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臥龍寺
楊作舟
臥龍寺位於西安市柏樹林街東側，據《長安誌》說：五代初縮築長安城時，放棄了外郭城和宮城，僅以唐皇城為轄區。明代所築新城，其南、北二城牆即在唐皇城舊址而建，因考今之臥龍寺即在唐皇城安上門內以東太廟所在之處，可以說，臥龍寺是在五代縮城後由他處遷移於此。又據清道光十年（1380）《重修臥龍寺記》碑載：“昔漢明帝夢佛入中國，悅之，因建祠南郊而致祭焉，靈帝（168—189）時敕賜創修為寺，於其中講《楞嚴經》，上為國家保平安之福，下為生民致安樂之庥，遂題其寺額曰‘福應寺’，而神之槃祀至此隆，人之崇奉至此愈多矣。厥後綿延至貞觀十一年（637）重修之。有吳道子繪畫觀世音神像一尊，鐫之於石，供之於寺，遂名曰‘觀音禪院’。又後宋太祖臨其寺，寺僧與談甚相得，後遂數至，因其僧春秋長眠，太祖改之名‘臥龍寺’。由茲以來，神之感應何代不彰？神之禮祀何代不盛哉？至明洪武二十年（1387）重修（見於佛足跡碑），正統十年（1445）又重建之，且置經藏，引金繩而開覺路，示寶筏而渡迷津，甘露慈雲，豈獨十方覆被乎。萬曆重修後（見於萬曆三十九年住持廣梅重修碑）迄今且數百年矣，金身剝落棟宇飄搖，而樂善好施者乃不複一睹焉。果有善士賀萬年、賀萬選顧而憂之，慨然捐資，獨成盛舉，前後殿宇，左右回廊以及窗欞殿閣等靡不革固鼎新”雲雲。按此碑文，基本上總結了臥龍寺過去的曆史淵源，但有幾點需要說明：
1.建祠南郊者當指漢長安城而言；
2.靈帝時敕賜創修為寺，題寺額曰“福應寺”，其中有講《楞嚴經》之語，經查《楞嚴經》於靈帝中平二年（185）由支讖始譯出；
3.貞觀十一年的重修及改名觀音禪院者，當仍是漢長安城南郊的福應寺；
4.宋太祖臨其寺，因寺僧春、秋長眠（有人記載說是惟果和尚），改名為臥龍寺者，當然就是五代時由漢長安城南郊遷移至此的福應寺。
再據清同治七年（1868）《臥龍寺重修碑記》載：“宋初有禪師，法名臥龍，太祖曾幸此寺與談佛法，機緣相契，以為先兆，遂改為臥龍寺。”又據《金石萃編》一書記載，臥龍寺“耮”字碑上有太宗皇帝的讚偈，此碑係大宋熙寧（神宗）十年丁巳（1077）八月二十六日京兆府住持十方福應禪院講經論傳戒沙門惟果立石。按以上說法，太祖、太宗均曾蒞寺與寺僧交往屬實，但“耮”字碑之立卻在宋熙寧十年住持惟果仍稱福應禪院沙門之名，中間相隔百年左右，而臥龍之名以何因緣、何時改稱，有待考證。
同治七年重修寺碑內複稱，英宗聖旨敕賜藏經，命僧傳誦，彼時佛日重輝，宗風大振（有碑）。迨後住持無僧（未記錄明萬曆間和清道光十年之重修），叢林遂殘，殿宇傾斜，荊棘遍寺。有慧光和尚被眾善信延請入寺，主持法席，重修佛殿，增建廊廡，開堂傳戒，繼轉法輪，曆十五寒暑。旋因被大興善寺延入方丈、兩序大眾共推明順和尚為住持，遂重修大殿、方丈、禪堂、山門，續增兩廊，費盡心力，經數載，工始告成（此碑為方丈真教所立）。
同治十三年（1874），《臥龍禪寺重建清規碑記》內載：該寺為敕建十方叢林，後因主僧不得其人，寺院荒蕪，幸有慧明師起而整理籌劃，牆垣鞏固，殿宇增輝，使佛法賴以不墜。及至慧明退院，有真賢和尚續主其事，闡揚聖教，戒行精嚴，日以誦經禮佛為事，同治甲戌歲，實有無賴遊僧昆池，不守戒規，希圖占踞，捏名妄稟，僧俗共憤，公議清規八條，呈明府縣立案，特立石於寺，俾後之僧眾知所警戒雲爾。此碑留存至今，尚能使叢林得以安定，道風得以純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後挾光緒皇帝避難至西安，德清（虛雲）和尚隨駕，曾陪同至臥龍寺禮佛，便成為該寺的大施主，賜銀千兩，整修全部殿宇，使臥龍寺煥然一新。山門對麵還建造青石牌坊一座（已毀），次年方丈空齡碑記其事。慈禧太後給山門殿書“敕建十方臥龍禪林”門額一方，給大雄殿書“慈雲慧日”“三乘選要”牌匾兩麵；光緒皇帝給天王殿書“歡喜地”門額一方，這些盛舉都為臥龍寺增色添輝不少。
光緒初年有東霞和尚，號空齡，山東人，初為官，深感官場腐朽，棄職出家為僧，開單接眾於此寺，一時住僧200餘人，法化大弘。並於光緒十六年傳授三壇大戒，培育僧才，續佛慧命；於庚子八月接待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蒞寺進香；他還發心整修過城南牛頭寺。
民國年代，臥龍寺尚保持著東、中、西三院，占地麵積16.7畝，殿字、廊廡、僧寮200餘間，泥塑佛像菩薩像57尊，基本上保持清末原貌。民國十三年，康有為因公蒞陝，曆遊諸寺，曾題書“臥龍寺”三字門匾一麵。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朱子橋、井鬆生等先後捐資維修大殿、法堂及念佛堂。據了解。民國以來的曆任住持有圓印、圓心、圓耀、寶生、範成等。民國二十二年禮請華縣寧山寺慈雲法師任方丈之職，嗣後因寧山寺事忙慈雲法師退席；民國二十八年興善寺傳戒，朗照法師（號慧日）來長安，四眾迎入臥龍寺，繼任方丈，說法講席九年。二位法師之住持臥龍寺，早有預示之兆，與慈禧太後書寫的“慈雲慧日”四字牌匾豈不是巧合嗎？
