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廣仁寺
陳景富
廣仁寺，是西安惟一的藏傳佛教喇嘛寺院，已有300年曆史。寺院是清聖祖康熙帝四十二年巡視西陲，在加強民族團結，鞏固多民族國家政權統一的思想指導下，禦批在西北重鎮——西安，創建廣仁寺，作為西藏、青海、甘肅等地少數民族信仰藏傳佛教的喇嘛、活佛、上層人士及僧侶進京之行宮和掛單處。現存寺中的（禦製廣仁寺碑）為康熙親書，康熙帝於癸未年（1703）到邊疆、關中一帶巡視時，為了長治久安、尊重民俗民風，經考察，在明朗幹燥之高地撥款建立寺院，於1705年建成，建成時寺院分為三院：前院、中院、東院。前院有前照壁、藏漢文盤龍鐵旗杆兩根、木雕牌坊三道、鍾樓、鼓樓，容納五百人的經堂；中院即廣仁寺現有建築；東院為班禪、達賴之行宮，行宮建有頗具藏傳黃教特點的靜修殿、臥宿殿、誦經佛堂。隨同經師、喇嘛的寮房、齋堂等殿宇及隨用之車、馱等輜重用房200餘間，整體建築300餘間。
建築布局獨特
廣仁寺在西北地區很有影響，是西藏班禪、達賴等活佛進京途中之行宮。故寺院建築講究，規模大，氣勢宏偉，有突出的清代及喇嘛教建築特色，風格獨具。中軸線上之殿宇建築均為“卷棚式”，兩側配殿為“硬山式”。梁、枋等木構件，按清式規範製作；油漆彩繪在枋心，飛椽等重要、明顯部位，以藏文、經文點綴，殿宇內外廊柱等均施以朱紅色，屋麵覆蓋琉璃瓦，突出了喇嘛教建築特點，整體建築顯得和諧、絢麗、壯觀。
建築布局非常獨特，其整體形似一條臥龍，為寺院建築所少見。一般寺院是自山門到後殿高度（指單體建築）逐個增高，形成前低後高之壯觀氣勢；而廣仁寺則是其單體建築自前向後逐個降低。具體布局依次（由南向北）為：照壁、禦製碑亭、山門、大殿、二殿、藏經殿、齋堂、寮房200餘間再未向北延伸修建，而是向東轉彎，逐漸降低建成的，似龍的尾部。整體建築群300餘間，占地百餘畝，由空中俯視，是一條非常形象的臥龍：禦碑亭為仰視的龍頭，兩側水井是龍眼，大殿、二殿、藏經殿、後殿是逐個降低的龍身，兩側配殿是龍爪（配殿未連續建，中有間隙故似龍爪），齋堂及寮房轉向東建，故似龍的尾部擺向一側。該寺院建築之設計者，確是費了一番苦心的。
建築群之木雕、磚雕十分精細。照壁下及須彌座磚雕為茂密的花飾，花飾中均勻雕刻著佛教之十羅漢像，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為磚雕中之上品。其中雕像絕大部分為康熙時之遺物，有曆史價值，也有藝術價值；大殿簷下懸掛著康熙禦題：“慈雲西蔭”匾額，四周木雕，是盤龍透雕，工藝之精巧、布局之得體，實屬少見，此種精品，在西安為廣仁寺所獨存。
廣仁寺之沿革變遷
廣仁寺乃清帝敕建之寺院，落成之後又屢有藏、蒙活佛、貴族、王爺前來參拜、說法、住止，光緒皇帝、慈禧太後臨幸，故而頗為朝野所重視、崇奉；寺宇之宏敞、增飾之莊嚴，實冠當時西安諸寺之首，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寺院才開始遭到人為的和偶然事故之破壞。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陝西革命黨人張雲山曾住寺中領導本地革命運動，喇嘛們被集中起來住於寮房內，主要殿堂、廂房則被理門公所占用，此後，一直未歸還。這無疑地影響和幹擾了寺中喇嘛的正常生活和法事活動，為此，喇嘛們於民國十一年與張雲山等打了一場官司。結果，寺院勝訴，寺院重新回到僧人手中，殿宇長時間被占用，因而有所損壞，但損壞並不是太嚴重。
