減少對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關係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雍正帝又一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是使山西等省樂戶、浙江的“惰民”等“賤民”除籍為良。山西、陝西“樂戶”的祖先，是明朝擁護建文帝的官員，永樂帝奪位後斬殺了這批官員，將他們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官妓，從此世代相傳，沿襲賤業，痛遭豪橫紳衿和流氓惡霸蹂躪。雍正帝同意臣僚的建議，批準他們改業從良，削除樂籍，並除豁京中的教坊司樂戶，命其從良，另選良民充當樂工。浙江紹興府的“惰民”，傳係宋朝罪人的後裔，備受欺壓，男子隻許以捕蛙、逐鬼為業，婦女則為媒婆或為人髻冠梳發，“辱賤已極”，與樂籍一樣，亦被世宗下諭除籍，轉為民戶。江南省徽州府的“伴當”、寧國府的“世仆”、蘇州府的“丐戶”，與樂戶、惰民一樣遭受野蠻虐待，廣東沿江沿海一帶的“旦民”，被迫以船為家，不得登陸居住，雍正帝先後下諭，取消了這些名稱，讓他們成為良民。盡管由於封建勢力的阻撓，這些賤民在實際生活中還受到許多歧視，一些賤民未能真正除籍為良，但總算是在法律上革除了長期以來束縛他們的禁令，有了離開賤籍的可能，不少賤民也確實成為民戶，取得了良民的資格，這不能不說是雍正帝的一項“德政”。
雍正帝對“逃人法”也作了一些修改。康熙時規定，收留有主逃亡奴仆的“窩主”，流徙尚陽堡，兩鄰、十家長、地方，枷號一至二月，責四十板釋放；逃走三次的奴仆，發給寧古塔窮民為奴。現在改為，逃奴在該地居住超過一年的，窩主、十家長、鄰居、裏長俱照“不應重律”，責三十板完給；停宿不及一年的，俱各免罪；超過了兩年，才照從前定例治罪。逃亡的單丁男婦，年過六十，免照逃人例治罪。這就進一步減少了“逃人法”弊政的危害。
雍正帝大力改革旗務，削弱正紅、鑲紅、正藍、鑲藍、鑲白下五旗王公旗主對本旗旗下官民的統治。他取消了康親王崇安、順承郡王錫保、信郡王德昭掌管旗務的權力，委任十六弟莊親王允祿、平郡王福彭管理鑲白、正紅二旗“滿洲都統事務”(即兼職都統)，禁止下五旗王公任意殘害屬下官員和勒索銀財，徹底結束了下五旗王公對旗下的君臣關係和主從關係，下五旗人員從此由本旗旗主的私屬轉變為皇帝的臣仆。
雍正帝的這一係列改革，使廣大人民的賦役負擔有所均平和減輕，吏治敗壞的情況有了較大的改變，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國庫收入，從即位時的八百萬庫存幣銀，增至六千餘萬兩，“國用充足”，“倉庾亦皆充實，積貯可供二十餘年之用”。昭？：《嘯亭雜錄》卷1，《理足國帑》；《皇朝經世文編》卷26，《論增兵籌餉疏》；魏源：《聖武記》卷11.這就為他進軍青海、經營西藏，實行改土歸流和用兵準部提供了足夠的物質條件。
一、七齡曾祖入主中原。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初三日清晨，北京紫禁城內莊嚴肅靜，正在舉行清朝第六代皇帝登基大典。一位頭戴皇冠身著龍袍的英俊君主，端坐在太和殿的寶座上，接受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等八旗王公文武官員和外藩蒙古王公的叩拜。這個新的天子，就是在位最久、壽命最長、對中國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的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
弘曆後來被尊諡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簡稱純皇帝，廟號高宗，清代的官書、筆記、文集稱他為純皇帝、純廟、純皇和高宗，蒙古王公尊他為“大皇帝”，西藏達賴喇嘛敬書“大君”，而民間一般習慣則稱其為乾隆皇帝、乾隆帝，有時又簡稱為乾隆。
