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開元寺
蔣紀新
開元寺在西安具有特殊的知名度。雖然此寺50多年前已毀圮不存，卻至今常被人們提及，因為它位於東大街鍾樓東南角繁華鬧市，當年既是著名寺院，也是這一帶的地名，西安人以此地早在唐代便有這座寺廟而引以為豪。這一點，從前些年開元商城落成開業時興高采烈的宣傳中還能看得出來，這個西北最大的綜合商業中心因建在開元寺故址而得名。最近看到賈平凹先生的《老西安》一書中有開元寺的照片，其下照例也有“開元寺始建於唐開元年間”的文字說明。
為什麽說是“照例”呢？在我的印象裏，人們每當提及開元寺，總要說它自唐代便建在此處，因此，開元寺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曆史坐標。人們一向以為唐代長安城的開元寺建在此處，反映出許多人以為唐長安城這一區域也如同今日車水馬龍的景象。
我想從考證昔日開元寺址的角度切入，也許有助於糾正人們對唐長安城這一區域的錯誤印象。
（一）
開元寺並非西安獨有，唐代時天下諸州各有一座，其中有的至今尚存，如福建泉州的開元寺。開元，是唐玄宗時的年號。開元寺以玄宗這一年號為名，與唐玄宗及開元年間具有某種關係自然顯而易見。
問題在於：開元寺與唐玄宗及開元年間究竟存在什麽關係呢？
據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畢沅編纂的《關中勝跡圖誌》一書記載：“開元寺在鹹寧縣治西，唐開元中建，故名。後殿有玄宗真容。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於延慶殿與興勝先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座。”在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編纂的《鹹寧縣誌》中，也有措辭基本相同的記載。
雖然《關中勝跡圖誌》與《鹹寧縣誌》兩書均未說明上述說法的來源，好在現存於西安碑林的《大開元寺興致碑》提供了答案。在這塊碑石上，刻有“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於延慶殿與勝光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以表其歸佛之意”等文字，與上述兩書說法恰相吻合。據碑文說：金貞佑四年（1216年）僧澄潤將此文書於寺壁，為防歲久泯滅，乃於元延佑六年（1319年）移刻於碑，以告後人開元寺之由來。這就是碑文之說的最早源頭了。
這則記載可謂要言不繁，雖隻有短短幾十個字，卻已包括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起因、結果等各種記述要素，不僅把西安開元寺的來曆交代得毫不含糊，附帶也解釋了全國各地之所以有一批開元寺的原因，聽起來合情合理、天衣無縫，使許多人深信不疑並流傳至今。
但是，能夠自圓其說並不等於確有其事，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也並不等於史實，隻有拿各種唐代史料與之認真比較、分析與鑒別，才能判斷其真偽是非。
碑文之說不見於任何史籍記載，那麽，它會不會是被史籍遺漏了的史實呢？這種可能性存在的起碼前提，應當是其涉及的曆史背景與已知史實相符。然而，稍加比較便可發現，碑文之說與曆史事實格格不入。
首先，碑文中“玄宗於延慶殿與勝光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以表其歸佛之意”之說，與唐玄宗一貫的政治態度背景史實不符。在中國古代，一個政權所持的宗教態度實際上是其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唐王朝建立後，唐高祖李淵便確立“崇道抑佛”的基本國策，奉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為皇族祖宗，曆太宗、高宗而不改。後來，武則天出於改朝換代的政治目的，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崇佛抑道”，佛教勢力一度惡性蔓延，並為這位女皇帝改朝換代的圖謀搖旗呐喊。唐玄宗登台後決心撥亂反正，大力“崇道抑佛”，態度針鋒相對而且鮮明激烈。據多種史籍記載，他曾多次“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自開元二年（741年）起，頒令“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如果碑文所載確係事實，便意味玄宗後來的政治態度發生重大改變，各種史籍絕不會疏漏不載，然而在為數眾多的唐代史籍中，卻沒有任何關於此事的記載。
其次，“玄宗於延慶殿與勝光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以表其歸佛之意”的說法，也與唐玄宗終生虔誠信奉道教的背景史實不符。唐玄宗的信仰是否如碑文所說，從開元二十八年（739年）之後有所改變呢？沒有。從曆史記載看，唐玄宗信奉道教不僅始終如一、堅定不移，而且日益虔誠乃至進入癡迷狂熱的境界。