辛亥革命以後，陝西先後由袁（世凱）派軍伐陸建章、段（祺瑞）派軍伐陳樹藩以及劉鎮華統治，壓迫尤甚、搜刮尤甚，於是民怨沸騰，戰事連綿，廣仁寺麵臨著被摧毀的威脅。1925年剛被趕走的劉鎮華不甘心失敗，於1926年初糾集鎮嵩軍企圖重占陝西，率軍直逼西安城。以楊虎城為代表的革命力量為策應孫中山領導的北伐戰爭，堅守西安以抗擊劉鎮華部和鎮嵩軍。楊部的一個連長叫載萬鎰，負責駐守西安西北角城牆，圍城敵軍企圖從守城軍內部進行瓦解，大造載萬鎰接受敵槍枝、準備獻城的輿論。事泄，載萬鎰認罪痛悔，重新得到楊虎城之信任；楊則利用此事，將計就計，親自住到廣仁寺，慎密地組織了一次誘敵進城、一舉全殲的戰鬥。在約定的時間裏，敵人於夜間乘雲梯從西北角城牆逾越入城，一個個成了甕中之鱉，僅僅經過一小時，便俘虜敵人四百餘。末尾，敵人始知中計，大呼上當，於是一時槍聲大作，佛門之寧靜被夜半之驟然槍聲打破，殿宇之受損自然在所難免。此後的一段時間裏，廣仁寺成了楊虎城領導守城部隊的指揮部。
由於西安戰事頻仍，不知何人於何時在廣仁寺山門西側城牆根埋藏大量火藥。1931年夏季，天氣空前炎熱，引起這些火藥自爆，爆炸聲如萬鈞雷霆，震天撼地，寺院樹木全部被摧折，殿宇屋頂亦被掀去，方丈室被震塌，所幸者乃經、像俱無損壞。事後，由主陝的楊虎城主席出麵，撥款進行修複。此後至西安解放，寺院多為軍隊占用，慈悲淨土竟然刀光劍影交照，實為道俗緇素所不忍，寺宇之遭破壞亦因此在所難免。
解放後，宇內名勝古跡重受重視，廣仁寺一為康熙皇帝為安邊而敕建的寺院，二為西安地區唯一的黃教寺院，三為達賴、班禪等宗教領袖人物過陝時駐錫的行宮，其所受關注倍加於其他寺院。故於1952年，由政府撥款，全麵整修一次，寺宇因而煥然一新。至1957、1958年，廣仁寺尚占地16畝8分5厘。殿宇房舍共109間。寺分東西二院，主院（即原來之中院）在西，是住僧弘法之重地，自南向北排列，其主要建築有：碑樓一座、山門三間（山門外東側為院門）、大殿三間，大殿前東西兩側陪殿（又稱菩薩殿）各三間、藏經殿三間帶東西耳房各一間，此殿前東西兩側廂房各三間、再北為經堂三間帶東西耳房各一間，此外還有僧寮、香積廚等28間，總60間。殿堂布局及建築風格與初建時一致。主院東側為偏院，即原來之“行宮”，後變為一農院，有房舍54間。
在解放初期的這次整修中，寺主關符清達喇嘛用力尤多，應用器物，像設莊嚴，多所補充，其設備之齊全，增飾之煌麗，為當時西安諸寺之冠。
直到此時，康熙禦製碑及碑亭仍存；康熙於禦製碑銘之後所賜“慈雲西蔭”禦匾仍存，懸掛於大佛殿殿門上；慈禧太後“西狩”時所題“法相莊嚴”匾額猶存，懸掛於二殿殿門上方；康有為所題“莊嚴佛土”匾額猶存，懸掛於一進院西偏殿殿門上方。據記還有乾隆帝所題“佛教聖地”禦匾留存。其它如唐代石雕佛蓮座、東院行宮中的楠木龍床、宮燈和自西郊崇聖寺（即金勝寺）移來之漢白玉蓮花甕亦存。
“文革”中，在“破除四舊”的呼嘯聲中，宗教領域尤其成為重災區，廣仁寺在劫難逃，受到了其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破壞。首先是寺內文物被洗劫一空。藏文《甘珠爾》藏經被燒毀；漢文大藏經已被送往造紙廠，後被市文管所有關人員發現拉回保管而幸存至今；包括一尊二米多的唐代銅質綠度母像和一尊北魏石佛像在內的寺中全部佛像或被毀、或被遷移他處；二張楠木床和三十餘對楠木宮燈亦流落他處；萬年燈及八角燈亭、碑亭和山門被拆除、碑石被推倒，寺中喇嘛6人全被趕到工廠、農村勞動改造。其中，寺院住持關符清達喇嘛被送到西安市北大街一車廂廠勞動，並於1971年病故於該廠；楊宗仁喇嘛被送到蒲城縣某公社山西大隊勞動；龔明勤喇嘛被送到長安縣東大公社勞動；田玉珍喇嘛、和森林喇嘛、王靜維喇嘛被送到終南山山根的靈感寺教養院勞動。寺中喇嘛被掃地出門之後，蓮湖區武裝部和人防部在原山門以南蓋起了兩幢樓房和數十間平房，寺內殿、堂、廂房、僧寮被上述單位占為作家屬宿舍；東偏院的齋堂、馬廄、磨房、菜地總麵積達十五、六畝地全被圍巾廠占用。以上占用全是無償的，沒有得到寺僧允許。
“文革”延續了十年，廣仁寺的劫難也延續了十年，這隻是就災難的結束而言；如果就醫治這次災難所造成的創傷，就要不折不扣地落實黨的宗教政策；退還寺產而言，則直至今日仍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文革”以後的政策落實，首先的問題是讓被趕離寺的喇嘛回歸。1978年，楊宗仁喇嘛和龔明勤喇嘛先後從勞動教養處返回寺院，其他四個喇嘛已在勞動教養中病故，永遠也回不來了。落實政策的第二個問題是清退被抄寺物及占用單位退房、遷出。被抄財物已經十不存一，法器、莊嚴、陳設、楹聯匾額或被毀壞或被私人侵吞、索退無望，最後收回來的唯有漢文大藏經、康熙《禦製廣仁寺碑》真跡、康熙禦題匾額《慈雲西蔭》等數種而已。清退房地產至1984年，占用殿、堂、廂房的住戶遷出完畢；至1992年前後，蓮湖區武裝部退還新建的辦公樓；剩餘部分，市、區宗教部門正在積極協調落實。