弘曆雖因父皇世宗胤剛於十日前逝世而不無悲傷之感，但值此登基之時，肩負重任，當然要專注於國政的治理，首先是需要全麵、正確地認識祖宗留下的“遺產”，以便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采取明智的方針和政策，解決存在的問題，使大清國更為鞏固，更加富強。
縱觀清朝曆史，俯瞰全局，乾隆皇帝無疑會憂喜交加，既為先祖創建的錦繡江山樂在眉梢，又因一些弊政的禍國殃民而有所憂慮。他很自然地要想起列祖列宗開國安邦之事。九十一年前，弘曆的年方七歲的曾祖父世祖(順治帝)福臨，由三十二歲的叔父攝政王多爾袞輔佐，入主中原，於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在北京紫禁城即位，宣布明亡清興，中國歸屬愛新覺羅家族統轄。但是，這個自命為主宰天下的新皇帝，處境並不美妙，甚至可以說是荊棘遍地，危機四伏。此時他連一個像樣的宮殿都沒有，專供皇帝上朝的太和殿已毀於兵火，他隻能在紫禁城西隅的小小武英殿暫且安身，對全國頒行的即位詔，也隻能在皇極門宣讀，實在是不夠威嚴。
更為嚴重的是反清勢力非常強大。福臨即位之時，隻轄有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部分地區，長江南北乃南明福王、魯王、唐王之地，陝西、甘肅和四川，分別為大順、大西農民軍所有。大順軍多達百萬，大西軍七八十萬，福王江北四鎮有兵數十萬，湖北左良玉水陸士卒八十萬，各地反清武裝風起雲湧。這些部隊曾給予清朝以沉重打擊。大西軍勇將李定國大敗清軍，“兩蹶名王”――斬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盡。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統率水陸大軍十餘萬圍困南京，使“東南大震，軍報阻絕”，清帝幾乎想遷都遼寧回居舊地。清廷擁有多少軍隊來對付這二三百萬敵軍？說來也少得可憐，入關時，八旗滿洲隻有三百一十個牛錄，按每牛錄二百丁計算，不過六萬丁。順治五年，滿洲壯丁有五萬五千三百三十名，加上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四萬餘丁，才十萬餘丁，就算是全部男丁皆披甲為兵，也隻有十萬餘名士卒，怎能迎戰二三十倍於己的敵軍？而且，即使將敵軍全部消滅，“馬上得了天下”，但全國有一百四十個府，一百九十三個州，一千一百三十多個縣，東西萬餘裏，南北萬裏，人口約一億，這十萬餘軍隊分布各地，平均每縣不到一百名，怎能堅持下去，清王朝怎能長治久安？
同時，清兵多路出擊，甲胄弓箭刀槍馬匹和糧草，花費很大。順治八年、九年，每歲收入額賦隻有一千四百八十餘萬兩，而各路兵餉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員俸祿二百餘萬，缺銀八十七萬五千餘兩。順治十三年以後，軍費激增，歲需二千四百萬，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存留款項外，隻有一千九百六十萬兩，缺餉額達四百四十萬兩，還有其他必須開支的用費，如王俸、官祿、河工、賑災，等等，需銀數百萬以至上千萬兩，確實到了入不敷出、財源枯竭、司農束手無策的地步。
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和封建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殘酷盤剝，以及災害頻仍，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社會混亂，百業凋敝，田園荒蕪，人口大量死亡，直到順治八年，官方簿冊所載全國戶口才一千零六十三萬餘丁，田地山蕩二百九十萬零八千餘頃，比起七十三年前明萬曆六年(1578年)的耕地麵積，減少了四百多萬頃。另外，許多漢族士紳留戀故明，對清政府消極抗拒不願合作，廣大漢民痛恨清廷推行的“發、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大弊政，人心動蕩不安。兼之，“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獨攬大權，威壓幼君，福臨時有被廢的危險。