據《資治通鑒·唐紀三十》載：開元二十九年（740年），“上夢玄元皇帝（即老子）告雲：‘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裏，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之周至樓觀山間。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由此可見，玄宗並未如碑文所說自前一年起改而“歸佛”。
天寶三年（744年），“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天上，聞空中語雲：聖壽延長。又於嵩山煉藥成，亦置案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雲：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一》）——這時玄宗對道教的癡迷日益瘋狂，說的話已與夢囈相差無幾了。
到了天寶九年（750年），“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二》）——你看，玄宗的道教信仰自始至終堅定不移，何曾有過半點“歸佛之意”呢！
《大開元寺興致碑》刻立於元延佑六年（1319年），距唐玄宗開元年間已近600年，即使按碑文所說，它的說法來自金貞佑四年（1216年）澄潤和尚書寫在開元寺牆壁上的文字，也與唐玄宗開元年間相隔了500年。僧人們編造一個五六百年前的故事雖然動了一番腦子，乍一聽似乎滴水不漏，卻畢竟缺少曆史知識，經不住與史籍比照，一比，就露了餡。
（二）
有人或許會提出一個疑問：既然你說唐玄宗“崇道抑佛”，頒令“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為什麽在這位堅決“抑佛”的皇帝手裏，卻憑空冒出了一批開元寺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如果他沒有“返佛”之意，此事又如何解釋？
這裏需要首先解釋一下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代自建國便以“崇道抑佛”為基本國策，即在允許道、佛兩教同時存在的前提下，規定尊崇序次以道教第一，佛教第二；武則天執政時反其道而行之，實行“崇佛抑道”，把尊崇序次改成了佛教第一，道教第二；到唐玄宗時又改為“崇道抑佛”，政策重新轉向道教傾斜。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抑佛”並非“滅佛”，唐玄宗所做的，隻是對佛教惡性膨脹的勢頭加以抑製而已。所謂“沙汰天下僧尼”，無非是把武則天時期插足政治的僧尼作一番清查處理；而頒令“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意思也很明白：武則天時期建的佛寺太多了，從今以後不許再新建佛寺，當然，這並不意味拆除已建成的佛寺。
開元寺的出現，便是唐玄宗按照其宗教政策，處理武則天時期曆史遺留問題的結果。《新唐書》、《舊唐書》及《資治通鑒》等多種史籍的一致記載為我們解析了這一疑團，同時提供了開元寺來曆的正確答案。
事情須從武則天的天授元年（690年）說起。這年四月，東魏國寺僧人薛懷義等人忽發奇想，為了迎合武則天改朝換代的政治需要，胡侃亂編出一部《大雲經》，吹噓說這是新近來自西土的佛門真經。按照這部經書的說法，武則天乃西天樂土的彌勒佛轉世，理應取代唐朝統治天下普渡眾生。《大雲經》呈上內廷後，果然大得武氏歡心，薛懷義因此平步青雲，被拜為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武則天為此在這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頒旨：“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
可以想見，到唐玄宗掌政後，這部《大雲經》就淪為不折不扣的反動書籍了。為了肅清其流毒影響，全國各地的“大雲寺”自然也得統統改名。於是，據《唐會要》記載：“天授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開元寺。”所以，事情的來龍去脈很清楚，開元寺是唐玄宗肅清武則天政治影響的結果，全國各地的開元寺沒有一座出於新建，皆由原先的大雲寺改名而來。
那麽，唐代長安的開元寺（即先前的大雲寺）是否就是位於今鍾樓附近的這一座呢？據北宋時宋敏求編撰的《長安誌·卷十》懷遠坊條目載：“東南隅大雲經寺。（武太後初，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長安誌》原注）”。經考古實測證實，唐代長安的懷遠坊，位於今西安市西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糜家橋一帶。
