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華塔寺與關中書院
田克恭
進西安城南門，寶慶寺塔就赫然在望。這個塔原先並不建在這裏。
據《關中勝跡圖誌》記載：寶慶寺在唐長安城的安仁坊（此坊在廓城中部，朱雀大街北段的東側，與薦福寺同在一坊），為隋文帝楊堅仁壽年間（601-604）修建，隋文帝、唐中宗李顯，都曾來過這裏，是個以收藏經典為主的寺院。唐文宗李昂太和、開成年間（827-840），在寺內又建了這座塔，塔用五色磚砌成，所以又叫“華塔”，寺院也因而被稱作“華塔寺”。唐昭宗李曄天佑元年（904），朱溫（全忠）挾昭宗遷東都洛陽，拆毀宮室、百官衙署及民舍，並將梁柱等材料組成渭水浮筏，經黃河運至洛陽，至名都長安城瞬間成為廢墟，當時駐防長安的節度使韓建放棄了外廓城和宮城，縮築長安城（叫新城）。在修新城時，仿照原廓城內寶慶寺和寺塔的原形，重建於南城牆裏現在書院門的西口內，這座華塔為6麵7層，高約23米，龕內嵌有魏、隋、唐等各代的石刻佛像。據《續修陝西通誌稿》記載：五代時，此寺（指寶慶寺）的殿宇遭災禍被焚，惟塔保存。
清末，在西安高等學堂任教的日本人足立喜六在所著《長安史跡考》中關於寶慶寺的記載稱：唐末司空曙的《經寶慶寺》詩中說：“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清龜出曝，鬆螟鶴飛回。石砌碑橫草，陰廊畫雜台。禪宮亦消歇，塵世轉堪哀。”可見當時這座名寺已淪荒廢，同書中還記載著：此華塔周壁上刻有十數個精麗之半裸石佛，在本殿內壁上複嵌佛像十二，俱極精巧，斷為盛唐名作，就中亦有存留“長字”（武則天的最後一個年號）、“開元”年號者。據傳此石佛原在唐光宅寺，及至改築長安城，方移至此寺雲。
明代宗朱祁鈺景泰二年，重修了寶慶寺。明神宗朱翊鈞萬曆年間，工部尚書長安大儒馮從吾在與閹黨鬥爭失敗後，解職回長安，即在寶慶寺講學。後因學生日增，而寶慶寺內地方狹窄，當時的陝西大吏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便在寺東修建一座擴展了規模的書院，取名“關中書院”，成為一個官辦的地方性學術機構，也是當時陝西的最高學府。
書院初建成時，門口立有牌坊，院內有鍾鼓樓、東西號房（即學員宿舍）、學生書齋（即學習室），還有一座大講堂，取名“允執堂”。明萬曆四十年（1612）為專門祭拜孔子，在院中建“斯道中天閣”（後人簡稱中天閣）。清康熙三年（1664），書院範圍擴大，增建“仁在堂”及“醒鍾樓”，在書院的東邊添建了講學先生的寓所，西邊增設了學員休息的地方，並建有池塘、假山，栽種花草樹木，直至清光緒年間，曆朝均有修葺；院內房屋總計370餘間，占地130餘畝。曆經滄桑，這些古建築多數已不存在，隻有允執堂和少部分房舍幾經翻修，仍留殘跡。
這個書院，在馮從吾講學期間，曾造就了不少名宦與學者。
清朝初年，該院聘李二曲先生主講，並立了“學規”。李先生名□，字中孚，號二曲，陝西周至縣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著名哲學家，清廷曾多次征召，他都推辭有病，不肯做官，最後絕食，堅決拒絕，才得以免。李先生一生剛正不阿，鄙棄名利，過著儉樸的生活，表現了一位正直學者的崇高品德。
此後，乾隆中，該院聘武功縣孫酉峰先生主講（當時韓城的王傑、臨潼縣的王巡秦、雒南縣的薛、華陰縣的李汝榛，武功縣張洲、吳堡縣賈蒂芳，是孫先生的六大弟子），之後，孫的名徒周至縣的路潤生，以及名儒柏景偉等也曾先後在該院主講。
這個書院，直到晚清還是人才輩出，如陝西名人劉古愚即其一。劉係陝西鹹陽人，曾考中舉人，學問淵博，思想新，曾積極響應康有為的“變法”，當時有“南康（康有為）北劉（劉古愚）”之稱。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陝西巡撫思壽，藩司樊增祥，將書院改建為“兩級師範學堂”，內設“優級選科”，以學博物為主；“初級完全科”，則以學經學、史學為主，這是陝西創辦師範學校之始。清末，還在這個學堂內設了一所“長安第二小學校”。民國元年（1912），將兩級師範學堂改為陝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長安第二小學校改為該校的附屬小學。民國23年（1934年），又改名陝西省立西安師範學校。1963年下半年，西安師範與西安師範專科學校合並遷往西安南郊，原在湘子廟街的西安市第五中學遷到這裏占了這塊地方。
至於寶慶寺到了民國時期便更加頹敗。據《西京之現狀》（陳光堯寫於民國23年7月）記載：“寶慶寺亦即華塔寺，在南門內警察分駐所中。寺中有塔，內藏唐時之石像石刻極多。在數十年前，曾被日本浪人盜竊數十具，今已封閉不可登臨。”由此可見，華塔寺的石佛像曾經被盜過，且在當時塔已封閉，寺已為警察局所占用。解放後一個時期仍為公安局派出所的駐地；50年代末期的“大躍進”中，街道居民利用寺內的一些殘舊房屋辦起了工廠。
在近年城市建設的高潮中，處處都在舊貌換新顏，“華塔”的四周，一些低矮簡陋的民居已拆除，矗立在這裏的將是與華塔比美的高層新樓群。