麵對如此萬分險惡的困境，多爾袞、福臨及其親近王公大臣，知難而進，想盡種種辦法，以五六萬滿洲兵丁為核心，加上蒙古八旗和漢軍數萬，又充分利用較早歸順的平西王吳三桂、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人的部隊，總共約有二十萬人，先後打敗了多達二三百萬的南明軍和農民軍，於順治十六年奪取了南明最後一個權利的都城昆明，迫使永曆帝逃往緬甸，除大順軍餘部“夔東十三家軍”尚在川東荊襄地區堅持以外，消滅了其他抗清武裝。隨著國內戰爭的減少和推行恢複經濟的政策，農業生產逐漸發展，手工業、商業也有了進步，人丁相應增多，耕地麵積不斷擴大，順治十八年全國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萬餘頃，加上旗地，官莊，屯田，約五百八十萬頃，比十年以前增加了一倍。
福臨因國事操勞過度和痛悼愛妃董鄂氏的去世，又患上了天花，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離開了人間，終年才二十四歲。
二、英明祖父奠定盛世之基。
乾隆皇帝弘曆對他的祖父康熙帝玄燁推崇備至，經常講要“體皇祖之心為心，法皇祖之事為事”，《清高宗實錄》卷892，頁22.自然要了解皇祖當年的境遇及其克服困難創建光輝業績的經驗。在弘曆即位的七十四年前，六齡幼童玄燁，根據父皇福臨的遺詔，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繼位為帝，由索尼、鼇拜、蘇克薩哈和遏必隆四位輔政大臣佐治國政。
被稱為聖祖、仁皇帝、康熙帝的玄燁，比起先皇福臨來說，處境當然要好一些，紫禁城內的太和殿、中和殿等宮殿早已修建完畢，金碧輝煌，景象一新，他就是在文武官員叩拜下坐在太和殿寶座上頒行的即位詔。這一年的十二月，清軍入緬，擒獲了南明的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榔，兩年以後又剿滅了大順農民軍餘部“夔東十三家軍”，遼闊大陸盡為清有。但是，擺在玄燁麵前的，還有許多難題，還有嚴重的隱患。首先是要奪回大權親主國政。從即位那一天起，到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以前，國務皆由先皇指定的輔政大臣鼇拜等人主持，尤其是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故以後，鼇拜更加驕橫跋扈，把持朝政，結黨專權，藐視幼主。他引用兄弟穆裏瑪，侄子塞本特、訥謨及親信濟世、佛倫等二十餘人分據軍政要職，大學士班布爾善、吏部尚書阿思哈、兵部尚書噶褚哈、工部尚書馬邇賽等皆其黨羽。他將位列一、二品的部院尚書，侍郎等大臣視為下人，竟在皇帝麵前對他們大聲嗬斥。他冤殺內大臣費揚古及其子尼侃、薩哈連，抄沒家產，並在業已親政的玄燁麵前“攘臂”“強奏累日”，逼迫這位十三歲的皇帝接受他的要求，將另一輔政大臣蘇克薩哈及其子侄族人查克旦等斬殺，籍沒貲財。有一滿洲官員還曾講道：鼇拜偽稱有病，不上朝，要皇帝“親往問疾”。玄燁駕臨其府，穿堂過廳，進入寢室，禦前侍衛和？看到鼇拜神色異常，急忙跑到床前，揭去席子，發現快刀一把。玄燁故作鎮靜，假裝不知此乃奸計，笑說“刀不離身，乃滿洲故俗”，不足為奇，隨即返回宮殿。玄燁對鼇拜的專權極為不滿，於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施用巧計，將鼇拜誘入宮中，拿獲下獄，革職籍沒拘禁，對其黨羽分別懲處，一舉奪回大權，從此才真正當上了“乾綱獨斷”的皇帝。《清聖祖實錄》卷23，頁18；卷29，頁3、4、5；昭？：《嘯亭雜錄》卷1《聖祖拿鼇拜》。這時玄燁才十五歲，就一鳴驚人，創造了奇跡，逾越了幾乎無法翻越的巨大障礙，辦成了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