宗教政策的落實使廣仁寺的前途充滿了希望。正是這種希望，鼓舞著寺內喇嘛們持續不斷、不遺餘力地進行寺院的修複工作。主持此項工作的人先是楊宗仁喇嘛，後是龔明勤喇嘛，居士們也為之作出不懈努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自1984年至1999年，他們依次進行了如下工作：
揭頂翻修了大殿、二殿和經堂；
至1986年全部彩繪了寺內主要殿、堂；
翻修寮房十間；
1992年在原址按原式樣重建山門三間和兩個角門；
重置萬年燈並作八角木亭覆之；
1994年重建禦碑亭；拆除舊照壁殘壁，在原址按原式樣重建照壁；
1995年修建兩眼龍眼泉；
此後又用方磚重鋪一進院、二進院地麵。
此間，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曾親臨廣仁寺視察，並題“廣仁寺”匾額，又撥專款助修山門；青海塔爾寺、甘南拉卜楞寺也鼎力相助，今大殿內供奉之綠度母像即是由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佛協常務副會長、中國四大活佛之一、第六世嘉木樣·洛桑久美圖旦卻吉尼瑪親自開光後，從拉卜楞寺送來的。
在修複殿宇的同時，喇嘛們還為寺中殿堂添置了諸佛像，其中，大佛殿的像設有中間的綠度母像，木質，貼金，1988年由甘肅拉卜楞寺迎來；東文殊菩薩像，西普賢菩薩像，皆泥塑，新造。正殿門外的匾額乃康熙所題“慈雲西蔭”的原件，廊上兩根大紅圓柱上金書“方外雲山無非幻境，靜中歲月自有長春”楹聯；東偏殿像設有：中釋迦牟尼像、右（北）阿彌陀佛像、左（南）藥師佛像，皆木質，落實政策中自省佛教協會迎來，門外上方彩繪“八寶”；西偏殿像設有：中觀音菩薩像、左（北）彌勒菩薩像、右（南）關公像（伽藍神），皆泥質，1998年新塑。門外上方彩繪“八寶”，匾額為“莊嚴佛土”，由康有為書，風格為仿《石門銘》書體；藏經殿供奉宗喀巴大師像，泥質，1986年新造；殿門外上方懸慈禧太後題“法相莊嚴”複製匾額，兩旁對聯為“蒲座開函風滿室”“花池洗缽雨添泉”；東偏殿用作接待室，西偏殿則是居士協助寺院辦事的公廨；經堂內供奉新塑的藏式大威德金剛像。
現在的廣仁寺，從總體上看已經是煥然一新，盡管幡蓋帳幔、法器蒲座之類尚顯陳舊或短缺，但卻在逐步地再現昔日之輝煌和宏麗。住寺喇嘛也在增加，除正式住持龔明勤達喇嘛外，2001年11月，廣仁寺為複興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傳統和學風，保證寺院的持續發展；從蒙古族地區延聘了數位喇嘛正式進住廣仁寺。此外，寺中還有來自甘南的掛單喇嘛。由於他們的到來，寺中每日的誦經儀式已經恢複，螺號聲、誦經聲重新在廣仁寺的上空回蕩、繚繞。日後，廣仁寺設想引進資金、化募布施，以備進一步建設寺院之用；在此同時邀請國內著名活佛、高僧大德來寺講經說法，主持法會；擬將寺內寬廣之防空洞改造成藏傳佛教文化的展覽室；籌劃重建黃教領袖的行宮等等。可以期待，在全寺喇嘛、廣大居士及四方善信的團結合作、共同努力下，廣仁寺必將再度成為陝西境內著名的黃教道場，成為化度眾生、法海津梁的靈山淨土、耆閣香城。
廣仁寺的法門要點及清規儀軌
廣仁寺既然屬於喇嘛教的一座寺院，法脈源頭在宗喀巴，那麽，就其大體而言，它的法門和清規儀軌也應該與格魯派相同。