唐長安城裏不可能有兩座開元寺，既然《長安誌》清清楚楚地記載了唐長安城的開元寺位於糜家橋，便可證明今鍾樓附近的寺址在唐代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更可證明《大開元寺興致碑》出於後來僧人的委托了。
（三）
開元寺是一個顯著的曆史坐標點，把它的位置定錯了，一係列的錯誤就會接踵而來。
寺院是公眾活動場所，隻能分布在城市中市民居住的區域。若以為唐代開元寺位於今鍾樓附近，自然會以為當年唐長安城這一帶的大街小巷與今日西安約略相仿，例如，《老西安》中就出現了這種邏輯推演——
“……再琢磨這些名稱如尚德路、教場門、四府街、騾馬市、端履門、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後宰門、馬場子、雙仁府、北院門、含光路、朱雀門、馬道巷，非常有都城性，又有北方風味，可以推斷，這些名稱起源於漢唐……”
其實，今鍾樓附近雖是唐代長安城的城市中心，卻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區域，既不可能出現寺院，也不可能出現什麽竹笆市、炭市街之類街巷。
既是城市中心，怎會無人居住呢？此話須從唐長安城“城中套城”的基本結構說起。唐都長安城由宮城、皇城和外郭城共三個城組成。外郭城呈東西略寬、南北稍短的橫長方形，範圍約略在今東至動物園、西至大土門、南至陝西師範大學、北至自強路之間，是供居民居住的活動的區域，並拱托、護衛著在其中心的宮城和皇城；宮城，位於外郭城內北部中央，平麵呈橫長方形，範圍約略南至今蓮湖公園、北至北關自強西路北、東至革命公園西、西至玉祥門之間，是專供皇帝、太子居住的區域；皇城，位於宮城以南的外郭城中央，平麵呈橫長方形，範圍約略在南至今南城牆、北至蓮湖公園、西至西城牆、東至炭市街之間，是專供中央政府官員辦公的區域。外郭城、皇城與宮城均有城牆環繞，形成各自的封閉係統。這一城市基本結構，不僅在《三輔黃圖》《長安誌》《唐兩京城坊考》等古籍上有詳細記述並附繪地圖，而且經上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測證實。
皇城，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如今所說的“政府大院”。與今政府大院的不同之處，是那時的西安氣派更大。這個“政府大院”之大達5.2平方公裏，占今城牆內麵積的60%（現存的西安城牆，是明代時在唐代皇城城牆基礎上向東、北兩個方向擴展形成的），所以，稱之為“城”毫無誇張。唐末昭宗遷都洛陽，原長安城的宮城、外郭城化為廢墟，留守節度使韓建便幹脆以這座皇城作為長安城了。曆經五代、宋、金、元，在長達500年的歲月裏，長安城就是這座“政府大院”。不過，這些都是後話。出現“昔日王榭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的情景，已是唐王朝覆滅之後的事了。在此之前的皇城，是唐王朝戒備森嚴的統治中樞，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出入其間。按唐代製度，“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止。”皇城內隻有百官衙署及皇家宗廟、社稷等禮製建築，絕不允許居民住宅混雜其間；皇城內甚至不允許設置官員住宅區，所有官員一律須在外郭城的各坊居住，即使皇親國戚也不例外。所以，官員們下班之後，除了城頭的巡邏士兵外，皇城內是空無人跡的。
知道了唐都長安的基本結構，即使不作前述考證，我們也可以斷定，唐代長安的皇城範圍內根本不可能存在開元寺或任何其他寺院。道理明擺在那兒：警衛森嚴的中央政府機關大院裏怎能允許建一座寺院？把寺院建在無人居住的政府大院有什麽用處？能接待哪一路香客？開元寺遷建於今鍾樓附近，至早也是五代十國之後的事了。
不過，開元商城的老總倒也不必懊喪。唐代時這裏雖不存在開元寺，實際上比起開元寺來卻風光顯赫多了。今開元商城所在位置，是唐代皇城內統管全國工商事務的最高機關少府監署所在地。少府監下轄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及諸冶、鑄錢、互市等監，“掌百工技巧之事”，不僅統管工商事務，而且負責貨幣製造與對外貿易，還統管“天子器禦、後妃服飾、郊廟圭玉與百官儀服”，正經是個中央機關大衙門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僖宗時，祭祀皇帝祖宗的太廟因遭火災焚毀，少府監大廳一度還曾充作太廟使用。今日熙熙攘攘人頭攢動的現代化商場大廳，千年之前卻是莊嚴肅穆香煙繚繞的皇帝宗廟殿堂，這種滄海桑田的曆史變遷，恐怕是人們殊難料及的吧！
開元寺在明、清兩代也都有過整修，西安碑林藏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吳泰撰文的《開元寺八景圖記》說：
梵閣朝暉，城晚照。
酒樓橫笛，僧院鳴鍾。
春雨鶯聲，古垣鵲噪。
槐蔭煮茗，雪館挑燈。
可見在清代開元寺的規模仍很大，也很繁華。辛亥革命陝西同盟會會址曾設在這裏。