但是，事情並沒有完，緊接著他又要處理十分棘手的“三藩”問題。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孫)，分鎮雲南、廣東和福建，合稱“三藩”。吳三桂等人率領本部將士，跟隨八旗勁旅轉戰四方，為清帝入主中原統一全國建立了功勞，因而封王開府，分別擁兵數萬、十餘萬，各鎮一方。尤其是吳三桂，功最高，兵最強，勢力最大，所需糧餉也最多。順治十七年僅雲南一省就歲需俸餉九百餘萬兩，清廷令裁減兵丁，吳三桂奏稱邊疆未靖，難減人員，並隨即用兵緬甸、水西，軍費激增，加上福建、廣東二藩之餉，歲需二千餘萬兩，形成了“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的局麵。吳三桂又心懷不軌，加緊操練士卒，整治軍械，大量購買戰馬，水陸衝要，遍置私人，各省提督、總兵官多係他的心腹，長子吳應熊娶太宗第十四女恪純長公主，貴為額駙，靜坐京師，大小政情，朝夕飛報。尚可喜年事已高，其長子尚之信掌管兵權，與吳相互勾結，耿精忠也以吳之馬首是瞻。客強壓主，尾大不掉，巨餉難支，玄燁毅然決定撤藩，於康熙十二年五月、八月，分遣大臣，前往廣東、雲南、福建，經辦三藩撤調之事。吳三桂大怒，於十一月起兵反叛，各地黨羽紛起響應，尚之信、耿精忠亦相繼為亂，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福建、廣東、湖南七省，以及湖北、陝西、江西大部分州縣和寧夏，皆脫離了清朝的控製，一時，“天下騷動，偽檄一傳，四方響應”，“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東南西北，在在鼎沸。”《清聖祖實錄》卷99，頁8、10；趙翼：《皇朝武功紀盛》卷1，《平定三逆述略》。成吉思汗的嫡係後裔蒙古察哈爾布爾尼親王，亦乘機發兵，誘約奈曼等部同反，給北京造成很大的威脅。
麵對“三藩之亂”的驚濤駭浪，一些大臣驚慌失措，統軍平叛的寧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尚善、定西大將軍貝勒洞鄂等人，懼敵怯戰，畏縮不前。在清朝統治出現如此嚴重危機的時刻，年方十九歲的康熙帝玄燁，鎮定自若，繼續發揚其勇擒鼇拜的大無畏精神，調兵遣將，重用圖海、賴塔、穆占等滿洲能臣，撤換和懲治勒爾錦等失職王公，擢用效忠朝廷能征慣戰的漢人和漢軍將官張勇、趙良棟、蔡毓榮等人，厚賞從征士卒，親自指揮征戰，史稱其“每日軍報三四百疏，手批口諭，發指示，洞的中？”。《聖武記》卷2，《康熙戡定三藩記》。因此，很快扭轉了戰局，屢敗叛軍，於康熙二十年攻下昆明，平定了猖獗一時的“三藩之亂”，並乘勝前進，遣兵渡海南征，統一了台灣。
南警剛解，北邊烽煙又起。漠西蒙古準噶爾部博碩克圖汗噶爾丹擊殺和碩特部鄂爾齊圖汗、車臣汗，躍為厄魯特四部之長。他占哈密，取吐魯番，滅“回部”(天山南路維吾爾族)，控製了天山南北廣大區域，並企圖入主青海，吞並漠北蒙古喀爾喀三部。康熙二十七年，他率軍三萬北征，連戰連勝，迫使喀爾喀三部數十萬人投靠清朝。二十九年，其軍竟深入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距北京隻有七百裏，嚴重威脅了清朝安全，京師為之戒嚴。
俄國沙皇政府從順治時起，就多次派遣軍隊，入侵我國黑龍江流域，燒殺擄掠，勒索貢賦，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薩、楚庫柏興等侵略據點，並不斷擴大其殖民轄區，欲圖侵占更多的中國領地。它還支持準部噶爾丹的北進行動，一再派遣使臣前往談判，宣稱要給予準部大量軍事支援。俄國殖民軍依仗火器，十分猖狂。當時一位居住在寧古塔的文人說：邏車國(俄國)人造反，到黑龍江各地搶掠貂皮，“鋒甚銳”，“其猛如虎”，善放鳥槍。他們還使用西瓜炮，能射擊幾裏以外的目標，“必到敵營始裂，遇者必死”。吳振臣：《寧古塔紀略》。
康熙帝不畏強敵，堅決捍衛東北邊區，一待平定了三藩之亂，就遣派兵丁，築城置驛，籌辦船隻糧餉。準備就緒後，於康熙二十四年，命都統、一等公彭春和副都統郎坦、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統率北京、吉林、山東、河南、山西等地滿、漢、索倫、達斡爾族士卒三千餘人，圍攻雅克薩，迫城中俄軍投降後班師。第二年正月，沙俄殖民軍再築雅克薩城，康熙帝獲悉後，又命薩布素、郎坦等領兵前往，重重圍困，敵軍傷亡累累。沙皇政府遣使至京議和，請求解圍。康熙帝寬大為懷，撤退了軍隊，委派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和都統、一等公佟國綱與俄使談判，幾經周折，最後於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保衛了中國神聖領土，解除了北境之危。