格魯派的教義核心是“緣起性空說”。這一理論實即印度龍樹首先闡述的中觀學說，後由蓮花生傳人西藏，米拉日巴繼承弘揚，至宗喀巴始著《緣起讚》發揚光大。此說認為：無明起煩惱，掌握緣起性空的真理即可除無明斷煩惱。所謂“緣起”即“待緣而起”，換言之，即一切諸法皆由因緣和合而生；以是故，一切諸法皆空無自性，簡稱為“性空”。性空是從諸法的終極和絕對意義上說的，諸法既無實體，又無自性，故謂之“空”，但從相對意義上講，諸法待緣而起則是不可否認的“存在”，這種“存在”被稱作“有”。空非真空，僅指物無實體、無自性而言；有非實有，緣聚法有，緣散法無，故“有”屬“假有”，如此看待世間事物（諸法）的觀點就是中觀學說或中道論。除推崇中觀學說之外，格魯派與其它佛教派別一樣，也承認乃至於強調“因果報應”的說教。
在修行方法上，格魯派主張止住修、觀察修並舉，不偏不廢，相輔相益。所謂止住修，實質上即人定修，即使心止於一境，不思不慮；所謂觀察修即在觀察事物的同時，開動腦筋，進行積極的思維。觀察修的直觀的認識、鑒別稱為“現量”，把由“已知”測知未知的推理稱作“比量”，把兩者結合起來即構成觀察修的全過程和全部內容；修習止觀要有一定的程序、次第和方法，要做到相互配合、動靜交替。西藏前弘期佛教與格魯派創立前的後弘期佛教所持守的戒律，基本上和漢地佛教的戒律相同，都屬於小乘戒律。如前所述，曆史發展至十四世紀後期，西藏佛教各派借口學習大乘教的僧人不能受小乘教的比丘戒約束，不再重視守戒持律，聚斂財富，追逐名利，酗酒淫樂，橫行市井，普遍地存在著僧人腐化、戒律廢馳的頹廢萎靡現象。為了振興佛教，宗喀巴以重振綱紀，嚴肅戒律為突破口，在宗教內部實行了一係列重要改革。在戒律方麵，改講大乘律。自此之後，西藏佛教，特別是格魯派所持守的戒律便屬於大乘律。這些戒律通見於宗喀巴本人所撰的《菩薩戒品釋》、《侍師五十頌釋》、《密宗十四根本戒釋》以及功德光所撰的《戒律本論》；在敘述格魯派的清規戒律時，尤其應當著重強調的是，本派嚴格規定僧人不得娶妻生子，也不準參加生產勞動。這兩點，從宗教戒律著眼，無疑是肅清了舊疾，但卻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對藏族社會發展極為不利。
在上述弘法、持戒兩個方麵，廣仁寺與格魯派的典型寺院——拉薩三大寺（哲蚌、甘丹、色拉）並無二致，但在寺院組織，僧團活動、學位製度方麵則有所不同，同時也不隸屬於某一活佛係統。廣仁寺建在西安，不僅具有宗教上的意義，而且更具有政治上的意義，但由於住寺喇嘛少，最盛時也不過三、四十人，最少時則隻有一個，故在職事設置上不如青、藏地區喇嘛寺院齊全，學經製度也不如他們嚴密、係統。青、藏喇嘛寺院中的僧團組織一般設堪布（相當漢他佛教寺院的住持或方丈）管理寺院的學經、行政、財務，然後由堪布任命下麵各種僧職，如堪布本人的總管喇讓強佐，管理寺僧紀律、檢查戒律持犯情況及掌管僧籍的格貴（俗稱鐵棒喇嘛），念經時的領誦人翁則，管理僧眾學經事務（包括學經、辯論、考取學位等）的人員雄來巴等。廣仁寺於最盛時曾設有堪布、格貴、管家、殿主等職。現今由於住寺喇嘛少，故隻設住持一人，也不再稱作堪布。住持喇嘛經活佛的冊封，正式升座後稱達喇嘛。
青、藏地區喇嘛寺院中的喇嘛共分為五種，即學習宗教職業技能者、學習專業知識和技術者、在寺內從事雜務勞動者、寺院的管理人員、正規的學經喇嘛等；學經僧人一天的生活分為：上早殿、在康村（由寺院按僧人的籍貫編定的小組及其固定的學經場所）念經、到法園領受傳經和學習辯論、在康村背誦經文，直至合格。廣仁寺同樣上早殿，用藏語念《大韋陀（德）經》，約二小時，然後回僧寮各自繼續念誦經本，所念經典有《藥師經》、《供師經》、《長壽經》和《金剛經》。
在青、藏喇嘛寺院裏，學經人中的佼佼者經過反複考試合格後，可以取得“格西”學位。所謂“格西”，意即善知識、良師益友。取得格西學位的喇嘛都具有淵博的佛學知識，能言善辯，在僧人中威信高，社會地位也高。格西學位隻授於學顯宗經典之僧人，不授於學密宗經典的僧人。廣仁寺深處內地，遠離青、藏地區的宗教氛圍，既缺乏師資，又無必需的組織領導機構，故亦無格西學位考試和授予的製度。總的來看，廣仁寺在學經方麵已經不如青、藏地區喇嘛大寺那樣具有係統性和全麵性，更沒有政教合一的特點，僅在持律和法事儀軌等方麵還基本上和青藏地區喇嘛大寺具有較多的一致性。