臥龍寺於民國二十年由寶生和尚主持傳戒一次；民國二十四年慈雲法師傳戒一次；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三年、三十五年朗照法師先後傳戒三次，培育僧才不少，使佛教後繼有人；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八年，陝西省佛教會會址設於臥龍寺。
唐末宋初禪宗盛行，律寺、講寺多為禪林，臥龍寺也不例外；遂傳臨濟一宗曆來道風純正，聞名遐邇，但對講寺遺風仍有保留。如：民國後期常住僧尚有百人之多，不時請大德演講佛經；民國二十年由朱子橋、康寄遙等發起辛未講經會，迎請太虛法師講《金剛經》；民國二十一年請妙闊法師講《唯識三十頌》《楞嚴經》，同年又請慈雲法師講《圓覺經》；民國三十年方丈朗照法師連講《楞嚴經》《法華經》等為一時之盛。該寺每逢朔望日在念佛堂集眾念佛，並定期打禪七等，是一座以禪宗叢林製度管理兼弘各宗的佛教道場。對外佛事頻繁，在西院念佛堂專設有吊唁禮堂，差不多每天都有齋主來寺布置靈堂，舉行追悼儀式和請僧超度親人。此項佛事收入可觀，常住僧的供養得以豐足。僧人的日常生活很緊湊，每日法師都有開講，除星期天可休息或出外購物，平常坐禪、誦經、持咒、拜佛、看經都有，如同一所靜修的學府，其律儀之嚴、學修之精在西安地區可稱是獨一無二的。
臥龍寺文物薈萃，碑石林立，1957年被公布為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計有：
1.宋鹹平六年鑄造的銅質幽冥鍾，重3000斤，造型精美，音質洪亮，亦稱無眼鍾，現複製懸於鍾樓。
2.宋磧砂版大藏經，計1532部，6362卷，刻印極其精美。民國二十四年，由朱子橋、葉恭綽等居士倡議，在上海影印多部。為慎重保護起見，轉歸陝西省圖書館收藏。影印之大藏經，長安興教寺、戶縣草堂寺均有保存。
3.明洪武二十年丁卯佛足跡碑，原碑已殘，現又複製豎立院中。
4.唐吳道子畫觀音像石碑，原碑在碑林，現已複製豎立院中。
5.唐乾封三年、鹹通十二年陀羅尼經石幢兩柱，現立於後院。
6.梵文耮字碑，宋神宗時立，碑雖不存，而《金石萃編》有記載。已抄全文附後作參考。
7.開花碑，明英宗正統十年聖旨敕賜藏經文，由於石料滿布花紋因名開花碑。
8.明萬曆三十九年寺僧廣梅重修碑。
9.清道光十年重修臥龍寺碑，此碑是賀萬年、賀萬選二善士發心重修之記。
10.同治七年重修臥龍寺碑。
11.同治十三年建立臥龍寺清規碑。
12.光緒二十七年慈禧太後賜銀千兩重修臥龍寺碑，慈禧太後賜銀禦旨碑。
13.民國三十三年臥龍寺傳戒碑。
14.太極石，寬三尺，高二尺，自然形成的太極圖模型，甚為稀奇。
15.古錢石，二尺見方的青石，有自然形成的許多古錢的圖樣。
16.有新請的中華大藏經，日本大正藏，香港印大藏經各一部。
17.原有的明藏經、貝葉經，藏貢大香爐、藤胎佛像、銅鑄韋馱像均毀不存。
附《金石萃編》所載：耮字碑，石高2.67尺，廣1.44尺。上梵書耮字，下讚七行，每行十字，正書，在鹹寧縣臥龍寺，鎮威軍僧顯俊書。
義淨三藏於西天取得此梵書耮字，所在之處一切鬼神見聞者無不驚怖。
太宗皇帝讚
鶴立蛇行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
儒門弟子無人識，穿耳胡僧笑點頭。
京兆府住持十方福應禪院講經論傳戒沙門惟果立石。
大宋熙寧（神宗）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安民氏刻。
解放後，臥龍寺東院前半部被開通巷小學利用作操場，西院被殯葬管理處全部占用，僅留中院，僧人隻剩十餘人，尚可進行宗教活動。人民政府從保護文物著手，對中院殿宇撥款彩繪一新；從統戰方麵選朗照法師為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1953年10月朗照法師隨赴朝慰問團去慰問誌願軍，1956年隨中國佛教代表團赴緬甸迎請佛牙回京。農業合作化時，該寺與慈恩寺、興善寺、木塔寺聯合組成佛教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勞動自養。慘痛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方丈朗照法師，知客圓徹法師被迫害殞命，僧人離寺，佛像法物被毀一空，工廠單位進住於內，寺院麵目全非。惟寂意和尚死不離寺，充當工人參加勞動，為後來的收回寺院主權也起了作用。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重申和貫徹。1984年工廠搬遷，僧人入寺，由於殿宇損毀嚴重，一時無法修複。1987年有如誠和尚被眾推為監院，他即發大願心，計劃全麵整修，向海內外佛教界發出呼籲，廣籌資金，鳩工庀材，並請慧雨法師兼任方丈，共主其事。後來慧雨法師圓寂，他隻得獨力支撐，頂風冒雨，得到各方捐助資金者計有：西安市財政局撥款25萬元；香港居士20萬元；台灣大德和居士共20萬元；十方善信捐助約十萬元；本寺自籌40萬元。特別驚人的是，香港佛教大德聖一法師先後捐資220萬元，法師已80高齡，不辭辛苦，曾五次親臨該寺指導建設事宜，充分表現出一位愛國愛教的高僧精神。