玄燁為了確保西北和北部地區安全，使喀爾喀三部蒙古能夠擺脫準部噶爾丹汗的奴役和欺淩，重返祖居，自由耕牧，不顧綿延數千裏的沙漠惡劣地形，不畏剽悍善戰所向無敵的準部軍隊，擯棄了膽怯懼戰貪圖安逸的某些大臣的停兵之議，於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毅然統軍三次親征朔漠，大敗準軍，噶爾丹敗病交加死去，其子女被策妄阿拉布坦押獻至京，所部盡降。喀爾喀三部數十萬蒙古人興高采烈地還居離別十餘年的漠北故土，衷心感謝和擁戴聖祖“大皇帝”，於是阿爾泰山以東盡隸清朝版圖，拓地二萬裏。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青海和碩特部蒙古諸台吉入京朝貢，被聖祖分授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爵位，自此“青海始為近藩”。康熙五十九年，清軍入藏，驅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準噶爾兵，冊立第六世達賴，委任貝子康濟鼐、台吉頗羅鼐分掌前後藏。清朝版圖又增拓二萬餘裏。
在軍事方麵連續奪取輝煌勝利的同時，康熙帝在扭轉財政危機，恢複和發展生產方麵，也取得了極為可喜的重大成就。他即位時，年缺餉額四百餘萬兩，千萬人民衣食無著，大片田地荒蕪。四川省人丁太少，“有可耕之地，而無耕田之民”。《清聖祖實錄》卷36，頁7.長年戰亂，嚴重影響了水利建設，河道失修，河患頻繁，黃河、淮河多次決口，淹沒田園廬舍，沿河州縣成千上萬赤子葬身魚腹。以“欲致海宇升平，人民樂業”自詡的康熙帝，為改變國窮民貧的艱窘困境，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他鼓勵墾荒，實行“更名田”等政策，保護耕地者的所有權，放寬新墾地的起科年限，使荒地迅速開墾成熟，六十三年內(包括雍正二年)，耕地麵積增加了一百三十四萬餘頃，比他即位那一年，增長了四分之一。《清文獻通考》卷1.他認為，“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窮穀荒陬，皆實惠”，多次大規模地蠲免租賦。他在位六十一年裏，先後在全國二十多個省區，以災蠲、逋蠲、輪蠲、大蠲等形式，蠲除賦糧、丁銀和逋課五百餘次，僅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次就蠲免江蘇、陝西本年未完錢糧及明年應征錢糧六百萬兩，二十八年正月又免去江蘇曆年積欠二百餘萬兩。從康熙元年至四十八年，共免去租賦一億餘兩，相當於三四年的全國總收入。他又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決定，三年之內，將全國各省錢糧和舊欠通免一周，共免銀三千二百餘萬兩。他還注意讓佃農在蠲賦中得到一些實惠，令地主按蠲賦分數減收佃農田租，並於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明確規定，凡遇蠲賦之時，“七分蠲免業戶，以三分蠲免佃種之民”，後又於四十九年重申此令，“永著為例”。《清聖祖實錄》卷147，頁27，卷244，頁13.他還於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宣布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製度，使廣大農民的丁賦負擔相對穩定，不再增加，對減少農民因丁銀輸納困難而逃亡的情況有所改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而且為雍正時“攤丁入畝”創造了必具條件。