廣仁寺，是西安惟一的藏傳佛教喇嘛寺院，已有300年曆史。寺院是清聖祖康熙帝四十二年巡視西陲，在加強民族團結，鞏固多民族國家政權統一的思想指導下，禦批在西北重鎮——西安，創建廣仁寺，作為西藏、青海、甘肅等地少數民族信仰藏傳佛教的喇嘛、活佛、上層人士及僧侶進京之行宮和掛單處。現存寺中的（禦製廣仁寺碑）為康熙親書，康熙帝於癸未年（1703）到邊疆、關中一帶巡視時，為了長治久安、尊重民俗民風，經考察，在明朗幹燥之高地撥款建立寺院，於1705年建成，建成時寺院分為三院：前院、中院、東院。前院有前照壁、藏漢文盤龍鐵旗杆兩根、木雕牌坊三道、鍾樓、鼓樓，容納五百人的經堂；中院即廣仁寺現有建築；東院為班禪、達賴之行宮，行宮建有頗具藏傳黃教特點的靜修殿、臥宿殿、誦經佛堂。隨同經師、喇嘛的寮房、齋堂等殿宇及隨用之車、馱等輜重用房200餘間，整體建築300餘間。
建築布局獨特
廣仁寺在西北地區很有影響，是西藏班禪、達賴等活佛進京途中之行宮。故寺院建築講究，規模大，氣勢宏偉，有突出的清代及喇嘛教建築特色，風格獨具。中軸線上之殿宇建築均為“卷棚式”，兩側配殿為“硬山式”。梁、枋等木構件，按清式規範製作；油漆彩繪在枋心，飛椽等重要、明顯部位，以藏文、經文點綴，殿宇內外廊柱等均施以朱紅色，屋麵覆蓋琉璃瓦，突出了喇嘛教建築特點，整體建築顯得和諧、絢麗、壯觀。
建築布局非常獨特，其整體形似一條臥龍，為寺院建築所少見。一般寺院是自山門到後殿高度（指單體建築）逐個增高，形成前低後高之壯觀氣勢；而廣仁寺則是其單體建築自前向後逐個降低。具體布局依次（由南向北）為：照壁、禦製碑亭、山門、大殿、二殿、藏經殿、齋堂、寮房200餘間再未向北延伸修建，而是向東轉彎，逐漸降低建成的，似龍的尾部。整體建築群300餘間，占地百餘畝，由空中俯視，是一條非常形象的臥龍：禦碑亭為仰視的龍頭，兩側水井是龍眼，大殿、二殿、藏經殿、後殿是逐個降低的龍身，兩側配殿是龍爪（配殿未連續建，中有間隙故似龍爪），齋堂及寮房轉向東建，故似龍的尾部擺向一側。該寺院建築之設計者，確是費了一番苦心的。
建築群之木雕、磚雕十分精細。照壁下及須彌座磚雕為茂密的花飾，花飾中均勻雕刻著佛教之十羅漢像，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為磚雕中之上品。其中雕像絕大部分為康熙時之遺物，有曆史價值，也有藝術價值；大殿簷下懸掛著康熙禦題：“慈雲西蔭”匾額，四周木雕，是盤龍透雕，工藝之精巧、布局之得體，實屬少見，此種精品，在西安為廣仁寺所獨存。
廣仁寺之沿革變遷
廣仁寺乃清帝敕建之寺院，落成之後又屢有藏、蒙活佛、貴族、王爺前來參拜、說法、住止，光緒皇帝、慈禧太後臨幸，故而頗為朝野所重視、崇奉；寺宇之宏敞、增飾之莊嚴，實冠當時西安諸寺之首，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寺院才開始遭到人為的和偶然事故之破壞。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陝西革命黨人張雲山曾住寺中領導本地革命運動，喇嘛們被集中起來住於寮房內，主要殿堂、廂房則被理門公所占用，此後，一直未歸還。這無疑地影響和幹擾了寺中喇嘛的正常生活和法事活動，為此，喇嘛們於民國十一年與張雲山等打了一場官司。結果，寺院勝訴，寺院重新回到僧人手中，殿宇長時間被占用，因而有所損壞，但損壞並不是太嚴重。
辛亥革命以後，陝西先後由袁（世凱）派軍伐陸建章、段（祺瑞）派軍伐陳樹藩以及劉鎮華統治，壓迫尤甚、搜刮尤甚，於是民怨沸騰，戰事連綿，廣仁寺麵臨著被摧毀的威脅。1925年剛被趕走的劉鎮華不甘心失敗，於1926年初糾集鎮嵩軍企圖重占陝西，率軍直逼西安城。以楊虎城為代表的革命力量為策應孫中山領導的北伐戰爭，堅守西安以抗擊劉鎮華部和鎮嵩軍。楊部的一個連長叫載萬鎰，負責駐守西安西北角城牆，圍城敵軍企圖從守城軍內部進行瓦解，大造載萬鎰接受敵槍枝、準備獻城的輿論。事泄，載萬鎰認罪痛悔，重新得到楊虎城之信任；楊則利用此事，將計就計，親自住到廣仁寺，慎密地組織了一次誘敵進城、一舉全殲的戰鬥。在約定的時間裏，敵人於夜間乘雲梯從西北角城牆逾越入城，一個個成了甕中之鱉，僅僅經過一小時，便俘虜敵人四百餘。末尾，敵人始知中計，大呼上當，於是一時槍聲大作，佛門之寧靜被夜半之驟然槍聲打破，殿宇之受損自然在所難免。此後的一段時間裏，廣仁寺成了楊虎城領導守城部隊的指揮部。