開元寺在西安具有特殊的知名度。雖然此寺50多年前已毀圮不存，卻至今常被人們提及，因為它位於東大街鍾樓東南角繁華鬧市，當年既是著名寺院，也是這一帶的地名，西安人以此地早在唐代便有這座寺廟而引以為豪。這一點，從前些年開元商城落成開業時興高采烈的宣傳中還能看得出來，這個西北最大的綜合商業中心因建在開元寺故址而得名。最近看到賈平凹先生的《老西安》一書中有開元寺的照片，其下照例也有“開元寺始建於唐開元年間”的文字說明。
為什麽說是“照例”呢？在我的印象裏，人們每當提及開元寺，總要說它自唐代便建在此處，因此，開元寺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曆史坐標。人們一向以為唐代長安城的開元寺建在此處，反映出許多人以為唐長安城這一區域也如同今日車水馬龍的景象。
我想從考證昔日開元寺址的角度切入，也許有助於糾正人們對唐長安城這一區域的錯誤印象。
（一）
開元寺並非西安獨有，唐代時天下諸州各有一座，其中有的至今尚存，如福建泉州的開元寺。開元，是唐玄宗時的年號。開元寺以玄宗這一年號為名，與唐玄宗及開元年間具有某種關係自然顯而易見。
問題在於：開元寺與唐玄宗及開元年間究竟存在什麽關係呢？
據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畢沅編纂的《關中勝跡圖誌》一書記載：“開元寺在鹹寧縣治西，唐開元中建，故名。後殿有玄宗真容。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於延慶殿與興勝先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座。”在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編纂的《鹹寧縣誌》中，也有措辭基本相同的記載。
雖然《關中勝跡圖誌》與《鹹寧縣誌》兩書均未說明上述說法的來源，好在現存於西安碑林的《大開元寺興致碑》提供了答案。在這塊碑石上，刻有“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於延慶殿與勝光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以表其歸佛之意”等文字，與上述兩書說法恰相吻合。據碑文說：金貞佑四年（1216年）僧澄潤將此文書於寺壁，為防歲久泯滅，乃於元延佑六年（1319年）移刻於碑，以告後人開元寺之由來。這就是碑文之說的最早源頭了。
這則記載可謂要言不繁，雖隻有短短幾十個字，卻已包括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起因、結果等各種記述要素，不僅把西安開元寺的來曆交代得毫不含糊，附帶也解釋了全國各地之所以有一批開元寺的原因，聽起來合情合理、天衣無縫，使許多人深信不疑並流傳至今。
但是，能夠自圓其說並不等於確有其事，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也並不等於史實，隻有拿各種唐代史料與之認真比較、分析與鑒別，才能判斷其真偽是非。
碑文之說不見於任何史籍記載，那麽，它會不會是被史籍遺漏了的史實呢？這種可能性存在的起碼前提，應當是其涉及的曆史背景與已知史實相符。然而，稍加比較便可發現，碑文之說與曆史事實格格不入。
首先，碑文中“玄宗於延慶殿與勝光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以表其歸佛之意”之說，與唐玄宗一貫的政治態度背景史實不符。在中國古代，一個政權所持的宗教態度實際上是其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唐王朝建立後，唐高祖李淵便確立“崇道抑佛”的基本國策，奉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為皇族祖宗，曆太宗、高宗而不改。後來，武則天出於改朝換代的政治目的，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崇佛抑道”，佛教勢力一度惡性蔓延，並為這位女皇帝改朝換代的圖謀搖旗呐喊。唐玄宗登台後決心撥亂反正，大力“崇道抑佛”，態度針鋒相對而且鮮明激烈。據多種史籍記載，他曾多次“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自開元二年（741年）起，頒令“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如果碑文所載確係事實，便意味玄宗後來的政治態度發生重大改變，各種史籍絕不會疏漏不載，然而在為數眾多的唐代史籍中，卻沒有任何關於此事的記載。
其次，“玄宗於延慶殿與勝光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以表其歸佛之意”的說法，也與唐玄宗終生虔誠信奉道教的背景史實不符。唐玄宗的信仰是否如碑文所說，從開元二十八年（739年）之後有所改變呢？沒有。從曆史記載看，唐玄宗信奉道教不僅始終如一、堅定不移，而且日益虔誠乃至進入癡迷狂熱的境界。