玄燁對治河特別重視，他親政以後，以河工作為與“三藩”並列的三大要務之一，親筆書寫於宮中柱上，時刻考慮。還在進行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時，盡管國家財政狀況比較困難，他便開始了整治黃河、淮河的工作，於康熙十六年委任傑出的治河專家安徽巡撫靳輔為河道總督，第一次就撥款二百五十餘萬兩。此後，隨著國庫的充裕，河工經費愈益增加，達到“歲費三百餘萬”之多，超過了曆代任何一個王朝。玄燁還多次南巡，視察河工，提出了讓水順人意的治河理論和一些重要的指示，督促大臣認真修建，使治理黃河、淮河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對保護沿河地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和促進水路運輸與工商業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康熙帝還下詔永停圈地，不許滿族貴族濫收投充人戶，放寬“逃人法”，革除或減輕了順治年間禍國殃民的三大弊政的危害。他還一再懲辦殘酷虐待奴仆的八旗貴族官員，對殺害旗下家人至死的主子，從嚴處治，將原定奴仆三次逃走者正法的規定，改為免死發往寧古塔。
康熙帝治政的極為難得的一點，是崇尚節儉，“惜財用”，“不妄費”，多次責令臣僚減少宮中用費。他在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宣布蠲免全國錢糧的上諭中指出，正因為“每發供禦所需，概從儉約”，所以能以曆年節省的儲蓄，供蠲賦賑災之用。《清聖祖實錄》卷244，頁3.他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的遺詔中，總計在位時用度說：戶部幣銀，全用於征戰、賑饑，河工歲用三百餘萬，而他的巡狩行宮卻不施彩繪，每處不過用銀一二萬兩。連曾經長期出入宮廷為聖祖講課的法國傳教士白晉也對他的儉樸美德極為佩服，稱讚他的生活“是簡單而樸素的，在帝王中是沒有先例的”。白晉：《康熙大帝》中譯本，頁20―22.
由於康熙帝實行了很多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政策，又自奉甚儉，因此有力地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經濟相當繁榮，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國庫也由一貧如洗而變為糧穀充實帑銀日增。他即位時年缺餉額四百萬，很快就變為庫存餘銀八百萬，到康熙五十年積存至五千餘萬兩。玄燁的長期勵精圖治及其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給通常所說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他聰明的孫子乾隆皇帝提供了一個值得效法的楷模。
三、皇父銳意改革國庫充盈。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聖祖玄燁逝世，乾隆皇帝的父親胤即位，一般稱為雍正、雍正帝或世宗。雍正帝繼位的合法性雖不無可疑之處，他對政敵的處置過於無情，甚至對同父所生的骨肉同胞八弟允、九弟允？、十弟允、十四弟允？也殘酷虐待，或陰謀殺害，或革爵監禁，因而聲名不佳，被反對派扣上“謀父”、“逼母”、“弑兄”、“屠弟”、“好殺”、“誅忠”等十大罪狀。他在執政的十三年裏，也犯了不少錯誤，有些弊政危害較大，不得人心。但總的來看，平心而論，他仍不失為一位勇於進取、興利除弊、政績卓著的傑出的封建名君。他有很大的抱負，有較強的革新勇氣，要“振數百年之頹風”，“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濯”，以達到“澄清吏治，安民生”，“天下永享太平”。《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一月十七日條、五年二月初三日條。