臥龍寺的整修工程，是1992年開始全麵鋪開的。與此同時，如誠和尚又多方奔走，幾經周折，在人民政府的協助下，收回了殯葬管理處所占用的全部房屋80餘間。截至1995年的三年多來，廢寢忘食、嘔心瀝血，終於使臥龍寺的整個工程次第完成。由於臥龍寺在曆史上所形成的道風純正，素為修行僧侶所向往。自修複以來，常住僧已達60餘人，如誠和尚除每日堅守建設崗位外，又要安排僧眾熏修事宜。該寺尚未對外開放，仍保持禪宗叢林製度和傳統戒規，堅持坐香修禪，常年實行14支香、打禪77天等正常的熏修佛事活動，成為當前西安地區首屈一指的禪宗道場，令人歡喜讚歎。
解放後的40年來，西安各寺沒有傳過戒，遂致師資脫節，有寺無僧；近十年來，雖有幾個寺院已傳過戒，但遠遠不能適應和滿足當前佛教發展的需求。臥龍寺住持如誠法師鑒於本寺僧團組織已臻健全、禪林古風猶存、管理製度完備、法務活動正常、現已具備相當規模，遂決定報請省宗教局和省佛教協會批準，於1996年農曆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二日，舉行傳授三壇大戒法會，特請香港聖一法師任說戒律師，為期28天。來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報名受戒者數以千計，經審查合格僧尼共730人，律儀嚴肅，秩序井然，盛況空前，甚為稀有。
整修後的臥龍寺
山門外鐵柵門一道，門內東西門頭寮各兩間，住有守護人員，東邊立文物保護碑一座；改建山門殿五間，慈禧太後題書“敕建十方臥龍禪林”門額尚存。殿前青石獅子一對，雄猛威嚴；殿內塑哼、哈二將像相對立；東西配殿各三間，東供地藏像，西供觀音像，兩殿北側各建碑廊四間。改建天王殿三間，內前供伽藍菩薩，後供韋馱菩薩，兩邊四大天王像，此殿兩側建鍾、鼓二樓，下為過道。往後大院東西客堂各五間，西堂供有木刻三聖像；正中即舊大雄寶殿五間，中供華嚴三聖像，前附供緬甸王佛像，後有倒坐地藏菩薩像，兩側供二十四諸天像，懸有趙樸初書“大雄寶殿”牌匾一麵；後院東為延壽堂三間，內供藥師佛像，西為祖師堂，內供達摩祖師像；再往後即大悲殿三間，內供香樟木雕刻千手觀音像，背後又供韋馱像一尊。後一個大院東西各有配殿五間，均暫作招待室。最後即新建說法堂五間，中供3.5米高的緬甸釋迦佛玉質像，殿內設東西方丈室，內現藏有《中華大藏經》一部、日本大正藏一部、香港印大藏經一部。東院除前三分之一部分由開通巷小學占用外，有三合式跨院，齋堂五間，廚房三間，賓客飯廳三間，庫房兩間。後部分有宿舍房42間（包括樓房一排）。西院前部分有房屋十餘間，出租給殯葬處。新建禪堂五間，梁棟宏麗，簷楹高敞，十分壯觀。進深22米，內設禪位62座，有前門一間，內供韋馱菩薩像一尊，有僧人宿舍28間；後麵有念佛堂五間，內供西方三聖像，前後共計殿宇78間，其他房舍87間，佛、菩薩像54尊。
此次整修基本上保持明清風格，布局嚴謹、排列齊整，雕梁畫棟、施朱塗彩、佛像裝金、妙相莊嚴，昔日風貌再現於世，人們入寺瞻禮，大有僧寺無塵自清之感。
50年代，康寄遙居士曾有一偈：
西安首刹推臥龍，佛教各宗方便弘。
文物豐富成寶所，應儲龍象振宗風。
叢林規製
崇信佛教的眾多僧徒，和合共處於寺院之中，如樹木之叢集為林，故而寺院在我國便有了叢林之稱。自有叢林，也就有了叢林規製。
佛祖釋迦牟尼在世時，已建立了寺院管理製度，據記載，古印度的僧侶過著“三衣一缽，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簡樸生活，恪守著原始的清規戒律。當時的寺院稱毗訶羅，其組織極為簡單，隻有一個法臘（即僧侶受戒出家後的年數）較高的長者，負責管理僧眾的起居飲食，主持宗教儀式等。隨著佛教的傳播，曆史的變遷，以及各國具體情況的不同，各國的教規戒製也進一步發展、規整、完備而各具特色。
佛教傳入我國後，東晉高僧道安創製了中國最早的清規。他提倡僧人都要在寺廟修行，以釋氏為姓；唐代時，馬祖道一及其弟子百丈懷海創立了叢林清規，在叢林中設有高低不同的僧職和嚴格的管理製度。其後，各種規製日漸繁多，一個大的寺院，寺僧職別竟有80種之多。到近代，隨佛教的衰微，這種僧職名目始有所簡化，大寺院一般設有：方丈，掌管全寺活務；“監院”，負責處理寺院內部事務；“知客”，負責對外聯係，“糾察”，負責執行佛門之清規戒律；“維那”，負責組織寺內宗教活動；方丈一般采取傳法製更替，通例三年一任，其他僧職則由方丈選派。