據《資治通鑒·唐紀三十》載：開元二十九年（740年），“上夢玄元皇帝（即老子）告雲：‘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裏，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之周至樓觀山間。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由此可見，玄宗並未如碑文所說自前一年起改而“歸佛”。
天寶三年（744年），“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天上，聞空中語雲：聖壽延長。又於嵩山煉藥成，亦置案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雲：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一》）——這時玄宗對道教的癡迷日益瘋狂，說的話已與夢囈相差無幾了。
到了天寶九年（750年），“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二》）——你看，玄宗的道教信仰自始至終堅定不移，何曾有過半點“歸佛之意”呢！
《大開元寺興致碑》刻立於元延佑六年（1319年），距唐玄宗開元年間已近600年，即使按碑文所說，它的說法來自金貞佑四年（1216年）澄潤和尚書寫在開元寺牆壁上的文字，也與唐玄宗開元年間相隔了500年。僧人們編造一個五六百年前的故事雖然動了一番腦子，乍一聽似乎滴水不漏，卻畢竟缺少曆史知識，經不住與史籍比照，一比，就露了餡。
（二）
有人或許會提出一個疑問：既然你說唐玄宗“崇道抑佛”，頒令“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為什麽在這位堅決“抑佛”的皇帝手裏，卻憑空冒出了一批開元寺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如果他沒有“返佛”之意，此事又如何解釋？
這裏需要首先解釋一下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代自建國便以“崇道抑佛”為基本國策，即在允許道、佛兩教同時存在的前提下，規定尊崇序次以道教第一，佛教第二；武則天執政時反其道而行之，實行“崇佛抑道”，把尊崇序次改成了佛教第一，道教第二；到唐玄宗時又改為“崇道抑佛”，政策重新轉向道教傾斜。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抑佛”並非“滅佛”，唐玄宗所做的，隻是對佛教惡性膨脹的勢頭加以抑製而已。所謂“沙汰天下僧尼”，無非是把武則天時期插足政治的僧尼作一番清查處理；而頒令“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意思也很明白：武則天時期建的佛寺太多了，從今以後不許再新建佛寺，當然，這並不意味拆除已建成的佛寺。
開元寺的出現，便是唐玄宗按照其宗教政策，處理武則天時期曆史遺留問題的結果。《新唐書》、《舊唐書》及《資治通鑒》等多種史籍的一致記載為我們解析了這一疑團，同時提供了開元寺來曆的正確答案。
事情須從武則天的天授元年（690年）說起。這年四月，東魏國寺僧人薛懷義等人忽發奇想，為了迎合武則天改朝換代的政治需要，胡侃亂編出一部《大雲經》，吹噓說這是新近來自西土的佛門真經。按照這部經書的說法，武則天乃西天樂土的彌勒佛轉世，理應取代唐朝統治天下普渡眾生。《大雲經》呈上內廷後，果然大得武氏歡心，薛懷義因此平步青雲，被拜為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武則天為此在這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頒旨：“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
可以想見，到唐玄宗掌政後，這部《大雲經》就淪為不折不扣的反動書籍了。為了肅清其流毒影響，全國各地的“大雲寺”自然也得統統改名。於是，據《唐會要》記載：“天授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開元寺。”所以，事情的來龍去脈很清楚，開元寺是唐玄宗肅清武則天政治影響的結果，全國各地的開元寺沒有一座出於新建，皆由原先的大雲寺改名而來。
那麽，唐代長安的開元寺（即先前的大雲寺）是否就是位於今鍾樓附近的這一座呢？據北宋時宋敏求編撰的《長安誌·卷十》懷遠坊條目載：“東南隅大雲經寺。（武太後初，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長安誌》原注）”。經考古實測證實，唐代長安的懷遠坊，位於今西安市西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糜家橋一帶。