康熙末年，由於聖祖玄燁年事漸高和諸皇子的爭奪嗣位使他心力交瘁，政務比較鬆弛，官吏貪汙之風盛行，錢糧短缺、賦銀拖欠、國庫空虛的情況相當嚴重。戶部曆年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江蘇從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元年(1712―1723年)拖欠賦銀八百八十一萬餘兩，加上曆年積欠三百五十三萬，共欠一千二百三十四萬餘兩。兼之，自康熙末年派遣兩路大軍屯戍西北，準備進攻策妄阿拉布坦，花費了巨量銀米。這一切，使國庫存銀急劇減少，從最盛時的五千餘萬，下降為八百萬。雍正帝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堅決整頓吏治，清查虧空，充實國庫。他多次下詔，督促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撫嚴厲追查，懲治侵盜公款勒索屬下的貪官汙吏。他責令戶部曆任堂官、司官及部吏賠償戶部虧空銀一百五十萬兩，以內務府官員李英貴夥同他人冒支正項錢糧一百餘萬兩而抄沒其家，因原任山西巡撫蘇克濟勒索屬下州縣巨萬銀兩而籍沒其家財產，賠償虧空。
康熙年間錢糧火耗日漸加重，有的州縣催收一兩正額賦銀，竟要民間多交四五錢的火耗，還有其他名目的額外苛派，以致“竭小民衣食之資，供官司奴隸之用”。《清世宗詩文集》卷1，《諭布政司》。州縣官吏將這些收入，一部分呈送上司，一部分作為地方公事用費，一部分吞沒入己，既苦了百姓，又無助於國庫的開支，還為他們的貪贓枉法開了方便之門。因為，既然上司接受了下級的銀兩，就不得不對他們瞻徇容隱，任其橫行，從而加劇了吏治的敗壞。雍正帝多次征求臣僚意見，反複考慮，最後決定實行耗羨歸公製度，規定各州縣以低於現在的耗羨率，定個比例，正式征收，解交省裏。這筆耗羨銀的開支，主要是兩項，一為官員的“養廉銀”，一為彌補地方虧空和留做地方公用。這個製度，使耗羨率降低了不少，限製了康熙末年地方官對民間的狂征濫派，也使地方經費有了一定程度的明確化、預算化，彌補了一部分原被官吏侵占的帑銀，還為一些誌在為民謀利律己頗嚴的清廉官員提供了足夠的養廉的物質條件，對國庫、對人民都有一定的好處。
雍正帝采取的另一更為重要的改革，是實行“攤丁入畝”製度。秦漢以來，臣民對封建國家承擔的賦役義務，一向是按人丁和土地分別征收的，丁有差役，田有租賦。隨著土地兼並的劇烈和官吏作弊豪紳橫行，富豪之家“田連千畝，竟少丁差”，貧苦農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清世宗實錄》卷24，頁11.窮民被迫逃亡，連累裏甲賠累，官府也得不到實惠，於國於民皆大不便。雍正帝毅然推行“攤丁入畝”製度，以州縣為單位，將康熙五十年本州縣的丁銀作為定額，平均攤入地畝中隨田賦征收，這樣一來，有地或地多之人增加了賦稅，而無地少地的窮苦人民則減少了負擔，“貧者免役”，“貧民無厘毫之需”，而國家的丁銀收入也有了相當可靠的保證。盡管豪紳富室極力反對，浙江田多的富人竟到巡撫衙門示威吵鬧，但雍正帝毫不動搖，明確宣布說，丁糧攤入地畝，“於窮民有益，而於紳衿富戶不便”，堅持推行。《上諭內閣》，雍正四年七月初二日諭；《朱批諭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李衛奏折；乾隆《蘇州府誌》卷8，《田賦》；同治《建昌府誌》卷3，《賦役》；乾隆《濟寧直隸州誌》卷5，《輿地》；乾隆《夏津縣誌》卷4，《食貨誌？田賦》；《清高宗實錄》卷911，頁6.雍正二年直隸首先開始攤丁入畝，福建、山東、河南、浙江、陝西、甘肅、雲南、江蘇、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湖北等十三省相繼仿效，除山西一省遲遲未完以外，全國基本上在雍正年間將丁銀攤入田畝。“攤丁入畝”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賦役負擔，削弱了他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是中國封建賦役製度的一大改革，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雍正帝在製止地主階級野蠻虐待佃農的問題上，也采取了重要措施。