藏地佛教經傳播和發展多形成政教合一製度，因而其寺院組織也就是宗教、政治、經濟、教育的綜合單位，黃教所屬的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都有宗寺；大寺或宗寺設有若幹學經單位，稱“紮倉”，每個“紮倉”又設有若幹“康村”，作為地區性學經單位，“康村”以下還設有“密村”，構成嚴密的組織係統；宗寺和“紮倉”都分別設置管理宗教事物、維持僧紀、行政與財務管理等等專職人員。此外，藏地佛教中還有學位的設置。學位稱格西，即善知識，在三大寺係統中格西分為四等，喇嘛從受戒入寺始，考取格西學位，一般需要20～25年時間。
東南亞地區流行佛教國家的寺院組織和僧伽製度較為複雜。如泰國，在中央，由各派共同組成的長老會議推選出僧王，領導僧伽議會和僧伽法庭等工作；在地方，按行政區劃，各級均設有僧伽委員會，有僧長、僧官等職務。此外，僧侶中還劃分有各種品位等級。
佛教傳入歐美後，為適應西方社會生活方式，寺院也按基督教方式改稱教會，並劃分若幹教區，每個教區轄有若幹教會和附屬團體；教區、教會均設有專職僧侶，如美國佛教協會擁有60個獨立教會，分為8個區域，統轄大城市的教會和附屬的佛教青年會，婦女會等。佛教徒一般將宗教儀式安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教教會舉行，在鋼琴、風琴伴奏下，誦讀祈禱文，聽講佛教教義，打坐念經。
佛教的寺院組織有一套完備的清規，同時，佛教的僧侶管理也有著嚴格的戒律；戒律是對僧侶、居士的生活、行事所作的種種限製，目的是為了加強信仰，統一行動。作為佛教信徒，無論出家的僧尼，還是不出家的居士，都要遵循佛教的戒規。佛教徒入教時必須受三皈戒，即皈依三寶：佛、法、僧，也就是以佛為師，按佛法行事，以僧為友；在家人信佛願成為居士，要經過一定的手續，同時要從師受五戒：不殺生、不盜竊、不邪淫、不妄浯、不飲酒；出家的僧尼則要遵守十戒，即除上述五戒外，再加上不塗飾香曼髟、不視聽歌舞、不坐高廣大床，不在規定時辰外飲食、不蓄金銀財寶等。更為詳細的戒律，如在我國漢族地區和尚要遵守250條，女尼要遵守348條；西藏喇嘛則要遵守450條；東南亞戒本規定，和尚要遵守227戒，女尼要遵守311戒。如果有破重戒，有奸淫、偷盜、殺人、妄語（妄稱自己已修行解脫）等行為，要被逐出教。
僧尼出家，形式上也有一整套規定。在我國，佛教信徒要求出家，需要先到寺院請一位僧人作為自己的“依止師”，由其向全寺僧眾說明情由，征得同意，方可留為弟子，為其剃度受戒。受比丘戒滿五年後，方可離開依止師，單獨修行；在東南亞地區，傳統上認為，人民都是僧侶，因而，男子一生中在未成年前都要出家一次，到寺廟修行，接受佛教教育，出家雖不強製，但卻是取得社會承認的途徑；日本明治維新後一些教派允許娶妻生子，過一定的世俗生活；藏傳佛教中一些教派也沒有嚴格的出家規定。
佛教徒們遵守著自己的清規戒律，也有著自己的宗教節日。佛教節日有幾十種之多，重要的有佛誕節、成道節、涅槃節、盂蘭盆會等。
佛誕節亦稱“浴佛節”，為紀念釋迦牟尼誕生的節日。根據“佛生時龍噴香雨俗佛身”的傳說，屆時各佛寺多以名香浸水罐洗佛像，並供養各種花卉。另外，還舉辦拜佛祭祖、施舍僧侶，以及龍舟競賽和潑水祝福等慶祝活動。佛誕節的日期、名稱在各地區有所不同，中國漢族地區一般為夏曆四月初八日。
成道節亦稱“成道會”，紀念釋迦牟尼成道的節日。據說釋迦成佛前，曾苦行多年，餓得骨瘦如柴，決定放棄苦行。此時遇一牧女，送他乳糜，食後體力恢複，後來打坐在菩提樹下沉思，於十二月八日“成道”。為紀念此事，中國佛徒於夏曆十二月八日，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稱“臘八粥”，漸之，吃臘八粥演變成為中國民間風俗。
涅槃節紀念釋迦牟尼逝世的節日。在這一節日裏，佛教寺院舉行有佛涅槃法會，張掛釋迦涅槃圖像，誦《遺教經》等。由於南傳、北傳佛教對佛陀釋迦生卒年月說法不同，涅槃節的時間也各不相同，中國、朝鮮、日本等國的大乘佛教一般定於每年夏曆二月十五日（日本近代改用公曆）。
盂蘭盆會每年夏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為追念祖先而舉行的祭祀法會。“盂蘭盆”，梵語意為“救倒懸”，即救度亡靈的倒懸之苦。據《盂蘭盆經》記載，釋迦牟尼弟子目犍宮之母死後淪為餓鬼，目犍連求佛救度，釋迦牟尼要他在僧眾夏季安居終了之日（七月十五日）供養僧眾，以求其母解脫，佛教徒據此神話，興起了盂蘭盆會。我國自梁武帝始設盂蘭盆齋，節日期間，除施齋供僧外，寺院還舉行誦經法會，以及舉辦水陸道場、放焰火、放燈等宗教活動。