唐長安城裏不可能有兩座開元寺，既然《長安誌》清清楚楚地記載了唐長安城的開元寺位於糜家橋，便可證明今鍾樓附近的寺址在唐代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更可證明《大開元寺興致碑》出於後來僧人的委托了。
（三）
開元寺是一個顯著的曆史坐標點，把它的位置定錯了，一係列的錯誤就會接踵而來。
寺院是公眾活動場所，隻能分布在城市中市民居住的區域。若以為唐代開元寺位於今鍾樓附近，自然會以為當年唐長安城這一帶的大街小巷與今日西安約略相仿，例如，《老西安》中就出現了這種邏輯推演——
“……再琢磨這些名稱如尚德路、教場門、四府街、騾馬市、端履門、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後宰門、馬場子、雙仁府、北院門、含光路、朱雀門、馬道巷，非常有都城性，又有北方風味，可以推斷，這些名稱起源於漢唐……”
其實，今鍾樓附近雖是唐代長安城的城市中心，卻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區域，既不可能出現寺院，也不可能出現什麽竹笆市、炭市街之類街巷。
既是城市中心，怎會無人居住呢？此話須從唐長安城“城中套城”的基本結構說起。唐都長安城由宮城、皇城和外郭城共三個城組成。外郭城呈東西略寬、南北稍短的橫長方形，範圍約略在今東至動物園、西至大土門、南至陝西師範大學、北至自強路之間，是供居民居住的活動的區域，並拱托、護衛著在其中心的宮城和皇城；宮城，位於外郭城內北部中央，平麵呈橫長方形，範圍約略南至今蓮湖公園、北至北關自強西路北、東至革命公園西、西至玉祥門之間，是專供皇帝、太子居住的區域；皇城，位於宮城以南的外郭城中央，平麵呈橫長方形，範圍約略在南至今南城牆、北至蓮湖公園、西至西城牆、東至炭市街之間，是專供中央政府官員辦公的區域。外郭城、皇城與宮城均有城牆環繞，形成各自的封閉係統。這一城市基本結構，不僅在《三輔黃圖》《長安誌》《唐兩京城坊考》等古籍上有詳細記述並附繪地圖，而且經上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測證實。
皇城，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如今所說的“政府大院”。與今政府大院的不同之處，是那時的西安氣派更大。這個“政府大院”之大達5.2平方公裏，占今城牆內麵積的60%（現存的西安城牆，是明代時在唐代皇城城牆基礎上向東、北兩個方向擴展形成的），所以，稱之為“城”毫無誇張。唐末昭宗遷都洛陽，原長安城的宮城、外郭城化為廢墟，留守節度使韓建便幹脆以這座皇城作為長安城了。曆經五代、宋、金、元，在長達500年的歲月裏，長安城就是這座“政府大院”。不過，這些都是後話。出現“昔日王榭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的情景，已是唐王朝覆滅之後的事了。在此之前的皇城，是唐王朝戒備森嚴的統治中樞，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出入其間。按唐代製度，“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止。”皇城內隻有百官衙署及皇家宗廟、社稷等禮製建築，絕不允許居民住宅混雜其間；皇城內甚至不允許設置官員住宅區，所有官員一律須在外郭城的各坊居住，即使皇親國戚也不例外。所以，官員們下班之後，除了城頭的巡邏士兵外，皇城內是空無人跡的。
知道了唐都長安的基本結構，即使不作前述考證，我們也可以斷定，唐代長安的皇城範圍內根本不可能存在開元寺或任何其他寺院。道理明擺在那兒：警衛森嚴的中央政府機關大院裏怎能允許建一座寺院？把寺院建在無人居住的政府大院有什麽用處？能接待哪一路香客？開元寺遷建於今鍾樓附近，至早也是五代十國之後的事了。
不過，開元商城的老總倒也不必懊喪。唐代時這裏雖不存在開元寺，實際上比起開元寺來卻風光顯赫多了。今開元商城所在位置，是唐代皇城內統管全國工商事務的最高機關少府監署所在地。少府監下轄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及諸冶、鑄錢、互市等監，“掌百工技巧之事”，不僅統管工商事務，而且負責貨幣製造與對外貿易，還統管“天子器禦、後妃服飾、郊廟圭玉與百官儀服”，正經是個中央機關大衙門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僖宗時，祭祀皇帝祖宗的太廟因遭火災焚毀，少府監大廳一度還曾充作太廟使用。今日熙熙攘攘人頭攢動的現代化商場大廳，千年之前卻是莊嚴肅穆香煙繚繞的皇帝宗廟殿堂，這種滄海桑田的曆史變遷，恐怕是人們殊難料及的吧！
開元寺在明、清兩代也都有過整修，西安碑林藏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吳泰撰文的《開元寺八景圖記》說：
梵閣朝暉，城晚照。
酒樓橫笛，僧院鳴鍾。
春雨鶯聲，古垣鵲噪。
槐蔭煮茗，雪館挑燈。
可見在清代開元寺的規模仍很大，也很繁華。辛亥革命陝西同盟會會址曾設在這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