由於西安戰事頻仍，不知何人於何時在廣仁寺山門西側城牆根埋藏大量火藥。1931年夏季，天氣空前炎熱，引起這些火藥自爆，爆炸聲如萬鈞雷霆，震天撼地，寺院樹木全部被摧折，殿宇屋頂亦被掀去，方丈室被震塌，所幸者乃經、像俱無損壞。事後，由主陝的楊虎城主席出麵，撥款進行修複。此後至西安解放，寺院多為軍隊占用，慈悲淨土竟然刀光劍影交照，實為道俗緇素所不忍，寺宇之遭破壞亦因此在所難免。
解放後，宇內名勝古跡重受重視，廣仁寺一為康熙皇帝為安邊而敕建的寺院，二為西安地區唯一的黃教寺院，三為達賴、班禪等宗教領袖人物過陝時駐錫的行宮，其所受關注倍加於其他寺院。故於1952年，由政府撥款，全麵整修一次，寺宇因而煥然一新。至1957、1958年，廣仁寺尚占地16畝8分5厘。殿宇房舍共109間。寺分東西二院，主院（即原來之中院）在西，是住僧弘法之重地，自南向北排列，其主要建築有：碑樓一座、山門三間（山門外東側為院門）、大殿三間，大殿前東西兩側陪殿（又稱菩薩殿）各三間、藏經殿三間帶東西耳房各一間，此殿前東西兩側廂房各三間、再北為經堂三間帶東西耳房各一間，此外還有僧寮、香積廚等28間，總60間。殿堂布局及建築風格與初建時一致。主院東側為偏院，即原來之“行宮”，後變為一農院，有房舍54間。
在解放初期的這次整修中，寺主關符清達喇嘛用力尤多，應用器物，像設莊嚴，多所補充，其設備之齊全，增飾之煌麗，為當時西安諸寺之冠。
直到此時，康熙禦製碑及碑亭仍存；康熙於禦製碑銘之後所賜“慈雲西蔭”禦匾仍存，懸掛於大佛殿殿門上；慈禧太後“西狩”時所題“法相莊嚴”匾額猶存，懸掛於二殿殿門上方；康有為所題“莊嚴佛土”匾額猶存，懸掛於一進院西偏殿殿門上方。據記還有乾隆帝所題“佛教聖地”禦匾留存。其它如唐代石雕佛蓮座、東院行宮中的楠木龍床、宮燈和自西郊崇聖寺（即金勝寺）移來之漢白玉蓮花甕亦存。
“文革”中，在“破除四舊”的呼嘯聲中，宗教領域尤其成為重災區，廣仁寺在劫難逃，受到了其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破壞。首先是寺內文物被洗劫一空。藏文《甘珠爾》藏經被燒毀；漢文大藏經已被送往造紙廠，後被市文管所有關人員發現拉回保管而幸存至今；包括一尊二米多的唐代銅質綠度母像和一尊北魏石佛像在內的寺中全部佛像或被毀、或被遷移他處；二張楠木床和三十餘對楠木宮燈亦流落他處；萬年燈及八角燈亭、碑亭和山門被拆除、碑石被推倒，寺中喇嘛6人全被趕到工廠、農村勞動改造。其中，寺院住持關符清達喇嘛被送到西安市北大街一車廂廠勞動，並於1971年病故於該廠；楊宗仁喇嘛被送到蒲城縣某公社山西大隊勞動；龔明勤喇嘛被送到長安縣東大公社勞動；田玉珍喇嘛、和森林喇嘛、王靜維喇嘛被送到終南山山根的靈感寺教養院勞動。寺中喇嘛被掃地出門之後，蓮湖區武裝部和人防部在原山門以南蓋起了兩幢樓房和數十間平房，寺內殿、堂、廂房、僧寮被上述單位占為作家屬宿舍；東偏院的齋堂、馬廄、磨房、菜地總麵積達十五、六畝地全被圍巾廠占用。以上占用全是無償的，沒有得到寺僧允許。
“文革”延續了十年，廣仁寺的劫難也延續了十年，這隻是就災難的結束而言；如果就醫治這次災難所造成的創傷，就要不折不扣地落實黨的宗教政策；退還寺產而言，則直至今日仍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文革”以後的政策落實，首先的問題是讓被趕離寺的喇嘛回歸。1978年，楊宗仁喇嘛和龔明勤喇嘛先後從勞動教養處返回寺院，其他四個喇嘛已在勞動教養中病故，永遠也回不來了。落實政策的第二個問題是清退被抄寺物及占用單位退房、遷出。被抄財物已經十不存一，法器、莊嚴、陳設、楹聯匾額或被毀壞或被私人侵吞、索退無望，最後收回來的唯有漢文大藏經、康熙《禦製廣仁寺碑》真跡、康熙禦題匾額《慈雲西蔭》等數種而已。清退房地產至1984年，占用殿、堂、廂房的住戶遷出完畢；至1992年前後，蓮湖區武裝部退還新建的辦公樓；剩餘部分，市、區宗教部門正在積極協調落實。