臥龍寺位於西安市柏樹林街東側，據《長安誌》說：五代初縮築長安城時，放棄了外郭城和宮城，僅以唐皇城為轄區。明代所築新城，其南、北二城牆即在唐皇城舊址而建，因考今之臥龍寺即在唐皇城安上門內以東太廟所在之處，可以說，臥龍寺是在五代縮城後由他處遷移於此。又據清道光十年（1380）《重修臥龍寺記》碑載：“昔漢明帝夢佛入中國，悅之，因建祠南郊而致祭焉，靈帝（168—189）時敕賜創修為寺，於其中講《楞嚴經》，上為國家保平安之福，下為生民致安樂之庥，遂題其寺額曰‘福應寺’，而神之槃祀至此隆，人之崇奉至此愈多矣。厥後綿延至貞觀十一年（637）重修之。有吳道子繪畫觀世音神像一尊，鐫之於石，供之於寺，遂名曰‘觀音禪院’。又後宋太祖臨其寺，寺僧與談甚相得，後遂數至，因其僧春秋長眠，太祖改之名‘臥龍寺’。由茲以來，神之感應何代不彰？神之禮祀何代不盛哉？至明洪武二十年（1387）重修（見於佛足跡碑），正統十年（1445）又重建之，且置經藏，引金繩而開覺路，示寶筏而渡迷津，甘露慈雲，豈獨十方覆被乎。萬曆重修後（見於萬曆三十九年住持廣梅重修碑）迄今且數百年矣，金身剝落棟宇飄搖，而樂善好施者乃不複一睹焉。果有善士賀萬年、賀萬選顧而憂之，慨然捐資，獨成盛舉，前後殿宇，左右回廊以及窗欞殿閣等靡不革固鼎新”雲雲。按此碑文，基本上總結了臥龍寺過去的曆史淵源，但有幾點需要說明：
1.建祠南郊者當指漢長安城而言；
2.靈帝時敕賜創修為寺，題寺額曰“福應寺”，其中有講《楞嚴經》之語，經查《楞嚴經》於靈帝中平二年（185）由支讖始譯出；
3.貞觀十一年的重修及改名觀音禪院者，當仍是漢長安城南郊的福應寺；
4.宋太祖臨其寺，因寺僧春、秋長眠（有人記載說是惟果和尚），改名為臥龍寺者，當然就是五代時由漢長安城南郊遷移至此的福應寺。
再據清同治七年（1868）《臥龍寺重修碑記》載：“宋初有禪師，法名臥龍，太祖曾幸此寺與談佛法，機緣相契，以為先兆，遂改為臥龍寺。”又據《金石萃編》一書記載，臥龍寺“耮”字碑上有太宗皇帝的讚偈，此碑係大宋熙寧（神宗）十年丁巳（1077）八月二十六日京兆府住持十方福應禪院講經論傳戒沙門惟果立石。按以上說法，太祖、太宗均曾蒞寺與寺僧交往屬實，但“耮”字碑之立卻在宋熙寧十年住持惟果仍稱福應禪院沙門之名，中間相隔百年左右，而臥龍之名以何因緣、何時改稱，有待考證。
同治七年重修寺碑內複稱，英宗聖旨敕賜藏經，命僧傳誦，彼時佛日重輝，宗風大振（有碑）。迨後住持無僧（未記錄明萬曆間和清道光十年之重修），叢林遂殘，殿宇傾斜，荊棘遍寺。有慧光和尚被眾善信延請入寺，主持法席，重修佛殿，增建廊廡，開堂傳戒，繼轉法輪，曆十五寒暑。旋因被大興善寺延入方丈、兩序大眾共推明順和尚為住持，遂重修大殿、方丈、禪堂、山門，續增兩廊，費盡心力，經數載，工始告成（此碑為方丈真教所立）。
同治十三年（1874），《臥龍禪寺重建清規碑記》內載：該寺為敕建十方叢林，後因主僧不得其人，寺院荒蕪，幸有慧明師起而整理籌劃，牆垣鞏固，殿宇增輝，使佛法賴以不墜。及至慧明退院，有真賢和尚續主其事，闡揚聖教，戒行精嚴，日以誦經禮佛為事，同治甲戌歲，實有無賴遊僧昆池，不守戒規，希圖占踞，捏名妄稟，僧俗共憤，公議清規八條，呈明府縣立案，特立石於寺，俾後之僧眾知所警戒雲爾。此碑留存至今，尚能使叢林得以安定，道風得以純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後挾光緒皇帝避難至西安，德清（虛雲）和尚隨駕，曾陪同至臥龍寺禮佛，便成為該寺的大施主，賜銀千兩，整修全部殿宇，使臥龍寺煥然一新。山門對麵還建造青石牌坊一座（已毀），次年方丈空齡碑記其事。慈禧太後給山門殿書“敕建十方臥龍禪林”門額一方，給大雄殿書“慈雲慧日”“三乘選要”牌匾兩麵；光緒皇帝給天王殿書“歡喜地”門額一方，這些盛舉都為臥龍寺增色添輝不少。
光緒初年有東霞和尚，號空齡，山東人，初為官，深感官場腐朽，棄職出家為僧，開單接眾於此寺，一時住僧200餘人，法化大弘。並於光緒十六年傳授三壇大戒，培育僧才，續佛慧命；於庚子八月接待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蒞寺進香；他還發心整修過城南牛頭寺。
民國年代，臥龍寺尚保持著東、中、西三院，占地麵積16.7畝，殿字、廊廡、僧寮200餘間，泥塑佛像菩薩像57尊，基本上保持清末原貌。民國十三年，康有為因公蒞陝，曆遊諸寺，曾題書“臥龍寺”三字門匾一麵。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朱子橋、井鬆生等先後捐資維修大殿、法堂及念佛堂。據了解。民國以來的曆任住持有圓印、圓心、圓耀、寶生、範成等。民國二十二年禮請華縣寧山寺慈雲法師任方丈之職，嗣後因寧山寺事忙慈雲法師退席；民國二十八年興善寺傳戒，朗照法師（號慧日）來長安，四眾迎入臥龍寺，繼任方丈，說法講席九年。二位法師之住持臥龍寺，早有預示之兆，與慈禧太後書寫的“慈雲慧日”四字牌匾豈不是巧合嗎？