進西安城南門，寶慶寺塔就赫然在望。這個塔原先並不建在這裏。
據《關中勝跡圖誌》記載：寶慶寺在唐長安城的安仁坊（此坊在廓城中部，朱雀大街北段的東側，與薦福寺同在一坊），為隋文帝楊堅仁壽年間（601-604）修建，隋文帝、唐中宗李顯，都曾來過這裏，是個以收藏經典為主的寺院。唐文宗李昂太和、開成年間（827-840），在寺內又建了這座塔，塔用五色磚砌成，所以又叫“華塔”，寺院也因而被稱作“華塔寺”。唐昭宗李曄天佑元年（904），朱溫（全忠）挾昭宗遷東都洛陽，拆毀宮室、百官衙署及民舍，並將梁柱等材料組成渭水浮筏，經黃河運至洛陽，至名都長安城瞬間成為廢墟，當時駐防長安的節度使韓建放棄了外廓城和宮城，縮築長安城（叫新城）。在修新城時，仿照原廓城內寶慶寺和寺塔的原形，重建於南城牆裏現在書院門的西口內，這座華塔為6麵7層，高約23米，龕內嵌有魏、隋、唐等各代的石刻佛像。據《續修陝西通誌稿》記載：五代時，此寺（指寶慶寺）的殿宇遭災禍被焚，惟塔保存。
清末，在西安高等學堂任教的日本人足立喜六在所著《長安史跡考》中關於寶慶寺的記載稱：唐末司空曙的《經寶慶寺》詩中說：“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清龜出曝，鬆螟鶴飛回。石砌碑橫草，陰廊畫雜台。禪宮亦消歇，塵世轉堪哀。”可見當時這座名寺已淪荒廢，同書中還記載著：此華塔周壁上刻有十數個精麗之半裸石佛，在本殿內壁上複嵌佛像十二，俱極精巧，斷為盛唐名作，就中亦有存留“長字”（武則天的最後一個年號）、“開元”年號者。據傳此石佛原在唐光宅寺，及至改築長安城，方移至此寺雲。
明代宗朱祁鈺景泰二年，重修了寶慶寺。明神宗朱翊鈞萬曆年間，工部尚書長安大儒馮從吾在與閹黨鬥爭失敗後，解職回長安，即在寶慶寺講學。後因學生日增，而寶慶寺內地方狹窄，當時的陝西大吏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便在寺東修建一座擴展了規模的書院，取名“關中書院”，成為一個官辦的地方性學術機構，也是當時陝西的最高學府。
書院初建成時，門口立有牌坊，院內有鍾鼓樓、東西號房（即學員宿舍）、學生書齋（即學習室），還有一座大講堂，取名“允執堂”。明萬曆四十年（1612）為專門祭拜孔子，在院中建“斯道中天閣”（後人簡稱中天閣）。清康熙三年（1664），書院範圍擴大，增建“仁在堂”及“醒鍾樓”，在書院的東邊添建了講學先生的寓所，西邊增設了學員休息的地方，並建有池塘、假山，栽種花草樹木，直至清光緒年間，曆朝均有修葺；院內房屋總計370餘間，占地130餘畝。曆經滄桑，這些古建築多數已不存在，隻有允執堂和少部分房舍幾經翻修，仍留殘跡。
這個書院，在馮從吾講學期間，曾造就了不少名宦與學者。
清朝初年，該院聘李二曲先生主講，並立了“學規”。李先生名□，字中孚，號二曲，陝西周至縣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著名哲學家，清廷曾多次征召，他都推辭有病，不肯做官，最後絕食，堅決拒絕，才得以免。李先生一生剛正不阿，鄙棄名利，過著儉樸的生活，表現了一位正直學者的崇高品德。
此後，乾隆中，該院聘武功縣孫酉峰先生主講（當時韓城的王傑、臨潼縣的王巡秦、雒南縣的薛、華陰縣的李汝榛，武功縣張洲、吳堡縣賈蒂芳，是孫先生的六大弟子），之後，孫的名徒周至縣的路潤生，以及名儒柏景偉等也曾先後在該院主講。
這個書院，直到晚清還是人才輩出，如陝西名人劉古愚即其一。劉係陝西鹹陽人，曾考中舉人，學問淵博，思想新，曾積極響應康有為的“變法”，當時有“南康（康有為）北劉（劉古愚）”之稱。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陝西巡撫思壽，藩司樊增祥，將書院改建為“兩級師範學堂”，內設“優級選科”，以學博物為主；“初級完全科”，則以學經學、史學為主，這是陝西創辦師範學校之始。清末，還在這個學堂內設了一所“長安第二小學校”。民國元年（1912），將兩級師範學堂改為陝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長安第二小學校改為該校的附屬小學。民國23年（1934年），又改名陝西省立西安師範學校。1963年下半年，西安師範與西安師範專科學校合並遷往西安南郊，原在湘子廟街的西安市第五中學遷到這裏占了這塊地方。
至於寶慶寺到了民國時期便更加頹敗。據《西京之現狀》（陳光堯寫於民國23年7月）記載：“寶慶寺亦即華塔寺，在南門內警察分駐所中。寺中有塔，內藏唐時之石像石刻極多。在數十年前，曾被日本浪人盜竊數十具，今已封閉不可登臨。”由此可見，華塔寺的石佛像曾經被盜過，且在當時塔已封閉，寺已為警察局所占用。解放後一個時期仍為公安局派出所的駐地；50年代末期的“大躍進”中，街道居民利用寺內的一些殘舊房屋辦起了工廠。
在近年城市建設的高潮中，處處都在舊貌換新顏，“華塔”的四周，一些低矮簡陋的民居已拆除，矗立在這裏的將是與華塔比美的高層新樓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