宗教政策的落實使廣仁寺的前途充滿了希望。正是這種希望，鼓舞著寺內喇嘛們持續不斷、不遺餘力地進行寺院的修複工作。主持此項工作的人先是楊宗仁喇嘛，後是龔明勤喇嘛，居士們也為之作出不懈努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自1984年至1999年，他們依次進行了如下工作：
揭頂翻修了大殿、二殿和經堂；
至1986年全部彩繪了寺內主要殿、堂；
翻修寮房十間；
1992年在原址按原式樣重建山門三間和兩個角門；
重置萬年燈並作八角木亭覆之；
1994年重建禦碑亭；拆除舊照壁殘壁，在原址按原式樣重建照壁；
1995年修建兩眼龍眼泉；
此後又用方磚重鋪一進院、二進院地麵。
此間，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曾親臨廣仁寺視察，並題“廣仁寺”匾額，又撥專款助修山門；青海塔爾寺、甘南拉卜楞寺也鼎力相助，今大殿內供奉之綠度母像即是由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佛協常務副會長、中國四大活佛之一、第六世嘉木樣·洛桑久美圖旦卻吉尼瑪親自開光後，從拉卜楞寺送來的。
在修複殿宇的同時，喇嘛們還為寺中殿堂添置了諸佛像，其中，大佛殿的像設有中間的綠度母像，木質，貼金，1988年由甘肅拉卜楞寺迎來；東文殊菩薩像，西普賢菩薩像，皆泥塑，新造。正殿門外的匾額乃康熙所題“慈雲西蔭”的原件，廊上兩根大紅圓柱上金書“方外雲山無非幻境，靜中歲月自有長春”楹聯；東偏殿像設有：中釋迦牟尼像、右（北）阿彌陀佛像、左（南）藥師佛像，皆木質，落實政策中自省佛教協會迎來，門外上方彩繪“八寶”；西偏殿像設有：中觀音菩薩像、左（北）彌勒菩薩像、右（南）關公像（伽藍神），皆泥質，1998年新塑。門外上方彩繪“八寶”，匾額為“莊嚴佛土”，由康有為書，風格為仿《石門銘》書體；藏經殿供奉宗喀巴大師像，泥質，1986年新造；殿門外上方懸慈禧太後題“法相莊嚴”複製匾額，兩旁對聯為“蒲座開函風滿室”“花池洗缽雨添泉”；東偏殿用作接待室，西偏殿則是居士協助寺院辦事的公廨；經堂內供奉新塑的藏式大威德金剛像。
現在的廣仁寺，從總體上看已經是煥然一新，盡管幡蓋帳幔、法器蒲座之類尚顯陳舊或短缺，但卻在逐步地再現昔日之輝煌和宏麗。住寺喇嘛也在增加，除正式住持龔明勤達喇嘛外，2001年11月，廣仁寺為複興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傳統和學風，保證寺院的持續發展；從蒙古族地區延聘了數位喇嘛正式進住廣仁寺。此外，寺中還有來自甘南的掛單喇嘛。由於他們的到來，寺中每日的誦經儀式已經恢複，螺號聲、誦經聲重新在廣仁寺的上空回蕩、繚繞。日後，廣仁寺設想引進資金、化募布施，以備進一步建設寺院之用；在此同時邀請國內著名活佛、高僧大德來寺講經說法，主持法會；擬將寺內寬廣之防空洞改造成藏傳佛教文化的展覽室；籌劃重建黃教領袖的行宮等等。可以期待，在全寺喇嘛、廣大居士及四方善信的團結合作、共同努力下，廣仁寺必將再度成為陝西境內著名的黃教道場，成為化度眾生、法海津梁的靈山淨土、耆閣香城。
廣仁寺的法門要點及清規儀軌
廣仁寺既然屬於喇嘛教的一座寺院，法脈源頭在宗喀巴，那麽，就其大體而言，它的法門和清規儀軌也應該與格魯派相同。