臥龍寺於民國二十年由寶生和尚主持傳戒一次；民國二十四年慈雲法師傳戒一次；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三年、三十五年朗照法師先後傳戒三次，培育僧才不少，使佛教後繼有人；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八年，陝西省佛教會會址設於臥龍寺。
唐末宋初禪宗盛行，律寺、講寺多為禪林，臥龍寺也不例外；遂傳臨濟一宗曆來道風純正，聞名遐邇，但對講寺遺風仍有保留。如：民國後期常住僧尚有百人之多，不時請大德演講佛經；民國二十年由朱子橋、康寄遙等發起辛未講經會，迎請太虛法師講《金剛經》；民國二十一年請妙闊法師講《唯識三十頌》《楞嚴經》，同年又請慈雲法師講《圓覺經》；民國三十年方丈朗照法師連講《楞嚴經》《法華經》等為一時之盛。該寺每逢朔望日在念佛堂集眾念佛，並定期打禪七等，是一座以禪宗叢林製度管理兼弘各宗的佛教道場。對外佛事頻繁，在西院念佛堂專設有吊唁禮堂，差不多每天都有齋主來寺布置靈堂，舉行追悼儀式和請僧超度親人。此項佛事收入可觀，常住僧的供養得以豐足。僧人的日常生活很緊湊，每日法師都有開講，除星期天可休息或出外購物，平常坐禪、誦經、持咒、拜佛、看經都有，如同一所靜修的學府，其律儀之嚴、學修之精在西安地區可稱是獨一無二的。
臥龍寺文物薈萃，碑石林立，1957年被公布為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計有：
1.宋鹹平六年鑄造的銅質幽冥鍾，重3000斤，造型精美，音質洪亮，亦稱無眼鍾，現複製懸於鍾樓。
2.宋磧砂版大藏經，計1532部，6362卷，刻印極其精美。民國二十四年，由朱子橋、葉恭綽等居士倡議，在上海影印多部。為慎重保護起見，轉歸陝西省圖書館收藏。影印之大藏經，長安興教寺、戶縣草堂寺均有保存。
3.明洪武二十年丁卯佛足跡碑，原碑已殘，現又複製豎立院中。
4.唐吳道子畫觀音像石碑，原碑在碑林，現已複製豎立院中。
5.唐乾封三年、鹹通十二年陀羅尼經石幢兩柱，現立於後院。
6.梵文耮字碑，宋神宗時立，碑雖不存，而《金石萃編》有記載。已抄全文附後作參考。
7.開花碑，明英宗正統十年聖旨敕賜藏經文，由於石料滿布花紋因名開花碑。
8.明萬曆三十九年寺僧廣梅重修碑。
9.清道光十年重修臥龍寺碑，此碑是賀萬年、賀萬選二善士發心重修之記。
10.同治七年重修臥龍寺碑。
11.同治十三年建立臥龍寺清規碑。
12.光緒二十七年慈禧太後賜銀千兩重修臥龍寺碑，慈禧太後賜銀禦旨碑。
13.民國三十三年臥龍寺傳戒碑。
14.太極石，寬三尺，高二尺，自然形成的太極圖模型，甚為稀奇。
15.古錢石，二尺見方的青石，有自然形成的許多古錢的圖樣。
16.有新請的中華大藏經，日本大正藏，香港印大藏經各一部。
17.原有的明藏經、貝葉經，藏貢大香爐、藤胎佛像、銅鑄韋馱像均毀不存。
附《金石萃編》所載：耮字碑，石高2.67尺，廣1.44尺。上梵書耮字，下讚七行，每行十字，正書，在鹹寧縣臥龍寺，鎮威軍僧顯俊書。
義淨三藏於西天取得此梵書耮字，所在之處一切鬼神見聞者無不驚怖。
太宗皇帝讚
鶴立蛇行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
儒門弟子無人識，穿耳胡僧笑點頭。
京兆府住持十方福應禪院講經論傳戒沙門惟果立石。
大宋熙寧（神宗）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安民氏刻。
解放後，臥龍寺東院前半部被開通巷小學利用作操場，西院被殯葬管理處全部占用，僅留中院，僧人隻剩十餘人，尚可進行宗教活動。人民政府從保護文物著手，對中院殿宇撥款彩繪一新；從統戰方麵選朗照法師為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1953年10月朗照法師隨赴朝慰問團去慰問誌願軍，1956年隨中國佛教代表團赴緬甸迎請佛牙回京。農業合作化時，該寺與慈恩寺、興善寺、木塔寺聯合組成佛教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勞動自養。慘痛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方丈朗照法師，知客圓徹法師被迫害殞命，僧人離寺，佛像法物被毀一空，工廠單位進住於內，寺院麵目全非。惟寂意和尚死不離寺，充當工人參加勞動，為後來的收回寺院主權也起了作用。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重申和貫徹。1984年工廠搬遷，僧人入寺，由於殿宇損毀嚴重，一時無法修複。1987年有如誠和尚被眾推為監院，他即發大願心，計劃全麵整修，向海內外佛教界發出呼籲，廣籌資金，鳩工庀材，並請慧雨法師兼任方丈，共主其事。後來慧雨法師圓寂，他隻得獨力支撐，頂風冒雨，得到各方捐助資金者計有：西安市財政局撥款25萬元；香港居士20萬元；台灣大德和居士共20萬元；十方善信捐助約十萬元；本寺自籌40萬元。特別驚人的是，香港佛教大德聖一法師先後捐資220萬元，法師已80高齡，不辭辛苦，曾五次親臨該寺指導建設事宜，充分表現出一位愛國愛教的高僧精神。