河南總督田文鏡以豫省紳衿地主橫行不法，壓佃為奴，私刑拷打，欺侮婦女，地方官員徇私舞弊，包庇紳衿，奏請從重懲治，嚴厲禁止。吏部議複，擬請立法規定：以後紳衿苛刻虐待佃戶，鄉紳照違製律議處，衿監吏員革去職銜。雍正帝批令增添處罰抗租不交的佃戶的條例。隨即吏部議複奏準：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自拷打佃農的，鄉紳照違製律議處，杖一百，衿監吏員革去衣頂職銜，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議處。如果地主將佃農的婦女強占為婢妾，該犯議絞，監候；地方官失察或包庇，該地上級不行揭參，均交部分別議處。如果佃農拖欠地租欺慢田主，亦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數追繳，賜予田主。這是清朝政府第一個明確規定主佃關係的法例，是通行全國的法例，影響很大。這個法例，固然保證了地主的經濟收入，不許佃戶欠租，但它畢竟明文規定，不準地主非刑拷打佃戶，不許地主欺壓佃戶奸汙婦女，從法律上一定程度地限製了地主對佃農的人身壓迫，為佃農減少對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關係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雍正帝又一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是使山西等省樂戶、浙江的“惰民”等“賤民”除籍為良。山西、陝西“樂戶”的祖先，是明朝擁護建文帝的官員，永樂帝奪位後斬殺了這批官員，將他們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官妓，從此世代相傳，沿襲賤業，痛遭豪橫紳衿和流氓惡霸蹂躪。雍正帝同意臣僚的建議，批準他們改業從良，削除樂籍，並除豁京中的教坊司樂戶，命其從良，另選良民充當樂工。浙江紹興府的“惰民”，傳係宋朝罪人的後裔，備受欺壓，男子隻許以捕蛙、逐鬼為業，婦女則為媒婆或為人髻冠梳發，“辱賤已極”，與樂籍一樣，亦被世宗下諭除籍，轉為民戶。江南省徽州府的“伴當”、寧國府的“世仆”、蘇州府的“丐戶”，與樂戶、惰民一樣遭受野蠻虐待，廣東沿江沿海一帶的“旦民”，被迫以船為家，不得登陸居住，雍正帝先後下諭，取消了這些名稱，讓他們成為良民。盡管由於封建勢力的阻撓，這些賤民在實際生活中還受到許多歧視，一些賤民未能真正除籍為良，但總算是在法律上革除了長期以來束縛他們的禁令，有了離開賤籍的可能，不少賤民也確實成為民戶，取得了良民的資格，這不能不說是雍正帝的一項“德政”。
雍正帝對“逃人法”也作了一些修改。康熙時規定，收留有主逃亡奴仆的“窩主”，流徙尚陽堡，兩鄰、十家長、地方，枷號一至二月，責四十板釋放；逃走三次的奴仆，發給寧古塔窮民為奴。現在改為，逃奴在該地居住超過一年的，窩主、十家長、鄰居、裏長俱照“不應重律”，責三十板完給；停宿不及一年的，俱各免罪；超過了兩年，才照從前定例治罪。逃亡的單丁男婦，年過六十，免照逃人例治罪。這就進一步減少了“逃人法”弊政的危害。
雍正帝大力改革旗務，削弱正紅、鑲紅、正藍、鑲藍、鑲白下五旗王公旗主對本旗旗下官民的統治。他取消了康親王崇安、順承郡王錫保、信郡王德昭掌管旗務的權力，委任十六弟莊親王允祿、平郡王福彭管理鑲白、正紅二旗“滿洲都統事務”(即兼職都統)，禁止下五旗王公任意殘害屬下官員和勒索銀財，徹底結束了下五旗王公對旗下的君臣關係和主從關係，下五旗人員從此由本旗旗主的私屬轉變為皇帝的臣仆。
雍正帝的這一係列改革，使廣大人民的賦役負擔有所均平和減輕，吏治敗壞的情況有了較大的改變，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國庫收入，從即位時的八百萬庫存幣銀，增至六千餘萬兩，“國用充足”，“倉庾亦皆充實，積貯可供二十餘年之用”。昭？：《嘯亭雜錄》卷1，《理足國帑》；《皇朝經世文編》卷26，《論增兵籌餉疏》；魏源：《聖武記》卷11.這就為他進軍青海、經營西藏，實行改土歸流和用兵準部提供了足夠的物質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