格魯派的教義核心是“緣起性空說”。這一理論實即印度龍樹首先闡述的中觀學說，後由蓮花生傳人西藏，米拉日巴繼承弘揚，至宗喀巴始著《緣起讚》發揚光大。此說認為：無明起煩惱，掌握緣起性空的真理即可除無明斷煩惱。所謂“緣起”即“待緣而起”，換言之，即一切諸法皆由因緣和合而生；以是故，一切諸法皆空無自性，簡稱為“性空”。性空是從諸法的終極和絕對意義上說的，諸法既無實體，又無自性，故謂之“空”，但從相對意義上講，諸法待緣而起則是不可否認的“存在”，這種“存在”被稱作“有”。空非真空，僅指物無實體、無自性而言；有非實有，緣聚法有，緣散法無，故“有”屬“假有”，如此看待世間事物（諸法）的觀點就是中觀學說或中道論。除推崇中觀學說之外，格魯派與其它佛教派別一樣，也承認乃至於強調“因果報應”的說教。
在修行方法上，格魯派主張止住修、觀察修並舉，不偏不廢，相輔相益。所謂止住修，實質上即人定修，即使心止於一境，不思不慮；所謂觀察修即在觀察事物的同時，開動腦筋，進行積極的思維。觀察修的直觀的認識、鑒別稱為“現量”，把由“已知”測知未知的推理稱作“比量”，把兩者結合起來即構成觀察修的全過程和全部內容；修習止觀要有一定的程序、次第和方法，要做到相互配合、動靜交替。西藏前弘期佛教與格魯派創立前的後弘期佛教所持守的戒律，基本上和漢地佛教的戒律相同，都屬於小乘戒律。如前所述，曆史發展至十四世紀後期，西藏佛教各派借口學習大乘教的僧人不能受小乘教的比丘戒約束，不再重視守戒持律，聚斂財富，追逐名利，酗酒淫樂，橫行市井，普遍地存在著僧人腐化、戒律廢馳的頹廢萎靡現象。為了振興佛教，宗喀巴以重振綱紀，嚴肅戒律為突破口，在宗教內部實行了一係列重要改革。在戒律方麵，改講大乘律。自此之後，西藏佛教，特別是格魯派所持守的戒律便屬於大乘律。這些戒律通見於宗喀巴本人所撰的《菩薩戒品釋》、《侍師五十頌釋》、《密宗十四根本戒釋》以及功德光所撰的《戒律本論》；在敘述格魯派的清規戒律時，尤其應當著重強調的是，本派嚴格規定僧人不得娶妻生子，也不準參加生產勞動。這兩點，從宗教戒律著眼，無疑是肅清了舊疾，但卻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對藏族社會發展極為不利。
在上述弘法、持戒兩個方麵，廣仁寺與格魯派的典型寺院——拉薩三大寺（哲蚌、甘丹、色拉）並無二致，但在寺院組織，僧團活動、學位製度方麵則有所不同，同時也不隸屬於某一活佛係統。廣仁寺建在西安，不僅具有宗教上的意義，而且更具有政治上的意義，但由於住寺喇嘛少，最盛時也不過三、四十人，最少時則隻有一個，故在職事設置上不如青、藏地區喇嘛寺院齊全，學經製度也不如他們嚴密、係統。青、藏喇嘛寺院中的僧團組織一般設堪布（相當漢他佛教寺院的住持或方丈）管理寺院的學經、行政、財務，然後由堪布任命下麵各種僧職，如堪布本人的總管喇讓強佐，管理寺僧紀律、檢查戒律持犯情況及掌管僧籍的格貴（俗稱鐵棒喇嘛），念經時的領誦人翁則，管理僧眾學經事務（包括學經、辯論、考取學位等）的人員雄來巴等。廣仁寺於最盛時曾設有堪布、格貴、管家、殿主等職。現今由於住寺喇嘛少，故隻設住持一人，也不再稱作堪布。住持喇嘛經活佛的冊封，正式升座後稱達喇嘛。
青、藏地區喇嘛寺院中的喇嘛共分為五種，即學習宗教職業技能者、學習專業知識和技術者、在寺內從事雜務勞動者、寺院的管理人員、正規的學經喇嘛等；學經僧人一天的生活分為：上早殿、在康村（由寺院按僧人的籍貫編定的小組及其固定的學經場所）念經、到法園領受傳經和學習辯論、在康村背誦經文，直至合格。廣仁寺同樣上早殿，用藏語念《大韋陀（德）經》，約二小時，然後回僧寮各自繼續念誦經本，所念經典有《藥師經》、《供師經》、《長壽經》和《金剛經》。
在青、藏喇嘛寺院裏，學經人中的佼佼者經過反複考試合格後，可以取得“格西”學位。所謂“格西”，意即善知識、良師益友。取得格西學位的喇嘛都具有淵博的佛學知識，能言善辯，在僧人中威信高，社會地位也高。格西學位隻授於學顯宗經典之僧人，不授於學密宗經典的僧人。廣仁寺深處內地，遠離青、藏地區的宗教氛圍，既缺乏師資，又無必需的組織領導機構，故亦無格西學位考試和授予的製度。總的來看，廣仁寺在學經方麵已經不如青、藏地區喇嘛大寺那樣具有係統性和全麵性，更沒有政教合一的特點，僅在持律和法事儀軌等方麵還基本上和青藏地區喇嘛大寺具有較多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