臥龍寺的整修工程，是1992年開始全麵鋪開的。與此同時，如誠和尚又多方奔走，幾經周折，在人民政府的協助下，收回了殯葬管理處所占用的全部房屋80餘間。截至1995年的三年多來，廢寢忘食、嘔心瀝血，終於使臥龍寺的整個工程次第完成。由於臥龍寺在曆史上所形成的道風純正，素為修行僧侶所向往。自修複以來，常住僧已達60餘人，如誠和尚除每日堅守建設崗位外，又要安排僧眾熏修事宜。該寺尚未對外開放，仍保持禪宗叢林製度和傳統戒規，堅持坐香修禪，常年實行14支香、打禪77天等正常的熏修佛事活動，成為當前西安地區首屈一指的禪宗道場，令人歡喜讚歎。
解放後的40年來，西安各寺沒有傳過戒，遂致師資脫節，有寺無僧；近十年來，雖有幾個寺院已傳過戒，但遠遠不能適應和滿足當前佛教發展的需求。臥龍寺住持如誠法師鑒於本寺僧團組織已臻健全、禪林古風猶存、管理製度完備、法務活動正常、現已具備相當規模，遂決定報請省宗教局和省佛教協會批準，於1996年農曆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二日，舉行傳授三壇大戒法會，特請香港聖一法師任說戒律師，為期28天。來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報名受戒者數以千計，經審查合格僧尼共730人，律儀嚴肅，秩序井然，盛況空前，甚為稀有。
整修後的臥龍寺
山門外鐵柵門一道，門內東西門頭寮各兩間，住有守護人員，東邊立文物保護碑一座；改建山門殿五間，慈禧太後題書“敕建十方臥龍禪林”門額尚存。殿前青石獅子一對，雄猛威嚴；殿內塑哼、哈二將像相對立；東西配殿各三間，東供地藏像，西供觀音像，兩殿北側各建碑廊四間。改建天王殿三間，內前供伽藍菩薩，後供韋馱菩薩，兩邊四大天王像，此殿兩側建鍾、鼓二樓，下為過道。往後大院東西客堂各五間，西堂供有木刻三聖像；正中即舊大雄寶殿五間，中供華嚴三聖像，前附供緬甸王佛像，後有倒坐地藏菩薩像，兩側供二十四諸天像，懸有趙樸初書“大雄寶殿”牌匾一麵；後院東為延壽堂三間，內供藥師佛像，西為祖師堂，內供達摩祖師像；再往後即大悲殿三間，內供香樟木雕刻千手觀音像，背後又供韋馱像一尊。後一個大院東西各有配殿五間，均暫作招待室。最後即新建說法堂五間，中供3.5米高的緬甸釋迦佛玉質像，殿內設東西方丈室，內現藏有《中華大藏經》一部、日本大正藏一部、香港印大藏經一部。東院除前三分之一部分由開通巷小學占用外，有三合式跨院，齋堂五間，廚房三間，賓客飯廳三間，庫房兩間。後部分有宿舍房42間（包括樓房一排）。西院前部分有房屋十餘間，出租給殯葬處。新建禪堂五間，梁棟宏麗，簷楹高敞，十分壯觀。進深22米，內設禪位62座，有前門一間，內供韋馱菩薩像一尊，有僧人宿舍28間；後麵有念佛堂五間，內供西方三聖像，前後共計殿宇78間，其他房舍87間，佛、菩薩像54尊。
此次整修基本上保持明清風格，布局嚴謹、排列齊整，雕梁畫棟、施朱塗彩、佛像裝金、妙相莊嚴，昔日風貌再現於世，人們入寺瞻禮，大有僧寺無塵自清之感。
50年代，康寄遙居士曾有一偈：
西安首刹推臥龍，佛教各宗方便弘。
文物豐富成寶所，應儲龍象振宗風。
叢林規製
崇信佛教的眾多僧徒，和合共處於寺院之中，如樹木之叢集為林，故而寺院在我國便有了叢林之稱。自有叢林，也就有了叢林規製。
佛祖釋迦牟尼在世時，已建立了寺院管理製度，據記載，古印度的僧侶過著“三衣一缽，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簡樸生活，恪守著原始的清規戒律。當時的寺院稱毗訶羅，其組織極為簡單，隻有一個法臘（即僧侶受戒出家後的年數）較高的長者，負責管理僧眾的起居飲食，主持宗教儀式等。隨著佛教的傳播，曆史的變遷，以及各國具體情況的不同，各國的教規戒製也進一步發展、規整、完備而各具特色。
佛教傳入我國後，東晉高僧道安創製了中國最早的清規。他提倡僧人都要在寺廟修行，以釋氏為姓；唐代時，馬祖道一及其弟子百丈懷海創立了叢林清規，在叢林中設有高低不同的僧職和嚴格的管理製度。其後，各種規製日漸繁多，一個大的寺院，寺僧職別竟有80種之多。到近代，隨佛教的衰微，這種僧職名目始有所簡化，大寺院一般設有：方丈，掌管全寺活務；“監院”，負責處理寺院內部事務；“知客”，負責對外聯係，“糾察”，負責執行佛門之清規戒律；“維那”，負責組織寺內宗教活動；方丈一般采取傳法製更替，通例三年一任，其他僧職則由方丈選派。
藏地佛教經傳播和發展多形成政教合一製度，因而其寺院組織也就是宗教、政治、經濟、教育的綜合單位，黃教所屬的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都有宗寺；大寺或宗寺設有若幹學經單位，稱“紮倉”，每個“紮倉”又設有若幹“康村”，作為地區性學經單位，“康村”以下還設有“密村”，構成嚴密的組織係統；宗寺和“紮倉”都分別設置管理宗教事物、維持僧紀、行政與財務管理等等專職人員。此外，藏地佛教中還有學位的設置。學位稱格西，即善知識，在三大寺係統中格西分為四等，喇嘛從受戒入寺始，考取格西學位，一般需要20～25年時間。
東南亞地區流行佛教國家的寺院組織和僧伽製度較為複雜。如泰國，在中央，由各派共同組成的長老會議推選出僧王，領導僧伽議會和僧伽法庭等工作；在地方，按行政區劃，各級均設有僧伽委員會，有僧長、僧官等職務。此外，僧侶中還劃分有各種品位等級。
佛教傳入歐美後，為適應西方社會生活方式，寺院也按基督教方式改稱教會，並劃分若幹教區，每個教區轄有若幹教會和附屬團體；教區、教會均設有專職僧侶，如美國佛教協會擁有60個獨立教會，分為8個區域，統轄大城市的教會和附屬的佛教青年會，婦女會等。佛教徒一般將宗教儀式安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教教會舉行，在鋼琴、風琴伴奏下，誦讀祈禱文，聽講佛教教義，打坐念經。
佛教的寺院組織有一套完備的清規，同時，佛教的僧侶管理也有著嚴格的戒律；戒律是對僧侶、居士的生活、行事所作的種種限製，目的是為了加強信仰，統一行動。作為佛教信徒，無論出家的僧尼，還是不出家的居士，都要遵循佛教的戒規。佛教徒入教時必須受三皈戒，即皈依三寶：佛、法、僧，也就是以佛為師，按佛法行事，以僧為友；在家人信佛願成為居士，要經過一定的手續，同時要從師受五戒：不殺生、不盜竊、不邪淫、不妄浯、不飲酒；出家的僧尼則要遵守十戒，即除上述五戒外，再加上不塗飾香曼髟、不視聽歌舞、不坐高廣大床，不在規定時辰外飲食、不蓄金銀財寶等。更為詳細的戒律，如在我國漢族地區和尚要遵守250條，女尼要遵守348條；西藏喇嘛則要遵守450條；東南亞戒本規定，和尚要遵守227戒，女尼要遵守311戒。如果有破重戒，有奸淫、偷盜、殺人、妄語（妄稱自己已修行解脫）等行為，要被逐出教。
僧尼出家，形式上也有一整套規定。在我國，佛教信徒要求出家，需要先到寺院請一位僧人作為自己的“依止師”，由其向全寺僧眾說明情由，征得同意，方可留為弟子，為其剃度受戒。受比丘戒滿五年後，方可離開依止師，單獨修行；在東南亞地區，傳統上認為，人民都是僧侶，因而，男子一生中在未成年前都要出家一次，到寺廟修行，接受佛教教育，出家雖不強製，但卻是取得社會承認的途徑；日本明治維新後一些教派允許娶妻生子，過一定的世俗生活；藏傳佛教中一些教派也沒有嚴格的出家規定。
佛教徒們遵守著自己的清規戒律，也有著自己的宗教節日。佛教節日有幾十種之多，重要的有佛誕節、成道節、涅槃節、盂蘭盆會等。
佛誕節亦稱“浴佛節”，為紀念釋迦牟尼誕生的節日。根據“佛生時龍噴香雨俗佛身”的傳說，屆時各佛寺多以名香浸水罐洗佛像，並供養各種花卉。另外，還舉辦拜佛祭祖、施舍僧侶，以及龍舟競賽和潑水祝福等慶祝活動。佛誕節的日期、名稱在各地區有所不同，中國漢族地區一般為夏曆四月初八日。
成道節亦稱“成道會”，紀念釋迦牟尼成道的節日。據說釋迦成佛前，曾苦行多年，餓得骨瘦如柴，決定放棄苦行。此時遇一牧女，送他乳糜，食後體力恢複，後來打坐在菩提樹下沉思，於十二月八日“成道”。為紀念此事，中國佛徒於夏曆十二月八日，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稱“臘八粥”，漸之，吃臘八粥演變成為中國民間風俗。
涅槃節紀念釋迦牟尼逝世的節日。在這一節日裏，佛教寺院舉行有佛涅槃法會，張掛釋迦涅槃圖像，誦《遺教經》等。由於南傳、北傳佛教對佛陀釋迦生卒年月說法不同，涅槃節的時間也各不相同，中國、朝鮮、日本等國的大乘佛教一般定於每年夏曆二月十五日（日本近代改用公曆）。
盂蘭盆會每年夏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為追念祖先而舉行的祭祀法會。“盂蘭盆”，梵語意為“救倒懸”，即救度亡靈的倒懸之苦。據《盂蘭盆經》記載，釋迦牟尼弟子目犍宮之母死後淪為餓鬼，目犍連求佛救度，釋迦牟尼要他在僧眾夏季安居終了之日（七月十五日）供養僧眾，以求其母解脫，佛教徒據此神話，興起了盂蘭盆會。我國自梁武帝始設盂蘭盆齋，節日期間，除施齋供僧外，寺院還舉行誦經法會，以及舉辦水陸道場、放焰火、放燈等宗教活動。
